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张爱玲《半生缘》中的顾曼祯形象

　　在《半生缘》中，突出表现了一个与当时世情不大相适宜的人物—顾曼桢，她生活在繁华都市大上海，灯红酒绿应该是比较熟悉，更何况有一个在风月场卖笑的亲姐姐。如果要让生活来得更容易一些，自己也更随意一些，那么她的职业选择可以参照姐姐的。但是，顾曼桢的生活方向很坚定：依靠自己，绝不做男人的附属品，更不可能成为男人的玩偶。她信心坚定，虽然对姐姐的事情了如指掌，但她一如既往地尊重姐姐，理解姐姐对家庭的付出，懂得姐姐的良苦用心，明白世事的艰难。

　　顾曼桢在姐姐结婚以后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不得不兼职，又托人找到一份打字的工作，觉得还是不行，又再兼职教书。三份工作对一个女孩子是很难的，即使没有太多的付出，单就三处奔波也是很劳累。由于沈世钧很爱顾曼桢，体谅她的难处，想为她分担，于是向顾曼桢求过三次婚，顾曼桢都给拒绝了，两次都是在顾曼桢的家里。

　　第一次，沈世钧道：“顾曼桢，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我上次回去，我母亲也说她希望我早点结婚。”顾曼桢道：“不过我想，最好还是不要靠家里帮忙。”沈世钧道：“可是这样等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顾曼桢道：“还是等等再说吧。现在我家里人也需要我。” 沈世钧听了很不高兴，认为结婚后两个人总比一个有办法。而顾曼桢不愿意把沈世钧“拖进去”，说道：“你的事业才正开始，负担一个家庭已经够麻烦的，再要是负担两个家庭，那简直就把你的前途毁了。”

　　第二次：顾曼桢去南京看望沈世钧，几个年轻人去清凉山玩回来，在沈世钧家的起坐间里，两人一面烤火，一面吃着煨荸荠，顾曼桢穿着沈世钧的“狗套头”，沈世钧“在口袋里摸了一会，拿出一样东西来，很腼腆的递到她面前”，原来是送她一颗通过自己打工挣来的钱买的红宝石粉做的戒指，男女之间送戒指，在当时的用意相当明显，就是求婚。顾曼桢高兴而且幸福地接受了，这颗戒指也成了他们俩两情相悦的唯一信物。

　　第三次：沈世钧已经从工厂辞职，要回南京照顾年迈多病的父母，他想方设法赶回上海，来把这些不得已告诉顾曼桢。沈世钧道：“还是早点结婚好，老这样下去，容易发生误会的。” 顾曼桢道：“我们不是早已决定了吗，说再等两年。”沈世钧道：“其实结了婚也是一样的，你不是照样可以做事吗？” 顾曼桢道：“那要是——要是有了小孩子呢？孩子一多，就不能出去做事了，就得你一个人负担这两份家里的开销。那还有什么前途？”（1）

　　即使是在被姐姐、姐夫暗算以后，顾曼桢一心也只想逃出去，再好的富贵繁华也留不住她。这里尽管有她对沈世钧的一片痴情，不依靠男人、追求自主的思想也很重要。顾曼璐在妹妹遭到自己和丈夫策划的“酒后失德”之后，带着说不清的感情来看受伤的妹妹，想劝说妹妹“依”了祝鸿才，顾曼桢劈手把桌上一只碗拿起来往地下一扔，碗也破了，她捡起一块锋利的瓷片，说道：“你去告诉祝鸿才，他再来可得小心点，我有把刀在这。”（2）当她从医院逃出去后，又找了教书的工作，母亲来劝她去做祝鸿才的姨太太，她照旧是态度坚定。即使在后面为了自己的孩子，也为了姐姐的遗愿，违心地与祝鸿才结婚，她也仍然坚持出去做事。这样坚持自己的人生态度的女子确实少见，用自己学来的本事养活自己，绝不依赖男人。

　　她是三十年代大上海的新女性，她坚强而自信，知性而素雅，她像夕阳的余辉一样，散发着一种沧桑美。其坚强或者对命运的忧郁都是来自骨子里的。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她都要求独立。在当时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女人，经过不懈的努力和长期的斗争，突破社会环境的影响、几千年封建思想的积习和女性自身思想的禁锢，寻求一个独立的人的存在，顾曼桢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美好的人格，让人惊叹。

　　创作于1950年前后的《半生缘》是张爱玲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长的一部小说。如同张爱玲的其他作品一样，里边充满了细腻、忧伤，然后从中我们又可以看出一些不同：那就是从这里走出的人物多多少少都带有一些张爱玲及其身边人的影子，尤其是女主人公顾曼桢，这个人物是张爱玲将她曲折坎坷的前半生认真地撕碎又重新拼贴的结晶。

　　顾曼桢是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新女性，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她是张爱玲的自画像。《半生缘》中这样描绘曼桢：“一个少女朝外坐着，穿着件淡灰色的旧羊皮大衣……手上戴着红绒线手套。”“蓬松的头发，很随意地披在肩上”【1】3而这正是张爱玲一贯示人的形象。不仅如此，更让我们吃惊的是二人相似甚至相同的人生经历。

　　张爱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一个遗少型的少爷，整日热衷于抽鸦片、逛妓院，在家里叫条子，在外面建小公馆，讨姨太太。母亲黄逸梵是接受了新思想的现代女性，她并不愿生活在禁闭的大家庭中，在张四岁时就出国留学，后来又与张廷重离婚。张廷重又取了一位太太，这位后母对张爱玲一向冷漠刻薄，而他的父亲则整日沉醉于鸦片的迷雾之中，对此漠不关心，甚至还曾软禁了张爱玲：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为期三个月的上海会战期间，张爱玲因为父亲家靠近苏州河，激烈的枪声吵得睡不着觉，就跑到临时回国的母亲的公寓里住了两个星期，却被继母以张擅自离家为由打了一巴掌，张欲还手却引来父亲一阵毒打，并被软禁起来。她像个犯人一样，不仅没有人生自由，甚至得了痢疾快病死了都没人理睬，直到这年的冬天，她趁着看守交接班的空挡，从大门逃了出去，与生母黄逸梵住在一起，从此再没有回过父亲家。

　　这段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在张的心中留下了深深地烙印，多年之后这一幕又在《半生缘》中重演：曼桢被姐夫强暴之后，又被关在祝公馆“里间一道锁，外间一道锁”的两间空房里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曼桢是因为夜间喊叫没人听见，所以把玻璃窗砸的，她手上也割破了，用一块手帕包着。她躺在床上，一

　　动也不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曼桢的悲伤和绝望，同时还能体味张爱玲心中的那份悲凉，恍如一场噩梦却难以摆脱。

　　张爱玲自觉地以情欲、以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假如不是被情欲或是虚荣心所欺瞒，人对现实的了解仅限于这一点：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尼柯尔说过：“所有伟大的悲剧都是提出问题，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顾曼桢出身于上海普通市民阶层，家境贫寒，她的姐姐曾以做舞女来养活全家。姐姐顾曼璐的舞女特殊身份给全家人造成了无形重压，对于直接受惠于这种特殊家庭收入的顾曼桢而言尤其沉重。这团阴影在顾曼桢心头久居不散。无论在工作时，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笼罩在这团阴影下的顾曼桢都非常敏感，自尊又自卑。她素朴的装束，都映现了她内心深处的苦恼。这使得她在寻找自我归宿的道路上更加艰辛。按常理，顾曼桢有一份固定的职业，即使家庭负担大，也不会对她的生存造成威胁。作为一位现代职业女性，她的女性自我是十分重要的。她懂得时时保护自我的尊严和空间，女性自我被放在了她人生的第一位。

　　顾曼桢与沈世钧在相处中，彼此产生了爱慕。正当他们准备订婚之际，由于被各自的家庭其他成员所影响，加之他们之间的一些误会，他们的婚姻之梦破灭了。其实他们的婚姻之梦之所以破灭，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以沈世钧家庭为代表的传统男权社会的压力和顾曼桢独立的女性自我意识。对于现代职业女性而言，婚姻对她们来说，已不再是摆脱物质贫乏，带来人生转机的唯一手段了。顾曼桢没有把婚姻看成是自己唯一的归宿，她对婚姻的态度更多已趋向理想化，她在自我的精神层面要求更高。物质生存与自我的冲突在现代职业女性身上已不是很明显。这个冲突已转向女性自身与无形的传统男权社会的精神斗争。

　　顾曼桢作为一位善良的富有责任感的现代职业女性，她渴望幸福，渴望与沈世钧建构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便是她所要寻找的女性自我的归宿。可是这个寻找的过程又是如何的艰辛呢？顾曼桢过于强烈的自我对家庭的责任感无形中也是阻碍他们婚姻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从顾曼桢与沈世钧在谈及结婚事宜时便可得知顾曼桢的想法，也可以看到作者在顾曼桢身上所倾泻的沉重感。

　　顾曼桢说：“还是等等再说吧。现在我家里人也需要我。”沈世钧皱着眉毛说：“你的家累实在太重了，我简直看不过去。譬如结了婚以后，两个人总比一个人有办法些。”顾曼桢笑道：“我正是怕这个。我不愿意把你也拖进去。”沈世钧道：“为什么呢？”顾曼桢道：“你的事业才正开始，负担一个家庭已经够麻烦了，再要负担两个家庭，那简直是把你的前途毁了。”沈世钧望着她微笑道：“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我的好，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恨你。”（3）

　　其实顾曼桢是非常想和沈世钧结婚的，毕竟他们深深相爱。但是她不想因自己而拖累沈世钧在事业上的发展。这就足以说明顾曼桢并不想把婚姻当成救星。由此也可见现代职业女性在自我意识定位上得到了提升。然而，正是由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过于强烈，才导致她在寻找自我归宿征途上的步履维艰。

　　顾曼桢是不幸的，她的不幸在于她没有足够的勇气来挣脱传统的女性思维模式对她的控制。从而使她曾一度地失去了自我，向生活妥协，向责任低头。当然，是顾曼璐成功地设置的圈套，毁灭了沈世钧和顾曼桢本为幸福的情缘，但最终决定顾曼桢生活之路的仍是她传统的女性思维方式。被祝鸿才强奸后，她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勇气面对沈世钧，因为自己已经不贞洁了。还有因为舍不得儿子，她又回到祝鸿才的家，过着一种不堪的生活。这种生活状态本不是顾曼桢所想要的，但她骨子里的母爱逼她走上了这条路。这样丢失自我的选择，对于女性自我意识较为强烈的现代职业女性来说，是十分残忍的。

　　显然，作为经济已独立的现代职业女性，顾曼桢可以放弃对男人的依赖，她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她也完全有能力逃离祝鸿才的恐怖世界，但她还是陷入其中。这是顾曼桢的无奈与悲哀，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职业女性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值得庆幸的是，顾曼桢最终从祝鸿才的世界里脱离出来，她勇敢地与祝鸿才离婚，找回了自我的生存价值，拥有了自我的生活。顾曼桢是坚强的，她的生存布满困境，她惟有穿过困境，来仰望自我主宰的一片晴空。她历经爱与恨的煎熬，经过生与死的选择，最后她勇敢地生存着。她的选择同时也表明：现代女性要想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就不能放弃对自我的追求。顾曼桢的结局，可以视为现代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曙光。

　　《半生缘》里的顾曼桢表现出的是一个颇为能干独立的女性形象，可以说她是勇敢追求爱情、自力更生的女强人。开始顾曼桢与沈世钧两人对彼此都有些好感，但相比于沈世钧的腼腆，顾曼桢在个性上直爽很多，在爱情上明显是她呈现主动姿态，比如主动要求和沈世钧拍照，主动去许叔惠家只为见沈世钧一面，还亲手做了点心、织了毛衣、帮他收拾行李，种种表现都流露出顾曼桢对沈世钧的好感与爱意，也奠定了二人日后的感情发展。“顾曼桢为了补贴家用，白天上完班后晚上还要出去做两份兼职，而沈世钧得知后却只想到这会让顾曼桢忙到没时间见面，甚至包括换灯泡这样的事也是由她来做，顾曼桢的能干和独立与沈世钧的无能形成鲜明对比”。

　　同时，她又是有思想有追求的新派女性，与家中的其他女性完全不同，当然包括她的姐姐顾曼璐。正因此她又长期地被一种痛苦纠缠着与压抑着。她想摆脱，她想超越，可又无从开始，社会与家庭的双重作用压得她不容喘息。拿也拿不起，放也放不下，曼桢一直默默地把痛苦压在自己心底。直到顾曼璐发病誓死要保住名存实亡的祝太太的地位，刚刚经历了失恋的曼桢才如火山喷薄，痛陈心中的怒与恨。但这场控诉也最终流于枉然。在多年后她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姐姐的旧路，之前的半生努力都在岁月的磨砺中成了过眼云烟。后来她被收留，教书谋生，再最终回到落魄的祝鸿才的身边，不能说曼桢的举动是完全为了那个没娘的孩子，也不能说是命运无情地捉弄，生活对曼桢来说就是一张网，捆着她困着她，最终越缠越紧。

　　在经历无数的磨难后，与沈世钧重逢，尘封了二十年的真爱重新激起波澜，她费了无数的周折赎回了自由。她是借了许多债来打官司的，她向黑暗的世道作了不屈的抗争。顾曼桢的理性，一直支撑着她的斗志，也是因为这样，她先后两次把凄惨的遭遇告诉张豫瑾和沈世钧时，都显露了不寻常的冷静。在对张豫瑾交代顾曼璐加害于她时，处处为已经死去的姐姐留有余地。在冷静的背后，是顾曼桢性格上的突出之处，不论是对那一种情感，她追求的都是自我的付出，甚至奉献，让人体验到生命的痛楚，超越的艰难。

　　《半生缘》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幸福的,曼桢最后的发问,更让人感慨万千。祝鸿才是个好色的投机商，正是他的好色导致了整个故事的转折，但他并非真正的策划者，真正的策划者是曼桢亲姐姐，想借妹妹拴住自己丈夫的曼璐，这是整个悲剧故事的开端，而当曼祯被囚禁后，整个小说中的人物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出现了一幕幕爱情的悲剧。首先是并不相爱且互相排斥的世钧与翠芝结婚，然后是爱着爱翠芝却又远走他乡的叔惠，另外曼璐也没有通过曼桢留住丈夫，并且在疾病与深深的自我谴责中死去，而曼桢虽然嫁给了祝鸿才却完全是因为母爱，虽然祝鸿才得到了曼桢，但同样压抑苦闷，每个人都体现出悲剧人物的色彩，整个故事无幸福的爱情与婚姻，一切都充满了悲剧的因素，表现了人生历程的艰辛与悲哀，让人感叹人生的无奈。尤其是故事中曼桢和世钧的分手,给人一种对人世的无奈,这是因为他们相识的时机不对、猜疑与误会、他人的刻意阻挠以及对对方的不信任而导致了他们的爱情悲剧。

　　女主人公顾曼桢表面柔弱但内心坚强，清贫的环境造就了她那倔强、坚韧、执着的性格。曼祯可以说是一个与当时世情不大相适宜的人物。这个女子生活在繁华大都市上海，对灯红酒绿、烟花翠柳应该是比较熟悉，更何况还有一个在交际场做舞小姐的亲姐姐。如果要让生活来得更容易一些，自己也可以更随意一些，那么她的职业选择完全可以参照姐姐曼璐的。但是，顾曼桢的生活方向很坚定——依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和家人——绝不做男人的依附，更不可能成为男人的玩偶。她信心坚定，虽然对姐姐的事情了如指掌，但她一如既往地尊重姐姐，理解姐姐对家庭的付出，懂得姐姐的良苦用心，明白世事的艰难。曼桢在姐姐结婚以后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由于世钧很爱曼桢，体谅她的难处，想为她分担，于是向曼桢求过三次婚，曼桢都拒绝了。难道曼祯不爱世钧吗？不是。通过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顾曼祯是自食其力、不愿依附男人过活的新女性形象。

　　很多人在命运中苦苦挣扎，乞求能有一丝亮光，但也许每个人都逃不脱命运的网。就连曼祯这样一个怀有新思想、可爱美丽的女子也终究逃不过命运的捉弄。由于姐姐曼璐的私念，曼祯被姐夫祝鸿才强行霸占。她最终错过了沈世钧……那么顾曼祯的悲剧可以归结为命运悲剧。

　　而小说男主人公沈世钧却在曼璐的欺骗下以为曼祯变了心，仓皇得与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翠芝结了婚。当曼祯再见到世钧时早已物是人非，他们终究只有半生的缘分，只有一句“‘我们回不去了’”冷冷地收场。

　　这样看来顾沈二人的爱情悲剧并不全是因为“坏人”的迫害，其中不仅有曼祯的命运悲剧，更多的是沈世钧对曼祯的不信任及自身性格软弱等因素所致。岁月流逝，人也不再年轻。然而这便是张爱玲爱情小说的特点——悲，凄凉，叫人心碎。随便什么都可以毁掉这叫“爱”的软弱的东西，带给读者无限的感伤和遗恨。张爱玲用她那细腻的笔法，冷淡的字句，将骨子里的苍凉贯穿整部小说，以一贯的悲剧结束了这一切的爱恨情愁。

　　的确，在张爱玲的笔下，故事总那么的奇曲，总会发生一些事情。本来认为，世钧和曼桢会如同所有旧上海的男女一样，相识，相恋，结婚，生子，一同走过艰苦的岁月。但是，张爱玲的小说没那么平凡，在曼桢与世钧已经到谈婚论嫁的时候，曼桢的姐姐出现了，他们夫妇心生毒计，故事从此发生了转变。曼桢从一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单纯少女，一个坚强的自力更生的职业女性一下变成了莫名的受害者，在身体和精神遭受巨大的打击折磨之后，她对爱情的憧憬，对生活的热情化为乌有。这样的悲剧情节也许只有张爱玲这样的“旷世奇才”才能安排出来吧。

　　顾曼桢的悲剧首先最直接的因素是姐姐为了保住自己的祝太太的名分，将自己的亲妹妹送给那个畜生不如的丈夫，并且祝鸿才本人的无耻的性格特征也成为了顾曼桢的噩梦一般的悲剧的开始。

　　顾曼璐从顾曼桢年幼开始就在歌厅做舞女养家糊口，这样的环境逐渐造成了她曼璐的可悲之处就在于她只是在以一种不自觉的姿态走进这个俗世，与其说她是一个享受放纵者，不如说她是受害者更为恰当。在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下，曼璐的纵情与堕落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唯有这样她才可以显示出生存的意义。她不能也不可能通过劳动而翻身，尽管她也曾意识到自己的无可救药，但却没有改变现状的勇气。过早步入社会已使她不得不牢牢地抓住俗世这个依傍。脱离了俗世，她只是一具艳丽的躯壳。她是不幸的，张爱玲也曾说曼璐的悲剧并不全在于其自身，最主要的理由还是应该从社会的或经济的根源去探寻的。这里，张爱玲也强调了社会对曼璐的腐蚀。我们应该明白，正是由于俗世的这层层圈套，才使得曼璐不得不褪去纯真，换上了毒妇人的面具。

　　顾曼桢与沈世钧在准备订婚之际，由于被各自的家庭其他成员所影响，加之他们之间的一些误会，他们的婚姻之梦破灭了。其实他们的婚姻之梦之所以破灭，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以沈世钧家庭为代表的传统男权社会的压力和顾曼桢独立的女性自我意识。对于现代职业女性而言，婚姻对她们来说，已不再是摆脱物质贫乏，带来人生转机的唯一手段了。顾曼桢没有把婚姻看成是自己唯一的归宿，她对婚姻的态度更多已趋向理想化，她在自我的精神层面要求更高。物质生存与自我的冲突在现代职业女性身上已不是很明显。这个冲突已转向女性自身与无形的传统男权社会的精神斗争。

　　顾曼桢作为一位善良的富有责任感的现代职业女性，她渴望幸福，渴望与沈世钧建构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便是她所要寻找的女性自我的归宿。可是这个寻找的过程又是如何的艰辛呢？顾曼桢过于强烈的自我对家庭的责任感无形中也是阻碍他们婚姻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从顾曼桢与沈世钧在谈及结婚事宜时便可得知顾曼桢的想法，也可以看到作者在顾曼桢身上所倾泻的沉重感。

　    她没有足够的勇气来挣脱传统的女性思维模式对她的控制。从而使她曾一度地失去了自我，向生活妥协，向责任低头。当然，是顾曼璐成功地设置的圈套，毁灭了沈世钧和顾曼桢本为幸福的情缘，但最终决定顾曼桢生活之路的仍是她传统的女性思维方式。被祝鸿才强奸后，她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勇气面对沈世钧，因为自己已经不贞洁了。还有因为舍不得儿子，她又回到祝鸿才的家，过着一种不堪的生活。这种生活状态本不是顾曼桢所想要的，但她骨子里的母爱逼她走上了这条路。这样丢失自我的选择，对于女性自我意识较为强烈的现代职业女性来说，是十分残忍的。

　　显然，作为经济已独立的现代职业女性，顾曼桢可以放弃对男人的依赖，她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她也完全有能力逃离祝鸿才的恐怖世界，但她还是陷入其中。这是顾曼桢的无奈与悲哀，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职业女性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值得庆幸的是，顾曼桢最终从祝鸿才的世界里脱离出来，她勇敢地与祝鸿才离婚，找回了自我的生存价值，拥有了自我的生活。顾曼桢是坚强的，她的生存布满困境，她惟有穿过困境，来仰望自我主宰的一片晴空。她历经爱与恨的煎熬，经过生与死的选择，最后她勇敢地生存着。

　　曼祯和世钧的爱情是美好的，但让人感动叹息的地方却是他们爱情的悲剧性，得不到的才珍贵！那样美好的感情，只有化为悲剧才更具有赏鉴的价值。试想世钧与曼桢如果真的一帆风顺的结了婚，反而无趣。婚前那一点薄弱的感情基础很快就在柴米油盐醋茶中消磨殆尽，永远为着无数的鸡毛蒜皮事件呕气，过个三四十年，照旧是白头偕老，沦为无数普通家庭中一员。张爱玲深谙大众心理，一支笔轻轻将他们隔开，让他们彼此对对方留住一点情，埋在心底藏起来，留作将来相见的余地。

　　张爱玲自觉地以情欲、以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假如不是被情欲或是虚荣心所欺瞒，人对现实的了解仅限于这一点：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尼柯尔说过：“所有伟大的悲剧都是提出问题，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被誉为“旷世才女”，她的作品或许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她对当时的女性生在一个危险而又无奈的时代的描写。

　　《半生缘》的故事讲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温婉、凄迷的旧上海的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顾曼桢家境贫寒，自幼丧父，一家老小七人全靠姐姐顾曼璐做舞女养活。顾曼桢大学毕业后与来自南京的沈世均及其同学许叔惠同在一个工厂工作，顾曼桢个性温柔中不失坚强，在相处中，温和敦厚的沈世钧同情顾曼桢的处境，并深深爱上顾曼桢，决定与之结婚。他们的爱情受到了各自家庭的反对，加上两人的互相猜疑，后又有姐姐、姐夫的算计、陷害，他俩之间的感情曲曲折折，一点也不顺利。

　　在张爱玲的众多作品中，《半生缘》对女性的剖析极为深刻，她对女人的诠释令人叹为观止。本文试图从女性的视角分析女主角顾曼桢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受的内外压力，从主人公自身寻找原因去分析造成其命运的根源，挖掘其命运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自身的心理误区与性格缺陷，从而警醒处于麻木状态中的女性，并促使她们突破自我，寻求一条自我救赎之路。

　　张爱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一个遗少型的少爷，整日热衷于抽鸦片、逛妓院，在家里叫条子，在外面建小公馆，讨姨太太。母亲黄逸梵是接受了新思想的现代女性，她并不愿生活在禁闭的大家庭中，在张四岁时就出国留学，后来又与张廷重离婚。张廷重又取了一位太太，这位后母对张爱玲一向冷漠刻薄，而他的父亲则整日沉醉于鸦片的迷雾之中，对此漠不关心，甚至还曾软禁了张爱玲：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为期三个月的上海会战期间，张爱玲因为父亲家靠近苏州河，激烈的枪声吵得睡不着觉，就跑到临时回国的母亲的公寓里住了两个星期，却被继母以张擅自离家为由打了一巴掌，张欲还手却引来父亲一阵毒打，并被软禁起来。她像个犯人一样，不仅没有人生自由，甚至得了痢疾快病死了都没人理睬，直到这年的冬天，她趁着看守交接班的空挡，从大门逃了出去，与生母黄逸梵住在一起，从此再没有回过父亲家。

　　1946年冬天，张爱玲遭遇了情殇。我们无法判定她与胡兰成的相识以及结合是她生命中的幸还是不幸，我们只知道在与胡兰成一起的短暂时间里，她是全身心地投入这份感情的。虽然她得到了很多快乐，但随着各种因素的变化，尤其是胡兰成的变心，让张爱玲痛苦万分，终于使她坚决地选择分手：“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惟彼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

　　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并在信后附上三十万元。此后，两人再没有见过面。

　　张爱玲的《半生缘》在中国近代文坛上流传了半个多世纪，张爱玲这位旷世的才女用自己独特的哀伤冷清的笔触描述了一场让人唏嘘的爱恋，这爱恋最终是消弭在了时光的打磨之中了。很多作家的自身经历对于作品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张爱玲就是其中一个很典型的范例，少年时代的惨痛经历和成年之后的坎坷恋情，使得张爱玲的性格和笔触形成逐渐呈现出一种偏好悲剧的境况，张爱玲的性格和对于社会情感的偏向都寄托在了对于顾曼桢的描述之中，这也是对于作者本身的生活的升华，《半生缘》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这部作品的故事处处真挚，并且内在地展现出一种非常清冷但是不屈的意志来。

　　[1]张爱玲：半生缘 [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第3，227，365—366页

　　[2]于青：张爱玲传 [M]，广州：花城出版

　　[3]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张法.美学原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