马仲英与盛世才的人物形象比较

　　红柯，本名杨宏科，其代表作为《西去的骑手》。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用悲壮雄阔的历史画面，拉开整部小说的序幕，引出整部小说的主要人物马仲英和盛世才，重点介绍了马仲英的战争传奇。第二部分用纪实的写法写了马仲英的曲折的征战过程为马仲英的最终失败埋下伏笔，引导他最终会是一个具有悲剧性人物的英雄。第三部分主要描写盛世才和他统治下的新疆以及他在新疆那块土地上所发生的各种促使他成为阴险独裁的统治者最终走向毁灭的政局黑暗面[2]。

　　《西去的骑手》自创作到发表历经十年。自出版以来，与之相关的评价研究层出不穷，大都是以“异域文化、英雄主义、西部精神”或者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风格特征为研究主题，并且在不断地深入和发展。很少有人去对作品中的主线人物马仲英和盛世才的人物形象去做研究。在对这部作品的解读中，红柯对其两位主线人物的形象塑造无疑是成功的，将两位英雄置于一个大的空间地域和时间跨度，这是支撑大西北那段深沉的历史与精神的基础，其中主人公经历的一切磨难，人性的弱点和他本身不能突破的性格缺陷，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马仲英和盛世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在西北地区广为人知。马仲英是草原上年轻的鹰，盛世才是老奸巨猾的狼。一个西北汉子，一个东北汉子，一个英雄，一个政客，在不断的对比交织中，他们的形象得到了凸现，尽管各自最初的境遇和抱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人生在新疆交汇。作为两个不同的代表，完美的诠释了一种没落，一种骑手的没落。在一个敢于背靠战马和马刀的时代对抗飞机坦克的时代，用尽了他们毕生的力量和勇气，完成了他们各自人生的命运和价值。两个骑手，一个失去了生命，一个失去了灵魂。自此，大西北没有了血性，骑手精神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只有生命的真谛和灵魂不是的传说。

　　小说的背景开阔而宏大，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大西北，地域辽阔，民族风情以及各种当地的文化特色，在这纷繁复杂的大西北，作者着重向我们描绘了当时的政治舞台。中国西北边疆处于夹缝中生存的境地，尤其是新疆，是连接亚欧的桥梁，具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新疆内部的分裂活动愈演愈烈，外加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都企图趁新疆动乱之际，煽动民族分裂搞分裂，想要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而内地南京XX蒋介石作为中央首脑，与马家军，冯玉祥的战争与联合，对抗与利用，外部列强日本和苏联对中国的觊觎虎视眈眈，西部军阀马家军，金树仁，和中央XX的斗争和妥协生动而清晰[3]。正是这样的政治背景，为我们的英雄马仲英出场做了准备，他是这混乱肮脏的黑暗中的一缕光明，让我们有了向往，有了崇拜，有了对那个时代的希望。

　　马仲英（1908—？），原名马步英，因与马步芳有矛盾而改名为马仲英，甘肃河州人，人称“尕司令”，中央陆军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1928年发动著名的河州事变，此后贯彻纵横西北四省，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使得西北政局发生巨大的变化，青海马麒处于夹缝中的尴尬境地，同时也为马鸿在宁夏的统治扫清障碍，使其xxx更加稳固，曾率部在当时的湟源、永登、民勤等地实行种族大屠杀，焚毁文庙以及众多文化佛寺，自此征战新疆使得金树仁的势力快速瓦解倒台，之后便是轰轰烈烈的盛马大战，被盛世才联合苏联打败，在此期间消灭了南疆“东突”，赴苏学习之后，于1935年失踪，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1937年他的新三十六师彻底瓦解，被盛世才收编[4]。

　　盛世才（1895—1970），字晋庸，原名振甲，又字德三，辽宁开原人，属于汉军旗人。青年时期留学日本，被原田先生赏识，受到苏联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信仰马列主义。从一个热血青年变为一个政局老手继而在新疆大展拳脚，登上权力顶峰，成为执掌新疆数十年的新疆王，期间在与苏联以及国民党等势力中周旋成长。1949年以后移居X，1970年病故于台北[5]。

　　从两者的人生经历以及家世背景来看，他们一个是东北青年，一个是西北汉子，似乎没有什么交集，但他们却在大西北的新疆交汇，这源于他们的性格特征和反抗精神。他们的身世背景可以让我们读者更好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以及体会他们的心境，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现实。这样有利于我们在研究他们的人物形象的时候更好的去评判和判定个人的是非与曲直，从而更好的理解作者写作的用意。

　　在《西去的骑手》这部作品中，红柯将马仲英和盛世才的性格特征分别用两种动物物化出来，即“鹰”和“狼”，两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全部围绕着具有象征意义的鹰和狼展开。

　　马仲英年轻勇猛，向往自由，盛世才深沉狡猾，狼子野心。

　　马仲英出生于西北望族马氏家族，自小生存于军阀世家，目睹军阀统治下的黑暗，因此他在起事之初是为了反抗军阀统治，站在统治阶级的对立面，想要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6]。而盛世才从小家境贫寒，满腔抱负赴日留学靠张作霖资助。两者出身不同却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目标并为之奋斗，只是在这奋斗的过程中两人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从而为各自最终的结局埋下伏笔。

　　和盛世才相较而言，马仲英年纪较小，做事较冲动，但也有理可循，而盛世才计划详全，深谋远虑，文中第一部分，马仲英的性格特征或多或少可以从他的语言中体现，他的语言文化带有很明显的西北特色，文中有大量的西北方言可以看出他的直爽与豪气。例如文中一开始在头屯河大战中他的一段话:

　　“我马仲英可以和盛世才演《三国演义》，苏联人插手干什么？驴槽多个马嘴，摆开阵势让他们退出国境”[7]

　　他的豪迈与自信正彰显了西北特色。而文中盛世才的直接对话语言较少，更多的是刻画他内心的想法，他想法从不外露，内心却波涛汹涌，在南京XX，受到蒋介石器重，任命为作战科长，他有军事才能却不让领兵，其中有段对话，蒋介石说：“可你小看了盛世才，他会把东北军变成自己的军队，当张作霖第二”小说借蒋介石之口传达了他的野心。马仲英一生向往自由不拘泥于黑暗，而盛世才一生都在政局中摸爬滚打，两者正彰显了作者赋予他们的动物特征，草原的鹰向往自由，大漠的狼狡猾奸诈。

　　文中第二部分大致描写了马仲英在征战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磨难，历经多场大战，多次命悬一线，却又能安然归来，他具有顽强的生命意志，历经死亡之海几进几出、跳崖、跳河、飞机失事、被人下毒多次劫难大难不死，不得不让人钦佩他的求生勇气，这种超自然的神奇精神信念被作者描写的似真非真，由此可见人的精神力量有多么强大，可以战胜外部一切因素。不过马仲英的这种强大意志和盛世才有本质上的区别，马仲英的意志是属于精神方面的，来自于对生命的无限渴望，而盛世才在南京和新疆多年的“冷板凳”的意志是来自于他自身的成熟和智慧。这也是作者想在盛世才身上挖掘来自于原始的另一种精神力量，在这种精神力量之中盛世才显得更加狡猾，能够在如此混乱险恶的政局里生存，不得不佩服他的为政之道。当然，盛世才这是一种成年人的眼光与手段。马仲英的勇猛和盛世才的智慧，彰显了鹰与狼的另一种象征，即力量和智慧。

　　文中第三部分大致概括了马仲英失败的结局以及盛世才走向黑暗的过程，马仲英两次进疆均以失败告终，为他反思自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最后懂得不能只靠自己的蛮力和血性来对抗战争，以及当时国内形势所迫和他自身的原因。因此他去苏联学习飞机驾驶，通过现代武器来改变自己的军队，想组成一支空军军队，马仲英赴苏是当时苏联在新疆利益和中亚战略的产物，可以说是苏联联合盛世才针对马仲英布下的陷阱，将他困于苏联，最终瓦解三十六师。在这段期间，盛世才主宰下的新疆的大清洗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残杀共党，迫害文人，诬陷亲人等等一发不可收拾。与此同时，他的身体出现问题，表面上血气亏损，脾胃虚弱，以此来表达实际上是他失去了血性，在这之后，他发现妻子与司机的奸情，他将自己想象成为一头雪豹，提着枪去结束他们的生命，可到了窗子底下，雪豹成为了小兔子，直至取出枪里的子弹，是的，他软弱了，失去了满腔的豪气。彻彻底底的使盛世才成为了一个诡辩家和阴谋家。作者这段对盛世才的刻画，使我们看到了腐朽的中国传统对人的精神文明的扼杀，让人失去了原有的本真和血性。即便如此，作者对于盛世才也没有过于否定，仍然可以从作者的塑造中找出对盛世才的些许欣赏，盛世才能够屈居南京，发迹新疆，成为新疆新一代新疆王。得益于他的权术和手腕。他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我们对他的人格不能过于呈现批评态度，他的选择也是由于大自然本身的优胜法则，毕竟在那个时代，他需要权力来保障自己，他更加接近现代人的思想与谋略。这部分的马仲英和盛世才显示的是鹰的胜利和狼失败下的阴险残忍。马仲英身体上失败了，精神上胜利了，而盛世才与此相反。

　　在这段期间马仲英和盛世才分别是到达了人生的最低谷，两者的生命和精神都被这可怕的政局操控着，生命被捆绑，精神被扼杀从身到心的全身心摧残。从这点上来说，他们是一样的，是国际政局与新疆交接的产物，是时代发展的牺牲品。

　　马仲英和盛世才大致在全文中第三部分的新疆相遇交汇，可为什么是新疆，不是别的地方，新疆地处中国最西北，疆域大，远离中央南京XX，金树仁的xxx摇摇欲坠，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垂涎等等综合外围因素使得马仲英和盛世才走向新疆，马仲英贯彻西北四省，而新疆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盛世才在新疆，当时他开创的战争传奇正处于巅峰时期，进疆也是为了和盛世才交锋，当然，第一次进疆铩羽而归，之后卷土重来，便将自己的军队葬送在了新疆，自己的生命也被人残害直至终结。

　　盛世生于东北，少年时期，留下的那本战地日记让他对新疆那片土地上孕育的伟大人物都充满了无限遐想，想像他们一样开拓出自己的一片疆域，之后由于南京多年的不受重视，外加鲁效祖为边疆建设来招揽人才，再加盛妻的坚决，更加为盛世才提供了一个去新疆的平台。在新疆苦熬数年终于登上督办宝座，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疆王。

　　总的来说，新疆对于马仲英和盛世才的意义不同于凡人，对马仲英来说象征着他的勇敢，对盛世才象征着他的野心，他们彼此成就了彼此，也毁灭了彼此。这也和作者在本书的序论中所比喻的草原上年轻锐利的鹰和大漠里老奸巨猾的遥相呼应。

　　《西去的骑手》有两条并行的叙述线索，主线是马仲英的传奇人生，副线是枭雄盛世才的发迹史，同时也是两位主线人物的成长史，集中刻画了马仲英盛世才两个人物形象，着重描绘了他们的征线过程和历史功过[8]。在阅读过程中，很明显感觉到作者在马仲英身上着墨较多，将他短暂的一生用两个字概括“英雄”，让我们窥视了英雄的神采和血性的力量[9]。作者加以神化，倾注在马仲英的身体里，因为这是作者心里完美的英雄形象。而另一个人物盛世才则复杂得多，作者将他的心理刻画的较多，从而更能突显出这一人物的性格特征，隐忍、深沉。终于，多年的“冷板凳”造就了新一代的新疆王，他的权术、他的手腕、他的能力，无一不是对这一阴鸷之人的最好诠释，也是在那个专制与权谋泛滥的时代造就了这一政客。[10]没有自由与正义的时代往往是暗淡无光的。

　　在红柯的笔下，对于马仲英带给人民的苦难以及他前后期矛盾的行为等敏感问题避而不谈，甚至一笔带过，例如:

　　“1929年春天，大军开到湟源，百姓死难三千湟源变成瓦碴滩。大军开到永登，百姓死难三千，永登变成瓦碴滩。大军开到民勤，百姓死难四千，民勤变成瓦碴滩。”[11]

　　将这是史实的苦难归咎于三十六师，当然，此时的马仲英被吉鸿昌追杀跃入河底，对于马仲英造成的这段民族仇杀，也使得我们建国后的史学家们对于马仲英的态度褒贬不一，但是陕西籍作家红柯却跳出我们固有的思维模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书写属于马仲英的另一番人生。在这部作品里，他更加注重的是马仲英身上那种血性之美，刚烈无畏。

　　一个十几岁的河州少年，带有孩子般的天真，对一切陌生的东西感到好奇，他坚韧勇敢，痛恨这个阴暗的时代。虽然他最后失去了生命，但他的灵魂还在，而且是干净的，没有被这个世俗的社会所污染。所以，他回归到了最终属于骑手的海洋。作者赋予了他一种原始的，类似于回归大自然的那种人格魅力。在那个年代的大西北，或许我们身上缺少的就是这种原始血性的东西，那个年代需要这种干净的东西来洗去这个社会的污秽和肮脏。马仲英的塑造也是作者心里完美的一个形象。来代表作者自己内心的渴望。

　　而与他相对立的另一人物盛世才，最初也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怀有满腔抱负却无处伸展，一路被打压终究练就了他的阴暗残忍的性格，最终被政局的黑暗面所侵染，他是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没有失去生命，但他却失去了他自己最重要的东西，他的军魂，他梦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可他自己明白已经不可能，因此他嫉妒马仲英。最终这就是他的命运，选择了成为一个政客的命运。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对于盛世才，作者并没有一味的去挖掘他的阴暗的一面，而是在阴暗中带有一种智慧，只属于盛世才的智慧。作者曾在一篇采访录里说过，刚开始想把盛世才塑造成为一个反面人物，但是他后来发现，人都是有两面性的，没有谁一生下来就是坏人，在写的时候，身临其境，才会体会到盛世才这个人物独有的魅力。因此，作者笔下的两个人物各有千秋，就看我们读者怎样去体会了。

　　马仲英和盛世才并不是独立存在与红柯的笔下，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在盛世才的影响下，马仲英从一个热血少年成长为一个有能力有担当真正的英雄，在盛马大战中，打败了马仲英的战争传奇，使得马仲英开始反思自身并为去苏联学习埋下伏笔，导致了最终悲惨的命运，在生命后期，马仲英懂得传统文明始终不能战胜现代文明和自己的人生追求，懂得了生命的真谛，最终归向骑手的海洋，在马仲英的影响下，盛世才在新疆被得到重用，马仲英第一次进疆，是的盛世才成为军队将领，第二次进疆，为盛世才登上督办宝座奠定了基础，在某种程度上，马仲英成就了盛世才，但是也使得盛世才陷入更深的泥潭无法自拔。最终马仲英的命运使得盛世才看清了自己的命运，肉体存在而精神不复将是他最大的可悲，是马仲英将他从泥潭中救赎，给了他最高尚的精神以及灵魂。

　　作为同一部作品中的两个主要人物，马仲英和盛世才完美的代表了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马仲英的失败是必然的，他的失败源于他无缘政治，无缘文化，当然，更重要的是黑暗的政治交易使马仲英成为了政局的牺牲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马仲英的认识，他依旧是西北大山之子，西北人民之子，没有成熟而腐朽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及政客文化的污染与侵蚀，因此他才显得那样自然纯美，那样神奇粗犷，他是人中之神，他与庸俗的区别就在于他有着高尚的灵魂。

　　盛世才和马仲英一样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奋斗多年掌控新疆变成了一个只会玩弄政术的政客。盛世才是近现代官场黑暗的一个缩影，通过他短暂的一生，向我们展示了那个肮脏的时代的代表，昏暗的政局埋没了他的梦想和情怀，没有了血性和精神力量的支撑，变得害怕恐惧不安，他的生命将彻底毁灭。

　　作者对两个人物的刻画，更注重的是情感诉求，对于战争本身意义没有太多的是非观，想让我们重拾马忠英身上的那种单纯与美好，那种来自大自然来自原始社会的精神风貌，作者生于关中，并非天山脚下的汉子，可他却漫游天山十年，只为了寻找现代人们失去的属于西北民族的血性与刚烈，来壮大我们的民族精神与力量。马仲英身上的单纯血性和刚烈无畏，盛世才身上的成熟与智慧，都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作者这种特立独行的写法，同类作品中的异类，这也是这部作品令我们惊喜的原因，正是这种异类，在这个缺少精神信仰文明的时代，我们得以有了反思我们自身的契机。

　　在这部作品中，马仲英和盛世才都是性格型人物，他们本身所具有的性格特征就预示了他们各自的结局。即性格决定命运，什么样的性格就会是什么样的人。两者的性格特征极为鲜明，向往自由而锋芒毕露，狼子野心而隐而不漏，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里，马仲英合乎宗教礼法，是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12]，是中国传统古典文明的代表，盛世才眼观全局，寻求新思想，是中国现代文明新思想的代表[13]，马仲英与盛世才的矛盾，宗教礼法的恪守与僭越，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都成为了两个人物的性格鲜明的代表，更重要的是象征了他们彼此的命运。命运与性格不可分割，两个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我们应该理性的站在时代的立场上看待与区分。

　　马仲英和盛世才虽然有许多方面的不同，但却是一样悲惨的命运

　　他们的命运让我们愕然的同时也让我们对他们有了惋惜之感。

　　马仲英一生虽然很短暂，命运也很悲惨，但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命运值得我们去反思，身为一个骑手，他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大西北人应该具有的一切精神。

　　关于马仲英最终的归宿，小说借吴应琪之口，在新疆的马仲英看清了命运的轮廓，这种悲惨的结局不是特指他一个人，而是泛指那一类人，他明白了他最终的归宿在真主花园里，那是属于骑手的海洋，他一直追随的大漠海洋。

　　全文有自始至终有一句话贯穿全文，便是《热什哈尔》中的一句话：“当古老的大海朝我们涌动迸溅时，我采撷了爱慕的露珠”[14]。这段看似忧郁悲壮又饱含神秘感的经典性语言，在马仲英每一次的生死关头都会从地底深处传来，象征着马仲英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他说他想做玫瑰花上的露珠，这正体现了回族或者伊斯兰教中的生命观，准确的说，马仲英领会到了生命的真谛，这正是作者想要通过马仲英向我们展示一种真正的价值观和生命观。短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意义的生命。它引导我们应该向往更加高尚的东西，而并不是沉浮与表面。

　　盛世才的命运是一条很长的征程，他和马仲英的命运在一个极限的两端，马仲英一直在追寻真正的生命海洋。而盛世才却在相反的方向一去不返，他失去了作为骑手的资格，所以他嫉妒痛恨真正的骑手，在后期杀人如麻生活在恐惧之中，永远地失去了青春和热血。后期，他看透政局上缴大量国税换得一个农林部长职位，是的，他活着，可真正的他死了，活着的只是一具躯体。马仲英死了，可他永生。

　　这部作品中的大部分历史事件以及人物都是纪实的手法，只是在对人物的刻画上，以及西北的那种精神文化还有马背上的文明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全新的注解[15]。

　　对于马仲英的人物形象，作者主要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充满了作者理想中的“英雄主义”。无论是大灰马，还是马仲英使用的河州短刀都有着“神”的特征，代表了作者理想状态下的一种精神象征。而盛世才，则主要采用了纪实的写法，从东北的热血青年，到南京XX的参谋再到新疆的政客，他一步步走来，靠的是他自己的忍耐和权术。执掌新疆数十年，违背了梦想，失去了军魂。虚实的结合以及肉体与灵魂的结合反映出作者对骑手精神的崇拜和消逝感到深深的惋惜。

　　由此可见，作者在塑造这两个对立又统一的人物形象时对于马仲英是处于高度赞扬的，而盛世才是处于一种批判态度的，这两个人物塑造的成功，并不是由表面单一的因素决定的，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马仲英的反叛精神，盛世才的诡辩因论，人物思想内涵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国内外的政治环境还有作者漫游天山十年收集资料的结果。作者将马仲英和盛世才作为代表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以及精神文明，没有单方面的记录史实，而是加入了自己的想法以及价值观，使两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域特色，不同性格特征的人组合在一起，描绘出两个对立的形象，慢慢的交汇，融合，又各自走向不同的远方。马仲英的“死”，便是盛世才的“生”，生死交融，结局便是开始。

　　[1]李星.一个关于西部精神的动人神话—评《西去的骑手》[J]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01期.

　　[2]彭玉兰.论《西去的骑手》的史诗性风格[J].电影文学.2009年第4期.

　　[3]朱玉.“异域探寻”背后的“文化身份”透视—谈红柯的《西去的骑手》[J].德州学院学报.2007年10月.

　　[4]吴中礼.“尕司令”马仲英其人.回族研究.

　　[5]杨娟.盛世才主政时期新疆与南京国民XX关系研究[D].新疆大学.2008年.

　　[6]薛晓东.马忠英研究资料综述[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05期.

　　[7]红柯.西去的骑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2.

　　[8]李兴阳.多重视野中的西部历史书写[J].唐都学刊.2005年01期.

　　[9]范莎莎.西域血性生命意识的赞歌—浅论红柯小说中的西部精神[J].群文天地.2012年12期.

　　[10]谢承国.论盛世才xxx与苏联同盟关系的基础[J].史学月刊.1999年04期.

　　[11]红柯.西去的骑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13.

　　[12]王建平.马仲英与其宗教信仰的史料分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06期.

　　[13]段金生，杨永福.关于近年来盛世才研究现状的考察[J].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04期.

　　[14]关里爷.热什哈尔[M].杨万宝译，三联书店，1993.

　　[15]白草.试论红柯西去的骑手中涉及的文化系统及人物描写[J].回族研究.2004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