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翅膀》版本比较研究兼论茅盾 文学奖的“经典性”

　　作为第一部以改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沉重的翅膀》最初刊载于《十月》杂志1981年第4、5期，因反映时代内容和社会现实引起广泛关注。1981年12月，张洁推出了修改后的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即初版本。1983年，在文学界的批评建议下，张洁两次对小说进行了大幅修改，于1984年7月再次出版。1985年，修改本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被授予茅盾文学奖，使这部作品引起极大关注，给张洁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和声望。然而，《沉重的翅膀》的获奖，经历了复杂艰难的过程。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全体评委都通过了《沉重的翅膀》（初版本），但是因为政治问题，这部作品被拉了下来。在文艺机关和文艺工作者的批评和建议下，张洁对小说进行了多次修改。最终，《沉重的翅膀》修订版于一九八五年成功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大多以对历史伤痕的反思为主要题材，这正与八十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主流书写模式相对应。而新时期国家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的进行，呼唤新的反映时代发展状况的文学创作范式。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对《沉重的翅膀》修订版的青睐，正因为小说的大量修改使其被拉上了新时期政治话语的轨道，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其反映改革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又恰好契合了文艺制度对文学创作的引导方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框架下具有相当权威性与影响力的文学评奖，茅盾文学奖以评奖制度的方式参与对当时文学思潮的引导。《沉重的翅膀》的修订及获奖，实际上为理想中的“改革文学”树立了一个范本，而这个范本又体现了茅盾文学奖参与塑造的文学经典性内涵，以及确立的经典作品的价值评价标准。

　　《沉重的翅膀》是第一部以改革为题材，反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长篇小说，讲述重工业部及其领导下的曙光车厂的改革与斗争。小说首次出版于1981年，经过多次修改后，其第四版出版于1984年，并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本文对这部小说的初版本及获奖本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其版本的改动方向及参与塑造“改革文学”模式以及时代文学经典的过程。

　　在初版本《写在前面》中，张洁给全文定下了基调“人生是和命运不息止的搏斗。”在时代洪流中，书写郑子云等人的选择与斗争。而获奖本这一段被删去，张洁剥离了自己对命运与个人境遇的论说，更偏重于客观叙述时代变革，展现政策规则，传递意识形态声音。

　　小说的主要人物可分为三类：叶知秋、吴国栋这样的小人物；以陈咏明为代表的“乔厂长”一类的改革家；郑子云、田守诚等中央某重工业部的领导。对小人物的故事，作者在获奖本中鲜少改动，且以文字的调整修饰为主。作者做的大篇幅的改动主要集中在对陈咏明具体改革内容的补充与人物形象的丰富；中央精神的强调和议论性内容的删减等方面。

　　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标准中提到，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较好地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作品，尤应重点关注。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不同于以往的“高大全”式的完美主人公，而是更加贴近现实，在现代化建设中做出贡献，发挥着模范和引导作用。当然，作为顺应时代潮流，为国家意识形态所需要和鼓励的形象，在塑造中也必然遵循着时代和意识形态的潜在规约。《沉重的翅膀》一书中，曙光车厂厂长陈咏明便是这样的形象。

　　在初版本中，张洁在人物塑造中注重展示人物身上“沉重的翅膀”和与束缚作斗争的过程，多有议论，心理活动与思考，人物设定鲜明但不鲜活。获奖版增加大量事例和具体的人物行为性格，便如同为“社会主义新人”这座骨架增添了丰满的血肉。

　　张洁在作品的修改中，将目光更多地投向车厂，投向改革前线，将关心的重点指向具体的改革难题，因而相较于初版本，获奖本中陈咏明的形象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在郑子云找到陈咏明，派他出任厂长时，增加了大段对车厂面临的困境的具体叙述：生产连年亏损，职工没有房子住，托儿所、食堂条件差……这些都是陈咏明要克服的重重障碍。

　　第六章是刻画陈咏明形象的重点章节，获奖本中，这一张的篇幅增加了有十页之多。张洁在文中详细叙述了陈咏明的许多工作事迹和治理策略。为将造反派头头驱逐出李瑞林家同保卫处长的多次交涉，体现出他的睿智与威严；面对董大山的反复刁难，陈咏明将工程情况调查清楚，胸有成竹、有理有据的予以反驳，展现出耐心与魄力；擦拭车间窗子，锐意变革；大刀阔斧调整领导班子……一个个生动事例的补充使陈咏明不在是一个符号式的“乔厂长”，变得更加真实可信。在第九章中，张洁对陈咏明做出了“敏锐、敢说、敢干、敢负责”的评价，并增加了恢复破坏的规章制度，提拔技术人员，工资上实行奖励制度等情节加以证明。

　　同时，张洁还增加了陈咏明对因出身不好而战战兢兢的同志的人性关怀，以及为了盖职工宿舍采取的“变通手法”，使这一形象成为更加有血有肉的个体，令人尊敬和喜爱，使读者看到国家社会变革前进的希望，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前景。

　　第十三章中，听到妻子对他坐小轿车的疑问，陈咏明的神态描写增加了“有死不回头的执拗；有准备应对一切变故的镇定。”[张洁：《沉重的翅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9页]并加入陈咏明与田守诚的摊牌情节。陈咏明不卑不亢的申诉了在工厂工作遭遇的重重困难，发出了“难道一个副部长的位子就能使人忘记一切党性原则？”[张洁：《沉重的翅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页]的质疑，毅然表现出对田守诚，对官僚主义作风的不满和抗争。“可以说，经过作者的修改和调整后，陈咏明成为了一个敢于触及改革领域尖锐矛盾，勇于和旧伦理、旧道德决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闯将”。”[金宏宇、徐文泰：《“改革文学”是如何炼成的——以张洁〈沉重的翅膀〉的版本变迁为考察对象》，《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更符合时代召唤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标准。

　　除了陈咏明，郑子云的形象也得到进一步补充。郑子云与田守诚的斗争，是“目前党内僵化保守与改革前进两种力量之间一种较量的反映。”[张洁：《沉重的翅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7页

　　]郑子云作为作者主要塑造的先进改革力量，富有激情，清醒的头脑与正义感。获奖本中，对郑子云的形象也进行了更深度的塑造。如第四章中，对于郑子云挺身而出，为黎明拖拉机厂登广告承担责任这一事件，由原本简单带过到详细叙述事件背景和具体工作过程：详细研究、字斟句酌、签字批准……以及最终取得的成绩，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郑子云体现出极大的冲破旧观念、旧模式的勇气。在请陈咏明出任厂长时，获奖本增加了郑子云对工厂情况的详细介绍，即展示了治理难度，也表现出郑子云对工作内容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去车厂调查时，听到工人摔伤的消息，出版本中郑子云首先关注群众反应，而获奖本中“郑子云显然受到了震动”对受伤工人的身体情况十分关切，使其较之冷淡的政治家，更富有人情味。

　　在获奖本中，张洁增加了许多对中国xxxx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下简称“三中全会”）内容和思想精神的表述。第八章中，在列举社会主义建设错综复杂的矛盾后，作者将郑子云对现状的愤懑感慨改为对未来的希冀。获奖本这样补充“如果说过去有很多事情曾让郑子云感到忧虑，那么现在，在三中全会后，他已经充满了信心。”[张洁：《沉重的翅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获奖本对“三中全会”的内容作了详尽的介绍，并对其历史影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增加了积极的时代内容。在评价目前国家企业管理情况时，获奖本补充道：“三中全会后，中央非常重视体制改革工作，许多试点工作正在进行。”“中央已再三指出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要讲经济效益，同时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张洁：《沉重的翅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页]陈咏明在医院向大家传达郑子云的话时，再次增加了“三中全会”的相关内容，“据三中全会的精神，要……”，详细介绍了“三中全会”对企业发展的指示以及取得的鲜明效果。

　　初版本中，郑子云有时会以救世主一样的英雄形象出现，而获奖本把对他个人的赞叹改为对xxxx集体精神的强调。第十三章中，陈咏明去医院看望吴国栋，向大家传递了郑子云的谈话内容。在初版本中，听了这番谈话，屋子里的人都为郑子云的言论折服，并为他们不认知、不了解郑子云而遗憾，表现出对他的赞扬与推崇，视郑子云为人民的英雄。而在获奖本中，郑子云的名字被中央的精神取代，使屋子里人感动的，不是郑子云个人的真知灼见，而是通过他的口所传达的“三中全会”精神，是xxxx的智慧结晶。

　　在初版本中：教书的先生说：“嗯！你们的部长头脑挺清楚。”[张洁：《沉重的翅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页]

　　在获奖本中：教书的先生说：“嗯！你们部长几句话就把中央的精神说清楚了，不简单！”[张洁：《沉重的翅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11页]同样是赞美，这句话的侧重点就完全不同了。第五章中，陈咏明对郑子云由衷的高度赞美也被删除。修改后，郑子云从更为独立的斗争的个体向中央精神与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转化，大家关注点从他个人的挣扎与斗争转向对国家体制变革的希冀与肯定。

　　80年代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小说的社会价值被放在重要位置，即要带给人们对党和XX的肯定，对未来，对国家建设与改革的希冀。在获奖版中，涉及政治、官场黑暗面的敏感词句及带有消极情绪的词句被大量删除，以免读者对XX产生反感情绪和沮丧心理。

　　小说中许多具有消极牢骚色彩的内容被删除，如“飘在中国上空的政治风云，是无常的。[张洁：《沉重的翅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善良的人们，就生活在这样被颠倒了的位置上。”[张洁：《沉重的翅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8页]“这一切，仿佛给那乐天知命的中国老百姓所极力掩饰着的贫困生活，加上了一个注脚。”[张洁：《沉重的翅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6页]等

　　张洁也大量删改容易造成误解的文字和政治敏感内容。十四章中，在田守诚的思想活动中对xxxx的名字进行删改，将“xxxx”改为“XXX”，“批邓”改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将对xxxx不敬的话全部删掉。第十五章中提到汪方亮觉得听田守诚讲话腻味，不如到办公室看《金瓶梅》。获奖版将《金瓶梅》名字删去，改为“小说”，并删掉相关内容。对于田守诚当上部长的幕后原因，新版也进行了调整。在初版本中交代“田守诚的确是靠着那一派的力量，在‘xxxx’后期，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张洁：《沉重的翅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8页]那一派包括两位与“四人帮”有牵连的副部长。而在获奖版中，这一句被删去，两位副部长改为一位，并且“和‘四人帮’没多少牵连”。这样一来，田守诚的发迹没有那么令人愤怒，不易引起人民对政治体制的质疑。

　　在初版本中，张洁喜欢运用比喻象征等艺术手法，生动而饱含哲思的句子，抒发她对人生的感慨，对世事的议论与评价。同时，也有部分牢骚话和带有主观随意性的评论。而获奖本中，大量议论被删去，代之以平淡的叙述与描写。从这部分修改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文本从文学性转向政治性，迎合时代主题和主流意识形态所做出的努力。

　　在一系列删改中，小说的主旨也发生了迁移，个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心斗争、思想冲突被淡化，“命运”这一关键词被删减和替换，使文章更贴近现实主义的客观叙述与面向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展示，消去棱角与枝节，向标准的改革文学模式靠拢。初版本中，张洁的视野是向后看的，注重过去带给现在的伤痛与压迫，常常发出长篇的带有消极色彩的议论，而获奖本的色调更为积极，三中全会内容的增加如指路明灯，引导人们看到前方现代化建设蓬勃的希望。

　　一部小说的出现，有着组织实施、写作出版、修订评奖等复杂的流程。《沉重的翅膀》的反复修订，也有多方面的力量参与。这包括作为组织引导者的国家体制，意识形态整合与收编，文化策略的调整；从事评论研究的文艺工作者及出版传媒机构；小说作者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市场的迎拒；读者的阅读惯例和阅读需要；写作的思想文学资源的沿袭、挪用和改造等方面。[洪子诚：《“一体化”与“主旋律”——序〈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旧有的左翼文化僵化的“一体化”模式被推翻，随着思想的解放和意识形态的变革，社会和文学界从旧体制和文革的伤痛中得到解放，亟需破除旧的思想、文学教条，获得新的文学规范与创作方向，呈现出新的富有生气的发展局面。主流意识形态创作的产生，正是这种特殊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

　　国家和文学机关、组织积极倡导主旋律写作，正是为了弥合新的价值空间，适应社会现状与未来发展要求。8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作品肩负着继承旧有的优秀文化资源，肯定国家干预文学的合法性的重任，又需要适应新思想意识的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一座架设于旧有的意识形态与新意识形态间的桥梁。”[刘复生：《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在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xxxx倡导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通过自己的文艺创作教育并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同各种各样的恶劣影响和错误倾向坚决斗争；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紧密结合，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解放思想，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努力。”张洁对作品的反复修改，正是为了迎合社会发展需要和领导人号召，参与建立“改革文学”

　　典范模式，进而引导文学创作思潮，更好的发挥舆论引导作用，使读者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矛盾和未来保持清醒的认识与期待。

　　《沉重的翅膀》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不同的强烈反响，也受到文艺工作者和文学机构的关注。张光年在序言中谈到，他曾经和张洁同志面谈了自己的读后感，建议对全书做较大的改写。在张光年看来，有些人物的心理分析是作者心理、情绪的化身。“人物对话中议论过多，作者还迫不及待地随处插进许多议论。”“有些是不必要的，不妥当的，有的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引发严重的责难。”[张洁：《沉重的翅膀·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沉重的翅膀》曾被认为“有明显的政治性错误”，《文艺报》曾多次召开专题讨论会。一则报道中提到，会议认为“作者把改革的阻力写得过于强大，使人有一种重压感”，“把改革者写得都没有好结果，这不完全符合生活实际”。这些批评使张洁处境艰难，对小说进行大量修改，使其符合主流话语标准成为必然选择。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国家级”出版社，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担负着传播主流价值观，宣传国家政治体制和发展方略的重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品，本身就被赋予了较高的等级，可以受到更多关注。而出版社对国家主流话语的迎合，使得它在作品出版过程中认真把关，使作品的语言与思想意识符合出版标准。作为社长的韦君宜，正参与了此次修改工作。韦君宜出示了文艺局会议上对《沉重的翅膀》的一些严厉批评，并开出四页审读意见，在韦君宜的劝说下，张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于1983年两次对作品做了一百多处删改，修改部分占全书三分之一左右。

　　张洁曾说过“我所以写，是因为我对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还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张洁：《我为什么写〈沉重的翅膀〉》，《读书》1982年第3期]其创作初衷也正是反映现代化建设，并对其保持认同和希冀。

　　《乔厂长上任记》等改革后的文学作品都是建立在作家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充分认同的基础之上，从而表现出与主流话语的一致性与契合。而作为具有独立意识，敏感而充满批判精神的女作家，张洁的作品在对改革任务与建设过程的描写中，对遭遇的困难与矛盾进行更加深刻和大胆的反思，大胆触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存在的问题与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弊端，这就形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规训的“越界”，在当时“文学场”与“权力场”紧密结合的文学语境下，必然会遭到批评。

　　同时，受到女性特有的细腻与善感的影响，与张洁的文字中常常出现关于人性的思考与议论。《沉重的翅膀》主旨涉及命运，体现通过个人奋斗突破内心束缚，实现自我现代化的人道主义情怀，探究改革与人性悲剧，展示了人内心世界的复杂和斗争，也因此突出了“沉重”的色调，这与主流意识形态下坚持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极昂扬的改革文学规范相悖。新版本中对这些内容的删改，也体现了张洁对主流改革文学模式的回调。

　　张洁也有自己的个性与坚守，对于政治话语并非简单迎合态度。在有些地方反而补充了批判性内容。如第八章中增加了郑子云对自身官僚性的反思与剖析，第三章中由老蔡的申辩深入指出背后存在的问题，即不合理的经济体制。

　　反复修改后的第四版《沉重的翅膀》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这部作品的特质和改动过程正是那个时期茅盾文学奖评选标准的一个缩影。作为第一部反映四化建设的长篇小说，修改后的《沉重的翅膀》通过展现两股势力的斗争以及改革派必然胜利的光明前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传述三中全会内容与中央精神，成为了对时代进程和社会主义制度积极性的论证，体现出较高的社会意义，迎合了八十年代文学评奖的标准，并与茅盾文学奖这一制度性评奖一起推动了新的文学创作主潮：“改革文学”书写模式的建立。

　　由于茅盾文学奖的主流意识形态性，获奖作品的艺术价值较为欠缺，其经典性也常常受到质疑。然而，在80年代时代背景下，由于茅盾文学奖的特殊价值及社会发展需要，获奖作品必然有其典范价值及时代意义。

　　著名评论家洪治纲指出，建国以来，引起反响的长篇小说数量少，艺术性不高。作为有良知与社会责任感的学者，茅盾对文学备受压抑的现象深感痛惜，在文革结束，思想解放，文学界获得了更为自由的空气时，他决定设立文学奖，“本质上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建国后长篇小说创作现状的忧思，是为了激励作家对长篇小说艺术的积极探索和追求，是为了倡导和繁荣一种具有历史厚度和生命深度、可以经受时代检阅的小说新格局。”[洪治纲：《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个设问和一个设想》，《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

　　茅盾文学奖根据茅盾先生的遗愿设立，其审美取向与文学风格必然或受到茅盾先生的影响。茅盾先生兼有革命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他积极通过文学创作进行和革命实践，体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众所周知，茅盾先生的创作注重题材和主题的重大与时代性，具有现实主义特征与史诗性风格。

　　在80年代，茅盾的文学追求与“社会-历史”性特征与新时期国家民族现代化宏大叙事达到了高度统一。“评选最优秀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的设立，既是出于伟大文学家茅盾先生的遗愿，也暗含着国家对于新时期政治文化调整的需要：通过权威性文学评奖，对文学创作进行引导和规范，将优秀的主流意识形态作品经典化，进而推动文学新发展，使国家的政治体制和中央精神深入人心。

　　茅盾文学奖正式设立于1981年，以弘扬主旋律为其核心内容。《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规定：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应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应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应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较好地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作品，尤应重点关注。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工作由“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承担，下设评奖办公室，处理其具体工作。

　　茅盾文学奖的主办方作家协会的独特地位，更使得这一奖项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导向性。

　　中国作家协会是党和XX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它由xxx宣传部直接领导，具有一定的官方性质，是XX进行文学领域的管理和引导的重要渠道，又作为协会凝聚着一批在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高级别作家。因此，作协在政治生活和文学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作协对文学活动的组织和引导，不可避免的带有国家意识和政治体制的倾向。作为作协主办的茅盾文学奖，正如范国英所言，是权力场对文学施加影响的中介，“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范和引导。”[范国英：《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前几届的茅盾文学奖由巴金担任主任委员，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评审活动，他在文学界的地位与成就便如同为奖项贴上金牌标签。而参与评选的委员们也多是学术界德高望重的学者，他们的参与也增加了这一奖项的权威性和说服力。1983年起，巴金担任全国政协副xxxx、中国作家协会xxxx，除了他之外，还有很多评审同时兼有政治地位与文学地位。作为在政治生活中收到体制青睐的文人，坚决维护XXX意识形态、文化政策也就成了他们的义务与职责。

　　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往往会成为意识形态“代言人”获得推崇，成为“经典”，获得巨大声誉，为大众广泛认识喜爱。表彰的运作会产生引导和示范作用，朝着文学评奖所认同的趋向，会成为文学体制中成员的自觉不自觉的追求。[赵普光：《文学评奖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制度的重建》，《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2期]

　　在改革发展的时代背景、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引导及创作者社会责任感与敏锐洞察力的共同作用下，80年代前期的文学创作取材及主题都指向社会政治层面，涉及的问题与表达的情绪与社会各阶层思考和情绪同步。

　　xxxx结束后，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通过控诉文革给人们带来的政治迫害与心灵创伤，揭示文革的荒谬本质并总结历史经验，迎合了大众的情绪释放与心理需求，成为文学主潮。而在80年代，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逐渐展开，摆脱文革带来的消极情绪，恢复人们对XX的信赖，引导人们积极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之中，是新的时代需求。《沉重的翅膀》正是因为较为深刻的展现改革进程与四化建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位无锡机械学校厂长班的同志给《文艺情况》编辑部来信说:“我国工业的振兴，从根本上讲，取决于职工的积极性能否得以充分的发挥！张洁同志的长篇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深入到‘四化’核心的力作。”[鲁和光：《〈沉重的翅膀〉是深入到“四化”核心的力作》，《文艺情况》1982年第2期]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的题材价值是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内容。80年代普通民众的文学欣赏水平并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比起优美的文笔与深刻的内涵，大家更关注的作品所传达出来的朴素易懂的时代内容，希望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对XX政策与社会发展有更多的了解。从这一点上，由于较早的涉及改革题材，迎合了时代需要与读者兴趣，小说得到了以作协为代表的主流话语的关注。

　　在当时的文艺工作者看来，《沉重的翅膀》初版本的题材价值值得肯定，但也存在政治性错误及不必要的、错误的议论等问题。为此，文学界展开了多次研讨会，对作品进行批评，并提出了修改建议。经过张洁的多次修改，大量议论和敏感内容被删去，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更加鲜明，中央精神得到补充，契合了主流话语对新的文学方向的设想，张洁积极修改的态度也得到了肯定。

　　获奖本由张光年作序，作为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副xxxx，张光年的观点是主流话语与作协意志和引导方向的体现。在序言开篇，张光年通过“改革难。写改革也难。不但工业现代化是带着沉重的翅膀起飞的，或者说，是在努力摆脱沉重负担的斗争中起飞的；就连描写这种斗争中起飞的过程，也需要坚强的毅力，为摆脱主客观的沉重负担进行不懈的奋斗。”将《沉重的翅膀》定义为表现工业化建设的改革小说，肯定了小说的题材重大性及时代价值。

　　张光年在获奖本《序言》中提到，今年是改革年，“社会主义的各条战线，涌现出一批批披荆斩棘的创业者，改革者，向作家艺术家们发出热情的召唤。”“为歌颂工业战线在XXX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精神指引下的改革之风，为描写不辞辛苦地开创新局面的社会主义新人，不少作家正在进行可贵的努力。张洁同志是较早的尝试者之一。”可见在作协和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中，作品的题材价值与社会意义被放在首位，作家要顺应时代号召，创造出反映国家改革与经济建设的蓬勃局面的作品。

　　1985年，修改后的《沉重的翅膀》被授予茅盾文学奖，从而被赋予了“歌颂党领导下的改革之风”的典型意义，成为新的文学导向的范本，引导和推动了“改革文学”的兴起，使其成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后又一具有社会效应及时代意义的文学思潮。

　　程光炜指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以“现代化想象”为支撑，“‘八十年代文学’’是一个与‘改革开放’的国家方案紧密配合并形成的文学时期和文学形态”[程光炜：《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具有相当的时代性特征，并对社会发展进程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80年代，国家放松了对文化的管制，文学创作呈现出更为活跃的姿态。知识分子摆脱了以往的层层束缚，再度升起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嗅觉使得他们敏锐的将目光投向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而这正是主流意识形态所为之努力的方向。于是，在这一时代“共名”的主导下，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实现了“合谋”[王世锋：《茅盾文学奖的主旋律意识研究》，中国海洋大学，2010年]作家们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宣传国家改革政策的必要性与重大意义，同时，对阻碍改革的不利因素，如僵化思想的束缚，体制内的腐败与斗争等进行了批判。张洁曾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说句老实话，《沉重的翅膀》的社会意义高于文学意义”以社会意义为重，与政治话语合谋正是这种时代下的创作主潮。

　　在新时期，不断兴起的文学评奖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激励机制，在文学的发展与文学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较之之前的官方管控和严格规范，这种导向性，鼓励性的机制赋予了作家更多的创作自由与创作动力。可以说，文学评奖是新的意识形态语境下，党和XX通过作协等机构对文学进行引导和激励的举措，推动文学生产的扩容与创造，召唤符合时代精神的创作的产生，进而达到一些真理性认识，使获奖作品具有经典性价值。同时，文学评奖富有弹性，在文学评价、接受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民主化特征，也使得获奖作品存在更多的创作可能。

　　茅盾文学奖在文学评奖中具有特殊性，由半官方的作协主办，较之民间评奖规格更高，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较之“五个一XX奖”等高度政治性奖项对话空间更为自由，存在更为多元、开放、创新的对话空间。评委会主任的巴金在“茅奖”首届受奖大会上对评奖标准进行了阐释：“第一是“新”追求题材、主题、人物、取材角度之丰富性的“新现实主义写作”；第二是“深”，通过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个村庄以及其他来反映一个社会或时代的变化时，要在广度上体现出人物形象塑造、生活开掘及思想方面的深度。[巴金：《祝贺与希望——在“茅盾文学奖”首届授奖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2年12月]在这种标准下，获奖作品兼具时代性与史诗性特色，从而具有了典型意义。

　　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作品的艺术价值并不是作家和批评家的重要考量，文艺工作者注重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情节向大家传递社会生活内容，从而实现教喻群众，引导人们更好的认识社会发展变革、国家政策方针的效果。“文学创作追求的往往不是美学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而是社会意识的敏感。”[林为进：《历史的限制与现实的选择──重评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2期]《沉重的翅膀》较之其他反映时代变革的作品有其先进性，即从政治角度反映改革，指出四化建设与改革开放需要变革不合理的政治体制，进而进行经济管理模式的变革。作者并不是简单展现不同路线的斗争，寄希望于“乔厂长”式的先进人物，而是看到了变革存在的强大阻力，使发展的翅膀变得沉重，揭示了改革的现实迫切性和斗争的复杂性，这是其获得茅盾文学奖青睐，引导其进行反复修改，以作为改革文学范式加以褒奖的重要原因。

　　在这80年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茅盾文学奖对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具有一定时代价值和经典性，也许它们缺少细腻华丽的文笔和感情，但是可以反映当时的民心所向和社会变革，使读者通过这些作品的阅读，对国家政策、工业建设等有了更深的了解，鼓舞他们为社会进步而奋斗的斗志，增强他们对国家体制、对党和XX的信赖，进而促进社会稳定，蓬勃发展，这亦是其价值所在。

　　80年代，三中全会后大变革的社会生活与主流意识形态亟需建立新的文学体制和文学规约，而茅盾文学奖便是文学体制发展变革的必然产物，是国家干预文学方向和思想内容的中介。

　　通过对《沉重的翅膀》初版本与获奖本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特定社会环境和文艺工作者的批评下，张洁对小说进行了大量修改，使得陈咏明这一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得到丰富和补充，大量消极牢骚的议论和情感表达被删除，增加三中全会内容和中央精神……这些改动使小说重点从人与命运的搏斗，向客观展示改革与现代化建设的斗争与光明前景转化，从而更具时代性与史诗性特征。

　　张洁创作和修改的过程和当时文学批评与茅盾文学奖这一评奖制度的引导，共同参与“改革文学”的生产，建立了特定时代下的“经典性”标准。符合这些标准而得到青睐的获奖作品，虽然在现在看来欠缺艺术价值，但却在其产生的时代为社会发展与民心安定带来积极影响，符合当时读者的阅读需求，具有相当的经典意义。

　　[1]范国英：《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任东华：《茅盾文学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3]程光炜、任南南：《茅盾文学奖研究资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4]张洁：《沉重的翅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张洁：《沉重的翅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6]吴秀明、章涛：《“获奖修订版”生成与当代主流文学话语的规范/妥协机制———以〈沉重的翅膀〉和〈白鹿原〉的修订为例》，《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7]金宏宇、徐文泰：《“改革文学”是如何炼成的——以张洁〈沉重的翅膀〉的版本变迁为考察对象》，《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8]赵普光：《文学评奖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制度的重建》，《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