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扶桑》中的死亡描写

　　摘要：死亡，是每个人一生最终的结果，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终点，但是有时候的死亡，更像是一种重生。在文学中，死亡也是创作者笔下不可逃避的主题。在《扶桑》这一部小说里，死亡并不是主题，但是却不能缺少。作者严歌苓通过对人物死亡的描写，展现了更多在那个年代海外的弱者（华人）身处的窘困境地，也突出了笔下人物鲜活的性格。当然，在文中死亡描写所表现的不仅仅是这些。本文将从死亡描写这一角度，来重新剖析严歌苓的经典长篇小说《扶桑》。

　　《扶桑》的死亡描写：一是设置人物的死亡，从而突出人物所处环境的恶劣以及角色鲜活的个性，也塑造了各类的悲剧人物；二是透露出当时海外移民的一种社会状况以及严歌苓对文化的认识；三是以比喻、对比、心理描写等丰富的艺术手法刻画出一场场的死亡。

　　关键词：严歌苓《扶桑》死亡描写

　　《扶桑》是严歌苓的经典长篇小说之一，创作于严歌苓旅美生活中。旅美后的严歌苓有着新的生活环境，有着种种的文化冲突，甚至民族敌意，追溯到书中的社会环境，这种冲突与敌意更为激烈。在书中，严歌苓花了不少笔墨描写死亡，无论是一场人物的死亡，还是某个人物对死亡的看法，又或者是某个群体的生存状况，都免不了扯上“死亡”二字，本文将这些与死亡有关的描写文段统称为死亡描写。

　　本文通过细读严歌苓的经典作品《扶桑》中的死亡描写，重新分析、评价这部作品中有关于死亡的成分，并对这些死亡描写进行分类对比，试图挖掘出文字下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甚至是挖掘作者对这段历史及其隐含的文化意义的看法与观点。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扶桑》中死亡描写的艺术表现手法：一是从死亡描写的叙事意义进行分析，包括对小说中的人物悲剧命运的塑造；二是分析作者在文本中表现的社会环境以及透露的对死亡的文化认识；三是从文字的艺术手法分析死亡描写的文段。虽然学术界有众多对严歌苓文学作品的研究，但少有学者对作品中的死亡描写进行单独的研究分析，所以本文希望能从《扶桑》的死亡描写作为切入点，更深入地理解严歌苓眼中独特的历史及文化。

　　严歌苓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讲述故事，更多的是在文字中叙写人物的命运。在严歌苓的笔下，人物们被赋予了血与肉，而严歌苓也一直以一种悲悯、温柔的态度淡淡地勾勒出一个个轮廓，一个个事件，深切地关注着历史长河中曾被遗忘的那些人、那些事。《扶桑》，作为严歌苓的代表作品，为读者们讲述了淘金时代远在X的那些小人物的命运。闻名一时的东方妓女扶桑，在爱中沉浮挣扎的白人少年克里斯，还有血气方刚的华人恶霸大勇，这三个主要人物的命运构成了故事的主要内容。故事中人物的悲剧、惨烈的情感在严歌苓笔下的死亡描写中挥洒得淋漓尽致。

　　1、各类悲剧小人物的塑造

　　严歌苓是一名富有人文主义情怀的作家，她于笔下关怀了许多人们曾忽略的小人物，也被人评价为是一名擅于描写社会边缘人物的作家。严歌苓本人曾在访谈中谈到她更愿意说这是边缘中的主流。《扶桑》中死亡描写的设置，不仅仅是情节上的需要，还是塑造悲剧人物的重要环节。

　　如《扶桑》中的妓女。淘金时代来自外国的苦力们并不能带上家眷到X，所以在那时能登上X的华人女性只有一个身份——妓女。扶桑也是一名妓女，但是她又是不同的。在书中，严歌苓这样描写道：“首先，你活过了二十岁。这是个奇迹，你这类女子几乎找不出活过二十岁的，我找遍这一百六十本书，你是唯一活到相当寿数的。其他风尘女子在十八岁开始脱发，十九岁落齿，二十岁已两眼混沌，颜色败尽，即使活着也像死了一样给忽略和忘却，渐渐沉寂如尘土。”虽然这段话写的主体是扶桑，写她的与众不同，但是可以从中读出相关的信息：一是扶桑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活过了二十岁；二是与扶桑同类的风尘女子大多在二十岁前便是生理上死亡；三是其他女子即使过了二十岁生理上身体还保持着机能，但是精神上已经走向了死亡。这一段文字虽然没有很明显突出“死亡”二字，但是从信息分析中可以看出扶桑所处的主流世界中，其他同龄女子的命运远不如扶桑活得久。妓女，以姿色为卖点，可以说就是靠身体的姿色赚钱，然而脱发、落齿、两眼混沌皆是身体机能老化的表现，从生存的意义上，这些无名的女子们的命运就是一种悲剧。在小说中，有一段文字描写的是一名妓女染了病，阿妈帮她除病将铁钎子往妓女档间伸去，三四天后，书中提及到这名女子的笑容是这样的：“她也笑了一下，露出前面四颗门齿和后面无牙的废墟。两颊由于落齿而在颏骨下形成凹穴，笑时便成了巨大的两个笑靥。”这名女子无疑就是上面描写的众多同龄风尘女子的其中一个，她的落齿与之前的描述形成了对应，而这名女子的结局毫无悬念：“又过几天，她不见了……她就是正常地老死了，寿终正寝。阿妈的大团脸平整坦荡，好歹将这十九岁的女子妥妥善善地养老送终了。”这名女子，生前还受过折磨，在十九岁的年纪死去，被称为“正常地老死”，还是“寿终正寝”。生于和平年代的女子们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是怎么一种生存状况，按照现代人的观念，十九岁还是花一般的年纪，而这名女子早已落齿，步入死亡。

　　除了这些地位低下，受着别人主宰命运的风尘女子们，还有一群在淘金年代占着重要地位的人们——华人苦力。据旧金山中国商人的估计，1862年，4.8391万名中国人中有3万人开矿。华人矿工吃苦耐劳且工资低廉，这遭来了许多白人矿工的不满。加上白人有种“天定命运”的种族优越感，华人多受到了欺凌和压迫。文中有一段中国苦力罢工事件，在事件的末尾，一名老伙夫掉了队，惨遭白人工友围殴。当三十多个白种工友围着他时，揪着他已经花白的辫子时，他只能“忧愁地笑笑”，他们“打断了他的腰，打断他的手，打掉他的牙”，而最后“老苦力瞪着一片血的汪洋……行行好，帮个忙帮我把这口气咽掉算了。”一个在异乡兢兢业业的人，为的就是将来有一天回家乡，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却落得一个惨死异乡的结果。这一场老苦力的死亡可谓是令人心痛。连将死的时候还吊着一口气，想死也需要人“行行好”。这位老苦力前一刻还在“仔仔细细找他的牙”，终于一场大雪，将他送向死亡。

　　似乎就是这样，如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者生存”，文中的弱者没有掌握生死的权利，只能任由人宰割。如拍卖场里的小小女婴，不经意的一声哭喊，便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这条生命是脆弱的：“阿丁的手扣在那颗小头颅上，正好，如同掐住一颗果子。”对于阿丁这种恶霸来说，小女婴的生命实在不算什么，对于他来说，这只是铲除坏事的人的一种手段。严歌苓借小女婴之死，揭示了一个最弱的人最终的命运。

　　2.游走于生死间的魔——大勇

　　虽然市面上关于《扶桑》的介绍大部分都从扶桑和白人少年克里斯的爱情切入，但是文中的华人大恶霸其实才是扶桑的最终归属。关于大勇，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华人形象，不是那种瘦弱、矮小、任人欺负的人，反而是个令人闻风丧胆的人物。上文提到了一系列弱小的悲剧小人物，而大勇并不弱小，之所以单独写大勇，是因为牵扯到他身上的死亡描写太多了。小说中，作者用一定笔墨描写大勇本人直接参与的死亡事件共五件，他可以轻易地令一个人走向死亡，同时也敬畏死亡，而他本人的结局更是一种壮烈的死。

　　大勇有种阴狠劲，他的狠不是大声骂的虚狠，而是如同魔一般阴郁得可怕。在小女婴的哭喊事件中，大勇即阿丁，先是口气温婉地说：“把小贱货给我”，然后对着人们又说：“谁出声我掐死谁。”语气同样温和。作者用“温婉”和“温和”来形容阿勇口中这两句具有侵犯、威胁意味的语句，显然与他之后的杀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作者这样评价这场死亡：“其实没有一个人不希望她死：在那啼哭爆发时，每个人都想牺牲这最无辜的一条命而保全自身。仅是阿丁将每人黑沉沉的心底愿望化成了行动。换句话说，你们借阿丁的手杀害了她，灭了口，及时制止了她绝对无意识的叛卖。”大勇在这个事件中做了一个恶人，轻易地掐死了一名无辜的女婴，但是实际上却是为了救在场的，他只是“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叛卖同胞的人”。

　　之后大勇又涉及了一场死亡事件，但是这次不是他杀死别人，而是为死去的老伙夫善后。老伙夫是被人打得半死的，又经历了大雪，死后的容貌并不算好，大勇将老伙夫散乱的花白头发收拾好，尝试将他脸上的血擦干净，用帕子盖住他丑陋的容貌。“一般来说，他杀死的人都不会这么丑。他会仔细抹净血迹，抹齐头发，再抹去那一脸对死的惊恐或想不开，抹成个心平气和的样，他才心安。然后他会替他（她）扯正衣领，提起裤子。”作为一个杀人者，这就是大勇与众不同的地方，不似那些不给痛快的洋人，他甚至认为“死是最后一次登台亮相，并是个永恒的亮相，一定不能丑。”这种类似强迫症的追求完美的心态，与他的心狠手辣又是不同，与他处事的狠劲不同，倒是有点温和的意味，一种对生与死的尊重。

　　在那个白人为主流的社会，大部分的法律条例都是偏向洋人，本就遭受歧视与排挤的华人在社会上地位更是低下。大勇却偏偏与这种传统的谦逊、低微的华人形象不符，他是一名霸主，一名凶狠到骨子里的魔，亦是保护着华人同胞的后盾。大勇与扶桑在船舱的时候，一边洋人，一边华人，两边都在掂量对方的实力，显然大勇这个“玩飞镖的中国佬”引起了白人退伍兵们的忌惮。双方如果打起来对大勇不利，大勇又是个欠着血债的人，然而在扶桑的一遍又一遍的吹奏过后，大勇已经利落地将那些洋人处理得干净，一个洋人也没了。还有那个侮辱扶桑的牛肉商，血性方刚的大勇也轻松地送了他上西天。

　　大勇的结局，自然也逃不过一个“死”字，然而他的死却是整篇小说最惊艳的一段。扶桑在大勇的刑场上终于结为夫妻，确实如大勇所追求的一样，死得体面，也死得热闹。大勇的生命走向终结，他最后的一个亮相，也深深地印在读者脑海里了。

　　在严歌苓的小说中，海外题材的小说占有非常重的比例。作者本人就是第五代中国移民，结合她本人的经历，在《扶桑》中叙写她的“寻根之旅”。严歌苓有着广阔的视野，扎实的文学功底，她的笔下很好地展现了过去的社会环境，而她亦将自己的看法与认识融入了小说当中。《扶桑》中的死亡描写很大程度上为我们表现了小说中的社会背景，可以从中挖掘出当时的社会环境，同时，也可从严歌苓的字句中找到她对中西文化的一些认识。

　　《扶桑》小说中的社会背景是19世纪60年代的X圣弗朗西斯科，一个淘金热的时代。自黄金被发现后，人们追求金子所带来的财富，世界各地的人涌入北美，希望能从中捞一笔。当时，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动荡打破了中国的传统产业，大批的失业者抱着发财致富的梦想，来到了X。面对主流的白人社会，华人的地位十分低下，屡遭排挤和压迫。在小说中，洋人欺压华人的情节十分常见，而最残酷的，莫过于客死他乡。如克里斯经过的沿海的路上，一群白人疯狂地残害了一个以捉螃蟹为生的中国男人，“将他的辫子吊在树枝上，悬起他整个人体”，再一刀一刀地剜在他的身上。而这个中国男人并没有反抗，一直一声不吭，想着忍着就会过去，这“谜一样的温良与沉默”却激怒了这些洋人。同样的谦恭中的死亡再一次发生，老伙夫的死与这个捉螃蟹的人的死十分相似。中华文化向来以和为贵，武力并不是国人所崇尚的，这是说的好听的。这种长久的息事宁人的态度，却渐渐地发展出所谓的“奴性”——个人受到威胁与侵犯时也不懂得去反抗，正如当时的清XX一开始面对列强的入侵只想着割地赔款就能安抚这些无理的入侵者。然而，他们想要的并不止这些。洋人对华人的误解在克里斯衣袋里的一纸“请愿书”写得十分详细，连主食和居住都能成为声讨的依据，不知有什么才是无罪的，连华人的存在都是一种罪。

　　除了这些海外移民的生存惨况，在文中的好些死亡描写中能读出严歌苓的文化认识与对死亡的态度。如阿丁杀死小女婴一事，作者告诉了我们“自相残杀式的亲密”，每一个民族想要生存下去，总要有牺牲，有自相残杀，为的是更多的人的存活。所以当年轻女奴运载时，无论是去还是返，无数的尸体被抛进海洋。如克里斯眼中的扶桑有一个名字，叫母性，这种包含着受难与宽恕，不惜牺牲自己、毁灭自己的，换得凤凰涅槃般的再生。这也是作者眼中的中国女人的形象，学者们总结出的“地母形象”。又如大勇眼中，死后的面容一定要干净体面，这是最后一场亮相，扶桑眼中死去的人穿的鞋不会落。在中国古代社会众多的礼仪之中，丧礼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俗话说：“礼者,谨于治生死也。”，这也是中华文化的一种体现。

　　来自东方温和的传统文化与来自西方激进的新文化交织在一起，却又不违背和谐，文本中巧妙的构思更加体现作者的思考深度与文化认识广度。

　　死亡本身就具有一股震撼人心力量，但是在文本中，能否把设置死亡情节的作用发挥尽致与文本的描写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善于运用对比、衬托、渲染、心理描写等手法，将死亡描写得精彩，也更加深入人心。《扶桑》中不缺死亡场景，而严歌苓也运用她细腻的文笔描绘出一场场残酷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死亡，告诉读者死亡是什么。

　　文中从描写的角度来看，最出色的几段死亡描写莫过于小女婴之死、螃蟹人之死和老伙夫之死。这三场死亡都异常残忍，很容易引起读者的不安、焦虑与同情、可怜。作者运用了丰富的动作描写，来展现整个杀戮的过程。阿丁杀死小女婴的时候先“扣”住她的头颅，然后“提起”，“从襁褓中拔出”，另一只手再“落”到她的脖子，一连串的动作十分具有画面感，仿佛就是人群中的一员，看着阿丁夺走女婴的生命。同样的，捉螃蟹的中国男人他被虐杀时，先是辫子被“吊”起，人体被“悬”起，接着他的器官舌头、耳朵、鼻子被慢慢地“割裂”，成为了“零碎的人体”。这些动作细节能够充实读者的想象，也如同把杀戮画面搬到面前。当然，比喻的手法是作者叙事描写时常用的艺术手法，丰富的比喻能使画面更具体，甚至能感受到它的程度。比如阿丁“如同掐住一颗果子”来扣住小女婴，来形容阿丁杀人时的毫不费力。比如小女婴“化成了一抔土”，“两颗乳齿仍龇在泥土下，咬着春花秋草的根茎”。再如与扶桑同船的一些死去的女子，她们“如同堆在一处的番薯，烂得同心同德”，描写死去后的这些女子的身体瘫软的状态，又是大批的死亡，像约好一般。再如描写扶桑身边那位死去的女子，用“溶化的样子”来形容女子死去的状态。或者把扶桑性交的释放，比喻成凤凰的涅槃，来表现扶桑带着母性的自毁之态，却又摆脱了束缚。值得一提的是文中一处运用比拟修辞手法的文段，描写的是扶桑对待与嫖客性行为的态度，把男人比作死亡，又将死亡拟人化：“你听见死亡咿呀咿呀地摇动竹床，你感觉死亡羞怯而柔情地触碰你的嘴唇、胸脯和乳头”。这种循环式的艺术表现手法，刺激了阅读，同时又将风尘女子一次一次消耗身体走向死亡和扶桑的从容不迫的态度写得淋漓尽致。除此之外，文本还见严歌十分善于苓运用环境描写、心理描写和语言描写来渲染、衬托死亡阴森、庄严的气氛。如人群目睹女婴之死时“实实的人群跟着抽搐一番”，大环境中围观人群把提心吊胆这个词完美地诠释了。又如老伙夫被打时一连串的语言描写：“别打死我，我老伴还等我回家喂牛，带孙孙。”；

　　“别打死我，我还有八十老母！”；“行行好，别打死我……打得差不多就省省力气”，老伙夫不断用语言乞求那些白种工友，却更见悲怜，身世凄凉，而地位也卑微到地下去了。再如大勇与船上洋人的打斗，扶桑吹奏乐曲与大勇打斗的画面穿插描写，如电影画面般地勾勒出整个过程，烘托出一种处于异邦的苍凉感与血性反抗的铮铮骨气。最后，最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大勇刑场上的婚礼，“大风呜呜地响”衬托出大勇下场的悲惨，“大勇牵着绣球……她看都不去看”动作描写刻画了一场不一样却平凡的婚礼，“他完全能想象她推磨、打柴……漂洋过海回来的大勇”心理描写写出了大勇对扶桑归属性的爱情。

　　正是这些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赋予不同的死亡描写不同的意义与作用。

　　从《扶桑》中细读、研究其中的死亡描写文段，可见严歌苓文笔功力的深厚，也可品味出更深刻的思想广度。严歌苓的悲剧描写并没有把一场场死亡的悲剧推向小说情节的高潮，而是带着深刻而沉郁进行死亡描写，从中体会死亡的沉重感。在《扶桑》一文中，严歌苓笔下的死亡描写从文本内容上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如强者大勇，用他人的死突出他本身无所畏惧的强大，又如弱者老伙夫，用惨烈的笔调写出弱者凄凉的下场；二是为了营造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暴乱管理无序，华人遭受排斥欺凌等，更加烘托出当时环境的险恶。死亡本身就是天地间不可逃避的一事，很特别，却不特殊。而严歌苓用她淡淡的叙事风格，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赋予了这一场场死亡新的意义。这些死亡描写的文段大多都能对读者有着感官上的冲击，用动作描写赋予视觉上的冲击，用语言描写赋予听觉上的冲击，用环境描写营造悲剧气氛，加上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的融合，加深读者的印象。严歌苓在死亡描写中给予不一样的心灵冲击，更加体现了她的人文关怀情怀。对于《扶桑》来说，死亡描写更像是残酷地揭开历史中被掩盖的部分，这些死亡，是一种苦难，更是血淋淋地揭露了其中的奴性，若是一个民族想要生存，想要发展，必须要经过这种自相残杀式的苦难，摒弃民族的劣根性，完成一种自毁式的涅槃重生。一个民族，在一片陌生的土地，受到的压迫与苦难，不应该被忘记，而小说中的死亡描写恰恰在这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中，谨慎地渗入主题，暴力与残酷因子的穿梭，使得小说的氛围更加沉重。严歌苓的小说中，死亡描写并不在少数，描写死亡不仅是因为这是人生逃不开的主题，小说更是通过死亡的描写，描写出不同人的人生境遇的结果。《扶桑》中的死亡描写之所以不同，在于它所处时代的特殊性，民族与民族间的斗争与冲突，本民族间的自相残杀，都在描绘出华人一种内忧外患的处境。现在，时代变了，人们早已不记得也不清楚历史长河中发生的这么些故事，严歌苓以此唤起民族中痛的记忆，而人们要如何抚平这种伤痛，大概是读者应该思考的。

　　这个故事是独特的，因为这属于一代海外移民的故事，故事诉说着华人同胞们的根，他们如何来，又是如何在异国的土地上站立脚跟。海外移民题材的小说大多围绕“文化冲突”，写中西方文化因不同而产生矛盾，从而形成张力。“文化冲突”是中西方文化相撞最明显的现象，而“文化融合”是两种文化相撞后的走向，就像克里斯迷上了神秘的东方女人。但是严歌苓用新的角度，来审视文化的根，审视华人文化中骨子里的东西。在这一场深刻的爱与痛当中，不应仅仅局限于扶桑和克里斯的爱欲纠葛当中，把眼光放到那个时代，看看本民族历史的伤痛和伤痛底下的劣性，想想作为当下的人，又应当如何生存。实际上到现在，华人在国外仍有受歧视的现象，处境虽然没有那个时代恶劣，但是想要实现真正的平等，还有漫长的路需要走。严歌苓作为著名的海外华文作家，其影响力在国内外都不容小看，这种写法开拓了一种新的写作思维——在残酷的时代中找寻生存的意义，告诉未来的人，生存与死亡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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