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义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墨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科学家，在我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正因为墨子如此之高的历史地位，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以墨子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的《墨子》一书为基源，对墨子的思想进行广泛的研究，发现其中的价值，传承、发扬并开新。借此，本文也以《墨子》一书为蓝本，对墨子义的思想进行研究。学界有关于墨学思想的研究繁多，但与墨子义的思想的相关研究并不多，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大多又都是义与利的并提、比较研究，对墨子义的思想的独立研究寥若晨星。因而，本文在前人启诱下独辟蹊径，对墨子“义”的思想进行新探，并探究其当代价值。

　　“义”字最早见于《管子•卷一•牧民第一》：“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为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愈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耿振东注解版将“义”解释为不妄自钻营，管子将“义”与礼、廉、耻齐名作为安邦的要义。【1】因此，我们得知道“义”在古时期包含怎样的意义，管子将其视为安邦的要义之一。古代汉语中，在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对“义”作这样的解释：“義，已之威儀也，从我羊”，【2】可知“义”是作为会意字存在的。南唐时期徐铉校订时加其注解云：“臣鉉等曰此與善同意，故从羊”。至清代段玉裁对“义”字作详注，曰：“言己者，以字之从我也。己，中宫。象人腹。故谓身曰己。义各本作仪。今正。古者威仪字作义。今仁义字用之。仪者，度也。今威仪字用之。谊者，人所宜也。今情谊字用之。郑司农注周礼肆师。古者书仪但为义。今时所谓义为谊。是谓义为古文威仪字。谊为古文仁义字。……从羊者与善美同义。”【3】由此可以看出，“义”在古代包含着德善、美好之意。而“义”在甲骨文中的字形为人戴羊冠，手执戈器，显有威仪凛凛之感。羊，在封建时期被人看作是吉祥的象征用以祭祀。综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义”，“义”即正义，遵照合宜的道德、行为、道理树立自己的威仪。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将“义”做如下六解：1.公正的、有利于社会大众的道理；2.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3.符合正义或大众利益的；4.因拜认而结成的关系；5、人造的；6、意思意义。今天的六种解释比之于古，看起来更加的细化规整有条理，然而不是剥脱却是承继。

　　几千年来，我华夏民族始终以礼仪文明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这与我国古之贤者注重涵养品性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开墨学一脉的掌门人墨子同样注重人的道德的修养，在这方面墨子主要高扬“义”字大旗，在“义”字下面主要见诸《修身》、《兼爱》与《天志》等篇。。

　　在《墨子》一书中，“义”最先出现在《修身》篇，曰：“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4】大致意思是君子遵循的处事原则是贫穷的时候表现出清廉，富裕的时候能够表现出恩义，对生者能够表现出慈爱，对死者能够表现出哀悼，这四种品行不能虚伪，而应该是自己本身必须具备的。何为君子？《易•乾》中讲：“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5】白话意思说一个道德高尚，能称为君子的人，每天努力奋进、自强不息，即使到了晚上也时时警惕不放松，这样的人不会有灾祸（过失）。宋代王安石《君子斋记》：“故天下之有德，通谓之君子。”古之君子便是具有崇高道德品性的人。墨子如此说，意在强调要想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现实实践中就要行仁义、道义，也就是说“义”是一种高尚的品质，是判断君子的指标。

　　在《墨子》一书中，墨子多次强调但凡仁义的人是能够为天下人带来利益的人，总结来说，墨子认为义当兼爱。《兼爱中》写到：“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也写到：“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重要强调兴天下利，除天下害，何为利？何为害？墨子说国与国之间的攻伐，家与家之间的篡夺，人与人之间的伤害，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弟阋墙是天下的祸患，而患从何起？子墨子言曰：“以不相爱生”《兼爱中》，这些无一而外的言明了仁义的人是心怀普爱的人。《兼爱中》记：“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我们常常说增人玫瑰手有余香，墨子的爱，义与此同。我爱别人，别人爱我们；我们为别人提供便利，别人也为我们提供便利；我们伤害别人，别人也一定伤害我们。墨子从对等性出发，将义阐释为爱人助人的美德。

　　古之君子除指品格高尚的人以外，还有另外一指是统治者。如《诗•魏风•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在墨子看来义不仅是品格高尚的人所具备的高尚的品质，还是统治者匡正自我的规尺。墨子在《天志上》提出：“且夫义者，政也。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王念孙注：政，同“正”。意思是义即正道，正义的统治。墨子指出没有由下面领导上面的道理，一定是上面领导下面。指出平民百姓要尽力做自己的事，不应该自我放纵而自以为是，有士人在上面管理他；士人也要尽力做自己的事情，不应放纵自己而自以为正确，有卿大夫在上面管理他；依此至天子，天子不能放纵自我而自以为是，有上天在上面管理他，即是说，天子虽权倾天下，然而却又秉承上天的意志，由天管束。这与孔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森严的周礼主张有几分相似，然而却又迥异。孔子的主张中，天子是统治的最高级，没有凌驾于天子之上的权利。墨子却赋予统治者以“天志”，将“天”当作正义的规制，同时位于天子之上匡正天子的行为，言外之意讲天子要注重自己的品性修养，不能为所欲为，统治管理国家应符合正道。还写到“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天志上》，义政为何？墨子提出用道义治理，社会应该是大的国家不去攻打小的国家，大的家不去篡夺小的家，强势的人不去抢劫弱小的人，富贵的不去轻视贫贱的，有智谋的不去欺负愚蠢笨的。对天、鬼、人三者都有利，那么就会被称为圣明的君王。归结起来，就是主张成为圣王要怀有兴天下大利的正道精神，遵从天意，与义相行自我匡正，行符合天下利益的政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礼崩乐坏，诸子之间为了实现天下大治，各执己说游说诸侯。诸子之间虽然唇枪舌剑百家争鸣，但儒家与墨家却能异于其它脱颖而出成为世之显学，则能够说明儒家与墨家的核心价值观是比较符合当时世人的期待的。《礼记•大学》中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6】可见陶冶身心涵养德性，是上至统治者下至黎庶，每一个想要德沐天下的人首先应该做的。在墨子心中，心怀仁义、遵循正义正道是称为君子所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

　　翻阅中华历史典籍，我们可以得知自西周起，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有突出的特点便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即皇帝制度。皇帝自称“天子”，一人掌管天下江山社稷大权在握。《诗经•小雅•古风之什•北山》有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7】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至地方芝麻官甚至黎庶全部体现皇帝旨意，唯皇命是从。像戏文中的唱词：“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因此，皇帝德行的好坏，施行怎样的政治，直接关乎百姓生活是生灵涂炭还是安居乐业。为此，墨子提出了治世者施行“义政”的主张，而尚贤、尚同、非攻则为构成义政的三要素。

　　首先，为政者当东阁待贤，即尚贤。我国古代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在这样的体制下，“学而优则仕”成为当时世人心中的信仰，攀龙附凤求官做贵以谋求利益尊享荣华富贵亦成为当世的主流价值观。《尚贤上》中记载：“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这个义可以理解为高尚的道德品质。墨子在此十分严苛的提出不义的人要不让他们富有，不给他们尊贵，不任用他们的亲信，不和他们亲近，可以看出墨子是将义作为爵禄封侯选拔任用人才的准则的。这样的人才选拔主张明显倾向于道德，很大程度上对当世任人唯亲、宗法世袭制度产生了结构的效用，同时可能正因为如此墨学在很长时期内是被统治者边缘化的。墨子有着“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耕柱》的世界观，可见他对于世界的理想构图便是以义为核心，因此提出统治者治世要重视对民众道德的统治，用道德去治理天下同样选用贤能人的辅理政治。

　　其次，墨子主张统治要重同，即义政要素之二——尚同。学过历史，我们知道春秋战国实行的是周天子制，完整的政治体系是天子之下有三公，三公之下有诸侯，诸侯国国君以下有各级行政长官，行政长官之下有乡长，乡长之下有乡里，也即是说政治的管理最终是在一个由众多人组成的行政系统管理下实现的，有一个从高阶至低阶层级递推的过程。因此，只有组成系统的部分各级完成上传下达通力合作才能够实现政治管理，在这一过程中墨子提出一定要“同”。墨子曰：“古者民始生，未有行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为义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尚同》，墨子说上古时期人类刚刚产生的时候，还没有行政长官，天下的人各有各的道理，不尽相同。一个人一个道理，十个人就有十个道理，人越多道理也越多。每个人都肯定自己的道理而反对抨击别人的道理，大家相互反对。因此，家庭中父子兄弟之间互相抱怨憎恶不能和睦，分别离散。百姓之间用水火毒药相互损害，有多余的力量不能互相帮助，有多余的财务腐烂也不分给别人，隐藏经世良方不传授给别人，种种社会乱象丛生，这里的义是道理、道义，标准。墨子认为究其动乱的根源则是“无正长”，社会没有统一的标准。基于这样的认识，提出尚同的主张。墨子说：“是故选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要天子按照自身的条件选贤的三公、诸侯、正长，统一治理的标准且牢固掌握话语权，建立起一个理想的同心圆领导结构最终实现理想的社会秩序，所谓“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尚同上》。我们今天常讲一句俗语“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将此延伸到社会的全部领域同样适用。一个社会只有拥有统一的标准，社会个体才有方向。社会中的个体也只有秉着同一的准绳去做，社会才能够稳定，实现治世。

　　最后，墨子主张义字之下无攻伐，即非攻。学界不少人研究考证认为墨子经历的是学儒脱儒的过程。儒家提倡以礼治国，礼的核心是长幼有别、尊卑有序，这样的主张在诸侯混战都渴求成为霸主的封建社会里十分符合统治者的心意与理想。然而墨子却主张采用一种具有平等观，对封建制度具有解构作用的人与人无差别的“兼爱”治国，宣扬“非攻”。在《非攻》篇，墨子首先指出了当时世人的一个怪病：小事明白，大事糊涂。说人人都认为窃人桃李、杀人越货是不义的行为而都去谴责，但当大的国家去攻打别的国家进行大肆杀伐的时候却没有人反对，更可悲的是天下君子不以非，反以为美。墨子生逢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乱世，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被尊称为草根圣人的墨子更是反对战争，于战争而言，墨子认为其出发点本身就是不义的。墨子认为主攻国兴兵出战只是打着义的旗号而做不义的事情，民众应征出战不能以事生产，不能传宗接代，妇人要作为战争的后备不能专心养蚕织麻，社会财产不能增多人口不能增加。征伐别国，损害别人的土地，破坏别人的生产杀死别国的民众，杀一个人为不义，战争杀伐几十人几百人更为不义。在墨子看来理想的治世应该是国家富裕，人口增多，社会有秩序，而战争则使攻伐双方使彼此遭受损失，这极其违背墨子“义，兴利天下”的主张，因此墨子说想要成为仁义的圣人必须考虑非攻的道理，要兼爱非攻。

　　杨瑞峰曾在《孔、墨思想中的“义”》一文中对孔子与墨子思想中的义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孔子的义是道德范畴，是人们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具体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是“宜”，公正公平，第二是“正”要持正道而行；而墨子的义则体现的是一种实现天下和谐的途径反映的是治世的道理。【8】经过上述分析，可以说这样的结论是较为公正的。墨子的“义者，政也”强调的正是君主治国安邦的原则与道理，与孔子的“义者，宜也”有着区别，然而与管仲“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却异曲同工。在主张和谐与民主的今天，墨子这样的“义政”之说应该更加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样的原则与主张不仅适用于同一个国度的不同民族、不同团体，国际社会同样适用。

　　《墨子》一书在流传过程中有些内容虽然因为历史的浩劫而亡佚，今存仅七十一篇。然而这仅存蓄的七十一篇却将人类宇宙所分领域囊括无遗，被世人称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有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即使《墨子》一书涉及诸多领域，但总的来说都离不开墨家“兼相爱，交相利”这一核心思想。本文研究墨子思想中的“义”，通览《墨子》全书，“义”与“利”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关于“义”“利”两者之间关系的界定，自古以来论说不断。有不少人将它们看作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两个领域，认为“义”是代表正义、道义、忠义一类的道德准绳，用以指导匡扶人的行为举止；“利”则被视为恶德的表征，一向提倡仁义思想的儒家便认为义与利便是此等关系的对应物。然而墨子所持观点却与孔子迥异，认为义与利是统一的，义是实现利的途径。对于这一主张，主要表现在墨子在节葬、节用、非乐方面的立论。对这一思想，笔者从孔孟两者的比较来进行阐述。

　　首先，谈一谈学界对儒墨关系的论说。在古代流传的历史要籍及现代不少学者的研究论著中有许多关于墨家与儒家是同源关系的论说。近代学者杨义在《墨子还原》一书中提出墨子求学有一个“近儒脱儒之造士过程”，写到：“思想的过程性，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墨子式S型’。墨子与儒者游，实现由贱人到士的过渡；墨子与儒者辩，实现脱儒归墨的转折。”【9】虽然历史上墨学与儒学并称为世之显学，然而在很长历史时期却是“独尊儒术”。翻阅两家的著作进行比较，儒学之于墨学好像存在一种“胞衣”关系，从两家宗祖生存的年代追溯，毕竟孔子要早于墨子，这样的立论如此看倒也是符合一定的逻辑。然而却又如杨义所说的那样，墨学是“近儒脱儒之造士过程”，两家学说在许多方面既有不可割舍的联系也有大相径庭的观点，政治主张便是一个方面。孔子的政治主张是恢复等级森严的封建周礼制度，在他看来一个长幼有别、尊卑有序的社会才能称为治世。孔子认为礼有一定的表现形式，如：厚葬久丧才能以示尊亲，以示孝道，相反墨子却不以为意。《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10】所以墨子是反对孔子的厚葬久丧，主张节葬节用。

　　通过前边论述，我们知道义在墨子的心中具有举重若轻的位置，是君子之高德，是为政者统治之要，而一切义的名义最终要实现的是国家富裕，民众增加，田产增多。墨子在《节用》篇中指出：圣人主持一国政务，一国的财力可以倍增；扩大到主持天下政务，天下的财力也可以倍增。成倍增加的财富并不是对外掠夺，而是因为立足国本。省去没有必要的花费，百姓不用劳苦财富都会增加。用一句现代的俚语说“钱不是赚来的是省来的”，这也在说花费大量不必要开销是不符合义的标准的。孔子也曾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虽也主张节用，但孔子维护周礼，当节用与礼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礼。《节葬》篇墨子根据自身对义的定义指出：人民用很长的时间守丧，中间不能结婚不能繁衍子嗣，人口就不能增加；花费很多的人力财力在丧礼中，社会生产被中断，且修建华丽的棺冢，设置繁杂的陪葬还要耗费很多已有的资产，墨子曾说：“计厚葬久丧，请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乎，则仁也义也”《节葬下》，由此观之，墨子节葬、节用主张的核心是生利。而节葬节用同样也是义的重要组成，归结起来说墨子的义为生利之道。“非乐”遵循同样的道理，当所有人都去欣赏音乐注重音乐的时候，人就会没有精力去进行社会生产，社会就不能够得到发展，这与义同样背道而驰。

　　张永祥、肖霞译注版《墨子》在《节葬》篇提出：“‘节葬’是墨子批评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议题之一，它与‘非乐’一道构成了对以礼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严重挑战”。【11】根据考究可以发现孔子是周礼制度的严格维护者，认为周礼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既有温文尔雅的外在形式，又有仁义道德精神实质，因此饱含深情地说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脩》。然而，生当春秋乱世，周礼内在仁义道德的精神实质被虚伪冷漠的人情世俗取代，温文尔雅的外在形式逐渐滑向奢华无度的深渊，厚葬是其中的一个反映与表现。墨子虽然学出儒门，但又有所突破。比起孔子的统治者代表立场墨子更接近贫民的立场，因此相对于孔子等级制度下的分级利禄享受，墨子主张一律平等的节俭观，批判统治者虚伪浮夸的生活风气，反对奢华无度的厚葬之风，反对戕害肉体的久丧习俗。我们说在墨子的议论中，墨子认为“义，利也”，义是得到利的途径与方法，人之行义的最终目标是“兴利天下”。而厚葬久丧浪费社会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摧残人的身心健康，影响社会的正常生产，阻碍社会的发展，劳民伤财使人民疲敝。墨子认为：“义”乃是衡量个人道德高尚与否的准则，是个人陶冶身心，涵养德性的途径，是高尚的人应该具备的品质。同时，“义”也是治国安邦的要义与武器，强调统治者应用义为政于国家，以德治国，以义为原则、方法，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人以爱为宗旨以义为纲领以利为目的，实现“利人、利天、利鬼”天下大同的理想。而对于如何实现“义”，墨子说天下的士君子，内心想要行仁义，追求做上士，上想要符合圣王之道，下想要符合百姓的利益，节用、节葬、非乐不能不察。

　　孔子的弟子谈孔子时曰：“罕言利”，说孔子很少谈起利。而孔子本人也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人》，孔子将义与利明晰的区分开，将两者用等号连接，认为“利”是一种利己主义，是自私的。与孔子同为一家的孟子对梁惠王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更进一步说：“正其谊不谋其利，名其道不计其功”，儒家反对把仁义之道与利益相掺杂，后世儒者更是以言利为大戒。墨子在《大取》篇中对儒家观点进行批驳：“天下之利驩。‘圣人有爱而无利’，儒者之言也，乃客之言也”，且在《经上》篇中明确提出：“义，利也”，认为义是使人相互得利，义可以生利。墨子思想的核心是“兼相爱，交相利”，杨国荣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称：“墨子最著名的兼爱说，是以现实功利为根基的”。【12】因此，遵循墨子“义，利也”的思路，我们可以说“义”是“兼相爱”“交相利”的纽带。

　　基于上述阐释，后世人对墨子的义利观的研究便多遵照两个方向，认同一派反对一派。认同派无疑是认为义利同一，而反对一派则倾向孔夫子义利异域且无可弥合的主张。黄伟合在《墨子义利观》这一研究中，通过对“义”与“利”进行分行考辩，则首先对孔子的主张进行了否定，认为孔子将利等同于私，将利归结为公私关系会导致义利对立论，这样的主张是不恰当的。从而指出墨子思想的合理性，并认为义利相一。【13】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吃、穿、住、行，在当代社会概念中这其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关乎金钱，即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问题，这是经济之利。

　　综上所论，儒家虽少言利，但从言辞之间却不难找到义利之间的相生关系。《孟子•梁惠王上》中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4】孟子说天下人应该由尊敬自己的长辈，推广开去也尊敬别人家的长辈；由爱抚自己的儿女，推广开去也去爱抚别人的儿女，而这种思想主张所表现出的正是一种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大爱情怀。孟子虽然没有谈及义，然而其主张将我们自己的爱推广至别人的身上，于别人来讲得到己身以外的爱就是一种益处，已经包含了利的成分。由此，再次说明义与利是相一的，存有相生关系，并不像孔夫子所认为的那样不可调和，这也再次证明了墨子义之为利道的合理性。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狼烟四起，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彼此之间跃跃欲试均渴望称霸天下。各国为实现称霸蓝图积极招贤纳士，寻求能够服务于他们统治的思想学说。也有许多的有识之士周游列国宣讲自己的理论，以此找寻他们的伯乐政治上的知己。墨子便是游走列国的众多人中的其中一个。墨子周游列国异于其他只做单纯游说的诸子，不仅仅是口头宣传，更是知行合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践家。对于这一立论，墨子的非命思想及其对墨家军的训导有充分体现。

　　墨子非命思想主张的核心是反对宿命主义，大力宣扬义。墨子说古时候的王公大人主持政务，都想达到国家富强，人口众多，刑法政治井然有序的政治局面，然而现实中却恰恰相反，得到的分别是贫穷、减少与混乱，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就是民间主张有命的人太多了。在这些人的人生观中富有还是贫穷，人数的多寡，国家的混乱还是大治都是命中注定的，是人力不能逆的。这些人秉持自己的理论，对上游说王公大人，对下阻止百姓生产，墨子说采用主张有天命的人的主张是颠覆天下的道义。颠覆天下道义的人，是要确立有命观点的人，是百姓的忧患，要灭亡天下的仁义。经过前边的分析，我们谈到墨子对于理想社会的构图是兴天下大利，即利人利天利鬼，一切与此相违背的都不能称之为义。面对有命者对于人存在的认知或者说对于社会的认知是被有超人力的力量控制统治的观点，墨子主张采用辩证的方法进行明辨，明辨过程中提出言论三表，即有考察事情本源的标准，有考察事情原委的标准，考察实践应用的标准。本源是圣王的事迹，原委是百姓的耳闻目见，实践应用是将百姓的耳闻目见融入到刑法政治中，观察它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仔细慎思墨子三表我们可以发现其核心是在于此言论是否具有客观存在性与实践性，而宿命论不论哪一表均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道理与墨子同。由此可以推敲，墨子心中的义是能够实践的道理道德理论。

　　《墨子•非攻上》中写道：“今天下之所同义者，圣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诸侯将犹多皆免攻伐并兼，则是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天下人都认同“义”的法则，然而天下诸侯还有许多人孜孜于攻伐兼并，只是有称誉“义”的虚名，而不去考察它的实际。荀子曰：“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墨子同样认为仅仅认同义的法则而不去实践，只能是担得虚名而不值得称道，只有知行合一才能真正算得是“义”。墨子在这里既是阐述，也是对于世人说而不做的假饰行为所进行的抨击。因此，不仅在理论方面重视义的实践性，在生活中也是特别强调义的实践，并投身于实践。

　　关于墨子“义”的实践有两段经典的对话，其一出自《耕柱》篇，记载巫马子对墨子说：你奉行仁义，却没有看到有人来帮助你，也没有看到鬼神降福给你，你这样做是有疯病吧？墨子反问巫马子：有两个臣子，有一个人只在看到你的时候做事，一个却不论看不看得到你都做事，会看重两个人中的哪一个？巫马子说第二个。最后墨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巫马子说：既然这样，你也是有疯病的人。这场辩论，墨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虽然短暂却很精彩。在我们大赞墨辩艺术的同时，可以深刻体会到墨子身上那种不与众同的骨韵。在墨子看来一个人的品质或者说义与不义都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自我粉饰，而是自己心里想要自然而然去做的，是溶于血液的本质。这种不与众同的骨韵在将要陈述的第二段经典对话便是力证。据《贵义》篇记载，墨子为恪守内心的义而四处奔波游说八方，墨子从鲁国到齐国去探望老朋友。老朋友对墨子说：现在普天之下没有人奉行义了，你为什么还独自一人苦苦的奉行义呢？墨子回答说：一人如果有十个儿子，但只有一个儿子耕种，其他前九个都闲着不耕种，耕种的这个不能不更加紧张的耕种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吃饭的人多而耕种的人少。现在天下没有人行义了，你应该鼓励我行义，怎么还制止我呢？由此我们看到墨子行事的风格不是人云亦云，他有自己坚持的原则，他认为是对的或者是应该做的自己就会去做，不会因为别人不去做而自己也不做。从这两则对话中我们能够看墨子对于信仰与理想的坚守，而这种信仰与理想便是墨子心中的“义”。这样的坚守可谓是安贫乐道，是信仰更是风骨。墨子的“义”不是装潢不是摆设，是人作为个体流诸于血液的自然而然本能的道德，是自觉地实践。“手足口鼻（耳）目，从事于义，必为圣人，”《贵义》，墨子的“义”是需要调动全身的一切肌体去“从事”的全方位的活动，是耳闻之，目视之，口说之，足行之，手为之的整体性调动，也是成为圣人的充要条件。

　　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评价墨子：“我们研究墨子，不但研究他的学说，要紧的是研究他的人格。论学说呢？虽然很有价值，但毛病却也不少。论到人格，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实行家，不唯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全世界也是少见。墨子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以为知而不行便连知也算不得了。口头几句仁义道德的话，谁不会说？却是所行所为，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15】可见，墨子是实实在在的实干家。

　　综上所论，墨子思想中的义是人作为社会个体存在所必须具备的品质也是必须实践的行为准则。由义字内涵的溯源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义在出现之时，地位就是极高的，管子将其视为治国安邦的四大必备条件之一。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脚步其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与发展，在不同的人的心目中赋予其的意义与内涵也不同。从单纯的道义道德领域至后来与利的紧密相连，对其的探求经久不衰已有千年的历史。墨子思想体系中的义在当世乃至后世都存有不同的声音，维克多•雨果说：“一种思想一旦适应了时代，就具有无比的力量”，对墨子义的思想虽有争议但从古至今从未被抛却，足以证明其的价值与意义。今天我们依旧在研究它，因为它之于当代之于今天亦有着相当的价值与意义。这一价值的探讨本文集中在道德规范、公正法治、义利合一、实干兴邦四个方面。

　　西塞罗有句名言：“修养之于心地，其重要犹如食物之于身体”，人不仅仅是靠吃饭活着，更要有心灵及精神的养料。21世纪的中国经过了此前半个多世纪的推进与发展，从建国初的一穷二白到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追求，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十分显著，纵身一跃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即使如此，我们在世界的眼中还只是一个经济大国非而不是强国。一个国家想要成为世界强国，经济因素是重要的，然而却不是唯一的因素。想要成为强国除了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还要有极高的民族公信力。作为祖国的一份子作为公民我们应该要严守道德规范严于律己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地努力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为祖国赢得世界人民的掌声。然而，放眼回望近年来我国GDP迅猛飞升的历程，在我国经济取得实效的同时令人怆然的是我国国民的道德意识却是睡意朦胧打起了瞌睡。

　　从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看，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场所本应该的神圣且圣洁的。然而近年来有关于学校的丑闻屡见叠出。教师群体层面，幼稚园虐婴事件频发、学生遭猥亵事件屡有曝光；学生主体层面，有不计后果打架斗殴而引发致人伤残的惨案，还有与社会不良分子接触触犯法律的刑事犯罪案件。都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学校是培育祖国栋梁的地方，然而前述种种现象让人不禁的心寒。医疗领域中，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日上台阶，医护人员在护理工作中轻视甚至无视医院规章，违背一针一用、一签一用等操作规定致使病毒转嫁，看病的人原病未治又添新病的报道不绝于耳。公共场域内跌倒老人无人扶及跌倒老人无人敢扶现象，朗朗乾坤下公然抢盗案一件又一件，更有花样百出的实时诈骗及网络诈骗案等，这一列问题的发生均反映出了我国国民的道德滑坡问题。除此而外，不断有媒体对我国公民出境旅游的失德举止进行报道，如：随手乱丢垃圾，信手在景区刻字等等。无怪其他国家在景点使用中文标注文明用语，这针对性的标识无疑是等于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巴掌。不仅仅这些，有关于失德失范事件可以说是举不胜举，而这些现象无一不在传达一个信息：现当代我国的道德精神被冷落在旁不受重视。

　　本世纪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这不是简单的口号，它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在国际竞争异常激烈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想要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作为公民的我们必须要牢固树立道德意识，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规范自身行为，将自身锻造成为墨子心中高德的谦谦君子，做祖国完美的名片，从而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战略目标。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中有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16】正所谓是君子以义行。自古以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无数人奉为人生的至理名言奋勉自身，历史证明也无数次的证明要实现伟大的理想与抱负首先在于修身，要提高自我的道德精神修养。常常讲人无信不立，仿照说人无德不立也依然是至理。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墨子认为义是真正的道德之人必须具备的品质。古时有行侠仗义的江湖剑客，也有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这些人爱憎分明，扶贫济弱，除暴安良且事后不留名姓，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亦弥补了权贵管控的盲区维护了一定的统治秩序。因此，遵照墨子的义以修身的主张，重视道德精神，高扬义字的大旗，唤醒打盹的道德，规范自我，用仁义铸就起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精神的国家是我们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必由之路。

　　我国历史上存在过两千年之久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皇帝专权在这一过程中是较为突出的特点，应用当代的概念便是“人治”。谈起“人治”我们可能会立刻想到与之相对的“法治”，探讨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得明白两者的概念与区别。人治指依靠个人权威和个人崇拜的作用来管理xxx实行政治统治。是依靠统治者个人的权威治理国家的一种政治表现形式。法治则指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我国历朝历代虽均存有各式各样的制度条例但都遵从统治者的意志服务于统治者，法治一词虽多被提及但始终没有形成真正的法治直至清代。比之西方社会，传说中雅典时期便有了法治启蒙，在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共和国被始作为治国的方略。因此，西方社会的法治发展比我国的法治发展较早成熟，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法治化进程起到了直接性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是人治还是法治，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一部分，必受制于经济基础的发展。我国古代的人治便是我国封建社会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选择的结果。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至清代我国一度发展成为天朝上国而直接导致统治者的夜郎自大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经过一段时期的闭门造车后终成为了被西方工业文明碾压的轮下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连环攻击下我国国门狼狈被打开，我国也因此被世界远远地摔在了身后。《周易•系辞下》写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因此，为追赶时代的脚步，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变法求新，不少学者意识到我国人治体制的弊端由此主张试图将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国以实现变法图强的梦想，但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均以失败告终。最终在中国xxxx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不断地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总结，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直至1997年，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XXX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我党领导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

　　今天，我们全力追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确保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我们倡导公正法治，何为公正？公正为不偏不倚，谓之“宜”也；法治则为依法治国社会稳定有秩序。这不正是墨子理想中的社会：“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社会各人相与而安，而实现这样的理想，墨子认为必要施行义政。如何算得上是义政？要纲法有纪，公正公平。要“陟罚臧否，不宜异同”《陈情表》，要“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大道之行也》，社会若能够达到这样的大同境界，估计也能说是小康了。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是社会的主体，人民在社会政治中是主体也是制度的对象。政治的清明与否直接关涉人民的安定与否，墨子的义政主张无疑为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又点亮了一盏明灯。

　　墨子曰：“义，利也”，提出义利合一的主张，而这也是对墨子议论存在最大争议的一个方面。有人就认为：义乃道德范畴，利乃小人之志，何以相一？童谨在《相利与行义：无可弥合的裂缝》一文中提出：墨子所提倡的义之利道乃是一种乌托邦，是理想的构图。在实践的过程中墨子本身是矛盾的，是不可能实现的，【17】实质也是对墨子义利观的一种否定。然而古来今，世人似乎都很信奉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如果对人性进行深层解剖的话，利其实是人作为世间存在实体的一种本能，其本身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根本无法回避的话题。墨子如此大张旗鼓的立论只不过是正视了这样一个无法规避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xxxx在面对焕然一新的社会面貌的同时同样面临的也是千疮百孔的社会，首先抛给xxxx的便是亟需解决的人民温饱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发展物质文明是根本的途径，这既是历史的要求同时也是发展的要求。20世纪后期xxxx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问题，而发展问题又称为经济问题。我们国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在一代又一代的xxxx集体的领导下发生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XXX指导思想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xxxx思想、xxxx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至今以xxxxxxx为核心的新一代xxxx领导集体提出的中国梦，经济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如今我们不断的强调要构建社会主义文明社会，即实现“四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被时间和实践检验了的真理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社会发展物质文明必须先行。时至今日，我们的物质文明相对发达，发展步伐开始朝着现代化方向迈进。现代化发展科技是支撑，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依然需要金钱来支撑。由此观，人类社会不论是阶段性发展还是长期性发展，归根结底都是经济的发展，也告诉我们经济利益问题是人生存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无法回避，但对其要取之有道。墨子义以生利的主张就是在取利的前面加上了一个条件，为世人指明了一条取利之道。

　　我们说如今的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却也出现了一系列道德伦理方面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扰乱了社会的秩序，破坏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如：商业领域中的偷工减料以假乱真假冒伪劣，市场中窃贼顺手牵羊、骗子坑蒙拐骗甚至是有人谋财害命等，我们说这些都是不义的行为，立足墨子的思想点便是亏人自利。墨子曰：“义，志一天下为芬”（《经说上》），即主张人要用仁义大义去爱一切人，利一切人，通过惠利他人从而使自身得利，似我们今天社会所讲的“间接效应”。因此，比起认为墨子的义利不可调和之说笔者反倒更认为墨子从某种程度上巧妙地化解了人在生存的现实追求方面与道德评判之间的尴尬，既不违背人的本性又不违背德性。《国语•晋语》中说：“义以生利，利以丰民”，这与墨子的义之利道如出一辙，同时也是很好的映证。社会的道德问题根源是犯事之人的失德问题，这又回归到了墨子义以修身的理论主张。我们要重视道德精神，在物质文明的发展同时发展精神文明，让精神文明反过来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也即是说义与利其实并不矛盾。

　　列宁有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反照未来。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100多年间，中华民族走过了一段最为屈辱的历史。面对西方列强肆意践踏的铁蹄，中华儿女被迫踏上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变法图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进行了一系列反压迫、反奴役、反侵略的英勇斗争。最终，在中国xxxx勇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神圣使命并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后，中华民族的历史面貌焕然一新，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1个多世纪漫长的血泪史，惨痛但也有收获，我们在血与泪的教训下得出了“落后就要挨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历史总结。

　　历史上，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风流名士一度以清谈为风尚，王羲之对此发表评论：“虚谈废务，浮文防要，恐非当今所宜”，后来人们也把清谈看做是两晋灭亡的根源。明朝末年，顾炎武先生更是直言：“实干兴邦，清谈误国”。近现代，“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由xxxx首次提出，1992年xxxx谈话时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在进行所谓的争论了”，这一论断掷地有声的将全体中国人民从姓“资”还是姓“社”的无为谓争论中唤醒，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上了新征程。2012年，xxxxxxx在带领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参观《复兴之路》时，“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再一次被提出。如果说xxxx同志的号召重新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那么新一代领导集体是对前人的继承同时也是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深入的宣誓。改革实践20年，无疑是对“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最好的注解。xxxxxxx曾深情的说：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可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仅是富有政治效力的口号，更是一条关联改革历程，关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纽带。

　　究其墨子的一生，一生高呼：“万事莫贵于义”（《贵义》），且一直在身体力行的践行。在“天下莫为义”的时代背景下独自坚守，十日十夜裂裳裹足止楚攻送，这不能不说是实干的榜样。如今我们在大步迈进小康，在发展过程中改革进入到深水区，进入到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段，面对困难最关键的就是撸起袖子使劲儿干，发扬墨子苦为义的实干精神。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经验教训，用实际行动代替一切口头的言论，趟过社会主义发展深水区渡过险滩。

　　纵上所述，墨子的义是人提高自我修养的高尚品性，是统治者管理江山社稷的方法准则，是实现利的途径，更是实践。如今，在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竞争加剧，要想不被世界遗弃，做大做强是不二选择，这一过程可能是艰苦而漫长的。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让我们从当下做起，传承墨家圣贤——墨子“苦为义”的精神，以义为要提升自我的道德修养，以义为纲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全民上下一心发扬实干精神，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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