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为了调查了解家庭功能对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并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的了解大学生地情绪状况、心理状况以及其自我效能感的强弱程度，更能从大学生不同的自我效能感在面对一些问题或困难时，是如何应对或解决的。方法：本文以303名大学生为被试，本研究运用《家庭功能评定量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SRESE)》对本科生进行线上问卷调查，这2个量表进行线上问卷施测。通过描述性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运用SPSS23.0进行相关数据分析。结果发现：(1)大学生家庭功能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存在差异；(2)大学生家庭功能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存在相关，且各维度的关系不相同；(3)家庭功能与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呈显著的正相关。因此得出结论：大学生的家庭功能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两者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相关，并且家庭功能和情绪调整自我效能感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这意味着越高的家庭功能对应越高的情绪调整自我效能感水平。相反地，随着家庭功能的降低，其情感调整的自我效能也随之降低。
关键词：大学生；家庭相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演进和进步，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普及化的新阶段，而大学生群体则作为高等教育中的代表性群体，不断展现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当然，这也离不开他们所处的第一教育环境，那就是家庭，同时，家长也在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不仅表现为对学生个体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而且还能够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家庭教育习惯。大学生的身心和个人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父母关系、家庭结构、家庭环境和家庭功能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和长期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对家庭因素进行全面而系统地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家庭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非过去单一探讨某个或某些家庭因素的研究模式(方晓义，徐洁，孙莉，张锦涛，2004)。
在大学这一关键时期，学生要适应各种需要，包括学习、人际关系、校园生活等等，以实现个体社会化的目标(解倩，樊云，2021)。同时，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个体面对的心理压力也不断增大。而这些都会导致一些相应的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和毕业就业或未来发展等问题，需要大学生搞好自我情绪调节。情绪调节就是对自己或他人所持有的态度进行调整，使其能够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的过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大学生因为不能对自己的情绪做出正确判断和调整导致不良后果发生的现象，如自杀等。若未能及时调整或有效缓解自身情绪，可能会导致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因此，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下，怎样对大学生进行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以减轻他们的精神压力，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进行自我调整，并向认识自己的人寻求帮助，同时还会找专业的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士求帮助。但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大学生往往会先向自己寻求帮助再向他人寻求帮助(何瑾,刘海骅,2014)，可见，学生自我情绪调节对自己压力排解十分重要，高校应给予高度重视，为此国家采取了相应的指导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审议通过健康中国2023规划纲要时指出“健康”的界定应该包含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要求。因此，本文通过对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并对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为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在我国，伴随着“健康中国2023”计划的启动，人民群众对身体的需求越来越大，心理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就要求我们结合现实情况，把心理学应用于大学的大学生工作，从而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大学生是中国新时期发展的栋梁之才，在受到知识熏陶的时候，一定要充分意识到其重要性(张浩，赵航，张澜，葛骁欧，2022)。近年来，各地方XX都相继建立起不同形式的学校心理卫生服务中心。高等教育机构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致力于建设全面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并不断进行完善，设立了相应的心理健康课程，配备了专职心理教育工作人员，并修建了专门用于宣泄压力的教室等等。
情绪调节理论是探究情绪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理论，自我效能感是其中一种不可或缺的调节因素(Heuven,Bakker,Schaufeli,&Huisman,2006)。Caprara(1999)与Bandura(2003)发现，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情绪调节能力的信念，这也决定了个体在情绪调节上的差异。信念将影响到个人当下所处的情绪状态以及在得到情绪调节后所达到的实际效果。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这一概念，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能有效地进行情绪管理所产生的预期效果与实际结果之间差异的主观判断。
综上所述，从实质上来说，情绪调整自我效能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情绪调整能力进行主观评估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自信心感，它在一个人应对突发的情绪事件以及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处理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它是一个能够对情绪调整效果产生影响的关键变量。因此，本文对大学生的情绪调整自我效能感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调研，这对于提高大学生的情绪调整自我效能感、开展大学生的情绪教育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同时也提醒大家要重视个人心理的健康状况。
1文献综述
1.1家庭功能
1.1.1家庭功能的概念
“家庭功能”的概念于上个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其界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用来代表和解释家庭功能的词句总是繁多且复杂的(Schwab&Gray-Ice，2000)。目前来说，对“家庭功能”有两种界定：一种是以Beaver、Olson、Shek为代表将“家庭”的特定特性为基础，Beavers通过家庭关系结构、家庭成员交往质量、家庭亲密度、反应灵活性、适应性等多方面来表达家庭功能的。Olson认为，家庭功能是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纽带、家际交流、家事、家规、对外发生所应具备的效能来表达的；而另一种则是以Epstein和Skinner为代表提出的，对家庭的职能进行了界定，这主要是根据家庭中的工作来确定的，从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家庭”这个概念，并指出了“家庭”的核心功能与特征。
1.1.2家庭功能的研究背景
目前有关家庭功能研究存在着两种理论取向：一是以Olson提出的“环状模式”理论为代表的结果取向家庭功能理论，它注重于家庭功能发挥的作用，比如，家庭的亲密度、适应性等，根据家庭所属类别以及家庭生活质量来解释家庭，通过两到三个维度来将家庭分为不同的类别，从而达到在总体上对青少年所在的家庭的情况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基于此，对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的情感问题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得到了比较统一的观点是：家庭功能发挥的效果越好，青少年的情感问题就会越小，同时家庭功能所发挥的效果也可以对青少年的情感问题做出预测；二是以家庭“过程模式”理论为代表的家庭功能发挥过程的理论，主要对家庭的各个环节(如沟通、情感表达、卷入、控制等)进行考察，来发现过程中具体所出现的问题，比如，可以对有问题的家庭环节进行干预，从而来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的情绪问题。综上所述，研究家庭功能与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家庭功能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生活品质，更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增强应对各种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从而实现更好的心理健康状态；反之，较差的家庭功能将直接影响学生心理健康，降低其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甚至引发心理疾病。学生的身心健康受到不良影响的原因之一是家庭功能的缺陷，这种情况会导致学生出现各种身体症状(马前广，2022)。
1.1.3家庭功能评定的测量
Olson在1982年提出了“家庭亲和力和适应能力量表”第二版本(FACES II)。这是一种自我评估的量表，由两部分组成，共30题，需要25分钟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主要评估两个方面：(1)亲密度，即家人间的感情纽带；(2)适应性，是指在家庭发展的各个阶段，家庭状况和问题发生时，家庭制度变化的能力。每道题的答案都有五个等级，而被试的答案则反映了被试的家庭中所出现的问题的严重程度。FACES II有两种略微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在有子女同住的家庭中使用，而一种是在没有子女同住的夫妻的家庭中使用。Olson等人使用的“拱极模式”(“CircumpolarModel”,Olson et al.，1983)，目前,该量表已经在X广泛开展和应用：(1)对比不同的家庭；(2)确定家庭治疗所需解决的各类问题；(3)评估家庭干预的有效性。本文拟使用中文修改后的“家庭亲和力与适应性量表”，对大学生的家庭功能进行评估。
1.2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1.2.1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概念
Bandura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了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它是指个体在执行某一行为操作之前对自己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完成该行为活动所持有的信念、判断或主观自我感受(Bandura,1995)。Bandura在界定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时，本文着重论述了个人对情绪状态的控制能力，并认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由对情绪状态的认知能力、对他人情感的理解能力、对正面与负面情感的处理能力等构成的。所以，在他看来，情感调整的自我效能感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情感状态能否进行有效调节的一种信心水平(Bandura,Caprara,Barbaranelli,Gerbino,&Pastorelli,2003)，信心就是自我效能高的一种表现。Capara注意到在对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经历进行的管理方面，个体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不仅仅是由于个体的管理技巧有差别，还由于不同的个体对自己的情绪调节能力感有很大的差别。(Caprara,Scabini，Barbaranelli，Pastorelli et al.，1999)，Capara认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情绪状态进行有效调控的信心程度，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紧张情绪并保持自我调节机制(Bandura,1997)。
1.2.2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研究背景
遵循情绪的传统分类法，早期的情绪调节效能感一般分为两类：管理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NEG)和表达积极情绪的自我效能(POS)。当面对逆境或令人沮丧的事件时，个体所表现出的信念和效能，能够有效地避免受到生气、愤怒、失望、灰心等负面情绪的干扰，从而有助于改善其负面情绪状态。消极认知包括自我肯定信念和自我暗示信念，这类信念对于个体的行为倾向具有显著的塑造作用。积极情感是指，当一个人面对成功或其他令人愉悦的事件时，他会积极地体验并表达快乐、兴奋、自豪等积极情绪的一种效能信念(汤冬玲，董妍，俞国良，文书锋，2010)。2008年Caprara等人在又在此基础上将管理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信念细分成两个维度,即管理生气/愤怒情绪的自我效能感(ANG)和管理沮丧/痛苦情绪的自我效能感(DES),从而构建了一个二阶因子模型，并在意大利、X和玻利维亚三个国家进行了跨文化研究，以验证该结构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1.2.3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测量
采用Caprara等人(2008)编制、王玉洁等人(2013)修订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SRESE)》。该量表包括17个项目，其中表达快乐/兴奋情绪的自我效能感包含3个项目；表达自豪情绪的自我效能感包含3个项目；管理生气/愤怒情绪的自我效能感包含4个项目；管理沮丧/痛苦情绪的自我效能感包含4个项目；管理内疚/羞耻情绪的自我效能感包含3个项目。
1.3家庭功能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研究
根据以往的研究调查可以看出，家庭功能与情绪调整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了家庭功能越高的时候，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强，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来使学生认识到自己情绪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学会如何合理的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绪，让学生学会如何与他人交流。总而言之，针对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展开有针对性的干预，能够有效地提高他们的人际关系，这对于他们的自身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是非常值得被广泛运用的(解倩，樊云，2021)。
2研究方法
2.1研究目的和研究思路
研究目的：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不同大学生的家庭功能对他们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个体应对突发情绪事件和管理自身情绪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会进一步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学业、人际交往、就业的压力应对等问题(汤冬玲，董妍，俞国良，文书锋，2010)。让大众认识到家庭功能对于一个大学生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引导家庭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家庭结构、家庭教育等的一个家庭(布仁其木格，2020)。也提醒大家要重视家庭对大学生个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对于效能感低的学生，应该给予一定的帮助，提高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为更好的帮助大学生拥有一个好的个人发展、实现个人价值，同时也能促进一个家庭的良好发展等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研究思路：结合前人研究和相关理论，资料搜集，查阅有关家庭功能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相关文献，认真研读，了解相关研究的现状。本次的主要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确定研究目的，界定相关概念，提出研究假设，并确定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流程；
第二，对大学生的家庭功能、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现状进行了解；
第三，根据研究目的为概念下操作定义，选择合适的测量工具；
第四，数据收集，根据研究选取合适的被试，并进行大量的施测；
第五，数据整理，剔除无效问卷，确保问卷样本的有效性；
第六，数据分析，探讨大学生的家庭功能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讨论大学生家庭功能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差异性检验的相关情况、探究家庭功能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关系中的影响作用，为大学生改善情绪调节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方法。
第七，对结果分析进行讨论并得出结论。
2.2研究意义
2.2.1理论意义
从2009年开始，我国就开展了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研究，本研究是在引入国外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和模型的基础上，国内学者使用该量表对各种情景下各种群体的研究，并根据国内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改进，最后在国内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此后在相关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之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有了较大的发展。国内学者使用该量表对各种情景下各种群体的研究，把44篇文献的研究总结为5个方面：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相关性、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现状内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影响因素以及情绪调节自效能感量表模型研究(张文怡，朱姝，2021)。基于此，本研究想要探究大学生的不同大学生的家庭功能对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帮助大学生提高自我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并进一步丰富相关理论、拓宽研究。
2.2.2实践意义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大学生的家庭功能现状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程度，再将二者加以联结研究其相关关系。对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低的学生，可向其提供一定的调节方法，引导其心理健康的正向发展，同时。也可让他们了解自己家庭的功能，也可以改善自己的家庭功能向良好方向发展。
2.3研究假设
Hl：大学生家庭功能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存在差异；
H2：大学生家庭功能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存在相关，且各维度关系不相同；
H3：大学生家庭功能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呈显著的正相关；
2.4研究对象
通过方便取样对在校大学生进行线上网络问卷调查，共收集问卷345份，其中无效问卷有31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303份，有效率为87.83％。
2.5研究工具
2.5.1家庭功能评定量
采用由Olson编制、费立鹏修改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CES II)来测量大学生的家庭功能状况。量表共含有30个条目，量表的评分为1-5级评分，其中，“1”为“不是”、“2”为“偶尔”、“3”为“有时”、“4”为“经常”、“5”为“总是”，分值越高，证明其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较高。该量表实测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948，说明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该问卷信度好。
2.5.2情绪调节自我效能量表
采用Caprara等人(2008)编制、王玉洁等人(2013)修订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SRESE)》。量表共含有17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评分标准从“1”为“完全不符合”到“5”为“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高。本研究施测所得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8，说明该问卷信度好。
2.6施测与数据处理
通过问卷调查法以网络问卷形式进行问卷施测和数据的收集，利用SPSS2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对303名大学生进行人口变量统计分析，然后采用独立本t检验，对303名大学生的家庭功能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总体状况进行分析，最后采用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深入探讨大学生家庭功能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
3研究结果
3.1大学生家庭功能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人口变量分析
3.1.1家庭功能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对有效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被试人口学变量详细分布情况如下表1所示：
表1结果表明：本次研究在性别、学科类别方面、在年级方面、是否独生子女方面、在生源地方面的占比。
3.1.2性别在各个因子上的差异性检验
根据所收集问卷的填写和数据情况，分别进行不同人口学变量在大学生家庭功能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各因子水平上的差异性检验。首先，将不同性别的被试填写的结果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下表2所示：
表2结果表明：在亲密度上，男生的平均得分高于女生平均得分，但是在性别上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为0.651，大于0.05，在统计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适应性上，男生平均得分略高于女生平均得分，其在性别上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为0.910，大于0.05，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在总的家庭功能上，男生平均得分略高于女生，其差异显著性检验为0.765，明显大于0.05，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在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上，男生平均得分略高于女生，其差异显著性检验为0.765，大于0.05，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在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上，男生平均得分均高于女生，其差异显著性检验为0.023，小于0.05，在统计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总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上，男生平均得分均高于女生，其差异显著性检验为0.034，小于0.05，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总的来说，亲密度、适应性、总的家庭功能、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在不同性别上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而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总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是不同性别上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3.1.3是否独生子女在各个因子上的差异性检验
根据所收集问卷的填写和数据情况，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被试填写的结果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所得结果如下表3所示：
表3结果表明：在亲密度上，独生子女平均得分均高于非独生子女地平均得分，其差异显著性检验为0.282，大于0.05，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在适应性上，独生子女平均得分均高于非独生子女，其差异显著性检验为0.695，大于0.05，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在总的家庭功能上，独生子女平均得分均高于非独生子女平均分，其差异显著性检验为0.468，明显大于0.05，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在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上，非独生子女平均得分均高于独生子女，其差异显著性检验为0.096，大于0.05，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在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上，独生子女平均得分均高于非独生子女，其差异显著性检验为0.318，大于0.05，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在总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上，独生子女平均得分略高于非独生子女，其差异显著性检验为0.858，小于0.05，在统计学上存在显著差异。即亲密度、适应性、总的家庭功能、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总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3.1.4不同生源地在各个因子上的差异性检验
根据所收集问卷的填写和数据情况，将不同生源地被试填写的结果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得到的结果如下表4所示：
表4结果表明：在亲密度上，城镇学生平均得分均高于农村学生，其差异显著性检验为0.067，大于0.05，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在适应性上，城镇学生平均得分均高于农村学生，其差异显著性检验为0.216，大于0.05，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在总的家庭功能上，城镇学生平均得分均高于农村学生，其差异显著性检验为0.190，明显大于0.05，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在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上，农村学生平均得分均高于城镇学生，其差异显著性检验为0.204，大于0.05，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在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上，农村学生平均得分略高于城镇学生，其差异显著性检验为0.172，大于0.05，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在总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上，农村学生平均得分均高于城镇学生，其差异显著性检验为0.144，大于0.05，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即亲密度、适应性、总的家庭功能、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总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不同生源地上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3.1.5家庭功能和调节情绪自我效能感在各个年级上的ANOVA检验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进一步事后多重比较后，结果如下表5所示：
表5结果表明：亲密度在各个年级上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中p值小于0.05，说明亲密度在不同的年级上的差异显著，通过进一步事后多重比较得出的具体情况是：大一年级平均得分显著高于大二年级，大二年级平均得分显著高于大四年级，大三年级在该水平上与其他年级无显著差异。适应性在各年级上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中p值小于0.05，说明各个年级的差异具有显著性差异，进一步分析：大一年级分显著高于大二年级、大三年级，大三年级、大四年级显著高于大二年级。而总的家庭功能在各个年级上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上p值小于0.05，说明家庭功能在各个年级之间得分上的差异显著，进一步分析：大一年级显著高于大二年级、大三年级，大二年级显著低于大三年级、大四年级。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在各年级上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中p值小于0.05，说明各个年级的差异具有显著性差异，进一步分析：大四年级显著高于大二年级、大三年级，大一年级无显著差异。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在各年级上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中p值小于0.05，说明各个年级的差异具有显著性差异，进一步分析得出：大一年级显著高于大二年级、大三年级，大四年级显著高于大二、大三年级。总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各年级上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中p值小于0.05，说明各个年级的差异具有显著性差异，进一步分析得出：大四年级显著高于大二年级、大三年级，大一年级无显著差异。
3.1.6家庭功能和调节情绪自我效能感在学科类别上的ANOVA检验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进一步事后多重比较后，结果如下表6所示：
表6结果表明：亲密度、家庭功能、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总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及各个因素在学科类别上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中p值大于0.05，说明家庭功能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不同学科类别上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适应性在不同学科类别上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中p值小于0.05，说明亲密度在不同的年级上的差异显著，通过进一步事后多重比较得出的具体情况是：大一年级、大二年级平均得分显著高于大三年级，大四年级在该水平上与其他年级无显著差异。
3.2大学生自家庭功能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3.2.1家庭功能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所收集问卷的填写和数据情况，将被试填写的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根据研究结果，当代大学生自我接纳现状如下表7所示：
根据对家庭功能的描述性统计，本研究采用家庭功能评定量表测量大学生的家庭功能状况，采用五点计分方法，每个题目的理论中值是3分。表7结果表明：大学生家庭功能的均分为3.71分，比理论中值略高，说明自我接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问亲密度的均分为4.06，适应性的均分为3.35，明显都略高于理论均值，位于中等偏上水平。总体来说，大学生家庭功能水平都较高。
3.2.2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所收集问卷的填写和数据情况，将被试填写的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研究结果如下表8所示：
根据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描述性统计，本研究采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评定量表测量大学生的家庭功能状况采用Likert 5级计分，每个题目的理论中值是3分。表8结果表明：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均值为3.70，高于理论中值，说明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的均值为4.15、管理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的均值为3.24。再细分，HAP的均值为4.06、GLO的均值为4.24、ANG的均值为3.19、DES的均值为3.25，COM的均值为3.28。显然各因子均值在理论均值之上，说明大学生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各分量表上都同样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综上所述，从总体来看绝大多数的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水平都较高。
3.3大学生家庭功能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法检验家庭功能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二者之间存在的关系，结果如下表9所示：
表9结果表明：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功能各个维度受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各个维度的影响，且影响不一样。家庭功能中的亲密度和适应性都与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0.01)；两个总变量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即家庭功能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0.01)，其相关系数为0.60，表明越高的家庭功能对应越高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水平；反之，越低的家庭功能对应越低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水平。
3.4大学生家庭功能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3.4.1家庭功能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从以家庭功能的两个维度为自变量、以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为因变量的表10中可以看出：1.ΔR2=0.14，即家庭功能对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的结果解释率为14.00%；2.F检验的结果为：F=24.96，p<0.001；3.家庭功能对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46，对应的显著性水平p<0.01，说明家庭功能中的亲密度正向预测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
3.4.2家庭功能对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从以家庭功能的两个维度为自变量、以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为因变量的表11中可以看出：1.ΔR2=0.32，即家庭功能对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的结果解释率为32.00%；2.F检验的结果为：F=72.03，p<0.01；3.家庭功能对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22和0.75，对应的显著性水平p<0.05，说明家庭功能中的亲密度负向预测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适应性正向预测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
3.4.3家庭功能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从以家庭功能的两个维度为自变量、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为因变量的表12中可以看出：1.ΔR2=0.38，即家庭功能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结果解释率为38.00%；2.F检验的结果为：F=93.59，p<0.001；3.家庭功能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62，对应的显著性水平p<0.01，说明家庭功能中的适应性正向预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4分析讨论
4.1大学生家庭功能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现状分析
4.1.1家庭功能现状分析
家庭作为社会中最基本的单元，其结构与运作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的运转效率，而其中家庭的功能发挥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因此，对于家庭功能的探讨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家庭功能”这一概念以来，学者们对其定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究。在我国，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社会经济的转型等因素的制约，家庭教育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使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有责任认识到创造一个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和发展的家庭环境的重要性。在这一法律规定下，我国的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家庭对于儿童一生的重要性。家庭在塑造每个成员的生理和心理发展趋势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家庭的最基本职能是为成员提供一个优越的环境基础。因此，家庭功能成为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关注的热点之一。近些年来，涌现出了大量与家庭功能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我们深入了解家庭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杨光金，陈朝阳，2023)。
根据调查结果，家庭功能量表涵盖了亲密度和适应性两个方面。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的爱和理解能够给子女带来更多的正面情绪体验，从而有助于改善孩子的心理状态。适度的亲密度和适应性可以促进其更好地运转，但若过度干预，则可能适得其反，导致子女缺乏独立思考能力、适应能力不足，甚至可能引发亲子冲突等问题。当代大学生处于身心快速发展阶段，心理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较弱，易受各种外界因素影响而出现情绪波动，从而引发一系列心理问题，如抑郁、焦虑、人际关系敏感、敌对性等。因此，父母应该提供一定的亲情支持和情感指导，定期与他们进行沟通交流，以便在发现问题时能够并进行灵活巧妙的引导，让他们用一种更好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失败和得失，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父母一直都是自己最强大的靠山，鼓励他们乐观地面对生活(韩引弟，陈红艳，2021)，提升子女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4.1.2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现状分析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领域的研究现今仍处于起步阶段，然而，对于这一领域的深入探讨，仍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扩展的方向。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出发，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为切入点，结合国外相关文献以及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对我国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概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讨论。朱伟方(2012)等多位学者发现，尽管我国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其结构仍有失衡的问题。此外，由于不同群体在认知方式、情感状态方面有很大差异，导致了他们对自己情绪调控能力的评价不一样，从而影响到个体的情绪体验。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问题，对于那些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较低的学生，我们应该提供必要的支持，以提高他们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水平。
4.2大学生家庭功能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差异分析
4.2.1家庭功能的差异分析
家庭功能及家庭功能中的亲密度、适应性，在不同性别上，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家庭功能及家庭功能中的亲密度、适应性，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家庭功能及家庭功能中的亲密度、适应性，在不同生源地上，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总而言之，家庭功能及家庭功能中的亲密度、适应性，在不同性别上、是否为独生子女上、不同生源地上，均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4.2.1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差异分析
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在不同性别上，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而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总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不同性别上，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总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总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不同生源地上，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总而言之，在不同性别上，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而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总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总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不同生源地上，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4.3大学生家庭功能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大学生家庭功能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且家庭功能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表明越高的家庭功能对应越高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水平；反之，越低的家庭功能对应越低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水平。相关较高的群体，其家庭功能呈现出良好的表现，而那些相关较低的群体，则其家庭功能呈现出不良的状态。因此，研究家庭功能与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家庭功能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生活品质，更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增强应对各种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从而实现更好的心理健康状态；反之，较差的家庭功能将直接影响学生心理健康，降低其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甚至引发心理疾病。学生的身心健康受到不良影响的原因之一是家庭功能的缺陷，这种情况会导致学生出现各种身体症状。
4.4大学生家庭功能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从以家庭功能的两个维度(亲密度和适应性)为自变量、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为因变量可以看出：家庭功能中的亲密度正向预测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从以家庭功能的两个维度(亲密度和适应性)为自变量、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为因变量可以看出：家庭功能中的亲密度负向预测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适应性正向预测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从以家庭功能(亲密度和适应性)的两个维度为自变量、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因变量中可以看出：家庭功能中的适应性正向预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结论
本研究运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FACES II)》、《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SRESE)》对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23.0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大学生家庭功能、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水平都较高。在不同性别上、是否为独生子女上、不同生源地上，家庭功能及家庭功能中的亲密度、适应性，均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在不同性别上，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而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和总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总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不同生源地上，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家庭功能与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之间有一定的相关，而且各维度之间的关系不同；家庭功能与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表明越高的家庭功能对应越高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水平；反之，越低的家庭功能对应越低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水平。相关较高的群体，其家庭功能呈现出良好的表现，而那些相关较低的群体，则其家庭功能呈现出不良的状态。因此，研究家庭功能与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家庭功能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生活品质，更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增强应对各种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从而实现更好的心理健康状态；反之，较差的家庭功能将直接影响学生心理健康，降低其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甚至引发心理疾病。学生的身心健康受到不良影响的原因之一是家庭功能的缺陷，这种情况会导致学生出现各种身体症状。
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期望在后续研究中能进一步的改进：
第一，此次研究的大部分被试都来自于四川轻化工大学，所以抽样数据的范围不够宽泛，容易引起一定的误差，影响实验结果。
第二，此次研究采取方便取样，抽样后的样本数量，如农村与城市的数量、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数量存在着差异，这样的差异可能会对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三，本次研究采用线上问卷的形式，无法在现场了解被试的填写的真实状况，从而导致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
第四，本次研究采用自评式问卷的形式进行测量，方式较为单一。
第五，本研究中更多是对大学生家庭功能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样本中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缺乏对各维度的深入探讨，希望在往后研究中增添相关分析和讨论，加强精确性和有效性。
第六，由于本人知识储备的有限性可能在进行结果解释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希望在往后研究中能够加强对专业知识的储备学习，使结果更加客观准确；
结合本研究的不足以及研究的发现，提出了一些对于未来研究的展望。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大样本的范围，增加样本数量，提高样本质量，是样本更具代表性，提高实验数据的有效性。还有量表工具的使用可否更进一步优化，使其更加符合该研究的目的。
参考文献
布仁其木格.(2020).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及对策.心理月刊,(23),231-232.
窦凯,聂衍刚,王玉洁,黎建斌.(2012).青少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中国学校卫生,33(10),1195-1200.
窦凯,聂衍刚,王玉洁,刘毅,黎建斌.(2013).青少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情绪调节方式的中介作用.心理科学,36(1),139-144.
方晓义,徐洁,孙莉,张锦涛.(2004).家庭功能:理论、影响因素及其与青少年社会适应关系.心理科学进展,(04),544-553.
郭小艳,王振宏.(2007).积极情绪的概念、功能与意义.心理科学进展,(05),810-815.
何瑾,刘海骅.(2014).大学生心理求助行为的现状与对策.高校辅导员学刊,(03),80-83.
胡佳佳,王晓静.(2020).近五年国内学业自我效能感研究综述——以CNKI核心期刊为例.文化创新比较研究,(18),175-177.
黄时华,蔡枫霞,刘佩玲,张卫,龚文进.(2015).初中生亲子关系和学校适应: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01),171-173+177.
韩引弟,陈红艳.(2021).家庭功能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研究.教育观察,(37),80-83.
解倩,樊云.(2021).大学生家庭功能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人际关系的相关分析.心理月刊,(16),14-15.
栾风焕,杜亚松.(2016).家庭功能评估量表的应用现状.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4(12),1287-1289.
李荣风,徐夫真,纪林芹,张文新.(2013).家庭功能评定量表的初步修订.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07),996-1000.
马前广.(2022).大学生家庭功能与心理异常的关系：孤独感和性取向的作用.青少年犯罪问题,(06),15-27.
马振,陈秀梅,秘晓冉.(2023).大学生情绪创造性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唐山师范学院学报,(01),148-153.
汤冬玲,董妍,俞国良,文书锋.(2010).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一个新的研究主题.心理科学进展,(04),598-604.
王佳慧,刘爱书.(2014).儿童期虐待对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心理科学,37(4),888-893.
王玉洁,窦凯,刘毅.(2013).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的修订.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45-50.
吴晓薇,黄玲,何晓琴,唐海波,蒲唯丹.(2015).大学生社交焦虑与攻击、抑郁: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05),804-807.
王玉洁,窦凯,刘毅.(2013).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的修订.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45-50.
谢韵梓,吴继霞,王诗成,阳泽.(2022).儿童期情感忽视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控制感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03),407-417.
尤爱军,李娅欣,郑亮.(2021).心理压力、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社会支持对医学院校研究生自杀意念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医学版),(03),388-395.
杨光金,陈朝阳.(2023).国内家庭功能的研究现状与热点分析——基于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大众科技,(01),189-192.
赵春妮,曾庆.(2022).大学生家庭功能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及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01),143-148.
张浩,赵航,张澜,葛骁欧.(2022).健康中国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法与路径研究.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08),58-59+62.
张萍,张敏,卢家楣.(2010).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在中国大学生中的试用结果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05),568-570.
周社刚,郭浩然,杨萍萍,汪明阳,刘小先,丁笑生.(2021).家庭环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宿舍人际关系的链式中介作用.中国特殊教育,(12),75-81.
朱伟方,田学英,黄洪基.(2012).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现状调查及教育启示.中国青年研究,(9).
张文怡,朱姝.(2021).国内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研究综述.大众标准化,(08),124-126.
郑铮.(2018).体像困扰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关系:自尊的中介效应.智库时代,(42),155-156.
Bandura,A.,Caprara,G.V.,Barbaranelli,C.,Gerbino,M.,&Pastorelli,C.(2003).Role of affective self-regulatory efficacy on diverse spheres of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Child Development,74(3),769-782.
Caprara G.V.,Scabini E.,Barbaranelli C.,Pastorelli C.,et al.(1999).Perceived emotional and interpersonal self-efficacy and good social functioning.Giornale Italiano di Psicologia,(26),769-789.
Bandura A.(1997).Self-efficacy:The exercise of control.New York:Freeman.
Beavers,W.R.,&Hampson,R.(2000).The Beavers Systems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22(2),128-143.
Caprara,G.V.,Giunta,L.G.,Eisenberg,N.,Gerbino,M.,Pastorelli,C.,&Tramontano,C.(2008).Assessing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in three countries.Psychological Assessment,20(3),227-237.
Castro,Pardias,MA.,Torres,Lacomba,MB.,&Navarro,Brazález.(2017).Muscle function of the pelvic floor in healthy and puerperal womenand with pelvic floor dysfunction.Actas Urologicas Espanolas,41(4),249-252.
Ekman,P.,&Finiesen,W.V.(2003).Constants across cultures in the face and emo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7),124-129.
Gross,J.J.,&Levenson,R.W.(1993).Emotional suppression:Physiology self-report and expressive behavior.Joumal of Personality and Psychology,(6),970-986.
Harris,V.W.,Anderson,J.,&Visconti,B.(2022).Social emotion-al ability development(SEAD):An integrated model of practical emotion-based competencies.Motivation and Emotion,46(2),226-253.
Miller,I.W.,Ryan,C.E.et al.(2000).The McMaster Approach to Families:theory,assessment,treatment and research.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22:168-89.
Mayer,J.D.,Caruso,D.R.,&Salovey,P.(2016).The ability model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principles and updates.E-motion Review,8(4),290-300.
Schwab,J.J.,&Gray-Ice,H.M.(2000).Family Functioning-The General Living Systems Research Model.New York 233 Spring Street: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19-20.
Shek,D.T.(2002).Family Functioning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School Adjustment,and Problem Behavior in Chinese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Economic Disadvantage.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163(4):497-500.
Skinner,H.,Steinhauer,P.(2000).Family Assessment Measure and Process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2),190-210.
Walsh,F.(2003).Normal Family Processes(3rd Edition).New York:Guilford,51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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