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为了发现校园疫情防控的现存问题和薄弱环节，明确大学生疫情下防护行为现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在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编制调查问卷，定义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影响因子，对12所院校的在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利用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对不同风险地区与不同院校等进行比较分析。共收集调查问卷1567份，数据分析得出，随着疫情感染风险的增大，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受五个因素影响越大，211院校与普通院校相比设备因素对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影响程度最大。疫情下大学生个体防护认知水平较高，但不同风险地区、院校与性别之间，大学生防护行为存在差异，学校应分区分级精准防控，优化防疫设备设施，多元化宣传教育，针对性引导大学生养成正确的防护习惯。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学生，个人防护行为，调查问卷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COVID-19是一种高度传染的新型冠状病毒，易于感染，对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1]。在此背景下，人们更加重视预防及控制疾病传播途径的防控工作，而学校作为一个聚集性场所也成为了此次重大疫病流行的重点区域。在疫情初期，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病病因和治疗手段上，而公众的防护行为相关文献相对较少。然而，在当前国内外疫情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一些研究开始关注群众的防护行为和身心健康，但对于高校学生的防护行为知识、态度现状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却相对较少。
正确的认知和态度是促进健康行为的重要因素，而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深刻理解则是实施防护行为的基石，而积极应对疾病的态度则是推动良好防护行为的动力源泉。因此，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相关知识、认知态度以及个人行为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它们直接影响着疫情的防控效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群体作为一个特殊且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心理状态和预防行为如何将直接关系到疫情控制效果及后续工作开展情况。高校作为一个人口密集、来源复杂的场所，存在着极高的群集疫情传播风险，由于其场所与人群的特殊性，所以通过调查大学生的个体防护行为现状，疾病的认知不仅对个体的身体、行为和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同时也对周遭人群的感知和认知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在我国迅速蔓延，XX和相关部门采取了多项防控措施，以确保整体形势得到有效控制[3]。然而，当前国内疫情呈现出多点分散、多地再次爆发的趋势，仍然存在着传播感染的潜在风险，且新型冠状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传播速度快，做好自身的防护仍是目前预防新冠肺炎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自2023年1月8日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开始实施“乙类乙管”[4]，米锋发言人强调，“乙类乙管”的实施并不是简单的放开不管，而是要集中精力加强服务和保障，确保其有效性仍需要广大群众的支持与配合，继续坚持近三年来养成的良好个人卫生习惯与健康生活习惯，做好个体防护[5]。
安全防护行为是个体为了规避或降低潜在风险而采取的行为[6]。疫情常态化下大众常做到的个体防护行为有科学佩戴口罩、遵守一米间隔距离、勤洗手消毒、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等。在面对危机时，公众通常会采用最直接的防护措施，以确保自身的健康和安全得到充分的保障。在新冠疫情期间，公众在了解相关知识，意识到病毒的高传染性后，会采取出门佩戴口罩、洗手消毒、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减少外出次数等减低感染风险的行为[7]。
本文调查研究关于大学生的个人防护行为现况，发现了当前疫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明确了大学生“COVID-19”相关行为的现状，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为了提高大学生对新冠疫情的认知水平和改善其危险的相关行为，在各高校开展了新冠肺炎防控宣讲活动，并在常态化疫情下为各高校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及相关部门制定精准防控措施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更好落实实现“乙类乙管”政策，提供更科学有效的建议措施方案。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国外个体防护行为研究现状
检索国外关于新冠疫情文献，大多是关于疫情下心理健康、情绪的状况研究以及防护用品与医疗用品的研究，国外文献个体防护行为相关报道较少，未有侧重于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研究。
Gamsizkan Z针对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家庭医生的工作量、个人防护和隔离行为进行研究[8]。Batra Kavita等对381名牙科学生进行网络横断面调查，基于网络的结构化问卷评估了COVID-19相关知识、保护行为和风险感知绩效。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分析各组间知识、保护行为和感知的差异，在调查的牙科学生中,83%的学生对COVID-19有足够的了解,近80%的学生对COVID-19有适当的做法,且COVID-19相关知识与预防行为显著相关[9]。Dias Isabel等以清洁工人为研究对象，以研究工人对COVID-19疫情的认知及其对心理健康的潜在影响，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结构化访谈，工人们认为有必要更多地宣传个人保护措施,以及更多的培训、更好的一般工作条件和获得心理咨询[10]。Alqahtani Saeed等通过横断面描述性沙特阿拉伯公共和私营部门工作的牙科从业者中进行个人防护用品及感染控制措施的知识和认知，研究得出缺乏与个人防护设备(PPE)及感染控制措施相关的兴趣和知识,可能对牙科职业工作者产生不利影响[11]。Kasemsak Jandee等认为在疫情下，食品递送服务成为消费者食品购买限制人与人接触的重要媒介，配送司机在工作中暴露于COVID-19感染的风险较高，通过分析该人群中有关COVID-19预防的健康素养（HL）维度，了解食物输送驱动因素中的HL将有助于制定针对该人群的有效干预措施[12]。Cuadrado Esther等基于传播防护行为模型，个体对其参照群体采取保护行为的程度的感知直接影响了个体对年轻人的保护行为,但对老年人而言,主观社会规范只是这种行为的间接预测因素，更低的行为控制,感知到的关于防护行为的积极社会规范更少,对传播疾病的责任感更低,更不愿意采取防护行为，干预策略和运动的开发者应该考虑这些变量,并根据年龄重点关注差异[13]。
1.2.2国内个体防护行为研究现状
在疫情初期，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病毒病理的探究和治疗方法，而对于公众这一群体的行为状况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尤其是高校学生方面。推动公众采取正确的防护行为的动力在于正确的认知态度和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深刻理解,因此对新型冠状肺炎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以及自我防护行为是影响防疫效果的重要因素[14]。由于高校作为一个人口密集、来源复杂的场所之一，其特殊的的群体对于疾病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不仅对个人身心健康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对周围人群的知识、态度和行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因此，高校易受疫情蔓延之苦。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健康宣教尤为重要。深入了解大学生对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知识、信念和行为的现状，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健康教育，提高他们对“COVID-19”的认知水平，促进行为的转变，实现“知-信-行”的有机统一[15]。
在检索“新型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COVID-19”时，发现国内外对此次疫情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领域，包括新冠疫情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与应对，以及其对企业的疫情影响。当前，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防护类疫情相关研究，以及公共卫生危机处理和疫情防控措施方面的探究，而对于大学生这一特定人群的研究则相对较为匮乏。
经过对新冠肺炎知信行的调查研究，李文豪和罗琳等人发现，公众对COVID-19的整体认知水平、预防意识和行为表现均呈现出良好的状态。因此，XX有责任及时洞察不同地区民众的需求，并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教育方案[16]。从风险感知、防护认知以及权威信任的角度出发，李伟等人深入探讨了对城市公众防护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多种因素，并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决策模型，可有效预测城市公众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的防护行为[17]。时桂倩等人运用风险感知情绪模型和防护行为决策，探究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对公众防护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了多层次回归模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女性、自我评估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良好的人群更倾向于采取更具针对性的防护措施[18]。
针对新冠肺炎防护行为，张晓悦等对职业人群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个人的知识水平对于职业人群的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19]。在对医护人员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职业暴露和防护认知行为现状进行调查后，刘琼等发现那些职称较低、工作年限较短、在抗疫一线工作岗位上与疑似或确诊患者接触频繁的人，其职业暴露发生率相对较高，这一现象值得引起更多的关注[20]。
针对大学生这一群体，在对医学生新冠疫情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进行的调查研究中，刘冰等发现医学生对新冠肺炎的认知水平仍有提升的空间，因此，学校有必要持续加强新冠肺炎知识的宣传教育[21]。谭静等在网络上发起了一项快速问卷调查，旨在研究COVID-19的知识、态度和行为水平在不同特征的大学生中的差异,结果表明，与医学专业学生相比，非医学专业的大学生在COVID-19的知、信、行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足[22]。张春娇等的调查结果表明，尽管大学生已经认识到卫生在预防冠状病毒感染方面的至关重要性，但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并未达到防疫意识的“常态化”水平，因此学校在未来的健康知识宣传方面没有松懈，应进一步促进了大学生健康行为素养的常态化形成[23]。晏妮等通过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女性和城市户籍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的认知水平相对较高，而处于焦虑状态的大学生则更容易表现出畏惧的态度[24]。针对大学生的防护措施，李妮蓉对其一般资料、相关知识认知情况、相关行为、知识获取途径以及对疫情的态度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调查，发现不同居住地的大学生在部分防护行为的执行情况上存在显著性差异[25]。张璐明等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对大学生群体的风险感知、自我效能和态度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体防护行为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这三个因素与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呈正相关[26]。
国内外关于个体防护行为的研究成果，大多基于个体防护设备研究、疫情下公共卫生处理措施以及公众在疫情下的心理健康等方面，有关于个体防护行为的研究多数以公众或医疗职业人群为主，基于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的研究在国内外都较为稀缺。在疫情常态化管理下，大学生生活区域较为密集，活动范围更广，所以本文基于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疫情常态化下的个体防护现状，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我国大学生在疫情下对个体防护的认知、行为开展研究，为高校提供精准的预防和控制策略，包括为大学生提供全面的健康预防教育等措施。
1.3相关概念
1.3.1新型冠状病毒概念
新型冠状病毒的组成成分包括RNA基因组、脂质双层膜以及表面蛋白质，这三个元素共同构成了该病毒的基本结构[27]。冠状病毒科和巢状病毒目中，存在着一类由棘突（S）糖蛋白、膜（M）蛋白和小包膜（E）蛋白构成的蛋白质[28]。它们都具有与人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相关的结构特性，并且在人类中高度流行。目前已知的第七种冠状病毒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其具有感染人类的特性，这些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并可导致严重疾病甚至死亡。新型冠状病毒为球形颗粒，直径100nm左右。这些颗粒具有类似于人呼吸道上皮细胞内分泌的抗原决定簇的结构。由于其微小的体积，它们极易分散于我们呼吸以外的气溶胶或液滴之中。因此，当人们接触这些被污染的物体时就会有可能引起严重的呼吸道疾病和肺部炎症反应。新型冠状病毒属于一种相对油腻的病毒，其在空气中的停留时间约为三小时左右，而从其纹理表面的特征来看，它可以停留在表面光滑或抛光的程度上[29]。这些特性都使得新冠病毒能够快速扩散和感染其他生物，例如人或者动物。新冠病毒感染者在不使用口罩呼吸的情况下，可以将新冠病毒传播到2.5米外的距离。
因此，当人们聚集在一起时，传染病的传播速度将会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另外，当一个人感染了一种新的病毒后，其免疫力会受到损害。在病原体传播的过程中，新型冠状病毒会对宿主的下呼吸道进行攻击，从而引发病毒性肺炎的发生。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具有高度易变性，其可以通过血液和黏膜进入人体内部，造成全身感染[30]。此外，新型冠病毒的传播可能会对中枢神经系统等其他器官系统产生影响，导致多个器官的功能失调。此外，由于它能够感染人和动物，使得人类对其产生恐惧心理，从而使疫情进一步扩散。因此，新型冠状病毒被视为一种具有更高传染性的病毒，相较于其他病原体而言。
1.3.2个体防护行为
个体为规避或降低潜在风险而采取的行为，被称为安全防护[31]。在安全管理中，安全防护行为被视为一种重要手段来提高企业的生产安全性，并将其纳入到组织目标体系之中。个体的安全防护行为旨在维持其处于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以确保其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安全防护行为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其效果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环境、个人特征以及认知能力等。在不同的情境下，安全防护行为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对于突发事件来说，个体面临着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当个体处于日常状态时，一旦获取到社会上发生的火灾爆炸、危化品泄露、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等事故信息，便会引发负面心理反应，对可能发生的事故产生担忧情绪。当遇到突发情况后，由于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往往会导致身体损伤，甚至引发严重安全事故。为了预防潜在风险并更好地应对突发情况，公众会进行一系列信息搜索行为，以获取相关的降低风险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自身的应急能力[32]。
本文主要针对当前我国公众面临的各种突发事件，从其特征和特点出发，探讨了不同人群采取的不同安全防护行为，分析了他们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当公众认识到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后，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佩戴口罩、反复洗手消毒、保持距离、远离中高风险地区、减少出行次数甚至非必要不外出、购买75%的酒精和抗病毒药品等，以降低感染风险。
职业保护被界定为一种保护行为，其中涵盖了医护人员和工业人员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都有严格的定义和要求。目前对于个人的防护已经比较成熟，而对社会大众的防护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针对不同行业人群的职业防护研究很少见。在疫情期间，尚未明确定义居民的防护行为，对居民的防护研究也相对缺乏，主要聚焦于特定人群的疫情防护行为研究，如患者和医护人员[56]。在疫情期间，XX相关机构发布了一系列公民防疫行为准则和疫情公众防护指南，其中包括勤洗手、戴口罩、少聚集、分餐制、社交礼仪以及厕所卫生、通风与消毒、健康生活等基本行为，这些行为被视为本研究的防护行为。
1.4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1.4.1研究内容
（1）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相关文献梳理。通过各大数据库大量阅读有关个体防护行为方面的文献，梳理基本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了解目前我国个体防护行为的现状，为本课题后期的研究打下基础
（2）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影响因素分析。确定一级维度与二级指标，编制调查问卷，确定投放样本范围，发放问卷。
（3）分析调查数据，运用sas软件对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并且比较不同条件下影响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的因素的程度。
（4）运用spss软件，建立疫情下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回归模型，分析各指标对防护行为的影响。
（5）总结数据分析结果，提出干预大学生疫情防护行为以提高个体防护水平的建议。
1.4.2研究方法
（1）文献调查法
通过查阅CNKI、万方、维普数据库等网站以“防护行为”“大学生”“疫情”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为本文撰写提供文献资料支持。
（2）问卷调查法
问卷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和资料基础上编制而成。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基本情况、核心问题以及对策与建议，建立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回归模型，将收集的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比较和回归分析，探求影响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重要程度。
1.4.3研究技术路线
图1-1疫情下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调查研究研究技术路线
第二章疫情下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调查研究影响因子分析
2.1人的因素
王飞的研究表明，在面对各种不同的危机状态时，公众会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以确保自身的安全[32]。而由于人的因素对个体防护行为的影响是尤为关键的，个体的认知差异、对个体防护的不同理解或周围人群的影响都会造成个体防护的差异，本文将人的因素分为个体认知、群体行为、应急素质与个体防护行为。
由于个体在公共认知层面上的信息接收程度、可获得渠道、个人理解能力、个体素质、宗教信仰种族以及性别等多种因素的差异，导致了个体认知的多样性[33]。研究突发水污染事件时，罗贤运发现，由于个体所接收到的信息存在差异，因此在做出行为决策时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离,所以有必要对个体防护行为进行干预，以减少其发生风险[34]。据张佳佳等的研究，大学生群体的防护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性别、专业、生源地、健康状况、认知水平和态度等方面的差异[35]。
群体行为是由多个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个体所构成的群体，其目的在于实现特定目标。。在新冠疫情中，由于身边亲人朋友的不同防护行为意识同样也会对自身的防护行为产生一定影响。新冠肺炎事件持续时间长，空间跨度大，切实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36]，随新冠疫情事件的不断演变与人们的不断关注学习，个人与群体的防护行为也不断改变。研究发现，人群的自我评估结果表明，那些自我评估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良好的人更倾向于采取更频繁的防护行为，而那些没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则表现出更高的防护行为频率，相比之下那些患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则相对较少[37]。
应急素质是将人们的应急思维、应急知识和应急技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应急素质的核心，通通过将基本应急思维、应急品质和应急技术集成于学习和锻炼中，以提供内在保障来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从而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提供内在保障[38]。所以为了确保应急思想的树立，必须全面掌握公共安全、卫生安全等方面的应急知识，并对突发事件发生的各种因素进行深入了解,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个体防护行为是个体为了规避风险或降低风险而采取的行为[39]，在不同的情况，所表现的个体防护行为也不同。在那些需要接触到有毒有害气体、大量粉尘、噪音、强光、高辐射热、核辐射风险的工作环境中，个体作为劳动者会自觉佩戴口罩、防毒面具、护目镜等防护用品，以确保自身安全,而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通常采取佩戴口罩、洗手消毒、保持安全距离等方式进行个体防护。
2.2设备因素
在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安全生产事故等紧急情况时，个体防护装备作为一类至关重要的应急物资类别，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以确保参与应急事件处置作业的人员得到充分的保护[32]。新冠肺炎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播。因此，戴口罩和洗手是最有效的个人防护[40]。江珊等也表明感染控制培训和适当的个人防护用品使用能明显减少医务人员新冠病毒感染[41]。本文将设备因素分为信息采集设备、消毒杀菌设备、隔离治疗设备。
通过信息采集设备，快速准确了解大学生的健康情况，有利于个体对周围危险的感知以及学校对整体学校疫情情况的把握，高效的信息采集设备是人们了解疫情周边风险情况的重要工具，对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也有着一定的影响，班明莉等聚焦以呼吸道传播为主的重大传染病疫情，在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现场防控装备任务进行深入分析后，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高效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现场防控装备体系,并对传染病现场防控装备编配方案的合理性进行了验证，在疫情已经成为常态的情况下，提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信息系统建设构想及系统框架设计，为提高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治能力提供参考和借鉴[42]。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消毒杀菌设备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防护装备，人们通过酒精、紫外线消毒等方式以减少或消除周围环境中存在的病毒，通过切断传播途径，我们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环境消杀，从而阻断传针对易感人群的保护[43]。探究传染病传播的流行过程，对于确诊患者而言，正确的治疗设备和有效的隔离设备是不可或缺的，在公共卫生防疫中，实施“隔离”措施是至关重要的[44]，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切实可行的隔离设备和措施，可以从根本上保障公共卫生的保障公众的身体健康得到了极大的保障，这归功于安全措施与设备的有效实施
2.3环境因素
环境是个人身体之外、能影响个体行为的所有客观因素的总称，由于每个人对环境的不同认知或者客观环境在人的心理上构成了新的情景，个体行为同样也受环境的影响[45]。本文将环境因素分为:防疫区域、气候因素、防疫政策。
研究表明，由于城市卫生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或宣传渠道更为多样，居住地为城市的调查对象关于防护行为各维度得分高于乡镇的调查对象[46]。这种主观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自身健康问题所采取的行动，即他们是否愿意为自己提供某种保护或补偿，不同的信息环境对人们的决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47]。而健康信息环境则是塑造人们健康行为的重要因素。在信息环境下，人们可以获得各种知识与经验来提高自己的自我保护能力。个人的主观规范或许会受到来自不同领域的信息的影响，防护行为的认知、主观规范和态度受到信息传递的影响[48]。
所以在疫情期间的政策环境与生活防疫环境都会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周边环境以及个体行为是相互独立且相互联系的，并且当个体认知以及外在环境变化时，个体行为也随之改变[49]。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群佩戴口罩的行为模式受到居住地周围环境、居住环境新冠肺炎疫情分布特征和居住地管制措施的共同影响，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或感染风险较高的地区，居民佩戴口罩的比例和佩戴口罩的科学性均呈现出下降趋势。并且对新冠疫情相关事件持续关注，随着新冠肺炎事件演化的同时，以及新的防疫政策的实施，公众的个体防护行为也存在变化[50]。
2.4管理因素
管理措施在疫情下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针对出台的不同管理举措，人们的防护行为也相应随国家、社区、学校管理的变化而改变，当地疫情情况较为复杂时，所属社区会采取闭环管理、非必要不外出等管理方式，以尽可能减少病原的传播，本文将管理因素分为组织机构、闭环管理、属地防疫。根据张本钰等人的调查结果，随着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阶段的演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呈现出逐渐恶化的趋势。由于政策和管理措施的变化，第二阶段的疫情防控期间，学生对疫情的关注时间和防护知识学习的人数均出现了显著的下降[51]。同时也表明，学校采取了一定程度的防疫隔离措施，但并未有效地遏制病毒传播，且部分地区出现“封城”现象，这意味着当前的防疫工作还需持续一段时间。在不同的管制措施下，人们佩戴口罩的行为呈现出差异，然而，当管制措施变得更加严格时，佩戴口罩的比例反而会降低，这表明居住地的管制措施可能会对口罩佩戴行为产生影响，这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住地的相关管控措施可能与个人的防护行为产生相互作用[52]。
2.5传染因素
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方式主要包括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可能通过飞沫气溶胶传播,，新型冠状病毒是直径100纳米球形颗粒，由于颗粒较小，易分散于我们呼吸以外的气溶胶或液滴内，所以由于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特点，采取正确的防护行为能一定程度保护个人的健康安全。如今，对病毒的不断深入了解，,为了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疫情，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最经济、最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是通过接种疫苗来实现的，本文将传染因素分为传染源、传播途径和预防疫苗。在分析我国目前疫情形势下接种疫苗必要性及存在问题后，对学生可能出现的疫苗选择行为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根据王龙等的调查结果，中学生在面对新冠病毒感染风险时，若存在不确定或不同意的情况，则更容易出现犹豫不决的疫苗接种情况[53]。为减少此类群体在接种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尴尬，本研究设计了一种基于防护距离的新型口罩设计方案并进行实验验证。根据王睿等的研究，口罩作为一种物理屏障方式，能够有效地抑制病原体通过飞沫传播，从而实现对病毒携带者的隔离保护[54]。
第三章疫情下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问卷调查
3.1问卷设计
3.1.1调查问卷设计流程
为了探究在疫情背景下，大学生的个人防护行为所的影响因素。为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校大学生为对象开展调查研究。本项研究对相关资料和文献进行了归纳总结，并采用问卷调查作为模型进行验证，具体过程包括如下步骤：
首先，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研读，并对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归纳，设计研究方案，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归纳总结个体防护行为的实践经验与教训，设计调查问卷，在问题的构建过程中，融合了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
其次，确定调查问卷的初始题项，并运用安全学科知识对不适用的问题进行补充和修改，该问卷涵盖了人类因素、设备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以及传染因素，通过对五个维度进行综合考虑，设计出了一份初步问卷，旨在探究在疫情背景下大学生个体的防护行为的影响因素。对初始问卷进行进一步的润色，以剔除那些存在歧义或问题不明确的题目，并提高问卷的可读性，所有问题的调查均采用选择题，且选项数量不得超过5个，以确保调查的有效性。
最后，运用预先调研的手段，选择部分学生作为样本进行预调研，交流问卷的相关问题，以提高本次调查的有效性。在前期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问卷内容做出进一步修正，根据调研对象的所反映意见进行综合梳理和归纳，最终完成本次调查的问卷终稿。
3.1.2问卷基本结构
本研究设计的调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民族、专业以及政治面貌等。通过疫情下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本信息收集，对不同地区、政治面貌、性别、专业、学校的学生个体防护行为进行差异分析。第二部分为主观题部分。主观题由五个维度组成：人的因素、设备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传染因素，针对不同的题目，优化选项描述。每位调查者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即“非常认同”、“认同”“一般”、“中立”、“不太认同”、“非常不认同”。
3.2样本选择
截止2023年3月23日国内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治愈、死亡人数如表1所示，根据此数据，绘制柱形图，明显观察到确诊人数位于第五第六的北京市与四川市有巨大的差值，且确诊人数小于15000人的相邻地区之间差值并不明显，因此将除港澳台以外31个省份分为三类，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将全国确诊人数15000人以上的省份划分为高风险地区，确诊人数15000-5000人为中风险地区，确诊人数5000人以下为低风险地区。
从三类别地区中分别选择两个省份，在每个省中选择新冠病毒确诊人数最多的市进行调研，例如湖北省截止2023年3月23日确诊人数69026人，其中武汉市确诊人数50838人，因此对于湖北省进行调研时选择武汉市投放问卷。根据数据，本次调研高风险地区：湖北省、广东省、上海市、吉林省、北京市，中风险地区：四川省、重庆市、海南省、河南市等十一个省份，低风险地区：山东省、江苏省、辽宁省等十五个省份，对每个地区两所院校在校大学生分别投放约100份问卷，进行调研活动，具体调研地区与院校选择如表3-2所示。
3.3样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567份，高风险地区518份，中风险地区554份，低风险地区495份，比例大致相等。被调查的12个学校中，每个学校的问卷调查比例大多数在8%左右，调查比例均衡，其余被试者的具体情况见表3-3。
第四章调查数据统计与结果分析
4.1问卷发放与调查结果
调查问卷在2023年3月28日-4月20日投放，共收到问卷1567份，样本男女比例为771:796，符合问卷调查要求。
对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本研究主要采用克隆巴赫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进行分析，该系数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工具的信度水平,该系数愈高，即工具的信度愈高，如表4-1所示，本调查问卷为0.753，表明问卷信度很好。本研究对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应用的是KMO和巴特利特检验，以此说明该问卷的内在结构是否有效，如表4-2所示，本问卷的KMO取值为根0.869,据学者Kaiser对KMO取值范围标准的确定，认定KMO的值在0.8-0.9之间，表示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同时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显著，P<0.001，说明问卷结构较好。
4.2疫情下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总体状况分析
4.2.1三类疫情感染地区比较
对高、中、低风险地区间各种因素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如表4-3所示。结果显示，不同疫情风险地区间人的因素、设备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传染因素等均有差异，P值均小于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五种因素均在低风险地区得分最高，在高风险地区得分最低，中风险地区居中。但是疫情风险越低的地区，五种因素得分的标准差越大，说明得分的离散度越高。高风险地区得分的集中趋势最高，离散度最小，该组数据具有代表性。在高风险地区中，指标值最大为5分，表示完全不认同，最小为1分，表示非常认同。在人的因素、设备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传染因素中，根据不同的疫情严重程度，随着疫情感染风险的增大，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受各因素影响越大。
4.2.2不同高校类型比较
对不同高校类型各种因素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如表4-4所示。结果显示，不同高校类型间人的因素、设备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传染因素等均有差异，P值均小于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设备因素差异最大，211院校的得分均值较双非院校的得分均值小0.103，同时Cohen’s d值为0.252，大于0.2，小于0.5，说明差异幅度中等。人的因素差异最小，两类院校的平均值差值仅为-0.055，Cohen’s d值为0.166，存在差异但是差异幅度较小。其余三个因素的Cohen’s d值也在0.2以下，说明存在差异但是差异幅度也较小。不同院校由于设备因素，例如信息采集设备、消毒杀菌设备、隔离治疗设备等对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而由于人的各种因素，例如个体认知、应急素质、群体行为、个体防护行为等对不同院校大学生的影响程度最低。因此在常态化疫情下，更优更科学的设备有助于提高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
4.2.3不同性别比较
对不同性别各种因素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如表4-5所示。结果显示，不同性别之间人的因素、设备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和传染因素等不存在差异，P值均大于0.05，所以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各因素的Cohen’s d值均小于0.1，说明差异很小，在统计学方法下尚不能证明不同性别间各因素均值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4.2.4不同政治面貌比较
对不同政治面貌各种因素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如表4-6所示。结果显示，不同政治面貌间人的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传染因素等不存在差异，P值均大于0.05，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仅对于设备因素，不同政治面貌间该因素的均值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43<0.05。同时设备因素不同政治面貌间的Cohen’s d值为0.116，大于0.1，说明差异虽然存在，但差异幅度较小。其余因素的Cohen’s d值均小于0.1，最小可达0.019，尚不能说明其余因素在不同政治面貌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4.2.5不同年级比较
对不同年级间各种因素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如表4-7所示。结果显示，不同年级间人的因素、设备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传染因素等不存在差异，P值均大于0.05，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大一、大二、大三以及其他年级间对于各因素的认同情况并无差别，大学生对于疫情的认同情况不会因为年级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4.3人的因素各指标的总体情况
大学生自身因素的各指标情况见表4-8，可以发现，虽然同为人的因素，但大学生对于不同的指标的认同程度有所不同。本研究得分越低说明认同程度越高，通过表11结果可以发现，大学生对于群体行为的认同程度最高，均值达到2.010，处于比较认同状态。其次是对个体防护行为的认同程度也较高，均值达2.041，仅次于群体性为的认同情况，说明大学生较为注重个体防护行为并认同度较高。另外两个指标——应急素质与个体认知分别排在第3、第4位，均值大于2.5，说明大学生对于应急素质和个体认知的认同度较低。
4.4设备因素各指标的总体情况
通过表4-9结果可以发现，大学生对于隔离治疗设备认同程度最高，均值达到1.996，处于认同状态。其次是对消毒杀菌设备的认同程度也较高，均值达2.006，处于比较认同状态。最后是对信息采集设备的认同度，均值达2.011，仅次于消毒杀菌设备的认同情况。
4.5环境因素各指标的总体情况
通过表4-10结果可以发现，大学生对于防疫区域认同程度最高，均值达到1.999，其余两个指标——气候因素和防疫政策分别为2.014、2.030，各指标的认同程度均处于较为认同状态。
4.6管理因素各指标的总体情况
通过表4-11结果可以发现，大学生对于闭环管理认同程度最高，属地防疫次之，组织机构最后，认同程度均值分别为2.004，2.008，2.032，均处于认同状态。
4.7传染因素各指标的总体情况
通过表4-12结果可以发现，大学生对于传染源程度排在第一位，认同程度均值达到2.003，处于认同状态。其次是对预防疫苗的认同程度也较高，均值达2.004，处于比较认同状态。排在第三位的是传播途径，认同程度均值为2.009，也处于比较认同状态。
第五章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认知回归模型
5.1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基本分析
根据差异性分析结果，可知不同疫情风险地区、不同高校类型之间的人的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传染因素等4个因素有差异，不同疫情风险地区、不同高校类型、不同政治面貌之间的设备因素有差异。因此将地区、高校类型作为自变量代入模型一、三、四、五，将地区、高效类型、政治面貌作为自变量代入模型二和总模型，变量赋值如表5-1所示。
5.2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表征样本参数
差异性分析结果中有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利用人的因素、设备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传染因素等五个指标以及个体防护行为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分别命名为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模型四、模型五以及总模型等六个回归模型。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5.3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回归模型
回归结果如表5-2所示，得到模型拟合结果如下：
可知对于五个因素为因变量的模型一至模型五，地区、高校类型均为影响因素，t检验P值均小于0.05，二者对于因变量的影响显著。同时地区和高校类型的影响均为正，说明地区疫情越轻，双非院校会正向促进各因素的得分升高。模型二中不同政治面貌未通过t检验，该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各模型的R2大于0.3，说明各模型因变量总变异中超过30%的变异能被自变量解释，各模型通过F检验，P值均小于0.05。同时个模型的D-W值接近2，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模型拟合较好。
对于总模型，地区和高校类型的影响为正，说明地区疫情越轻，双非院校会正向促进个体防护行为的得分升高。政治面貌未通过t检验，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总模型的R2达到0.675，说明个体防护行为的总变异有67.5%能够被自变量解释，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同时模型通过F检验，D-W值在2附近，整体模型有意义且不存在自相关。
第六章改善疫情下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的对策与建议
通过数据分析，根据疫情严重程度不同地区，随着疫情感染风险的增大，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受五个因素影响越大；不同院校之间，211院校与普通院校相比设备因素对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影响程度最大；男生在部分维度的防护状况略高于女生；根据不同年级与政治面貌，对于各因素的认同情况并无差别，大学生对于个体防护行为的认同情况不会因为年级的变化或政治面貌的不同而有所改变。
6.1改善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总体对策与建议
6.1.1科学划分疫情风险等级，分区分级精准防控
xxx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测分区分级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在《意见》中指出要以实际情况综合科学的划分疫情防控等级，制定差异化疫情防控措施。通过数据分析，高风险地区得分的集中趋势最高，离散度最小，说明该组数据具有代表性，所以在人的因素、设备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传染因素中，根据不同的疫情严重程度，随着疫情感染风险的增大，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受各因素影响越大。
因此，在低风险地区的大学校园中实施“外防输入”策略，加强对高风险地区流入人员的管理，进行全面的健康监测，并督促学校和社区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同时加强环境卫生治理和推广宣传个人防护技能。同时针对高风险地区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提升大学生群体自我保护意识。在低风险地区采取一系列措施的基础上，中风险所属学校社区的确诊人员将实施隔离管控，同时做好医疗救治、疾病防控和防护装备的准备，而病例密切接触者则会自觉隔离监控，以确保校园的安全，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应制度来降低传染病暴发频率与流行程度。在高风险地区，为了遵守中风险地区的相关要求，需要采取措施停止群聚性校园活动，对发生校园传播或群聚性疫情的相关场所进行彻底消毒，同时限制人员的聚集和进出。
6.1.2优化疫情防控设施，提高大学生防护行为意识
针对疫情防控，XX提出了二十项优化措施，这些措施旨在以更加精准、科学、迅速的方式展开防控工作，非简单地进行放松，而是不断提升校园疫情应急处置能力，根据本文调查问卷分析得出不同院校由于设备因素，例如信息采集设备、消毒杀菌设备、隔离治疗设备等对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而人的各种因素对不同院校大学生的影响程度最低。因此在常态化疫情下，更优更科学的设备有助于提高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所以211院校与普通院校的学生由于人的因素对防护行为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小，而由于学校相应的防疫设备设施对学生的防护行为影响最大，在211院校中，治疗隔离设备、消毒杀菌设备等配备相较于普通院校更为齐全，学生所反映的个体防护行为意识也优于普通院校学生。在校园常态化疫情管控下，优化校园防控设备设施是当前重要工作，例如在教室、图书馆、食堂等人员密集场所配备消毒液、酒精等，对确诊新冠肺炎的学生进行隔离管控，并有医务人员对其进行治疗，以保证健康与安全，在此种校园管理环境下，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的意识应有所提高。
6.1.3多元化防治键康教育，重视个体防护知识普及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治健康教育开展不足，会导致一定比例居民在疫情防治期间，若未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做好相关措施，会增加疫情传播的风险[55]。
本次调研中涉及学校学生的防护行为总体意识较好，但男生在部分维度的防护状况略高于女生，最显著为设备因素与传染因素，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男女兴趣关注点的不同，女生更普遍受环境与管理因素影响较大，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更重视政策管理的改变，对于男生，他们更倾向于了解问题的本质原因以及更加重视设备设施对自身的影响，由于男女的侧重点略有差异，或许造成大学生在疫情时个体防护行为的影响因素的不同。因此我们应加强多元化的个人防护科普，针对男女人群制定不同的疫情防护科普侧重方面以进行防护教育干预。例如对于女生群体在进行教育科普时，要更侧重于宣讲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源、传染途径以及相关设备设施的使用，针对男性群体，需要更多的科普当前疫情政策以及国家、校园疫情常态化管理方法。
6.2改善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具体对策与建议
通过数据分析，对影响学生个体防护行为的五个维度较认同，人的因素均值为2.251，设备因素均值为2.004，环境因素均值为2.014，管理因素均值为2.014，传染因素均值2.005，其中设备因素对大学生的个体防护行为影响略大于其他因素。
6.2.1学习传染知识，提高自我防护意识
本调查中受访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疫情预防知识认知程度总体良好，大多数大学生对新型冠状有一定了解并且能采取有效的预防行为，对日常防护用品使用方法较了解，说明大学生具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但对于更有深度的问题，如您了解公共场所聚集性行为的危害性？回答了解度较低，提示了宣传教育需要更全面和深入，期望学校对健康知识科普不松懈，从而提高学生的自我防护意识。
6.2.2提高学校常态化管理水平，改善学生防护行为
在常态化疫情的背景下，学校出台的一系列管理措施对学生的防护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例如学校是否对确诊人员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等，良好有序的管理手段方法从而会为学生营造出更好的环境，督促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采取正确的防护行为。
6.2.3培养常态化防护习惯，促进个体从知到行转变
本文调查结果表明多数大学生已认识到个人防护对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重要性，但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尚未达到防疫意识的“常态化”水平，因此建议应该进一步加大对校园相关公共区域对洗手、干手以及手卫生产品（如肥皂、洗手液等）设施和物品的配备完善力度，同时加强学生自身防护教育，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卫生健康习惯。在预防疾病传播时，可以采用简单明了、行之有效的流程图以及卫生口诀等方法，让学生在学习和生活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加强对在校学生进行新冠肺炎防治宣传教育，提高其认知水平。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如校园网络、宣传手册和宣传展板等，加强在校园内对防护预防知识的宣传教育，以精准的健康科普方式呈现自我防护行为的细节，以强调防护知识在疫情防控中的至关重要性。
6.2.4遵守各项防控措施，高度关注疫情动态
面对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学校的防控管理措施，都应时刻了解并遵守，关注最新疫情动态，了解周边疫情情况，更有利于实时把握周围环境中的危险，从而及时采取正确的防护行为，防止让自己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中。
第七章结论
该课题基于对疫情下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的影响因子进行深入研究，在研究中发现：
（1）在疫情严重程度不同地区，随着疫情感染风险的增大，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受人的因素、环境因素、设备因素、管理因素、传染因素影响越大。
（2）不同院校之间，211院校与普通院校相比设备因素对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影响程度最大，差值为0.103，男生在部分维度的防护状况略高于女生，但在不同年级与不同政治面貌，对于各因素的认同情况并无明显差别。
（3）通过回归分析，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与疫情不同风险地区和不同高校类型的影响为正，说明地区疫情越轻，双非院校会正向促进个体防护行为的得分升高，政治面貌未通过t检验，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得到大学生个体防护行为回归方程。
不足之处：受研究条件限制，数据收集样本存在局限性，样本量不够大，存在一定的地区局限性，并不能完全广泛的代表所有公众。
参考文献
[1]罗琳，曾晓进，廖欣等．新冠肺炎疫情期公众疾病认知，应对方式及锻炼行为调[J].中国公共卫生,2020,2:156－159.
[2]谭彩霞．WHO关于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预防与控制十问十答[J].中国感染控制杂志，2020,19（3）:286－287．
[3]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xxx联防联控机制2022年1月8日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EB/OL].[2022-07-14]
[4]陈晶“乙类乙管”具体怎么管？[N].人民政协,2023-01-04(006)
[5]白剑峰.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政策[N].人民日报,2022-12-27(002).
[6]HO,S.S.,PEH,X,SOH,V.W.L.The cognitive mediation model:Factors influencing public knowledge of the H1N1 pandemic and intention to take precautionary behaviors[J].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2013,18(7/9):773-794.
[7]黄志政.风险感知视角下新冠肺炎舆情对个体安全防护行为影响研究[D].江苏:江苏大学,2021.
[8]Gamsizkan Z.Family Physicians’Work Load,Personal Protection and Isolation Behaviors in COVID-19 Pandemic[J].2021(2).
[9]Chasib Nibras H.et al.Dentists’Practices and Attitudes Toward Using 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 and Associated Drawbacks and Cost Implication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J].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2021,9:770164-770164.
[10]Dias Isabel et al.Cleaning in Times of Pandemic:Perceptions of COVID-19 Risks among Workers in Facility Services[J].Social Sciences,2022,11(7):276-276.
[11]Alqahtani Saeed et al.Knowledge and perception regarding 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 and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s against COVID-19 among dental practitioners of Saudi Arabia[J].Saudi Journal of Oral Sciences,2021,8(2):98-103.
[12]Kasemsak Jandee and Chamnong Thanapop.Food Delivery Drivers’Health Literacy Regarding COVID-19 Prevention and Protective Behavio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Cross-sectional Survey in Southern Thailand[J].JMIR Human Factors,2022,9(4):e37693-.
[13]Cuadrado Esther and Tabernero Carmen and Maldonado Herves Miguel A.A planned behavior theory-based explanatory model of protective behavior against COVID-19,with an age perspective.[J].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22,:21-22.
[14]Tasnim Homyra,Amin Md.Bony,Roy Nitai,Aktarujjaman Md.,Rogers Bryan T.,Rosby Raphyel,Hossain Ekhtear.Knowledge,Attitudes,and Practices towards COVID-19 among Pregnant Women in Northern Bangladesh:A Community-Based Cross-Sectional Study[J].Behavioral Sciences,2022,13(1).
[15]柏涌海，郭强，张军等．军队健康教育初探［J］.中国健康教育，2002，18(9):602-604．
[16]李文豪，刘博，刘敏，赵心海，陈青山．湖北省内外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知信行调查分析[J]．暨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与医学版）2020,41（02）:186-193.
[17]李伟,杨栋梁,王海臣,张鸿敏,刘凯,朱林,孔翠,孙丹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城市公众防护行为决策模型的初步构建[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20,26(18):2395-2400.
[18]时桂倩.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公众防护行为影响因素研究[D].重庆医科大学,2022.
[19]张晓悦,刘熠华,林郁婷,陈美君,张欣,巩俐彤,冯立伟,常春.职业人群新冠肺炎疫情防护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22,39（11):146-149.
[20]刘琼,欧阳玉燕,李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医护人员职业暴露和防护的影响因素分析[J].医药高职教育与现代护理,2020,3(06):426-430.
[21]刘冰，孙海娅，王文军．医学生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认知、态度与行为研究［Ｊ］．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2022,28（02）:214-217.
[22]谭静,刘宁.大学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知识、态度和行为调查[J].遵义医科大学学报,2020,43(03):384-389.
[23]张春娇,樊理诗,袁文华,杨金峰,孙昕霙.某校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疫情认知与个人防护行为调查[J].实用预防医学,2021,28(08):971-974.
[24]晏妮,范亚慧,刘曦,汪丽娜,荚婉茹,李菊花,马乐.大学生新冠肺炎知识、态度、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22,35(03):326-331.
[25]李妮蓉,刘玲玲,秦莉花,李晟.大学生新冠肺炎知信行现况调查[J].卫生职业教育,2021,39(11):146-149.
[26]张璐明,胡成洋,黄凯,丁坤,张康娣,程馨,杨晓静,张秀军.大学生风险感知自我效能和态度与新冠肺炎防护行为的关系[J/OL].中国学校卫生:1-5[2022-10-21].
[27]TAYYAB A S,QURBAN M,MAZHAR M,et al.Coronavirus-drug discovery and therapeutic options[J].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2021,33(50):154-158.
[28]OYDEB M.TAMARA M.Recent developments on therapeutic and diagnostic approaches for COVID-19[J].The AAPS Journal,2021,23(1):14.
[29]BROUWER P J,CANIELS T,KARLIJNDS,et al.Potent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from COVID-19 patients define multiple targets of vulnerability[J].Science(New York,NY),2020,369(6504):643-650.
[30]YAN-JIE H,ZHI-GUANG R,XIN-XIN L,et al.Advanc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VID-19[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2020,17(12):1803-1810.
[31]Gandhi Sonu,Srivastava Amit Kumar,Ray Upasana,Tripathi Prem Prakash.Is the Collapse of the Respiratory Center in the Brain Responsible for Respiratory Breakdown in COVID-19 Patients?[J].ACS chemical neuroscience,2020,11(10).
[32]王飞.风险感知视角下的公众防护型行为决策研究[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4.
[33]黄志政.风险感知视角下新冠肺炎舆情对个体安全防护行为影响研究[D].江苏:江苏大学,2021.
[34]苏秀丽,罗贤运,吕保和.基于前景理论突发水污染事件个体行为研究[J].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14,10(05):169-73.
[35]张佳佳，马迪，陈露等．14034名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知信行调查分析及对策建议［J］.海南医学院学报，2020，26(15):1133－1137．
[36]唐丽娜,盖琴宝,邓文清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居民自我防护行为的特征及影响因素[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21,25(04):389-394.
[37]时桂倩.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公众防护行为影响因素研究[D].重庆医科大学学,2022.
[38]姚恒.大学生应急水平主要要素及提升对策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8.
[39]傅润元,侯亚欣,张立安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救援个人安全防护[J].武警学院学报,2020,36(02):60-64.
[40]温韵菁.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志愿者个人防护教学设计书[C]//广州市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广州市第十三届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学术交流活动稿集.[出版者不详],2022:3.
[41]江珊,龚捷文,吕莹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救治定点医院医务人员个人防护装备合理选择的研究与分析[J].华西医学,2023,38(03):387-391.
[42]班明莉.基于场景分析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现场防控装备优化配置及效能评估[D].军事科学院,2022.
[43]龙坤.程柏华,刘世旋.人工智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应用与启示[J].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20,325(12):16-24.
[44]杨世昌.常态化疫情防控中“隔离”措施法律适用之完善——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视角[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2,21(02):10-13.
[45]吴静，熊光练，石淑华，等．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青少年性健康行为综合干预的理论模式［Ｊ］．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06,23（4）：198-201.
[46]冯晶,李铁钢,秦鹏哲等.广州市常住居民流感知信行电话调查分析[J].华南预防医学,2013,39(04):35-37.DOI:10.13217/j.scjpm.2013.04.035.
[47]郭宇．基于信息生态视角的新媒体环境下企业知识共享研究[D]．吉林大学，2016.
[48]孙梦婷.融媒体背景下居民重大疫情防护行为影响因素研究[D].南京中医药大学,2021.DOI:10.27253/d.cnki.gnjzu.2021.000772.
[49]李好.益阳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参与防控的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D].湖南农业大学,2021.
[50]唐丽娜,盖琴宝,邓文清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居民自我防护行为的特征及影响因素[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21,25(04):389-394.
[51]张本钰，叶源，金君敏，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同阶段福建省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J].中国学校卫生，2020，41(12):1896－1899．
[52]曹素珍,温东森,陈星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居民佩戴口罩防护行为研究[J].环境科学研究,2020,33(07):1649-1658+1729.
[53]王龙，关梦颖，李梦龙等．四城市中学生新冠肺炎疫苗接种意愿及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22，43(4):536－544．
[54]曹素珍,温东森,陈星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居民佩戴口罩防护行为研究[J].环境科学研究,2020,33(07):1649-1658+1729.
[55]郑建盛，张彦丰，许莹，杨丽全，林朝序，朱丽梅．社区居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健康素养与健康教育需求调查[J].中国公共卫生，2020，36(2)：160-164.
[56]孙梦婷.融媒体背景下居民重大疫情防护行为影响因素研究[D].南京中医药大学,2021.
致谢
执笔于此处，本以为会写出些惊天动地的感动，奈何内心百感交集，不知从哪种情绪开始写起。致谢的开始就意味着为期四年的大学生活的结束，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
站在人生转折的岔路口上，我也曾迷茫过、质疑过，但又不得不接受我只是芸芸众生的一个普通人而已，但是我很幸运在这段时光里，遇见许多不同的可爱的人，对我的帮助与支持，一路跌跌撞撞走到现在，有遗憾、有不舍、更多的是感谢。
感谢国家，感谢国家在疫情期间的坚守与努力，有幸生于华夏，见证百年风华，愿吾辈之青春，捍卫者盛世中华。
感谢我的论文导师。从大三进入任老师的课题组开始，每一次的进步都离不来老师的悉心教导，一步一步带领我了解科研，开启我的科研之路。好像从进入科研小组以来，我似乎有了目标，开始探索科研是什么，开始思考我未来该如何选择，开始努力的推着自己不断学习不停奔跑。从开题到如今，中间出现了不少错误，但每周的例会总会给我带来新的思路新的方向，也许在我们的聊天记录里，我对他的感谢好像以及不计其数，可是我还是想在我的论文致谢里对老师表达深深的感谢。希望老师身体健康，永远幸福！
感谢我的父母、亲人，正是他们每一次坚定的支持，尊重我的每一个选择，才让我有勇气不断地尝试，让我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去看更辽阔的世界。
最后感谢我想送给一直向前的自己，送给自己的坚定，送给自己的恒心，我也会带着家人朋友们的期待，坚决的走向下一个路口！
1、如文档侵犯商业秘密、侵犯著作权、侵犯人身权等，请点击“文章版权申述”（推荐），也可以打举报电话：18735597641(电话支持时间：9:00-18:30)。
2、网站文档一经付费（服务费），不意味着购买了该文档的版权，仅供个人/单位学习、研究之用，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未经授权，严禁复制、发行、汇编、翻译或者网络传播等，侵权必究。
3、本站所有内容均由合作方或网友投稿，本站不对文档的完整性、权威性及其观点立场正确性做任何保证或承诺！文档内容仅供研究参考，付费前请自行鉴别。如您付费，意味着您自己接受本站规则且自行承担风险，本站不退款、不进行额外附加服务。
原创文章，作者：1158，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447766.cn/chachong/18520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