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揭露与妥协希求 ——《牡丹亭》与汤显祖的政治表达

内容摘要：《牡丹亭》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代表作，历代批评家对其有着广泛的研究讨论，大多学者往往重点关注“至情论”与浪漫主义风格，而对其中政治性情节关注不足。然而，这些政治性情节是明代后期某些社会现象、外交时事以及汤显祖政治诉求的反映，同时汤显祖在其中表现出的政治态度在明代后期的士大夫中具有个案意义。本文将从反叛与妥协两个角度，结合汤显祖的从政经历、明代后期的时代背景与内政外交的政治局面对汤显祖在《牡丹亭》中表现的政治态度进行细致分析。首先，汤显祖通过对柳梦梅入仕之路、宋金战争以及杜宝的言语行动等表达了对当时科举、边境策略以及灰暗仕途的抨击与讽刺，表达了他对明代后期政治局面的失望与不满；其次，汤显祖的政治理想与统治者提倡的“循吏”相契合，同时他对皇权仍然存在着幻想，这些都体现了他作为传统官吏的保守性，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他的妥协姿态。综上，汤显祖在《牡丹亭》中表现出的政治诉求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屡次受到政治排挤打压，以及对明代日渐黑暗的政治局面的不满情绪日益累积，他在作品中表露出讽刺反叛的态度；而另一方面，作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官员，他的政治理念仍不失保守色彩。如此正反两面的表达与明代后期复杂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更离不开汤显祖对时代政治的亲身体察。

关键词：《牡丹亭》汤显祖政治诉求

绪论

《牡丹亭》作为汤显祖最负盛名的作品，其政治内容的剖析往往在汤显祖的年谱中被举例提及，而较少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然而抛却情爱与浪漫，《牡丹亭》中同时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内容，体现了明代后期种种不公的社会现象与士大夫的政治态度与精神面貌。因此分析作品中与政治相关的情节对于全面深刻理解作品内容、探讨汤显祖乃至明代后期官员的政治态度与思想倾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意义

汤显祖于1583年正始步入仕途，1598年辞官归隐，恰好处于万历皇帝统治由盛转衰的时期。“万历中兴”如昙花一现，失去张居正强硬手腕控制的朝廷逐渐走向衰落，年轻的帝王也失去了初期的昂扬姿态，以消极怠工的方式与朝臣对抗。仅仅十五年的政治生涯，让汤显祖看透了明代官场的黑暗腐朽，最终决心弃官归乡。《牡丹亭》即创作于汤显祖的归隐年。与他后期明晰的政治反叛姿态不同，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所表现的政治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将自己科举屡屡失利的辛酸与对明代时事的不满态度寄予其中，揭露了明代官场的腐朽灰暗；另一方面，他作为受到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教育、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在遂昌任上创作的《牡丹亭》仍表现出了对统治者的幻想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因此汤显祖仍然具有未冲破封建旧吏传统的鲜明特征。

《牡丹亭》虽以“儿女风情戏”为人们熟知，但其中包含的政治内容经过了汤显祖精心构思安排，更直接地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因此同样值得我们的注意。《牡丹亭》作于汤显祖于遂昌任上最后一年，作为长期处于政治漩涡之中的戏剧家的作品，一方面，《牡丹亭》表现了汤显祖对现实的不满与批判；而另一方面，作者在文本中仍表现出了明代士大夫阶层的典型特征，因而作品对分析明代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从《牡丹亭》可以窥见明代中后期的政治与社会现实。《牡丹亭》虽假托宋代之事，实则表现的是明代种种社会现象。明代从嘉靖年间开始走向衰落，汤显祖所处的万历朝更是黑暗，朝廷内部政治腐朽、党政激烈、财政困难、皇帝耽于享乐；外部则边患问题日益严重。有明一代朝着衰落一途急速发展。汤显祖在科举、为官过程中屡次感受到朝堂的灰暗不公，任地方官时期依循政治理想进行的改革也以失败告终，这些使得汤显祖对朝堂政治的腐败、对国家危机有了清醒深刻的认识。文本中的宋金战争、柳梦梅的干谒之举、识宝钦差苗舜宾的塑造等都是汤显祖对明代政治问题进行体察反思的结晶。因此在决心挂印归去之时，他将明代的政治问题反映在戏剧之中，以清醒的姿态反映社会现实，并对其进行批判。

其次，戏剧中汤显祖对社会政治的批判以及复杂的政治态度具有个案意义，可以作为明代后期士大夫阶层对社会现实的代表态度进行分析研究。明代中后期，社会各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商品经济空前发展、思想领域活跃，而物欲和个性的过度膨胀影响到政治一途，使得朝堂朝着黑暗腐朽的方向迈进。社会的变动塑造了明代后期文人较之以往朝代不同的人格特征和生活态度。一些文人不再过分执着于博取功名、于朝堂之上施展抱负，对名利的清晰认识与个性的发展使一些人对现实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时常处于仕隐之间。《牡丹亭》中汤显祖的批判姿态即清楚反映出汤显祖作为明末士大夫的典型特征；而作者通过杜宝流露出的归隐之意在政治腐朽的明代后期也同样具有典型性。

二、研究现状

系统研究汤显祖生平的论著不胜枚举。而作为为官十五年的官员，他的从政经历、政治观念与作为也被反复研究。

黄芝冈《汤显祖编年评传》以年份为顺序，对汤显祖的人生履历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其中，对于汤显祖万历十一年入朝为官后的政治纷争也进行了梳理，当年的朝中大事、社会状况，包括与汤显祖有关的官员的活动、他们给予汤显祖的影响以及汤显祖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反应都进行了联系考察。作者在梳理一些特殊事件时，会提及汤显祖曾将其作为戏剧素材进行加工创作。

周育德《汤显祖论稿》从哲学、宗教、文艺、政治、社会、剧坛等角度对汤显祖的思想政治观念以及与其有关的社会现象、历史事件进行了梳理研究。其中，“汤显祖和万历政界”一章分析了张居正把持科考对汤显祖的影响，以及申时行担任首辅时期朝堂的黑暗、国力的衰弱。“临川四梦中的明代社会”一章则联系明代社会状况，对戏剧中的一些情节进行了分析研究。作者指出，《牡丹亭》中的宋金战争是汤显祖在对外关系上的观点的曲折反映，而《劝农》一出中杜宝的政治实践是汤显祖无法实现的政治理想。

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指出，明代后期是中国古代发生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时期，并分析了士大夫在君子、仕隐、忠孝节义、生死等传统问题上的观念变化，以及由此形成的明代士大夫崭新的人格特征。作者指出，明代士大夫常有出处仕隐的困惑，纯文人性格不能够适应官场的蝇营狗苟，一些官员饱尝名利之苦，归田与息隐意识逐渐流行开来，因而一些士大夫转向了仕隐之间。

除论著之外，学者们的期刊论文从精神分析、人物形象分析等各个角度入手，对汤显祖在《牡丹亭》中的政治诉求进行了讨论。

刘冬梅在《文学前沿》上发表的《政治表达与情欲伪装——精神分析视野下的汤显祖与<牡丹亭>》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分析了作品中表现的汤显祖的政治压抑与欲望满足。作者认为，杜宝的形象表达了汤显祖潜意识中对政治理想的渴求；杜丽娘对爱情的渴望则表现了汤显祖政治理想不得满足的心理，同时汤显祖从杜丽娘情感愿望的满足中获得了自我的心理满足。

王东、李晓磊在《电影评介》上发表的《<牡丹亭>中汤显祖的政治潜意识解读》同样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分析了杜丽娘形象的意义。作者认为，杜丽娘鬼魂时期自荐枕席的行为是汤显祖潜意识中的“士无媒”政治理想；杜丽娘的以情抗礼表达了他在“忠君”情感上的反叛思想。

何雨在《戏剧文学》上发表的《理想寄托下的希望之梦——解读“临川四梦”中汤显祖的政治思想》通过对作品中南安太守杜宝的形象及其政治实践的分析，指出杜宝是汤显祖政治理想的寄托者与实践者。同时作者认为，杜丽娘曲折的情感经历是汤显祖抒发政治失意的方式。

“溯流文化”在搜狐网上发表的《浅析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柳梦梅形象》对柳梦梅这一人物形象进行了细致分析研究，文章指出，柳梦梅这一形象的塑造具有讽刺科考、讽刺政事、表达政治理想等多重寓意，表现了汤显祖的人生理想与思想观念。

总之，汤显祖的人生履历记载详实，学者研究透彻，关于其从政生涯对其戏剧创作的影响也多有涉及，但此类研究多集中于《南柯记》与《邯郸记》两部作品，汤显祖对政治的反叛姿态在此得到最为鲜明的体现。学者对汤显祖的《牡丹亭》中的政治表达研究相对较少，即使涉及也通常在年谱中一笔带过。而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论文中，学者通过杜宝的行为乃至杜丽娘的求爱经历，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得出汤显祖政治理想不得实现时潜意识中的需求，认为作品是汤显祖政治理想的幻想性满足。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学者通常着重关注汤显祖对政治的批判精神，而忽视了他的妥协性与保守性，忽视了杜宝忠君爱国形象背后隐藏的汤显祖传统的政治观念。本文从正反两方面，全方位地分析汤显祖复杂的政治态度，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作品内涵的理解，也有助于对明末士大夫的政治态度进行探讨。

三、汤显祖与时代

明代中后期是深受历史学家关注的社会变革期，经济、思想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与朝堂的日益腐败共同勾勒了其异于之前的社会面貌。汤显祖一生中的许多抉择是当时的政治局面促成的，而他的一些观念的性格又与当时的时代状况息息相关，是当时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

（一）大变动的时代

汤显祖生于1550年，卒于1616年，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但其为官后的政治活动集中于万历年间。汤显祖生活的时代，正是明代社会的衰落期，也是明代社会发生较大变动的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抑或是思想文化，此一时期的社会都显示出了迥然不同的面貌，这些因素造成了汤显祖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复杂的思想倾向。

明代中后期以后，商品经济逐渐发展开来，城市世俗生活的繁荣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观念，尤其是富饶的南方地区，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空前繁荣商业市场冲击着人们“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一大批文人不再以入仕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转而寻求在世俗生活与商品经济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江南地区的一些文人科举失利后转而以题字卖画维持生活，即使是身处官场的士大夫，也常常怀有仕隐的矛盾心理，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他们退出官场、不从事农桑也能够获取生存的资本。科举入仕无疑仍然是寒窗苦读的学子的首选之路，但当此路不通，他们拥有了官农之外的其他的选择。

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明代思想领域也空前活跃，明朝初年，陈献章就开始尝试打破程朱理学的专断地位，而提倡自我精神。至正德、嘉靖年间，王阳明心学的传播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浪潮，对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产生强大冲击。王阳明试图以“去私欲”改变由商品经济发展产生的重利轻义现象与奢靡之风，提高民众的道德修养，并对程朱理学禁锢思想的行为进行了大胆否定。对程朱理学的怀疑张扬了文人的个性，有不少人直言程朱理学是“假道学”。随后李贽因提倡“反道学”而被斥为异端的思想在社会广为传播。在此种思想潮流影响下，文人的思想开始被解放，即使是在朝为官的士大夫亦能够以犀利清醒的眼光看待社会种种现象，并以批判姿态对其进行大胆质疑。

明代文人的批判精神是与黑暗腐朽的政治息息相关的。明代自嘉靖年间开始走向末路，政治黑暗腐朽。而上文论及的商品经济之繁荣与奢靡之风盛行渗透进政治领域，导致一些官员开始试图突破道德底线，从而促使了腐败的发生。嘉靖皇帝长年不上朝，荒于政事，国库亏空严重；隆庆帝平庸且在位时间较短，纵使曾实行新政也并未起到显著效果。万历朝起初在张居正的把持下略有起色，但如昙花一现，张居正去世后其改革措施均被废除，新首辅申时行吸取张居正因过于强硬而与文官集团对立，去世后被抄家的教训，对文官集团业已存在的问题采取平和调济的办法，企图以道德观念缝补文官之间的缝隙，对万历皇帝也尽量言听计从，这直接导致文官集团私欲的继续膨胀，而皇帝在张居正被抄家后逐渐明白自身始终处于文官的控制之下，加之与文官关于皇太子之争的矛盾，张居正时期励精图治的万历皇帝对政事开始感到厌倦与疲惫。皇帝的消极怠工与申时行首尾两端的性格使得政局复又恢复了黑暗腐败的局面。而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时期权势极大，大力扶植亲信，此社会风气继续蔓延，又使得本就初现端倪的党争日益严重。政治的黑暗腐朽使真正有才之士无法施展抱负，正如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篇有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一些自视甚高、不屑于同流合污、对朝堂失去信心的文人便选择了全身而退，寄身乡野世俗之间。

汤显祖生活的明代中后期是明代社会各种变动最为显著的时期，经济、思想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与政治的黑暗使士大夫养成了崭新的文人性格，汤显祖在《牡丹亭》中表现出的复杂政治态度不仅与自身经历相关，更是正是在此种鲜明时代特征的产物。

（二）屡屡碰壁的政治生涯

汤显祖出生于书香门第，年少时便颇有才名。科考数次后最终以低名次得中进士，入仕后不久便自请前往南京任职，最后由于上疏激怒皇帝而被贬地方。汤显祖的政治生涯并不复杂，大致可分为科考时期、南京为官时期与贬谪时期三阶段。

入京参加会试尚未入仕时期，汤显祖便已经充分感受到政局风气的黑暗腐朽与不公。隆庆四年（1570），二十一岁的汤显祖中举，汤显祖应试时期，张居正把持朝政。1577年，汤显祖第三次进京会试，结识沈懋学，此二人便被正为儿子中举制造声势、物色才子的张居正相中。张居正托人流露招揽之意，沈懋学前往拜谒，汤显祖却拒绝了。最终果然沈懋学得中状元，张居正之子张嗣修为榜眼，汤显祖落第。1580年，张居正再次向汤显祖抛出橄榄枝，邀其与张懋修同游，汤显祖仍拒绝，声称：“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结果再次名落孙山。汤显祖不攀附权贵的气节虽然为世人称赞，却也酿成了显而易见的后果。直至1582年张居正去世，汤显祖才得以于1583年及第。《明史》载：“张居正……闻显祖及沈懋学名，命诸子延致。显祖谢弗往……显祖至万历十一年始成进士。”即明确道出了张居正对汤显祖科举失利的巨大影响。入职为官后，为保持自己的清正气节，汤显祖又拒绝申时行与张四维的招致，从而失去了考取庶吉士的机会。此时汤显祖已经感受到朝堂的不公气氛。刚直不阿的文人性格与气节使然，同时也是为躲避京城的政治纷争，他放弃了在京为官的机会，而自请出为南京太常博士这一闲职。

南京为官时期，是汤显祖的反叛思想形成与发展时期。与四周官员的往来交际使他对朝政的批判立场越来越坚定鲜明。汤显祖在南京为官七年，历任南京太常博士、詹事府主簿、南京礼部祠祭主事。明代设南京为留都，南京虽有完整的官僚机构，却并无繁杂政事。许多受到排挤的官员被派往南京任职，与弃而不用无异，因而这些人在抨击朝政上具有相似的立场与倾向。汤显祖在南京时便与早期东林党人士有交际，时常与他们书信往来，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可以得见汤显祖与他们持有相同的意见。这也是汤显祖在《牡丹亭》中表现出了明显政治批判倾向的原因之一。

南京为官清闲，汤显祖虽远离官场纷争，却始终心系朝廷，关注政事。1591年，京城发生星变，言官向万历皇帝进谏，却被万历斥责，申时行希图借皇帝之势压制言论，登时朝野间无人再上言。风口浪尖之时，汤显祖英勇上《论辅臣科臣疏》，弹劾申时行、杨文举与胡汝宁的可耻行径，并犀利指出万历皇帝的过失与无能。这是汤显祖对黑暗官场不满情绪的一次直接爆发，但这一举动无疑招致了万历的怒火。果然不久后，汤显祖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吏，他的政治生涯开始走向低谷。

汤显祖在广东徐闻为官两年后移浙江遂昌知县。在遂昌任职的五年是汤显祖试图施展政治抱负、诠释政治理想的时期，作为饱读诗书的地方官员，他从未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从而试图在遂昌县建造“理想国”。汤显祖在地方实行了打压豪强、缓征赋税、兴办学校等一系列措施，希望造福一方百姓。然而他的政治理想最终因朝臣的排挤作梗而破灭，他也彻底对朝廷失去信心。1598年，汤显祖创作代表作《牡丹亭》，同年弃官归临川，结束了他十五年的政治生涯。

汤显祖从政十五年，恰处于万历朝短暂复兴而又趋于黑暗的时期。思想与经济领域的活跃使他的思想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的禁锢，而寻求自由与真情的释放抒发，因而他在戏剧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文理想与浪漫主义色彩。作为渴望抒发抱负的优秀地方官员，在发觉传统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后，汤显祖选择全身而退，因而只能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功成名就而不得的幻想寄予于戏剧之中。同时，政治的腐朽黑暗、他本人坎坷的政治经历使他毫不讳言自己对政局的失望，借戏剧之道抒发自己对时政的态度、抨击政局的黑暗腐朽、弥补自己在现实中受到的创伤。

四、《牡丹亭》中汤显祖对社会政治的反叛与讽刺

《牡丹亭》作为“儿女风情戏”，读者往往只关注情爱而忽视了政治。汤显祖虽以宣扬“至情论”为第一要义，却也将自己科考以及从政为官的种种心酸苦楚寄予其中，因此才有了柳梦梅干谒权贵、杜宝平定淮扬之乱等一系列的情节设置。这些反叛讽刺的政治表达与汤显祖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汤显祖从应试科举、受招致不往便开始感受到官场的不公与灰暗。他为官后又屡屡碰壁，最终因上《论辅臣科臣疏》被贬徐闻，后任遂昌知县，在任上进行一系列改革失败后弃官归乡临川。因而可以说，汤显祖对社会政治的反叛是其亲身体察屡遭打击后的必然结果。

（一）鲜明的反科举倾向

《明史》中称汤显祖：“少善属文，有时名。”在以文取士的年代，汤显祖身有才华，科举却并不顺利。自1570年秋试中举后，他先后参加了五次会试才最终于1583年被赐同进士出身。

如上文所述，汤显祖的科举失利是其不肯攀附张居正的结果。即使为官后，汤显祖仍因拒绝了申时行与张四维的招致而自请除受闲职——南京太常寺博士，从而放弃了在京城施展抱负。明代科场黑暗，读书人往往通过攀附权贵才能高中，主考官们为逢迎权贵，也往往取中权要人家的子弟。以至于张居正把持朝政时期出现了所谓“关节状元”。科考为权要把持，自然也丧失了本应具有的公正，失去了选拔人才的意义。如此被排挤的经历，使汤显祖对于科举不再具有崇高的敬意，而走向了抨击反叛的一面，对干谒权贵以求中举的社会风气极为反感。这首先便表现在他在《牡丹亭》中对于柳梦梅及第之路的设置上。

柳梦梅作为《牡丹亭》的男主角，是一名尚未步入仕途的落魄举子，自称柳宗元之后，满腹经纶，却时运不济、贫寒无依。柳梦梅在《怅眺》一出中感叹自己空负才华：“似吾侪读近万卷书，可有半块土么？”某种程度上，柳梦梅初登场时的剖白可以看作是汤显祖对自己屡试不中、怀才不遇的哀叹，而之后“则俺连篇累牍无人见”的感叹更是投射了汤显祖的情感依托，这也是在权贵把持科举的时代，天下贫寒却有傲骨的学子的共同呼声。

《牡丹亭》中的柳梦梅最终高中状元，而与汤显祖不同，柳梦梅的及第某种程度上是靠干谒权贵达成的。他在好友的建议下选择“打秋风”即干谒权贵的方式“以图前进”，并在《谒遇》一出中获得了钦差苗舜宾的青睐，有了赶考之资。更为重要的是，当柳梦梅因迟到本不能参加考试，却正因主考官是苗舜宾而被收考。他发现主考官正是苗舜宾后道：“这试官却是苗老大人。嫌疑之际，不敢相认。”他深知此种干谒权贵的方式并不光彩，即使及第也会被人诟病，因而尽力避免嫌疑。汤显祖在戏剧中安排柳梦梅以此种方式得中状元，似乎也暗示在当时社会唯有通过此种方式才有高中的可能。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汤显祖对苗舜宾这一形象虽着墨不多，却极具现实意义，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员竟只因为献宝有功而被用于识别人才，讽刺意味极其浓郁。苗舜宾在《耽试》中有一段独白：

“圣上因俺香山能辨番回宝色，钦取来京殿试……想来看宝容易，看文字难。为什么来？俺的眼睛，原是猫儿眼，和碧绿琉璃水晶无二。因此一见真宝，眼睛火出。说起文字，俺眼里从来没有。”

这也正是当时社会普遍现象，科举考官只根据人情与家族势力选拔人才，并不具有考察人才的能力。

同时，柳梦梅因与苗舜宾相识而被收考的情节，一定程度上是明代科考与官场结纳之风盛行的反映。科举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也是官吏们为自己的仕途铺路的工具，极为重视文官的明代尤为如此。各样的社会关系，乃至考官与举子之间都会形成小集团，被提拔、被帮助的人往往会对自己的协助人效忠卖力，共同对朝堂施加影响。汤显祖曾在《论辅臣科臣疏》中揭露申时行参与的科场欺弊案，并在上疏的最后揭示此种“结纳”社会风气酿成的恶果：“爵禄者，皇上之雨露也。今乃为私门蔓桃李耳，其实公家之荆棘也。”大力扶植私人成为万历年间的社会风气，为“拉帮结派”而存在的科举逐渐变色，众多青年才俊空怀抱负无处施展。汤显祖在此表达出了对于科举黑暗腐朽的讽刺与抨击。

汤显祖虽然安排了柳梦梅干谒权贵最终高中的情节，但其实他对于“打秋风”及第的方式是颇为不齿的。此种真实态度若不论汤显祖的真实经历，单在文本中也能略窥一二。《诀谒》一出中，柳梦梅告知郭驼自己打算靠“打秋风”谋前程，郭驼道：“咳！你费工夫去撞府穿州，不如依本分登科及第。”郭驼虽不通文墨，他的言语却代表了汤显祖的不屑态度。这可以在此出的下场诗得到印证，汤显祖引用王建的诗：“秋风还不及春风。”即暗示，打秋风不如考试及第。

其次，汤显祖不仅对于科举取士的方式与不良社会风气深恶痛绝，对于科举的考试内容及其对学子的影响，汤显祖同样持有反思乃至怀疑抨击的态度。这一立场主要是通过陈最良这一腐儒形象的塑造展现的。

明代初期思想领域就已经出现变动，至万历年间，对程朱理学、传统道学的反叛已经形成一股迅猛势头在社会上传播开来。而对于一些个性张扬而又屡试不中的学子而言，反复阅读温习的四书五经、程朱理学的教义无疑极大束缚了他们的思想。汤显祖也深刻感受到了科举对人的束缚与腐化，因而通过陈最良来表现科举对人的异化。

在文本中，陈最良虽然最后被擢为“黄门奏事官”，但实则是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形象，是被科考异化了的人物。他的诸多言语在人看来荒诞不经、漏洞百出，却同时表现出他作为一个科举失败者的悲剧性，因而能够引发读者的同情。陈最良科举屡试不第，生活困窘不堪，甚至得了个“陈绝粮”的称号。多年科举考试已将他变成一个迂腐的老者，他内心空虚，顽固不化，对四书五经的反复温习使他几乎成为了一具“行尸走肉”。观场十五次而不第，很难说他依然在追求为官的机会，他已经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活的孔孟道德准则。

汤显祖在文本中夸张地刻画陈最良的“迂”，以此表现四书五经对读书人的毒害。陈最良将圣人之言作为自己生活的行为规范，却丝毫不知变通。即使在生活最为困窘的时刻，得知太守请他为师，他却以孟子之语拒绝：“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最终还是门子调侃“人之饭，有得你吃哩”才使他接受邀请。在《诊祟》一出中，陈最良看望杜丽娘，有言：“《毛诗》病用《毛诗》去医。”接着便近乎荒唐地开出了“酸梅十个”、“天南星三个”等药方。不仅如此，陈最良还以“卧雪先生”自比，认为自己具有古人安贫乐道的高尚情操，声称：“俺是个卧雪先生没烦恼。”但这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罢了；偶遇柳梦梅求救，听说他是“读书之人”便立即施以援手。这种种言语行为虽惹人发笑，却也是此人物最具悲剧性之处。

明代社会的科考在内容与方式上都极大限制了读书人个性的发展。科举内容奉朱熹为圭臬，读书人不被允许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与思想，制造出了大量陈最良一般的麻木之人。以经学作文宜述古而不宜标新，文人为功名阅读“时文”，这些都极大压抑了他们的创造力与个性。加之明代实行一经取士，读书人只要熟读一种经书便可以参加科考博取功名，因此很难出现博通古今的创造性人才。明代才子文征明曾作诗：“卷中求道深知谬，意外图名抑又荒。”作为十试不中的才子，他深深感受到为应试而读书无益于领悟书中真谛。汤显祖同样有屡试不中的经历，而《牡丹亭》对真情的颂扬同样是与传统礼仪教化格格不入的，因此汤显祖对陈腐的科举内容必定也是深恶痛绝。而作品中的悲剧人物陈最良最终虽入朝为官，却只是因“奔走口舌之才”，与他信奉的孔孟之道无半分关系，这不免令人唏嘘。

汤显祖作为经历数次科考才得以入仕的官员，对当时科举取士的种种弊端有着清晰的认知。他没有使柳梦梅按照传统方式及第，而是通过干谒权贵步入仕途，并在文本中暗示了他的不满态度，这是他对于因不受张居正招致而遭排挤经历的不满情绪的发泄。加之苗舜宾这一胸无点墨的主考官形象的塑造、柳梦梅迟到却仍被收考情节的设置，表达了他对于明代后期科考黑暗不公、无法选拔人才的抨击与讽刺，没有切身经历与深刻体验，很难创作出反叛性与针对性如此强烈的情节；而在明代后期个性解放潮流思想的影响下，汤显祖深谙科举乃至被官方奉为圭臬的四书五经无助于人个性的发扬，甚至会禁锢人的思想；而一经取士的弊端更加深了读书人为应试而学的迂腐，因而他通过陈最良的可笑言论犀利讽刺了屡试不第之人的异化。故而陈最良的迂腐不仅是对封建礼教的抨击，更是对戕害人之思想的科举的抨击。

（二）讽刺时政

汤显祖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戏剧家，颇为重要的一点便是，他在通过戏剧构造自己理想中的“有情世界”时，能够出脱出狭窄的情爱范畴，而使戏剧涵括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并通过戏剧表达出自己对事件的看法。“临川四梦”的每一部戏剧都有对于战争的描写，它们作为当时朝廷面对的复杂民族问题的反映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与作用。《牡丹亭》中的宋金战争、柳梦梅的考题便暗含着当时的外交状况，同时汤显祖又借角色之口讽刺了边境失策，表明了自己对边境问题的看法。

《牡丹亭》中的宋金战争是对申时行边境失策的讽刺。从内容上看，宋金战争与文本思想主旨无过多关系，汤显祖却仍然用了较多篇幅对其进行描写。金国派李全夫妇作乱骚扰淮扬，大宋皇帝派杜宝平定淮扬之乱。杜宝平定淮扬之乱并不是凭借战争的胜利，而是“诱降”了李全之妻杨妈妈。这一情节设置对于整部戏剧的发展来说并不必要，杜宝若凭借单纯的军事行动取得胜利依然可以被封为平章军国大事，并不影响后文的情节发展，因此从功能上说，杜宝诱降杨妈妈并不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汤显祖创作这一情节的思想意图需要联系当时的时政进行考察分析。

明代外患严重。其中，北“虏”的威胁贯穿了明代始终，北部的边患问题曾在张居正的主持下得到了有效解决。在此之前，北方蒙古各部落曾在俺答的带领下与明朝军队屡屡发生战争。1570年，俺答改变宗旨，愿意不再进行侵扰，但要求以赏赐津贴以及互市作为条件。张居正接受了俺答的封贡要求，并封俺答为顺义王。这一时期，明朝XX掌握主动权，与俺答互市互利，边境安稳平和。但在俺答去世后，蒙古各部落受到俺答约束、与明朝互市的局面逐步走向瓦解。1583年，俺答长子黄台吉袭封，朝臣郑洛在申时行的支持下传话于积极支持互市的俺答之妻三娘子：“汝归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归，一妇耳。”三娘子遂嫁与黄台吉。1587年，朝廷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此一事件反映在戏剧中，即杜宝以“讨金夫人”对杨妈妈进行诱降，陈最良声称：“受了封诰后，但是娘娘要金子，都来宋朝取用。”由此李全夫妇退兵。

汤显祖对申时行如此苟全求安政策的讽刺是借柳梦梅之口完成的。在《圆驾》一出中，柳梦梅在与杜宝的对峙中讽刺道：“朝廷不知，你那里平的李全？则平的个李半。”便是讽刺杜宝诱降杨妈妈的“战术”。申时行时期处理边境问题的经略：“皆结纳三娘子，以钳制俺答，又能约束蒙古，故以李半讥之……吴兑常贻以百裙凤等衣饰甚众，故云然。”申时行处事圆滑，与张居正的强硬改革不同，他以温和谦让著称，为政也坚持折衷调济的原则。汤显祖称：“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在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上，申时行为避免战争以金钱博人好感，换取短暂和平，此种方式令汤显祖颇为不满，因而在戏剧中杜宝诱降李全夫妇这一情节的意义主要便在于讽刺申时行对边境问题的处理。

除宋金战争之外，柳梦梅的会试考题“和战守三者孰便”及其回答同样是对边境问题的反映，并且暗含了汤显祖本人对边境问题的看法。自1586年黄台吉去世后，蒙古各部落便蠢蠢欲动，申时行以金钱换取片刻安宁的政策逐步走到了尽头，北方的民族战争再起。1590年，随着边境一副总兵的阵亡，双方冲突达到高潮。朝臣大多主张停止互市、出兵作战，万历皇帝起初也持此看法。万历认为，“款贡亦不可久，亦不可媚虏，须自家修整武备，保守封疆。”而申时行则力主和款，称既然有避免战争的可能就不应当发起战争。最终万历认同了申时行的建议。

《耽试》一出中苗舜宾和柳梦梅的言语，都是当时事件以及边境状况的反映。苗舜宾取主战者第一，主守者第二，主和者第三，因为 “主和的怕不中圣意。”这便是指万历皇帝的主战主张。而柳梦梅的作答也颇有深意，不仅反映了当时的边境状况与朝廷对边境之事的决议，还暗含了汤显祖对边境问题的见解。柳梦梅面对和、战、守三种策略，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主张，他道：“生员也无偏主。天下大势，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战，可战可守而后能和。如医用药，战为表，守为里，和为表里之间。”此回答看似中庸，实则偏和，正与申时行的主和策略相契合。同时，这一回答中关于“战、和、守”的讨论实际点明了当时边境的紧张状况。1590年八月，兵部论边防事宜，认为宣大、山西能守而不能战；延绥能战却难以战；甘肃难守难战。在此种状况下，明朝已经完全陷入了被动局面，即使言和换取的也仅是片刻和平。然而，汤显祖虽然借柳梦梅之口犀利地点明了边境的紧张状况，对于柳梦梅所持的主和观点，却是颇不认同的。

汤显祖对主和政策的讽刺仅凭文本或许难窥全貌，需结合汤显祖此时期的活动。和款政策定下后，汤显祖的好友万国钦上疏猛烈抨击申时行的退缩策略，并揭露了申时行收受贿赂的行径。万国钦因此被贬，汤显祖写信给万国钦称赞他的勇气：“读兄大疏，甚善。一不负江西，二不负友，三不负髯。”由此可见汤显祖对申时行委曲求全处事行径、对此种丧失尊严的外交政策的极度反感，而赞成万历最初持有的备战策略。

汤显祖入朝为官时期正是申时行担任首辅的时期。汤显祖曾在《论辅臣科臣疏》如此评价申时行：“皇上威福之祸，皆为辅臣申时行所移，故言官相背之情，为时行所得耳。”之后揭露申时行控制言论、打压忠臣等行为犀利至极，其对申时行的不满可见一斑。这是汤显祖在为官数年后以切身体验作出的评价。申时行为人不似张居正锋芒毕露，他虽同样大力扶植私人，却对内对外都做“和事佬”，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企图以低姿态的妥协退让避免战争。对蒙古部落的诱封、和款使明王朝最终处在了被动地位。汤显祖对此极为不满，这些都为其之后上《论辅臣科臣疏》埋下了伏笔。至1598年，汤显祖又将其作为素材写进《牡丹亭》中，因此有了杜宝诱降李全夫妇、柳梦梅关于和战守的考题如此情节。现实生活中难以抒怀扭转朝局，他便只能通过戏剧表达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与对申时行的不满情绪。

（三）为官者人性的扭曲与对封建礼教的抨击

汤显祖对官场黑暗痛恨至极，认为政治生活扭曲人性，腐化心灵。汤显祖仅做了十五年的朝廷官员，这在众多文人沉浮于政坛坎坷蹉跎一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并不算长久。汤显祖弃官归乡，是因为看透了官场的黑暗龌龊，既然自身的清正气节不能为官场所容，不如及时退出寻求心灵的安逸自在。在汤显祖看来，明代官场甚至比地府还要令人胆战心惊。《圆驾》中杜丽娘面对朝廷兵吏道：“似这般狰狞汉，叫喳喳。在阎浮殿见了些青面獠牙，也不似今番怕。”这只是侧面表现官场的黑暗，正面突出灰暗官场与官员的灰色面目，汤显祖是通过杜宝等官员形象的塑造来完成的。

杜宝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典型，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汤显祖的政治理想。杜宝出身名门，勤政爱民，清正廉洁，最终因平定淮扬之乱有功而升为宰相，从而达到读书人入朝为官的巅峰。但在官场之外，杜宝也是一位扼杀少女天性的父亲。他始终将家国大事摆在首位，在杜宝的心目中，他首先是朝臣，其次才是一位父亲、一位丈夫，对家庭责任的淡漠使得他在戏剧中呈现出缺少人情味、性格冷硬的一面。

汤显祖在对杜宝进行刻画时，时常着力表现他作为官员与父亲的冲突，通过杜宝在两种身份之间的选择表现其缺少温情、思想顽固的一面。杜宝作为父亲缺乏温情的一面往往是通过他作为朝臣对朝廷的绝对服从体现出来，因而此两种身份未完全分离而是紧密绾结。汤显祖正是通过此种方式写出了身处朝堂的官员的灰色人生与扭曲人性。

杜宝忧心国事，以国家利益为重，始终记得自己为人臣子的本分，而此种对国家的责任感使他忽视家庭，在面对妻儿时显得冷漠无情。杜丽娘病重，杜宝未表达对女儿的关怀，反而责难夫人“纵他闲游”；并以“俺为官公事有期程”为由，将女儿完全交给夫人照管。这招致了老夫人的不满：“‘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我看老相公则为往来使客，把女儿病都不瞧。好伤怀也。”并感叹：“世间只有娘怜女。”杜丽娘去世，随后杜宝接到旨意，升安抚使镇守淮扬，便道“女丧不便西归”，立即启程御敌，以至杜丽娘的牌位无人题主；镇守淮扬之时，杜宝心忧战事，道：“昨日打听金兵要来，下官十分忧虑。可奈夫人不解事，偏将亡女絮伤心。”杜宝与老夫人对杜丽娘的不同态度不能仅看作是父母亲对待子女的感情差别。汤显祖有意将杜宝的父亲身份包裹在朝臣身份之内，因而杜宝出场时即使是作为杜丽娘的父亲，读者也会感受到官员姿态。在此类情节中，朝廷之事与家庭之事同时出现，可以发现汤显祖有意在杜宝的双重身份之间设置冲突，通过杜宝的选择凸显其对家庭的冷漠态度，从而进一步表明，官员的身份是杜宝温情匮乏的原因之一。政治观念、文官恪守的仁义礼教对人性的戕害可见一斑。

杜宝性格的冷硬是随着其政治地位变迁不断深化发展的。随着杜宝一次次升迁与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其性格逐渐从清正廉明而略显迂腐发展为一心为国的六亲不认。尤其是当听闻杜丽娘回生，杜宝便立即以高官的姿态要求“除灭”：“陈先生教的好女学生，成精作怪哩……此乃妖孽之事。为大臣的，必须奏闻灭除为是。”乍闻女儿重生，杜宝未有喜悦，而首要考虑的仍是朝廷，判断此等事会扰乱社会安宁。《圆驾》一出，杜宝甚至要求在金殿之上棒打杜丽娘以分辨妖魔，如此狠心绝情，实不像一位父亲所为。直至皇帝下旨，杜宝才勉强重认杜丽娘，但却仍认为这门亲事并不门当户对而心有不怼。可以想见，若非柳梦梅得中状元，杜宝想来无论如何不会认其为女婿。杜宝性格的发展以其官位升迁为前提，对杜宝温情缺失的讽刺正是对为官者迂腐的讽刺，同时也是对为官者奉为圭臬的传统礼教的讽刺。

不仅杜宝，《牡丹亭》中略显迂腐的为官者形象都含有讽刺封建礼教的意味，他们对杜丽娘因情而亡感到不可思议。杜宝在听说女儿因情而病道：“女儿点点年纪，知道个甚么呢？”与此相似，地府的胡判官作为阴间的官员，对杜丽娘一梦而亡也表现出惊讶与不解：“谎也！那有一梦而亡之理？”无论人间地府，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官员思想竟如此一致，可以想见普天下官员的共同面貌，对为官者信奉的封建礼教的否定可见一斑，这与杜丽娘追求“至情”的挑战礼教之举动可谓殊途同归。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但汤显祖在抨击封建礼教的同时并不是无所顾忌，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社会状况的无奈。首先，杜丽娘虽以游园惊梦、魂魄相会意中人的举动表现出对传统礼教的反叛，但其从未与“封建卫道士”有直接冲突，她从未将自己的意愿进行明确表达，因而文本中并未出现杜丽娘直接激烈的抗争。其次，与鬼魂形态的大胆热烈不同，杜丽娘在还魂后回归大家闺秀的身份，不愿在没有“父母之言，媒妁之命”的情况下成亲：“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礼，人须实情。”即表明唯有在梦中和鬼魂状态（即另一个世界）杜丽娘才可能释放真情，而现实社会涌动的人性解放思潮尚不能够撼动传统礼教的地位。汤显祖在抨击统治者用以控制思想的封建礼教的同时，也暗示了社会尚不能完全接纳年轻人追求个性的诉求。

汤显祖通过杜宝对待家庭的言行与活动刻画出这一优秀官员冷漠无情的一面，他万事首先考虑朝廷，对丽娘之死仿佛漠不关心，对夫人思念女儿甚至感到不可理解；而官位的升迁使他的冷硬迂腐进一步深化，而这恰恰是其长期处于政治环境之中导致的，也是长期受到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的士大夫的共同面貌。因此，杜宝的迂腐言行不仅具有讽刺灰暗政治生活的意义，与杜丽娘追求爱情的举动相同，在文本中还具有讽刺封建礼教的意义。但由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个性解放潮流尚不足以撼动传统观念，汤显祖在对礼教进行反叛的同时有所保留，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他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无奈情绪。

五、《牡丹亭》中汤显祖对传统政治规范的希求与妥协

《牡丹亭》作于汤显祖在任的最后一年，虽然屡次遭受政治打压，但他的心中仍有理想治下的“清乐乡”，仍保持着对统治者圣明的幻想，因而相对于之后的《邯郸记》、《南柯记》，汤显祖在《牡丹亭》中表现的政治思想更为复杂。同时，由于汤显祖此时仍处官位，在对当时政治现象进行否定的同时仍不免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姿态，流露出了对传统社会政治规范的妥协态度。妥协与希求的态度使创作《牡丹亭》的汤显祖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了封建旧吏面貌。

（一）古代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与家国情怀

汤显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教导，通过科举入仕，为官清正廉明，尤其在遂昌任知县时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汤显祖在辞官之前的人生履历中规中矩，沿着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道路行进。因此汤显祖的政治理想始终未能摆脱传统政治规范的影响，也未曾出脱传统社会规则的范畴。

首先，汤显祖无论在现实生活抑或是戏剧中，都将传统农业作为官员施政的重点，目的在于保持农村的稳定安宁，这体现出他作为传统士大夫的保守性。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均将农业作为立国支柱与发展基础，地方官毕生所追求的目标不过是使自己治下的地区保持稳定和谐。明代开朝更是将保持农业社会的简朴风气作为重点，奉行休养生息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劝课农耕、施行教化，如此方能使社会安定。与上述政策相适应，朱元璋大力倡导“循吏”，即循规蹈矩的官员，提倡地方官应当以安抚百姓为要，以农事、教化作为第一要务。

汤显祖担任地方官时期，在遂昌的政治活动也并未突破政治传统，他在遂昌的作为依然依循着传统政治理念。汤显祖于1593年任职遂昌。遂昌民风淳朴，风景秀美，初上任，汤显祖就在诗中赞扬遂昌的民风与景色，他在《初至平昌与苏生说耕读事》一诗中写道：“杏花轻浅讼庭闻，零雨疎风一往还。新岁班春向谁手？许卿耕破瑞牛山。青云坊下老明经，河畔桥边处士星。不为峨眉风骨远，书声那得醉余听。”“耕”与“读”是汤显祖重点关注的对象，二者也必将是他之后施政的重点。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汤显祖于遂昌任上的前三年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农业生产与教育的改革，邹迪光在为汤显祖作的传记中列举了他为官的一系列措施，认为其“用得民和”，并称赞汤显祖的作为“醇吏声为两浙冠”。

对《牡丹亭》中杜宝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他的政治实践是汤显祖在遂昌任上政治理念的体现，而这一理念依循中国古代理想官员的传统，符合明代统治者提倡的“循吏”规范。杜宝虽然对于家庭子女缺乏温情，但若仅论其在官场的作为，却无疑是历朝历代读书人颂扬的楷模与典范。当今学者分析杜宝时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一人物代表了汤显祖未能实现的政治理想，代表了汤显祖对理想官员的期许。杜宝忠君爱国，为官清明，勤政爱民。《劝农》一出充分表现了其任太守的政绩，也寄予了汤显祖对优秀官员的期许：“愚父老香盆，儿童竹马。阳春有脚，经过百姓人家。月明无犬吠杏花，雨过有人耕绿野，真个村村雨露桑麻。”如此安宁祥和的太平景象彰显了杜宝得力的施政举措，乡民称赞杜宝：“本府杜太爷管治三年，慈祥端正，弊绝风清。凡各村乡约保甲，义仓社学，无不举行。”戏剧中清明祥和的乡村图景与汤显祖对遂昌的描绘高度契合，其在《答余内斋》一文中写道：“平昌拥万家为长，含峰漱谷，大类五松。风谣近讼，琴歌余暇，戏叟游童，时来笑语。”因此，戏剧中“官清而民乐”的清乐乡正是汤显祖心目中的理想国，是经过加工后的遂昌的艺术体现。同时这一“农家乐”的图景也体现出汤显祖作为中国古代传统官员的典型性。汤显祖虽在遂昌进行了改革，但其最终目的仍是保持农业的稳定。安定的“雨过有人耕绿野”的农业社会的特性仍然保持，因此汤显祖并未与其他优秀而保守的地方官有任何不同之处。

其次，汤显祖在戏剧中表现出了对爱国精神的赞扬与皇权的期许。杜宝不仅政治实践是汤显祖未完成之政治理想的表达，其高尚气节也体现出爱国忠君的模范性，因此他是汤显祖以及历朝历代正直之士赞许的官员形象。在平定淮扬期间，杜宝始终保持着爱国精神。《御淮》中，他在战事紧急、境况危急的情况下表现出了忠君爱国、视死如归的气节：“他看势头而来不定交，休先倒折了赵家旗号。便来呵！也少不得死里求生那一着敲。”文治武功，杜宝都堪称古代理想官员的模范与典型。后杜宝因平定淮扬有功而升为平章军国大事，位同宰相，实现了传统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正是汤显祖在现实中政治愿望无法实现的表达。

作为传统官吏，“忠君”观念烙印在汤显祖的潜意识之中，在《论辅臣科臣疏》一文中，他明确表示，“臣之相引大小而欺其君，皆为不忠。”认为尽职的官员应当保持对帝王的绝对忠诚，进而期待朝臣的效忠能够换取帝王的圣明，使得皇帝重振朝纲。在《牡丹亭》中，汤显祖同样表现出对皇权的认可。《圆驾》一出虽然有不少杜丽娘、柳梦梅与杜宝的争论，但最终还是凭借皇帝的旨意才盖棺定论。柳梦梅与杜丽娘的结合最终要依靠皇帝的圣明裁决才能得到保障，二人不守伦理纲常的结合最终被归入合理的社会规范之下。杜丽娘寻求个性解放的勇气带有“皇恩”授予的印记，个人婚姻幸福成为皇帝的施予。因此汤显祖仍然对皇帝抱有幻想，戏剧中的帝王仍然是圣明的天子，能够公正合理地裁决。

值得一提的是，汤显祖的归隐之意在作品中也有体现。“归隐”作为一种人生选择，自古以来便是备受中国古代士大夫青睐与赞赏的“归宿”。中国传统观念认为人应当在入仕成就一番功业之后及时全身而退，保全自身，恰如范蠡助勾践成就伟业后急流勇退，避祸于五湖。另有一些人远离纷争以保持心灵的自由，如鲁仲连义不帝秦，邯郸之围解后坚决辞平原君而去；张良深谙“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因而在刘邦基业稳定后“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同时，一些不愿在官场沉浮、与卑劣官员同流合污的士大夫常以退隐表明自己志趣的高洁，恰如陶渊明做官后察觉“富贵非吾愿”，因而决心“息交以绝游”，开始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而陶渊明也因此成为了历代士大夫抒发理想与情怀的载体与符号。由此可见，无论归隐原因如何，从入仕到归隐的轨迹逐渐成为了士大夫最为完美标准的人生设计；无论仕途顺畅抑或坎坷，“归隐”都是士大夫心之所向的归宿所在。

明代后期，归隐意识在士大夫中流行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使文人有了入仕之外的生存渠道，随之来的个性张扬更是使文人淡化了对古板教条官场的执着。同时，政治的黑暗腐朽使一些不得志的官员逐渐从名利欲望解脱出来，处于仕隐相间的状态，因此有明一代士大夫的仕隐观念屡次被学者提及。有学者总结明代士大夫归隐的原因：一是由于对朝政失望；二是因得罪权贵，不得已而退归；三是因不良官场风气而产生了遁世之情。由此可见，明代政治的黑暗极大催生了士大夫归隐情绪的产生。尽管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入仕，但不可否认“息隐”已经成为一股风尚在士人之间传播开来。

汤显祖弃官归乡的行为不仅是社会风尚、时代观念的反映，也是其政治活动屡次受挫之后的必然选择。《牡丹亭》作于汤显祖在遂昌任上最后一年，其时他的政治改革已经失败，仕途被堵，心中抑郁难平，弃官的念头已经萌生并逐渐成型。自1595年，汤显祖便逐渐在诗文中流露出弃官之意。《牡丹亭》作于汤显祖的归隐年，其时，其归隐之想法日趋坚定，因此他在戏剧中借杜宝之口表达了归隐的愿望，表达了其身在仕途的疲惫与厌倦。

杜宝的从政经历作为汤显祖的政治理想，其言语多次表现出归隐的意愿。辅一登场，杜宝便表达了归隐之意：“紫袍金带，功业未全无。华发不堪回首。意抽簪万里桥西，还只怕君恩未许，五马欲踟蹰。”此时的杜宝虽有归隐之意却仍去留不定；之后他又道“肘后印嫌金带重，掌中珠怕玉盘轻。”同样有辞官之意；最后随着功成名就，杜宝终于意识到亲情之可贵而决定致仕：“功名富贵草头露，骨肉团圆锦上花。”由此可见，辞官归隐的意识始终存在于杜宝的思想潜意识之中。这正恰合汤显祖辞官的愿望。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通过杜宝一系列的政治实践表达了自己对理想官员的希冀，他在《劝农》中描绘了一个“清且乐”的理想国，这一理想国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色彩，因此汤显祖仍然保持着典型的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面貌。同时，汤显祖在戏剧中表现出了忠君爱国的情怀，杜宝镇守淮扬的行为体现出了高度的爱国精神；全剧大结局依靠皇帝的旨意对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结合给予认可表现出他潜意识中对皇帝圣明的幻想与皇权的认可。而杜宝在戏剧中时而表现出的归隐意识更是汤显祖因厌恶官场而产生的弃官意识的体现，符合中国古代士大夫完美的人生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文学家和戏剧家，其艺术思想与成就虽走在时代前列，然而在从政道路上，汤显祖却仍恪守着传统规范，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官员。

（二）从寒儒到名儒的必由之路

汤显祖出身书香门第，长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染，因此即使思想中有反叛因素，也不可能完全对社会业已存在的规范予以全面否定与颠覆。否则，他本人也不可能蹉跎十余年参加五次会试，只为入朝为官。因此汤显祖内心仍然存在着入朝为官的愿望，认为考取功名仍然是成就事业的不可或缺的一步。柳梦梅由前半部分“寒儒”的傲骨到之后走投无路后对社会风气的俯就，恰恰表明科举入仕仍然是大多数读书人毕生追求。

柳梦梅作为书中的男主角，虽对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状态有一定程度的反思，对科举取士存在不满，却仍为博取功名向干谒权贵的社会风气俯就低头。柳梦梅出场即是少年不得志的形象。他身为名门之后，饱读诗书，却始终郁郁不得志。他在追求为官的同时，也明白“读书不能富贵”。第二出《言怀》中柳梦梅就表现出自己的无奈：“谩说书中能富贵，颜如玉，和黄金那里？贫薄把人灰，且养就这浩然之气。”柳梦梅尚未为官，生活困顿，他并未如陈最良般被传统儒学所洗脑，而是对读书人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对社会现状进行了反思。他的一系列行为，诸如在《闹宴》、《硬拷》中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当权者的反抗。

但同时，柳梦梅也是清醒与现实的，落魄潦倒之际，他明白仅凭一人之力难以入仕，因此毅然决定以“打秋风”博取功名。他在对传统科举与社会规范不甚满意的同时也在努力去迎合它，期望通过科举入仕为官。他干谒苗舜宾以筹集赶考路费；在得知自己错过考试之后，他表示不让补考就“愿触金阶而死”。这一切都表现出柳梦梅世俗的一面。汤显祖在展现柳梦梅不畏强权的个性同时，也写出他对科举风气的迎合。因为科举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读书人即使拥有自己的个性，但为了生存与所谓的“光宗耀祖”，也不得不去参加科举以求入仕为官。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决定的，当社会以科名作为最重要的评判标准，学子无不将利与禄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即便是“贤者”与“君子”也在所难免。“入仕”仍是唯一追求，“个性”要在与其不相违背的前提下保持。

从情节上分析，柳梦梅的高中是整部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基本前提，是他受到认可、婚姻爱情合法化的基础条件。唯有柳梦梅得中状元，他才有进宫面圣的机会，才能够向皇帝陈情使其作出裁决。即使得中，杜宝起初却仍是不认柳梦梅为女婿，这不仅是因为他不相信女儿能够回生且不顾声名私自与其成亲，更是因为他认为柳梦梅家庭贫寒，与自家并不门当户对：“鬼乜耶！怕没门当户对，看上了柳梦梅什么来！”杜丽娘以“状元”之名反驳父亲的诘问：“你女儿睡梦里，鬼窟里选着个状元郎，还说门当户对！”可以想见，若柳梦梅没有得中状元，杜宝无论如何不可能同意他与杜丽娘的结合，而杜丽娘此时的理直气壮也建立在柳梦梅的状元身份上。因此柳梦梅中状元的情节为整部戏剧不可或缺。正所谓才子配佳人，尽管对科举与仕途有种种不满，在男性的人生道路方面，汤显祖也未能免俗，将科举夺魁作为了爱情得到社会认可的条件。

才子佳人作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经典母题，被历代文学家青睐。从作家创作角度看，不少作家将其作为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的欲望满足，用才子的志得意满代替现实生活中郁郁不得志的苦闷；从读者接受角度看，由于社会更容易对有才气的男性形象产生认同感，从而推动了一大批作家对这一类形象进行创作。无论从哪种角度分析，这都是科举入仕最为人们认可的反映，官员仍然是最受民众欢迎的职业，甚至于科举高中成为了使原本有越轨行为的人物得到认可的条件。汤显祖在塑造才华横溢、个性鲜明的柳梦梅时，仍使他顺应风气博取功名，而他的夺魁也成为了整部戏剧圆满结局的前提。因此，对于高中状元、入朝为官乃为人生最得意之事这一传统观念，思想走在潮流前线的汤显祖也未能免俗，对其表示了妥协与认同。

六、结语

汤显祖生活的时代，明王朝统治逐渐走向末路，各种社会思潮开始涌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社会因素塑造了明代后期士大夫与文人与众不同的精神面貌与政治态度，汤显祖便是其中之一。作为不被朝廷认可的官员，汤显祖以屡次被排挤的代价勘破了政治的黑暗腐朽，因此在决心放弃仕途之时，他以戏剧之道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

首先，《牡丹亭》中汤显祖的讽刺态度显而易见，这也是基本的一方面。不受张居正招揽而两次落第的经历使他将对科举不公的不满通过戏剧抒发出来，由此有了柳梦梅干谒权贵的情节以及苗舜宾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时通过腐儒陈最良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行表达了对科举腐化人的心灵的抨击。申时行柔和折衷的处事态度使汤显祖不满，积压已久的情绪最终于1591年在《论辅臣科臣疏》中宣泄而出，并在《牡丹亭》中通过杜宝诱降杨妈妈以及柳梦梅会试考题表达了他对申时行处理民族政策不当的讽刺。同时，《牡丹亭》中的官员形象尤为引人深思。杜宝在政事与家庭之间的取舍、缺乏人情味的语言展现出政治生活逐渐使官员的灵魂扭曲，尤其是他们信奉的封建礼教造成了他们思想的僵化腐朽，由此也表现出汤显祖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态度。而杜丽娘唯有在梦中和鬼魂状态才敢于追求爱情，也表明汤显祖对当时涌动的个性解放潮流不足以撼动社会传统的现状的无奈。

其次，作为熟读四书五经、最终通过科举入仕的传统官员，汤显祖在作品中不自觉地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妥协态度，同时描绘了一幅他心目中的理想国。而“清乐”乡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社会，保持着农村的基本面貌，因而汤显祖仍然是循规蹈矩的官员，认同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从政传统；而杜宝屡次流露出的归隐之意是汤显祖弃官归乡意识的反映，符合中国古代士大夫向往的完美的人生设计。同时，柳梦梅高中状元作为戏剧必不可少的情节单元，说明汤显祖对读书人通过科举入仕以提高社会地位的认同，科举仍然是文人改变命运的最重要途径。

《牡丹亭》创作于汤显祖由从政转向归隐的转变时期，十余年的为官经历与政治纷争使他逐渐看清了官场的黑暗与龌龊，从而在戏剧中高扬反叛姿态，通过戏剧反映黑暗的政治现实，抨击种种不公的社会现象。同时，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文人理想又使他向某些政治传统俯就，表现出对某些传统观念的认同与期许，这也是他的政治理想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无法实现的诉求。因此，汤显祖在《牡丹亭》中的政治表达表现出了明代后期受个性解放思潮影响而又未完全超脱出传统规范的士大夫的典型性。对政治现实有着清晰认知且不愿屈从的为官者身份与明代后期的时代特征造成了《牡丹亭》中汤显祖对于政治问题的矛盾态度。

参考文献

一、基本文献

[1][明]汤显祖：《牡丹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2][明]汤显祖著，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明]汤显祖：《牡丹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二、今人著述

[1]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汤显祖研究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2]徐扶明编著：《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周育德：《汤显祖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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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刊论文

[1]K. C. Leung, The Peony Pavilion by Tang Xianzu, Cyril Birch,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 56, No. 1, Varia Issue (Winter, 1982), p. 179.

[2]王东、李晓磊：《<牡丹亭>中汤显祖的政治潜意识解读》，《电影评介》2007年第10期。

[3]刘冬梅：《政治表达与情欲伪装——精神分析视野下的汤显祖与<牡丹亭>》，《文学前沿》2009年第1期。

[4]溯流文化：《浅析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柳梦梅形象》，https://www.sohu.com/a/72752797_283507。

[5]何雨：《理想寄托下的希望之梦——解读“临川四梦”中汤显祖的政治思想》，《戏剧文学》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