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影响的研究

摘要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国家按照一定的立法程序，务必在法定的工作期限内，劳动者有向企业供给正常劳务为基本前提之下，最低劳动报酬是该劳动者所处在的企业必须向其支付的资金。本文利用2009-2018年广东省21个地市级的面板数据，经对比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平均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呈现正生长趋势的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每上升10%，就业量就会显著增加0.57个百分点，这说明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对我省就业会产生正面影响。

关键词最低工资；就业；面板数据

一、前 言

劳动者以自身能力提供符合用人单位所需劳动的前提下，处于法定的工作时间内或是其与用人单位对劳动合同有所签订共同商讨并确定工作时间内，用人单位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给予劳动者一定的劳动报酬，被称为是最低工资标准。新西兰在19世纪末成为首先创立最低工资标准的国家，西方国家接着出台了最低薪酬法。而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大批廉价劳动力在其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解决廉价劳动力带来的劳资问题与权利无保障问题，《企业最低工资决定》是在1993年我国所颁布的对建立最低工资体系的规划，目的是为了使企业能够明晰的确定其所想要建立的最低工资体系，这最终在1994年的《劳动法》中被实现。自2004年3月1日起，《最低工资规定》开始推广，逐步覆盖全国的范围的同时往日所采取的《企业最低工资决定》被我国正式取消，这是崭新的一步，迎来的即将是最低工资制度在中国的全面推行。而在1994年，广东省响应国家决定正式开始推行最低工资政策，各个城市紧随其后纷纷根据当地的居民物质生活条件、就业情况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其本地提高了最低工资政策标准，根据2020年最新数据显示，最低工资处在全国前列的有广州市和深圳市，分别为2100元/月和2200元/月。随着几十年时间的推移，广东省作为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吸引了大批劳动者来到此地，劳动市场竞争力也随之增强，广东省逐渐开始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现象。2008年的金融危机结束过后，在全球经济开始回暖的同时企业订单量也在随之增加，广东省又再次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通过《金融时报》所报道的内容，我们了解到广东省在2012年对于聘用到需要人数的劳动员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成为了90％以上企业的大难题，出现这种情况与在前一年广东省XX暂停对最低工资进行上调有着必然联系。由此可见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力，但具体是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还是最低工资制度会加剧社会的失业呢？这是长久以来学术界一直在研究且褒贬不一的问题，持积极态度的学者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确实能对底层劳动者起到保障其与家人生活的作用，也可以防止被上级剥削，可以有效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而持消极态度的学者则认为：最低工资标准会增加企业的雇佣成本，从而会使企业降低雇佣劳动者的数量，最终造成社会就业的下降。为了得出较为符合广东省情况的结论，针对广东省21个地市级在2009-2018年的平行数据本文加以利用，通过各项实证的作用对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所产生的影响力进行分析，主要重点是就业的影响，进而可以为相关部门的管理提供理论性的参考。

二、文献综述

2.1国外的研究综述

Turgot和Quesnay（1844）[1]提出生存工资理论是最早的最低工资对就业有所影响的研究，DavidRicardo和Adam Smith（1776）[2]在后期对生存工资理论进行了更加完全具体的表述，该理论内容可归纳为：工资用以维持工人生存的基本水平是基本的，企业所支付的报酬最低应正能满足或稍高于根本生活需求，工人维持自我及家庭所需要的费用总和等于基础工资。工资理论覆盖的范围包括了该理论，而Stigler（1946）发表的《最低工资立法经济学》才真正是探讨了最低工资对就业效应的研究[3]，他在文中提到的失业效应模型阐述了当劳动力市场稳定时的工资水平为基础时，最低的工资水平高于这一基础，劳动力市场就会产生供过于求的状况，而积极性政策带来的物价水平上升会造成实际最低工资下降，所以XX不得不再一次上调最低工资水平，但这样就会造成物价水平和就业的不停波动，但当最低工资水平低于劳动力市场均衡时的工资水平时，劳动者的权益则无法得到保障。文中的另一个由Stigler提出的模型是买方垄断模型，他认为在没有歧视的买方垄断的前提下，最低工资水平只有处于一个合理的区间才会对就业造成正面影响，如若最低工资对就业不产生任何影响，那只有在完全歧视为前提之下。CharlesMaurice（1974）[4]则认为，存在垄断情况时，上调最低工资会带来就业人员的增加。Haegeraves和Cubitt（1996）[5]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政策会激励低技能劳动者接受教育提升技能，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就业人数的增加。Agenor与Alizenman（2001）[6]认为最低工资水平上升带来失业，而这恰好会对劳动者造成鞭策从而提高了企业的整体效率，社会的失业水平随之下降。Neumark与Wascher（1995）[7]采集了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四百多家快餐店店员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得出最低工资水平每提高10%会带来就业人员下降0.24个百分点的结论。Gindling Terrell（2007）[8]使用了哥斯达黎加1988-2000的面板数据，运用两部门模型分为覆盖部门和非覆盖部门，然后分别探讨其对就业的影响，最后得出最低工资对覆盖部门的弹性系数为-1.09，而非覆盖部门的就业量不受因最低工资调整的影响。

2.2 国内的研究综述

我国于1994年7月5日通过《劳动法》确定了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但距今也只是过去了27年，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相关研究仍较为薄弱。但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研究都存在一致的问题，就是学者们对最低工资与就业影响的研究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张五常（2004）[9]对最低工资政策持否定态度，因为政策的实施会带来低技能劳动者的失业，如若被雇佣也会面临着福利减少等对他们劳动权利不利的情况，在宏观层面来说，我国低成本劳动力很大部分由低技能劳动者来提供，而最低工资标准则会减少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量从而降低了社会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更加剧了低技能劳动者的失业。蔡昉和都阳（2005）[10]则持谨慎态度，与欧X家资本丰富的结构相反，我国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相对紧缺，故而最低工资政策带来失业效应会比欧X家更为严重。平新乔（2005）[11]分析发现，我国的低收入劳动力大都来自农村，而最低工资标准对他们而言并没有起到一种保障的作用，当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时，实际雇佣成本也会随之上升，直接导致就业量的下降。夏小林（2005）[12]则确认了我国确实存在拿着比最低工资水平还要更低的工资的群体。李晓芳（2006）[13]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得出最低工资水平的上调会给农工就业带来正面影响。罗小兰（2007）[14]以我国农民工为分析对象，运用两部门模型分析得出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域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就业情况受最低工资水平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她还以上海市为研究对象分析得出最低工资对就业显著正相关。姚先国与王光新（2008）[15]提出，最低工资政策要视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刘险峰（2009）[16]指出，在现今的情况下最低工资制度对低收入低保障劳动者来说是有正面效应的，我国的最低工资政策应该确保被有效施行。石娟（2009）[17]运用我国1996-2007年的省级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指出最低工资制度对就业的弹性系数为负但程度很轻，若是在短期内来看可以说是并没有影响。丁守海（2010）[18]则以广东省与福建省作为研究范围，以DID法（Differences-in-Differences）作为研究方法进行对最低工资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就业也与外部的冲击离不开关系，例如《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也会使就业量增加，所以XX可以通过加强外部监管从而控制就业量的增加。

总的来说，现金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出现了各种不一致的结论，关于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研究至今仍未得出统一的结论，这主要是学者们所采用的估计方法和选用的数据的不同，再加上各行业、各地区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所导致。本文对前辈们的探究方式进行了综合性参考，通过主要针对于广东省地市级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比较贴切广东省现状的结论是我比较希望能够从中获得的，也希望可以为广东省XX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和监管提供理论性的参考。

三、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分析

广东省自从1994年推行最低工资制度以来，一直结合现实状况对该制度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但经研究发现，即使底层劳动者的基本收入来源得到了保障，广东省如今的贫富差距依然明显，收入也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这说明最低工资制度仍有较多的问题。本文将从三个方面阐述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的发展历史：最低工资标准本身的调整，最低工资与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比率，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率，并将广东省数据与中国其他具有代表性的一线经济地区——北京和上海进行比较分析，深入分析主要针对于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的现状。

3.1 最低工资的变化

最低工资水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XX对弱势劳动者群体的关注程度和保障程度。图1为广东省从2009年至2018年最低工资标准的最高一档和最低一档的变化趋势，并显示了两者的差值。可以看出自2009年以来，广东省的最低工资标准逐年上升，而在2009年至2018年十年期间，从2009年的1000/月上升调至2018年的2165/月，这是最高水平的变化，最低水平由2009年的580元/月上调至2018年的1310元/月，这说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总体水平确实在提升。最高水平与最低水平的差距也有一定程度的扩大，清晰的传递出虽然广东省的最低工资标准随时间的推移一直在进行完善，但是贫富差异的范围在各个地区之间逐步拓展开。

图1广东省历年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最低档、差值）

再看图2中广东省的平均最低工资标准与北京、上海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广东省的最高工资水平正在逐年上升，但与北京、上海的差距也在逐渐扩大，说明本省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的幅度也不及其他两个城市上调的幅度，最低工资标准的差距从2009年与北京相差的138元上升到2018年的568元，与上海的差值由2009年的268元上升到2018年的918元。此外，排除不与广东省同步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深圳经济特区之外，广东省近年来调整最低工资的频率基本为二、三年一次，而北京与上海的调整频率基本上为一年一次。更进一步地，通过地方XX文件说明，北京与上海的净收入是剔除“三险一金”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其的最低工资标准，而广东省是将“三险一金”包含在内的，当两个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同时，剔除了福利费用的地区的劳动者实际拿到的最低工资更多，这说明广东省在最低工资这一项指标上依然偏低，与其他一线地区的竞争优势并不明显。

图2广东省历年最低工资标准与北京、上海对比图

注：北京市与上海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均来源于该市历年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的相关政策文件。

3.2 最低工资水平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

因为最低工资制度保障的主体大多数为弱势劳动群体，本文试图计算出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以反映弱势劳动群体的收入水平与职工平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图3为2009与2018年广东省21个城市最低工资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由此可见2018年该比值与2009年相比，大部分城市的比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其中有三个城市（广州、东莞、中山）呈现上升趋势，这说明较十年前相比，该三个城市的劳动者收入水平差距有所缩小。但整体21个城市的该比值均未超过40&，这个数值与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有40%-60%的水平相比是偏低的。

图3 广东省2009年与2018年最低工资水平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的对比图

从表1中可以看出，北京在2009-2018年间该比值虽然存在一定波动但一直稳定在20%以下的水平上，其中于2011年的最高值18.4%甚至比广东省在2018年的最低水平19.4%还要低。

而上海的比值也则一直稳定在25&-35%的区间内波动，未曾超过40%。

总的来说，目前广东省、北京与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比值均未超过40%，弱势劳动群体与职工平均收入的差距依然较大，与发达国家的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

注：北京市与上海市的职工月平均工资数据均来源于该市历年的统计年鉴。

3.3 最低工资水平与人均GDP的比值

在各地区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时候XX会把当地的经济状况作为参考的因素之一，GDP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本文用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来衡量弱势劳动群体对于经济发展成果所能得到的大小。由图4可知，2018年广东省21个城市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与2009年的水平相比大多数呈现出不同幅度的上升曲线，其中高达9个百分点的清远市增幅是最大的，但也有3个城市（惠州、湛江、揭阳）呈现下降的趋势，这说明该三个城市的弱势劳动群体能分享到的经济成果相较于十年前变得更少了。

图4 广东省2009年与2018年最低工资水平与人均GDP的比值的对比图

再进一步地，本文运用广东省平均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出广东省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平均比值，并与北京、上海的该比值进行比较，结果如图5所示：广东省在2009-2018年间虽存在一定波动，但整体仍高于同期北京和上海的水平，说明我省低收入人群能分享到的经济成果多于北京、上海的低收入人群。

图5北京、上海、广东历年最低工资标准与人均GDP的比值的对比图

注：与表1相同。

综合以上所述，自广东省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以来，广东省各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保持着两、三一调的频率，而深圳经济特区则为一年一调的频率，虽然有在不断的提高整体最低工资标准，但是调整的频率却是处在中等或中下的水平，这导致的是地区之间贫富差异并没有呈现缩短的趋势，依旧在不断的扩大。当前广东省最低工资与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比值依旧处于较低区域，显而易见劳动者之间的收入水平差异依旧是较大的，是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不能相比之媲美的；当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呈现上升趋势时，说明低收入劳动者能够分享到的经济成果在不断增加，但通过与其他一线地区例如北京、上海的对比中不难发现，我省的综合竞争优势并不明显。

四、模型与变量的选取

4.1 计量模型的设定

本文选取广东省各市历年的就业量，即年末从业人员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E，最低工资标准的实际值为解释变量MW。控制变量X则选取了城市年末常住人口数量（LS)、城市人均GDP（AGDP）、职工月平均工资（AW）、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和进出口总额（T），采用对数线性形式以得到最低工资的就业弹性系数，并尽量削弱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建立了以下面板数据模型：

具体的，i表示广东省21个城市；t表示2009-2018年期间；表示不可观测的城市固定效应；表示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表示随机干扰项。

4.2 变量的说明

1.被解释变量为各市就业量E，这是广东省未从业人员数量通过21个城市历年统计得出的，来源于历年的广东省统计年鉴。

2.解释变量MW为各市的加权月最低工资标准，根据各个城市的差异，不同的城市对最低工资标准要进行调整的时间国时间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本文参考罗小兰的做法利用加权平均法对当年进行了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计算。例如，广州市2017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895元，而在2018年7月1日调整为2100元，按照加权平均法来计算，广州市2018年的加权平均最低工资标准为（1895×6＋2100×6）/12＝1997.5元。各市历年最低工资标准来源于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以及各地方XX网站。

3.X为影响就业水平的各项控制变量，具体包括：LS为各市年末常住人口数量，用来表示劳动力供给这一指标；AGDP为各市人均GDP，它是反映总体经济形势的一个重要指标，其波动对社会就业会产生影响；AW为各城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由广东省统计年鉴中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再除以十二个月而得出，其可以反映劳动成本对就业的影响；FDI为外商对广东省各城市的直接投资额，T为广东省各城市的进出口总额，作为我国对外贸易大省的广东省，其对社会就业的影响不容忽视，城市就业中外贸易事业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从这两个均能反映出。这里的数据均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或是各市历年的统计年鉴。

4.3 数据的说明

本文采用2009-2018年地市级的面板数据，与单一的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相比较具有更大的优势。单一的截面数据只能研究在某一时点上不同地方的最低工资水平对就业的影响，而单一的时间序列数据也只能探讨某一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随时间变化对就业的影响，然而，面板数据却能做到两者结合从而更好地研究不同地方的最低工资水平随时间变化对就业的影响。本文的最低工资标准数据来自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以及各地方XX网站，其余数据则均来自于历年的《广东统计年鉴》，由于佛山市2018年的外商投资额数据缺失，故而只选择了该市2009-2017年的外商投资额数据。模型中各变量都是以2009年为不变价剔除物价变动后的实际值。

具体的变量描述统计如表2所示：

五、实证分析

5.1 基本估计结果

本文对于实证的分析所采纳的是不同的估计方法，其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分别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仅对月最低工资（MW）和就业人员数量（E）进行回归处理，其结果如表3中模型1所示，产生的结果是一致的，不论是运用两种方法中的其中哪一种，最低工资的就业弹性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随后加入人均GDP（AGDP）和常住人口数量（LS）两个变量，同样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处理，表3中的模型2为得出的结果，从其中可得到的对就业水平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的是城市的常住人口数量（LS），而人均GDP（AGDP）对就业的影响则不完全显著。最后，加入剩余的控制变量职工月平均工资（AW）、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和进出口总额（T），对所有的控制变量的估计依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分别进行，其结果如表3中的模型3所示，就业弹性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不论是两种方法中的其中哪种最低工资均显示为正。由于本文使用的是面板数据，因此要从混合估计法、固定效应估计法还是随机效应估计法中判断具体使用哪一种方法。本文通过F检验与Hausman检验，对比后最终决定使用固定效应估计法较为合适，结果如表3中模型3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所示，即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每上升10%，就业量就会显著增加0.57个百分点，但系数较小，说明广东省的就业变化对最低工资调整的敏感程度不高，本文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广东省作为我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广州、深圳、东莞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曾出现过“用工难”的现象，而潮州、揭阳等这类城市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占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属于最低工资制度范畴内的低收入人群则是属于该两种产业的主力军，这些人群在流入经济发达的城市时造成的各个城市间的人员流动可能是敏感系数较低的原因。

下面对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进行解释：首先，人均GDP（AGDP）的估计系数为正，但就业弹性很小且并不显著；常住人口数量（LS）的就业弹性系数显著为正，每增加10%的常住人口数量就会带来就业人口的15.26个百分点的增加，这个结果与当初的预估期望是相符的，劳动力供应输出的结果是社会就业水平产生上升趋势的直接要素，而劳动力的供应输出与当地常住人口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职工平均工资（AW）的估计系数显著呈负相关，与预估期望没有偏差，平均工资的上升是导致这结果的重要原因，它使企业聘用工人的成本负担有所增加，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获取利润不得不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的就业量逐步减少；外商直接投资（FDI）显著为正，社会整体的就业水平随着外商投资的增加有所提高，这是因为资本的增加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资本的形成速度有所提高是由于外商投资的增加，不仅仅形成了与经济相互适应配备的生产能力，还形成了具有规模性的经济，从这其中产生的结果就是不同的就业岗位，促进社会就业，但可以见到弹性系数较小，这说明就业对外商投资额的敏感程度不高，这可能是与近年来广东省自身的产业结构升级有关，在外商投资进入广东省的初期，由于本土企业的生产能力较低故而与外资相比竞争优势不大，从而外资占据了市场，此阶段外资对广东省有较大的挤出效应，但通过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起到的示范效应，以及本土企业受到外国先进管理理念与技术，随之而来的就是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本土企业的生产能力与管理技术得到加强，在与外资的竞争中可以与其抗衡或是占据有利地位，导致外资的变动对广东省本土社会就业的影响逐渐减弱；进出口总额（T）与就业显著正相关，本文认为这是因为在广东省进出口的产业中，加工贸易业占了很大比重，而该产业也正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产业，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对社会就业产生正面影响。

5.2 稳健性检验

结果的稳健性是检验和保证估计结果的重要前提，本文对模型内生性问题进行了检验和解决。

注：与表3相同。

为解决本文可能遗漏了其他重要解释变量从而模型产生内生性导致失真的问题，本文考虑到变量的滞后一阶项与当期项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且可以有效避免当期项与当期残差项相关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故而将模型中各变量的当期各项替换为其滞后一阶项，再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其进行回归处理。其结果如表4中的模型4所示。为了能更直观地看出对比结果，本文将表3中模型3的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再显示于表4中。由表4中模型4的估计结果可知，最低工资的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0.089，得到的结果是本文认为对就业产生明晰促进作用的仍然是最低工资标准。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关系则是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另一个原因，宁光杰(2011)[19]发现，最低工资水平如若呈现下降的趋势，那么该地区的失业率与之成反比，失业压力是XX对于某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在确定实施中必然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最低工资标准必然是会被就业水平所影响着的。如果存在该种情况，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模型4的估计结果失真。本文从大多数其他学者的做法进行参考的同时引入了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为得到解释变量最低工资（MW）的滞后一期变量，运用两阶段的最小二乘估计法的固定效应模型对其进行估计，结果如表4中模型5所示。此时，最低工资的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0.030，表明了广东省就业影响中最低工资所产生的正向效应呈现的效果依旧显著，由此可得说明模型3的估计结果依然可信。

六、结论

6.1 研究结论

近年来，各国学者关于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影响的研究出现了各不一致的结论，为了具体分析我国广东省地区的最低工资与就业之间存在的关系，并得到较为符合本地实情的结论，本文对广东省近十年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同时利用所得到的2009-2018年广东省21个城市的平行数据，对广东省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进行了检验，并发现在就业影响总体之中最低工资的趋势是呈上升的。说明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对广东省的整体就业水平确实有促进作用，但敏感度不高，本文认为这可能是与广东省内部城市的低收入劳动者互相流动量比较大有关。除此之外，常住人口数量对广东省的就业也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与北京、上海相比，广东省的最低工资水平与该两个城市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且从时间线来看广东省与其它两个城市之间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这说明广东省与其他同样经济发达的地区相比来说竞争优势并不明显。

6.2 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广东省可把适度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作为解决“就业难”现象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广东省的社会就业水平。现今作为经济大省的广东省在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或是监管上均已走在全国的前列，但最低工资标准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为了能让XX使最低工资制度有一个更好的落实与实施，可以对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就业的促进作用有一个更大的限度足以发挥，本文建议：

首先，对于广东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可以适当且逐步的进行提高。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中，随着劳动者的收入提高，低技能低收入的劳动者可能会面对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扩大的窘况，且经本文分析，广东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在进行逐步调整的同时调整的力度并不能与劳动者每月平均水平和GDP增长水平相适应，这些都是使那些低收入劳动群体生活成本加重的因素，而他们自身的权益可能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本文认为，适度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对低收入劳动者体现更有效的保障功能，使他们更好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成果。

其次，要让最低工资制度真正宣传到底层劳动群体中。该制度主要的受众还是低技能低收入的劳动者群体，而大部分都属于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他们由于自身文化程度并不高，也并不能很好地了解最低工资制度的含义，当面对有些企业对这类群体的权益的剥削时也缺乏相关的维权能力，地方XX应加大最低工资制度的宣传能力，普及最低工资标准的相关知识，切实维护到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最后，市场中各项监管力度要有所加上，主要针对对象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情况。当前存在一些企业对最低工资制度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尤其是广东省的部分地区，变相回避最低工资制度的手段常常有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甚至直接以最低工资标准直接替代作为劳动者的正式标准工资，这是对劳动者的利益进行了直接的损害。所以，广东省劳动监管因以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情况为首要监管目标进而增强监管力度，得以使监管具体措施和监督机制得到足够的完善，对违规成本进行上调，对最低工资制度进行落实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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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影响的研究

价格 ¥9.90 发布时间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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