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庄子言意观中的思辨精神

摘要

在先秦哲学史上，庄子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百家争鸣、语言使用混乱的情况，在继承老子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对言意问题进行探索，深入探讨了语言与意义的矛盾，发明了一种以“三言”为分类的言说方式。本文以庄子言意观的形成背景为前提，在分析梳理庄子言意观的基础之上，分析其中的思想内涵，解释言意问题，分析“言”与“意”之间“得意忘言”、“言不尽意”的关系。在思辨精神上，庄子的言意观揭示了“言”与“意”的不对称性，阐发了“意”的根本性地位，并反思了语言与伦理生活的关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庄子言意观思辨精神

1引言

1.1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言”与“意”是中国古代哲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其中，论说、名词、言意等属于“言”的范畴，而情感、意志等属于“意”的范畴。言和意既是相对的概念，二者也相互承接，体现出了哲学中的辩证关系。言与意之间这种复杂关系，在历史上就曾引发魏晋玄学家的反复探讨，并多次在书会上就此问题展开探讨，这就是历史上十分有名的“言意之辨”。实际上，关于“言”和“意”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学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庄子的言意观，为后人探讨言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既具备了文学价值，也体现了庄子的哲学理念。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言意观，并独创性地提出“得意忘言”。对庄子言意观中的思辨精神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从理论意义上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庄子哲学中“言意观”的形成进行历史考证，对《庄子》等专著中蕴含的思辨精神进行探究，丰富并扩展了对中国古典哲学道家学说的研究成果，让中国古典哲学在XXX焕发生命活力。

1.2 综述

作为古哲学中最为重要的论题之一，“言意之辨”一直备受关注，首次用“言意之辨”概括这一争论的是汤姆彤先生，此后诸多专家学者开始就言意之辨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相关著作和文章层出不穷。关于言意之辨，可以在诸多专著或者哲学辞典中看到这一概念。比如《中国哲学基本范畴与文化传统》一书中，张云勋指出本质上，感官所能感触到的声、色、形等是言和象，而思想是意，从玄学的角度出发解释言意之辨；《中国哲学大辞典》中，方克立指出，实际上言意之辨讨论的是思想是否能够利用语言去表达的问题；在《哲学大词典》（修订本）中，冯契指出关于概念是否能够准确传达思想问题的辩论即言意之辨。不同的学者就言意之辨有着不同的看法，而其中的共性在于均提到了思想和言语表达的关系，即言语是否可以准确表达思想，然而并没有人就此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

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中，冯友兰在论述哲学史的基础上，指出了庄子提出的“无”不是真实世界中的无的概念，而指的是精神境界中的“无”，即“无为心”。与之相同的看法还有《才性和玄理》一书中，牟宗三从多个角度论述了“言意之辨”，包括超言意境、言意境、外延与内延真理等，极具哲学意味；在《玄学通论》一书中，王葆玹不仅从整体层面论述言意观，还论述了不同阶段言意观的发展，从中窥探到了内部复杂性，角度独特，为后来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在《庄子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韩强分析了中国文化和言意观之间的联系，结合目前文化发展情况，论述了言、意、象的发展历程，以及其和中国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就期刊文献而言，陈清春的《庄子知言观中的道》、朱立元的《言意之间的“不尽之尽”——略论<周易>的言意观》、周春生《<庄子>一书的语言结构》、康中乾的《玄学“言意之辨”中的“忘”》、张汝金的《“得意忘言”与“语言为存有之居屋”——从不同的语言观看中西诠释学之异同》等期刊文章，解释言意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言既能表达意，又不能表达意，这种“不尽之尽”的奇妙关系引发了学者讨论和研究，这是“言意之辨”初期研究的主要特征。

硕博论文来看，徐文英的《论“得意忘言”哲学命题的美学转换》就“言意之辨”哲学问题另辟蹊径，从中国美学的角度论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并分析魏晋和六朝“言意之辨”的发展状况；徐新峰的《言不尽意论》指出，语言通过文学来表达，其以古典诗学理论为出发点，探究了“言不尽意”论；邵冰华的《文艺学视域的“言意之辨”》认为，在当代文学中，不能从单个维度去讨论“言”和“意”，而要就表达场景和表达意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去讨论“言意观”；梁杰的《言意之辨与文学阅读》，比较了西方和中方之间的言意之辨，中方主要是“言意之辨”，而西方表现为接受美学理论和解释学，分析二者之间的区别并作出论述，能够将其运用到不同题材的作品阅读中，可以将读者、作品、作者三者之间的联系从言意关系的角度作出阐述，将言意观运用到实际阅读中。综上所述，大多数的研究都系统的论述了庄子的言意观，体现了庄子言意观的重要地位，但是从庄子个人思想角度出发论述言意观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结合庄子的思想，分析其言意观的内涵，并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出针对性的概述。

2庄子“言意观”的形成背景

庄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中期，这是一个尔虞我诈的战争时代，XXX更迭，社会生活极不稳定。动荡的社会使得旧有的等级秩序、思想言语等不断遭到冲击，产生许多问题，较为突出的就是言意问题。面对如此乱世，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纷纷作出回应，从不同角度对言意问题提出看法，从言意问题入手匡正社会秩序，较为典型有儒家、墨家和道家。

在庄子之前，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认为，言辞应该符合“礼”的规约，过分的言辞对达到“仁”的标准有妨害作用：“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主张在日常生活中也必须使言辞符合“礼”的规定：《论语·颜渊》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外，孔子还看重言辞的文采，他主张完美的文章应该是意义与言辞的两相结合：“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孟子在继承孔子的基础上更是强调了语言在维系社会的“礼乐”秩序上的重大作用。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在一个歪理邪说横行的时代，孟子觉得他的辩论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可以继承儒家先贤的使命，起匡正人心、平息各种歪门学说、维系社会等级秩序的作用。

作为墨家学派的代表墨子与儒家孔、孟一样，也认为“辩”承担着重大的使命，《小取篇》曰：“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墨子甚至还提出了许多辩论的技巧，如“三表法”、“察类”、“明故”等，要求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列举清楚事物所以然的原因。但是，与儒家竭力以言辞维系“礼乐”、“仁爱”等级秩序不同，墨家主张“兼爱”，注重论辩的逻辑性而不注重礼仪和文采。

与儒、墨两家截然相反，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对语言的表意功能率先提出了巨大的不信任。《老子》开宗明义即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不可以确切的表达出来，只能去感知是老子的观点。能够用语言表述出来的道，就不是终极意义上的“道”；可以用概念来表述的“名”，也不是终极意义上的“名”。“道”和“名”都是不可言说、不可命名的。老子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真正明道的人是不言说的，雄辩滔滔的人并不真正懂得道，因此圣人行教也是“行不言之教”。老子在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上，也是对言辞持消极态度，他认为让民众无知无欲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治理，这大大影响了后来的庄子，比如他认为“圣人之治”须“常使民无知无欲，使知者不敢为，则无不治”以及“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民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在文体和个人道德操守关系上，他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真正符合“道”的要求的人是弃绝辩论的，这样，在言辞标准的价值取向上，道家站在了跟儒、墨二家针锋相对的立场上。但是，老子毕竟使用了五千余言来阐述“道”和“德”的道理，这跟他所主张的“善者不辩”是存在矛盾的，这个问题，由庄子通过厘清“言意关系”对其学说实现了继承和超越。

庄子在大体上继承了老子的世界观，但在方法论上，他完成了对老子学说的超越。庄子把“言意关系”作为他一个重要的落脚点，独创了一种全新的言说方式，表明了想要掌握世界的规律和真理，依靠所谓的概念性语言是不充分的，他通过和诸子百家进行激辩而闻名于世，从此后人对中国哲学的思考便开始了辩证的思维，他的言意观也达到了先秦道家言意关系理论的高峰。

3庄子“言意观”的主要内容

3.1庄子对“言”的梳理

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在庄子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从他对“小言”和“大言”、“俗言”和“高言”的论述中就能看出，我们日常所表达的言论或行为是归属于形而下的范畴。由此，二者之间的差距就是庄子所要表达的哲学理念，是区别于我们生活的另外一个世界。“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齐物论》），高谈阔论和小人争论自然有着本质区别，后者虽然在表达上占据数量优势，但是其质量并没有多么的高，离要追求的“道”更是相距甚远。而前者则完全相反，在庄子对其的有关阐述中，指出了至言和高言同样具备语言简练并且富有思想的特点：“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天地》）。寻常百姓对于阳春白雪的东西并不特别的关心，他们生活的环境注定了只会对下里巴人的世俗产生浓厚兴趣。因此，这也就是这些至圣言论不能够在世间广泛传播、深入人心的原因。受限于世俗而不能够和道契合是“小言”的特点，这同“大言”更接近于真实的道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后者具有客观性、真理性，是一个完整而又准确的道理，能够被普遍适用。所以，我们该如何追求“大言”，同时减少自己的“小言”呢？

同老子一样，庄子也认为“道”不能以一般的言说方式被阐释，但庄子认为：“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粗糙的言说固然是不能达道的，但是一味地保持沉默也不能达到“道”的玄妙状态，因此只有寻求到某种巧妙的言说方式，才能将“道”传达出来。庄子为了传达“道”，把同譬喻、引用和事实的论证作为三种表现方式，对应的分别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

对庄子提到的三种言论方式分别来看，“寓言”就是指通过讲述一个故事借以将其中蕴含的道理表述出来。庄子想通过寓言，假他人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为什么这样做？庄子举了亲生父亲不给儿子说媒的例子，他说亲生父亲用来夸奖儿子的话，一定不如外人夸赞的话更加可信，因为从一般人的心理来看，人总是倾向于袒护自己的一方，而对他人则比较苛刻。所以通过外来的事物进行暗示的寓言自然而然会让人们放下心中的偏见去真正的思考，寓内于外，而外又反过来衬托内。对于寓言的使用方式，庄子指出共有两种。第一种是转移话题，把所要谈论的事情放在寓言之中，通过通俗易懂的故事来阐述深刻宽广的道理，这种以小见大的方式在庄子的过往中被广泛使用。譬如在《逍遥游》中，庄子以鲲鹏、斥鷃的区别来揭示大小之辩，在《养生主》中，以庖丁解牛的精湛技艺讲述顺应自然天道养生的道理。另一种则是借他人的口来讲自己的观点，甚至这种观点讲出来以后跟他人本身的观点截然相反。譬如在《人间世》中，庄子描写颜回想去卫国辅佐国君而被孔子阻止，借孔子之口表达庄子自己的观点：“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并且孔子还让颜回要做到心中宁静忘却自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通过假他人之口来表达自己道理的方法，原来存在于儒、道两家之间的对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道通为一”。这样的寓言方法看上去有些不切实际，那么庄子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两个对立的哲学流派为什么可以融合？既然如此哲学重要的是语言本身还是人对语言的表达？只要仔细想想，就能够发现庄子所要追求的并不是因人而异所表述出来的语言，而是在这些人的背后所隐藏的共同理念，这正是他一直以来希望达到的“齐言”的境界。

“重言”指重复、援引或摘录前贤、古人、名人的谈话言论，和寓言一样，实质上也是“藉外论之”，但重言更像是传统意义上的依托，“以重言为真”，没有杜撰和游戏色彩。被借重者一般是上了年纪的长者，在传统社会，年纪一般被认为与智慧呈正相关关系。对于“重言”的描述，《寓言篇》中说到：“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庄子认为耆艾在某些事情上可以被相信，但也提出了耆艾并不必然意味着智慧。世上虽有很多人的年纪达到了“耆艾”，但并没有人们可以期望的“经纬本末”或“人道”。无人道者，庄子称之为“陈人”。庄子这样做，或许是为了重新审视那些被世人尊为先贤、圣人的耆艾的智慧吧。

“卮言”，成玄英解释为“无心之言”，林希逸说如卮中之酒，“人皆可饮，饮之而有味，故曰卮言”。刘固盛认为，庄子对于“卮言”的阐述是他思想中最重要的精华部分，其已经涉及到了庄子所要追求的“道”。“卮言”的范畴既包括了从“道”的角度看待世间万物，同时也包括了对“道”的特点、作用以及性质等方面进行描写的言论。因此，可以看出，“卮言”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然随性，是一种比较宽泛同时又是最为真实的言论，不拘泥于某一种表达或者某一个限制，随着世间道法变动而变动。换言之就是其不受束缚，不受制约，虽脱口而出却暗含天地至理。从这来看的话，“卮言”是最接近于道的自然而然表达的言语。

我们看到，无论是“寓言”、“重言”还是“卮言”，要么是假借故事、假设他人对话而言说，要么是在漫不经心、滑稽谐趣中言说，都不同于直接用庄子之口去独断“道”本身。《庄子》之所以采用这种曲折言说的方式，正是庄子继承了老子言意观的体现：真理不存在于辩论之中，说服是语言的一件不可能彻底完成的任务。但是，另一方面，要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不通过言说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庄子》只好假借他人言说或者古优戏说的方式，曲折隐幽、遮遮掩掩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庄子》采用“三言”，不能不说与其激烈矛盾的言意观有关。

3.2庄子对“意”的洞察

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语言是和事物思想相对应的。作为事物思想的意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第一个层面是浅层的理解，将意解释成事物的定义，即事物的本身属性，这与名和实中的名是同一个意思表示，他曾说过，事物本身是具有指向性的，而这种指向性并非语言所能涵盖的。这里的意便是事物的意思；第二个层次的理解更为深刻和抽象一些，即意代表着思想和意识，而庄子最为常用的也是第二种解释，他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过意的含义，比如他曾说过意识表达出来的含义能让人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但是语言却有它的匮乏之处，这里他所使用的就是第二层含义。后人对其思想进行总结，认为意之所随表达的是第一种含义，而心之所悟表达的则是第二层含义，在对语言和意识进行讨论时，既要关注语言的形式和内涵，也要关注其与意的关系。

对言意的讨论不能只停留于表面，语言和内涵一定要充分结合在一起，这是对该问题进行讨论的第一个层面。正如古文里提到“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这段话充分表示，即使语言在进行意思表达时，有它的不足之处，但如果说的时间久了，也能清楚地使听者明白物的含义，这属于形而下的理论范畴，在该范畴中，小言是可以掌握意思表达的，但是当我们探讨言意的第二个层面时，小言则做不到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语言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形式一个是内涵，无论是哪个方面，意都不具备特指性，即无论语言是以形式还是以内涵的方式出现，它都不能精准指向“意”，由此可见，即使是在多数哲人都认可的形而上观念里，言也并不是万能的。为什么轮扁会说出圣人已死的谬言，其实现在来看，这谬言也是真理，因为圣人的意是无法通过著作来传达的，而语言的弊端也因此而体现。庄子认为，人的精神思想会随着主体的消亡而消失，即使圣人之言后人视之如宝，其实也只是糟粕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言和意是分开的，是具有不同属性的，两者之间的距离仍然非常大，真正重要的“意”是不可言传的，留下来的“言”就成了“古人之糟粕”。

4庄子“言意观”中的思辨精神

4.1揭示“言”与“意”的不对称性：得意忘言与言不尽意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以捕鱼的网和捕兔的笼子来影射语言，他提出得鱼忘荃的思想，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石破天惊之语，庄子认为虽然语言帮助我们认识到了思想的精髓，但是这其中也有我们自身对语言的不同理解，当我们已经理解了语言中的深刻含义，就可以忘记语言，这样才可以更为透彻地明白文中之“意”。他认为言只是获得意的一种方式，不应对此执着，如果太过执着于语言，便不能加入自身的理解，便无法真正获得意。不得不说，这种忘言的境界并非普通人可以达到，大多数人只会停留在语言层面，无法真正得意，因而也无法忘言。

庄子的“得意忘言”之说，是为现代符号学的先声。现代符号学认为，符号是语言一种特殊表达，它的存在是为了弥补意义的缺场，决定了语言文字只是意义的替代。而意义必须靠解释才能出现，反过来，意义一旦被解释出来，符号的必要性就被取消了。符号表意，只是一个“待在”（becoming），当意义结束时，符号就不再存在，有关它的作用，正在于让我们找到尚未发现和体验的意义。

而现代符用学关注符号发送者的意图和接收者的解释，同时关注符号的语境，这在庄子那里其实也早已被洞察：

“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

知之。”（《庄子·齐物论》）

庄子认为当时针锋相对的儒家和墨家，都片面地固守在自己的观点上，反对对方认可的，支持对方否定的。他以相对主义的视域，提倡人们要摒弃自我的偏见，从他人的视角出发，运用同理心，去理解别人，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真正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维特根斯坦是一位著名的现代语言哲学家，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运用。”这意味着符号真实存在的意义就是在它运用的时候，因为符号除了表达意义别无他用，而符号要表达意义，必须在人的使用之中，这种使用可能是因人而异的。庄子的洞察之处在于，他发现诸子的学说，百家争鸣，讨论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道体，有各种是非对错，都因其固守在自身经验的成见上。庄子提出，如果想要获得真知，唯有一个办法，便是用空明的心境去反映事物的实情，承认自然事物有向其对立面转化的趋势。

庄子提出的“言不尽意”理论是一种对语言表达困境的深刻总结。从现代来看，在生产力和科学知识落后的战国时期，庄子能够拥有这样一种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如此灵活的思辨能力，是一件值得称赞，非常可贵的事。

4.2阐发“意”的根本性地位：“不可说”的神秘主义

尽管庄子提出了“道不可言”、“言不尽意”这样的观点，但他却用来十余万字这么长的一个篇幅来讲述“道”。因为只有运用语言才能向人们传递“意、“道”，抛开语言，单纯的只讲思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尽管庄子和老子的哲学思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庄子和老子的言意观是一脉相承的，是老子言意观的承继与发展。其中，最本质的继承关系是哲学上的“道”本体论且从大体上来讲更为倾向于道“无”论。在论证阐述言和意之间的关系时，从道“无”本体论的本质出发，以体道、悟道两个层面为中心来进行。与此同时，对语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的理解，庄子并没有止步于“言不尽意”这个层面，而是从言、意、道三个方面来进行全盘考察，基于“言不尽意”的层面上提出更为深刻的“言不尽道”的新颖概念，对语言局限性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庄子·天道》讲述：“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上面所讲的由外至内、从粗到精、从明到玄，按照顺序排列依次为书——语——意——道（知）。其中“书”和“语”指代的是语言，在庄子的观念中，书是由一段段的语言文字构成，自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而“意”的含义却不尽相同，是有区别的。“语之所贵者意也”中的意，它指语言中包含的“意”，也就是“语言”中所传达的对于事物表象的理解。“意之所随者”中的“意”，即体道之“意”，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述，无法具体的表述和传递，捉摸不透，和“语”是不匹配相符的，是事物的根本特性。在这里，庄子发现了本质与现象、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它们加以扩大，他将整体世界划分成两大部分：一、有迹可寻的物质世界；二、不能以形色名声求之的本体世界；其中物质世涵盖书、语以及“语之所贵者意也”中的“意”；本体世界包括“意之所随者”中的“意”与“道”。这也是庄子一贯持有的反对世俗“注重言论”的态度，倡导“忘言遗书”、“绝学去知”的根源所在。根据这些人们可知庄子关于言意观的根本性的主张，在形而上超验领域，言与意不是一个概念，它们是不互通、不一致匹配的，意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言语也不能确切地表达出所要表达的全部意思和感情，因而“言不尽意”是庄子思想的主要走向。

在《天道》中讲述了一个关于“轮扁斫轮”的故事，具体描写如下：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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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

在此故事中庄子首先将斫木制造车轮的技艺和读书作比较，然后再用读书比作求道。“有数存焉于其间”中的“数”和“不可传也”中的“道”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事实上就是呈现了事物规律的“道”。当这种“道”具化成斫轮之术时，就使当事人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但却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很明显这种“数”绝对不是这样的一种科学思维模式：通过定量关系描述并能教授给其他人，而是一种只能靠人们的直觉来领悟的高深玄妙的东西，它和数学观念处于对立面，并扎根于个体的生命实践之中，只能用心去揣摩领悟体会，没法用话具体地表达出来。因此在庄子的观点中，古时候圣人的体道之意一定不能通过言语、书本来传递给后世之人，那么圣人所著作的书籍，流传下来的文字按照这个说法来讲就一定不是悟道的内在精华，而只是一些表面粗浅鄙陋的东西而已。实际上这就演化成现象与本质、物质信息传达工具的“语言”和表现事物规律的“道”之间的矛盾。

庄子在《齐物论》有云：“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俄而有无矣也，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庄子的提出这样观点：如果从时间上来推断世界的起始是没有办法知晓的，再讲世界的“有”或者“无”之前，按照逻辑道理来讲应是没有“有”与“无”的，因此，我们所处的世界，究竟是从“有”或“无”起始是一个未解之谜。在这种具有代表性的打算尝试跨越“有”和“无”辩论的相对主义言论中，大家透过想象看本质依旧能够看得出庄子倾向于道“无”论的观点。所说的没有“有”和“无”分别的原始状态，也就是人们所讲的无差别状态，依旧是“无”。这种从纵向的时间上追溯到无穷，正好验证了庄子的“道没有终始，万物有生死”的观点。从时间方面来讲，“道”的本质是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点的，“无”一直都是辨别“道”与“物”不同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道“无”论的关键凭证。

因而，从根本上来讲，庄子的“道”和老子的“道”是一样，它们都具有这些特征：“无声无形、没有始终、没有大小之分、无名无实、无来无往、无际无崖、没有根源、无为而无不为。”因此“道”非常玄妙神秘，不可命名、难以言表，是一种虚无飘渺形而上的境界。再《田子方》有这样一段描述，孔子想要见温伯雪子很久了，但待到真见面之后，孔子却不作声，是什么缘故？孔子回答道：“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也不可以容声矣。”孔、温他们两个人都是体悟大道与躬行正道的人，只需要一个眼神交流就能够了解彼此传达的意思，所以不需要用语言来沟通。从这里可以看出，道只能通过直觉体验和体会得到，而不能存在于语言的外壳中。这种“无”的本质特征直接奠定了“言不尽意”与“言不尽道”这两种学说是掌握庄子言意观的根本地位。即言不尽道，语言没有办法穷尽存在的无限性，这是语言的基本哲学事实。

4.3反思语言与伦理生活的关系：大言不辨与无为而治

言与意之间的辩证论很好的展现了庄子的语言哲学，具体体现在言、意和道三者之间的关系中。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言和意、言和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言不尽意”和“言不尽道”。由此，庄子阐述了语言作为沟通交流信息传播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局限性的。除此之外，庄子还在言和道之间引入“知”的观念，“意”从“知”涉及认识论，庄子的言意观以道本体为出发点、基础和目的，而以其“绝圣去知”的直觉认识论为依托、手段和目的，以此论证当时流行于世的诸子学说都是有限的、劳心费神而难以成功的。

在《养生主》中，庄子有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在庄子心目中：人世间一切是非争论都是由偏执于自我之见而产生，只有做到“绝圣去知”、摒除偏见和独断才能通达庄子在《齐物论》中描述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道家学派所崇尚的无为政治。

对于庄子来说，辩论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揭示辩论、语言的局限性，而不是单纯的为辩论而辩论的，在他的主观意识中沉迷在辩论中与沉迷于歌舞与女色之中并无二致，没有任何区别，都是一种浪费生命的行为。他在《齐物论》中讲：“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几向方矣。”体道者之间该是像《大宗师》所说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生命是超越名言，因此也是超越名辩的，这也许是庄子最想表达的内容，也是他对于理想社会的伦理构想。

4.4庄子“言意观”思辨精神对后世的影响

庄子创造“言不尽意”说时并没有想到这个学说能够流传千古，对后世之人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讲述的是“言”与“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类语言与心意两者关系的问题，一直以来这个问题都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中的关注焦点。“得意忘言”不仅处理好了“言”和“意”之间的矛盾，还是人们艺术追求的一种最高境界，乃至成为后世玄学家们融合儒道体认清本体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魏晋玄学代表人物及创始人之一的王弼，他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易传》的撰写之人凭借着庄子的“言不尽意”说立论，不仅首次明确清晰地提出了“言不尽意”的命题，还率先创造性的建立了“立象以尽意”学说，不但完成了《庄子》整体性的转换，还实现了儒家和道教有关言与意思想的有机整合，进而奠定了它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系辞传》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立“象”能够尽意，即运用具体可感的形象能够很好地表达圣人的思想、想法。“言不尽意”和“立象以尽意”说连在一起时就表明这样一个观念：当运用语言不能清晰、完备的表达所要传递的想法时，运用形象能够更明确、更精准的表达。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魏晋玄学代表人物王弼提出，有言势必和得象有一定的隔断，有象又势必与得意有一定差异与区别。王弼最终得出这样一个论断：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这从更深的一个层面上揭示了从言至象再到意，它们内在本质的不统一性和它们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基于《周易》的“立象以尽意”说上，王弼更深入地提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使是作为传达中介的象也不能够彻底地、精准地表述所要传达的意念和情感，这也是“言不尽意”思想的一种侧面体现。

陆机创作《文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其创作过程中存在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矛盾，因此，围绕创作构思，着重阐述“作文利害之所由”，即写作的方法技巧与艺术性的问题。由此引援了庄子的“言不尽意”思想进入文学创作论。

5结语

在先秦哲学史上，庄子对语言和意义之间的矛盾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并提出两种具有创造性的主张：一、“言不尽意”；二、“得意忘言”；他以恢弘的想象、精妙的比喻、带有强烈辨证色彩的文学语言，从语言体现各家学派是非成见、语言本身没有意义重要等观点展现出了对语言表达事物的有限性的深刻洞察，是现代语言哲学的先声，庄子的言意观以独具一格的方式，成为了先秦各家言意关系理论的一座新高峰，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继承老子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庄子开创性地使用“寓言”、“重言”和“卮言”来间接传达“道”的玄妙境界，他表达自己观点的过程曲折隐幽、遮遮掩掩，《庄子》采用“三言”传道，不能不说与其激烈矛盾的言意观有关。

但是在这里，我们考察庄子的言意观对哲学的积极意义，并非有意掩盖庄子思想中的消极成分。庄子继承老子观点，提出在形而上学的范畴中，语言纯粹是一种摆设，完全没有地位可言，不言方可悟道，他试图采用忘言得意的方法进入绝对的精神自由境界，从而打开一条心灵自由悟道的道路，对于庄子，这是与他的言意观一脉相承的伦理构想，但我们也要看出这是一种非常神秘的、不可交流的、不具备公共价值的状态，尽管庄子和老子一样，认为通过“绝圣弃知”便可以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但这种状态依旧是一般人难以理解更难以做到的。此外，庄子认为世上所有变化的事物都看作是没有一点变化，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广泛传播唯心的相对主义以及不可知论。与他的虚无主义的相对论相适应，他竭尽全力地否定现实，倡导消极地避世主义，鼓动人们与现实社会相脱离，在虚无的精神领域中找到解脱之法。他一面否认语言的绝对有效性，一面又用语言去表达一种“不可言”的精神状态，也体现出他学说中的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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