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古代中越之间宗藩关系形成原因

　　越南古称交趾。公元前214年，秦始皇通过南越战略和湘军的建立，将越南北部引入秦国境内。在中国的古籍中，越南或被称为“交州”，或被称为“安南”，但自秦至北宋，越南一直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直接管辖下的郡县或州府（越南史称“北属时期”）。968年，安南人丁部领统一安南并建立了“大瞿越国”，其后，李、陈、黎、阮氏诸封建王朝继之，在这段历史时期，除了1407-1431年（越南历史上的第二个北属时期）返回中国领土外，越南一直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直到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于向东,成思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中越关系史研究述略[J].中华文化论坛,2020(02):17-33+155.]

　　宗藩关系又称藩属关系，有的学者称之为朝贡关系或朝贡制度。费正清称其为“华夷体系”或“中国传统的世界体系”。也有学者称其为“亚洲的华夏秩序”或“天朝礼治体系”。宗藩关系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传统关系的主要形态，也是近代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的一种基本国际关系形态。在宗藩关系中，中国王朝通过对藩邦的册封、赏赐，代为“勘乱”和镇压人民起义，帮助藩邦抵御外敌入侵，并将中国文明传播给藩邦等形式，以对藩邦施恩，而藩邦则通过朝贡、请求册封和赏赐，请求代为“勘乱”及镇压国内人民起义，请求帮助抵御外敌入侵，奉天朝正朔等形式以求得“天宠”，得到天朝的庇护和承认，巩固其统治。中越关系既不同于中国中央XX与地方XX的关系，也不同于现代独立国家的关系。[罗圣荣,安东程.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J].世界民族,2018(03):102-110.]越南不需要向中国交税，中国也不向越南派遣官员，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越南又不是完全独立的。一般情况下，越南的最高统治者只有在得到中国王朝的承认后才算正统，越南如果不按期到中国朝贡或国内出现篡夺倾轧，轻则受到中国诘责，重则被兴兵讨伐。

　　在968年到1885年这1000多年的历史里，中越两国朝代多次更替，但是每次更替之后，新的朝代都要与对方结成宗藩关系。中越宗藩关系为何如此持久和牢固？有学者认为，“中越宗藩关系在历史上建立的基础是同根同源的血缘关系，山河相连的区域关系，历史悠久的历史关系”。其他学者则认为，中越两国的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渊源是其藩属关系存在的基础。这两种观点各执一词。虽然对中越宗藩关系的基础进行了单独的论述，但其总结不够全面。应该说，中越宗藩关系是以双方实力较量和中越双方相互需要为基础的。[郑维宽,林炫臻.从礼仪之争看历史上中越宗藩关系的复杂性[J].文山学院学报,2018,31(01):17-23.]

　　实力是外交关系的后盾。纵观中越宗藩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终结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中越宗藩关系是中越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较量的结果。

　　中国封建王朝对越南的直接统治始于公元前214年秦开岭南建立桂林、南海和湘军。湘县包括越南中部和北部地区。公元前209年，秦龙川令赵佗乘秦末动乱，建“南越国”，于其地设交趾、九真二郡。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设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均在今越南境内，从此其地又属中国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唐调露元年（679年），唐设安南都护府管辖越南，“安南”之名始于此。唐灭亡后，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907~960年），越南的封建主利用中原的分裂动荡之机，纷起割据，曲承美、杨廷艺、矫公羡等先后自称节度使。[叶少飞.20世纪初越南新史学对传统中越关系的解读与重构[J].社会科学战线,2018(01):122-132+282.]939年，吴权称王，这是越南脱离中国的一次大的尝试。六年后，吴权卒，越南历史上出现了“十二使君之乱”。968年，丁部领削平十二使君之乱，统一越南，自称万胜王，建立“大瞿越国”。从那以后，越南摆脱中国的统治。在越南建立自己的国家时，中国出现了北宋王朝。971年，宋太祖命大将潘美平岭南，南汉随之灭亡，丁氏害怕宋军乘机荡平原属中国的交州，便主动以其子丁琏的名义遣使贡方物，上表请封内附。宋太祖接受了丁氏的朝贡，并“制以权交州节度使丁琏以检校太师充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叶少飞.天限南北各帝一方——评《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J].东南亚研究,2016(01):102-110.]

　　975年，丁氏再次入贡，北宋承认了“尔部领为右族，克保遐方……嘉令子，称吾列藩……可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封交阯郡王”

　　自此，中越宗藩关系正式建立。越南脱离中国，由中国的郡县变为“列藩”，恰好是在五代十国中国混乱的时候，这时中国国内战乱不已，经济凋敝，政治不稳定，无暇南顾，给越南的“独立”提供了契机，“比及五代，土酋曲颙等相互攻据，南汉咫尺不能取，于是交趾自为一区”。[潘金娥.中越关系的困境与重构:一个方法论的思考[J].党政研究,2016(01):29-34.]

　　丁部领自立为王的时候，鉴于中国封建王朝的强大，他害怕中国再度干涉，于是遣使向宋朝朝贡，表于愿意内附中国，而在宋朝方面，建国之初，北部边境尚未稳定，国内也是百废待兴，对越南政策是“当谨守而已，不必劳费兵力，贪无用之土”。丁氏和宋朝在处理与对方的关系时，都对自己的实力进行了评估，以实力为进退，最后达成了一致，即以建立宗藩关系为最佳选择。所以说，中越宗藩关系的产生，双方实力的对比是决定性因素。[王志强.《中法新约》第二款有关中越宗藩关系内容的形成过程研究[J].历史教学问题,2015(05):75-82.]

　　宋、元、明三代，中越双方曾多次发生战争，这其中既有中国对越南的侵犯，也有越南对中国的侵犯，除了明代对越南短暂的直接管辖外，绝大部分时间里，中越保持着宗藩关系。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以积贫积弱著称，北有来自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xxx的威胁，北宋在“斤斤慎守”的政策下，对西南边疆的越南采取“得其待罪贡诚，优容恩礼有加”的优待、迁就态度。1075年，越南李朝派十万大军入侵宋朝的钦、廉、邕三州，宋朝出兵还击，在强大的武力压力下，李朝被迫认错，重新入贡称臣，恢复了原来的中越宗藩关系。南宋末年，北方蒙古逐渐强大并不断南下侵凌宋朝，但安南仍旧不断的向南宋进贡，请求册封。1257年，蒙军在兀良合台的率领下，水陆并进，大败安南军队，占领其京城昇龙（今越南河内），第二年，安南国王陈光昺遣使向蒙古朝贡。1261年，忽必烈派纳剌丁赴安南册封陈光昺为安南王，蒙古与安南正式建立宗藩关系。然而，元朝不满足于让安南作为自己的藩属国，而是更希望将其纳入版图直接统治，但元朝只是一厢情愿，安南陈朝虽自认是元朝的藩属，称臣纳贡，但其国王始终不肯入朝，也拒绝服军役等其它义务。在忽必烈统治期间，元朝曾三次大规模进军安南，但陈朝最终没有屈服。元朝与安南始终保持宗藩关系。每一次元朝与安南之间的战争，都是对中越宗藩关系的一次重申。[王志强.李鸿章用条约维护中越宗藩关系的努力[J].兰台世界,2015(03):10-11.]

　　明初，安南的国王陈日秋派人为明朝作贡献，并成为他的官员。明朝皇帝朱元璋称陈日秋为“安南之王”，并将安南列为“不可征服的国家”。1399年，李继尧杀王篡位。为了维护正统，明成祖于1406年派遣数十万大军进驻安南，攻打黎氏篡位罪。安南事平，明成祖应安南人民的请求，“改安南为交阯，设三司”，对安南实行直接统治。后来，由于“中官马骐以采办至，大索境内珍宝，人情骚动，桀黠者鼓煽之，大军甫还，即并起为乱”安南人民多次起义和反抗，黎利也乘势而起。经过多年征战，明朝已感力不从心，正可谓“得其地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1427年，双方罢兵，明英宗“命利权署安南国事”，而黎利则“遣使赍表及金银方物，随敞等入贡”。[王琨宇.历史上中法关于越南宗主权与保护权之争[J].黑龙江史志,2015(01):16-17.]

　　综上所述，在宋、元、明与越南发生的战争中，中国无法永久性地击败越南，使之成为自已领土的一部分，越南也不能完全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和惧怕，因此，越南便恭顺地向中国朝贡和上表称臣，中国则承认越南的自治，这就是中越宗藩关系。

　　明朝灭亡后，安南黎朝于1666年主动向清朝缴出明朝所敕赐的敕印后，请求新的册封，康熙帝将安南都统使升格为安南国，仍然与越南建立宗藩关系。1802年，阮福映建立安南阮朝，嘉庆帝改安南为越南，中国与越南的宗藩关系如故。进入19世纪后，西欧资本义扩大了对东方的殖民侵略。1858年，法国和西班牙进攻越南土伦港，占领海安等地，1862年强迫越南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夺取昆仑岛、西贡、交趾三省，1874年又强迫越南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宣布越南受法国保护。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侵略势力已在东南沿海、东北、西南等地加紧了对中国的包围，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朝猛烈的冲击，已使清朝自顾不暇、危机四伏。[陈文源.13—15世纪安南的国家意识与文化取向[J].世界历史,2014(06):17-25+158.]清朝对西南边疆的越南藩属国，也只好采取听之任之、放任不管的态度。从1802年到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这83年中，越南按三年一共的惯例，应该向清朝朝贡27次，但实际却只朝贡了13次，其中1853年至1869年的这16年时间内，完全停止了对清朝的朝贡。1875年5月25日，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照会清XX，将《第二次西贡条约》的内容通知xxxx衙门，并要求禁止中国军队进入越南，6月15日，恭亲王奕照会罗淑亚，反驳了法国，重申了中国与越南的宗藩关系，但是，清XX因忙于马嘉里案而未对法国提出公开的抗议，未明确否认该条约。在此后的几年里，越南一面“向中国乞师抗击法国侵略”，一面照例向中国朝贡。1877年和1880年，越南先后两次派使臣到中国进贡。[王晓影.近代中越关系史研究新论——读王志强著《李鸿章与越南问题(1881~1886)》[J].东南亚纵横,2014(06):69-71.]但是，此时的中越宗藩关系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在中法交涉过程中，虽有曾纪泽等人据理力争，但此时的中国是一个背负了很多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北方有日本在朝鲜的大肆活动，西北有沙俄通过阿古柏觊觎中国领土。所以，在评估了自身实力后，清朝对越南问题更倾向于和平解决为主，正如李鸿章所认识到的《第二次西贡条约》“虽由逼胁而成，然越南固为一国也，其君相既肯允行，各国无议其非者，岂中国所能代为改毁？今若声罪致讨，须为改毁此约，则必自量兵力、饷力能驱逐河内、西贡等处法人否？能变易越主否？能诛杀订约之奸臣陈廷肃、阮文祥否？非办到以上三层，则法不能屈从，约不能改毁，揆之目下中国人才、兵饷，皆万万办不到者也”中国之无奈，可见一斑。[王尘子.宗藩关系下的现实主义外交——1788至1790年中越关系的历史考察[J].桂海论丛,2014,30(01):129-132.]

　　至于中法战争，则更是如此，在正面的军事交锋中，清XX在越南陆地战场、广西镇南关，在X基隆、福建马尾水域等地布置了陆军、海军和防御工事，但是，在越南战场上，清军从山西、北宁一退再退，镇南关外的许多重地相继失陷。清军虽然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但却失去了基隆和澎湖，制海权受控于法。相比之下，法国自1883年茹费理XX上台以后通过了远征东京拨款550万法郎的军费案，而且，茹费理XX十分强硬，最后，中法签订了《中法越南条款》，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宗藩关系随之结束。当越南受到法国侵略时，它请求中国履行宗主国保护藩属国的义务，出兵援越抗法，这一举动再次强化了中越宗藩关系的内容。但是，法国的侵略把越南和中国放到了同一个阵营，中越宗藩关系成了中越联合抗法的纽带，中越两国在力最上的平衡也被彻底打破，因此，中越宗藩关系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自北宋到中法战争结束这九个多世纪里，维系中越持宗藩关系的除了力量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越双方都需要对方，它们各自需要对方充当一定的角色，“中国以角色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主要长处在于它为双方提供了不同的相关需求”，越南需要中国承认它的高度自治，保护其正常的秩序不被本国反叛者和外来入侵者破坏，中国则需要越南奉自己为上国，并充当巩固自己边防的屏障，具体表现为：

　　第一，对越南而言，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如能得到国封建王朝的承认和册封，其统治者便可名正言顺地统治越南，并可受到中国在军事力量上的支持，对内可以镇压反叛者，对外可抵御外敌入侵，在统治权力受到来自国内权臣的威胁或与它国发生纠纷时，可得到来自中国的仲裁。例如，明朝时黎季犛弑君篡位，清朝时阮惠逐走黎维祁，中国都曾出兵讨伐，到了近代，法国侵略越南，越南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也是“惟欲仰求天朝，明认下国为藩属，代向法人理论”。

　　另一方面，越南可以更好地学习中国先进的典章制度。越南作为中的藩属国，深受中国的影响，例如越南黎利建立黎朝后，在政治上，“设承政司、宪政司、总兵使司拟中国三司……置百官，设学校，以经义、诗赋二科取士，彬彬有华风焉”，在经济上仿隋唐时的均田制，在军事上仿中国的募兵制，在文化上推崇儒学思想。正是由于中越宗藩关系，中国古代的文明辐射到越南，对越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国保.越南使臣对晚清中国社会的观察与评论[J].史学月刊,2013(10):55-67.]

　　第二，对中国而言，与越南保持宗藩关系，也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可满足中国封建统治者“天朝上国”的心理需求。在近代以前，中国是东亚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典章制度及和文化造就了中国文明的高势能。周边国家诚服于中国先进的文明，向中学习，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这便形成了东亚朝贡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中国常以世界的中心自居，以“天朝上国”自居。所以，越南与中国建立宗藩关系，向中朝贡，是对中国“天朝上国”世界观的认同，这种认同，恰恰是中国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正如明太祖朱元璋说的那样：“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分四海，南北东西。讬圣德，胜尧王，保护家国太平，天下都统一”。另一方面，中国需要越南作为巩固边防的一道屏障。《左传》云：“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意思就是强调维护周边少数民族自身的安定，使他们不对中原xxx构成威胁。这是传统中国对待属国的理论，这种理论一直沿用到近代，在中国与越南的宗藩关系中，中国不仅需要越南保持自身安定，不构成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同时还希望它作为中国抵御外敌侵略的一道屏障。中法战争爆发前，云贵总督刘长佑就如是说：“边省者，中国门户；外藩者，中国之藩篱。树藩篱而卫门户，卫门户所以固堂室；藩篱陷则门户危，门户危则堂室震。伊古以来，聪明神武之明君、及汉唐雄略之主，力可以囊括宇内，而犹存要荒之君长，列边境之蛮夷者，凡以设藩属以御殊族，树股肱而奠神州也。”[王志强.国内外有关晚清越南问题研究述评[J].东南亚纵横,2013(06):49-53.]

　　越南在与古代中国历朝进行控制与反控制的军事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中国是火药和火器的故乡。唐宋以前的火器主要是爆炸燃烧型火器，如火枪、火箭、火球、喷筒、火禽、火兽以及各种炸弹、地雷、水雷等，以冷兵器运载或预先安置在敌方营阵中，引起燃烧或爆炸，从而达到杀伤敌人的目的。南宋时，火器有了新的进展，逐渐过渡到抛射型管形火器，从原理上来看，这与近代的枪炮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近代的枪炮虽然产生于欧洲，但究其始祖，仍在中国。宋朝已进入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期，是我国火器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北宋时期，火药和火器制造技术已具相当水平，设于开封府的广备攻城作十作之一的火药作，主要生产火药、火器，并且有了一定得生产工艺规范，规定工匠必须熟记背诵，严禁外传。到南宋，全国主要军事重镇都设置火器制造工场，大量生产火器，江陵府“一月制造一二千支”铁火炮;建康府在两年三个月内，造出各种火器63754件，可见其生产规模之大。自宋代开始有火药火器，用硫磺、焰硝、松脂等制成黑火药或燃烧剂，装入陶罐、竹杆等器中，或者包在纸、麻、砖石以至竹片、草泥之中，制成有相当杀伤力的火药火器，如霹雳火球、茨黎火球、引火球、毒药烟球、突火枪等。元、明时更加改进，逐渐成了军队的固定装备。南宋，中国火药传入越南。十世纪末叶，我国北宋的军事家根据炼丹家在采药炼丹过程中曾经使用过的火药配方，配成最初的火药并制成火器用于作战，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时代。火器是利用火药等的爆炸或燃烧功能起破坏作用的武器。脱离近战的以直接杀伤为主的范围，适宜于近战杀伤和白刃格斗。南宋时，越南XX请求南宋朝廷派遣匠人，帮助他们制造弓箭和火炮，从而制造火药的技术传入越南。黎朝时，越南人已会用硫黄、硝石等原料制造烟火。[王继东.中国传统涉外思想对越南的影响[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2(03):55-58+65.]

　　宋朝时，中越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而且相互之间的联系也很频繁。宋李两国之间的交往不仅有XX之间的联系，也有民间的联系，XX之间的贸易多表现在朝贡关系，民间的贸易多表现在边境群众之间的自由交往。

　　李朝立国后，被中国宋朝封为交趾郡王或南平王。这样安南仍作为“藩属国”，中国是其宗主国，双方由此建立了朝贡关系。李朝频繁地派遣使者，携带珍贵方物，向宋朝朝贡。这种朝贡的含义有四:其一，具有明显的政治方面和外交方面的关系;其二，更具有两国人民之间和睦友好的关系;其三，特别体现了两国人民商业贸易关系的密切;其四，两国间相互交往是也是互利的，但有一点，中国先进的封建文物典章源源输入安南，对安南封建社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稻”原是热带植物。越南人民素以善于种植水稻而闻名于世。宋真宗时代，从越南中部广南一带传入耐旱的占城稻，宋代占城表文中所谓“嘉种助于丰年”，就是指的这种占城稻。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因为江淮、两浙一遇旱灾，水田不能收获。为了应急，于是把这种稻种，发给人民种植。福建人江翱，到河南的鲁山任知县，也把占城稻移植到鲁山。可见占城稻不仅在福建、江淮、两浙一带种植，而且还传播到北方。[张卫明.“执盟府之成书,援万国之公法”:中法战争前宗藩关系的合法性建构[J].史林,2013(02):109-114+190.]

　　中国古代兵法随着汉文化南传越南后，就引起越南兵家重视，而被积极采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杀敌致果，创造辉煌战绩，抗元名将陈国竣就是杰出的代表人物。他深谙韬略，灵活运用，克敌致胜，所著《兵书要略》一书，不仅是他个人用兵的经验，而且是越南武库中的珍品。越南李朝兵法内涵十分丰富，备受宋朝君臣重视。《越史通鉴纲目》引《宋史·蔡延庆传》，介绍了“延庆尝仿安南行军法……神宗善之”的史实，并加论断道:“李朝兵法，见取于中朝如此。北破廉，南平占腊，战无不胜，良有以哉!”蔡延庆原是北宋时代一个文人，攻研越南兵法，用于实战，果然奏效，后来在边疆屡立战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于此可见越南李朝兵法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为宋朝所乐于采用。

　　14世纪中叶以后，元朝和安南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比较频繁。

　　早在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中国一大批手工业者为躲避元军之侵害，乘十三艘船舶，满载着妻祭、财产移入安南。1279年南宋亡后，大批爱国志士仁人相继进入安南，他们进入安南时，都不是空手，而是携带着科学技术一一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陶瓷以及大批文史古籍，进入安南，对安南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功非浅!

　　越南的古典戏剧，在音乐、服装和表演形式等方面，都受到中国传统戏剧的影响，与中国京戏十分相似。根据史料记载以及越南史学家如陶维英、段农的引证假设，认为形成于十三世纪的越南宫廷戏剧嘲剧，源于中国元代名优李元吉;剧本的题材取材于中国历史故事。服装、脸谱乃至举止、动作几乎也都和中国戏剧一样。十九世纪乐队的组织形式也和中国京戏差不多。过去越南的伶人即奉中国西汉文学家东方朔为戏剧始祖。中国的剧目，往往被越南的戏剧家所采用。

　　自北宋至中法战争结束，宗藩关系一直是维系中国和越南的纽带。在这个纽带中，中越双方一直保持着力实力的平衡，正是由于双方实力的平衡，才出现了中国欲进不能，越南欲脱不得的局面。中越双方相互的需要，又不断地强化着两国的宗藩关系。中越宗藩关系作为一种传统的外交关系，到了近代，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下，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它的退出，证实了这种外交体制的落后性，也宣告了中越关系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

　　总的来说，中越两国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与战略目标、基本国情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共同点或相似点乃至利益重叠点很多，与困扰两国友好互信关系的消极因素相比较，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居于主导地位。

　　[1]于向东,成思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中越关系史研究述略[J].中华文化论坛,2020(02):17-33+155.

　　[2]罗圣荣,安东程.越南民族性格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J].世界民族,2018(03):102-110.

　　[3]郑维宽,林炫臻.从礼仪之争看历史上中越宗藩关系的复杂性[J].文山学院学报,2018,31(01):17-23.

　　[4]叶少飞.20世纪初越南新史学对传统中越关系的解读与重构[J].社会科学战线,2018(01):122-132+282.

　　[5]叶少飞.天限南北各帝一方——评《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J].东南亚研究,2016(01):102-110.

　　[6]潘金娥.中越关系的困境与重构:一个方法论的思考[J].党政研究,2016(01):29-34.

　　[7]王志强.《中法新约》第二款有关中越宗藩关系内容的形成过程研究[J].历史教学问题,2015(05):75-82.

　　[8]王志强.李鸿章用条约维护中越宗藩关系的努力[J].兰台世界,2015(03):10-11.

　　[9]王琨宇.历史上中法关于越南宗主权与保护权之争[J].黑龙江史志,2015(01):16-17.

　　[10]陈文源.13—15世纪安南的国家意识与文化取向[J].世界历史,2014(06):17-25+158.

　　[11]王晓影.近代中越关系史研究新论——读王志强著《李鸿章与越南问题(1881~1886)》[J].东南亚纵横,2014(06):69-71.

　　[12]王尘子.宗藩关系下的现实主义外交——1788至1790年中越关系的历史考察[J].桂海论丛,2014,30(01):129-132.

　　[13]陈国保.越南使臣对晚清中国社会的观察与评论[J].史学月刊,2013(10):55-67.

　　[14]王志强.国内外有关晚清越南问题研究述评[J].东南亚纵横,2013(06):49-53.

　　[15]王继东.中国传统涉外思想对越南的影响[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2(03):55-58+65.

　　[16]张卫明.“执盟府之成书,援万国之公法”:中法战争前宗藩关系的合法性建构[J].史林,2013(02):109-114+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