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温州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摘要：自2014年初，人民币对美元开始进入持续贬值通道，2015年的“8·11”汇改更是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温州作为浙江省出口大户，外贸依存度超过20%，整体对外经济也不可避免受到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影响。

　　本文列举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各个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历程，结合温州市对外贸易的发展现状，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两方面去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温州进出口的影响。描述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分析，分析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四种影响机制,研究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历程，分析不同阶段下汇率变化情况，重点分析2015年汇改后人民币汇率波动趋势和方向。文章选取了温州市2008至2016年的月度进出口海关数据，结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运用实证分析模型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温州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之后得到结论：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温州市出口具有协整关系，短期内存在正面效应，长期来看影响并不显著；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温州市进口影响不显著，两变量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文章最后作者对当前人民币汇率形势表达了一些个人看法，并根据自身银行工作经验，为外贸企业如何规避汇率风险提出了建议，从风险转嫁方面，按照最新汇率支付与合同金额等价的外币，将汇率风险转嫁给付款方。在合同约定方面，在商业合同中加列保价条款，双方可以重新商定汇率。在贸易融资方面，通过出口押汇、商票融资、福费廷等产品达到提前收回货款的目的，再用应收账款归还贸易融资，从而规避远期汇率风险。在交易避险方面，企业自身需要对未来汇率走势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在银行锁定一个满意的远期汇率，并将收付款期限与交易期限进行对应，达到套期保值的目的。现阶段外贸企业应当收起曾经的投机心理，树立外汇风险管理意识，从成本保护角度出发，外贸企业应该提高对风险的容忍程度，增强外汇避险意识，进行合理的外汇避险操作。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温州进出口贸易避险

　　温州有着悠久绵长的文化历史，商业气息浓郁。早在南宋时期，水心先生——叶适就提出“无功利则道义不存”，他主张要“经世致用”，反对“重农轻商”，对后世影响深远，是温州创业精神的思想发源。温州毗邻东海，清XX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在新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成为了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所以，温州人很早就打开视界，接收各种外来文化的熏陶。尽管拥有地理上的优越性，但温州却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城市，地少人多，没有任何工业基础，也就导致国家不会在温州投入过多。所以，温州人必须得靠自己。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温州带来了解决就业与生存压力的契机，温州人勇于创新、大胆尝试、奋力拼搏，形成了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有机结合的“小商品、大市场”的经济格局。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温州商人的不断开拓，终于形成了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民营经济贡献了超过80%的温州GDP。所谓温州模式是对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独特发展经济方式的一种概况。20世纪80年代初，一大批温州人离乡背井做小买卖，跑供销市场，家庭工业、联户企业迅速成长起来，在此基础上，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大型专业市场迅速崛起。进入90年代中期，温州模式进入制度、技术、市场和产品的全面创新阶段。快速发展的民营经济吸引了许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温州市人口数量不断攀升，带动城镇化建设也在高速发展。90年代末，20世纪初期，温州周边及本地的市场进入衰退期，温州商业开始“走出去”，首先是产品走出去，在国内外主要城市打开一定销路之后，温州商人跟着也开始走出去，在大型市场开设销售点或者开办中国商品城等等，温州模式一步一步逐渐形成，并走向国际化。

　　据温州海关统计信息显示，2014年温州进出口总额207.82亿美元，较上年增长0.9%，其中进口22.31亿美元，下降9.3%；出口185.51亿美元，增长2.2%，外贸依存度为29.7%。2015年全年温州货物出口总额194.78亿美元，较去年下降6.3%，出口171.15亿美元，比上年下降7.7%，外贸依存度为26.2%。其中民营企业出口148.88亿美元，下降5.3%，民营企业占到全市出口货物总额的87%；2016年温州全市出口160.77亿没有，同比下降6.06%，进口20.04亿美元，同比下降15.07%。自2014年起，人民币对美元便一直处于贬值通道，2014年美元兑人民币价格由年初6.054到年末两天最高的6.234，升值幅度达到2.97%，截至2016年末，美元汇率已经超过6.9。所以温州对外经济自2014年起就已经连续在走下坡路。

　　汇率作为调节对外市场的货巧工具，是影响出口贸易的关键因素，人民巧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亦具有重要作用。改輩开放后我国人民币汇率巧成机制经历了王个时期：1981年至1993年，经历了双重汇率制度并祝单一汇率制度；1994年至20005年7月，主要实行单一的叮住美元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从单一盯住美元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巧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适入市场化改革的新阶段。2005年8月至2015年8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从85.07上升到130.4，汇改卡年来汇率升值了53.29％，升值趋势明显。人民巧对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巧的汇率也呈现不同幅度的升值，人民巧兑美元从2005年的8.19升值到2015年的6.23，升值了23.93％；人民币兑欧元从10.19升值到6.91，升值了32.19％；人民巧兑日元从0.074升值到0.052，升值了29.72％。2010年6月重启汇改，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步伐；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报价机制，实施＂收盘价＋篮子汇率＂的中间价报价模式，人民巧汇李的弹性显著增題；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国际化步伐进一步加快。然而自2015年第四季度以来，受到美联储加息、国内出口成本较高等因素影响，人民巧汇率贬值趋势明显，人民巧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从2015年8月的130.4下降到2016年12月的122.81，下降了5.82％，而且波幅增大、震荡剧烈。由于人民巧汇率市场更加开放、国际化程度更加提高、汇率弹性更加增强，人民币汇率波动也将会有所增强，加大了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汇率风险。与此同时，2016年较2015年进出口贸湯发展规模也有所萎缩。2016年进出口总额较2015年下降8.10％，其中出口下降了2.94％，进口下降了14.27％。不仅如此，巧国未来出口发展还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落后产能不断海汰，低端制造业出口产品进入转型升绞的＂阵痛期＂；人民巧汇率改革不断深化、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出口企业将应对更为激烈的人民巧汇率波动风险；X总统特朗普上台政策不明、欧洲各国政党雜替前途卦朔等，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出口贸易的两大重要伙伴市场。传统理论指出一国汇率升值将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但汇率升值却能够使得出口贸易结构不断优化，而汇率波动剧烈将不利于出口巧焉的稳定发展。郡么，人民巧汇率升值或者贬值的变动趋势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如何值得研究。所以人民币汇率对于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不仅需要从宏观国别流量、中观商品结构等层面进行探讨，更需要从徵观产品层面来研究人民巧汇率变动对于我国出口的生存状况。

　　2015年8月11日，我国央行宣布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做市商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报价。同时当天，央行将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下调1136基点，仅一天，人民币贬值幅度近2%。随后三天，人民币兑美元累计下跌将近3000点。突如其来的汇改使得温州乃至全国进出口企业都措手不及，部分在银行有套期保值业务的大型外贸公司出现上千万的汇率浮亏，进口企业采购成本几天内就跃升近5%，造成损失更是无法计数。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更加开放，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由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条路径来决定，也更易受到国际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在此背景下，研究人民巧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此为核记、将出口贸易细分为出口价格、贸易流向、商品结构、持续时间四个层面，延续传统理论供需视角的分析范式，研究人民巧汇率变动对于这四个层面的影响效果，研究意义可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全面详细地梳理我国汇率形成机制以及出口贸易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汇率形戍机制经历了四个时期，同时我国出口贸湯化在每个时期中呈现不同的发展特征。本文首先将全面梳望汇率形成机制，尤其是明确历次汇率改革的贸易调整效应。在此基础上，通过复杂度、生存率等指标分析我围出口贸易国别流向、商品结构以及持续时间，研究巧国出口贸易发展变迁，勾勒出我国汇率变迁与出口贸易发展的历史与现实。

　　第二，构建理论框架从总体层面和细分层面解析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弹性分析法、吸收分析法等现有理论对汇率变动与国际贸焉收支进行了大量讨论，为本文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延续传统理论分析范式，以出口价格为切入口，借鉴购买为评价学说、弹性分析法等理论模型，沿袭经典模型的分析思路从烘需视角构建统一的埋论框架来解释汇李变动对宏观国别贸易流向、中观出口商品结构、微观出口产品生奋的影响，从而丰富现有研究。

　　第三，从宏观国别层面和中观结构层面研究向微观产品层面进行延伸。异质性引入国际贸易领域，开启了企业、产品等微观领域研究的新篇章，出口贸易的研究也不断从出口流向、出口结构等向出口企业、出口产品生存等徵观话题衍生，而人民巧汇率作为重要因素深刻影响着出口企业国外生存状况，巧出口持续时间。现有研究结果反映了我国出口持续时间不长，而且汇率对于出口持续时间具有重娶影响，但缺乏专口的讨论。据此，本文将结合宏观国别、中观结构和微观产品来考察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第四，为我国在汇率变动环境下出口贸易发展提供有效参考。人民巧汇率升值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我国出口贸易转型与升级，但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也预示着我国出口贸易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汇率风险，同时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也加剧了我国出口贸湯的不确定风险。据此，本文将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我国预防＇汇率风险、加快出口资易爱展、提高出口贸易竞争为、增恶出口企业生存的政策建议，为新时期我国出口贸易＂提质增速＂提供参考。

　　面对当前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压力，研究新常态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从XX角度出发，通过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外贸竞争力；鼓励金融创新,加快发展汇率风险规避产品。从企业角度出发，一是转变观念。企业应认识到建立自主品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压缩成本和微调出口产品价格以抵消部分因汇率变化带来的损失整出口商品结构，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比例。三是积极运用汇率风险规避工具。在出口结汇方面，尽量采用出口押汇；进口付汇可在政策框架内采用延期、远期付汇等贸贸易信贷方式，尽量规避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本文旨在分析我国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历程，当下人民币汇率波动趋势，并结合温州对外经济贸易情况，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去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温州进出口的影响，提出应对措施和建议，供企业参考。

　　1.2.1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

　　在分析汇率变动对对外贸易影响时，首先釆用的是理论分析，如汇率波动贸易效应的古典理论和基于弹性理论和曲线效应的分析等，从理论上阐述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收支的影响，之后采用汇改后温州市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构建计量模型来分析汇率变动对其进口、出口及进出口流量及结构的影响，从实证分析中更加直观地得到汇率变动对温州市对外贸易发展情况的影响并结合现今形势对温州市对外贸易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1.2.2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在汇率变动对温州市进出口贸易收支的影响的分析中釆用了定量分析，用对比图和趋势图等描述了各相关变量的关系，这些定量分析是建立在弹性理论和曲线效应分析法、时滞效应分析法等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的。

　　1.2.3多种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利用多种统计学及计量经济学分析工具来对文中的不同模型进行比较分析，比如描述性统计，单位根检验，平稳性分析，协整性检验和因果检验等分析方法的综合运用，使变量间的关系得以数量化，使模型的分析具有实际经济意义从而支持本文的假设和结论。

　　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五部分，结构如下：

　　第一章是绪论，介绍本文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研究内容和方法以及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第二章是描述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分析，分析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四种影响机制，为后文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

　　第三章分析在人民币汇率制度背景下对温州外贸进行统计定性情况分析，分析总结温州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现状和困境。

　　第四章分析2015年汇改后人民币汇率波动趋势和方向以及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温州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第五章是结论和建议，归纳总结本文的研究成果，并根据结果提出促进温州外贸良好发展的建议。

　　本文的研究创巧点包含以下三点：

　　第一，将出口贸易拆分成出口价格、贸易流向、商品结构Ｋ及持续时间，从宏观国别层面、中观结构层面和微观产品层面相结合对温州币汇率变动与出口贸易发展进行系统性研究。前人对汇率变动与出口巧易发展巧进行的大量研究为本文奠定了基础，但大部分是基于出口贸易的总量层面或者结构层面等单方面展开研究。延续传统埋论的分析路径与视角，本文将出口贸易进行细分来操索温州巧汇率对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贸易流向研究的是国别出口流量变化、商品结构研究的是出口产业结构变迁、持续时间研究的是产品出口关系建立，由此温州巧汇率与出口贸易研究从宏观国别、中观产业和微观产品层面进行有机敲合。

　　第二，从供给和需求的视角研究温州巧汇率变动对温州出口贸易影响。汇率本质上是两国货巧的相对价值，汇率的均衡可由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所决定，据此本文选取供给和需求的视角，以出口价格为切入口构建统一分析框架来展开研究。结论虽然较为一致的指出温州巧汇宰对化口价格具有不完全的传递效应，且温州巧升值会减少出口量。但在出口国别流向的研究中，实证结论表明温州币汇率升值会使得温州出口贸易流向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在出口商品结构的研究中，实证检验发现了2005年汇率改革前后温州巧汇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出现了差异性，说明汇率改革对于出口贸易存在较强的影响。

　　第三，将温州币汇率作为核成、变量探讨汇率变动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丰富现有的研究。温州出口持续时间影响因素探讨聚焦于国家特征、企业特征、产品特征等角度，综有巧究将温州巧汇率作为核瓜因素来进行考量。本文以此为切入口，从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两个维度研究了温州币汇率变动如何影响出口贸易持续时间。虽然温州巧汇率贬谊会促进出口量提升，化有利于温州与资易伙伴国建立起出口关系，但汇率贬值也意味着招致发达国家的施压来迫使温州巧汇率升值，所以温州巧汇率波动将会有所加剧，不利于出口持续时间的稳定。反之，温州币汇率升值，有助于降低出口的危险率，由此提升出口生存。

　　本文结合作者2012-2016五年在温州地区国有银行国际业务部门的工作经历，将企业实地采访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与理论相结合，系统性探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温州进出口贸易和企业的影响。并针对8.11汇改后人民币节节贬值的现状结合温州地区外贸特点提出相应建议和对策，为温州民营外贸企业和XX提供参考。

　　英国重商主义学者托马斯•孟主张要一个国家要保持对外贸易顺差来获得更多的货币和财富。之后，大卫•休莫（DavidHume)发起了金本位体制下汇率与贸易发展关系的研究，提出“价格——黄金流动体制”，认为汇率自身可以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自发性地调节贸易收支。这种“自我调节机制”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进出口价格弹性条件。他的该项论述对后世的汇率和贸易相互作用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hnRobinson)利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的局部均衡理论和供求弹性分析方法，研究了一定条件下货币贬值对贸易收支和贸易条件的影响，并由此开创了国际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后来，X经济学家阿巴•勒纳（AbbaLerner)、L•梅茨勒等对其进行了补充发展，弹性理论开始成为各国试图通过货币升贬值政策来调节贸易收支的主要理论依据。

　　根据马-勒条件的弹性分析法，一般来说，本币升值会导致本国出口商品以外币表示的价格上涨，不利于出口的扩大，在超过一定范围后，会使出口下降；另一方面，本币升值会使得进口商品以外币表示的价格下降，有利于进口的扩大，同理，在超过一定范围后，会导致进口的增加。对于消费者来讲，相对汇率变化需要花费一定时间来调整自己的消费行为习惯。对于出口来说，当外币汇率贬值后，国外消费者除了要考虑贬值因素外，还把变贵的外国商品和变便宜的国内同类商品在质量可靠性、实用性和信誉度等方面进行比较后，根据个人偏好，才逐步转向购买国内产品。

　　哈伯格将弹性分析法和凯恩斯主义的乘数理论结合起来，并证明，当存在收入效应时，本币贬值能使得贸易收支改善的条件是进、出口商品需求弹性的绝对值之和大于1加上边际进口倾向，即“哈伯格条件”：ηE-ηI>1+m

　　“哈伯格条件”没有考虑本国与外国经济之间的相互反馈。事实上，当贸易双方都是大经济体时，任何一方进出口的变化都会对另一方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被称为“国外反馈效应”。如果同时考虑收入效应和国外反馈效应，那么本国贸易收支的变动可重新表述为：ΔTB=(ΔVE-ΔVI)auto-mΔY-m*ΔY*

　　其中，贸易收支变动分为三部分：(ΔVE-ΔVI)auto为贸易收支变动的自主性部分，mΔY为贸易收支由于国内收入变动的“收入效应”而减少的部分，m*ΔY*为外国收入变动因“外国反馈效应”而导致的部分，m*为外国的边际进口倾向，ΔY*为外国收入的变动。哈伯格于是进一步证明，当存在国外反馈效应时，本币贬值能够改善贸易收支的条件是：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加上本国和外国边际进口倾向之和：ηE-ηI>1+m+m*此即修正后的哈伯格条件。由于强调本币贬值时国内收入和外国进口的反馈，所以这一方法得到的汇率贬值对贸易收支的改善条件较“马歇尔-勒纳条件”更难以达到，且贬值的改善效果也比完全的弹性分析法要小。

　　米德（J.Meade）和亚历山大（S.S.Alexander）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吸收分析法，吸收分析法认为贸易差额是国民收入与国内吸收（包括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差额），只有当一个国家生产与服务的增加超过它的吸收能力时，该国的贸易差额才能得到改善。因此，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反映了其商品和劳务的总产出与用于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总吸收之间的差额。汇率变动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和国内吸收来影响国际贸易收支。而且充分就业和非充分就业条件下货币贬值的作用方式也不同。

　　该分析法通过下列关系式将贸易收支与国民收支相联系：

　　Y=C+I+G+(X-M)=A+B

　　其中，Y、C、I、G、X、M分别表示国民收入、消费支出、投资支出、XX支出、出口和进口，且A=C+I+G为总的吸收能力，B=X-M为贸易收支余额，易见有：B=Y-A吸收分析法认为上式左端的国际收支余额B为果，右端的Y-A为因，即贸易收支盈余是国内吸收小于该国收入的表现，而贸易赤字是吸收大于该国收入的表现。因此，要想改善贸易收支，必须提高收入高于吸收的水平。同时，吸收论还将吸收A分为自主性吸收（D）和诱发性吸收两部分，前者独立于收入；后者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是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本国支出（消费）的部分。如果以c表示边际吸收倾向，则总吸收可以表示为：A=D+cY将其代入，可得：B=(l-c)Y-D且求导有dB=(l-c)dY-dD由此，吸收分析法认为，本币贬值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三个方面：贬值对本国收入的影响程度（dY），收入变化对吸收的影响（决定于边际吸收倾向c的大小），贬值对自主性吸收的影响（dD）。总体而言，只有当贬值能相对于吸收提高收入时，贸易收支才能得到改善。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dell)和哈里•约翰逊（HarryJohnson)提出的货币分析法，后经弗伦克尔（J.Frenkel)等人进一步发展完善，货币分析法的三个基本假定是：假定I：在充分就业均衡状态下，一国实际货币需求是收入和利率等变量的稳定函数；假定II：货币供给变动不影响国内的实际产出；假定III：贸易品的价格由世界市场决定，而且长期而言，一国国内价格水平和利率水平接近于世界市场水平。

　　从长期看，货币供给（Ms）于货币需求（Md）相等，若以P、y和i分别表示本国价格水平、实际国民收入和利率，根据假定I，有：Md=Pf（y，i）同时，根据货币供给理论，基础货币由国内信贷和国际储备两部分组成：Ms=m（D+R）

其中，D为国内信贷，R为国际储备（通过国际收支盈余获得），m为货币乘数，为了简便起见，通常取m=1.于是由Ms=D+R=Md，得：R=Md-D5.19这是货币分析法的基本方程式，它表明：国际收支不平衡实际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国际收支顺差，就等于国内的名义货币需求（Md）超出了国内名义货币供给（D）；而国际收支逆差，其实就是一国国内名义货币供给超过了名义货币需求的部分。

　　因此，货币分析法认为，贬值将引起国内价格水平上升和实际货币余额减少，若要通过贬值改善国际收支，其条件是在贬值同时，国内名义货币供应不能增加超过名义货币需求。

　　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汇率经常大起大落，在汇率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中，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的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既有支持汇率贬值有利用贸易顺差形成的证据（EleanorDoyle，2001等），也不乏相反作用的反例（SilvanaTenreyro，2004等）。同时，人们越来越关注汇率波动对进出口价格的传递问题——汇率传递效应——的研究。

　　“汇率传递效应”（exchangeratepass-througheffect）即进出口国货币与出口国货币之间汇率变化对商品的进口国货币价格的影响程度。传统的汇率传递理论是以一价定律为基础的。通常假定本国为一小国，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本国是价格接受者。当不存在交易成本和贸易障碍时，国际套利将使得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以同种货币表示的价格相等，即从进口价格来看，如果进口的外币价格既定，那么本币贬值将同比例地提高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从出口价格来看，如果出口的本币价格既定，那么本币贬值将同比例降低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因此，当一价定律成立时，汇率变动将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同比例的变动。此时，汇率传递是完全的。

　　然而，近年来的大量实证研究证明，汇率传递是不完全的，于是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机制将会受到掣肘，商品进出口价格对汇率的变动越来越不敏感，这就使得汇率变动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受到限制。对汇率传递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不完全汇率传递理论，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以产业组织理论和战略贸易理论为基础，从微观角度考察汇率传递与行业特征之间的关系。如Dornbusch（1987）的研究强调了市场势力（marketpower）的作用，以及国内外可比商品之间的不完全可替代性，并概括了影响进口价格汇率传递系数的四个关键因素：市场一体化或市场分割的程度，产品差异程度，需求曲线的函数形式，市场结构以及厂商的战略合作程度。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汇率传递问题的研究逐渐转移到宏观层面上来。Obstfeld和Rogoff（1995）构筑的“新开放宏观经济学（NOEM）”理论新范式，为不完全汇率传递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汇率变动与通胀之间的联系以及汇率传递效应下降现象成为研究重点。21世纪以来，不完全汇率传递与最优货币政策和适当汇率制度之间的联系则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前沿（李伟平，2009）。不完全汇率传递理论揭示了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有限性，从而对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波动幅度增大而贸易却快速增长的现象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

　　2.2.1国外实证研究

　　尽管理论上存在着争论，但是从实证研究的成果来看，传统的观点还是占了一定的上风。国外学者已经对大量不同的国家(地区)不同时期的情况作了实证研究，相当一部分的实证结果表明汇率的波动程度与进出口贸易额成反比。PeterBenen，DaniRodrik(1986)以主要工业国家X、加拿大、日本、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瑞士、英国为样本，主要研究短期汇率波动程度对他们相互之间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有三个：首先，尽管各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经历了长时间的汇率浮动，但是各国并没有获得足够的经验来控制汇率的波动；其次，各国汇率的波动程度并不相似，日本、瑞典等国的汇率波动程度更大一些；第三，汇率波动程度的增大，对这些国家之间的相互贸易有明显的抑制作用。AbdurRchowdh(1993)以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X为样本，拟合出上述七国的出口模型，其汇率波动程度对出口的影响皆为负面的。各国汇率波动对实际出口的影响因子分别为：-0.684，-0.502，-0.518，-0.077，-0.820，-0.677，-0.598。汇率波动通过增加汇率风险，使得风险厌恶的出口厂商减少出口，或者调整价格以减少汇率波动的影响，这个过程最终将影响资源在出口国内部的分布。AugustinecArize(1995)以X的出口为样本，

　　选取1973年2月到1991年3月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其结论为：汇率波动程度的增加对X的实际出口有抑制作用，影响因子为-0.016。支持相反观点的实证研究成果不多：A.AsseeryD.A.Peel（1991)利用五个发达国家澳大利亚、日本、英国、X和西德1972年到1987年的季度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的方法，得到了汇率波动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影响，其中，汇率波动程度增大对于英国而言抑制了其出口贸易，其影响因子为-0.22，而对于澳大利亚、日本、X、西德而言，汇率波动程度的增大反而有助于其出口。以上主要是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显示了相当的一致性，即汇率波动程度增大，出口贸易额减少。并且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中处于的相对不利地位，这种影响更具有破坏性。ThomasOsang和DnanielJ.Sottje(2000)通过对13个欠发达国家1973年—1996年的数据的研究，利用Johansen多变量过程检验协整关系，利用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其短期动态关系，得出汇率波动，以及汇率的不确定性增加，都会对这些国家的短期和长期贸易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甚至会造成市场的转移。John(2003)再次对10个欠发达国家，分别为布基纳法索、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约旦、肯尼亚、韩国、缅甸、巴基斯坦、南非、委内瑞拉1973年—1998年的季度数据作协整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汇率波动程度增大都对这些欠发达国际的出口贸易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影响因子从-0.15至-0.70不等。SaangJoonBaak（2004）通过对14个亚太地区国家1950年—2002年年度数据的检验，利用引力模型和OLS的方法，得出汇率变动对亚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在对亚太地区样本的验中发现，这种影响在1989年APEC建立之后有所减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影响又开始加强。

　　Paul.Kragman(1989)通过研究X汇率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发现：一个国家的外贸收支能够通过实际汇率贬值得到改善。Sauer(2002)比对X与澳大利亚的贸易数据，采用误差修正模型分别对这两国就实际汇率对外贸的影响进行分析，得到结论：除贷款利率、XGDP等因素外，实际汇率对这两国间的国际收支影响很大。BaakSaangjoon(2008)，就中美双边实际汇率对两国间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贬值1个单位，中国对X的出口增加大约1.7个单位，若美元贬值1个单位，X对中国的出口大约提高0.4个单位，得出结论货币贬值可以扩大出口。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Cerra和Saxena(2003)通过我国外贸出口对汇率变化的敏感程度研究，得出结论:我国外贸出口与汇率变化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2.2.2国内实证研究

　　国内实证研究多偏重于汇率水平变动对进出口贸易整体的影响，近年来对于汇率波动对不同贸易主体影响的相关研究有所增加。而由于研究样本范围、分析方法不同，实证研究结果并没有一致的结论。Chou（2000）1分析了1981年—1996年汇率波动对中国的多边贸易、部门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汇率波动对中国总出口、制造业及矿业出口有不利影响，对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有正面影响。沈铭辉（2003）2采用引力模型框架分析1996年、2001年汇率波动对我国对17个贸易伙伴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贸易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汇率波动程度为1%时，当年出口比前一年出口减少4.227%，这表明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贸易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

　　李广众（2004）3在SITC3位数代码的基础上，分析了1978年—1998年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汇率风险及汇率错位对我国制造业不同商品对X、日本、新加坡、泰国等11个国家出口贸易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实际汇率波动对制造业出口量的影响并非系统为负。

　　许少强、马丹（2005）4采用Johansen协整技术和1994年以来的季度数据分别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如何影响我国贸易收支及中美双边贸易收支作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能够缓解我国贸易收支和中美双边贸易收支顺差，但后者的影响程度较高。

　　封思贤（2007）5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全面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结果明，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显著影响我国的进出口。但是，这种影响程度在1994年以后明显地出现了下降趋势。同时，人民币汇率变化对我国进出口的调整存在明显的J曲线效应，其中进口变动大致滞后于汇率变动2个季度，而出口则滞后1个季度，滞后期限均短于西方发达国家。

　　胡晓群（2007）1从实证的角度，采用协整分析方法研究了1985年—2004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我国机电产品进出口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均有显著影响，但是对进口的影响作用更大。

　　曾铮、张亚斌（2007）2讨论了由于各类贸易产品不同的投入结构导致汇率变动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结论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将有利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升级，而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反过来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本文与以上已有研究的区别在于：一是本文利用近年发展的GARCH(1，l)模型衡量汇率风险，在此基础上同时考虑了汇率水平和汇率风险各自的影响；二是充分考虑到汇率波动对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的产品出口贸易以及汇率对不同产品种类的产品出口贸易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三是相比年度数据而言，月度数据更能反应汇率与出口的波动状况，所以本文侧重运用月度数据进行分析。

　　国内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文献不胜枚举，但多数为研究人民币汇率升值背景下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宏观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张倩，2011；陈志建、王铮，2012；孙洋，2012）。近一年，已经出现了部分围绕人民币贬值主题的文章。譬如郑慧敏（2015）研究人民币贬值对人民币国际化造成的影响，得出结论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要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相协调。王宗林（2015）运用三种均衡汇率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汇率进行估算，并对人民币未来走势进行展望。封北麟（2015），康慧敏（2016）分析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带来的经济影响，以及建议XX应采取的相应财政措施。祝柯，胡研（2016）通过分析人民币贬值背景及原因，探究其会对进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微观方面，许家云（2015）探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因企业出口与否、贸易方式、技术水平和所有制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中人民币升值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净效应为正；朱鹤，孔晓旭（2016）利用向量自回归方法（VAR），从人民币升值和贬值两个角度就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如果仅实施人民币贬值刺激措施效果有限，同时还会带来一系列风险。

　　回顾我国的医疗改革进程，我国的公立医院从XX主导到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不断的在发现问题以及解决问题中前行。80年代开始，由于传统医院管理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我国开始整顿医院的管理制度，医院管理不善的局面有所扭转，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对医院的投入不足，也为医疗改革莫定了基础。全面建设开展后，我国医疗体制更多的缺陷开始暴露，1985年，随着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的出台，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正式拉开序幕。丑生体制不可避免的受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XX投资减少，公立医院市场开始市场化。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化的医疗体制致使医药费用持续増高，1992年，卫生部口工作会议中提出了医院要在＂以工助医、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的卫生政策，这项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使医院逐渐失去其公益性，我国开始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1993我国开始围绕着＂医院是不是掉到钱眼里＂以及该XX主导还是坚持市场化的问题进行反思。在不断的探索和反思过程中，2005年针对医疗改革我国出台了新方案，树立病人为中也＂的理念，规范医疗行为，改善服务态度，提商医疗质里，降低医疗巧用，同时开启了医疗改革的新元年。2007年xxxx发布的《工作总结》不仅列出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对医院的医保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陣体系作出了要求，为从根本上要求改变药养医＂的状况而作出努力。可以看出，我国送些年一直在找回公立医院公益性的道路上不断的努力着。在改革进程中，为了更好的落实新医改政策，医院内部控制应针对于新医改的重点关注的方向进行相应的设计和转变。比如医院可以建立相应的内部控制保证医院组织框能够合理被构建以及运行，能够确保各个岗位的职责分明，授权的合理：各个部口的运做是否和谐顺畅，整体的组织框架运行是否有效；针对药品制度的改革，也是内部控制应当关注的重点医改后，由于公立医院逐步取消药品加成，药品巧用体现在医疗服务上，因此应在各项服务收费的合理性上进行控制；其次，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应保证医院建立比较科学的、与公立医院改革要求相符的绩效考核制度，关注公立医院内部激励机制情况，以及薪酬制度是否得到有效地执行，更好地发挥薪酬的激励作用，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保证全员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的完善，体现公立医院改革精神。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发展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50～1952）

　　由于中国XX没有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以此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按照“物价对比法”来计算的。这是一种比较市场化的汇率安排，但是建国初期，由于战后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和他国经济封锁，我国物价节节上涨。如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以1949年6月为100，到1950年3月上涨超过22倍。1949年3月，1美元可以兑换600元人民币，仅仅过了一年，人民币贬值接近100%，此时1美元可以兑换4.2万元人民币。

　　从1950年3月至1952年底，随着XX各种宏观调控手段的介入，物价开始逐步下降。同时，南北朝鲜战争爆发，以X为首的联合国军介入后，一度占领平壤，中国为自身领土安全宣布参战支援北朝鲜后，X及其盟国宣布了一系列对中国封锁禁运的措施。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央行选择降低外汇汇率推动国内进口发展。1952年12月底，人民币汇价升至1美元兑26170元人民币。

　　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行为很少，基本由国家统一管控，人民币实施单一浮动汇率制度。

　　2.第二阶段（1953～1972）

　　从1953年起，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严控国内物价，对外贸易也全部收归国营，并将主要产品纳入全国统一计划指标，经济平稳运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全面展开。1955年，我国进行币制改革并由央行发行新一套人民币，按新旧比1比10000回收旧币，坚持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长期稳定在2.4618：1达16年。

　　这几年，由于X接连发动战争使得自身国际收入情况恶化，多次出现美元危机，于是各国疯狂向美联储要求将本国持有的美元兑换成相对保值的黄金。1971年12月，以《史密森协定》为标志，美联储宣布美元对黄金贬值，同时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至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金本位体制名存实亡。我国央行也于12月18日宣布人民币汇率上调至2.2673：1。

　　这段时期我国的汇率定价基本与物价脱离，开始参照世界其他各国的汇率制定。

　　3.第三阶段（1973～1978）

　　1973年第二季度开始，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解体，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通货膨胀和货币汇率贬值的现象，为了应对国际金融风波带来的冲击，我国央行从1973年开始大幅加快了调整人民币兑换汇率的频率，并启用了新的人民币汇价计算方法，采取盯住“一篮子货币”的加权平均算法，选取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经常往来的货币，按其比重和政策需要确定权重，在根据这些货币上一交易日汇率计算出人民币汇率。

　　70年代后期，各国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并蔓延至全世界，美元汇率也应声不断下跌，导致人民币汇价也节节攀升。1972年为1美元兑2.24元人民币；1973年1美元=2.005元人民币；到1977年1美元仅兑1.755元人民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民币汇率安排大致有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1979～1984）

　　我国自实行计划经济以来，国内物价长期没有变动，许多物价同国外市场价格悬殊，商品出口之后却面临因国内汇率换算造成亏损的局面。1979年我国xxxx为了适应外贸体制改革的需要，实施了一项重要汇率改革，那就是除了继续保留人民币的公示牌价之外，另外制定贸易外汇内部人民币结算汇率，即所谓的“双重汇率制”或“汇率双轨制”。

　　1980年人民币官方牌价为1美元=1.5元人民币。从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间，我国实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贸易外汇1美元=2.80元人民币；非贸易外汇1美元=1.50元人民币。双轨汇率制的实行有利了出口，但从另一方面讲也对进口起了限制作用。我国的出口额1980年为181.2亿美元，到1984年上升至261.4亿美元。进口方面因为汇率的原因，所以XX一直对进口进行补贴，1980年我国进口额200.2亿美元，到1984年约为274亿美元。

　　2.第二阶段（1985～1993）

　　人民币双轨汇率持续了四年，却使得我国整个外汇体系陷入紊乱。外贸企业政策性亏损，XX负担沉重财政补贴，同时世界其他国家贸易伙伴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双重汇率制度提出异议。于是我国于1985年1月宣布取消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重新回复单一汇率制，1美元=2.80元人民币。

　　1986年，人民银行放弃人民币汇率原先盯住一篮子货币的做法，改为管理浮动汇率。同年XX尝试在全国推行外汇调剂业务，各地市场出现了自身地调剂汇价，在每一时点各地汇率不尽相同，于是又形成了统一的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存的多重汇率制。在80年代中后期，国际仍普遍处于通胀周期，我国物价上涨速度加快，为了使人民币汇率适应此时全球经济通胀的形势，人行多次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下调。1986年7月5日，1美元兑换汇率为3.7036元人民币；到12月16日，1美元=4.7221元人民币；1990年11月17日，人民币汇率又大幅下调至5.2221元人民币；1991至1993年间又进行了多次的小幅调整。

　　3.第三阶段（1994～2005）

　　从1994年开始，我国一改以往大步跳跃式的汇率调整法，参照西方国家汇率管理经验，开始对人民币官方汇率实施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市场汇率正式并轨，实行单一汇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定为1美元兑换8.70元人民币。同时，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度，禁止外币在境内计价、结算和流通，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改革汇率形成机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相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1996年4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消除了若干在1994年后仍保留的经常账户下非贸易经营性交易的汇兑限制；1996年7月，又消除了因私用汇的汇兑限制，并将外商投资企业也全面纳入全国统一的银行结售汇体系，从而取消了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尚存的经常项目汇兑限制。

　　1996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致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将不再适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14条第２款所规定的过渡性安排，并正式宣布：自1996年12月1日起，我国将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８条第２款、第３款和第４款的义务，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从此不再限制不以资本转移为目的的经常性国际交易支付和转移，不再实行歧视性货币安排和多重汇率制度。

　　2001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郭树清指出，根据中美1998年签订的有关协议，中国承诺将扩大人民币弹性。因此，如果现在中国选择钉住其它币种或采取一揽子货币联系汇率制度，不但会违背承诺，还是一种后退。增加汇率弹性是现实的选择。中国现阶段仍将以稳定汇率为主，同时用足每日3‰的汇率浮动区间，使市场逐渐适应汇率波动。今后将采取措施，提高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如有效利用银行间市场汇率浮动区间；调整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政策；进一步完善结汇制度。

　　4.第四阶段（2005～2008）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05】第16号文——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相关事宜公告。其主要内容如下：

　　（1）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不再单一盯住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2）中国人民银行于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格。

　　（3）2005年7月21日晚7时整，美元对人民币交易汇率调整为1美元兑换8.11元人民币，作为次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外汇做市商交易的中间价格，外汇交易银行可从市场开盘后以此调整对客汇价。

　　（4）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中间价的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波动，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一定幅度内波动。

　　（5）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市场发育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适时调整汇率浮动区间。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篮子货币汇率变动，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的正常浮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此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安排的核心是放弃单盯美元，选择世界主要交易货币并赋以新的权重比，构成一篮子货币作为人民币汇率参考要素。

　　5.第五阶段（2008～2015）

　　由X次贷危机引起的华尔街风暴，在2008年转变为世界性金融危机，全球除美元外几大主要货币争相通过相互贬值和实施货币宽松政策应对自身国内通缩风潮，而美元在经历了六年半的贬值后，意外快速升值，开始强势美元的第一阶段历程。2008年8月底开始，中国再次采取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挂钩模式，将汇率控制在6.8左右。在此情况下，人民币成为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唯一保持对美元不贬值的货币。国家采取这样的举措，主要是为中国发展外向经济创造较为稳定的交易环境，扩大对外贸易顺差。另外，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整体经济的良好运行，能够使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产生信心，从而放心在中国进行投资活动。

　　2011年，欧洲各国陆续出现债券违约与逾期，到9月份正式爆发债券危机。人民币也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人民币美元即期汇率波动幅度先后扩大至2%，美元进入第二阶段地持续走强，大约升值6%左右。此时人民银行仍采取盯住美元措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仅没有贬，反而出现升值。第五阶段的强势美元是从2014年开始，美联储逐渐缩减QE规模直至宣布退出量化宽松后，到2015年的3月间，美元指数从80多上升到100，人民币又再次面临贬值的压力。但此时期人民币中间价仍基本保持稳定，仅在小范围内波动。为了维持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中国可谓是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按照“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从宏观稳定的角度来看，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简化了汇率调整政策，但也束缚了宏观管控的手脚，顾此失彼、得不偿失。其中锁定汇率波动而导致的基础货币被动投放，也让央行失去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了把汇率稳定在既定的政策目标范围之内，货币当局不得不大量地持续购买外汇，由此带来的外汇占款远超出基础货币投放的需要。2008年我国名义GDP为319516亿元，到2015年增长一倍到685506亿元。但货币供应量M2增长接近3倍，08年为475167亿元，15年飙升到1392278亿元。严重超发的货币通过商业银行不断投放到信贷市场上，甚至在企业达到负债饱和后，仍出现被银行“硬塞”贷款的现象。结果大量热钱最后涌进房地产市场，给各地房开公司迎来了数年的“暖春”。

　　第六阶段（2015至今）

　　在之前强势美元的三个阶段，人民币一直被动承受沉重地阶段性贬值压力，人民银行不得不通过牢牢把握住中间价进行汇率管控。在这三个阶段共计二十个月时间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仅2%，但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C）计算所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其实上涨超过33%，接近美元有效汇率的35%。这也是为何中国一直被国际诟病操纵汇率的原因。

　　为了人民币成功加入SDR一揽子货币，中国必须满足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各项条件，其中一项就包括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因此，2015年8月11日，央行宣布实施汇率改革，一次性将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贬值2%，将之前人民币面临的贬值压力一步释放到位，随后三天内又连续累计贬值4.65%，一时间“8.11”汇改饱受各方面诟病。此次汇改主要发生四个变化：一是为了体现人行对汇率管控的减弱，每日中间价定价参考上一日交易收盘价；二是尽量拉平境内外人民币汇价，收窄离岸、在岸价差；三是重新制订一篮子货币权重比例，使得人民币汇率指数变化更贴近市场波动规律；四是减少对人民币汇率的直接干预，转而通过增加新的市场货币工具例如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以及市场逆回购对货币流动性进行管理。

　　如今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不再是单纯地中国自家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经济体，人民币成为全球第四大交易币种。作为大国经济体，经济结构更为复杂，宏观经济的调控要求也更高。在人民币加入SDR一揽子货币后，越来越多的经济体会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发生接触，人民币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国际社会关注。宏观上来讲，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上升到世界性问题的层级，所以如何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变得重要非凡。

　　“8.11”汇改使得人民币汇率制度朝着市场化、灵活化更进了一步，一篮子汇率能更加全面地反映货币价值的相对变化。更多地参考一篮子汇率有助于促进币值和国际收支的动态协调，有助于增强人民币相对其他交易货币的双边汇率弹性，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不过也应意识到，参考一篮子货币仍是介于固定汇率制和完全自由浮动汇率间的一种折中方案。这种方案部分解决了单一盯住美元机制的缺陷，增强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也能完全避免完全自由浮动可能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带来的过度冲击。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参考一篮子汇率只是汇改的一个维度，从盯住美元到更多参考一篮子货币并不意味着市场化汇率机制的建成，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仍有许多障碍需克服。

　　3.3.1温州市出口贸易现状

　　温州作为较先开放地沿海城市，经济发展早已与国际接轨。自中国加入WTO后，温州经济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根据海关统计，2008年温州市GDP的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别为40.1%和34.1%，具有非常明显的外向型特征。但到2016年结束时外贸依存度仅23.6%，出口依存度21%，下降幅度巨大，进口业务几乎“全军覆没”。

　　80年代初期，温州人凭借灵活的头脑和长远的目光，敢闯敢拼，走南闯北打工以及做小买卖。这些先吃螃蟹的人后来带着各式各样的技术返回温州，以家庭为单位，利用住宅作为生产场所开办起形形色色的小作坊、小工场，生产加工简单日用品和轻工业商品。小作坊发展成工厂，工厂转型成为公司，公司再慢慢走向国内市场甚至走出国门做起国际贸易。改革开放30多年间，温州与两百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温州人凭一己之力在世界上闯出了“东方犹太人”的外号。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就有温州的商品。

　　温州可以说是全靠民营经济发展起来的城市，据温州市统计局数据，2016年温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合计所占比例仅为3.9%。电气、鞋业、服装、汽摩配、泵阀为温州五大传统支柱产业，整体占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的49.3%，同时这几大产业也是温州市对外贸易的主要阵地。

　　从表4.1我们可以看出，温州市的出口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与进料加工为主，可以占到当年对外贸易总额的95%以上。08年全球金融危机似乎对温州市出口产生部分影响微，2009年出口额较上年下降8%，但下一年即2010年便迎来高速增长，2014年末对外出口达到高峰值185.51亿美元。2015、16年又连续面临出口萎缩，分别下降7.7%和6.1%。但最近几年在政策性的刺激下，保税仓贸易发展较快。

　　表4.1温州市主要贸易方式出口额（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温州市海关

　　民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温州经济，民营企业同样占据出口份额的大头，2016年温州私营企业出口份额占比就达到87%，若再加上中外合作、中外合资、外商投资类企业这个占比可以超过93%。据温州市商务局统计，截至2016年末，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共6431家，温州市建立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到211个。

　　表4.2各类性质企业出口额（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温州市海关

　　温州经济发展模式起步于作坊式作业，以轻工类加工工业为主，服装、鞋类和机电产品是温州的龙头产业。除此之外，箱包、眼镜及纺织等产业在温州对外贸易中也占有相当部分的比重。从图4.1可以得知，服装、鞋类、机电产品每年可为温州创造百亿美元以上的产值，经过2009到2013的增长期后，2014年三种产业增长陷入停滞，更于之后两年连续下降。

　　温州出口产品绝大部分属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附加值较低。在近年人民币持续贬值的情况下，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再加上东南亚新制造产业集群的不断冲击，温州产品难以再靠原来性价比高的特点保持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在当前日益严峻的国际贸易环境下，温州需要找到恰当的方法去适应新一轮的国际市场竞争。

　　图4.12008年-2016年温州服装、鞋类、机电产品出口额对比

　　数据来源：温州市海关

　　在2016年温州市商务局针对全市重点行业、重点地区与重点企业开展了进出口预测调查，本次受调查企业达到262家，其中鞋革行业预计2017年出口下降6%-8%，眼镜行业预测出口增幅在6%-8%，电器预测出口增幅为4%-6%。主要出口X地区的企业对明年市场前景较为看好，而预测出口欧盟、东盟、日本、俄罗斯等市场下降的企业占比，均高于预测增长的企业占比，其中日本尤为明显，仅5.1%的企业认为下一年出口会有增长。

　　另外，调查还显示，全市企业对明年外部经济环境的信心指数为92，瓯海区、龙湾区、洞头区、乐清市、瑞安市更是低于90。按企业规模来看，500万至1000万元和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对明年外部环境形势的信心指数超过100，分别为102和108，占温州市比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则普遍信心不足。其原因主要源于对国际市场需求不确定型，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因素。据温州市统计据数据，2010年时，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7610元；2011年增至42343元，2012年为48213元；2013年起突破5万，同比增长15.5%，涨至55667元，2014年时达到59898元，五年时间增长了59.3%。私营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数据暂时无法获取，但从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看，近几年均是处于增长趋势，2014、2015、2016年增长率分别为8.7%、8.9%和8.6%，2016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7785元和22985元，较上年增长8.5%和8.2%。

　　从上述数据不难推出，262家参调企业中，为什么有超过一半的企业都选择劳动力成本提高作为影响因素。此外，还约有三成的企业认为通胀压力导致企业经营成本上升，人民币贬值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样会影响出口。受此影响，参调企业中约有三成企业表示有部分订单转移，且半数转向东南亚等地区和省内其他地区。

　　3.3.2温州进口贸易现状

　　温州属于典型地出口导向型城市，再加上市XX普遍倾向于保护和刺激出口，所以温州市的进口贸易历年在对外经济中比重均不高。贸易方式主要以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为主，但受2015、16年人民币大幅贬值影响，这两种贸易方式遭受不小挫折。保税仓贸易方式自2012年开始在政策引导下呈逐年回暖趋势。

　　表4.3温州市主要贸易方式进口额（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温州市海关

　　温州进口排名前三的地区是非洲、欧盟和东盟，2016年进口数额分别为29.8亿元、18.3亿元和16.3亿元。非洲地区进口较上年同比下降30.21%，欧盟增长3.71%，东盟地区增长71.63%。可见进口整体有向东盟转移的趋势。如同出口方面，民营企业同样是进口贸易的主力军，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与外商独资企业彼此数据接近。由于温州市整体进口贸易体量小，所以进口数额似乎与人民币汇率之间联系不大。如图4.2所示，人民币汇率在2014年达到谷底，温州进口量也没有因此出现增长，反而在2012到2016间整体呈缓慢下降趋势。

　　表4.5各类性质企业进口额（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温州市海关

　　图4.22008-2016温州主要四类企业进口数额与人民币汇率比较(单位：万元）

　　数据来源：温州市海关

　　3.3.3温州市对外贸易占浙江省比重

　　浙江省全部11个地级市中，温州对外贸易占全省比重比并不高，仅排名第七。温州地理位置虽是濒海城市，但没有像宁波港那样优质的深水港口，可以停靠巨型油轮。五年来全市进出口在浙江省比重呈缓步下降趋势。2016年温州市进出口总额180.81亿美元，同比2014年减少27亿美元，三年间每年降幅超过6%，而浙江省在这期间对外进出口额年下降幅度分别仅为2.4%和3.4%，可见温州外贸萎缩形势较为严峻。

　　表4.62012-2016温州市与浙江省进出口额（万美元）

　

　　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网

　　1990年，温州市工业总产值95.07亿元，其中国有经济15.67亿元，占16.5%；集体经济48.33亿元，占50.8%；城乡个体7.83亿元，占8.3%；其他经济23.22亿元，占24.4%。据测算，1990年温州市民营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比重已达到82.2%，比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提高18.5个百分点。90年代初期，温州金属打火机产业至少有3000家，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80%的份额，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属打火机生产基地。打火机价格在温州曾被压缩到日本的近三十分之一，挤兑的日本企业纷纷关闭生产线，韩国、X及西欧国家的打火机厂几乎全军覆没。在商业、建筑业等领域，民营经济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创下“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等三十个“国”字号生产基地称号，树立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名品牌。上世纪这段时期，投资力度逐渐加大。1978年温州市民间资金投资163万元，占全社会投资比重4.3%；1990年民间资金投资11.72亿元，占全社会投资比重66.5%，12年间提高了62.2个百分点。从1990年代初到2000年代初，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十年黄金时期，创造了全国闻名的“温州模式”。

　　2016年温州市国民生产总值5045亿元，首次突破五千亿大关，较上年增长8.4%，增速达五年来最高。如图4.3所示，其中外贸进出口总额1193亿元，占GDP比重23.65%。全年固定资产投资3905.7亿元，比上年增长13%，民间投资2348.1亿元，占比60.1%，较去年增长5.3%。全市实现工业增加值1760.5亿元，比2015年增长7.1%，其中民营企业贡献率达到96.1%。

　　图4.32016年温州市进出口额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温州市统计局

　　外贸出口额是反映外向型经济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出口额在中GDP占比也是检验地区外向型经济繁荣程度的主要标志。因此，对出口额在温州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度做一个量化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的理解外向型经济的作用和重要性。

　　商品出口，是国外市场需求的一种表现，国内的需求主要体现在投资和消费，国外需求和国内需求共同构成了社会总需求，而社会总需求是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通过对投资、消费、出口三种经济指标，即固定投资总额（X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2）、出口总额（X3），与国内生产总值GDP（Y）的关系运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见附表一）。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Y=350.707+0.089×X1+1.145×X2+0.837×X3

　　R=0.999，F=2982.793，调整R2=0.998

　　通过观察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2为0.998，表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有着相当高的相关性，观测值F为2982.793远大于临界值，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关性。

　　通过方程可知，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得出如果投资每增长1亿元，可带来GDP增长0.089亿；同理，如果消费增长1亿元，可使GDP增长1.145亿元；若出口增长1亿元，可使得GDP增长0.837亿元。进一步可计算出投资、消费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8.18%，71.12%，20.64%。由此可见，投资增长带来经济增长的效果最弱，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强，出口对于温州经济发展起到的贡献率与现阶段温州出口依存度接近，约为21%。

　　本文最终想要探究的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温州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而温州民营企业是温州对外贸易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所以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温州外贸企业关注的重点。前文中的图4.3曾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似乎温州市的进口数额与人民币汇率没有直接关系，但这里的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指的是名义汇率。

　　名义汇率也称双国汇率，它是以一种货币来表示他国另一种货币的价格，可以表示为本国货币的外币价格，也可以表示为外国货币的本币价格。名义汇率的价格即货币兑换比率可能由市场决定，也可能由官方决定，而且它会随着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产生波动。因此，名义汇率不能真实反映两种货币的实际价值。

　　所以在这里选取实际有效汇率（REER）作为变量，不仅能够剔除货币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因素，还考虑了所有双边名义汇率的相对变动情况，更加真实地反映一国货币的真实对外价值。样本选取2008年1月至2016年12月的月度数据，处理软件为Eviews8.0，数据来源国际清算银行网站（http://www.bis.org/)。

　　从温州市统计局获取同阶段时期温州市的月度出口总额EX与进口总额IM作为因变量，分别分析实际汇率变动对进口和出口产生的影响。由于是月份数据，为了剔除序列的季节效应，首先对序列进行季节调整，本文采用CensusX12对序列进行季节调整。图1给出了进口和出口序列的季节调整图，其中lnEX_SA是出口序列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序列，lnIM_SA是进口序列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序列。从图5.1可以看出，经过季节调整后，进口和出口序列不再具有季节效应。

　　图5.1季节效应调整

　　为了进一步消除时间序列数据的异方差性和不同变量之间的数量级差异，对季节调整后的数据作对数化处理，后续模型中的变量均使用对数序列。表5.1列出了对数序列的相关描述统计。

　　表5.1序列变量的描述统计量

　

　　非平稳时间序列直接做回归可能出现伪回归问题，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必须先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是用于对给定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的一种方法，检验序列是否含有单位根；若不存在单位根，则检验数据是平稳的。自Nelson和Plosser利用ADF检验研究了X名义GNP等14个历史经济和金融时间序列的平稳性以后，单位根检验已经成为分析经济和金融时间序列变化规律和预测的重要方法。本文将运用ADF单位根检验办法对模型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的原假设是序列至少存在一个单位根，如果检验拒绝原假设则认为序列是平稳的，否则序列就是不平稳的，需要进一步对差分序进行检验。对lnREER、lnIM和lnEX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2。

　　表5.2ADF检验结果

　

　　注：C,T,K分别表示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其中K是AIC信息准则确定，平稳性结论是基于5%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中结果我们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lnREER、lnEX和lnIM的原始序列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它们的原始序列均是不平稳的。但是lnREER、lnEX和lnIM的1阶差分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认为它们的1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所以lnREER、lnEX和lnIM均是1阶单整序列，它们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同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由平稳性检验可知，汇率水平lnREER、出口总额lnEX和进口总额lnIM均是1阶单整序列，有理由认为它们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检验结果见表5.3。

　　表5.3Johansen协整检验

　

　　表5.3表明，在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条件下，在5%的显著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说明汇率水平lnREER、进口总额lnIM和出口总额lnEX之间至少存在1个协整关系。在最多1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条件下，在5%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它们之间最多存在1个协整关系。综上所述，汇率水平lnREER、进口总额lnIM和出口总额lnEX只有1个协整关系。

　　为了考察汇率水平REER对进口总额lnIM的影响，调整变量的检验顺序，得到协整方程（1）。

　　根据协整方程（1）可知，汇率水平REER的回归系数为-1.718，说明汇率水平REER与进口总额IM之间存在负方向的长期均衡关系，汇率水平REER每增加1个百分点，进口总额IM将会平均减少1.718个百分点。出口总额EX的回归系数为1.186，说明出口总额EX与进口总额IM之间存在正方向的长期均衡关系，出口总额EX每增加1个百分点，进口总额IM将会平均增加1.186个百分点。

　　为了考察汇率水平REER对出口总额lnEX的影响，调整变量的检验顺序，得到协整方程（2）。

　　根据协整方程（2）可知，汇率水平REER的回归系数为1.448，说明汇率水平REER与出口总额EX之间存在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汇率水平REER每增加1个百分点，出口总额EX将会平均增加1.448个百分点。进口总额IM的回归系数为0.843，说明进口总额IM与出口总额EX之间存在正方向的长期均衡关系，进口总额IM每增加1个百分点，出口总额EX将会平均增加0.843个百分点。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适用于分析具有协整关系的时间序列，协整检验已经表明汇率水平lnREER、进口总额lnIM和出口总额lnE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以进行格兰杰检验。

　　在因果关系检验中，如果一个变量的滞后项对其他变量的当期项具有显著的影响，则称这个变量是其他变量的格兰杰原因。对汇率水平lnREER、进口总额lnIM和出口总额lnEX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4。

　　表5.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表中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从汇率水平REER与出口总额EX的关系来看，在5%的显著水平下，仅仅当滞后阶数为1的时候，汇率水平REER是出口总额EX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当滞后阶数为2或3的时候，汇率水平REER并不是出口总额EX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了短期看来汇率水平对出口总额有着显著的滞后影响，但是长期看来这种滞后影响并不显著。从汇率水平ER与进口总额IM的关系来看，在5%的显著水平下，汇率水平ER与进口总额IM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内，它们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本次实证分析通过选取2008年1月至2016年12月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温州市月度进出口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与温州市进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结果发现，汇率的变化对温州市的进口无论短期效应还是长期效应，影响均不显著；而与温州市出口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对温州出口有正相关的作用，但影响只局限在短期内发生，长期来看影响并不显著。

　　6.1.1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外贸竞争力

　　当前，温州地区外贸发展完全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是一种追求数量增加的增长，其出口产品基本上是低附加值或初级加工的产品。为此，改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是提高外贸竞争力、应对汇率升值的关键所在。一是加快科技兴贸各项措施的落实。加大对新产品研发和营销的支持，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引导企业加大对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更加有效地发挥科技兴贸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促进作用。二是加大政策引导力度。通过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引导，逐步减少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由低效益、低附加值的数量型增长，向高效益、高附加值的出口战略转变，特别要注重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营销能力，加快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三是帮助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国内企业到国外投资设厂，培育大型的跨国企业。

　　6.1.2鼓励金融创新,加快发展汇率风险规避产品

　　人民币升值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服务创新的机会。进出口企业需要考虑汇率和利率风险，这对商业银行发展远期结售汇、货币掉期等金融衍生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目前，温州各外汇指定银行相关业务品种单一，不利于企业规避汇率风险。商业银行应该积极推广各种规避外汇风险的产品，拓宽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渠道；提高风险定价能力，眼光不仅注目在人民币对美元和非美元即期汇率的波动区间上，而应该对不同币种的小额和大额的现钞、现汇等具有差别定价能力，以满足不同层次尤其是中小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需求。

　　企业面临有效防范汇率风险的考验。在浮动汇率的制度下，汇率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企业要开展对外经济交往就回避不了汇率风险，同时汇率风险又是可以通过一定的金融工具将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只有那些具备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和能力的企业，才有可能在将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立足之地。

　　企业面临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压力。从中长期看，由于“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在我国经济腾飞中将逐渐发挥作用，企业将面临人民币对外持续升值的压力。“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是指在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工资实际增长率也越高，实际汇率的上升也越快的现象。当贸易产品部门(制造业)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时，该部门的工资增长率也会相应提高，国内无论是哪个产业，工资水平都有平均化趋势，所以尽管非贸易产品产业(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并不大，但是其它行业工资也会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涨。这会引起非贸易产品对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假定贸易产品(按外汇计算)的价格水平是一定的话，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固定汇率的条件下，会引起非贸易产品价格的上涨，进而引起总体物价水平(贸易产品与非贸易产品的加权平均)的上涨。如果为了稳定国内物价而采取浮动汇率的话，则会引起汇率的上升。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会使实际汇率上升。面对这一趋势，进出口企业能否采取有效措施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企业积极采取措施,减少汇率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损失。

　　一是转变观念。企业应认识到建立自主品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转变生存策略，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的非价格竞争优势，不再仅以“低价”优势开拓海外市场。二是压缩成本和微调出口产品价格以抵消部分因汇率变化带来的损失；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比例。三是积极运用汇率风险规避工具。在出口结汇方面，尽量采用出口押汇；进口付汇可在政策框架内采用延期、远期付汇等贸贸易信贷方式，尽量规避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

　　由于本次研究过程中作者本身能力和其他条件的限制，本文存在较多不足之处。下面进行简单列举，希望对后来者起到帮助作用。

　　首先，作者作为一名银行工作者，对于企业运营了解有限，只能从银行角度出发，从实际操作层面出发，提出汇率避险方面的建议供企业参考。其次，本次数据采集过程中，不知何原因温州市XX公布的进出口数据，其统计口径经常在美元与人民币之间变换，所以作者在进行单位统一过程中会难免出现转换误差。最后关于模型实证分析，由于温州月度GDP数据的缺乏，只能考虑汇率这一个变量的影响，最终可能会削弱模型的解释能力。

　　[1]张倩.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影响[J].生产力研究.2011(04)

　　[2]陈志建,王铮.人民币升值对“金砖五国”的经济贸易影响——基于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02)

　　[3]孙洋.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J].中国商贸.2012(09)

　　[4]郑慧敏.人民币贬值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分析[J].金融观察.2015

　　[5]康慧敏.试论人民币贬值带来的影响[J].金融市场.2016(01)

　　[6]王宗林.近期人民币贬值是一次性贬值压力释放，还是持续贬值的开始——基于人民币均衡汇率不同测算方法的比较研究[J].改革探索.2015

　　[7]封北麟.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的经济影响及财政应对措施[J].财税论坛.2015(09)

　　[8]祝柯,胡研.人民币贬值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和对策[J].智富时代.2016(04)

　　[9]许家云,佟家栋,毛其淋.人民币汇率与企业生产率变动——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5(10)

　　[10]朱鹤,孔晓旭人民币贬值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吗?——基于VAR模型的非对称效应分析[J].商业研究.2016(01)

　　[11]李小典.当前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原因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财经视线2015(27)

　　[12]李磊阳,赵明月.“新常态”下短期我国人民币贬值原因探究及预测[J].国际金融与贸易.2015(07)

　　[13]王晨.人民币贬值的影响及应对政策——关于2015年8月人民币贬值分析[J].财经论坛.2015(25)

　　[14]周密.中国企业应积极主动应对人民币贬值[J].进出口经理人.2015(09)

　　[15]刘懿蔓.进出口企业如何应对汇率风险[J].经营者.2015

　　[16]蒋经玮.美元升值,人民币贬值环境下企业财务管理的应对措施[J].财经界.2016

　　[17]周俐.基于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企业外汇风险管理探究[J].经济论坛.2015(01)

　　[18]张瑞君,徐展.无外汇交易企业真的没有汇率风险吗?[J].会计研究2016.2

　　[19]余森杰,王雅琦.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企业出口产品决策[J].金融研究.2015(04)

　　[20]肖立晟.央行是否遵守了人民币中间价规则.[J].中国外汇.2016(06)

　　[21]谢嘉曼.贬值预期下的中国金融危机螺旋[J].现代经济信息.2016(22)

　　[22]张晓兰,曹玲.新常态下外贸政策应与汇率政策脱钩[J].发展研究.2016(05)

　　[23]王蕾,周洋.人民币不宜大幅贬值[J].宏观经济与市场.2016(02)

　　[24]邱晓宇.自贸区境外融资政策、融资模式和汇率风险对冲[J].中国市场.2015(31)

　　[25]王也韵.中小型外贸企业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套期保值策略分析[J].财经界(学术版).2016(17)

　　[26]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北分局.人民币国际化与国内外汇衍生品创新协调发展研究[J].外汇管理.2016(09)

　　[27]黄姣姣.人民币贬值对中美机电产业贸易的影响[J].北方经贸.2016(02)

　　[28]吴文斌.温州龙湾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与战略措施[D].西安理工大学.2000

　　[29]周娅.汇率变动对温州外贸出口的相关性研究[D].浙江工业大学.2013

　　[30]卢洪丽.浙江民营企业外贸出口发展研究[D].浙江大学.2002

　　[31]游述文.论人民币汇率波动对福建省工业行业利润的影响[D].福建师范大学.2014

　　[32]缪东颖.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4

　　[33]张锦.人民币汇率与我国通货膨胀的关联性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3

　　[34]SauerChristine,AlokKBohara.ExchangeRateVolatilityandExports:RegionalDifferencesbetweenDevelopingandIndustrializedCountries[J].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2002

　　[35]BaakSaangjoon.TheBilateralRealExchangeRatesandTradebetweenChinaandTheU.S.[J].ChinaEconomics.2008

　　[36]RobertMundell.“ProspectsForAnAsiaCurrencyArea”[J].JournalofAsiaEconomics.2003

　　[37]MartinA.D.,L.J.Mauer.ANoteonCommonMethodsUsedtoEstimateForeignExchangeExposure.JournalofInternationalFinancialMarkets,InstitutionsandMoney.2005

　　[38]CeliaOliver,CarlosCordero.ThePresenceofNearbyVirginMalesSometimesAffectsEjaculateTransferbutnotCopulaDurationinStenomacramarginella(Heteroptera:Largidae)[J].JournalofInsectBehavior.2010(6)

　　[39]Boyd,Derick,Caporale,GugielmoMaria,SmithRon.“RealExchangeRateEffectsonTheBalanceofTrade:CointegrationandtheMarshall-LernerCondition.”.InternationalJournalofFinanceandEconomics.2001

　　[40]ValerieCerra,SwetaChamanSaxena.“HowResponsiveisChineseExportSupplyToMarketSignals?”[J].ChinaEconomicReview.2003

　　附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