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魔幻玩具铺》中丑的体现及其价值探究

摘要

作为英国最具独创性的女性作家之一，安吉拉·卡特常以犀利而阴郁的风格在笔下塑造一个独特的怪异世界。她的作品是对那个时代下复杂的环境和人性的凝视、展露，通过描绘家庭、个人、社会所展现的种种丑态，深入发掘在经济复兴、性别意识觉醒的背景下社会所潜藏的问题与怪相。

关键词：魔幻玩具铺；丑学；女性形象；意象

引言

学者们将丑的出现称为“美梦的惊醒”，古希腊文明传承千年，文化主体追求的始终是位于集体意识顶端的美，因而在近代以来的巨大动荡中，丑所带给人的刺激与震撼不亚于从美梦中将人惊醒。西方推行的殖民主义、种族灭绝政策，以及两次世界大战表现出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残酷与反人道性，非理性的痛感使得他们不得不拨开美丽的幻梦，直视时代所展露出的丑陋与卑劣，丑在这个时代大行其道。

而安吉拉·卡特出生于二战中，成长于战后的黄金时代。二战后，经济社会秩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许多传统相继被打破，一切不适应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体制、政策和观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和改造。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种形式的文化思潮给青年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带来了剧烈的冲击，与传统推崇的清心寡欲思想相背离的享乐主义与消费主义在此期间兴起。但随之而来的是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的疏离，与无法从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得到满足的精神需求带来的空虚。正如王庆卫所说：“美的艺术所带给人的虚幻诗意，已不足以弥合人与世界、个人与社会的巨大的现实裂痕。而被传统美学所冷落鄙弃的丑，反而可以表现现代人倍受压抑的精神状况，揭示人们遭受异化和扭曲的真实处境。”①此时，美所带来的所谓幸福与舒适都变成了空中楼阁，丑却因为愈发靠近人们的生活与现实而得到发展的机会。故而栾栋才会发出“20世纪的西方，是一个“丑”态百出的时代”这样的感慨。

为了追求精神满足，人们回避传统的美，转而重视起猎奇与刺痛的丑。故而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的百年间，丑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大行其道。作为战后的一代，不必忧虑饱暖的生活条件与身处资本发展中心的欧洲的地理条件，使得卡特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观察社会、了解社会，从而更能深刻地感受到时代变革所带来的精神上的痛感。

《魔幻玩具铺》的故事正是处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背景下，此时战后的一代刚刚长成，传统的颠覆与时代的冲突正在热烈上演，对自我价值和自由的追求，对父权与资本统治的反抗，使得作为新一代代表的梅拉尼和舅妈基瓦尔一家，与作为封建家长的菲利普舅舅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个以利益为核心组成的家庭中，卡特用阴暗的基调点出这个“小社会”的种种丑态怪相，影射了在资本迅速的发展下，集体与个人的共同沉沦。

二、丑的现象的具体展现

从古希腊时代起，丑始终与美相伴而生。随着时代与思想的发展，丑的形象也发生着不容忽视的转变，又从美的附庸逐渐走入艺术中心，在带来不安与痛苦的同时，也带来深邃的内涵。而在卡特笔下的《魔幻玩具铺》中，这种丑带来的有别于愉悦、享受的情感体验也在无时无刻围绕着观看者。

（一）环境的肮脏

初到伦敦时，梅拉尼的记忆依然围绕着她的故乡——一个拥有美丽庭院与染着熏香的家具的乡村别墅，和她的富庶而充满甜美幻想的生活，而相比之下伦敦的一切都让她感到失望。在20世纪50年代，伦敦已经被雾霾包裹了百年，加之阴雨连绵的天气带来的阴沉感，安吉拉·卡特笔下的伦敦此刻是由“凄凉的灰色街道”、“十月里的残败树木”、“悲伤的落叶”与“白的乱糟糟的雾气”组成的。走进梅拉尼即将寄住的社区中，是“无精打采的悬铃木”、“有着得了皮肤病一般的白斑的树木”，以及残破混乱的店铺，唯一称得上鲜亮的颜色的存在是堆在店铺前的假草。走入公园，石阶上的石像大多受到了煤烟的污染与风化的侵蚀，要么缺胳膊短腿，要么烂了鼻子掉了脑袋，原应作为美丽装饰的存在在时间的摧残下被异化成了畸形古怪的形态，整个公园就像是一具“无人照管的尸体”。

正如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所写：“崇高与崇高很难产生对照，于是人们就需要对一切都休息一下，甚至对美也是如此……鲵鱼衬托出水仙；地底的小神使天仙显得更美。”②美在对比中产生，那么相对的丑也是在与美的对比中被发现的。在伦敦与故乡的彼此对照中，丑由此被显露了出来。这些对比构成了主角与读者对伦敦的初印象，它带来的是与温暖舒适截然相反的阴冷潮湿，混乱粗陋的环境打破了应有的秩序与和谐，从最浅显的层面上给人以强烈的不适感。

而走入室内，对比的效果再次出现。在黑暗宛如洞窟的店面中、在昏暗的灯光下，怪诞如梦魇的玩具形象；粗陋破损的洗漱工具与浸泡于浊水中的脏假牙；年代久远而发绿的铜炉与破烂的塑料窗帘。与之前别墅中温暖壁炉与柔软沙发相比，来自家庭的温馨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暗流涌动的诡谲，同时也隐喻了家庭关系的扭曲破碎，进入更深层次以带来不快与厌恶。这些负面的情绪多出于浅显而可被观察到的形式丑，是对美好生活与人生的直接否定。

（二）内外在的畸形

在《魔幻玩具铺》中，卡特将基瓦尔与弗洛尔两个姓氏进行了对立。

首先是红发人基瓦尔——玛格丽特、弗朗辛、费因姐弟三人，他们代表着浪漫且热情，钟爱音乐的爱尔兰人。基瓦尔的血脉下，可以观察到三个人都有外在的缺陷。玛格丽特舅妈哑且瘦，总是一身黑——原文中形容为“不合身的毛衣、脏裙子、破袜与塌了跟的鞋”，“脸色苍白、充满悲伤焦虑、病态的瘦”，邋遢的衣着与堪比难民的姿态使她显得憔悴与不健康。她的两个弟弟弗朗辛与费因则更显得肮脏不堪，梅拉尼认为两人的身上都有着“浓烈的、不干净的、动物般臭气”，“似乎他正在腐烂”。两人在体态上也同样令人不适——费因在孤儿院被蜜蜂蛰斜了眼，弗朗辛则总是木讷和呆滞的。

弗洛尔一脉则包括家庭之主菲利普以及投奔来此的三个孤儿：梅拉尼、乔纳森与维多利亚，他们代表了居于本土的英格兰民族。英格兰人常被认为是情感内敛的，甚至是有些孤傲而守旧的，而这些特征在菲利普与乔纳森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菲利普·弗洛尔是一个从外表上难以看出年龄的人，他对自己的外貌有着极高的要求，连餐饮用具也要求精致漂亮。作为家庭的父权代表，菲利普拥有绝对的威权，但威权也无限放大了他的控制欲与施虐欲。他不容许女人穿着裤子，严格把控用饭时间和顺序，动辄便对人殴打辱骂。而乔纳森则是一个十二岁的漂亮男孩，他沉迷于制作船模，对亲人冷漠无情。他不关心父母的死讯，不愿浪费时间为病倒的姐姐叫来医生，他的施虐欲也在对牧师进行施暴幻想中初露端倪。在进入玩具铺之后，乔纳森得到了菲利普的赏识，彻底脱离原生家庭，在舅舅的影响下逐渐转变为其威权的继承人。

基瓦尔姐弟在外在的特征上显示出了丑感，但同时丑也作为衬托高举起了他们内在的品格，他们的慈爱友善与勇敢乐观代表了人性光明的一面。而菲利普与乔纳森的丑恶暴露于他们的内在，这是衣冠楚楚的外表与美丽的容颜也无法掩饰的。它们与正面的人性对立，使人们厌恶，是破坏一切和谐与美好的存在。在弗洛尔与基瓦尔内外在的美丑对立中，对人性美好的赞扬与人性丑恶的贬斥显露无疑。而作为主视角的梅拉尼从受到新思想教化的生活中来，虽然身为弗洛尔血脉下的成员，但情感却偏向于基瓦尔的集体，正是代表着对人性之美、内在之美的追求。

（三）关系的扭曲异化

在文学史上，家庭大多数时候是一种温馨的正面的象征，但梅拉尼寄住的家却是一个扭曲人性的“蓝胡子城堡”，让人难以感受到家的温馨。

菲利普·弗洛尔身为父亲与丈夫，是这个家庭的核心，但他更像是一个资本家与奴隶主。除了年纪最小尚未懂事的维多利亚，其余人只有发挥各自作用才能在这个家庭获得存活的资格：妻子玛格丽特是店员、厨师、木偶剧场的首席观众，弗朗辛是可以赚取快外的提琴手和配乐师，费因是漆匠，乔纳森是玩具铺的免费工人，梅拉尼是剧场的演员。他“目空一切”“只知道粗暴地下命令”，在菲利普的控制下，传统的家庭氛围消失殆尽，留存的只有靠利益维系的冷漠关系。

作为妻子与母亲的玛格丽特，与两个弟弟的关系则充斥着伦理的混乱。梅拉尼曾看见费因从背后抱住姐姐玛格丽特，亲昵地亲吻她的脖颈；在被费因凿穿的用于偷窥的墙洞中，梅拉尼看见了由费因绘制的玛格丽特的裸体画。这两处都暗示了基瓦尔姐弟三人之间超越伦理的亲昵，但直到故事末尾，玛格丽特和弗朗辛的乱伦才随着狂欢浮出水面，“乱伦在楼下的破烂的地毯上召唤，在楼上安静的卧室里召唤。”③乱伦时常与疯狂、荒诞相联系，它代表了对普世伦理观念的否定，令人恐慌与厌恶。但正如费因认为的“他们是彼此的一切”，异化的关系所带来的肉体与心灵的慰藉远要超过所带来的罪恶感，成为短暂逃离痛苦的途径。这堂而皇之走入审美殿堂的丑恶扭转了人们对正面与负面的判断，对美与丑的判断。

而除对其理念表示认同的乔纳森和年纪尚小的维多利亚，所有的家庭成员对菲利普的感情都是憎恨、厌恶与恐惧的。不论何时，这个家庭始终暗流涌动，充斥着冰冷、恨意与抗争,如果说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让人感觉到“美”，那么如此冰冷的家庭只有站在人性对立面的丑恶。

三、丑的意象的隐喻内涵

意象，是一种被赋予了特殊含义的客观事物，作者通过这样的客观事物来寄托思想，表达情感，从而使事物超越了它本有的内涵，却又因此变得含蓄而内敛。意象并不直观地表现其被赋予的意义，而是以隐喻的方式进行串联。在《魔幻玩具铺》中，也有这样的众多的意象存在，它们与外在的丑恶相区别，展现了精神层面上的苦痛，更深入地表现出作者隐藏在这些意象背后的情感。

（一）死亡意象

高小康在《丑的魅力》中提出：“历代的人们都相信，生是人的本能需要，而死则是违背本能天性的根本的恶。因此，意象成为恐惧之源，成为丑，便是理所当然的了。”④而残肢、尸体等作为直指死亡的意象，也被划入了丑恶之列，在《魔幻玩具铺》中，它们正是不断出现的隐性线索。它们并未真实出现在梅拉尼的现实生活中，而是在她的意识中反复浮现。这种体验最初出现在梅拉尼首次踏出狭小的生活空间，在费因的带领下参观附近建筑时，满怀期待的她见到的是与美搭不上边的景象。而在这些景象之中，最让她感到不适的是广场外的一个公园：“公园彻底处于无人管照的状态，在它的领地上躺卧着，像一具死尸。”⑤

公园原应是供人欣赏、休憩与娱乐的场所，但在被废弃之后，这座原本拥有精美雕像与大理石地面的公园逐渐走向衰亡。它是二十世纪后半叶遭到重度工业污染的伦敦的侧面写照，煤烟的污染和风化的侵蚀使那些代表历史的美丽雕像遭到了严重损毁，与泥土一同散发出腐烂般的恶臭，灰浪一般的野草从这里生长，让公园彻底失去了观赏的意义。初次接触外面世界的梅拉尼，渴望在远离玩具铺的外界寻找一个可以给予自己宽慰的地方，但当她到达这座公园时，却发现它从根源处散发出死亡一般的衰败与腐臭气息，毫无生的希望，只能给人留下不适感与恐惧感。在绝望的梅拉尼眼中，最后一处可能存在的净土也遭到了污染，尸体的幻象由此产生。

随着时间推移，梅拉尼对尸体的恐惧——或者说是对死亡的恐惧也在逐渐具象化。从外界进入家中，“衣柜里整齐地摞满了尸体，床单上、枕套上和碗柜上也有尸块在风干。”⑥，到亲眼看到碗柜抽屉中出现一只鲜血淋漓的真实断手，真实到她可以听到“抽屉里的血噗噗地滴下来”。这些残肢阴森而恐怖，使人产生对溃烂与死亡的恐惧感。

她在玩具铺居住的时间越长，这些死亡幻想就越加真实。在对净土的期冀破灭后，梅拉尼察觉到她唯一可托身的地方只有那个阴暗的玩具铺，但来自各方的压力不断地挤压她生存的空间，这个人口众多的怪异家庭也逐渐产生了废弃公园一般腐烂的死亡气息。卡特用令人战栗的笔法描绘了梅拉尼的幻想，细致地描绘了一个孤女在寄人篱下的生活中逐渐变化的心态。除带来死亡恐惧之外，这些腐烂残肢的背后还隐含着对这个由菲利普主导的小社会拆解个人价值的恐惧。菲利普如同工厂主一般压榨着一个人的劳动力，他的眼中只存在着人的一部分：做家务的手，绘画的手，拉提琴的手，雕刻的手。工厂般的家庭氛围引发了梅拉尼对碗柜之手的恐怖幻想，其暗含的是她对被拆解的恐惧，和对自身价值得到肯定的渴望。

（二）木偶意象

在玩具铺的地下，菲利普·弗洛尔经营着一个私人的木偶剧场，他会在特定的时候演出木偶剧，观众和工作人员由这个家庭的成员组成——他谱写剧本并朗诵，费因跟随他的脚步操纵木偶，弗朗辛为这个剧场奏乐，而没有分配到工作的人则带着玛格丽特制作的纸玫瑰，为木偶剧鼓掌喝彩，来满足菲利普的虚荣心。除此之外，他们还为构建这个剧场而工作，日夜不停地雕刻木偶、缝纫衣服、绘画背景。仿佛在这个剧场中，菲利普的木偶才是主人，人类反而成了被操纵的木偶。

跟随梅拉尼的视角，木偶剧场带着阴冷与恐怖的氛围初次登场：这里的木偶大多比人要高大，它们衣着光鲜、带着精致的面具，被线悬挂在四周，像人，却毫无生机。菲利普异常宠爱这些怪异的人偶，在木偶剧场中，这些似人非人的存在只依据菲利普写好的剧本行动，在他的指挥下完美地复述他想要的每一个情节和动作。而一旦脱离了他的掌控——因费因的操作失误而导致木偶“博斯维尔”摔到了楼梯上——菲利普便暴跳如雷。可以看出此时木偶代表的已不仅是对戏剧的爱好，还有菲利普极端控制欲的具象化。

菲利普在这个家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虽然女权觉醒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父权制在传统家庭中依然具有相对的权威，从其内容来看，父权制代表着男性的绝对地位和对女性地位的压制，女性在男性的权威下遭到了边缘化与透明化，同时也被限制了发展的可能，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成为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重要构成部分。就玩具铺的家庭构造而言，菲利普代表着拥有绝对权力的“父亲”和“丈夫”，玛格丽特、弗朗辛与费因姐弟代表“母亲”与“妻子”一系，梅拉尼、乔纳森与维多利亚姐弟则代表了这个家庭的“子女”。对于“父亲”菲利普来说，他理所应当地掌控着家庭的所有成员，却遭到了受到自由思想的爱尔兰文化教化的“妻子”与受到新思想教化的“子女”的反抗。深夜饭厅里的爱尔兰“音乐会”、费因房间的焚烧菲利普的画像、兄弟俩为了惹怒菲利普而特意做出的种种举动、梅拉尼对玛格丽特舅妈的同情和对舅舅的愤恨，都暗示着菲利普的父权是脆弱的，他费尽心思维护的权威处处都在受着他难以应对的威胁。于是完全只受他控制的木偶剧场便成为了菲利普最理想的控制对象，他将只会顺从的木偶作为家人，细心打理，而试图将家人变为木偶，使用种种规矩与恐吓胁迫他们顺从。从让梅拉尼成为牵线演员为“天鹅”木偶配戏开始，木偶与人在身份上产生了彻底的对调，人在他的剧场中遭到降格，相对的作为物的木偶却得到升格，成为奴役人的工具，人性遭到了亵渎与打压。

但在打压之下必会引起反抗。在《魔幻玩具铺》中，费因砸烂“天鹅”木偶后，众人虽然感到惊恐，但更多的是一种挣脱了某些束缚的轻松感，盘旋在这个家庭上空的恐怖氛围随着“天鹅”之死而消散了，仿佛菲利普的威严也随着“天鹅”一同死去。砸烂“天鹅”这一举动看似只是对木偶的泄愤，但作为入侵人类世界的唯一一只木偶，“天鹅”在最大程度上承载了菲利普的威权，对“天鹅”的破坏已不仅仅是表面的破坏，背后蕴藏的是对父权威严的勇敢反抗，与人性挣脱钳制的挣扎努力。

（三）神话传说意象

与“尸体”的意象相似的是，“蓝胡子”也并非是存在于现实的具体形象，而是出现在梅拉尼想象中的概念，且与“尸体”意象联系紧密。“蓝胡子”的故事出自法国诗人夏尔·佩罗之手，在故事中，蓝胡子相貌丑陋却富裕，他用城堡中秘密房间的钥匙检验历代妻子的忠诚，但最终这些嫁入城堡的女子都惨遭杀害，尸体被藏进了城堡的深处，后人由此常用“蓝胡子”这一名称来指代虐待、残害妻子的人。

而在书中，菲利普的威权对于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和两个妻弟是绝对的。在压迫之下，玛格丽特于新婚之夜失声，被戴上了对她来说堪称折磨的月长石项链。为了保护两个弟弟，她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她的丈夫不知何时就会将他们全部杀死。而菲利普却享受着她遭受种种折磨的姿态，“他注视着她，一种面无表情的满意，很显然从她的不适里得到了确定无疑的快感。”⑦对妻子的折磨，对家人的极端的控制欲，在无形之中暗合了“蓝胡子”这一残暴的形象，也使得在此环境下艰难生活的梅拉尼感同身受。同时，父母离世带来的创伤、弟弟妹妹的疏离、与红发人小团体的隔阂、对“蓝胡子”舅舅的恐惧与回避，这些无处发泄的情绪让她产生了无处可归的恐慌感，种种恐怖的幻想由此在这座阴森恐怖的古老房屋中被催生，最终混淆想象与现实的界限，把玩具铺变化成梅拉尼眼中由菲利普创造的、阴森的、藏着尸块的城堡。

《琳达与天鹅》则实际上是来源于达·芬奇同名画作背后的故事，众神之王宙斯（亦被称为朱庇特）在阿芙洛狄忒的帮助下，化身为白天鹅引诱了廷达瑞俄的妻子琳达，并诞育了四个孩子。众多的画作、诗篇都将琳达描绘为一个沉湎于主神绝对的力量之下，心甘情愿的“通奸者”，以此来掩盖猥亵的真相。真正的琳达是否愿意成为廷达瑞俄的妻子，又是否愿意接受主神给予的爱？在这个为承托父权的绝对威权而成立的故事中，琳达的自我意愿向来是被抹杀忽略的。正如在漫长历史中无数被抹去了面容，成为紧跟在男性身后的一个符号般的女性。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这个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时代，选择这样一个故事作为反抗前夕的戏码显然是具有深意的。这只作为终场戏主角的“天鹅”由菲利普亲手制作，承载了他的父权威严。他操纵着“天鹅”将扮演琳达的梅拉尼压在身下，践踏人性与女性尊严，试图将她也变成自己操控的木偶，以此来彰显自己的绝对威权。但在梅拉尼的眼中，当她超脱出恐惧之后，她所看到的不过是一堆由木头、纸板、羽毛以及无数的胶水黏合起来的丑怪玩具，没有任何威严。正如菲利普在全文无时不刻都在显示的压迫感，虽然庞大但却脆弱可笑，最终随着费因对“天鹅”的破坏而消散。

四、丑的体现的价值探究

（一）对现实丑恶的映照与揭露

栾栋认为，被描绘的丑可以“使人们知其在，惊其丑，辨其恶。”⑧丑的不和谐感给人们带来了感官上的直接刺激，使人们厌恶、唾弃，但它并非只为此而存在，它还足以被用来描述展露被向往善与美的世界所遗忘的部分真实，使人们惊觉它的存在，分辨它的丑恶，由此而拥有了向善向美的力量。

在《魔幻玩具铺》中，伦敦是一副阴沉衰败的颓靡“丑态”，与其常见的繁华、迷人的形象大相径庭。据故事时代背景，英国此时正处于受到二战与经济危机的接连打击之后振兴的繁荣期，工业产业的兴盛与国民实际收入的上升使国家沉浸在盛世之中，但如张亚欣在对英国空气的研究中所说：“工业化正如一把双刃剑，英国繁荣与风光的背后暗藏着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⑨即使在1956年颁布的《洁净空气法案》的推动下，伦敦的空气摆脱了“毒雾”状态，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被破坏的环境，这种破坏尤其体现在文中着重描写的南伦敦区。作为工业重区和低收入者聚集的旧城区，文中所描绘出的是被煤烟污染侵蚀的植物和绿化，与不论何时都是灰蒙的街道，而冷漠疲惫的行人、忧郁的儿童更是显示出了在这样环境下人们压抑的精神状态，卡特笔下的伦敦映照了盛世的背后，被剥离了原有美感与价值的生存环境，和令人失望厌恶的生活。

梅拉尼与基瓦尔姐弟的经历则映照了另一类现实问题——对孤儿的忽视与虐待。英国对孤儿及流浪儿的保护从《伊丽莎白济贫法》到1948年的《儿童法》，在对法案将近四百年的修正中，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儿童保护体系。根据《儿童法》规定，收养家庭需密切关注儿童的身心需求，当局会定期检查并监督儿童的生活状况，直到其年满18至21岁为止。但卡特笔下所描绘的寄养家庭中儿童的生存状况却堪忧。作为家庭的中心，菲利普表现出了资本家式的冷漠，利用寄养于家中的儿童牟利、满足自己的需求，对儿童的忽视与虐待显而易见，而在此期间当局的身影几乎从未出现，其影射的正是在《儿童法》颁布后依然普遍存在的儿童的生存困境。

正如李斯托威尔所说：“我们近代人却有这样的危险，忘记了感情的天平总是倾向于享乐的一面。”⑩，因而忽视了在当前仍未解决的种种问题。卡特用阴郁的笔调描写盛世图景背后落魄的伦敦南区，揭露沉溺于繁华与享乐中的资本家、上层人对环境保护的漠视和对底层人的压榨。而通过对这些孤儿生存困境的映照，揭露了《儿童法》实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抨击当时社会对部分儿童生存困境的忽视。在《魔幻玩具铺》中，卡特通过回忆想象伦敦过去的辉煌与生机，而被描写的现实中，伦敦所展现出的却是种种丑态。正像高小康认为不论是卡西莫多还是欧米哀尔“都是通过丑陋的形象显示出对一切人的普遍关怀。”⑪卡特描写的现象给予读者的，也正是她对苦难丑象的警醒与思考，和对此种现实的关怀。

（二）对女性形象的颠覆

由于父权制社会的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的区别，近代之前的欧洲形成了以男性作家为中心的文学传统，在男性理想的塑造下，女性的文学形象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以顺从、贤淑、美丽与谦卑等品质为主的正面角色，和以蛮横、轻浮、丑陋与自私等品质为主的反面角色。《解读西方男权主义视角下的女性形象》中的观点认为：“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是承载了西方男权中心主义思想的男作家对女性的一种想象中的规范、塑造，他们试图对女性形成一种压抑，使女性处于缄默与失语的状态。”⑫要使女性在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地位，得到正面的描写，那她就越是须得有符合男性理想的美德。这同时也反映了在父权制社会下男性对女性温柔服从的要求，和对拥有自我和反抗精神的抨击。但在近代以来，随着女权思想逐渐兴起，在文学上通过颠覆男女形象以对男性中心主义作出批判的现象也屡屡发生。

在《魔幻玩具铺》中，卡特塑造了一个复杂的女性形象：玛格丽特·基瓦尔。一方面，她是被丈夫塑造出来的符合理想的女性，菲利普从她逆来顺受的压抑生活中享受控制的快感；同时，玛格丽特对家庭与晚辈的照顾也显示了她符合传统要求的贤淑的女性形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玛格丽特有着邋遢和病态的外表，与弟弟长期保持着不正当关系，与传统美德要求严重相悖。在惯常的文学作品中，女人的反抗与不贞被视为极大的恶行，哪怕她曾是一个完美的淑女，她也该在此被判处重刑。玛格丽特本该被塑造为一个被唾弃的邪恶形象，但卡特却在描述她的恶行的同时借由梅拉尼之口赞扬她的美丽与善良，将她作为一个沉默的反抗者角色树立在以菲利普为代表父权的对立面。卡特通过塑造玛格丽特这一角色颠覆了传统的女性文学形象，为文坛创造了一个新的具有复杂特性的女性，玛格丽特的存在证明了女性形象并不只能有美好与丑恶两种形态，她们中仍然存在着像她这样美与丑，善与恶并存的女性。

而在颠覆性的形象之下，玛格丽特的恶行并非只有放纵欲望的单调含义。她的不贞与反抗是具有相似意义的，在这一举动中包含着对婚姻与性压迫进行反抗的鼓励，与对高高在上的父权的露骨嘲讽。她通过不贞的行为宣告对父权的反抗，要求着女性拥有反抗自己憎恶的生活，反抗压迫自己的丈夫，追求自由的权利。

在故事背景的五六十年代中，经济的发展带来观念的解放，女性开始进入社会工作，追求平等的婚姻，争取自己的权利，不再以顺从的姿态服从于父权的统治。但在当今社会下，家庭与职场中依然存在着短期内无法改变的不平等现象，还有许多人不敢踏出那一步。也许玛格丽特并不是一个正面的形象，但她的存在鼓舞了与她有着相似处境的女性，反抗那些来自男性的不正当的压迫，走出狭小的家庭去追求自我与自由，在父权塑造的失声环境中勇敢喊出自己的声音。

（三）对人价值再发现的鼓舞

随着近代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机器的出现加速了生产速度，提高了生活的质量，但为了满足高速生产的需求，工人也因此逐渐沦为机器的奴隶，承受资本家的剥削，人的自我价值被剥夺。

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的概念，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控制下，劳动产生了异化，“劳动者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是变成廉价的商品。”⑬而这种异化的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⑭人不再是主动而自愿地进行劳动，劳动也无法给人带来积极的反馈。这种异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产生隔阂，利益代替情感成为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在玩具铺家庭中，作为父权代表的菲利普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异化的。他通过明确的分工对每个成员加以控制，使成员的劳动由自愿转向非自愿，自由活动与自我活动转变为维持生存的手段，所生产的产品成为了异己的对立力量。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⑮，他们所创造的价值遭到夺取而成为对立力量，自身的价值则一再被贬低。此时，人不再以完整的人的形式，而是遭到拆分，以随时可以被替换的零件的形式存在，他们被剥夺了发展的可能。人的自我价值是通过主体对自己发生积极作用实现的，常表现为通过活动来满足主体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但在异化之下，人必须要通过不等价的劳动勉强换取生存资格，无法满足生存的需求，更无法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人的自我价值由此丢失。

如果说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确实产生了对立，那么脱离了劳动者的劳动劳动产品势必是为他人所占有的，而他人对应的正是拥有支配家庭资源的唯一权利的菲利普。在菲利普的木偶代表“天鹅”被砸烂后，他对这座家庭“工厂”的控制在精神层面上得到了解除，而玩具铺遭到烧毁的结局更是进一步表现从物质上摆脱控制，被奴役的人以拒绝所有被强加的劳作的形式庆祝解放，庆祝重新得到的生存与发展的可能和自我价值的再次发现。

借由费因和梅拉尼的成功，卡特不仅鼓舞着无数在那个年代中在资本控制下异化的个人与家庭，鼓励被奴役者的反抗，重新发现丢失的自我价值；同时她也给予了读者超越时代的反思：通过极端的控制抹除自我价值只会招来反抗与毁灭，也只有勇敢的反抗才能从苦难脱身。须知人的价值是在于追求与实现，而非顺从与丢失。《魔幻玩具铺》不仅是对丑象的揭露，更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赞美。

五、结语

在《魔幻玩具铺》中，安吉拉·卡特描写了一个阶级分明的、由六个孤儿和一个资本家组成的古怪家庭的形成与毁灭，通过他们的生活环境、内外在扭曲畸形的身心特征，以及异化的人际关系来挖掘这个家庭的病根；又在众多奇特的意象中埋入深刻的内蕴，使整部作品始终被讽刺而阴暗的氛围所围绕，也让读者在阅读时不由自主便跟上了她怪异扭曲的脚步，去窥视这个家庭中发生的一切。

作为安吉拉·卡特的早期作品，《魔幻玩具铺》带有与作者相同的浓重的阴暗与疯狂的气质，还带着她强烈的反抗精神。她在作品中大肆描写死亡、血腥、破坏与罪，耸动的丑态比比皆是。但她的创作不应被认为是在纯粹追求猎奇的丑，卡特在古怪的文字间表达了独特的关怀与赞美，和对遭到污染侵蚀的世界、异化的家庭关系的同情，对陷于家庭困境的女性与孩童的关怀，也是对重新发现丢失的自我价值的鼓舞。

注文

①王庆卫.丑的轨迹——理性视阈中的非理性变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94.

②维克多·雨果,柳鸣九.论美丑对照与艺术真实——《〈克伦威尔〉序》片断[J].世界文学,1961（03）:97.

③安吉拉·卡特.魔幻玩具铺[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209.

④高小康.丑的魅力[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83.

⑤安吉拉·卡特.魔幻玩具铺[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106.

⑥安吉拉·卡特.魔幻玩具铺[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87.

⑦安吉拉·卡特.魔幻玩具铺[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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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马克思,刘丕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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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四年的大学生活转眼即逝，作为完成学业的最后一个环节的毕业论文也接近尾声，在对论文进行撰写与修改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也收获了弥足珍贵的知识与经验。在所有曾为我提供帮助的人中，首先也是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王经纬老师。从选题、开题、到最后完成论文，这期间李老师始终认真负责且细致地给予点拨与指导，使我能够顺利完成这篇论文。同时也要感谢四年来教导我的语言与文化学院的所有教师，他们渊博的学识与谆谆教导使我受益匪浅；以及在此期间提供了无私帮助的家人与朋友，他们的鼓励与陪伴始终是我前行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