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长篇小说《活着》中的悲悯情怀

　　悲悯的意思是哀伤而同情。悲指慈悲，对人间的苦难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哀伤之情；悯指同情，这里的同情并不是可怜之意，而是关注那些处于苦难中的人，思索其生存困境，体现出一种博大的情怀。《活着》中体现出的情怀，正可以用“悲悯”一词来形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余华淡化了写作的先锋姿态，他的创作呈现出回归中国传统写实文学的趋势，真正完成这种创作转型的标志性作品是《活着》。从《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余华对文学传统有了特殊的认识，他认为文学传统从来没有停止过变化，正因为这样，文学才在不断发展。而且文学的传统，总能通过自身的调节，来吐故纳新，余华将这种现象比喻成不断成长的生命，就像生命一样不停地蜕变着。传统是不会衰老的，它永远处于未完成的阶段。当它需要更新时，它就会出现“阵痛”，这便意味着现代正在来临。余华对文学传统的这一认识，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开始关注日常生活中诸多温暖的情感，关注人的生命的真谛，本着真诚、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写作，同时在写作中饱含通情达理和同情怜悯之心。在《活着》中，这种悲悯情怀得到了强化，作者描写苦难意识，将其作为主题意蕴，对人的生存苦难特别关注，尤其是关注普天之下小人物的命运，描写了生命在抗争苦难时的顽强与坚韧，体现出对生命中善与真的敬畏。《活着》是一篇寒冷与温情交融的篇章，余华继承了冷漠的叙事，重复描写了死亡，但一改之前具体地描写血腥暴力的死亡场面，将死亡以一种平静的口吻叙述出来，其中注入了温情的力量，除了死亡以外，生活中还有亲情，爱情，友情等诸多温情，死亡背后更多的是人间的温情。小说的主题切入，人物形象的描写和叙述的方式，无不透漏着悲悯意识，我们在阅读中，各方面都能真实感受到作家融入的悲悯情怀。

　　《活着》的主题，是苦难意识的体现，整篇小说叙述了主人公福贵一生经历的苦难和亲人的死亡，生存苦难在余华这里得到了深切关注，余华说过：“作家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诚实，在写作中，作家必须是真诚的，是严肃认真的，同时又是通情达理和满怀同情悲悯之心；只有这样作家的智慧才能够在漫长的长篇小说写作中，不受任何伤害”,[]余华明确地表达了“同情和悲悯之心”是作家不能缺少的，保持着这种真诚，严肃认真的态度，他敏锐把握人一生中经历的生存苦难，由此便确立了悲悯情怀，《活着》这部作品经久不衰备受读者喜爱的原因，也许正是因为作者对生存苦难的关怀与悲悯之情。其主题中悲悯情怀的确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活着》中渲染的主题一直是“苦难意识”，余华充满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的悲悯情怀的确立，主要来源于对苦难的留心与关注。“活着”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是人类对生命存在状态的基本要求，是人类生存的根本目的，人们经常会说“只要活着就好”，那么余华为什么要将“活着”作为这部小说的题目呢？根据洪治纲《余华评传》中所写，余华早就想写一部作品来探讨人与生命的关系。1992年有一天早上他醒来之后，对妻子陈虹说就用“活着”作为题目，妻子对他的想法表示深切赞同，余华认为“活着”是他“迄今所有作品中最好的题目”，[]他自己对“活着”这个题目做出了自己的高度评价。余华之所以用这个词语作为题目，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词语中蕴涵的丰富的意蕴。每个人都会走完自己一生的历程，没有人的一生都是顺顺利利的，生命是多姿多彩的，活着可以享受幸福，同时也要忍受生命中的苦难，并且学会接受苦难，承担起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于是余华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忍受苦难命运的农民的形象，受难式主题已经确立，这有些“主题先行”意味，在主题中已经有了一种同情之心，悲悯情怀得以建立。

　　余华之前一直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后来他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对现实的态度不应该是控诉或揭露，不是发泄，而是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是对现实的思索和理解，看待善和恶的超然态度，作家应该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余华被X民歌《老黑奴》深深打动，歌中的这位老黑奴历经坎坷，却还是以超然的态度诉说自己的一生，歌中老黑奴的形象带给余华深刻的心灵触动，他想通过《活着》，写出一位类似于X老黑奴式的人物，以此强调“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余华的愿望是通过写下层普通人物对苦难的承受能力，显示出生命的顽强和乐观的态度，《活着》中人物经受的苦难是普通化的遭遇，给读者以同情感和怜悯感，作者本人也融入了悲悯情怀，不单单写主人公福贵经受的苦难，更突出了主人公对苦难的忍受和与命运的抗争，凸显人物的无助和悲哀，这是余华开始调整自身写作艺术，发现人类生命的本真的表现。

　　正是这种对苦难的特殊关注，作者通过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叙述了主人公福贵苦难的一生，福贵出生于地主家庭，本来他可以吃喝不愁，过着富裕的生活，然而这一切都被他自己断送了，他因为吃喝嫖赌，输光了家产，父亲也被气死，自己也沦为了雇农，地位发生了变化，从此他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所有的厄运都接踵而至，母亲生了病，福贵去城里请郎中看病，却被抓了壮丁，等福贵好不容易从战场上回到家，母亲却已经病故，女儿凤霞也变成了聋哑人。之后苦难与死亡一直与福贵如影随形，福贵忍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苦难，家珍开始患上了软骨病，不能下地干活，随后儿子有庆为县长夫人输血，竟然被抽血过量导致死亡，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女儿凤霞好不容易找到了真心待自己的人，这时候似乎一家人的生活看到了希望与盼头，但是凤霞却在短暂的幸福生活后，因生产时大出血而死，女婿万二喜在工地搬运时被两排水泥板夹死，带着满满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似乎是命运和福贵开玩笑，就连外孙苦根也逃不过死亡的结果，吃豆子时被撑死，最后留下福贵孑然一身，牵着一头集市上买来的老牛与之相依为命。仿佛无形之中有一股力量推动着，死亡笼罩着福贵一家，福贵的亲人相继离自己而去，遇到这样惨痛的生离死别，常人一般无法忍受，也许会选择和家人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福贵选择了忍受，为了活着而活着，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们同命运抗争过，虽然失败了，但是生命个体抗争的力量却是强大而坚韧的。

　　福贵的命运是悲惨的，但这种灾难不再像余华前期小说那样“指向一个形而上的主题和对人性恶的控诉”,[]也就是说余华不是通过人物悲惨的命运来揭示社会现状，控诉社会，而是通过苦难意味的主题表达社会底层人物忍受苦难，和命运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命运的折磨激发出了人类的本能:为了“活着”而“活着”，余华正是通过这种“受难式主题”，写主人公在各种生存困境和生活苦难下的挣扎，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忍受这种苦难，在命运面前，任何反抗都是苍白的，这种挣扎与忍受让我们同情，并产生敬佩之情。

　　《活着》中福贵家人的相继死亡令读者痛心不已，但是《活着》中不只有死亡与苦难，读者也会被其中的种种真情与温暖所感动。余华一方面将苦难毫无保留的展示出来，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了人性的美丽与温暖，与以往作品不同，这正是余华开始关注现实的表现，现实中总会有温情，而作家的使命是向人们展示这种温情。

　　《活着》中的温情贯穿始终，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中最主要的是亲情，在福贵的一生中，一家三代的亲情始终陪伴着他，父母，自己的儿女，女婿，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善良，都在尽自己所能关心爱护家中的每一个成员。福贵输掉所有家产后，父亲默默把所有房产抵押出去，母亲也没有忍心责怪他，只是说:“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正是这种亲情和安慰，让福贵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开始洗心革面重新开始，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也倍感温暖，他的父母是多么善良的人啊。亲情是双向的，因为赌博输掉家产后，福贵对自己的家人更加珍惜，母亲生病后，福贵去城里请郎中；当福贵被抓去充当壮丁时，他疯狂的思念家人，想念自己的母亲，想念家珍和儿女，当他再次回到家中和家人团聚时，看着儿女睡在自己旁边，一切都是那么真实而幸福，亲人是永远的牵挂，亲情是最温暖的存在啊。

　　爱情也是苦难生活中的亮光和希望。福贵和家珍的爱情朴素而感动，福贵输光家产变成穷光蛋之后，他的丈人硬是拉走了凤霞，但是凤霞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福贵身边，选择和福贵同甘共苦，福贵从战场上回家后，妻子家珍说:“我也不想要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能给你做一双新鞋”，这些朴实的语言深深的体现出真切浓烈的爱情，福贵对家珍也是关爱有加，家珍生病后不让她去地里干活，细心照顾家珍，双方的互相支持和关爱成为了苦难生活中的精神支柱。凤霞和万二喜之间爱情一开始令人欣慰，万二喜是个真诚又老实的人，刚到凤霞家就给家里修房子，又特别疼爱凤霞，给凤霞气派的婚礼，对凤霞体贴入微，到了夏天，屋里蚊子多，又没有蚊帐，为了让凤霞睡得踏实，天一黑二喜便自己躺到床上喂蚊子，让凤霞在外面坐着，等到屋里的蚊子喂饱，不再咬人了，才让凤霞进屋睡，这样真挚的情感令人感动，凤霞也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夫妻之间相互扶持，相互依赖。

　　友情在这苦难的日子里也尤为珍贵，福贵和春生的友情令人感叹，福贵被抓去充当壮丁打仗时，和春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福贵的儿子有庆因为救县长的妻子，抽血过多而死亡，当福贵得知县长就是春生时，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是他还是选择原谅春生，春生后来被当作走资派批斗时，福贵和家珍鼓励他要好好活着。长工长根和福贵是主仆之情，亦是友情，长根被辞后回来看望福贵一家，尽管福贵一家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他们还商量留下长根。

　　所有这些温情，让福贵有了对生命的希望，但是当这些温情随着他们的死亡消失后，又使生命变得更为悲痛，面对这些苦难的巨大撞击，福贵只能选择承受。这种情感的巨大破坏和撕裂，有力地强化了福贵忍受苦难的心志和耐力，更加凸显出了余华的悲悯意识，读者无不感同身受，为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哀婉叹息。

　　《活着》中塑造了丰富典型的人物形象，余华前期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是残忍冷酷的，每个人物似乎都带有暴力倾向，而《活着》中的人物有血有肉，丰满逼真，充满着温情。余华基于对人物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存在的高度尊重，在人物形象塑造中融入了自己的悲悯情怀，这种情怀也是借助人物命运的滑行来呈现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普通农民，当然福贵刚开始是地主家的少爷，后来因为自己赌博输光家产，变成了普通的乡间农民，在人物的身份变化上，余华赋予了小说一种悲悯情怀，表现为对人物命运的哀叹与同情。从古至今，农民的生存状态都是充满苦难的，农民不奢求富贵的生活，只希望日子过的顺畅安逸，但是这简单的希望往往因为各种苦难而落空，农民面临着各种生存困境。《活着》中的福贵年轻时浪荡不羁，嗜赌成性，输光家产变成普通农民后，他安分守己，只想和家人过着简单踏实的生活，但是命运弄人，福贵一家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着命运的折磨，经历生离死别，面对苦难和死亡，福贵选择忍受，所有的灾难都被默默的化解在他那如大地般宽广的胸怀里。福贵的形象正是中国农民的真实写照，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守着自己的一方土地，辛勤耕耘着，农民们免不了要经受自然灾害，就连最简单的生活，也不会一帆风顺，有时要经历命运的百般折磨，就算如此，他们也坚强地生活着在广阔的土地上，生生不息。此时，福贵的形象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农民形象了，而是中华民族精神本身的象征，不管多么大的灾难都无法将其摧毁，这就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余华通过一个农民的形象，描写了一种民族的生命力，回到了生命的本真，回到了现实的底层，用自己的力量，彰显时代精髓，让作品富有生命力。

　　其次，小说开头设置了一个民间歌谣搜集者，将主人公福贵引入了叙事现场，洪治纲在《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中指出，“就个人的经验而言，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似乎更依恋于自身生存体验的表达。一方面，他们常常通过与作家身份相同的文化视角从事话语的传达与操作；另一方面，他们更多地介入到当下的生活中，以便更好地凸现自我的生存体验”。[]这位民间歌谣搜集者与作家身份相同，显然就是那个当年整天下乡搞民间文化三套集成的文化馆馆员余华自己的写照，余华通过与自身身份相同的文化视角从事话语的传达，这位知识分子的形象是裤腰带上挂着一条毛巾，经常漫游于夏日田间地头，搜集民间歌谣，因此碰上了福贵，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样的安排效果比直接叙述福贵的一生更有效，这位民间歌谣收集者变成了福贵的忠实倾听者和记录者，读者仿佛跟着他一起聆听福贵的经历，情不自禁地跟着他一起感怀，而此时的福贵在经历亲人的逝去后，已经没有了任何企求，他只想和倾听者一起，共同回忆自己一生的感受，他的叙述是真诚而准确的，是充满感情力量的，使读者在福贵的苦难叙述中自然而然地受到感染，读者产生了共鸣，跟随着他的叙述感受他忍受苦难的坚强的生命力，而且这位民间歌谣搜集者客观的叙述和福贵自己的叙述结合在一起，民间歌谣搜集者就是作者本身，隐藏着余华的悲悯情怀。

　　也许从旁观者的角度看，福贵的一生充满了苦难，似乎苦难是他一生的代名词，可是如果让福贵自己来讲述自己的一生时，他苦难的经历里充满了幸福和欣慰，自己的妻子是那么温柔，无怨无悔的支持他，自己的子女也是世上最好的子女，还有他的女婿他的外孙，虽然历经苦难，他拥有过最好的家人，拥有最温暖的亲情，甚至那头也叫福贵的老牛，奇迹般的存活了下来，陪他度过剩下的生命，还有曾经认识的朋友们，还有生活的点点滴滴，想来都是那么幸福。

　　实际上，虽然福贵的一生是充满苦难的，但是他也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温情，拥有过自己的幸福。他的家人都是那么的善良，没有冷酷的嘲讽和谩骂，没有背叛，只有支持与关爱，余华塑造了一些充满温情的人物形象，将笔触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让读者感受到作品中人物浓浓的魅力。

　　小说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温暖形象，就是福贵的妻子家珍，家珍是旧社会中国女性的典型形象。家珍本是一位米行老板的千金，在福贵还是地主家的少爷时嫁给福贵，可谓是门当户对，但是家珍嫁过去时并没有受到丈夫的关爱，福贵整天玩世不恭，去城里赌博数日不归，家珍一人怀着身子去找福贵时，受其当众暴打，她什么话也没说，仍旧默默地独自扶墙回家，福贵全然不顾家珍的感受，而家珍依旧在家做好饭菜，等着福贵。福贵输光家产之后，家珍依旧不离不弃，陪在福贵身边，即使她的父亲找人来硬是把她接了回去，最后她还是背着孩子回到了福贵身边，和福贵同甘共苦，相遇以沫；福贵被抓为壮丁去战场后，家珍独自照顾母亲和孩子，还要操持一家人的生活，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福贵回到家后，家珍说自己不求什么福分，只求每年给福贵做一双新鞋，后来即使时代动荡，家珍依旧陪在福贵的身边，不离不弃；大革命期间到处闹饥荒，家珍为了家人不被饿死，带病去娘家讨来米，解救了一家。大跃进期间，家珍不幸得了软骨病，为了不成为福贵的负担，她让福贵把自己背到地头，拖着自己残病的身子从到田地里挖野菜，干轻活，打扫卫生、到躺在床上缝补衣服，最后直到连针线拿不起时才放弃了劳作，她无时无刻不在为家里考虑，为家里减轻负担。家珍给予了福贵最大的关爱和慰藉，尽到了做妻子的本分和责任。

　　家珍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为自己的孩子付出了很多，家珍病重时，即使没力气干活，可她心中时刻惦记着凤霞和有庆，她硬撑着自己的身体给凤霞和有庆做衣服，她对福贵说:“凤霞大了，要是能给她找到婆家我死也闭眼了。”对于自己乖巧懂事的凤霞，家珍心里藏着深深的愧疚与遗憾，因为她当时无力给凤霞治病，才使得凤霞永远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所以，她一直苦挨到看着凤霞风风光光的出嫁才放心，对于有庆，她更是放心不下，有庆还那么小，她交代福贵不要经常揍有庆，有庆还不懂事，吓唬吓唬就行了，这些都是对母爱的诠释，母亲永远在为儿女的事操心，心里惦念着儿女的种种，母爱是细微而坚韧的。

　　家珍是一个坚强而又温暖的形象。她关爱自己的丈夫，爱护自己的儿女，为了这个家，坚强的活着，顽强的生活着。我们从家珍这个女性形象中感受到了浓浓的温暖与爱意。

　　小说中的万二喜也是充满温情的人物形象，我认为万二喜这个人物形象是余华塑造的特别惊喜的形象，凤霞这位聋哑女孩，本来父母以为她嫁不出了，后来队长给凤霞找了万二喜，二喜虽然是个偏头，但是人善良勤快，看见福贵的家破败不堪，立马找人帮福贵修好了屋子，还连夜给家珍做了小方桌，方便家珍吃饭，一切都想的很周到，来迎娶凤霞时，置办的很气派，给了凤霞最好的排面，凤霞嫁过去之后，二喜也特别疼爱她，不让凤霞干重活，凤霞有了孩子后，二喜就更疼爱她，夏天自己先躺在床上喂蚊子，等把蚊子喂饱不再咬人了，才让凤霞进屋睡觉，二喜这个人物形象，让我们感受到了最质朴温暖的情谊，这是平凡的人拥有的最幸福的生活，可惜的是，这样幸福的生活持续了不久，凤霞就因为难产去世，留下二喜和孩子，自己相依为命的亲人去世后，二喜似乎也失去了生的希望，本来话不多的他在凤霞死后话更少了，他只有努力干活来养活孩子，最终在干活时被水泥板夹死。二喜和凤霞本该是幸幸福福过完一生，可是最终没能逃过命运的折磨，这样的前后落差和撕裂，让人无不惋惜哀叹，比起连续的死亡带给人的遗憾与可惜，其中的温暖和真情更为人所触动，一个人的一生拥有人间最真诚的温情，这一生也不孤独。

　　余华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这些充满温情的人物传达出浓浓的真情，亲情，爱情，友情在艰难的岁月里熠熠生光，传达出人间的真善美。

　　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余华《活着》中悲悯情怀的显露，离不开他的叙事风格和高超的叙事技巧。《活着》中余华追求的是一种平淡式叙述，其中以个人化视角，注入了情感要素，使整部小说有血有肉，具有感染力。

　　冷酷与温情是一对悖反，冷酷与残忍遮挡了温情，人们被血腥的死亡所战栗恐惧，那一点点温情失去了仅存的力量。余华在80年代中后期创作的许多作品中离不开暴力与死亡，作家以极其冷酷的态度描绘了许多血腥残忍的画面，读者为死亡所战栗和恐惧，人情的冷漠和悲凉被作者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在《活着》中，余华延续了这种冷酷的叙事态度，他运用重复的方法和笔触，描写了苦难的重复和死亡的重复，苦难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从福贵因赌博输光家产开始，他的一生似乎就逃不开苦难的命运了，在接下来的生活中福贵一次次地经受苦难，他身边的人也相继死亡，连小小年纪的外孙苦根也没能幸免，一次次死亡的重复让人喘不过气。作者将死亡娓娓道来，让读者产生同情，用这样重复的方法描写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主人公的悲剧色彩更为浓烈，虽然所写的事件是悲剧性的，但人物所拥有的信念却是乐观的、朴素而坚韧的，这种信念支撑着福贵这样的小人物抗力命运，死亡的重复描写强调了生命个体的力量，即承受巨大的苦难后，个体仍然能够坚强的存活下来。

　　在冷酷的叙事之外，我们可以看出余华在《活着》中融入了种种温情，福贵回忆家珍的死亡时说:“家珍死得很好，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净净，死后一点是非都没留下，不像村里有些女人，死了还有人说闲话”。这位老人用这样温情悲凄的语气谈论着自己妻子的死亡，如此的通透，释然的看待生死，却如此的催人泪下，福贵对自己有这样的妻子感到欣慰，我们感受到死亡并不是那么的恐怖和惨烈，历经苦难之后，生命回归本土，安安静静，不留一丝话柄，死亡只是一种生命的安然回归。

　　温情的叙事还体现在人物对话和小说语言描写上，《活着》中的语言简单朴素而又亲切，小说中的叙事以福贵的口吻娓娓道来，福贵以一个农民的身份来诉说自己的一生，不用刻意修饰，也没有加入其他人的价值式判断，主人公的所有情感都隐藏在话语之中，平静而简单的叙述中饱含人生态度和人间真情。我们可以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感受到浓浓的温情。福贵在输光家产后，母亲也没有责备他，只是说:“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体现出了母亲对福贵的关爱；历经艰难，目睹各种死亡后，家珍说:“我也不想什么福分，只求每年都能给你做一双新鞋。”体现出了妻子朴素的希望；凤霞被人领走后再次回到家时，福贵说:“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朴素的话语体现妻子艰难岁月里的温存和对家人的珍惜，诸如此类质朴又感人的话语，是人物内心的真切独白，体现出了家人之间难以割舍的亲情。

　　细节描写也处处展现温情，《活着》中多处运用细节描写表达了人物的细腻感情，福贵在战乱后回到家时心里是又踏实有暖和，一会就要去摸摸家珍，摸摸两个孩子，死里逃生后，自己终于回到家和家人团聚，这里体现出了福贵内心的庆幸感和幸福感，读者的心也跟随主人公浮动，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凤霞从领养人的家里自己跑回来，福贵开门看到是凤霞时，都忘了她听不到，赶紧叫凤霞快进来，家珍没穿鞋就往门外跑，把凤霞拉进来，一把抱过去呜呜地哭了。福贵再次将凤霞送往领养人的家里时，凤霞双手捏住福贵的裤管，一点声音也没有，当福贵改变主意不送凤霞回去时，凤霞用小胳膊勾住福贵的脖子，走了一段她突然紧紧抱住福贵，她知道父亲是带她回家了，凤霞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她内心什么都知道，当福贵带她回家时，凤霞心里终于踏实了。妻子家珍病重时，还想为家里干活，“她扶着墙到这里擦擦，又到那里扫扫”这样的细节描写有很多处，每一个细节都让人辛酸泪下，余华以温情的笔触冲淡冷酷，作品不再是完全充满冷酷和暴力，而是呈现出暖色，让读者产生共鸣，这也是他全新的叙事方式的体现。

　　《活着》中作者主要以第一人称来写，在黄昏下，一位老人回忆并诉说着他的一生，“我”是一位旁观者和倾听者，当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回忆往事时，他的自我复述是平静而达观的，保持着自己最诚实的姿态，完整的传达出自己记忆最深的磨难，当给别人讲述自己的一生时，老人这时的心境肯定和当时历经苦难时的心境不一样，这时更为冷静和客观，只有看待生命的超然和宁静，倾听者只能通过老人的回忆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任何人的评判都代替不了主人公的内心想法，余华在回答一位意大利中学生关于生活和生存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在中国，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生活和幸存就是一枚分币的两面，它们之间轻微的分界在千方向的不同。对《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活着》中的福贵虽然历经苦难，但是他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的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如果用第三人称来叙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么福贵在读者的眼中就会是一个苦难中的幸存者”。[]正如余华所说，生命的意义来源于自己的感受，不是别人的看法。这正体现了余华对人物独立性的尊重，他贴着人物写，人物按照自己的社会身份随命运奔跑，的结局不是作者设定好的，而是主人公自己走出来的道路，作家只是按照事件的自然发展来记录，这样的叙事规律让读者产生共情，读者作为回忆复述的旁听者，自然而然对主人公产生同情和悲悯情怀。

　　《活着》重复描写死亡，但主旨却是要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活着，怎样看待死亡，彰显活着的意义和内涵。在《活着》中，冷酷的叙事延续了下来，但是其中注入了温情和悲悯的力量，小说描写的，是寒冷与温情的交融，是死亡与活着的冲突下显示出来的生命的力量，是苦难中存在的点滴幸福和浓浓的情感，从主题的切入，典型的人物描写到独特的叙事方式，作者都用温暖的态度表达苦难，相比之前对暴力血腥的直接揭露和控诉，在这一作品里，对人性善的发掘取代了对人性恶的展示，人间的真善美得到了张扬，余华此时是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作家，悲悯情怀蕴含在着真情善意之中，他体恤人情，回到现实，描写小人物的无私与爱，感知世间冷暖，用他的悲悯之力，引导读者思考生命的力量和人生的意义，引发对生命的敬畏，真正实现了以举重若轻的艺术手腕将读者引向了探索完整人性之路，这是悲悯情怀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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