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悲剧根源

　　《孔雀东南飞》最早被《玉台新咏》收录。《玉台新咏序》中称编者“于是燃脂暝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可见，《玉台新咏》所收的诗歌，是乐府艳诗。从编者的角度看，《孔雀东南飞》被定位在艳歌题材上，是一首歌颂爱情的诗篇[1]。

　　传统的对《孔雀东南飞》悲剧根源的解读来自于焦母、刘兄所代表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是导致刘兰芝、焦仲卿悲剧故事结尾的刽子手。传统悲剧解读是一种政治范本，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弊端。然而，文学最终表达的情感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流传下来的价值也是对于人性的鲜活刻画，如果单从封建社会这一点去探寻《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根源未免有些狭隘，所以她提出重新新的探究观点，男女主人公的悲剧还源自于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性格特点，首当其冲的就是刘兰芝与焦母的性格矛盾与婆媳冲突[2]。

　　其次，在研究《孔雀东南飞》悲剧根源时着重研究封建历史背景下造成刘兰芝被遣，导致最终悲剧结尾的多方面原因。首先是无子说，认为刘兰芝之所以被遣，是因为无子嗣，从诗中可以推断刘兰芝并没有子女，而在古代思想中，女子没有子嗣是可以成为被休弃的理由，所以无子是刘兰芝被遣，焦母发难的首要原因。然而刘兰芝无子，焦母可以直接援引“七出”之条遣之，而不必横加挑剔。而且，虽然古代允许休妻，但从中国文化的总的倾向看，并不赞成休妻。夫义妇顺，琴瑟和鸣，白头偕老，才是中国古代追求的理想婚姻。即使构成休妻的条件，古人也不会轻易休妻，而是尽力维持夫妻关系，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以无子为理由休妻，一般也要等到50岁后。况且，古代有纳妾制度，以无子为理由出妻实在没有必要。所以无子是焦母发难的原因也是隐藏刘兰芝被遣的借口。

　　还有在研究《孔雀东南飞》悲剧根源时发现整篇诗词中始终贯穿终着一个“逼”字。在焦家，“逼迫有阿母”[3]；在刘家，“逼迫兼弟兄”[3]。那么，刘焦二人之死，是否与焦母与刘兄的逼迫有关，也有人提出了新的看法。首先从焦母“槌床便大怒”、“阿母怒不止”等行为来看[3]，认为焦母是一个独立操持家务的寡妇且缺乏诗书教养的村野农妇。由于有长期寡居、孤独寂寞、心情压抑的特殊经历，养成了她蛮横、顽固、暴躁、冷酷无情的性格，因而，稍有不如意，便歇斯底里地发作，使家庭矛盾越来越尖锐。焦母之所以容不下刘兰芝还因为她对儿子有一种偏执狂似的爱。母子之爱，人之本性，可是焦母对仲卿不同于一般的亲子之情，不是希望儿子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甜蜜和谐的夫妻生活，甚至把对儿子的爱倾注到儿媳身上，她是偏执狂似的爱，变态的爱。所以焦母的嫉妒才是导致悲剧产生的重要原因。

　　但是，在这众多的原因中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焦仲卿的懦弱与无能。焦仲卿生活在单亲家庭中，自幼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而焦母的过于强势和对儿子近乎变态疯狂的爱，以及缺乏父爱的关怀造成了焦仲卿懦弱的性格。以致于在发生婆媳矛盾时，不能从中调解，畏惧母亲的威势而无所作为，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所以焦仲卿的性格原因才是造成悲剧的关键。

　　《孟子·万章下》说∶“颂其诗，读其诗，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也就是“知人论事”。因此想要了解一篇文学作品，就一定要去研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1]。汉朝建国时，社会百废待兴，因此当时的统治者采取了黄老之学，即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经济恢复，并且逐渐繁荣，到汉武帝时期，官方便崇尚儒学，官员也都以儒学起家，收门徒教学。所以在当时便出现了“门生故吏遍天下对现象”。时间越长，到了东汉时期便出现了门阀士族，世家大族。与“士族”相对应的便是“庶族”。《孔雀东南飞》发生在东汉末年，社会的权力为士族所把持着。士族生活条件优越，钟鸣鼎食，没有生活压力。而庶族是没有的人民群众，想进入仕途机会渺茫。在当时，“士族”和“庶族”等级森严，很少有往来。国家阶级分化且严重对立。如果想要来往，通婚的话则会被耻笑。”

　　《孔雀东南飞》序里表明焦仲卿是“庐江府小吏焦仲卿”[3]可见焦仲卿是“士族”里比较低层的小吏。焦母在诗中也曾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3]。因此焦母的希望必定是可以找一个门当户对亲家，来帮助自己的儿子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在首诗的开头小序，“汉末建安中”，表明这首诗的时间很明确，即东汉时期。此时的国家形态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汉承秦制，中央集权国家已然形成并已成熟。并且在东汉时期一个典型的政治特点就是豪门士族兴起，把持着国家的xxx，更是牢牢地控制着国家的选官途径，是新的士族阶层。以至于在当时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的程度。所以在婚姻上更加讲究门第和出身，于是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趋炎附势的社会心理。在当时的焦家，焦仲卿在太守府里作史虽然职位不太高，但在当时的社会上，已经有了“品”的资格。焦仲卿的父亲已经去世，所以身为儿子的焦仲卿是家里唯一的希望。而刘兰芝“自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3]。”也就是说，刘兰芝是乡下长大的。而焦仲卿在官府里做事，焦母以为自己是大户人家。刘家虽然是庶族，但是家境很好，从刘兰芝的陪嫁上就可以看出来，在诗中写道：“妾有绣腰濡，藏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3]。”可见陪嫁之丰厚。刘兰芝也说“受母钱帛多[3]”但是此时是刘家兄弟当家，以刘兄的嫌贫爱富，趋炎附势，可以给予焦家的陪嫁不会很多，没有多少。本就是庶族，还没有多少陪嫁，这是一场没有价值的婚姻，从中焦刘两家都得不到什么，所以焦仲卿的母亲难以接受，于是这场爱情悲剧就再所难免。才有了后来刘兄逼婚，要让刘兰芝嫁给官员的儿子，以此来攀附士族，提高社会地位[4]。

　　在思想上，封建纲常的思想早已确立，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贯穿整个政治和社会家庭中，在当时注重以“孝悌”治天下，对父母要“孝”，对兄长要“悌”。但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该思想很容易变得极端，变成“愚孝”。中国一直都很追求孝道，《孝经》中∶夫孝，德之本也。表明孝道是作为一个人基本要有的品德。当时的统治者也以孝来治天下，在汉朝统治时，把《孝经》作为必修内容之一。在这种时代环境下，有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孝道，百姓也会践行[5]。而焦仲卿作为一个太守府的小官吏那就更不必多说。西汉鸿儒董仲舒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那个儒家思想确立正统的年代，非常注重家庭的传宗接代。但是刘兰芝“共事二三年”没有生育，这个问题始终让焦仲卿的母亲焦虑，脾气也越来越急躁，即便刘兰芝聪明能干，贤淑貌美，仅因为不能生育这一点也可让焦母逼迫刘兰芝离开这个家庭不可。于是就有了“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女求，便复在旦夕[3]”的借口。

　　在诗的开就写到刘兰芝所受到的良好教养，“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3]。”少女刘兰芝自幼便习女红，善弹琴，能诵诗书。十七岁嫁给焦仲卿为妻，日夜辛劳，勤.于家务，却不为婆婆所容，于是就去信给正在庐江郡府做小吏的丈夫，诉说不堪忍受之苦。仲卿回来为妻子求情，却遭母亲斥责，并令其休妻另娶。仲卿长跪，言“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3]。"母亲大怒。因仍要赶回郡府任上，仲卿只得先请妻子回娘家，暂避一时。兰芝自然明白，如此一别，类乎休弃，今后恐难再见，便将自己常用的香囊、妆奁等物留给仲卿以作纪念。鸡鸣天亮，兰芝精心梳妆之后，上堂别过婆.婆和小姑，流泪登车而去。此时仲卿已等候在大道旁，夫妻相见。两情依依，低头耳语道：“誓天不相负[3]。”刘兰芝被遣回家十余日，县令即派媒人来为其子求婚，被兰芝婉言回绝；又数日，太守也托郡丞登门]提亲，明言太守的五公子尚未婚配，愿与刘家结为百年之好，又被谢绝。这下早惹恼了兰芝那位性情雷暴的大哥。兄命难违，兰芝被逼迫不过，只得一切任人安排。那边媒人回报，说刘家已允婚事。恰好三天过后便是良辰吉日，太守马.上四处派人备下金帛彩礼，人马舟车，以便早日完婚。仲卿在任上闻知此变，急忙乞假告归。第二天，兰芝整日默默无语，只是和泪裁衣。忽听得一阵熟悉的马嘶声，出门遥相望，知是故人来。兰芝手抚马鞍，一一诉说原委。仲卿提及当日誓言，二人只好相约“黄泉下相见[3]”。各自回家去了。仲卿回家后对母亲说道：“今天大风吹折了树木，院子里的兰花，上结满了严霜；孩儿的性命犹如西山的落日，母亲今后一人，要多多保重”，遂再拜长叹而去。这一天，迎亲的车马格外热闹，新妇已进门。黄昏后人群渐渐散去，夜深沉，万籁无声，兰芝揽裙投水自尽。仲卿得知，徘徊树下，亦自缢殉情。后两人合葬于华山旁。

　　《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诗中著名的长篇叙事事，讲述了一个爱情悲剧。至于悲剧的原因，有一个自“五四”以来的学术观点，那就是封建礼教造成的。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下，焦母之所以强迫儿子焦仲卿与刘兰芝离婚，绝对有封建礼教中家长制的权威。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作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斥；对诗中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和反抗精神寄予同情和加以赞扬；同时对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通过幻想的形式加以描绘和歌颂[6]。但是以封建礼教作为悲剧的原因还有待怀疑。从《孔雀东南飞》诗中看，刘兰芝体贴温顺，聪慧美丽。为了顾全大局甘愿忍受焦母的欺压，这明显是一个十分遵守封建礼教的女性。至于说是门第问题也是站不住脚的，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3]”；“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3]”；“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3]”。这些都是体现了刘兰芝出生于下层人民群众，还要像底层百姓一样去劳作，这些都体现了刘兰芝出身“庶族”。如此看来刘兰芝必然和“士族”无望了。造成悲剧的原因看似是因为出身的不好，造成“士族”和“庶族”的对立，从而引发焦母看不上“庶族”出身的刘兰芝，进而逼迫焦仲卿去和刘兰芝离婚，导致最后焦仲卿和刘兰芝双双自杀，以悲剧结尾[7]。但通过太守遣来的门人就可以知道“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3]。”《孔雀东南飞》开篇也说到“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3]。”在古代那个生产力的落后的时代，读书可以说是“奢侈品”，很少有人可以有书去读，更何况是女子。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刘兰芝绝非“庶族”那么简单。再加上太守派人来给儿子追求一个离过婚的女子，就更足以说明刘兰芝不是一个庶族人家的女子。因此可以断定刘兰芝和焦仲卿基本上是门当户对的，这个故事的悲剧原因绝非是门第问题。

　　礼教的意义就是规范和指导人们的生活行为，维护家庭和社会秩序。礼教应该是相互的，即礼教维护的双方之间都有责任与义务。以往对《孔雀东南飞》悲剧的解读在于刘兰芝和焦仲卿这对夫妻不和礼教，这里的不和礼教就是没有遵守焦母的意志，也就是愚孝。“孝”是维护封建家长制权威的工具，是礼教上层对下层的欺压，以往的认为是焦母借助礼教杀死了焦仲卿和刘兰芝这对夫妻。但是如果冷静，客观的分析封建礼教的教义，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习俗，就会发现上述观点并不是十分准确。首先根据《曲礼·礼运》记载，“子妇有勤劳之事，虽甚爱之，姑纵之，而宁数休之[1]。”意思是说儿媳妇非常忙碌，公婆非常疼爱她，也只能任她去做，但要劝她多休息。《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每天“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3]。”反而还在挑毛病，嫌弃刘兰芝干活少，干的慢，简直把她当做工具去使用。刘兰芝俨然就像一个机器人，没有什么人权可言。所以是焦母的行为完全违反了礼教。除此之外，焦母对儿子的武断，专制也是不符合封建礼教的。在《孔雀东南飞》全诗中，完全没有提及到焦仲卿的父亲。焦仲卿在临死前曾对母亲说“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3]。”从此可以看出焦母的确是一个寡妇。封建礼教的核心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其中的“三从”即女子未嫁从父，嫁后从夫，夫死从子。从表面上看焦母是这一观念的顺从者。但是焦母也却违反了这一观念。按照“夫死从子”的这一个说法，在自己的丈夫去世后，焦母应该听从儿子焦仲卿的。但是实际情况却是焦母对儿子指手画脚，完全没有一点地位可言。刘兰芝的父亲在诗中也没用出现，以及后来刘兄逼迫刘兰芝改嫁，可以看出刘兄的父亲也已经去世。所以在刘家掌家的是刘兄，而不是刘母。如果真的按照礼教的程序来走的话，那么在焦家掌家的应该是焦仲卿而不是焦母。假如焦家像刘家一样由男人来做主，那么刘兰芝就不会受到逼迫，焦母的行为也会收敛很多，也不会让儿子跟刘兰芝离婚，而是会遵从儿子的意愿。如此一来，刘兰芝也不会去跳河自杀，这场爱情悲剧也不会发生。焦母并没有遵守真正的封建礼教，所以《孔雀东南飞》悲剧的发生不能归因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更不能将焦母的所作所为和封建礼教划等号。再从《孔雀东南飞》的发生时代来看的话，发生在汉朝末年的时期。那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时期，经历了东汉时期宦官和外戚轮流掌权的动乱时期，尤其是汉灵帝和汉桓帝。到了东汉末期又发生了黄巾起义，可以说是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里，封建礼教更容易动摇，思想更容易松动。所以在当时我们不能认为焦仲卿，刘兄和焦母就代表了当时的封建礼教，这是有失偏颇，不够客观全面的。在以《礼记》为中心的封建礼教也并没有成为当时人民群众的根本价值观。所以，《孔雀东南飞》的悲剧不能归结为封建礼教。

　　中国大河流域的生产条件决定了中国古代以农耕为主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形态就对劳动力有很大的需求，所以在农业社会时，只有多生孩子才可以做到劳动力的增加，才可以多去生产劳作，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正所谓“多子多福”孩子多了，家庭才可以繁荣兴旺，后代才可以生存延续下去。在全诗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焦母守寡多年，并且家里只有焦仲卿一个男丁，这对生育的要求就更加强烈[8]。因此说是刘兰芝不能生育，导致最后悲剧的发生，这其实也是站不住脚的。有些观点认为，刘兰芝嫁进焦家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着绝嗣的危险。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最普遍的观点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女子结婚后没有生育，就很自然而然的遭到婆家的厌弃。但是从当时的客观现实来看，总感觉这一说法值得怀疑。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3]”，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此时刘兰芝的年龄也就二十多岁，以此来判断刘兰芝不会生育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婚后好多年都可以生育，这是古人和现代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刘兰芝被休后，还有太守和县令派人来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真的不能生育，像焦仲卿这种小官吏家都那么在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更何况在士族中的县令和太守。

　　有人认为刘兰芝被迫离婚的原因是焦母在诗中说∶“此妇无礼节，举动专自由[3]。”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已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已经成为官方正统，无论是在统治者中还是在平民百姓中，儒家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儒家比较重视的就是“礼”，也就是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的行为规范。然而，全面的看待刘兰芝在婚后的表现，反而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的表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的表现到处都是。懂得诗、书、礼、乐，还会做女工，能织素，能裁衣，结婚后还尽力做一个好媳妇。临走前，“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3]。”这些行为都非常的有礼节。刘兰芝与焦仲卿还有一段推心置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3]。”通过这些诗中的描写，看不出来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的行为。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专自由[3]。”只不过是焦母的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的真正原因。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秦罗敷的出现是这首诗悲剧的原因之一。在《孔雀东南飞中》很少提及到秦罗敷，她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命运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在《孔雀东南飞》中秦罗敷出现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3]；”二是“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来秦罗敷是焦母提出来的，并且秦罗敷的出现都是在与刘兰芝的对比中出现的。还有，焦母对秦罗敷的评价全都是一些赞美之词。“贤女”，“窈窕”，“艳城郭”。这说明焦母有意让秦罗敷成为自己的儿媳妇，是焦母心中儿媳妇的满意人选。也有可能在逼迫刘兰芝离婚之前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让秦罗敷去取代刘兰芝。秦罗敷在出现的时间上是焦仲卿和刘兰芝将要分离之时，是焦仲卿将要自杀的时候。这么看来，秦罗敷就是导致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9]。但是也要看到秦罗敷是在婆媳尖锐的婆媳矛盾中一个替代人物，在事情发展的先后上是刘兰芝先与焦母不和，焦母才有了换个人取代刘兰芝的想法。不过秦罗敷的出现，也是加速了悲剧的产生，只能算是一个干扰性因素，她并不能负有什么责任。

　　在婆媳关系上，以往观点认为是焦母直接害死了刘兰芝，焦仲卿自幼丧父，由母亲一人抚养长大。在那个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焦仲卿就是焦母的全部。因此当儿子焦仲卿与刘兰芝关系好时，难免会产生嫉妒之情，因此才会有后面的“槌床便大怒”[3]，在焦仲卿与刘兰芝离婚后找了个秦罗敷代替刘兰芝的想法。但这也不太完全符合事实。焦母与刘兰芝水火不相容，原因有很多。刘兰芝也都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刘兰芝嫁入焦家后虽然“夜夜不得息”[3]很是辛苦，但是纵观全诗会发现，刘兰芝并没有认真对待公姥，可以看出刘兰芝结婚二三年后还没有进入儿媳妇的角色。焦仲卿不在身边，儿媳妇像陌生人一样，焦母难免会有凄凉之情。焦母没有恋子心里，也不是所谓的封建礼教的毒害者。焦母虽然对刘兰芝不太满意但也是“吾已久怀忿”[3]，自己也有忍耐，没有长期全部地表达自己的不满。焦母认为儿媳妇无礼节，自专由不能看做是借口。焦母没有感受到爱，也没有倾注爱。焦母只是按照当时的社会条件和习俗去评价自己的儿媳妇。当刘兰芝加入到这个家庭后双方都没有完成各自的调整，于是调整失败，走向另一个极端。刘兰芝在从焦家临走时有这么一段话∶“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3]。”这几句话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是反话，焦母只好无言以对。刘兰芝结婚后二三年没有生育，没有给家里添加新丁，这就更使焦母感到悲凉[10]。焦仲卿和刘兰芝最后都双双殉情自杀，整个家里只剩下了焦母和小姑，白发人送黑发人，焦母是最苦的一位，也是悲剧人物之一，并非悲剧的生产者。至于焦母的狭隘与偏执，诗的结尾“寡妇起仿徨”[3]也多少带有讽刺的意味，但逝者往已。同时在刘兰芝和焦仲卿双双殉情后，两家都同意二人合葬，看以看出焦母对这个儿媳妇心底里还是认同的，也是希望焦刘二人可以美满的在一起的。当分析《孔雀东南飞》时一般以刘兰芝的言行为标准忽视了焦母的感受，未免不太全面，有失偏颇，应该综合分析才对。

　　也有观点认为诗中悲剧的结局是刘兄步步相逼的结果，但有些太过于片面。在《孔雀东南飞》全诗中没有提到刘兰芝的父亲即刘父，这表明刘兰芝的父亲和焦仲卿的父亲一样，也已经去世。在古代讲究“长兄为父”，既然父亲不在了，那父亲的作用就由兄长来代替，尊敬兄长就要像尊敬父亲一样，所以才有了刘兄掌家的局面[11]。刘兄虽然是逼迫刘兰芝去改嫁，但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逼迫。先是县令来提亲，后来又是太守来提亲，层级一个比一个高。在东汉那个注重门第，注重出身的时代，和士族通婚无疑是改变家庭命运最好的途径。但是刘兰芝最后都是拒绝了这些求婚，刘兄没有再进一步去逼迫。虽然让刘兰芝改嫁有刘兄的自己的一点私心，但这同时也是为了刘兰芝好。毕竟求婚的是士族，处于社会上层，刘兰芝嫁过去也是不会受苦的，也不会“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3]。”在焦刘二人死后，刘兄也是同意二人葬在一起，这也表明刘兄对刘兰芝也是尊重的。所以刘兄的逼迫导致悲剧的发生是不成立的。

　　焦仲卿的在整个悲剧过程的作用举足轻重，在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男子处于家庭中的中心地位，是家庭关系的中心和纽带，可以说焦仲卿的作为直接影响着家庭的兴衰与和睦。让焦仲卿的母亲逼迫刘兰芝离开这个家的原因之一便是没有子嗣。但在诗中可以看出刘兰芝“贱妾留空房，相见日常稀[3]。”焦仲卿在太守府做小吏，即便是忙于工作，但也不能忽视对家庭的照顾。焦仲卿忙于工作，忽视家庭，在感情没有应有的作为。焦母的母亲抚养焦仲卿那么多年，对自己母亲对感恩也是和乎情理的。所以，母亲的话对焦仲卿来说分量是很重的。在以前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3]。”所以自己对妻子尽管很满意，但碍于母亲的身份，也不得不言听计从，即使是休妻也必须要听母亲的话。在这里，焦仲卿完全像一个木偶一样被母亲摆布，丝毫没有自己的想法和尊严，没有一点最基本都人权。在这种情况下，焦仲卿居然没有一点反抗精神，当刘兰芝和母亲产生隔阂和误会时，竟然放任发展，没有担负起一家之主的责任。身为这个家庭的中心，采取了不作为的方式静观矛盾的发展，导致矛盾激化，后来焦仲卿也表明自己“终老不复娶”，来表明自己的坚贞不渝，但后来还是遵循了母亲的话，忍痛把妻子休掉。至于太守提亲的时候，刘母说到∶“女子有先誓，老姥岂敢言[3]。”这表明刘母是很了解自己的女儿的，刘兰芝虽然表面答应，但内心也是追悔莫及。当太守的公子来说媒时，刘兰芝的母亲并没有替女儿做主，去答应太守公子的提亲，而是尊重女儿的想法。太守也并没有逼婚，“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人自专[3]。”可以看出太守也是通情达理，讲道理之人，并没有因为处于太守之职而滥用职权，而是尊重刘家的意见[12]。《孔雀东南飞》的开篇说到“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3]。”可以看出刘兰芝是懂得感情的，对焦仲卿一开始也是打算白头偕老的。《周易·恒》里也提及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在那个封建礼教处于萌芽并且逐渐兴起的时代，妇人意识也在社会中蔓延开来。与焦仲卿结婚后刘兰芝也重视感情的经营，“共事二三年，始而未为久[3]。”结婚虽然二三年，但刘兰芝对丈夫焦仲卿的爱情已经是坚定不移。在刘兰芝回自己家途中发出了“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3]。”可见刘兰芝把对焦仲卿的感情已经当做了生命的一部分[13]。而在此时，焦仲卿居然来冷嘲热讽，这表明焦仲卿身为丈夫，不怎么了解自己的妻子，与其说是不了解，不如说是没有信任吧。在刘兰芝被驱离，与焦仲卿分别时，焦仲卿说到∶“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3]”可是焦仲卿却忘记了临行时说的话，不但没有安抚刘兰芝受伤的心灵，反而还去伤害她。焦仲卿的这些所作所为完全就是没有责任，没有担当，不遵守誓言。在夫妻关系上，焦仲卿也缺乏必要的交流和沟通，只是对母亲“何意致不厚”[3]的问责，这也激化了矛盾，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对悲剧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4]。焦仲卿只是“哽咽不能语”能显得无能。而刘兰芝也说的很清楚，很果断“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3]可以看出来焦仲卿没有主见，懦弱。没有及时的发现家庭的问题并解决。等到妻子回家后，没有尽力说服自己的母亲，还是依然忙于自己的工作。焦刘二人“生人作死别”[3]之后，焦仲卿也仅仅是对母亲以死相逼，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为。当焦仲卿知道自己的妻子要重新嫁人时，竟然还说一些刺激的言语“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3]。”还有焦仲卿所遵守的“孝道”，也是一个非常愚昧的观念，为了满足母亲的不合理要求，反而要去牺牲自己的幸福，让人感觉到焦仲卿的精神非常的麻木。“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3]。”这是刘兰芝所受到的所有教育，是一个封建礼教塑造出来的完美女性。但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女人，却在做人与做女人之间徘徊。在封建社会，女人并不能获得像男人一样的权利，所以不可能在那个时代获得全面的解放。刘兰芝后来向焦仲卿倾述，而倾述的目的就是劝焦仲卿把自己休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老，及时相遣归[3]。”表明自己作为妻子太难当了。在对自己的小姑，刘兰芝交代了自己的真感情，“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3]。”后来又对焦仲卿告别说∶“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石，窃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3]。”到最后刘兰芝选择放弃这个世界，在临走之前，刘兰芝还将自己打扮了一番∶“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3]。”对丈夫的误解是“黄泉下相见，勿为今日言[3]。”我们可以看到刘兰芝为了自己的解放是做出努力的。而与刘兰芝比较，焦仲卿显得懦弱了很多。但是焦仲卿的这种懦弱是由于他所生活的环境造成的。在《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无疑处在核心的位置，在他的家庭关系中，主要矛盾在婆媳关系上，这就使得焦仲卿在母亲和妻子中无法取舍，既不想伤害妻子，也不想伤害母亲。他的性格中善良的一面无处安放，除了懦弱，焦仲卿也别无选择。这也使得焦仲卿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在夫妻之情上，焦仲卿不够尽职尽责。他是个工作狂，心思只在自己对仕途上，且“共事二三年，始而未为久”，让刘兰芝受尽孤独和委屈。刘兰芝想要得到焦仲卿的安慰。但有些夸张了她的辛苦，“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3]。”如果真的是每天每夜都不休息的话，那和永动机有什么区别。在和焦仲卿离婚后临走时还和小姑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3]”和小姑分别不说劳作和女红，而是说嬉戏。可见平时是有大部分时间放在嬉戏上的。刘兰芝的父亲在全诗中也是没有提及到的，这也是表明刘兰芝和焦仲卿都已经丧父，缺少父爱的刘兰芝自然渴望得到丈夫焦仲卿的关怀，满足自己在感情上的需求。但焦仲卿和刘兰芝缺乏必要的感情交流，由此引发了心理上的空缺。焦仲卿没有去和妻子填补感情上的空缺，而是对母亲“何意致不厚”[3]的责问，这无疑会会使矛盾更加尖锐。焦仲卿是一个幼稚，浅薄的官吏。他“哽咽不能语”[3]，显得懦弱。刘兰芝还留下了一些东西，称“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3]还是有些爱的期待的。焦仲卿给刘兰芝的只是一些没用的许诺，是空头支票。刘兰芝被求婚的时候只是得到了焦仲卿的“贺卿得高迁”[3]的讽刺，使得自己有了“吾独向黄泉”[3]的绝望。焦仲卿在对母亲的行为上，也只有以死相逼，没有别的任何作为。焦仲卿不是举案齐眉的好丈夫，也不具有身为一个男人应有的担当。他只是一个懦弱的小官吏，既没有给予母亲足够的爱，也没有承担起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没有让妻子得到爱的满足。因此，焦仲卿是这首诗中悲剧的核心，是悲剧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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