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锁记》中的女性悲剧

摘要

《金锁记》作为张爱玲中篇小说当中的经典，在刻画女性悲剧命运方面别具一格，值得进行深入探究及思考。本篇论文以《金锁记》当中的女性角色展开分析其悲剧命运表现，而后分别从爱情、婚姻及亲情的三个角度，对小说中体现的现实意义进行了剖析及解读。

关键词:《金锁记》张爱玲女性悲剧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女作家，经典著作包括《半生缘》《倾城之恋》《金锁记》等。无论是短篇还是中篇小说的创作，她的写作风格都是倾向悲剧性的，其文笔的细腻悲凉，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观。

《金锁记》小说写了一个在小商人家庭出生的女子曹七巧从健全人格到人性扭曲的变化历程。作品以女性人物为主角，在这里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人间悲剧。本篇论文以爱情、婚姻及亲情三方面的悲剧表现为切入点，以曹七巧、长安、袁芝寿为主要研究对象，对《金锁记》中的女性悲剧命运原因及其体现的现实意义进行具体论述及详细探讨。

一、《金锁记》中女性悲剧的表现

（一）爱情悲剧

《金锁记》中的女性角色均处于包办婚姻状态，在这种忽视个人主观意愿，将女性物化、工具化的环境下，爱情可望而不可及。曹七巧的女儿长安，曾抱有对爱情的期许，然而，在她最好的年纪里，母亲对于其所能选择的结婚对象都不够满意，在其爱情及生活当中不断插手，直至长安年龄越来越大，还在母亲的怂恿下抽起了大烟，上门求亲的人终是绝迹了。在孤独的等待当中，姜季泽的二女儿给她介绍了留学归来的童世舫，自此长安便以为遇见了真命天子。一个未出阁的老姑娘，遭遇了另外一个旧情以逝，深信妻子还是旧式的好的海归少爷，在长安的心里，这便是爱情了，原以为风平浪静的订了婚，私下里悄悄与其独处，自行把大烟戒掉，慢慢便可熬到结婚。然而，她的母亲却见不得长安如此获得幸福，不仅在口头上冷言冷语、诋毁打击，长安不愿母亲毁掉自己的完美爱情，进而想要主动出击，与童世舫断了联系，像主动不去上学一样，主动放弃爱情，却仍忍不住接受童世舫的邀请，以朋友的身份接着幽会。在童世舫上门拜访时，七巧直接将女儿抽大烟的事和盘托出，并反复重申了几遍，彻底毁掉了童世舫心中长安贞静的中国闺秀的形象，而长安明知母亲会做出干涉的行径，却无力干涉挽回，将童世舫送走之后，将彼此不多的一点回忆珍藏，送别自己最初也是最后的爱情。这个曾经对于爱情提起过希望的女性，在母亲的淫威面前，始终没有反抗的勇气，而且越来越像自己所畏惧的母亲，逐渐成为以别人的痛苦为乐趣，内心偏激麻木的人。

（二）婚姻悲剧

七巧的儿媳妇儿袁芝寿，在未出阁之前，起码是袁家的小姐，身体康健、性格敦厚，在嫁给长白之后，不仅再没有遇见爱情的可能，而且从此与安稳生活失之交臂。恶毒婆婆人前人后的刻薄话语，不加避讳的谈及涉及芝寿与长白的床第之事，刻意留下儿子抽大烟使其夜不归宿，制造芝寿与长白之间的嫌隙，而芝寿无论怎么做都会受到奚落与嘲讽。加上彻夜不归、嗜赌成性、包养姨太太的丈夫，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芝寿毫无感情甚至怜悯，在这个重新组建的家庭当中，她不过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是花钱买来的外人，没有人会站出来维护她，甚至包括她自己。芝寿作为一个天性忠厚老实的传统女性，在这种婚姻环境当中，选择一味的隐忍退让，在别人的欺辱当中装作浑然不知的模样，勉强得以在这些人中得以暂时的苟且。

曹七巧在一间麻油店当老板娘，日子过得还算快乐，正常来说可以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当时大环境的影响加之落后的思想下七巧根本没有办法自由去选择属于自己的婚姻大事，最后的结局是她被无情的家人卖去姜家做媳妇，沦落为一个交易的赚钱工具。更悲剧的是，七巧的丈夫和一般男人不一样，因为她的丈夫是个残疾人。七巧嫁给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男人，还过不上正常的婚姻生活，这个时候的她感觉到无比的压抑，想泄愤也没辙。这段不完整的婚姻让她的人生蒙上了一片黑暗，无穷无尽的痛苦在缠绕着她。不仅这样，她和姜家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因此在姜家也就没什么地位可言，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这正是无法主导自己一生的传统女性的常见婚姻生活状态，向不太熟悉或完全不认识的结婚对象奢求情感寄托，大多都是无稽之谈，终其一生也不曾遭遇过爱情，不过是无爱的包办婚姻，在这种婚姻当中，既得利益者永远不会是结婚的两个人，无关个人意愿，更无关于爱情，一桩桩这样的婚姻，构成了封建社会女性的集体命运悲剧。

（三）亲情悲剧

就曹七巧而言，其父母双亡，作为孤儿的她缺少父母的管教与关爱，这和她缺乏足够的教养之间也有一定的关系。从常理上看来，相依为命的兄妹俩应当是重视手足亲情，维护彼此的情感及利益。然而，从七巧哥哥的行为表现当中看来，兄妹之情有，但是不多，这份亲情只够哥哥觉着用七巧两个钱，也是应该的，没有问姜家多要几百两银子，将其卖作姨太太，已经是顾及情分了。哥哥为了金钱、名望等将其妹妹的幸福弃之于不顾，且并不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任何不妥，其原生家庭亲情冷漠，有名无实。在她自己组建的家庭当中，她作为家长拥有绝对话语权，一手操纵着儿女及儿媳的命运，她对于亲生儿女的感情更多是控制欲，家庭氛围毫无和谐可言，家里的所有人都畏惧她，她除了给儿女用钱之外，也几乎没有给他们任何正常的母爱，亲情在这个家庭当中仍旧是缺失的。

在姜家大院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老太太作为大家长拥有着最高权利，除此之外，家庭当中的男性地位更高，即便是游手好闲的三少爷，也仍旧是家中的健康男性，无论做出何种出格之事，归为贪玩即可。而各房媳妇明显是外人，在其中只能做好妇道人家的本分工作，努力迎合周围的环境，哪怕是家中的小姐，也逃不出女性地位低下难以掌控自身命运的悲剧。亲情不过是借以维系彼此关系，共同花销家中财产的媒介之一，实质上的亲情少之又少，且因人而异。

二、《金锁记》中女性悲剧的原因

（一）封建纲常伦理思想的束缚

造成《金锁记》中女性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封建思想、制度及社会环境，具体而言，就是大家长制度和包办婚姻制度两把枷锁，彻底剥夺其自由选择的权利。似乎女性很难掌控自身的命运，无论是像七巧一样主动抗争，还是像长安、芝寿一样努力迎合，都避免不了悲剧的结局。《金锁记》发表于1944年，此时的张爱玲刚刚于上海开启写作生涯，其行文中的社会背景为隐形铺垫，与文章产生的时间节点以及作者本身的人生阅历之间相互映衬，共同构成本文的时代背景。在本文的开头当中，就已经点出了故事发生的时间段为“三十年前的上海”，大约是在民国已经成立初期，有不少新鲜事物出现，如不再裹脚、有女子学校等，但封建思想、制度及基本的社会关系尚未发生转化。此时仍旧处在男权社会当中，实行封建家长制及包办婚姻制度，而这些封建社会所遗留的制度规范，正是导致本文女性悲剧产生的主要因素。曹七巧在娘家时，长兄为父，即为家中之长，掌管着七巧的婚姻大权；袁芝寿嫁给长白，也是听受家中的安排；长安尽管与童世舫订婚，但是仍旧避免不了自己的婚姻受母亲的直接影响、控制等等。尽管女性角色作为婚姻的当事人，但是她们并非是婚姻的既得利益者，同时其对于自己的结婚对象及对方家庭也是没有选择权的，这种毫无自由、以买卖为主的婚姻，放之任何时代也常出现悲剧的结局，特别是对于处于弱势群体位置的女性而言，更是如此。

封建社会当中遗留的婚姻制度，是造成女性悲惨命运的重要导火索。这种悲剧并不是针对七巧一人而言的，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体制中,男性是这个父权社会的统治者与主宰者,而女性则被囚禁在男权的樊笼里[1]。在这种时代背景的束缚下，社会当中的大部分女性均处在水深火热的状态当中，命运无法掌控在自己手中，且逐渐学会忍耐、服从、归顺、依附，妄图在男权社会当中获取一席生存之地。作为悲剧式人物的曹七巧,在她实际上已经取得了父权地位中的权利后,又对其周围的女性实施报复,芝寿、长安以及长白小妾面对这样的权利毫无抵抗之力,除了内心的呼号与呐喊,唯有任人鱼肉[2]。综观整个《金锁记》当中的全部女性角色看来，每一位女性都没能逃出男权社会的压迫及束缚，无论是七巧还是芝寿、长安，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都没办法过好自己的一生。《金锁记》中这一出又一出的女性悲剧其实就是宗法社会罪恶的明证,是宗法制社会造成了女性人生的悲剧[3]。在等级尊卑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下，不仅由于男性压迫所致，而且女性本身也缺乏反抗意识，并有不少女性成为男权社会及封建制度的帮衬者。她们不管做什么斗争反抗，最后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解脱出这场悲剧。那无可逃遁的宿命般的归宿，给人以彻骨的悲凉[4-5]。

（二）无爱家庭环境的影响

曹七巧的出身较为平凡，虽不属于名门世家或书香门第，但开店经商即可看出其家境还算不错。导致其婚姻生活不幸的原因，与其本身的家庭之间密不可分。哥哥为了金钱、名望等将其妹妹的幸福弃之于不顾，且并不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任何不妥，其原生家庭亲情冷漠，有名无实。嫁给姜家二少爷，且为正房媳妇儿，看似是身份地位的提升，实则在这个大家庭当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远，尽管生活在同一处宅院当中，但是家族关系网络复杂，人人自危，毫无温暖。对于这个家族当中的人而言，这个二少奶奶有名无实，其出身虽谈不上卑贱，但远非能够与姜家相匹配，上上下下没有能够真心实意对待或尊重她的人，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七巧虽用尽浑身解数尽力融合其中，努力引起大家的关注，但仍旧与其他身份地位更高的少奶奶之间格格不入，能够得到的关注只有嘲讽和讨嫌，也间接导致了七巧后续的冷漠及变态。

对于袁芝寿这位新媳妇，七巧最嫉妒她和儿子长白正常的婚姻生活。七巧想到和自己残缺的婚姻对比，芝寿实在是过得比她好太多了，因此难以掩饰她的嫉妒之心，于是便对芝寿进行疯狂的报复。芝寿并没有能力去冲破家庭对她的束缚，也没有勇气与七巧的权威进行抗衡，最后就这样在悲剧中丢失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曹七巧不但是一位丧心病狂的婆婆，同时也是一位失常的母亲，在女儿长安的婚姻上则再次用类似于折磨儿媳芝寿一般破坏了女儿长安的幸福。

更可悲的是，即便是曹七巧让长白娶的小妾最后也落得了自杀这样悲剧的结果。要探究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女性悲剧现象，可以说其实是她们对于家庭的权威没法去对抗，对于曹七巧这个在封建家庭中已经拥有了一定权力的女人没法抵抗。七巧则用自己拥有的权力去欺负比她弱小的女性，在她们身上去品尝报仇的痛快感。

（三）女性自身性格的原因

七巧和长安她们她们并不敢在外人面前去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也不敢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这种隐藏在女性自身的性格原因，导致了小说中女性悲剧的又一内在因素。

曹七巧是个性格懦弱的人，即使受到压迫也只不敢有怨言，不敢有所反抗。在娘家，当她哥哥为了丰厚的聘礼，把她卖给姜公馆的时候，七巧心里默认了这桩婚事，没有任何的一句怨言，同时也没有想过去反对这桩买卖属性的婚姻。在这十几年中，七巧只有默默地忍受着痛苦，由此可知七巧的意识里根本就没“反抗”这个词，只能一味地承受这一切。在旧时代旧社会中妇女的不幸，七巧都一一的承受了，这体现了七巧性格中懦弱的、妥协的一面，同时也加快了她人生悲剧命运的步伐。

长安性格软弱，对于母亲的意思自然是不敢违抗，因此只能无奈地顺从和被支配。青春期的长安是个积极进取的女生，她勇敢的向曹七巧争取到了可以上学的机会，暂时逃离了曹七巧的魔掌。就在长安觉得一切都在变好的时候，曹七巧起了嫉妒之心，她看不习惯长安可以这么自由快乐的过日子，然后她便开始四处传播谣言，破坏长安的名誉。长安哪里有能力去反抗疯狂的母亲呢？她唯有再次回到那由母亲控制的日子中去，继续她早已注定了的悲剧生活。因为曹七巧，长安被彻底推入无底的深渊。

作品中对于七巧的儿媳芝寿的描写，作者很少提到。芝寿性格宽厚、老实。即使她和长白的感情一般般，但是总的来说新婚时期还是会有新鲜感的。由此又让曹七巧内心失去平衡，她故意让儿子说一些闺房之事，在麻将桌上大声地公之于众，让芝寿的母亲无地自容，让芝寿觉得羞愧，百口莫辩。人言可畏，芝寿即便很痛恨七巧，诅咒七巧，但是作为一介女子势单力薄，没有办法只能默默忍受着这一切的流言蜚语。最后她和长白的爱情被婆婆一手破坏，想摆脱自己的悲惨命运，芝寿唯有死路一条。

三、《金锁记》中女性悲剧的现实意义

（一）对女性掌控自身命运的启迪

张爱玲的《金锁记》在独特的视角下，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女性艰辛的生存状态。比如像芝寿这样已经习惯被压迫的女性，她在一味的忍让当中不仅失去了选择、丧失了自我，最终还丢掉了性命。这些处在大家族围城当中的女性，没有一个人是能够活得圆满而幸福的。故事正是当时时代的缩影，是作者对封建文化的有力批判，也是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入思索。

当代女性应该学会运用自身的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像《金锁记》中女性的一些托付心态，最终伤害的是女性群体自身。同时女性要提高自身的地位，应该全神贯注于自身的经济和精神独立，提升从内到外的魅力，掌握社会资源，掌握自己的命运。当社会整体呈现这种态势时，那时才能有真正的平等甚至女性优势。

作为XXX的女性，应当认识到掌控自身命运是何等重要。在当前的社会中，仍旧有一些女性处在不求进取的思想状态当中，她们借由年轻、漂亮等各种资本博取关注、兑换金钱、依附男人等等。现代女性应当不断提醒自己要学会更加自强、自爱、自信，在密切关注自身健康成长的同时，也要学会重视自身能力修养水平的不断提升，成为自身人生命运的最佳主宰者，自己生活的最佳掌控者，自己未来的最大创造者。

（二）对拜金主义的讽刺

《金锁记》由金钱拉开序幕，因金钱而滋生的种种冲动、欲望以及邪恶，淹没着人性最初的纯真。小说题名为“金锁”，即为黄金枷锁，对于金钱的过度贪婪及依赖，导致了其中的诸多悲剧。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爱财如命，所有对她关心的人她都臆想是来图谋她的财产。曹七巧被金钱桎梏了，毕竟金钱就是她对抗姜家及社会的工具。有了金钱才有话语权，充分体现了对拜金主义的讽刺。

在当今社会中，不少人已经开始萌生出与曹七巧类似的金钱价值观，将人生封锁在拼命挣钱当中，为了金钱和地位不惜抛弃一切。对于金钱的崇拜与执着，依赖于金钱所构建起的自尊与骄傲，始终是不堪一击的。就当前的社会所言，拜金主义并不是纯粹的错误，作为生存的刚需，金钱能够满足人们对于物质方面的各类需求，然而如果将物质需求作为生命当中的唯一需求，那么人性当中永远会存在空白与缺失。对于物质的追求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存在的初级需求，然而当人的衣食住行等基础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我们应当要向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寻求发展。

对现在来说，对于适度的金钱追求是应该的，应该保证经济上的独立，但绝不是盲目拜金。如果能够经济独立，就意味着掌握了一定的自主权，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而不是只能被选择；如果能够经济独立，就意味着对自己的一切具有一定的掌控权，至少不必因为钱的问题而委曲求全，违背心意。在小说中作者也是支持对于金钱的适度追求的，与此同时也讽刺了以金钱为枷锁，在无尽的贪婪当中迷失情感及自我的自毁行为，讽刺了拜金主义的现象，同时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价值追求而言，也具有了提示、警醒以及点拨的积极意义。

四、结语

张爱玲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明的女性形象，她的作品中充满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她的小说是旧时代的镜子，反射出旧时代独有的一面。《金锁记》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是女性生存困境和被异化的集中展示，刻画了不同形象的女性角色。在作品中，张爱玲不仅揭露出女性的人格弱点，还表现了她对女性的精神诉求，不仅是对旧社会女性生存环境的抨击，更是对女性群体的呼吁，对于女性身份、价值、自我意识的深入思考，同时作品也展现了女性意识的先锋性和现代性，迈出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坚实而有力的一步。

参考文献

[01]费勇.张爱玲传奇[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02]周冰心.回眸绝美的瞬间——张爱玲评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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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李银河.虐恋亚文化[M].北京：今日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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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何希凡.张爱玲《金锁记》的性别意识与文化沉思[J].名作欣赏，2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