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甘肃贡院研究

　　关于甘肃贡院的记载，大部分都保存在《清史稿》、《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钦定科场条例》、《清代官员履历档全编》、《甘肃新通志》等文献和档案中。商衍夔先生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概述了清代科举制度。谢青主编的《中国考试制度史》及张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主编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一书，探讨了清代乡试、会试的考场规定，贡院和考场费用，以及考官的设立和指派等内容。刘海峰《科举学导论》一书，涉及到贡院的含义和贡献，及形成过程等内容，分析了贡院的积极作用。李兵编《科举旧影录》一书，涉及了贡院基本结构图及贡院规制图等内容。程兆生的《金城漫话》一XX录了甘肃贡院的设立和建设的相关内容。丁焕章等编写的《甘肃近现代史》一书，记述了左宗棠在甘肃建立书院、义学和设立贡院等事迹。千同和主编的《兰州城关史话》一书，记述了兰州府贡院和甘肃贡院的历史沿革等内容。李慧编的《甘肃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书，记载了有关甘肃书院和贡院的相关内容。李玉民主编的《百年萃英门》一书，对甘肃贡院的建立、贡院结构等进行了回顾。陈尚敏的《清代甘肃进士研究》一书，叙述了清代甘肃进士时间和地理分布，教育的养成、仕途状况，以及与当地社会的关系等内容。

　　杨兴茂的《甘肃贡院与贡院长联》一文，对甘肃贡院设立的过程进行了简单介绍，并对甘肃贡院里的长联进行了详细的评点，展示了贡院楹联和匾额所具有的独特文化美学。邓明的《明远楼与甘肃贡院的兴废》一文，对甘肃贡院建筑规模进行了介绍，叙述了甘肃贡院的兴起与贡院衰亡过程。邓明《陕甘分闹拔英才》一文，叙述陕甘分闹前后贡院所走出的举人。陈尚敏的《晚清陕甘分闹论述》一文，论述了陕甘分闹缘起、背景、经过等内容。漆子扬的《甘肃贡院一一甘肃学子的梦想殿堂》一文，对甘肃贡院所在地兰州萃英门对甘肃近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史。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甘肃贡院的研究还较为浅薄，大多以某一方面进行论述，在学术界并没有对甘肃贡院进行专门的研究，只是将它作为左宗棠西北治理的一个小够深入环节，对甘肃贡院的整体研究，甘肃贡院的研究相对单薄。本文通过对甘肃贡院的研究，客观、系统、全面的展现甘肃贡院的历史发展进程，借此来说明其在甘肃近代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清代，甘肃行省的管辖范围包括今甘肃省全境、宁夏回族自治区大部分地区和青海东部地区，新疆建省前，天山北路实行府县的地区也隶属甘肃行省”[陈尚敏：《晚清陕甘分闱论述》，《历史档案》2012年第4期。]。这些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多文化并存，所谓“汉敦儒术，回习天方，蒙番崇信佛教，自古有之，未从有改”[升允，安维：《甘肃新通志》卷33《学校志·贡院》，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第427页。]。一直以来，为达到强化地方对中央向心力的目的，清廷以科举作为笼络士子最为重要和有效的手段。

　　清代乡试、会试上的分省取士政策，是为了保障边疆落后地区的省份能有一定数量举人、进士中式的同时，也能够顾及到文化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而问题在于，会试中额并非是事先预定的，而是取决于各省当年赴考的实际人数，也就是说，一个省中举人数多少，直接影响到进士中式的人数。“康熙六年（1667年），陕西、江南、湖广析治”[傅林祥：《江南、湖广、陕西分省过程与清初省制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其析出省份因贡院不在本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这些省份士子的应试，这对于新设立的三省是不利的。

　　19世纪60年代，清廷内部的动荡给了西方列强可趁之机，英、俄对西北地区虎视耽耽，导致西北地区面临严重的危机。清廷内部还出现了“海防”、“塞防”的大讨论，清廷最后决定两防并重。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甘肃战略地位提升，其治理也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甘肃的稳定显得特别重要。西北地区危机的发生，也反映出长久以来因俗而治、重武轻文的治理策略己经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

　　陕甘分闱之议，始于乾隆元年（1736年）。兰州巡抚许容曾就陕西和甘肃两省疆域辽阔，上奏请求两省分别设立乡试考试场地，并希望增加中额，乾隆朱批“此历来定制，遵行己久，何须亟亟更为哉”[陈尚敏：《清代甘肃进士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页。]，未予批准。乾隆四年（1739年），川陕总督鄂弥达上奏:“陕甘自分省以来，武举己分闱考校，文试仍然依循旧例，附考西安。……缘于士子贫寒，十居九八，兼之地方辽阔，各属赴陕程途自一二千里至三四千里不等，山路崎岖，舟车不能直达，盘费更属艰难，殊甚怜侧。……查陕甘中额六十七名，甘省除去‘丁’、‘幸’字号四名外，近科仅一、二、三名。……可否照湖南、湖北之例，酌情分闹，即以兰城武贡院扩充校试”。得到的回复:“此事尚可缓图”[《清高宗实录》卷一零三，第97页。]。因此，陕甘分省之后，甘肃的学子们前往陕西贡院参加乡试延续了二百年之久。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二月十八日，左宗棠就陕西和甘肃分别设立考场和学政的事宜上奏朝廷。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新疆军务，驱赶阿古柏，收复新疆，在此期间，他认为管理西北边疆最重要的方式和方法就是发展文化教育。

　　奏折如下:“奏为甘肃士子赴省乡试，道远费艰，请分闱就试，并分设学政。……置省以来，诸凡建设，或创或因，于武备尚详，而文治独略。……独甘省距陕道阻且长雇价、而乡试必须赴陕。……士人赴陕应试，非月馀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金，多者数百金。……若荷皇恩，允其分闱就试，届时简派学政，按期校阅，则经正民兴，边氓长治久安之效，基于此矣。……如蒙俞允，每届乡试经费，应由甘肃筹画。学臣衙署应于兰州建立”[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奏稿》（五），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511-514页。]。

　　清朝初期，各省乡试的录取人数屡次发生改变，从嘉庆二十三年到光绪元年为止，陕甘乡试中额被定为62名。同治八年，左宗棠对两省乡试录取人数进行了解析，甘肃分得21名。同治十二年，左宗棠建议陕西和甘肃分别设立考场，在陕甘的录取名额上，“陕甘文风无容轩轻，而甘肃分闱之后，人文日新月盛，尤在意中。合无仰恳皇上天恩，逾格特准比照各省中额最少之贵州，每科取中四十名，满营应试士子，每科取中二名，合公四十二名，作为定额”[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奏稿》（五），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513页。]。同治十三年收到礼部咨文:“由甘至陕，路程远者自一二千里至五六千里不等，士子跋涉之苦，资斧之艰，诚如该督所称者。所请分闱考试之处，自系为作育士气起见。惟是欲议分闱，应先定中额。”要求左宗棠和陕西巡抚，审核确定后备文上奏。左宗棠建议“赏准甘肃增额九名，合近科分额二十一名，广额十名，则甘省可得四十名”[左宗棠撰，刘泱泱、岑生平校点：《左宗棠全集·奏稿》（六），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118-119页。]。光绪元年三月十日，清廷同意陕甘分闱的请求。

　　从当年的恩科乡试起，甘肃乡试的录取数量:“准增额九名，分额二十一名，共三十名，作为甘肃省的录取名额。甘肃捐输，请广永额十名，查外省捐输，概不准请加永额，业由部于同治十三年奏奉谕旨在案，所请加广永中额，应毋庸议”[左宗棠撰，刘泱泱、岑生平校点：《左宗棠全集·奏稿》（六），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362页。]。但在左宗棠看来，与他培养人才的意愿还是不相符，因此还想要争取放宽考试录取名额。光绪二年正月八日，左宗棠再次上奏请求广额，“甘肃省捐输巨款，请加文闱中额，事同一律，自应据情吁恳天恩，逾格特准，即以光绪二年丙子正科为始，将甘肃省捐输巨款赏加文闱乡试永远中额十名”[左宗棠撰，刘泱泱、岑生平校点：《左宗棠全集·奏稿》（六），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363页。]。奏请在二月初五得到批准。此时，甘肃乡试录取名额最终数量为四十名，陕甘分开进行乡试顺利完成。

　　左宗棠，是理学经世思想代表人物，深知儒家教化对于恢复和重建社会秩序的作用。由于甘肃地处边疆、少民族聚居之区，战乱时有发生，更强化了他实行文治的决心。科举不仅是为官僚体制选拔政治人才，还培养了一批社会名人，他们是转变民众观念和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左宗棠力主陕甘分闱，旨在激发甘肃地方社会的向学热情，以此来移风易俗，最后达到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目的。

　　同治十三年(1874年)，左宗棠关于陕甘分闱的奏疏被批准后，开始着手建立甘肃贡院事宜。然而，甘肃历经十年的战乱，地方财政入不敷出，无法筹集到修建贡院的资金。左宗棠想到了兰山书院山长吴可读，吴可读答应，利用自己的个人影响，以在籍士绅的身份，向甘肃各界筹集资金，筹得白银五十万两，解决了修建贡院的资金难题。光绪元年(1875年)春，甘肃贡院在兰州市西北部的海家滩建成，清朝，贡院建筑布局逐渐统一。京城和大部分省份的贡院位于城市的东部或城市的东南，取东方文明的意义，建筑群基本都是坐北朝南。甘肃贡院的主体建筑朝向却是坐东朝西的，在全国贡院中很特别。根据《兰州市志》记载:“西南角开贡院门，进门北行为大门。”中可以看出，兰州城东西，穿越黄河，南北山脉相互交错，蜿蜒百余里，变成了两条狭长的山谷和山脉。此外，在这个长十八里的城市中，城市空间己经被XX办公地、居民、书院、庙宇、商铺、街道等占满，最后除了在城市外的西北面建立贡院外，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也是左宗棠不局限于礼法和依照本地现实环境的具体展现”[马丽萍：《明清贡院建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工业大学，2012年，第52页。]。

　　光绪元年六月，甘肃贡院建成后，八月份就举行了陕甘分闱后甘肃省的第一次乡试，参加人数达三千人。左宗棠在至公堂监督考试。朝廷派遣主管考试工作的官员，甘肃首次举行乡试，主副考官分别是徐部和刘瑞琪，乡试第一名是来自兰山书院安维峻。

　　吴可读在贡院建成之后，他便写下了著名的192字的长联。这幅长联的前四句说的是在甘肃建省二百多年之后，终于能够与陕西不相上下，在贵州和湖南之后也能够单独举办乡试的省份，建立了自己的贡院。最后他希望到新贡院参加乡试的考生们能够饮水思源，不要辜负了左宗棠的怜惜人才和为建设甘肃贡院所做出的努力。下联则是他相信华夏文明一定能够在甘肃发扬光大。下一段则是描述兰州及贡院所在周边的地理环境。甘肃贡院初建时期的主体建筑由明远楼、至公堂、观成堂、衡鉴堂组成。

　　1、明远楼。明远楼是甘肃贡院的象征性建筑，它是一幢方形全木构造的三层楼阁式建筑。雕饰和绘画相当宏伟，展示出它们是贡院最高建筑的身份。该建筑建在砖砌平台上，底层是砖砌结构，四扇砖头券门都可打开，四面都可供行人通过。砖台矗立在支柱的四个侧面，上架设置有二层高的穿廊和“亚”字形栏杆，最下层还具备防雨功能。第三层简瓦四坡攒尖顶，还有一个隐秘在宝顶内的避雷针。“在三层西檐下，明远楼的巨大匾额，显得庄严肃穆”[李玉民：《百年萃英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15页。]。

　　“明远楼高约十来丈，南北两侧是宿舍，有2.6米高，东边是至公堂，观成堂和衡鉴堂大约都为6.6米高;城墙有11.6米高，则城墙外的建筑物只有3.3米左右。在监考过程中，监考官、监试、巡察官员都要到明远楼检查考场内外的情况，观察考试的士子们有没有私下交流，执役人员有没有传递消息等作弊行为。中秋节，外帘考务即将结束之时，监考的官员们都前往明远楼赏月朗诵诗歌，心情也变得渝悦和轻松。陕甘总督担任监考官，并附有检举督查和主持考场内外事物的职责，监试由道台和知府来充任，巡查由县丞充任”[邓明：《明远楼与甘肃贡院的兴废》《档案》，2008年第5期。]。

　　2、至公堂。“至公”是贯穿中国科举考试的思想和规则，从隋唐到明清，科举考试被视为一种至公制度。无论科举是否能够真正地实现“至公”，但至少在设计上的尝试和努力体现了至公精神。至公堂的建立，使得科举制度中的至公理念发挥到极致。

　　至公堂是甘肃贡院的中心建筑，也是监考人员和外帘官员工作的重要场地。建筑标准为十三擦五脊悬挂于顶部，七间的宽度为21.7米，深12米，五面花山墙由青砖所砌，屋面都是琉璃筒瓦构造。在前檐下有块匾额，上面刻有左宗棠撰写青底金字的“至公堂”三个字。堂内金柱上面，挂着左宗棠亲笔所写的楹联“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寨朱草;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上联写的是批阅试卷选拔人才，不使得人才埋没;下联是他回想起自己在科举之路上的崎岖不平，他一次乡试就中了举人，在会试时，尝试了三次都没有考上。

　　3、观成堂。观成堂是甘肃贡院的第二座建筑物，为七间硬山顶大殿，悬挂有陕甘总督谭钟麟亲笔书楹联:“秦陇分闱以后，坐聚教训，屈指而数十年以来，几番星使披罗，得士期为天下用;国家吁俊之序，经策诗文，肩门三试，休道风檐辛苦，吾曹亦自个中来。”这是谭钟麟回首甘肃自设乡闱十多年选拔人才的历程，也表示了自己亦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算是对士子们的一种鼓励。

　　4、衡鉴堂。衡鉴堂与观成堂相似，也为七间大殿，原来的匾额“衡鉴堂”为左宗棠亲笔书，现在己经遗失。“衡”意为可以量轻重，“鉴”可以照得失，衡鉴堂是考官批阅试卷评定考试名次的地方。大殿悬挂着第一任主持考试事务的官员刘瑞棋所撰楹联:“丹綍承文治启千秋运会;朱文默鉴辛勤念三载工夫。”上联写的是皇帝下诏书同意陕甘分开进行乡试，从长远来看，最要紧的是施行文治;下联是作为考官要公正地投入到阅卷任务中，学子一年都在努力的读书和学习，参加一次乡试很困难。

　　乡试三年才会举行一次，甘肃贡院因为疏于维护和管理，很容易颓败。1885年，陕甘总督谭钟麟重建甘肃贡院。《甘肃新通志》记载:“甘肃乡试之区在会城西北郭外基纵百四十丈，横九十丈。贡院的规模之宏大，在当时各省贡院规模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升允、安维峻修纂：《甘肃新通志》卷33《学校志·贡院》，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第183页。]。

　　甘肃贡院，经过此次重建，布局更加完善，中轴线由西向东依次排列:大门，龙门，明远楼，至公堂，牌坊及栅栏，水池，观成堂，内帘门，衡鉴堂，雍门。大门外，南面是特地为外宫厅和外部供给的位置，南北两侧有点名大厅和搜检厅，明远楼和至公堂的南北统共有四千间的宿舍，分别叫南文场和北文场，可容纳四千名的学生一齐到场测试。宿舍按照《千字文》编号排列，房间朝南三面是墙，大约宽1米，深1.3米左右，高2.7米，只能容纳一个人，南面设有活动号板，可以用作写字桌。考官办公和居住的区域位于至公堂和雍门之间，南北两侧是一个对称的大厅。

　　（三）甘肃贡院的废除

　　1、科举制度的废除。新政是一场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自救运动，1901年，在慈禧太后默许下，清XX进行了第二次改革，这次改革比维新变法运动的范围和内容都更广泛和深刻，涉及到了千年选官之道科举制度的废立问题。

　　1901年6月3日，张之洞请求革新科举，建议发展和建立西学学校，力争用十年的时间逐步取消三门科目的考试，8月29日，按照张之洞的提议，次年开始革新文科考试，撤消武科考试。1902年3月13日，袁世凯和张之洞再次请求消减科举录取人数，企望能够减少阻碍。1905年9月2日，日俄战争的结局，直接促使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等又一次发起对取缔科举的倡议，此次清廷批准取缔科举制度。

　　2、1905年后的甘肃贡院。科举制度废止后，清XX实施新政。1906年四月，在陕甘总督升允的支持下，彭英甲出任农工商矿总局的总经理，五月，在甘肃贡院设立劝工局，利用机械设备出产轻工业物品，并在甘肃贡院的东部创立了绸缎厂、玻璃厂、织布厂和裁绒厂，以及制革厂、卤漆厂、洋木小木厂、铜器铁器厂、纸笔纸盒厂等。1906年，在贡院的南北点名厅、搜检厅开辟了一个南北农业试验场，并推出了优良农作物品种。1907年，陕甘总督裕蕃率先在甘肃贡院东北部设立甘肃省官方报局，印刷《甘肃官报》和《辕门抄》，成为甘肃新闻事业发展的开端。

　　1907年，在甘肃贡院北边成立了甘肃省中等矿务学堂和甘肃省中等农林学堂，在矿务学堂的西侧，建立了甘肃省巡警学堂。次年，在甘肃贡院东南部设置甘肃督垦总局，负责全省的农业和水利相关事宜。1913年，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搬迁到甘肃贡院，大致位于明远楼北侧，道台衙门等地方。1917年，刘尔忻获省XX批准，在龙门与西城墙之间建成祝楠别墅，在别墅的北边是湘阴祠，在祠的南边，建立了潜园。同年，在贡院衡鉴堂以东设立了甘肃省立甲种农业学校。

　　清XX废止了科举制度，明远楼作为重要的考试场地丧失了它原有的作用。1919年，刘尔忻将甘肃贡院的明远楼搬到五泉山，并更名为“万源阁”，成为祭祀伏羲氏、周文王、宜圣周公、孔子古代四圣人的场所。万源阁坐落于五泉山南北中轴线的中心地，屹立于全山古建筑群的中央，是现在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古阁楼。在一楼，北面中央设有一个磨砖拱券门，刘尔忻先生亲手撰写了“望来堂”的匾额。二楼，额枋横匾上的“思源楼”三个大字，端庄稳重，楼内设有刘尔忻先生的铜像。在三楼北侧的屋檐下，悬挂着匾额“万源阁”三个大字，笔酣墨饱，神韵飘逸。

　　1924年4月，在法政专门学校基础上建立了兰州中山大学，后来陆续更名为甘肃大学、甘肃省立甘肃学院和国立甘肃学院。“1926年，在省城西关旧贡院内设立甘肃制造局，专门制造各种军械及一切钢铁等件”[甘肃省档案馆编：《甘肃近代工业珍档录》，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85页。]。在制造局西工厂和潜园里成立了甘肃造币厂，造币厂于1927年冬天开始铸造银元，“1928年至1929年，两年时间内，工厂职工人数达400至500人，日产量最高纪录，达到4万元，盈利很高”[甘肃省档案馆编：《甘肃近代工业珍档录》，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529页。]。1946年8月1日，由甘肃学院和兰州西北医学院合并建立国立兰州大学，贡院地基由兰州大学使用。目前，甘肃贡院原有建筑大部分都己消失不见，只有至公堂保留至今，基本完好。

　　据安维峻《甘肃新通志》、张维《甘肃新通志高》记载所统计，科举考试存在一千多年时间里，甘肃共有775人考中进士。其中武进士133人，举人4777人，武举人1707人。

　　清代甘肃进士统计[曲剧：《晚晴甘肃进士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6年，第14页。]

　　朝代及年限开科次数进士总数平均每科录取人数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清代历朝甘肃共有343人考中进士，平均每科录取3.1人，其中进士人数最多的是光绪朝，有113人。究其原因，第一，与全国时局的变化有很大关系。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战争期间，朝廷因战事财政吃紧，各省科举考试都受到了影响。这就导致科举考试竞争力的下降，因此，甘肃进士人数增加。第二，为了应付西方侵略战争和国内战乱，朝廷需要支付巨额的军铜，而军铜最主要的来源就是在民间进行捐输。为了鼓励地方捐输，最直接的政策就是增加地方的乡试中额，由于甘肃地区远离战场中心区域受到影响很小，捐输金额较多，乡试中额的增加明显也较多，由此进士人数也有所上升。第三，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期，大力促进甘肃文教事业的发展，增设书院和义学，最重要的举措就是陕甘分闹、分设学政、建立贡院、自办乡试，这些使得甘肃考生增加了参加乡试的机会。“在甘肃贡院设立以来至光绪三十年这三十年的时间里，甘肃贡院共举行了13科乡试考试，中举人数654人，进士人数达到了116人”[升允、安维峻修纂：《甘肃新通志》卷35《学校志·书院》，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第216页。]，是清代进士人数最多也是增长速度最快，增加人数最多的时期。

　　贡院作为科举制度的载体，不单是一个考试场所。它的建设规模和所处的地理位置，都彰显了科举在社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贡院作为科举的有形建筑，也留下了不少文献资料，其中《钦定科场条例》详细的记录了贡院及其规制，以及贡院坐号便览、浮漂、卷票等，为了解贡院运行操作的各个环节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清代省级贡院共有17所，其中北京的顺天府贡院、南京的江南贡院、广东的广东贡院、开封的河南贡院被称为天下四大贡院。17世纪以后来华的西方人对贡院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0年，澳大利亚人莫理来到兰州，到甘肃贡院进行游览，对明远楼进行了全方位的拍摄，留下了一些废科举前后的照片。这些珍贵资料图片遗存，使我们得以窥见当年甘肃贡院的具体形象。

　　贡院建筑的遗存，尤其是甘肃贡院至公堂的保存，这得益于兰州大学建在贡院的遗址上。此外还完整保留了左宗棠所写匾额和木制对联，这些贡院遗存对于重构科举场景、研究中国科举文化和科举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陕甘分闱，分设学政，建立甘肃贡院，这一系列的举措是左宗棠在治理西北时期所采取的较为有效的文治手段。甘肃贡院的设立，对甘肃各地书院、义学和私塾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书院始见于唐代，初期是官方藏书、校书或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十分密切，士子们为了获得参加进士科所需要的相关知识，开始隐居在山林中读书，便渐渐出现了书院这种新的教育组织，可以说书院因科举而产生”[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厦门：厦门大学，2004年，第84页。]。闭甘肃书院具体的创建时间大致在明代时期，兴盛于清代，同治、光绪朝是甘肃书院的复兴时期。根据《甘肃新通志》卷三十五《学校志·书院》记载，“光绪改革以前，甘肃全省共有77所书院，遍布全省各地”[升允、安维峻修纂：《甘肃新通志》卷35《学校志·书院》，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第356页。]。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期间，先后新建了15所书院，之前因在兵事中毁坏的，或者年久失修被废置的，都先后进行了修缮，一共18所。甘肃贡院的设立，每科中额40名，永成定制，使得更多的士子参加乡试，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了影响了书院的建设发展。书院发展到清朝时期基本丧失了早期书院的性质，被纳入科举制度的轨道，发展成为生员参加乡试的场所，为清朝培养了很多人才。

　　清朝时期义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左宗棠时期，他主张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义学，推行教化，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子弟进入义学，还实施了很多的奖励办法，对他们不收取学费、书本，笔墨以及伙食都有官府补助。儒家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传播，有利于消除彼此间的隔膜，对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甘肃位于我国西北边睡，土地贫瘠，百姓贫穷，加之战乱频发，使得这一地区长时间尚武之风甚行。左宗棠在此大力发展文教、建立贡院、设立书院、义学和私塾等，使更多的人去读书学习，甘肃文风渐起，对于社会的稳定，治安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甘肃，1663年独立设省自治以来，乡试仍旧与陕西合闱举行，贡院也设立在西安。甘肃贡院，于1875年建立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在当地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从贡院走出了不少优秀的人才，他们投身于兴学、救灾、办实业、修纂地方史志等事业中，为甘肃近代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贡院可以说是科举制度、文化的具体表现和象征。科举作为中国封建统治者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和途径，主要选拔的是为了自己的统治和管理服务的官员。科举制度废除后，在甘肃贡院萌生和发展出近代甘肃新式教育、矿务学堂、农林学堂、甘肃官报局、甘肃农垦总局、甘肃高级巡警学堂、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甘肃造币局等机构。甘肃贡院见证了甘肃近代文化、教育、农业、工业的早期发展历程，它所承载的历史意义是很有价值的。

　　史料：

　　[1]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2]升允、安维峻修纂：《甘肃新通志》，扬州：江苏广陵出版社，1989年。

　　[3]《大清会典事例》，长春：吉林出版社，2005年。

　　[4]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甘肃省志第59卷教育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

　　[5]《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6]甘肃省档案馆编：《甘肃近代工业珍档录》，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

　　学术著作：

　　[1]张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主编：《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2]刘海峰:《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3]陈尚敏：《清代甘肃进士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

　　[4]李玉民：《百年萃英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

　　[5]丁焕章等编：《甘肃近现代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

　　[6]刘光华：《甘肃通史·明清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

　　[7]左宗棠撰，刘泱泱校点：《左宗棠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

　　[8]千同和：《兰州城关史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

　　期刊论文：

　　[1]刘海峰：《“科举”含义与科举制的起始年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谢海涛:《中央与地方的交换晚清咸同年间科举录取名额的增加》，《清史研究》2009年第4期。

　　[3]邓明：《明远楼与甘肃贡院的兴废》，《档案》2008年第5期。

　　[4]杨兴茂：《甘肃贡院与贡院长联》，《兰州学刊》1985年第2期。

　　[5]漆子扬：《甘肃贡院一一甘肃学子的梦想殿堂》，《丝绸之路》2016年第3期。

　　[6]马丽萍：《明清贡院建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工业大学，2012年。

　　[7]曲剧:《晚清甘肃进士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6年。

　　[8]高丽萍：《清代甘肃书院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07年。

　　[9]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