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忠实《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及其文化内涵

　内容摘要：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基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以细腻的语言给读者描绘了白嘉轩与鹿子霖祖孙三代的各种人物爱恨纠葛，时间上跨越了从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半个世纪，反映了白鹿原上的人文变迁史。整部作品有着超越寻常的历史视角，写出了历史更迭、社会风貌、生活血肉以及各种人物命运纠葛的纵横人生。作者花费巨大心血所构建的白嘉轩，是整部书的核心人物，他有着丰富的人格特征和思想内涵，具有浓厚的封建文化色彩。我们无法用简单的一个形容词去概括他的一生，通过对他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出多重文化对他的影响，决定了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我们既可以看到他身上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可以了解其中的糟粕，引发我们当代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内涵的探索及反思。

　关键词：《白鹿原》；白嘉轩；人物形象；文化内涵

引言

陈忠实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与路遥、贾平凹并称为“陕西文坛的三驾马车”。从1965年到2016年，陈忠实先生共发表短篇小说80余篇、中篇小说9部、长篇小说一部。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为著名、流传最广的《白鹿原》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白鹿原》创作背景是于上世纪之末，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影响，社会上产生一股文化反思潮流，反思中华民族百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内容。再由思想文化潮流逐步泛化，形成一种文学精神，从而影响文学创作。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文化寻根”小说兴起。在这些精神掺杂糅合和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下，陈忠实先生创作出了《白鹿原》。

小说主要描写了：从清XX垮台到各路军阀争斗，从抗日战争到国共战争，再到建国初期这一大时代背景下，主要发生在陕西关中白鹿原上，围绕着白鹿村里白嘉轩与鹿子霖两个家族展开的恩怨。以此为缩影，反映中华民族的百年变迁历史。就如小说扉页上巴尔扎克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者将《白鹿原》放在民族历史的角度上，表达的是中华民族艰辛探索和勇敢实践的精神，为人处世的生存智慧和创新思想等，这些都值得现代人学习和探索。

自《白鹿原》1993年5月出版问世以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诸多学者以各种各样的角度对《白鹿原》进行了研究，诸如：文化主题的探讨、各式人物形象的研究、白鹿意象和原型考证研究、小说的特色地域文化和语言艺术研究等。故事的情节架构是一本小说的骨骼经络，刻画出的各色人物是作者用来丰富一篇小说的血肉，使之丰富饱满。读完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小说中正直仁义的白嘉轩、汲汲钻营的鹿子霖、浪子回头的黑娃、饱经苦难的田小娥等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白嘉轩尤甚。著名评论家朱寨先生曾这样评价过白嘉轩：“作为一号人物，白嘉轩是作者着意刻画的艺术典型，也是白鹿原这部小说成为‘扛鼎之作的中心支柱’作品最成功，最深沉，最丰富的形象是白嘉轩，他是在历史长河坎坷中幸存的民族之魂，民族精神。”作者刻画的白嘉轩有着族长、财东、父亲等多重身份，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身上所蕴含文化的复杂性和多重性。最后塑造出一个既拥有刚强正直、坚毅善良，同时又存在着迷信、自私、压抑人性的白嘉轩。书中对白嘉轩描写时间跨度从青少年时期到老年时期，基本上包含了白嘉轩起起伏伏的一生。本篇文章从多重身份角度，具体分析白嘉轩这一人物不同形象下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

　一、白嘉轩形象分析

　　(一)领族有方的族长——宗法家族文化的践行者

《白鹿原》中白嘉轩是一个封建族长形象，在白秉德去世之后，成为新一代的白姓与鹿姓的族长。这个族长不是一个政治身份，也没有法律赋予的行XXX力，只是族众推举出来的精神领袖，是白鹿村里最具有权威的人，是宗法家族文化里家族的领导者形象。成为族长的白嘉轩，刚开始的心态是惴惴不安，到最后的气定神闲、游刃有余。他通过不断地学习修炼，进化成一个心怀坦荡，一心为公的成熟的族长形象，可以说是儒家和宗法家族文化对白嘉轩的一个整体改造过程。

从白嘉轩的族长之位继承可以看出白鹿村浓厚的宗法家族文化，白嘉轩继承族长之位，书中对此的描写是：“原是效仿宫廷里皇帝传位的铁的法则，属天经地义不容置疑”，[1]强调了宗法家族文化中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在三个儿子中，白嘉轩首先选择的也是长子白孝文作为族长的继承人。这种子承父位，兄终弟及的做法，是封建社会中最常使用的一种继承制度。《白鹿原》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陕西的关中地区，是宗法制度的发源地。书中描写内容都是发生在清末民初到新中国建立的大半个世纪里，虽然当时正是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外来文化冲击时刻，但由于陕西关中特殊的地理位置，身处腹地，受到的近代文化改革的冲击比较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较于其他文化改革较大的沿海发达地区，白鹿原上依旧最大程度地保持着原始的宗法家族制度。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宗法家族文化占据了庞大且十分重要的地位。宗法家族文化包围下的白鹿村，只有进祠堂叩拜的过女人才是名正言顺，因此被地主丢弃的小妾田小娥与黑娃的结合不被众人承认。白嘉轩所代表的宗法家族文化，不仅规范婚嫁，在族人犯错时，白嘉轩作为大家族里的领导者，也要果决地以严酷刑罚，在祠堂公开处置犯事的族人，即使是他的儿子白孝文也不例外。在清王朝XXX覆灭时，“反了正了”[2]的辛亥革命的冲击下，没有皇权的制约，面对白鹿原上人心惶惶的局面。白嘉轩推广朱先生抄写的《乡约》，维持白鹿村的人心不动摇，对族众加以教化。这是因为白嘉轩坚信，即使清王朝的统治能够被推翻，但是传承了数千年的宗法家族制度将会一直延续。白鹿原上，最坚实的基础就是几千年来漫长的封建社会留存下来的一套伦理规范。

宗法制起源于夏朝，发展于商代,是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制度，随着中国古代传承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宗法家族文化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口基数最庞大的农民群体。在那个没有能标准执行法律的社会，宗法家族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非明文规定的管理制度。《白鹿原》中最能体现宗法家族文化的权威和不可抗拒的是白孝文和黑娃，两个白鹿原上的“叛逆者”，在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还是回归白鹿原地祠堂，虔诚地祈求祖宗的原谅。作者刻画的这些叛逆者，最后也皈依传统的宗法家族文化，透视出即使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是这些传统文化依旧有其光芒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不会因为社会结构变化而消亡。就如孙中山曾经说过那样：“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大”，白嘉轩就是这样的一个坚定的宗法家族文化履行者。正是由于白嘉轩这种对宗法家族制度的坚定履行，发挥出超强的宗族凝聚力，使得在那个动荡年代里，来来去去的军队和席卷白鹿原上的瘟疫，甚至是饥荒都没能打垮白鹿村。白嘉轩坚信只要根据祖宗们留下来的族规家法行事，就能让自己的家族在白鹿原上永远地流传下去，无论是面对何种困难，都能挺过去。但即使是付出这么多的努力，白嘉轩最后也没能建立起他心中真正的“仁义白鹿村”。在那个社会背景下，白嘉轩的族长身份无法和社会现实抵抗，“没有要紧的事，别到祠堂寻我和孝武”，一句话道出白嘉轩对现实的妥协，暗示了白嘉轩对“仁义白鹿村”的追求最终走向了破产，儒家文化尽管有着丰富生命力，走向二十世纪也不免逐渐衰落。白嘉轩族长的身份，这一具有鲜明时代意义的历史概念土崩瓦解，从民国开始逐渐淡化直至消失，也是儒家文化和宗法家族制度在乡村规范方面效力的消退。白嘉轩所代表的阶级具有封建性，在那个改革的时代洪流中被推翻，是值得肯定的事，但白嘉轩身上所包含的诸多传统美德也被一同推翻，这就使得白嘉轩人物形象带着悲剧色彩。

　(二)齐家有道的家长——耕读传家的践行者

白嘉轩一生娶过七房女人，只有第七房吴仙草为他生下三子一女，分别取名白孝文、白孝武、白灵、白孝义。白嘉轩作为一个传统的父亲形象，白嘉轩的理想规划是白家能够世世代代生活在白鹿原上，他对四个孩子的人生规划都做好了自己认为最满意的安排。白嘉轩将白孝文、白孝武一路从白鹿村祠堂的学堂送到朱先生创立的白鹿洞书院读书，让两个儿子学习知识。朱先生的白鹿洞书院宣告关闭后，白嘉轩就停止了两个人的学习之路，让接受过良好教育归来的大儿子白孝文开始学习统领家事和继任族长，二儿子白孝武与自己的岳父共同经营中药材收购店铺。至于小儿子孝义跟着长工鹿三学习家里的一切活计，而小女儿白灵则是安排好了王村的婆家，只待到了合适的年纪，就可以成婚。白嘉轩的这种做法十分契合白家祖训，读书是为了明理、立志、修身、立德、不断滋养，能够把白家更好更远的传承下去，而不是为了应举。正如书中白家门楼上镌刻的那句话：“耕读传家。”[3]

这种做法一直是现代文明社会之前，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农业文化和家族制度结合下的规范做法之一。孔子曾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在中国悠久的传统历史文化中，耕读同时进行的生活方式由来已久。“耕”代表食，而非钱财，代表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存精神；“读”代表着书籍思想，也就意味着道德和人的内涵。辛勤的劳动可以培养吃苦耐劳的品质，也可以感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读书可以明理，更有利于高尚情操的培养，有益于家庭和睦，促进社会的和谐，“耕读”合起来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生存手段和意志的传承。“耕读文化”是白鹿原上的基石，任何政治、文化上的描写，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它是建立在土地上，在家国统一的社会规范下滋生的文化。

作者在《白鹿原》中，对于这种文化有着很深的哲学思考。白嘉轩希望自己的三子一女都能听从自己的安排，但是事与愿违，白嘉轩倾注心血的长子最先打破了他的规划。吸毒、卖地、与田小娥厮混、做官，女儿白灵逃离白嘉轩为她规划好的人生，走上革命的道路，揭下了白嘉轩的脸皮，给予他最沉重的打击。虽然一系列的操作都与白嘉轩“耕读传家”的理念不符合，但是最后打破规划的白孝文，却也取得人生的成功——成为滋水县长。白嘉轩接受甚至认同白孝文的成功，认为这是“白鹿”显灵的结果，也是他一直所坚持“耕读传家”理念的破产。反映出中华民族传承悠久的“耕读传家”文化，在社会巨大变革的冲击下发生改变，传统的读书耕种手段已经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社会变革的同时，人们的思想也要随之变革，对于传统文化中不适应时代的部分，要予以选择性地改造或者丢弃。

(三)为富而仁的财东——中庸原则的奉行者

在《白鹿原》中，白嘉轩是一个出生在清朝末年，接受过中国古代传统封建主义思想教育，并且身体力行的传统而本分的财东。不同于以往《白毛女》、《红旗谱》等文学作品中人们熟悉的“贪婪、阴险、剥削、狡诈”的地主形象，白嘉轩在当代文学史中是少见的正面财东形象。他看中名节胜过一切，依靠自己双手劳动发家致富，从不压榨长工，兢兢业业履行族长之责，远离政治中心，风雨飘摇的世道里尽力保护自己独善其身。在书中的十三章有这样一段描写：黑娃和鹿兆鹏在白鹿原上掀起一场又一场的“风搅雪”[4]，喊着“一切权利归农协”[5]时，白嘉轩依旧是腰杆挺直如橼，踩着轧花机，头也不转地说：“这跟咱屁不相干嘛！你该操心自己要办的事情。”[6]在大家都劝说延迟举办婚礼时，白嘉轩依然坚持举办，并说：“他闹他的革命，咱办咱的婚事两不相干喀！”[7]作为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是滋水县官员的拉拢对象。面对总乡约田福贤邀请出任滋水县议员时，他不假思索的拒绝，而老对头鹿子霖却喜悦的接受。两者的选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愈发突出白嘉轩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始终淡泊名利的中庸生活状态和处事哲学。

白嘉轩的以上行为，都身体力行地向众人传达出他的“中庸原则”，国共相互征战，他两不相帮。无论白鹿原上怎么变化，其他人怎么折腾，他都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中庸”原则，一心过好自己的日子。认为这样无论谁得了XXX，都不会打扰自己的平静生活。坚持自己一生从未做过害人之事，所以不会遭受任何报应这种简单朴素的中庸观念，镇静自若地看着动荡的时局，不为外界所干扰。“中庸”一词，最初由孔孟提出。《白鹿原》描写的陕西关中平原，在历史上是很多王朝都城所在地。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发扬下，儒家文化在这盛行，儒学中的中庸思想也在这里留下深刻的烙印。所谓“中庸之道”是指一种做人的智慧，待人接物始终保持着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心态。“中庸之道”也是儒家和道家两者思想互补融合而成，两家精神思想虽然有不同的地方，但也有很多共同点，它们都注重内在精神和谐，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天地之间和平共处的和谐精神。

从白嘉轩那里，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中庸原则”的文化特征。坚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向，踏踏实实，不慌不忙的过着属于自己生活的“中庸之道”，在白嘉轩的身心里根深蒂固。不仅仅是自己奉行中庸原则，他还耐心地教导下一代，希望下一代也能够学会不慌不忙，折中调和的处事态度。白嘉轩身上所具有的这种中庸思想，使得他的人物形象丰满且有力量。敏锐的洞察力使得生活里的事物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大部分的事情发展都处于他能够掌控的地步，始终保持着平和的态度，不偏激、不消极，不仅遵循儒家的中庸思想，而且用活了儒家的中庸原则，称得上一个优秀的中庸原则奉行者。但是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有可取之处，但也有一定的缺点：在很多情况下，为了避免矛盾，故意地消除纷争。这种顽固的思想不利于于世界发展和进步，使得封建思想的残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无法很好很快的接受新事物，不利于时代进程的发展。

　二、白嘉轩形象文化内涵

以上对于白嘉轩形象的分析，可以感受到他丰富的人格特点、多元的思想内涵。他不仅是儒家传统思想的继承人，也是封建伦理宗法家族制度的拥护者。他不仅慈悲宽厚，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冷酷的一面，是小说中一个性格丰富的核心人物。在经历多次现实生活和自然灾难的打击，他从没有倒下。他的形象蕴含了时代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真实地表现了人性格的复杂性。现代人们可以从白嘉轩的人物形象上得到很多思考和启示，既有关中的特色地域文化反映，也能给予现代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指明方向。

　(一)关中文化形象体现

作家身处的地域文化往往对其艺术创作风格产生重要影响，陈忠实苍凉、淳朴的个人风格，《白鹿原》所体现的浓厚关中文化，都受他成长的关中平原文化影响。陈忠实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关中人的血液流进他的心脏，使得关中文化的理论方面与生活文化方面都跃然于《白鹿原》中，让读者深刻了解关中的各色文化。从理论层面来说，白鹿原不仅是地理概念，也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它是由生长在白鹿原的人们，千百年生活中形成的历史传统、习惯、心理情感、生活方式、思想融合形成的关中文化。《白鹿原》故事所发生的关中地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属于周秦文化一脉。北宋以后，政治中心从西向东移，陕西关中不再是政治、军事中心，受王权的控制逐渐减弱，关中独特的地域文化发展日益丰富。“关学”就是其中的代表文化之一，从北宋到清朝末期一共800多年的光阴里，关学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儒家学派之一。人们普遍认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8]的北宋张载是关学的创始人。张载对于佛道儒都有涉及，研读经典，苦学深思，创立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成为北宋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开办横渠书院培养了苏炳、吕大均、吕大临等一大批学子，逐渐形成以张载为核心的关学学派。在明朝的时候，关中有很多关学传承者，如冯从吾、韩邦奇等人。到了清朝，关中学派的代表人是被称为“关中三李”的李颙、李柏、李因笃。他们重视实践，对关学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对关中地区的民俗习惯、人文品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了近代，关学发展出现了转折点，刘古愚往新学方向转型，吴宓仍保有关学的精神。关学的最后一个传人是牛兆濂先生，也是《白鹿原》中对白嘉轩影响深远的精神导师朱先生的原型。作为最后一个关学大儒，牛兆濂一生信奉程朱理学，精通周易，擅长推理，十分具有有预见性，在当地被人称为“牛才子”。他的一生致力于教书、培养人才，学生不计其数。他不慕荣华富贵，清正廉洁，追求清明的隐居生活。生逢乱世，为了国家和人民，他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波，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关学尤其重礼，《吕氏乡约》、“学为好人”、“读书修身”等言行风范，不仅仅影响了书中的白嘉轩和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鹿兆谦，还影响了一代代关中人，滋养出了关中这一方水土的特有气质和文明。

从生活文化层面来说，白嘉轩身处的白鹿原，是战国策描绘过“沃土千里”的地方。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王朝几经更迭，但是“重农抑商”这一根本国策，从未被撼动。白嘉轩虽然家里雇佣了长工鹿三，但是该干的活计一个都不曾假手于人，从白嘉轩的身上可以看出关中地区人民的勤劳朴实，五千年的农耕文化浸入骨髓，了解关中丰富的农耕文化。白鹿村里不论是家产颇丰，地产丰饶的白嘉轩和鹿子霖，还是做长工的鹿三和刘谋儿，生活的重心都是围绕着农作物。无论是小麦、棉花、还是后来的罂粟，都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东西。由于地处深处的腹部关中平原，不像沿海地区大多种植水稻。关中平原气候干燥，很少下雨，所以白鹿原上的农作物大部分是小麦和棉花这种耐旱不需要浇灌太多水的农产品，是一种具地域特色的农耕文化。《白鹿原》也曾描写过气候干旱，没有雨水，农作物歉收，作为族长的白嘉轩带领族人求神祈雨。白灵过生日，亲朋好友送花馍来表达美好的祝福，体现出关中独特的饮食文化。关中地区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自古以来就是人口密集的居住地之一，白鹿原地建筑风格也别有一番不同。瓦房和窑洞是关中地区主要的建筑形式，书中既描写了白嘉轩的大门楼，也描写了黑娃和田小娥两人居住的破窑洞。这些建筑与其他地区的建筑稍有不同，体现了关中地区特有的建筑文化。除此以外，还细致地描绘了十分具有关中乡土特色的节日庆祝活动和特殊日子里的拜神祭祀活动，诸如：忙罢会、伐神求雨、棒槌会等神秘繁繁杂，与白鹿原上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活动。白鹿原人民在民俗文化中积累的，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展现出关中人民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世界。特色的地域文化传承，一代一代地教人们如何生活，一代又一代有意识地维持这种生存和生活方式，使自己及其后代牢固地连接在这关中片土壤中。

　(二)过渡时期中华民族艰难生存的缩影

小说以“仁义白鹿村”里的白嘉轩与鹿子霖两家三代人的人生经历为主要故事梗概。既给读者展示陕西关中平原上世世代代生活着的，纯真朴实的农民阶级身上历经的各种磨难，表现出人们艰苦求生、不屈不挠的生存精神，也侧面描绘了白鹿原上近代与现代历史性的进程与发展。在这短短是半个世纪里，中华民族就经历了：清王朝的统治走向覆灭、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与xxx解放战争等重大人祸，还有饥荒与瘟疫横行等不受人控制的天灾。

书里并没有使用很多的笔触描写这些战争与人祸的惨烈程度，而是从白鹿原上官员的变换侧面表现那个时代下，百姓过着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生活。滋水县从县令换成县长，再变成国民党县党委主任，一茬又一茬的官职如雨后的春笋冒个不停。一拨又一拨的“白腿乌鸦兵”欺压、剥削、苛捐杂税、坑害白鹿原上的百姓。许多人认为是白鹿原上腰杆最硬的白嘉轩，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个被糟践、迫害的事实。即使有小部分人民反抗，得到的只是更为无情的镇压与虐杀。但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尽管大革命、抗日战争、三年内战，尽管白鹿原上的翻云覆雨，XXX旗帜几经变换，人们艰苦求生、不屈不挠的意志力从不曾磨灭。

白嘉轩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身体弯曲但不代表精神上的弯曲，他勤勤恳恳在白鹿原上艰难求生。对比坏事做了一箩筐的老对头鹿子霖，疯癫屈辱地死去，白嘉轩凭借着自己不屈不挠的精神走到了最后。国恨家仇在这片古老厚实的土地上，阵痛着颤栗着，无数的人民死去，也有无数的生命新生。百姓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无论面对何种困难与挫折，中华儿女从不畏惧，抛头颅洒热血的坚强不屈精神值得现在人们好好传承与学习。

　三、白嘉轩形象的意义与价值

　　(一)文学史价值

《白鹿原》的贡献之一就是创造了白嘉轩，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后一位乡绅的独特形象。与当时大部分文学作品中的负面形象不同，白嘉轩是罕见正面地主形象。回顾上世纪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可以发现百年时间中的地主形象，由于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不同时期作家刻画的中国农村地主，人物风格和形象特征也不同。这些不同之处，一定意义上也暗含了社会发展道路和历史文化的变化。在20世纪初，地主形象大多像《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大多描绘的是地主阶级的腐朽，代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旧礼节和封建道德。这个时期文学作品刻画地主的目的是分析地主这一阶级的本质，淡化阶级政治斗争，展示中国农村生活和当时的社会人文，反映旧中国的落后和贫穷。表现动荡时期中人物命运的悲惨变化，使作品展现出悲伤而忧郁的情感氛围，与二十世纪初人们的心理感受相对应。二十世纪中叶的地主形象，如《白毛女》里的黄世仁。由于当时社会充满了政治热情，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氛环绕百姓生活。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扩大了阶级斗争，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成为唯一的矛盾，斗争的两个阵营是截然不同的。创作妖魔化的地主形象，刻画道德败坏和压迫农民、罪孽深重、贪婪狡猾的地主。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地主形象与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批评地主阶级的主题融为一体。但是在本世纪末经历文革后的二十年中，悲伤和焦虑开始回归创作中。在“伤痕文学”宣泄过文化大革命使得历史文化的倒退后，文学创作开始注入深刻的对于政治、历史和人类本身方面的反思，这些反思的发展和深化导致“文化反思”的文学主题兴起。

《白鹿原》于1990年代初出版，是现代中国文化转型和中国人开眼世界的关键时刻，人们不再像五四运动时一味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开始总结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弘扬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化打交道。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重新得到重视和推广。1985年前后，在文化领域掀起寻求民族文化根源的热潮。在传统社会中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地主阶级也开始得到不同的解读，《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地主阶级在新时代文学作品中，开始以正面形象回归。他认真对待生活，善恶分明，依靠自己双手劳动致富，颠覆了传统地主的贪婪、残忍、淫乱的负面形象。由于白嘉轩独特的身份和形象，使得当代人们重新审视和评估地主这一特殊阶级。陈忠实也开辟了一条文化救赎道路，以白嘉轩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面对社会变迁的历史洪流是无能为力的，表现出作者内心世界隐藏着的对我们国家和民族传承的担忧。因此在整个《白鹿原》中的历史叙事都充满了无尽的悲伤，让人经历一种艰难而痛苦的文化重建。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和艺术创作中，地主阶级的形象几经变化，从鲁四老爷到黄世仁再到白嘉轩，每一次的形象变化都揭示了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关于刻画地主形象的褒贬，反映了文学史里思想价值和观念的变化，也暗合了近百年里中华民族的政治变化和历史沧桑。

(二)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思考

在《白鹿原》一书中所描绘的风云变动，大多是在民国前后到新中国成立的这半个世纪中。也是中华民族新的意识觉醒，迈向新文化的一个过渡时期，是前所未有之大变革的时代。封建社会里，对于嫁娶一事，一向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白嘉轩的三个儿子的亲事，都是父亲白嘉轩做主定下，三人也都遵从父亲的安排毫无怨言。但是到女儿白灵，作为一个接受新学堂、新教育、新思想的女性，白灵独立自主女性意识的觉醒。面对父亲的逼迫，开始翻墙、离家、逃婚，给婆家寄出“难道你们要娶我回去革你们的命不成”的一封信。自己给自己退婚的举动，在以往的封建社会看来可以说是大逆不道，忤逆犯上的一个行为，这在父权为天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但白灵处于时代变革的时期，白嘉轩对于女儿的这种所作所为已经失去了控制权，父权的封建社会体系开始瓦解。白嘉轩只能任白灵婆家人唾骂，替女儿赔偿善后。

除个人意识觉醒之外，更重要的是现代文化民主、自由的思想观念开始在底层人民间传播。因为交农事件，鹿三等人打砸东西被抓进牢房。白嘉轩在解救方式是背着麻绳去县XX，希望自己承认起事人的身份换取其他人的平安。此时白嘉轩等人的思想还处于封建社会时期，满清XX面对起义闹事者是惩罚带头人。但是在此刻“反了正了”[9]的自由平等社会下，允许人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面对县府书生的解释“白嘉轩不是不明白，而是愈加糊涂。”[10]白嘉轩的做法反映了那个封建时代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变时期里，封闭落后地区的人民对于新思想接受过程的朦胧与迷惘。从这些细节处的描写，我们不难从中窥见封建时代到现代文明社会转变的步伐。

在封建社会里儒家文化是社会主流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随处可见，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民间风俗，都是中华文化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时代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化，传统文化明显出现了双重性，一方面是好的思想文化传统需要继承与传承，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需要推陈出新，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的忠孝仁义理念在治理国家，维持社会稳定方面一直有着卓越的贡献。尤其是领土辽阔的朝代，社会的和谐不是通过严酷的法律条文，而是通过儒家文化忠孝仁义的理念，在道德上教化民众，形成自觉和自律。如“此文则谓教化既敦，则邪恶不作，故道德为本，仁义为末，而威刑法律又其下焉。纲举于前，比类发挥于后，亦有以见其思想体系之完整矣。”[11]由此可知，从短处来看儒家的忠孝仁义理念对于社会良好秩序维持具有一定的作用；从长远角度看，儒家的忠孝仁义理念对于整个民族的道德教化，提升思想境界都是有利的。所以儒家文化中的优秀一面于现代社会而言也是有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只要现代人们运用得当，摒弃其中维护阶级统治的阶级意义，融合现代社会平等观念，传统文化也能够为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添砖加瓦。

　结语

通过对白嘉轩的人物形象分析，可以看出他的整个思想道德体系都是依附于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宗法家族文化。他想要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构筑出白鹿原上的一个“仁义白鹿村”，也想用自己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得自己的家族继承和传承下去。但是社会变革的冲击，使得白嘉轩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和宗法家族结构崩塌。白嘉轩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宗法文化铸就的人格典型，他身上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价值，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作者一方面认为白嘉轩坚持的传统宗法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现代文明的障碍，一方面也认可他传统文化人的格魅力。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伦理道德、文化哲学、精神意识等都不是完全地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与时代，白嘉轩的这一人物形象所包括的文化内涵也正是如此。所以当代社会的人们，对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态度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使得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致谢

本文的立题、撰写和修改均得到了指导老师的倾心指导、多次反复修正和细致辅导，谨此表示衷心感谢。感谢指导老师在论文写作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导师严谨、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感染和激励我。在此谨向指导老师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谢意。经过几个月来广泛地搜集资料，参考大量文献，归纳整理写出了该篇论文。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深感自己学识肤浅，在分析问题与提出解决问题时不免有疏漏与不当之处，恳请老师的批评指正。在此我还要感谢学院的诸多老师，他们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让我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功底。不但给了我学业上的指导，而且也给了我生活上的启发，这会使我终身受益。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

[2]《白鹿原》评论集·序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畅广元.陈忠实论一一从文化角度考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4]代江平.尴尬：传统与现代之间——陈忠实小说论[J].华东师范大学，2007.

[5]张建宏.白嘉轩:“中庸和平”的实践者[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6):40-42.

[6]李金秒.《白鹿原》中的宗法文化研究[D].延边大学,2010.[7]马向科.白鹿原宗法文化悲剧与寻根之旅[D].西北大学,2012.[8]洪群英.从白嘉轩看《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诠释[J].语文学刊,2013(14):72-73.

[9]韩星,ZhuYuan.白鹿原、《白鹿原》与儒家文化和关学[J].孔学堂,2016,3(03):16-26+122-127+27-34.

[10]杨晋.《白鹿原》中白嘉轩人物形象浅析[J].文学教育(上),2017(11):42-43.

[11]鲁文菲.论《白鹿原》的儒家文化内涵[D].云南师范大学,2017.

韩佳蔚.耕读传家:《白鹿原》乡村叙事的文化符号[N].社会科学报,2019-03-28(008).

[12]吴可欣.论《白鹿原》中的家族文化和对生活的审视反思[J].中国民族博览,2020(12):189-190.

脚注

[1]陈忠实：《白鹿原》作家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2012年9月第7次印刷，p52

[2]陈忠实：《白鹿原》作家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2012年9月第7次印刷，p69

[3]陈忠实：《白鹿原》作家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2012年9月第7次印刷，p41

[4]陈忠实：《白鹿原》作家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2012年9月第7次印刷，p177

[5]陈忠实：《白鹿原》作家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2012年9月第7次印刷，p170

[6]陈忠实：《白鹿原》作家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2012年9月第7次印刷，p170

[7]陈忠实：《白鹿原》作家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2012年9月第7次印刷，p170

[8]张载《张子语录·中》

[9]陈忠实：《白鹿原》作家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2012年9月第7次印刷，p69

[10]陈忠实：《白鹿原》作家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2012年9月第7次印刷，p90

[11]王符：《潜夫论》三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卷八·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