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人诗作中的耕读文化——以陶渊明、孟浩然作品为例

摘 要

“耕读文化”源于春秋战国末期，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耕读文化”的发展，不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农耕人的生活方式,也抚慰了一批批文人志士抑郁不得志的伤怀情绪。本文以陶渊明和孟浩然的耕读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二贤诗作的异同，探讨我国不同时期的田园风土人情特色，进而挖掘耕读文化所蕴含的重要价值。

关键字：耕读文化 陶渊明 孟浩然 诗作

一、引言

有关“耕读”一词，《说文解字》云，“耕”：“犂也。从耒井声。一曰古者井田。”“读”：“诵书也。从言卖声，徒谷切。”[1]《国语辞典》亦解道：“利用农耕之余，致力学问的生活方式，用以比喻勤苦恬淡。”综上所述，耕读文化就是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之上，以劳作维持生计，以读书丰富精神境界一种生活方式，亦是反映文人从事农家田园活动的一种民间传统文化观念。

耕读文化最早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始于孔子贱轻学稼学圃之人，其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学家否定其观点，主张“种粟而后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从而影响中国中国千百年农业和农业思想模式产生，耕读文化由此开始载入历史画卷。汉魏时期，由于陶渊明的出现，抛弃传统文人创作观念，开创田园诗这一新题材，使耕读文化蔚然大观。唐宋以后，因为王绩、张九龄、王维和孟浩然等人的相继出现，将田园诗渐渐融于入山水田园之中，耕读文化愈发繁荣。

随着时代的发展，耕读文化在当代日渐式微，传统的耕读方式已渐渐退出大众的视野，为挽救日益衰落的耕读文化，重新领略古人寄寓的耕读情怀，在当代传承和发展古人的耕读精神非常有必要。因此，本文以陶渊明、孟浩然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古人诗作中的耕读文化，基于如下考量：一是二贤在生活道路、为人作风和性格志趣等方面极为相似；二是二贤正处于耕读文化的两个重要时期，均为耕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过突出贡献。相信通过对比分析二贤的诗作之后，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耕读文化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理解。

二、耕读文化的概况

陶、孟二人，作为著名的田园诗人，对后世文学诗歌的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二贤主要致力于田园诗的写作，即将日常生活诗歌化，用真实朴素的语言直接描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切情感，这既是诗人对田园生活的一种真切情愫的表达，也是传承和发展耕读文化的重要信息载体，可见，田园诗是耕读文化的另一种方式的呈现。若想了解二贤诗作中蕴含的耕读因素，必须先了解二贤的生活时代背景，进而从二贤诗作中了解古人农耕生活状态分布状况，从而挖掘耕读文化的深层次内涵。

（一）陶渊明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符亮，又名潜，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出生官宦之家，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大司马，祖父曾任太守，父亲所任职位比祖父的职位更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受父辈们的影响，自幼修习儒家经典，遵循“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2]的原则，发愤图强，曾以“佐君立业”、“大济于苍生”为志，积极入世。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因官场政治环境复杂，有违初衷，以辞去彭泽县令为界，毅然归隐田园，不再复出。为此，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

纵观陶诗，创作题材丰富，囊括了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和赠答诗五种题材，内容丰富且复杂，既有赞美向往亦有吐槽批判，纵横交错。现存陶诗124余篇中，田园诗就占了20余篇。前期的创作主要以抒发雄心壮志为主，直至四十一岁辞去彭泽县令一职，涉及耕读的诗作数量逐渐增多，均从耕作生活、读书生活、田园生活和山水田园风光四个方面进行创作，耕读内容自成体系，自然而淳朴的农耕生活气息显而易见，真实再现古人耕读的生活场景以及“耕读生活作为早期文人的一种理想，成为古代知识阶层陶情冶性的寄托”[3]。

（二）孟浩然

若说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山鼻祖，那么孟浩然则是得其真传的跨时代弟子。陶诗和孟诗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孟浩然曾在诗作《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旧》中提到：“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4]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五引《吟谱》云：“孟浩然诗祖建安，宗渊明，冲淡中有壮逸之气。”[5]

孟浩然（689～740），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出生盛唐，早期隐居鹿门山，父亲不曾入仕为官，家世重儒风，和陶渊明一样，自幼受儒家思想影响，苦读圣贤之书，怀有鸿鹄之志，爱好剑术，希望有朝一日能带剑闯荡江湖，匡扶正义。然而，事与愿违，一生壮志难酬，三入长安无功而返，曾以漫游吴越抚平落第之痛，却不忘“魏阙”之念；曾因酣饮，也错失两次做官良机；晚年更是被迫隐居襄阳。与陶渊明最大不同在于：陶渊明是先有官宦之身，后才主动归隐；而孟浩然则是一生布衣被迫隐居。为排解心中忧愁，孟浩然诗思如泉，诉诸笔下，为后世留下许多名垂千古诗作，如《春晓》、《过故人庄》、《夏日南亭怀辛大》等。

据统计，现存孟诗327余篇，绝大部分诗作以山水为主，田园诗约20首，主要叙述山水田园和隐居逸兴以及羁旅行役心情，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耕读之思，只言片语中更是透露出耕作生活、读书生活、田园生活以及山水田园景色的特色，既有学陶的影子，又有自己的创作个性，耕读思想虽不如陶诗直白露骨，但孟诗中字、词、句无一不隐喻耕读文化的气息，这为耕读文化一脉相承的发展源泉提供极其有利的参考价值。

从宏观上看二贤诗作，陶诗中涉及的耕读内容较孟诗更为直接明显，这也许和他们生活经历、人生遭遇、性格志趣等方面相关，但在诗作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陶渊明是以主观者的角度看待问题，他涉及耕读的诗作多以躬耕经历为主；孟浩然则是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待问题，他涉及耕读的诗作多是别人的转述亦或者旁观别人的生活等。可见，二贤诗作中的耕读内容大同小异。

从微观上看二贤诗作，二贤诗作均有涉及耕作、读书、田园生活等农耕方面的相关内容，只不过陶诗注重“耕”的方面，而孟浩然更为注重“读”方面，将二贤的诗作糅合一起，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共同构成我国古代绚烂多彩的耕读文化画卷。（二贤诗作的大体分类见附件一）

三、耕读文化的特点

古往今来，耕读文化与农耕文明相辅相成，耕读文化离不开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离开耕读的方式亦不成耕读文化，耕读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涉及农夫、田园、耕作、渔猎、与文人相关的创作等多方面的内容。纵观二贤诗作，陶诗多为田园开荒、共享畅饮之作，而孟诗多为结交、游观田园之作。二贤诗作共同阐明田园诗就是耕读文化的产物，诗作中所蕴含的田园性、民俗性、书卷气、逃避性和抗争性恰恰为耕读文化的五大特征。

（一）田园性

田园性指以传统的农村生活环境为载体的一种现象。陶、孟二人，以田园诗人著称，虽然生活的时代不同，但创作的诗篇围绕田园展开，不假雕饰，自然平淡，写农家事，抒农家乐，将田园生活以诗歌化形式呈现，清洁了知识分子的杂念。

1、生活化的田园——陶诗

魏晋时期，社会政局动荡，财阀制度等级森严，儒家思想地位动摇，许多知识分子报国无门，在仕途上苦苦挣扎；且玄言诗占据文坛主导地位，内容枯燥乏味，许多知识分子精神得不到慰藉，一度使诗歌艺术发展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直至陶渊明出现，率先冲破玄言诗的限制，将“自然”成功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另辟蹊径地开创了田园诗这一中国文学新题材，将日常生活以诗歌的形式诉诸笔下，中国诗歌艺术才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纵观陶诗，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生活丰富多彩，尽显农民田园日常的生活状态。陶诗内容主要围绕农村生活、农夫和农耕展开，有反映田园景色的恬美和田园生活的简朴的，如《时运》《移居》《和郭主簿》等诗句看出陶渊明远离尘嚣之后春游、登高、饮酒、读书、与朋友谈心等日常生活；有反映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凋敝状况的，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和刘柴桑》《有会而作》等诗句真实写出农民生活贫困和劳而无食的生活状态；也有反映躬耕生活体验的农事诗，其中《归园田居》五首最为典型，如《归园田居·其三》反映的是耕作的日常，内容如下：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此诗是诗人躬耕田园的体验，讲述诗人归隐后在南山下种豆，地里杂草茂盛，阻碍豆苗的生长，诗人一大早便下地锄杂草，到了晚上月亮出来才扛着锄头回家，因山径狭窄且杂草丛生，诗人的衣服被夜间露水沾湿了，反映躬耕的艰辛。诗中“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真切反映了田家农夫为维持生存，终日劳作田野的日常，真实的写出农活的苦与累，表达诗人对田家日常的满足和快乐。

综上所述，陶渊明生活的社会环境虽复杂，但他活出自己的精彩。他贴近农民、贴近生产实际，将农村的日常活动诉诸笔下，拉近了读者距离，在耕读文化上烙下了田园性的印记。

2、山水化的田园——孟诗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6]生活在盛唐时期的孟浩然也不例外，他是成功将山水之美融入田园生活的第一人，“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7]是其才华的高度评价。

纵观孟诗，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是陶诗的继承者，也是陶诗的发展者。孟诗以陶诗为基础，取材的地域范围相当广大，和陶诗一样在写实的基础上寄托情趣。大部分孟诗在赞颂盛唐山水自然纯净之美，同时又不忘融入眼前的田园生活情景，将情感自然平淡掩饰山水田园之间，达到了水乳交融般的境界，朴实无华，如诗作《耶溪泛舟》[8]，内容如下：

落景余清辉，轻桡弄溪渚。

泓澄爱水物，临泛何容与。

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

相看似相识，脉脉不得语。

此诗开篇寥寥数语，将落日余晖的江南耶溪周边环境简单勾勒出来，清新而自然。接着，将映入眼帘的老人岸边垂钓和浣纱女洗衣服的情景和周边环境自然和谐串联在一起，体现简单而质朴的田园生活日常。诗中“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的场景似乎与陶渊明笔下“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9]的桃花源式生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孟浩然将陶渊明幻想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9]美好生活重提笔下，体现孟浩然对美好田园生活热爱和向往。全诗运用借景抒情手法，“田园”情与“山水”景高度融合在一起，“语淡而味终不薄”[10]，乡土气息扑面而来，拨动心弦。陈洪说：“《耶溪泛舟》从乡间田园生活中参悟人生哲理，极大地发挥了山水田园诗的妙用。”[11]对此评价甚是中肯。

罗宗强说：“盛唐诗人的向往自然，归卧自然，是一种自觉的美的追求，是在盛世中追求一种精神的享受，往往于隐逸生活的描写中带着对于人世生活的热烈爱恋；对于世外的自然的美的追求，常常表现的是强烈的入世情思。”[12]的确，正是这种入世情思，孟浩然对田园的认知和了解显然会比陶渊明浅显些许，但是孟浩然的田园情怀不逊于陶渊明，如诗作《过故人庄》，内容如下：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这是一首关于村野生活的描述，也写到朋友之间的友谊。诗中的“鸡黍”突出田家风味，“绿树”、“青山”写出村野环境的清幽，“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更是写出屋檐下主客间举杯畅饮，闲聊话常的农村生活情景。全诗语言通俗易懂，如话家常，诗中田家语言更显乡土气息，读起来倍感亲切。

由此可见，陶、孟二贤诗作，田园特征显著，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如实地反映农民生产、生活状况，成为追溯农村文化源头的重要信息载体，为耕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创造的空间。

（二）民俗性

民俗指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中约定成俗的行为方式，也是世代流传的一种民间文化，诸如重阳节登高、乔迁宴饮、春天踏青之类，没有明文规定，却是大家自觉遵守和维护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因陶、孟二人长期生活在田园，对农村民俗文化自然耳熟目染，饮酒、弹琴等已渐成俗，二贤在诗作中融入这些民俗元素，读起来倍感亲切，有助于继承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1.饮酒文化

酒，作为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的必备饮品，在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农家生活中占据独特地位。陶、孟二人爱饮酒，诗作中几乎篇篇不离酒，实则是对酒文化的传承。可见，“酒是文人墨客精神的寄托，同时也是智慧结晶的代言，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13]。

（1）寄酒于田园生活——陶诗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14]。的确，正是魏晋时期社会黑暗，很多文人志士对时局深感失望，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渴望建立新的人生价值。迫于压力，他们只能借酒消愁。于是，酒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共识，在社会上掀起饮酒的浪潮，陶渊明也不例外。

纵观陶诗，陶渊明是出了名的嗜酒。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说自己：“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又在《止酒》中说:“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 。暮止不安寝, 晨止不能起。”[15]可见，酒成为陶渊明日常田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陶渊明不仅爱喝酒，还会种秫以酿酒。据萧统《陶渊明传》载:“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因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16]可知，种秫酿酒在魏晋时期已成熟，陶渊明识之是入乡随俗的表现，也是对酒文化的一种传承。观其诗作，“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其一》）、“漉我新熟酒”（《归园田居·其五》）、“浊酒聊可恃”（《饮酒·其十八》）等诗句中出现的“酒”实则为农家的一种自酿酒，一般以“秫”或“黍”为原料， 经煮烂，加上曲蘖酿成的，度数不高，酒酿好后会有汁滓，饮时需要过滤。陶渊明常喝之，可见其酿酒技术的熟练度。

在农家，有酒必有佳肴，而所谓的“佳肴”实则为农家风味，诸如自饲鸡、自种菜之类的农作物，陶诗中“设酒杀鸡作食。”（《桃花源记》）“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其五》）“欢颜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山海经·其一》）等可考证，无异于孟诗中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过故人庄》）可知，酒伴随农家食品成为农家饭桌上必不可少的助兴佳品和交流工具。

朱光潜先生说:“渊明诗篇篇有酒。”[17]不足为过，“陶渊明的诗，字里行间散发着扑鼻的酒香，然而，这酒香不单单来自酒，更来自田园生活的酝酿。”[18]他的酒与菊花更是贯穿整个田园生活，如陶诗中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二》

秋菊有佳色,浥露掇其英。——《饮酒·其四》

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九月闲居》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和郭主簿》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饮酒·其七》

由此可见，魏晋时期，采菊浸酒，农家之特色也，成本不高，足以满足农家人闲暇时小啜一杯，消除疲惫。据《西京杂记》记载：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花舒展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19]更有传言云，饮菊花酒可以消灾避祸，有延年益寿之功效，是重阳佳节必备饮品。这说明魏晋时期民间重阳节饮菊花酒的习俗普遍形成，甚至加入了登高这一活动环节，陶诗“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其二》）可证之。这种习俗一直沿袭至唐代，孟浩然也深有体验，作诗《过故人庄》、《九月九日岘山寄张子容》等记载重阳节。据说为驱寒辟邪，还增加“插茱萸”、食糕和赏菊等习俗，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可证之。

由此可见，饮酒在魏晋时期渐成风俗，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诗酒人生”用于形容陶渊明也再适合不过了。

（2）寄情于酒——孟诗​

文人的饮酒风气一直延续到唐代，形成一种独特的士酒文化。盛唐时期，政治开明，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文人墨客争奇斗艳，诗词歌赋空前繁荣。其中，直接吟“酒”或以“酒”为意境的诗篇更是数不胜数，寄情于酒的文人甚多，孟浩然算其中一个。

纵观孟诗，我们发现孟浩然和陶渊明一样“性嗜酒”。李白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20]可证明这一点。据说，韩朝宗任职时喜爱提拔后进，《新唐书·韩朝宗传》云其 “尝荐崔宗之、严武于朝，当时士咸归重之。”[21]他听闻孟浩然才华横溢，有心推荐其入朝为官，孟浩然因与友人酣饮之故，错失进入朝堂的良机。由此可见其“嗜酒”的程度之深。

孟浩然“嗜酒”虽说受当下饮酒风气的影响，但更多旨在寄情于酒。他生活在太平盛世，一直“壮图哀未立，斑白恨吾衰”[22]，对自己的前途更多的是忧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但是观其酒诗，大多为“列筵邀酒伴”的欢乐，极少为抒发“借酒消愁”的苦闷。如诗作《裴司士见访》[22]，内容如下：

府僚能枉驾，家酝复新开。

落日池上酌，清风松下来。

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

谁道山公醉，犹能骑马回。

这是一首有关“列筵邀酒伴”的酒诗。全诗写官宦之友屈尊请来拜访，诗人一家“设酒杀鸡作食”、“摘杨梅”招待客人，尽情酣饮，甚为欢喜，最后一句“谁道山公醉，犹能骑马回”中借助“能骑马”证明自己还未醉，还能继续喝，体现诗人依依不舍之情。全诗表达诗人因朋友到来而感到快乐，同时又不舍朋友离去的离愁别绪，读起来亲切而自然。

综上所述，陶、孟二人的生活的时代虽然跨度过大，但在二贤的诗作中总能寻到“酒”在民俗文化中共性和个性的影子。可见，中国不仅是“诗”的国度，更是“酒”的国度，酒越来越平民化、普遍化，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饮酒，并将饮酒习俗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2.古琴文化

古代中国不仅是“酒”的国度，也是“琴”的国度。琴作为一种乐器，在《诗经》中早有记载，“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等，承载着古人的高妙情致，贯穿中国文学史的始终，成为一种时尚。陶、孟二人的诗作反复写到“琴”，实则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

（1）无弦之琴——陶诗

魏晋时期，社会黑暗，内忧外患，战乱不断，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终日惶恐不安，文人志士生存的环境更是压抑。为了增添生活的情趣，古人以琴自娱，渴望在艺术追求中获得心中净土。其中，以“无弦之琴”著称的陶渊明，促进琴文化的发展。

纵观陶诗，陶渊明一生爱琴，以琴自娱，说其诗篇篇有琴，其实不足为过。陶渊明少年时期就是以有弦之琴为主，旨在陶冶性情。其在诗中自述道：“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与子俨等疏》、“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晨采上药，夕闲素琴。”（《祭从弟敬远文》）[23]可知，陶渊明少年时期便开始学琴、抚琴，这与儒家的礼乐制度有莫大关系，《礼记·乐记》记载：“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以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24]《史记·乐书》亦云:“ 观乐者，审一以定和，节奏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24]可证，佐证了陶渊明“不谙音律”的事实。

直至陶渊明归隐田园，其所弹之琴才转变为无弦之琴，旨在寄托志向，重在意会。孙晓梅说：“陶渊明的‘无弦之琴’只是偶然的弦索不具的产物，‘无弦琴’的弹奏也并非陶渊明弹琴的常态。”[25]我不排除有这种可能，但我认为陶渊明弹无弦琴更倾向于会意性而非言传性，以无声胜有声，达到物我两忘境界。如陶诗中提到琴的诗作《拟古》[26]，内容如下：

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

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

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颜。

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

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

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

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

愿留就君住，从令至岁寒。

此诗写诗人曾经去寻找一位隐逸高人，在高山白云之间寻找到这位隐逸高人后，隐逸高人知道诗人的来意后，为他弹起琴来，先弹《别鹤》，后弹《孤鸾》。可见，诗人是精通琴艺的。诗人以东方隐士自喻，运用象征、比附的手法，将玄学思想注入“琴”中，以抚弄之势弹奏“无弦琴”，表明自己平生固穷守节的坚强意志，传达一种孤单，一种难以表述的情怀，这是弹奏“有弦之琴”难以做到的一点。诸如此类的诗句还有：“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答庞参军》）、“乐琴书以消忧”（《归去来兮辞》）、“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和郭主簿》）[27]等，旨在“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28]。

因此，不论陶渊明的“琴”是无弦还是有弦，琴于陶渊明而言，其价值在于“抚弄以寄其言”。

（2）有弦之琴——孟诗

盛唐时期，琴渐渐与自然山水联系起来，常常出现在诗作的日常生活情景中，成为文人身份的一种特有标识，抒发着各种情思。其中，孟浩然的“有弦之琴”就承载着浓厚的知音之思。

纵观孟诗，孟浩然“深谙琴上音，也明酒中趣”。他爱弹琴，尤其是弹鸣琴，常常以酒诗会友，弹琴轻吟，或自娱、或助兴、或寄意，其笔下琴酒交融，琴中有酒，酒中有琴，琴意绵绵。观其诗作，“半酣下衫袖，拂拭龙唇琴。”（《听郑五愔弹琴》）、“抱琴来取醉，垂钓坐乘闲。”（《题李十四庄兼赠綦毋校书》）、“竹引携琴入，花邀载酒过。”（《宴荣二山池（一题作宴荣山人池亭）、“壶酒朋情洽，琴歌野兴闲。”（《游凤林寺西岭》）、“酒邀彭泽载，琴辍武城弹。”（《卢明府九日岘山宴袁使君张郎中崔员外》）、“达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洗然弟竹亭》）[29]等，可见，琴声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田园生活之乐，诗中“琴”更是倾向于淡泊闲适一面。

孟浩然弹鸣琴虽说是环境使然，醉于自得其乐，但更多是以琴声觅知音，抒发入世情思。孟浩然和陶渊明一样受儒家思想影响，怀有鸿鹄之志，匡扶天下，可惜仕途坎坷，壮志难酬，又不甘白首。于是，他将这一切归咎为知音难觅。他在诗作中也自述道：“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夏日南亭怀辛大》）、“当路谁相假， 知音世所稀。”（《留别王维》）可见其对知音的渴望。为此，他广交天下豪杰，常常活跃在文人政治圈子中，弹鸣琴轻吟，将知音之思尽显其中，在《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30]中以“孤琴”自喻觅知音，含蓄而富有深意，内容如下：

夕阳度西岭，群壑倏已暝。

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

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

之子期宿来，孤琴候萝径。

此诗主要写诗人在山中等待朋友过来相聚，天色渐晚，朋友却迟迟不至，诗的最后诗人“孤琴”自喻，体现“琴”孤独清高的形象，“候”更是体现诗人耐心等待知音心境，全诗融合了儒道，表达诗人等待知音的期盼心情。

由此可见，相较于陶诗中的“琴”，孟诗中更多的是艳羡于陶渊明高洁不同世俗的生活情趣和追求。从孟浩然涉及“琴”的诗作来看，我们发现孟浩然更喜欢以“琴”觅知音。

综上所述，无论是陶渊明时代还是孟浩然时代，“琴”始终代表古代文人志士归隐田园、寄托情志、清新脱俗的高尚隐士形象。在他们看来，“琴”与“书”与“田园生活”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他们以“琴”为伴更多是通过抒发自己的各种情感以表明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固守穷节的志向。

（三）书卷气

“春秋时期，随着分封制的发展，周王室权威丧失，官学下移，原来只掌握在周王官学处的知识，也随之下降到诸侯大夫家中。孔子，以私人身份，把王学的内容教给普通子弟”[31]，为底层百姓创造学习知识的机会，读书风气形成。陶、孟时期，读书入仕更是成为农家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重要出路。于是，农家子弟手不释卷，读书渐成风气，一代一代传承来，逐渐演变成了耕读文化。

1.书的传家——陶诗

魏晋时期，因政治黑暗，天灾人祸频繁，文人志士为保存性命于乱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以读书自娱，修身养性。陶渊明的出现，更是传承了古人读书意识。

纵观陶诗，陶渊明祖上三代做官，光宗耀祖，可是到了陶渊明这一辈，家族衰败，无异于农家子弟，他在诗中也自述道：“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32]由于“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嗟余寡陋，瞻望弗及。”（《命子》）[32]为不负先辈重托，继承先辈遗志，陶渊明从小发愤图强，泛览群书，“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33]，陶渊明读书重在意会，不求甚解。他在诗作中自述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观其诗篇，《咏三良》、《咏荆轲》《读山海经十三首》可证明这一点。

为了更好传承先辈遗志，陶渊明亦十分注重孩子的成长教育。自孩子出生起，陶渊明在孩子的名字中寄寓期望。他在《命子》中自述道：“卜云嘉日，占亦良时。名汝曰俨，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当孩子们荒废学业，不求上进之时，陶渊明愤然写下《责子》一书，希望孩子们把重心放在学业上。陶渊明年至五十左右时，担忧自己年限将至竟还仿效诸葛亮的《诫子书》写下遗嘱性质书信《与子俨等疏》云：“恨室无莱妇，抱兹苦心。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管仲、鲍叔，分财无猜，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34]全信深情款款、字字发自肺腑，感人至深，寄托陶渊明对诸子的殷切期望和浓浓的爱意。

由此可见，读书是“上承先辈遗志，下启教育晚辈”的重要纽带，传家唯有读书高。

2.书的名世——孟诗

陶渊明的读书风气一直沿袭到唐代，因唐代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读书之于文人志士而言，更多的是为了求取功名。孟浩然早年立志读书，正是受盛唐风气的影响，孟诗中尤为显著。

纵观孟诗，孟浩然是一个十分热衷于读书的人，家中藏书尤为丰富。他在《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写道：“苦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 ”[35]又在《入峡寄弟》中说“吾昔与尔辈，读书常闭门。”[35]在《田园作》感叹：“三十犹未遇，书剑时将晚。”[35]又颇为自诩的在《书怀贻京邑同好》中说：“昼夜常自强，词翰颇亦工。”[35]可见，孟浩然致力读书长达三十年，究其原因，这与他的家境有莫大关系。他在诗作中自述道：“维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沾末躬。昼夜常自强，词翰颇亦工。”（《书怀贻京邑同好》）“弊庐在郭外，素产惟田园。”（《涧南即事，贻皎上人 》）[36]可见，相较于陶渊明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其一》）[37]，孟浩然家境是殷实的，不用为生存而苦恼，这也充分说明较之陶诗的“耕”，孟诗重于“读”的缘由。

在孟浩然看来，读书重在“章句”。他在诗作中也自述道“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南归阻雪》）“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 奢旧》)“我爱陶家趣 ,田园无俗情。”(《李氏园林卧疾》)[38]可知，孟浩然艳羡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高尚人格魅力及隐逸田园的从容率真情怀。

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称赞孟浩然道“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39]的确，在孟诗中，我们发现孟浩然读书范围甚广，不拘泥于儒、道，观其诗作：“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晚泊浔阳望庐山》）中的“远公传”指《莲社高贤传》（孟全集），“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中“为学”出自《老子》四十八章，“载”出自《尔雅·释天》；“曾是歌三乐，仍闻咏五篇。”（《冬至后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中“三乐”指《孟子·尽心上》：“父母健在， 兄弟平安，这是第一大快乐；上不愧对于天，下不愧对于人，这是第二大快乐；得到天下优秀的人才进行教育，这是第三大快乐。”“五诗”即五篇之诗，指班固《东都赋》中的“《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和《白雉诗》”等可证明这一点。

综上所述，陶、孟二人无论是在读书的方法、读书的范围还是读书的心得方面皆独具风格，为后世读书人提供典范。

（四）逃避性

逃避性是指不接受现实、趋利避害的一种行为状态。生活在不同的时代陶、孟二人，早期仕进思想激进，无奈壮志难酬，为抚慰心中的伤痛，他们将目光转移到田园生活，企图忘记仕途的不悦，这实则一种逃避行为。

1.逃避政斗——陶诗

魏晋时期，朝代更替频繁，统治者篡位争夺屡次不休，虚有贵族子弟之名的陶渊明与寒门子弟的生活根本无差别。因为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等级森严的财阀制度下，没落的贵族子弟和寒门子弟想入朝为官绝非易事。他们虽没有直接的性命之忧，却存在一定程度的危险，要想身居高位谋其职，安然无恙的存活下来，必须攀结权贵，依附当今权贵族作为自己的坚强后盾，否则，所谋之官职多为闲职且无实权，唯一的好处是俸禄能维持一家子较为阔绰的生计。“性本自然”的陶渊明，因看不惯官场的尔虞我诈，为保全性命于乱世，主动弃官归隐田园，在我看来是其逃避政斗的一种借口。

古往今来，无论是出于个人还是家庭等因素，年轻一代对祖国始终怀有一颗炽热的报国之心，陶渊明也不例外。陶渊明自幼生活在农村，目睹农村的变化，又因师承儒学，受孔、孟思想的影响，他一直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远大抱负，再加之家族历代为官的历史渊源，入仕之心可谓坚如磐石。早期的他为入仕做了许多积极的准备，陶诗中“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等证明了这一点。

据记载，陶渊明也如愿担任过几任小官，不过多为虚职，地位卑微，权力处处受限，还要阿谀奉承上级，有违初衷，时间一久，内心所受到的谴责更为强烈。因此，任职不久均一一请辞还乡。

辞去彭泽县令一职是陶渊明逃避政斗的重要标志。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授去职。”[40]可知，久居官场的陶渊明已清醒认识到官场政治之黑暗严酷的社会现实，曾妄想改变现实的希望屡试屡挫，不再对官场生活抱任何希望。于是，接连受挫的陶渊明开始将目光转向田园以远离官场尔虞我诈的斗争，寻回心中的乐土。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说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缘故，才“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其一》)，而我认为陶渊明主动弃官归隐且不再出仕是对无法改变现实的屈服和退缩。

此外，前面有谈到陶渊明爱喝酒，其实也是他逃避政斗、韬晦免祸、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虽说陶渊明官场生活无直接的性命之忧，但也是危险重重，而喝酒不管是在官场还是田园都是化解危机的最好武器，叶梦得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与酒，可以粗远世故。”[41]证明了这一点。

2.逃避自我——孟诗

盛唐时期，政治开明，老百姓安居乐业，求取进仕门槛下降，做官渠道也拓宽。许多有识之士似乎看到入仕希望，不想一辈子碌碌无为，屈就田园耕作，时刻期望为国家添砖加瓦作贡献。与陶渊明同为著名田园诗人孟浩然，也有为国大展宏图之志，奈何博取功名无门路，“黄金燃桂尽，壮志逐年衰。”[42]一次又一次的仕途失意使他备受重创，壮志难酬的他，情绪极其消极。于是，他将目光转移到自然，认为自己“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自洛之越》）[43]企图麻木自己，这实则是一种逃避自我的行为。

较之陶渊明主动弃官归隐，孟浩然实属被迫归隐。孟浩然的一生都在求仕的道路上痛苦前行，他在《都下送辛大之鄂》中写道：“未逢调鼎用，徒有济川心。”此外，他也曾努力尝试过多种人仕的途径，如“终南捷径”，仿造唐朝卢藏“归隐求仕”被赏识重用；献诗自荐，写诗给当朝丞相张九龄言：“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干谒权臣引荐，“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谁能为杨雄，一荐甘泉赋”[44]；参加科举考试，“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45]可惜每一条途径都行不通，尤其是参加科举，本以为是他另一条出路，结果三次去长安赴考均以落第告终，仕途的失意使他备受挫败和痛心，他在《南归阻雪》自述道“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十上耻还家，裴回守归路。”

“严酷的现实使他对社会有了清醒的认识：所谓盛世，其实不过是权贵们的盛宴，只有他们才能分享高官厚禄，至于中下层社会的士子，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只能被遗弃为寒士。”[46]为了排遣进仕的失意，获得自己心灵上的平衡，孟浩然开始将目光转向自然。其中，漫游吴越是孟浩然逃离现实一个重要标志，他在《秦中感秋寄远上人》写道：“一丘尝欲卧，三径苦无资。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47]又在《自洛之越》中自我辩护道：“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皆为其逃避自我的借口罢了。

在漫游吴越期间，孟浩然的心情是无比复杂的，总是在仕隐之间摇摆不定。诚如芳村弘道说的“他既心怀脱俗的愿望，同时又不舍为官的志向。这一充满矛盾的生存方式令他烦恼不堪。”[48]的确，一方面孟浩然喜爱田园，醉心于自然山水，十分享受山水田园生活间带来的宁静和淳朴，始终将山水田园作为自己最好的情感寄托，他在《东坡遇雨率尔贻谢南池》写道的：“予意在耕稼，因君问土宜。”[49]另一方面，观其山水田园诗，比起陶对田园生活的亲近、理解和感悟，孟浩然与真正的田园还是具有一定距离，他更多地是作为田园生活的旁观者切入诗作，从《过故人庄》《送张祥之房陵》《北涧泛舟》等诗歌中可以看出。此外，孟浩然人生的最终归宿依旧是仕途。他在漫游期间，从未忘却科举失利的屈辱感，时怀报国之志，如“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 。”(《久滞越中贻谢南池会稽贺少府 》)[50]等，体现他高远的心志，。

综上所述，二贤在求仕道路上确实存在逃避的嫌疑，企图将不满的情绪掩盖于山水田园生活中，以寻找契合心灵的精神安慰，但这终究无法解决问题，唯有接受现实，勇敢面对挫折，才能从中寻找出破解之道，走向人生巅峰。

（五）抗争性

抗争性就是人们在生产和实践中因不满现状又无法改变，通过某种隐晦方式进行嘲讽、批判、指责相关的人或事，借以表达自己的愤懑或同情一种方式。纵观陶、孟二人诗作，二人不管是在“隐”还是“仕”的生活中，都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对社会的不满 。

1.对社会现状的抗争——陶诗

魏晋时期，陶渊明经过几次“出仕”，看透社会世态炎凉、政治制度的黑暗、奸吝小人的横行，心中固然不满、反对，想改变现状，却无能为力。当时在官场为官之人亦小心翼翼，生怕自己出言不逊为官仕途毁于一旦，或者站错阵营招来杀身之祸。陶渊明是为人坦荡、正直不阿的人，官场的尔虞我诈令他心力交瘁，田园悠然闲适的生活反而使他身心愉悦。陶渊明厌倦了官场的生活，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毅然选择栖息田园以抗争社会的黑暗。换言之，陶渊明归隐田园其实是愤世嫉俗、反抗黑暗统治的隐晦曲折表现。

首先，陶渊明将田园生活当作污浊官场的对立面，以亲近田园反抗社会黑暗，谴责统治者为非作歹的统治方式，《饮酒·其九》为其典例。田父劝陶渊明再次出仕，认为陶渊明“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51]陶渊明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51]婉拒田父的好意，表明自己守拙不仕、不趋附浑浊时尚的坚定决心。可见，陶渊明拒绝再出仕，实则是反抗社会政治黑暗的表现，观其诗作，《杂诗》《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归园田居·其二》可证明这一点。

其次，陶渊明甘于归隐田园并不意味着他就此不忧世事，而是以耕读的方式控诉自己对社会现状的不满。观其诗作，陶渊明犹爱读《山海经》，为此写下《读山海经》十三首，诗中也多处赞颂抗争精神，如《读山海经·其八》借“不死之民”“不死国”之神话传说揭露晋宋之际某些隐秘的政治历史事件和批判统治者的恶行；《读山海经·其九》歌咏夸父为理想伟大现身的抗争精神；《读山海经·其十》赞颂精卫、刑天不畏艰难、视死如归的抗争精神等。陶渊明将时事政治隐晦于神话传说故事和神话形象之中，以抗争为主题，反映出陶渊明骨子里的傲气和抗争精神。

此外，《梁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曰:“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 亦寄酒为迹焉。”[52]的确，陶渊明爱喝酒是出了名的，但“性嗜酒”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酒醉后可以肆无忌惮吐露真言，而且当朝权贵又无任何理由怪罪一个醉酒之人。很多时候，世人看陶渊明喝醉了是在胡言乱语，实则并非如此，中国有句老话说：酒后吐真言。喝酒之后的陶渊明似醉非醉，恰恰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醒之人，企图用醉言毫无保留的吐露社会的不满，唤醒统治者的“仁爱”之心。

2.对自身命运的抗争——孟诗

反观孟诗，相比于陶渊明归隐田园的抗争方式，孟浩然则为仕进思想的抗争。在“明扬逢圣代”的唐代，“端居耻圣明”，仕进不仅是努力用世、积极进取的一种表现，也是改变自身命运、晋升上层社会的一种方式，这鞭策着他一生入仕从政的壮志和信念。为此，在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中，我们会发现许多时候孟浩然是身闲而心不闲。

孟浩然一生热衷于功名仕宦，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和他开玩笑，使他在求仕的路上越走越远，但他始终未曾放弃过，一次次的失败反而使助长了他求仕的渴望。由最初“隐居鹿门山，以诗自适”的隐居待仕，到“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再到后来的漫游山水，广交好友以求引荐等，可见他时刻为仕途做准备，为改变自身命运不断努力。

求仕的断断续续贯穿孟浩然的一生，窥其诗作，“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田园作》“ 欲随平子去, 犹未献 《甘泉》。”（《题长安主人壁》)等，突出孟浩然渴望仕宦的心理，这与陶渊明短暂的仕进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

然而，从仕途的结果来看，孟浩然仕途显然是失败的，但他敢于改变自身命运，在一定的程度上他又是成功的。他看着身边结交的多数好友如愿以偿进入仕途，在各个地方为国建功立业，求仕不成的孟浩然心中不免有些挫败感，但他并未因此而颓废，而是“寄语朝廷当世人，何时重见长安道。”[53]在“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留别王侍御维》）之下依旧负重前行，绝不向命运屈服的顽强斗争精神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

此外，也许是从未入仕的缘由，孟浩然观察世事始终不如陶渊明透彻，一生只为仕途。孟浩然的很多诗作中都有提及“迷”，体现他心有不甘的同时对前途感到过渺茫，如“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早寒江上有怀》）[54]即便如此，孟浩然也没有像陶渊明一样在困难面前退缩，而是迎难而上，企图改变现状，漫游吴越为其显证。

在漫游吴越期间，孟浩然看似散心，实则为仕途做积极的准备。他一边游山玩水，一边广交好友，渴望得到仕宦之友的引荐，同时他对“落第”之事耿耿于怀，时怀“魏阙”之念，他在诗作中自述道：“魏阙心恒在，金门诏不忘。”（《自浔阳泛舟经明海》）“未能志魏阙，空此滞秦稽。”（《久滞越中贻谢甫池会稽贺少府》）“回瞻魏阙路，空复子牟心。”（《初下浙江舟中口号》）[55]体现他对宏图大志的吟唱和为国建功立业的渴求。可见，其政治愿望和实现自身价值的企图无一不掩盖于纵情山水、四处干谒和广交好友之中。

综上所述，二人的抗争结果看似失败，实际上却是成功。二人的抗争虽然撼动不了统治者的地位，改变社会现实，但他们皆以“笔”为武器，揭露社会丑陋的一面，给以统治者侧面的警醒，彻底将民间的疾苦暴露于统治者之下，诉说广大人民的心声，批判统治者的不是，实则劝勉统治者们以国之大业、天下百姓为大局，亲贤远佞，将目光从自身利益转移到广大百姓的需求上，居安思危，齐心协力消除社会隐患，为百姓造福。

四、二贤诗作耕读文化的文学与社会价值

（一）文学价值

1.影响传统文人的思想观念

魏晋以前，一般文人以高谈虚论、左琴右书、家国天下为文人创作的思想观念，耻涉农商为时髦，不屑谈论有关农务事，更不晓得耕稼之苦。直至魏晋时期，陶渊明出现，冲破玄学思想的束缚，大量描写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他们才渐渐的将目光转向田园生活，重新审视田园的价值，希企将政治理念掩盖于隐逸思想中，隐逸之风开始盛行。在陶诗中，陶渊明接近农民，接近生产实际，农耕主题突出，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农民的生活状况，诉说着农民的心声，也直白地道出了无数文人志士的心声，文人志士开始纷纷效仿。同时期的“山水诗祖”谢灵运，受陶渊明隐逸思想的影响，在陶诗的基础上开创山水诗这一新题材，对后世影响深远。

到了唐代，学陶风气更是达到鼎盛，孟浩然是学陶极为相似的一人，他在陶、谢的基础上开创山水田园诗这一新题材，成功的将山水与田园生活相融合，将隐逸平淡的生活如实描写出来，不假雕饰，清新自然，接近陶诗诗风。在孟诗中，儒学思想仍占主导地位，中间夹杂着道家和佛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隐逸思想，促进农耕文明的发展。

2.影响传统文人的创作风格

纵观陶、孟二人诗作，二人在写实的基础上寄托着情趣。在魏晋之前，我国古代文人志士创作题材一般以社会政治为主，创作风格一般为豪言壮志；直至陶渊明的出现，成功开创田园诗题材，一改以往华丽的文风，注入淳朴而自然的创作风格。萧统《陶渊明传》曰：“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56]盛唐时期的孟浩然，受陶渊明影响颇深，其诗的创作风格近乎陶诗，冲淡自然，又异于陶诗。他将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融入诗作之中，使山水之美与田园生活自然衔接起来，感兴而发，符合陶诗不假雕饰的创作风格。房日晰在《略谈孟浩然诗风的清与淡》一文中指出：“纵观孟诗，其诗风之淡，大致有三：一为思想感情的淡，没有激切的情绪的流露；二为诗意表现的淡，没有浓烈的诗意的展示；三为语言色彩的淡，没有绚丽色彩的描绘。”[57]

清人沈德鸠曰：“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58]的确，正因性相近，唐代以后的文人志士皆仿效其创作风格，如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纵观李白的诗作，李白主要生活在盛唐，性格狂傲不羁，诗歌风格更是豪迈飘逸，多为反映祖国的壮丽山河，想象力丰富，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也有反映农家题材的诗作，如《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反映了农家日常的琐事人情，风格平淡爽直的。纵观杜甫诗作，杜甫主要生活在晚唐，性格沉闷悲怆、忧国忧民，诗歌风格是沉郁顿挫，多为反映民间疾苦、山河破裂，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如“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反映了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以及战乱带给老百姓无穷灾难的社会现实，风格沉郁顿挫，感情真挚，平实雅谈。宋人秦观评价杜甫的风格道：“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59]

由此可见，陶、孟二人诗歌的创作风格备受后世青睐，引领着时代的潮流。

3.影响传统文人的审美艺术

陶、孟二人生活的时代不同，皆因田园而结缘，他们的田园诗在审美艺术上亦极为相似，有简朴真淳之美。

纵观陶诗，我们会发现陶诗更多的是追求富有哲理的意境之美。陶渊明写景不注重追求物体上的形象，叙事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事物的现象看本质，以表达高于世人的情，悟出高境界的哲理。他擅于利用平凡的生活提升至一种哲理状态，观其诗作，“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杂诗》）[60]劝勉人们珍惜光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劝农》）[61]劝勉农民勤奋耕耘，自食其力；“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62]感慨人生变幻、事物盛衰、生死的不可避免自然法则等。这些诗句看似平淡，实则蕴含极深的哲理，发人深省。可见，“他善于以白描及写意手法勾勒景物、点染环境，意境浑融高远又富含理趣。语言精工本色，朴素真率，笔调疏淡，风韵深厚。”[63]这深刻影响和启发同时期的谢灵运，他把生活中的哲理利用山水的客观美外化表现出来，开创山水诗新题材，对后世，尤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产生积极的意义。

反观孟诗，他追求的是“兴象”之美，即以语言塑造形象，再以形象显示诗歌主旨。在孟浩然的诗里，他的山水田园诗作十分贴切自己的生活，以自己所见所闻为主，兴感即发，抒情言志，弦外之音的表情达意音，象外之旨。如“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秋登兰山寄张五》）“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64]等将自然山水的具体形象用语言描述出来，一气呵成、自然浑成、字句通顺流畅、毫无雕琢痕迹，构筑起完整的意境，丰富山水田园的诗歌意境。这对襄阳诗人的诗歌创作上产生深远影响。

（二）社会价值

耕读文化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统的亦耕亦读的生活模式演变而来的，是古人在不同时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寻回自然本性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业为国、男耕女织。细读陶、孟二人的诗作，田园乡土气息浓厚。农忙之时，农夫早出晚归，“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65]；农闲之时，邀请近邻友人，“把酒话桑麻”，“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66]，生活充实而惬意，呈现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67]的美好社会。

然而，回到当今社会，“壮”是有所用，但是“老有所终，幼有所长”却大不如前了。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广，城市化的建设不断加快，为了追求更好地生活，大量农民青壮年背井离乡，涌向城市，生活节奏渐渐加快，加班熬夜已习以为常，每天上下班一窝蜂似的挤地铁、挤公交。因城市生活压力大，老人和小孩只能寄养在农村，导致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现象普遍，逐渐违背了孔子所言的“老有所养,幼有所教”[68]的初衷，聚少离多。

此外，农业技术的日臻成熟，既是XXX的一种进步也是一种遗憾。因人工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古人传统的耕读方式也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诸如人吆喝牛耕地、牧童吹笛赶放牛羊之类，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化大生产模式，如温室大棚、稼接技术、转基因工程等，促使农产品商业化现象严重，引发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

因此，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当中，寻回自然本性，有助于放缓生活的脚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增加人们的幸福感。

2.传承“耕读”精神

在几千年农业文明发展中，耕读文化自强不息，耕读文化的价值——“耕读”精神更是成为各个阶层普遍认可的社会共识，至今仍在社会中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和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

当今世界，日新月异，传统的“耕读”生活渐渐远去，“耕读”精神也日渐式微，人们对“耕读”的理解悉数停留于“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的耕读生活，殊不知XXX已赋予“耕读”新的内涵，其实质是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相统一。中国是文化大国，耕读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文化，其“耕读”价值和理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世代相传的家风、家训和家规，如“耕读传家”至今还流传，具有重要的教化意义。

此外，作为XXX的“耕读”人，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还要德才兼备。XXX“耕读”的群体已从农业渐渐扩大到各行各业，知识面更是由国内扩展到国外乃至全世界。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传承“耕读”精神有利于现代人缓解各种压力，降低各种精神和心理疾病，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涵养人心。

另外，传承“耕读”精神，还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促进自身不断进步和发展，做到“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养成“耕以养身，读以明道”的学习习惯，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四有”公民。

3.推动农村新文明建设

近年来，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xxxxxxxx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农村的发展重要性，展开一列新农村建设措施，其中农村新文明建设尤为关键。因为“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化，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69]耕读文化作为农村文明的源头，有利于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摒弃农村陈规陋习，培养积极向上、勤俭节约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丰富农民的生活，提升农民的精神风貌，正确把握XXX文明实践的基本属性和价值取向，增强中国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五、结语

耕读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长河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对于增强全民族的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精神,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耕读文化为观点展开论述，基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以农业为物质基础的耕读文化高度浓缩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对研究中国古代农村文化习俗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面对当今传统文化衰落、乡村人文生态失衡的现实，通过对比分析研究的方法探讨古人作品中的耕读文化现象，有助于改变耕读文化在当代社会中走向消亡的现状，呼吁大家一起保护耕读文化，留住耕读文化的记忆，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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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陶诗耕读分布

孟诗耕读分布

论古人诗作中的耕读文化——以陶渊明、孟浩然的作品为例

价格 ¥5.50 发布时间 2023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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