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七天》的悲剧性

摘要

余华的《第七天》自出版以来，得到了非常多人的关注，也收到了很多的评论，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他在他的作品里构造了真实与荒诞、生存与死亡、混沌与清明，这些对立的存在，既是割裂的又是相互依存的。本文通过分析他的个人经历、成长环境，窥探他独到的叙事眼光，剖析他对人物的片状描写，解析他作品的表现手法来对小说《第七天》的悲剧性进行论述。

关键词: 《第七天》先锋文学悲剧性

“死亡”一词，沉重、悲凉，但在余华的笔下，相比较生的世界的昏天暗地，死亡之地反而显得晴朗。余华在《第七天》中构造了“死无葬身之地”，在无尽的寻找之中，让人遇见了种种触目惊心的事件，也让人在沉重的背后找到了一份希望。

一、作品的创作背景

《第七天》是时隔七年，余华继《兄弟》之后创作的最新长篇小说。用其独特的叙述眼光、荒诞的语言描述，记录了一个人死后七天的所见所闻，讲述了现实世界的冷漠与黑暗；记录了人性的光辉和善良；揭示了比死亡更残酷、比痛恨更绝望的现实存在。

在故事叙述上，一般的小说从生写到死，但《第七天》这部小说是由死写到生。《第七天》的开始是传统小说的结尾，结尾是传统小说的开始。通常来说小说是顺叙，而《第七天》是倒叙。

（一）时代背景

小说《第七天》创作出版于2013年，是余华转变写作风格的新时期，也是我国经济与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期。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发展，21世纪的中国弥漫着一股打工潮，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信仰、道德文化、社会追求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改变，甚至出现断层。在这个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精神轨道也产生了变化，个人也逐渐取代了集体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体，《第七天》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被创作出来的，个人追求、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官僚主义以及当代社会的种种问题都在小说中得到了体现。小说从一个游魂的人生回顾为我们展示了现代社会的缩影。

（二）作者的生长环境

“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1]

1960年4月余华出生在浙江杭州的一所医院里。在他上小学的时候，他的同学们都说医院气味很难闻，却唯独他一人喜欢医院的味道。在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们索性把家搬到医院去了，而家的对面就是太平间。

他喜欢自由，喜欢文化馆工作懒懒散散的氛围，他认为这种工作才适合他的生活习性，所以为了实现自由这个愿望，他开始了写作。在努力了五年以后，终于才如愿以偿进入了县文化馆工作，再两度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余华羽翼更丰，不久便成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作品更是一度成为全球最畅销的小说之一。

（三）作者的创作风格

早年的余华作品内容暴躁、虚拟、破坏理性，为世俗而写；盛年的余华作品内容变得平静开始寻求真实，血肉渐丰，为美学而写；而现在的余华就是奥威尔所说的，为“政治”而写，文字内容接近现实本身，作品内容从残酷中寻求到了温情。

1、取材独特

余华因他独特的叙事眼光，用其冷酷的叙事风格在当今中国文坛著称。他的目光只专注于潮湿阴暗的角落，那些长期被人所回避的禁区，他却如无人之境，踏入其中，对那些非行为常态的描写入木三分。情色、暴力、解剖、人体、欲望等等，全是他写作的原材料。余华对怪异感觉的捕捉和对怪异生活状态的极端刻画令人震惊。

2014年5月，余华在参加访问时和记者说道：“在《第七天》里，用一个死者世界的角度来描写现实世界，这是我的叙述距离。《第七天》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以后可能不会有这么近了，因为我觉得不会再找到这样既近又远的方式。”[2]

2、倾向平民化

生活所必经的苦难是每个人都躲不开的，而生存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战胜这些苦难。在余华的小说里，主人公基本上都是由小人物来当，生活的苦难也大都是由小人物承担，像《第七天》的主角杨飞，就是社会上一个无足轻重的为谋生而打拼的年轻人；《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主人公许三观只是一个民间极为普通的老百姓——极其重视卖血前多喝水，卖血后要吃炒猪肝补血的老实人。他们为生存而付出，为活下去拼尽了自己的能力，余华在他的文字里毫不吝惜地赞美平民为生存而劳动的精神，也让人深刻地了解到，这些小人物在生活中所肩负的重任。

3、暴力美学

纵观余华的创作风格，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是展现暴力美学——撕开人性、展现黑暗。余华的作品中大量的暴力描写极大地刺激了读者，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分崩离析但极度真实的世界。“一重死亡一层暴力”，在《活着》中，福贵在经历了身边亲人一一死去的重重打击后，终于失去生存意志、变得了无牵挂。这个暴力直接侵蚀人的精神，在福贵这个暮年老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些与生活抗争的痕迹和人性的光辉在这个暴力之中变得气息奄奄。显然这与余华的童年生活有着必然的联系，八十年代的社会观念分裂又重组，这些因素成为余华文字中暴力的组成背景。他一次又一次不遗余力地向人们展示着社会的悲剧、人生的悲剧，更让人探寻到他对人性真、善、美的渴望。

二、作品的悲剧性分析

余华笔下构造出的现实世界是一个阴暗、残酷的世界；而死后的世界是一个温情、至善的世界。对现实社会失望却也盼望得到人间温情，于是他的笔下出现了一个美好的死后世界，不是世外桃源，也不是乌托邦，借助于《旧约·创世纪》，写下了《第七天》的开篇。

（一）悲剧性的开头

1、直指死亡

小说的开头这样写道:“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3]

小说的开头直接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不同于其他小说，《第七天》的开头没有铺垫、没有简介，没有营造温情的氛围，甚至连人物介绍都没有，用第一人称“我”直接开始叙述，简单的语言直指冰冷的殡仪馆，而主人公要去的正是此地。话语极其冷淡平静，为悲剧性的展开做好铺垫。

2、区别于人类的形象

小说在开头的铺垫后，就出现了对主人公杨飞的描写，区别于一个正常的人类面貌，杨飞作为一个鬼魂，面貌已经完全变形，眉眼已经完全移位。他在殡仪馆的催促下，只能慌乱地清洗自己身上的木屑、石子，没有人帮他做任何事，甚至只能自己努力地恢复自己原有的相貌。他没有整容，没有化妆，自己一个人，穿上了不像样的殓衣，匆忙奔赴死亡之地。

严格来说，小说在故事的一开头就确定了用“我”的口吻来展开叙事，选择杨飞作为中心人物，而“我”就是一个相貌尽毁的孤独游魂。在这里文章也为人物身世的悲剧性埋下了伏笔。

3、疑云未解

“我”孤身一人在混沌中来到殡仪馆，见到种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景象，但具体来说，“我”为什么会来到死亡世界，“我”从前又经历了什么，“我”为何孤零零地这样死去……这一系列的疑问无从探究。

倒叙的写作手法让悲剧潜藏在疑问中，让人在阅读的时候不断地往黑暗的角落联想。余华在这里没有用任何文字叙述杨飞生前的生活，但透过杨飞死去时的形象，轻而易举地展现出了他生前的无奈和混乱。

（二）人物的悲剧性

1、被“变故”改变的人生

小说中“我”的出生，也是一场传奇。我——杨飞，是一个意外在火车厕所里出生的孩子。“我最初的啼哭是在满天星辰之下，而不是在暴风骤雨之间。”[3]在另一列火车即将疾驰而来之前，扳道工把我抱走并成为了我的父亲，给了我名字。

从一开始我的人生就带着悲剧性，我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在火车上最脏的地方降临在这世上，我直接失去了最亲的人，而这个世上第一个见到的人——毫无血缘关系的年轻男人成了我的父亲。甚至这段出生在十多年后的新闻里还引起了热议。

我的父亲——杨金彪，一个扳道工人，一个年轻的21岁男人，因为恰巧在铁路上捡到一个从火车厕所里掉出来的孩子，人生彻底被改写。这段无意被篡改的人生，直接让他未来的几十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良心与善心让杨金彪拒绝了婚姻，一个人既做母亲又做父亲，甚至在孩子长大后，主动联系杨飞的生母，只为了让孩子能更好的生活。他为杨飞买齐了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而他自己一生当中只有那套不变的铁路制服，这份父爱质朴而又伟大，让人动容，却太让人心里沉重。

两个人的相遇，可悲又可叹，看到人性的光辉也看到了生活的不易，一个父亲一生之中所有的幸福感仅仅来源于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而一个孩子仅有的容身之处不是自己的亲身父母给的家，只是这个意外相遇的扳道工人为他带来的港湾。

2、渺小的爱情

小说读下来人物很多，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中，爱情显得格外渺小。在意识到自己死后的第二天，杨飞回忆了自己的婚姻，一穷二白的他娶了有众多追求者的李青，这桩婚姻的结合，不是因为双方互相爱慕，而是因为李青觉得杨飞“忠诚、可靠、善良”。但这个世上最不能试探的就是人心，最经不起考验的就是爱情。上流社会生活脾性的李青厌倦了平淡琐碎的生活，为了一个偶然相识的海归博士选择了离婚，最终走到自杀的下场，离开了这个她没有了眷恋的世界。直到死去她才意识到曾经婚姻的美好，她喃喃道：“我仍然爱你。”杨飞轻声回答：“我永远爱你。”她对杨飞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杨飞，我走了。”李青没有留恋，去了自己的墓地。

这场婚姻不同的爱情信仰、不一样的生活追求直接导致了它的悲剧性，在欲望面前，爱情一文不值。李青因为对上层社会生活的渴望，丢弃了她最开始简单、纯粹的爱情。而杨飞曾经对两人未来生活的憧憬也显得极其讽刺，他们生前不能常伴，死后也笃定不能相守。

鼠妹和伍超两人的爱情更是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缩影，为了生存，两人历尽艰辛，吃不饱、睡不暖，住在寒冷破旧的地下室里，两人磕磕绊绊相互搀扶。但常人该有的虚荣心从来都不会因为贫穷而消失，鼠妹渴望一部新手机，伍超硬着头皮买了一部高仿手机达成了鼠妹的心愿。但人越是贫穷就越隐忍不了欺骗，在得知手机是假的以后，鼠妹选择爬上了高楼并“难看”地死去。伍超爱她，在最后的时光里，卖去了他的肾，换来了鼠妹的安息之地。他们没有再相遇，两个相互挂念的人，一个在墓地里得到了安息，一个在“死无葬身之地”得到了永生。

尽管两人相爱，尽管两人都有为对方谋取一切美好生活的想法。但在现实面前，虚荣心至上，爱情也变得一文不值，底层生活自始至终都脱不开金钱，爱情再伟大也换不回两条鲜活的人命。

3、道不明的死亡

“我在持续的轰然声里似睡非睡……随后看到门上贴着这张通知我去殡仪馆火化的纸条……”[3]

身上的伤口布满灰尘、碎石、木刺，杨飞不知道自己如何死去，连殓衣都穿的是离婚前妻子给买的睡衣，甚至睡衣上还写着妻子的名字。死因未明、孤苦伶仃、无处安息，没有人会去悼念杨飞，生活给杨飞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一个人容貌尽毁，一个人只能自己祭奠自己，一个人死去没有人为他收拾后事，从降临到死去，杨飞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这陌生环境中徘徊，最后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留在这“死无葬身之地”。

生活还给这家人开了另一个玩笑——天妒好人:一生善良的杨金彪因为癌症走向了人生的终点。人死之前最不能放下的不是这辈子的爱恨情仇，也不是曾经拥有过的荣华富贵，而是那些无法解开的心结。杨金彪一直都无法原谅自己为爱情抛弃儿子的行为，在苟延残喘之际，他选择了自己一个人静悄悄地走，凭着自己最后的一口气去了当年扔掉儿子的地方。

一个人到死也没有解开自己的心结，一辈子为一件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的事情自责、愧疚，杨金彪迫切在死之前遇到当年的自己、抚慰当年还未懂事的儿子，耗尽全部力气去找寻，现实却早已物是人非。这个心结最终让杨金彪生命的尽头留在了当年犯错的地方，看似终于弥补了从前的缺失，其实只是一个可怜人对自己无奈的救赎。

（三）情节设定的悲剧性

1、用零散的情节串联故事

《第七天》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故事散乱零碎，文章从“我”死后出发，以七天做结构，能划分出具体的五条主线：我和父亲的生活、我和妻子李青的婚姻、伍超和鼠妹的爱情、我生前在社会上的所见所闻、我死后在“死无葬身之地”的体验，五条主线构成了《第七天》的基本情节框架。而在框架中又分离出了非常多的情节片段，包括“我”的身世、父亲与“我”的分离、李月珍如母亲般疼爱“我”、鼠妹净身走向安息之地等等，这些情节瓜分到不同的章节里，跨度极大，基本上线索都跨越了“两天”，前后零散的片段凑成一条主线时，又牵扯出新的故事。

在中长篇小说里，把故事的完整性割裂、让情节分散对人的阅读产生了极大的不适感，而这种不适合恰恰也对应了文章的内容，梁振华在文章里有这样一条评价：作为一个有着三十年写作经验的小说家，余华不可能不知道若干零散事件（新闻素材）的介入会干扰、阻断甚至破坏叙事的整体感和流畅性。这更像是刻意为之，包含着一种对荒谬现实的拒斥性表达。而这种表达传达出的体验是：阅读的不适和生存的不适是同步的。我们阅读《第七天》文本所产生的荒诞和不适应感，跟我们体验现实时感受到的不适和荒诞，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互文关系。[4]

由此我们产生了共鸣，现实生活冷酷、荒诞，仅凭个人微弱的力量无法轻易改变；但回忆是美好的，人渴望得到的情感是温暖的，于是在这温情之下，余华构造了一个给游魂的安息之地，通过“死无葬身之地”构造了一个新世界。《圣经》中的上帝耶和华也没有墓地，但他拥有足够的创造力创造出世间的万象万物。造物主在第七天安息了，那些有墓地、有人悼念的人也安息了，而对于那些停留在“死无葬身之地”无法安息的人却获得了永生。第七天是现实世界的结束，也是一个新世界的开始，余华用“第七天”命名小说，是对一个理想世界的盼望。

2、设立“生不如死，死后永生”的情境

“死无葬身之地”原意是指死了没有地方埋葬，形容惨死或受严厉的惩罚，在小说中，是游魂的聚集之地。文中一直有两个游魂留在此地——李姓男子和张刚，他们有墓地，他们活着的时候是一对仇人。警察张刚在人生第一次审讯中把男扮女装的李姓男子的生殖器官踢坏，李姓男子在无数申述无果后刺死了张刚，两人生前的苦苦纠缠让他们在死后也有了羁绊。在这片土地里两人都是一身白骨，相同的地位、相似的容貌、一样的身躯，在活着的时候所感受不到的东西，在这里他们得到了满足。

余华转换语义，把“死无葬身之地”变换为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人人死而平等的大同世界。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为那些没有人悼念、没有墓地安息的人构造的精神世界。这里树木茂盛、这里青草遍地，连树叶抖动都是心脏跳动的样子，溪水流淌，写满生机。

死后的世界不仅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更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世界。人在活着的时候要顾及身份，要扮演好生活交予他扮演的角色，要与自己的虚荣心作战，甚至要为了博取名利不择手段，但死后无论生前贫贱富贵，在这里都只是游魂，只有一身骨头架子。死后没有墓地的人在这里变得惺惺相惜，没有争吵、没有怨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和谐、变得相互尊重。在这个生与死的反差之中设立了“生不如死，死后永生”的情境，让人产生了落差感，营造了悲剧性。由此也很好理解，李姓男子和张刚宁愿变成白骨也不愿离开前往墓地安息的原因了。

三、悲剧性的表现手法

（一）在死亡意识的持续中展现悲剧性

“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5]余华借助杨飞这个游魂，用第一人称的叙述，刻画了一个死后世界。

在小说创作中，死亡意识从早期的死亡仪式描绘，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将死亡与苦难与人性结和进行透析，死亡似乎有了更广阔的叙述天地。[6]这里的死亡意识不是详细描述死亡的仪式，而是通过对各种死亡方式的叙述，直触人心。

杨飞就像一个外人一样回忆着自己的生前，讲述着世间种种人情物象，那些让人珍重的情感只在死后慢慢得以重现。在杨飞平静的叙述里，死亡一直充斥其中，但通过杨飞的讲述显得格外的平静，这样的反差让人在简单的文字里一步一步受到冲击，这些简单文字的背后不仅仅包含了杨飞父子生活的不易与艰辛，还牵出了社会的残忍。

暴力拆迁死去的父母；河里二十四个被计划生育政策强制引产的婴儿尸体；李月珍一次次上访后被当街撞死；大火烧死的三十八人；选择收取封口费的家人们；强行逼供、篡改数据的XX行为……一桩桩一件件，死亡事件一直在持续，令人心里发怵、不寒而栗。

在《第七天》里，死亡成为了一道明确的分割线，分割着世间的冷暖和爱恨情仇。小说持续不断地呈现那些强而有力的事件，用连续的死亡事件直指人心，侵蚀着人的意识常态，不断地翻新人们对悲剧的认识，让死亡意识在文章中不断增强。

（二）通过人物的速写描述悲剧性

余华在《第七天》中打破了传统小说“独白式”的单一叙述视角，成功地运用了“多声部”的叙述手法，形成了一种“众声喧哗”的叙述状态，进而使人物形象呈现出一种多元异质的特征。[7]小说从一开始就是杨飞的死亡。作者试图在小说中涵盖现实中所有的“人性”，并且难能可贵的是小说虽驳杂，却环环相扣，丝毫没有给读者任何勉强之感，每个重要人物出场的机会均等，为了小说主旨的塑造，作者截取了片段式的人性、片段式的叙述进行阐释。[6]

余华笔下的小人物大多都是善良而温暖的，年轻的李月珍为了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杨飞，心甘情愿把对自己的孩子母爱分出一半；年轻的杨金彪为了一个突如其来从铁路上拾到的孩子终身未娶，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杨飞，在病重以后为了不成为拖累、不增加杨飞的负担离家出走……余华曾说过：把现实世界作为倒影来写，其实重点不在死亡世界，而是现实世界。如果作为读者的你，在读完我写下的故事后，发现当书中的人物做出选择，也是你内心的判断时，那么，我们已经共同品尝了文学的美味。[8]他在对人物进行片状式的速写时，通过一件件事表现了人物的个性，李月珍对杨飞的视如己出，杨金彪对毫无血缘关系的杨飞表现出的如山父爱……让他们作为载体，诠释了母爱、父爱。

这些片状式的描写，通过语言动作为他们塑造了光辉的形象，也给了读者更大的想象空间，所以在读者的思想里，希望这些善良的人能够收获快乐、得到幸福。当这些平凡善良的普通人最终走向死亡，且结局悲凉时，读者的心里就会产生落差感，而这个落差感正是作者为了塑造小说的主旨营造出来的。在这个落差里，读者会意识到“死无葬身之地”所承载的内容，这里没有了欺骗、没有了误解，透过展示情感的厚重，展示了生活的悲剧性。

（三）用荒诞性来陈述悲剧性

《第七天》是荒诞的、讽刺的。余华的荒诞突兀又直楞，没有丝毫的含蓄。死后的杨飞竟然能接通殡仪馆的电话；为了火化市长的遗体，城市交通被迫大面积堵塞，干扰寻常上班一族的进程；火化尸体有进口炉和国产炉的区别；殡仪馆接待游魂也有贵宾与普通等候区的分别；死后只剩一副白骨架子也能畅快喝酒吃饭的奇怪场面；男扮女装接客卖淫却从未被识破的离奇事件……故事荒诞、叙述语言更甚：“我的右眼还在原来的地方，左眼外移到颧骨的位置。接着我感到鼻子旁边好像挂着什么，下巴下面也好像挂着什么，我伸手去摸，发现鼻子旁边的就是鼻子，下巴下面的就是下巴，他们在我的脸上转移了”。[3]

作者把所有的死者都安排出现在杨飞身边，或是生前或是死后，他们都和杨飞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刚刚才死去变成游魂的杨飞，回想了李青，遇见了鼠妹、肖庆，见到了乳母，最后找回了那个死后还在殡仪馆服务游魂的父亲。每个人、每件事都在逐渐发生重叠，最后产生联系，余华的视角是奇特的，在他的笔下一个个看似荒诞的巧合，却将我们的生活真实地反馈出来。《第七天》借助一个死人赴死、寻找栖息之地的魔幻故事外壳，将一段衍生于中国当代社会的残酷展现了出来。通过离奇的故事情节、荒诞的语言文字，硬生生将我们不愿意相信的事实摆在面前，将极具恐怖性的先锋叙述方式展示得淋漓尽致。

（四）从现实生活的新闻事件反馈悲剧性

《第七天》那些荒诞的小说情节大部分都是在现实生活中被报道过的新闻，在网络媒体中都能找到相关事件：2005年新浪新闻中心报道“青年农民遭酷刑成残废，屈打成招被错判杀人强奸”，对应了小说中屈打成招、被迫承认自己杀害了精神疾病的妻子、冤屈致死的可怜人；2010年新京报报道——“生命尊严和婴儿遗体一起扔了！”反思了在山东郊区发生的被遗弃的21具婴儿遗体的事件；2011年海盐新闻网报道了“强行拆迁致人伤亡，严处！”的新闻也是小说中在强拆中死去的那对夫妻的对应事件体现。作者没有用夸张的手法对这些新闻进行加工，转而用文字平静地叙述，直接让新闻变成文本呈现，众多新闻事件都体现了余华对社会现状的关注。

余华在《第七天》中以现实社会真实发生过的新闻事件为素材，采用简洁的新闻语言，冷静的遇事态度、平静的叙事风格，从权力腐败到社会时事，把一件件看似毫无关联的新闻事件串联成一个围绕在杨飞身边发生的故事，在新闻事件的叙述中，一步一步让人们逼近时代的真相。

《第七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紧跟时事、借助新闻的热点，但从始至终绝不是为了制造噱头，博人眼球。正是因为它对时事的高度关注，让人读后感触颇深。在这个漆黑的世界里，余华用他简单细腻的笔触为人们点亮了一束束小小的希望之灯，在这些希望之光的背后，带给了死去的人们最贴切的安慰，也让读者在对世界绝望的喘息之间获得了希望。

四、结语

余华最特别之处在于，他用冷漠的叙事方式将事实讲给了不曾相信现实存在的我们，尽管他的语言血腥暴力，但最本质表达的还是他对生活的热爱。《第七天》里除了暴力、死亡，还有对社会的反思、人性的反思，让人们看到了底层人物生活的苦难和温情，余华对社会发展的不良风气做了批判，在直面《第七天》这个悲剧——将美好事物揉碎到极致的过程中，让人们收获了另外一种体验。 “死无葬身之地”成为了关爱、呵护的代名词，余华颠覆了传统对乌托邦世界的构造，表现了他对真、善、美及现实温情的渴望。

参考文献

[01]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02] 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03] 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04] 梁振华.《第七天》：由真实抵达荒诞[N]. 中国艺术报,2013-07-26(003).

[05]余华.虚伪的作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81

[06]刘侃如.论《第七天》中“死无葬身之地”的叙事建构[N].文学教育，2018-11.

[07] [英]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戴从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08]叶立文，余华.访谈: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2(04):3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