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新世纪长篇小说病态人物病象分析

　　摘要

贾平凹的新世纪长篇小说关注底层人的生存状态，他的小说比较多的涉及到对“病态人物”病象的叙述。贾平凹正是通过这些“病态人物”的病态心理反思人与社会的关系。本文从贾平凹新世纪长篇小说《秦腔》、《古炉》、《带灯》中代表性的病态人物引生、狗尿苔、带灯入手，对“病态人物”的病象特征进行探究。这些“病态人物”是正常人眼中的“疯子”，不仅行为方式怪异，而且精神异常。但这些病象却是真、善、美的象征，“病态人物”的病象更多地揭示出底层人生存的悲剧性和民族文化的劣根性。
关键词：贾平凹；新世纪长篇小说；病态人物；病象特征

　　引言

“贾平凹被称为当代文坛史上的“鬼才”，他作为一位具有创造性和广泛影响的作家，贾平凹的创作历程似乎和当代文学的变迁同步”。[[1]]这也是贾平凹文学创作的独特之处，他的创作风格多变，文风瑰丽，体现着他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精神。他的新世纪长篇小说比较多的涉及到对“病态人物”的描摹。这些“病态人物”不仅是外在形象上的丑陋更是精神畸形的疯子与傻子。贾平凹正是通过这些时而疯癫时而清醒的“病态人物”把一种农村底层生活场景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这些“病态人物”因为身体和精神上的畸形使得他们遭受着同乡人的冷眼与嘲笑，遭受着社会的不公平对待。但同时，他们也有着特殊的功能，他们能够与植物动物交流沟通，并且具有一种神秘的预知能力，对自己认同的人和事物执着坚守。正是因为这些“病态人物”精神上的不正常，可以随意说话不必担心社会的约束，使得贾平凹随意自如地发挥想象，通过“病态人物”的言行揭示出社会的丑陋。以病态人物的“病象”为切入点去解读贾平凹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并总结归纳出“病象”的特征及这些“病象”的精神内涵。试图发现这些“病象”中所寄托的作家的不同情感体验，挖掘出贾平凹笔下这些“病象”所具有的文学价值。

　　一病态人物的“病象”表现

贾平凹的创作风格是不断变化的，尤其是在新世纪以后他的作品由前期明亮的色彩变得灰暗起来。作者有意识地塑造“病态人物”，由此形成了一个病态系列。通过引生、狗尿苔、带灯等这些“病态人物”的叙述视角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乡村世界，这些“病态人物”的“病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病态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病态的精神心理。

　　（一）病态的行为方式

《秦腔》中的引生是常人眼中的“疯子”，他疯疯癫癫、脏兮兮地整日游荡在清风街上，听着别人对他的嘲笑，有时也会抡起砖头而且不顾后果。但是他的每次“发疯”几乎都与白雪有关，他不能容忍别人说白雪的是非，否则他会用刀子割掉别人家柿树上的一圈皮，让树慢慢枯死，以此来表达他对白雪的忠诚。白雪可以说是引生生活的唯一希望，引生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白雪能够与他说上几句话。为了见白雪他可以爬到脏兮兮的树上偷窥白雪，为了引起白雪的注意他故意跌落水中博取同情。“他时而让老鼠到白雪那儿去透露爱的信息，时而让知了替他叫白雪，表达他心中的爱慕之情”。[[2]]他时常用祈祷的方式让白雪打喷嚏以此来安慰自己这是白雪想他的表现。不仅如此，他还具有特殊的能力，他能够让自己的灵魂和身体处于异地，他还能根据人类头顶上光焰的强弱来预知人身体的好坏和寿命的长短。正是这些怪异的行为方式，使他在整个清风街被当成是异类，只能与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交流沟通。
与引生一样，狗尿苔也是被古炉村忽视的人，由于他自身的缺陷、身材矮小、外表丑陋而且出身不好，在整个古炉村中没有人理他，任何人都可以欺负他，并且用一种很卑贱的植物来给他命名。在整个古炉村中人们把他当成是一个“疯子”，他经常会做出许多人们不理解也不认同的事情来。例如：他总是希望自己家能来燕子，他就把旧的燕子窝用杂草和泥巴重新改造。他用草编了圈把燕子窝顶在头上，牛铃就嘲笑他说顶个燕子窝燕子就能来吗？但是没过几天，燕子就真的招来了，这种行为让蚕婆也感觉到很奇怪，他就把燕子窝安在了院门楼檐下。
狗尿苔在村子里并没有什么朋友，除了霸槽和牛铃愿意与他说话以外，其他人总会因为他个头小，长得丑而嘲笑他。但霸槽和牛铃从骨子也认为狗尿苔成分不好看不起他。但在他的眼中动植物都是他的好朋友，他能和村子里的动物、植物进行对话，他的快乐与悲伤都愿意与这些动植物分享。因为婆把小猪送给了铁栓家，他很难过，所以他就经常去看小猪并且安慰小猪：“来了你就要乖哩，人家是贫农，光景也好，知道吗？长在他们家有福；小猪就不再吼了，哼哼唧唧起来，眼睛里却往外流泪，狗尿苔也不忍心了”。不仅如此，狗尿苔他有着一种神奇的功能，一闻到怪味儿，村子里就出事。比如：“他经过麻子黑的门口闻到了那种气味，不久麻子黑的娘就死了，在河堤的芦苇园里闻到了那种气味，五天后州河里就发了大水”。[[3]]
《带灯》中的带灯与引生和狗尿苔不同，她是由于巨大的压抑使得她患上了夜游症，每到夜晚她就跟着疯子在村子里转悠，好像在四处寻找着什么，正是这种异常的行为方式也使得带灯从此精神上出现异常。
这些在常人看来怪异的行为方式，却在这些病态人物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他们是常人眼中的疯子和傻子，人们把他们当成是神经病或是异类，这些怪异的行为方式其实就是一种“病态”的表现方式。

　　（二）病态的精神心理

一般而言，正常人有着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贾平凹笔下的“病态人物”精神状态几乎都与正常人不同。他们由于长期遭受排挤与嘲讽，但又无处宣泄自己内心当中的无奈与苦闷，长此以往，精神上也就出现了问题，做出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来。例如《秦腔》中的引生，他对白雪的爱恋一直压抑在内心当中，白雪是引生存在的唯一动力，白雪的一言一行都在牵动着引生的心，白雪的一切都是引生情感变化的依据。但是由于外在的条件的巨大差异，引生对白雪的迷恋是没有任何结果的。“在一个生理成熟的人有了具体的恋爱对象后，难免会产生性的幻想与冲动”，[[4]]但是他能做的就是压抑自己内心中对白雪的欲望。但还是在偷窥白雪的过程中没能压抑住自己的欲望，偷了白雪挂在院子里的内衣，不料被别人发现，他为了不让心爱的人受惊吓竟然挥刀自宫。由于精神上的长期压抑，使得他最终只能以自残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心爱的白雪。
带灯的命运就如同萤火虫的命运一般，她痛苦却无法救赎，她的生活充满了许多的无奈与心酸。带灯作为乡镇干部，每天要处理各种各样鸡毛蒜皮的小事，她努力为更多人解决难题，但因为自身的局限性做不到让全部人满意。她作为女人，作为妻子，她却没有任何为人妻子的喜悦和幸福。她从不主动跟人谈起自己的丈夫，丈夫在她的生活中显得微不足道，这是她的不幸也是她的悲哀。但她自己却不曾想过改善这种状态，作为妻子的带灯从不主动关心丈夫，丈夫的一言一行似乎都与她无关，即使她的家庭生活落到这种地步她也没有丝毫反思之意；作为女人，她始终活在美好的爱情当中，将自己的全部希望和情感寄托在一个素未谋面的他乡人身上，诉说她的少女情思与依恋，她满怀憧憬和幻想在自己编织的美梦中期待爱情。然而，所有的幻想终归被现实击碎，所有的努力将成为徒劳，所有的美梦都终会惊醒，她最终沦为精神异常的“夜游症患者”。
因为长期受到别人的羞辱，所以这些“病态人物”在接受别人的羞辱时表现出一种心安理得的状态，他们乐在其中，以一种无自尊的低微身份为荣并且自甘轻贱。其实这是一种精神压抑的表现，由于他们身份的低微，在村子中任何人都可以欺负他们，而这些人又无法进行反驳所以只能默默承受，有时他们也会像阿Q一样用“精神胜利法”来麻痹自己，从而来掩饰自己内心中的无奈与痛苦。就像狗尿苔一样，他也会埋怨古炉村人对他的嘲笑，但是他无能为力，只有在虚幻的世界当中发泄自己的难过和愤怒。
贾平凹的创作中包含如此多诡异的现象和诡异的人群，这些离奇的行为方式和精神状态成为“病态人物”特有的表现方式，他们只有用这种病态的方式来压抑自己内心当中的欲望，减轻自己的痛苦，掩饰自己的缺陷。

　　二“病态人物”病象内涵的探究

贾平凹笔下的病态人物看起来疯癫痴傻，但这些诸多“病象”也包含了更深层次的内涵。他们的不正常引领读者走进了一个别样丰富的精神世界，体验了另类的生活境况。这些“病象”也寄寓了贾平凹不同的情感体验，他通过引生、狗尿苔、带灯的视角展现了乡村世界的畸形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同时，这些“病象”也寄托了贾平凹关注普通人生存状态的人生态度。

　　（一）“病态人物”的病象是真、善、美的象征

《秦腔》中的引生在清风街上一直被当成是一个“疯子”，其实不然，他虽然外表上看起来疯癫痴傻，但实际上引生却是精神上的贵族。引生对白雪的爱不夹杂任何的世俗功利，在他看来，白雪是整个清风街上最好看的女人，他不允许任何人欺负白雪，他用他微薄的力量保护着白雪。即使白雪对他一次又一次的无视，他仍然把白雪当成是他生命中的完美女神。对比夏风对白雪的残忍，引生就像是骑士一样守护在白雪身边，即使他在一次无意当中惊吓了白雪，他宁愿伤害自己也要保全白雪的面子。这种爱情让人心疼更让人心酸，引生看似神经的行为无不流露出他的真情与善良。
其次，引生对夏天义的忠诚也是他善良的体现，他愿意与夏天义和哑巴去七里沟淤地。他知道夏天义好一口凉粉就冒雨回村买饭，怕夏天义在七里沟受冻，又去跟二婶要一床被子带给夏天义。在“年中风波”时张学文伤害了夏天义，引生每天怀里揣一把菜刀在乡镇府的大门外等张学文，想为夏天义报仇。正是有了夏天义和白雪的存在，引生的生命才有了意义，他那些看起来鲁莽病态的行为方式都是为了维护他最心爱的人。引生的存在也是善良和美好的存在，他的执着与忠诚与清风街当前呈现出的盲目和浮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古炉》中贾平凹则是以一个孩童“狗尿苔”的眼光，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善恶颠倒的混沌世界。狗尿苔即使遭受了这么多的屈辱与痛苦，他仍然是善良的，他一直坚守内心的纯真与美好。在狗尿苔的世界里没有所谓的世俗功利，没有村人眼中的高低贵贱，没有各派系之间的争强斗狠，他只有一颗纯真善良的孩童之心。他用自己的善良给村民带去了微弱的希望之光，避免了更多的流血牺牲。当他发现守灯割了天布家的藤蔓时，面对天布媳妇的谩骂，他把秘密藏在心中消解了守灯和天布之间的矛盾；他从小就背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他和蚕婆一起接受批斗，村里人对他嘲讽讥笑，但他还愿意每天带着火绳跑来跑去接受各种人的指派；当红大刀队和榔头队为蜜厂争斗时，他和善人推倒蜂箱化解了一场可怕的斗争；当村支书被霸槽他们打倒时，所有的人都落井下石，只有他愿意送东西给支书，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给支书，把支书当成爷爷一样尊敬爱戴。他在有意无意的努力当中避免了更多的流血和牺牲。
面对古炉村文革的爆发，贾平凹通过孩童的视角描述了榔头队砸窑厂时的暴虐，联总和联指武斗时的血腥，村民忙于革命的疯狂。但同时也有善人用心良苦的说病，蚕婆不知辛劳的助人，狗尿苔乐于奉献的帮人。这种美好的品质是对暴力的拒绝，对人回归本性的期待。
与《秦腔》和《古炉》不同，《带灯》是以一个女性的视角展开论述。“带灯主要负责处理乡村基层的纠纷和上访事件，每天面对的都是鸡毛蒜皮的纠缠和麻烦”[[5]]。有的人利益受到侵害却不知如何维权，有的人为了一棵树上访十几年，虽然带灯每天都要面对生活当中无休止的纠纷，但是她仍然以自己的力量维护樱镇群众的利益。当南胜沟旱得没水吃时，她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让镇长从元黑眼的沙场借来抽水机解决村民吃水难的问题；她在各个村都有她的老伙计，当这些老伙计有困难时她也愿意出手援助；因为樱镇的村民在煤矿上打工而患下隐疾，带灯就主动帮他们寻求补偿。值得一提的是带灯对元天亮的感情，“他对元天亮的崇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以手机为载体，热烈而又持久的表述着自己的爱慕之情”。[5]带灯和元天亮之间暧昧情愫仅仅是通过23封短信来连接，在虚无的世界里她甘愿为元天亮做任何事，她可以不要什么世俗的名分，她甘愿为元天亮奉献。即使元天亮只是她心中的一个虚幻的影子，她也愿意守护她梦想中的爱情。她的爱情就像是引生对白雪的爱慕一样，留给自己的只有被动与无奈。但也正是这种被动和无奈让人看见带灯身上存在的一种女性仁慈和博爱的高贵品质。
这些病态人物身上所体现的疯狂、鲁莽、精神异常等病象，更多地反映出了人性的最真实、最善良的一面。他们用自己的行为阐释着真、善、美的真谛，用慈悲和善良来对抗邪恶的势力和丑陋的人性。

　　（二）“病态人物”的病象折射出对传统文化没落的担忧

《秦腔》这部小说以陕西传统的戏曲文化“秦腔”来命名，小说中大约有一百多处地方都有关于秦腔的描写，并且，贾平凹用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把秦腔这种乡土文化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其中他还将甚秦腔乐谱、秦腔文化都直接嵌入在小说当中。秦腔是在秦地这块土地上孕育的，也寄托着一代又一代秦人的喜怒哀乐。“秦腔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承载着陕西千年的历史文化，代表着传统文化的精髓，成为千百代秦地人的精神财富和依托”。[7]
引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衰败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用自己的方式维护和继承秦腔文化。白雪结婚时，当秦腔的曲牌声响起引生就控制不住自己，只觉得喉咙发痒想唱秦腔；每逢剧团来清风街演出时，大人小孩都跑去戏楼底下占座，人们拥挤在戏楼底下，唯恐自己看不到，这个时候引生都会被派去维护秩序，而且他自己很得意地认为凡是这种时候只有他能够维持秩序；引生为了能跟县剧团下乡演出把秦腔中的一段唱词背的滚瓜烂熟。在他发病期间他的耳朵里还响着秦腔的曲调，在引生看来秦腔是连接他和白雪的一个纽带，白雪虽然不愿意理他，但白雪喜欢唱戏，他也喜欢唱戏，他试图用秦腔来吸引白雪的注意。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没能挽救秦腔走向衰败的命运，他跟随县剧团演出时，看戏的人寥寥无几，他亲眼见证了秦腔备受冷落的局面。县剧团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解散了，一部分人去了南方做生意，一部分很快沦为社会最底层者，背个铺盖四处流浪。在夏天智的葬礼上，邱老师卖力地表演也无法唤起人们曾经对秦腔的热情，而且白娥还嘲笑秦腔演员的表演方式。引生看到这种现象也只能踩白娥几脚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对于引生来说秦腔是他和白雪之间的连接者，他因为爱白雪而爱上秦腔，他对白雪的爱也可以看成是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白雪是秦腔文化的传承者，白雪的死亡也象征着秦腔文化走向灭亡的命运”。[5]引生作为秦腔最后的倡导者也终会失去了对秦腔的热情。他只能眼睁睁看着秦腔被流行文化所代替。
“在城市化浪潮的推动下，陈旧的秦腔表演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趣味”。[7]秦腔被扭曲和遗忘的命运也预示了中国传统文化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新的文化方式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新鲜与刺激。而秦腔这种陈旧的文化表演方式也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引生由原来对秦腔的热爱到最后对秦腔的抛弃都象征了传统文化的没落。
贾平凹对此既感到惋惜，但又无法阻止这种悲剧的发生，“只能将自己心中的哀叹写进小说当中，用引生的声音吼出自己心中的秦腔”。[8]传统的优秀文化不在被人重视，更不能被弘扬，贾平凹在小说的结尾写到：“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盼望夏风回来。”或许这也是贾平凹的期盼，他盼望着秦腔艺术有一天也能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当中来。

　　（三）“病态人物”的病象折射出对农民生存状态的思考

贾平凹新世纪长篇小说许多都是关于农村的描写，他的笔触深入到农村世界，极其深刻地表现了农民面临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生存危机。小说中的带灯，作为乡镇干部每天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上访者，她亲眼见证了农村发展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及农民生存的局限性。樱镇地处偏远地区，经济落后，随着大机器时代的到来，许多农民为了养家糊口纷纷外出打工，以致于患上隐疾。带灯在下乡时发现东岔沟村王福娃的丈夫因为在大矿区打工而患上肺病，常年来一直卧病在床，备受疾病地折磨，但因为没钱医治，只好买来药物，自己给自己注射，甚至就连死后买棺材和拱墓的费用都出不起。曾经托带灯帮忙办结婚证的王三黄也因为在大矿区打工命丧于此，尸体被运回了樱镇，仅仅用五万块钱打发了他的家人，带灯希望能给他的父母多一些的经济补偿也遭到了镇长的反驳。乡镇府的领导为了升迁，为樱镇引进大工厂，樱镇新一轮的大开发已经到来，污染工业也开始在樱镇扎根扩散。
农民的生活方式似乎都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带灯作为樱镇的干部亲眼看见有的农民变成了游离在城乡之间的贫困者；有的农民为了维持生计在大矿区打工患上了隐疾；有的农民因无法在城市当中真正立足，干起了偷鸡摸狗之事。但是无论怎样的生活方式都不能在城市中寻找到真正的出路，这些农民既不能回到过去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当中去，又不能适应城市生活的迅速发展，是一群游离在城市与乡村边缘的群体。他们在城市当中饱受城市人的冷落和歧视，因为自身经济条件的低下，他们的人格无法得到尊重甚至被人肆意践踏，就连最基本的利益都无法保障。王后生专门靠给人上访挣钱，但是那些真正利益受损的外出打工者却不知如何维权。“东岔沟的男人们在大矿区打工都患上了矽肺病什么活都干不了这能躺在炕上”。[9]带灯带领着十三个妇女一次又一次去县上解决，但都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元家和薛家因为沙场的事情大打出手导致死的死，伤的伤，也让带灯在这次事故受伤严重。带灯目睹了整个樱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乱象，樱镇笼罩在了物欲横流，浮躁的氛围当中，这种乱象给带灯造成了巨大地打击，也使得带灯的精神状态出现异常。
贾平凹时刻关注这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社会底层者。他把这种病态的社会行为以及畸形的经济发展赤裸裸地揭示出来。商业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的是对人精神上的压抑与践踏。贾平凹开始反思这种畸形的商业发展，他开始对底层农民的出路进行思考。他通过带灯的病象折射出当下农民存在的各种生存难题，试图为这些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找到一味治愈良药。

　　（四）“病态人物”的病象折射出对民族文化劣根性的反思

“《古炉》这部小说是一个人，一个村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段不可回避的历史，这也是贾平凹首次直逼中国最大的历史运动—xxxx”。[10]与以往“文革小说”不同，《古炉》对文革的揭示具有独特性，作者深挖整个民族心理上的病态，透过一系列现象发掘其深藏的本质。古炉村的人几乎在各种因素的催化下都被迫卷入到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当中。“在这场政治利益中，古炉村演变成了一个充满猜忌、对抗、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11]
“古炉村”暴力灾难的爆发一方面与政治文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村民人性中的虚荣、自私、权欲有着更为深切的关系。狗尿苔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但他却间接成为两大组织利用的工具，两大组织都利用狗尿苔去打听“敌情”，最后的黑锅也由狗尿苔来背。霸槽等人高举“xxxx万岁”的旗帜但干的都是满足自身私欲的勾当。“文革”只是一个契机，成为人性自私、邪恶上位的挡箭牌，人内心当中的邪恶都借着这次“文革”的爆发得到了释放。“古炉村”里的夜姓家族和朱姓家族都是为了能在这场运动中获取利益，分别组成了榔头队和红大刀队，都以“xxxx”为借口，在村子里横行霸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为这场运动变得生疏、冷漠，多年来的邻里之情全都抛之脑后，眼里心里写满了怨恨与愤怒。
“文革”的爆发不仅仅是一个村庄的灾难，更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它把古炉村人内心深处难以遏制的病态欲望全都激发了出来”。[12]一群人在霸槽和黄生生这样的人的带领下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霸槽借助着“文革”的开展快速在古炉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破四旧”运动，他把这种权利当成他私欲发泄的突破口，与红大刀队的矛盾冲突也越演越烈，“在最终兵刃相见中人性的恶实现了集体的爆发”。[13]文本最后出现的“馒头”事件与鲁迅《药》中的“血馒头”事件出奇的相似。文本借由这一情节敲开了当下亿万中国人内心的冰冷，这种人性的冷漠无时不在助涨“文革”的燃烧。古炉村的村民由于“文革”展开，村民也有原来胆小谨慎变得蛮横残暴，这不仅与政治运动有关，也揭示出民族文化发展的劣根性。一场运动的爆发更多的揭示了人性的虚伪和自私，也更加映衬出我们整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由于人本身的劣根性才导致了这场“文革”运动整整进行了十年，使得整个民族也处于一种落后和颓废的状态。

　　三“病态人物”的意义

研究贾平凹作品当中的颇多的“病态人物”表现出来的不安、浮躁、迷茫等“病象”，也正是我们当今社会所表现的一种情绪，这些病象就如同当代社会人们的缩影一般。现代社会由于经济地迅速发展，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导致许多人的精神状态发生异常。“病态人物”地研究更是对普通人生存境况的探讨。

　　（一）探讨普通人的生存境况

“对人的关心，对人精神世界的关注是文学的责任，也是一个作家的使命”。[14]贾平凹的文学作品中包含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他勇于担负起一个作家的时代责任，利用手中的笔来展开对城乡变化的描写，寄寓他深厚的乡土情怀。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空间的扩张和众多商业项目建设都造成农村土地资源的流失；城市经济不断扩张，导致城乡生活的差距逐渐加大，贫富两极分化极为明显。这种改变也使得了农民的心理发生转变。贾平凹的小说中真实地展现了农村和农民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都无法摆脱遭受迫害甚至是被吞噬的命运。就如同《秦腔》中的清风街的人们一样，人们陷入到了一种巨大的生存矛盾当中，生活成本的增加，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使得多数人的生活和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强烈地厌弃了在土地上机械劳作的贫苦生活，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尽管如此，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城市也无法寻找到真正的出路，“由于缺乏生存技能，走到哪里都像是浮萍一般，随着社会风潮迷茫的摆动”。[15]他们是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底层工作者，由于自身条件与城市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他们在城市当中受到了许多的侮辱和欺凌。这些外出务工者的遭遇就如同贾平凹小说中的引生、狗尿苔的遭遇一般，受尽各种人的白眼但又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只能在城市当中小心翼翼的生活。由于精神上长期的压抑，他们也会出现类似于小说中病态人物一样的“病象表现”。他们痛苦、迷茫，但又无能为力，这能依靠自我的安慰来麻痹自己的神经，减轻自身的痛苦。
当今社会，进城务工者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农村的年轻人都离开农村去了城市，农村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孩子，这些孩子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得不到好的教育，使得一部分孩子走向歧途。其次，进入城市的农民他们在城市中没有城市户口、没有稳定职业、甚至没有稳定的身份，他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挣扎、奋斗。他们既不能回到农村过以前自给自足的生活，又不能在城市当中获得应有的尊重和想要的生活。在这种双重压力的催化之下，他们难免会出现一些偏激或者病态的行为，以此来寻找自己的存在感。
对贾平凹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中病态人物“病象”地分析与探究。更多的是映衬当代社会中普通人由于生活的巨大压力所形成的各种“病象”。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各种经济方式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不同体验，但是我们不能以此就回避弱视群体的存在，更不应该忽略这一群体的精神世界与精神诉求。

　　（二）探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

“贾平凹的小说中把自己的所描绘的生活图景都放在了传统与现代相互冲突的文化背景之中，他站在人类文化大变革的基础上去关照历史现实，他焦躁不安的灵魂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漂泊。作品当中敏锐的关注到了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城市的扩张对农村和农业文明的冲突、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16]
首先，传统的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就如同清风街一样，整个村子的土地资源正在逐渐流失，加之一些工业发展又占去大量的农田耕地。不仅如此，农民自己对传统的耕地文明也变现出轻视和破坏的态度。有些农民外出打工以至于放弃土地，村里的干部也为了发展经济占了二十多亩地建设农贸市场。传统的农耕文明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欲望，为了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创造更多的利益，农村的耕地大面积减少。并且由于农村远离市区，有些企业将大工厂迁至到农村，在为农村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环境污染，更是对传统农耕文明的彻底破坏。
其次，传统的人文道德与现代都市文明之间的矛盾。从小说中也可以看到老一代的农民身上所存在的纯朴、善良的美好品质在年轻人身上荡然无存。这些年轻人在金钱的诱惑和刺激下，借助各种手段谋取经济利益，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贪念。
最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秦腔”文化作为陕西地区特殊的文化符号，“一首首秦腔吼出了秦人独特的文化内涵”。[17]在现代文明还不发达之前，秦腔作为一种民间戏曲密切地融入到了人们的生活当中，人民喜欢声嘶力竭的吼秦腔，秦腔成为人们娱乐消遣的生活唯一方式。然而，现代文明及其各种流行文化的兴起，使得秦腔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失去了它原有的地位，秦腔艺术不可避免的开始走向衰弱。现代社会，秦腔沦为葬礼上的悼念故人的悲怆曲调。当人们送别故人时也是在送别一种文化和一种信仰。
贾平凹小说中描写的各种“病象”也是我们当代社会中所面临的问题。由于经济的发展，商业化社会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精神的压抑与痛苦，尤其是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来说，巨大的生存压力会导致他们存在各种各样的“病态的行为”。

　　四结语

贾平凹新世纪长篇小说中塑造了形态各异的“病态人物”，这些非理性的人物以其特有的视角将农村世界的凋零、“文革运动”的残忍揭露在读者的面前。“病态人物作为言说的主体，成为作家表情达意的一种特殊符号”。[18]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健全的病人，实则却是善良和美好的召唤者，这些“病态人物”以弱者的姿态和病态心理呼唤人性的回归。“病态人物”的仁爱之心与疯狂险恶的社会环境形成矛盾，当他们的仁义、善良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时，就造成自己命运的悲剧。“病态人物”的病象正是因为这种生存环境的压抑所造成的，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异常行为也是对社会的畸形发展的一种抵抗。在当代社会存在许多类似于引生、狗尿苔、带灯等这样的病态人物，由于巨大的生存压力，他们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态行为。对“病态人物”病象地分析更多的是要为这些“病态人物”寻找一味治愈的良药。为后来研究贾平凹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学者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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