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的女性艺术群像——论巴金笔下青年女性人物塑造

　　摘要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之一，巴金从没有停下对中国女性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在他的小说中，有一系列璀璨夺目的女性形象，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这些女性形象中，有封建礼法制度的捍卫者压迫者，也有封建制度的被压迫者和反抗者。本文着重关注巴金刻画的在黑暗、腐朽环境中熠熠闪光的新女性形象。他一边讴歌这些年轻女性身上的美好品德，赞扬她们蓬勃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斗争精神，一方面极力控诉封建制度对这些美好女性的摧残、压迫和戕害。面对黑暗的社会，这些女性有不同的选择：那些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在面对残酷现实时感到痛苦、彷徨、挣扎，同时也激发读者对女性解放的思考。这些青年女性形象反应出当时中国妇女的生存环境，也反映出她们成长起来的心路历程。折射出巴金对美好人生、青春的赞扬，也反映出对一切腐朽、专制、黑暗的厌恶和抨击。

　　关键词：巴金新女性理性封建礼法反抗

　　绪论

关注女性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期，封建专制文化遭到猛烈抨击，尤其是对于女性的压迫，遭到了急风骤雨式的批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到来让许多人意识到，女性解放势在必行，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为新女性摇旗呐喊。女性从男性的附庸品变成与男性平等的独立群体，由此，鼓励女性反抗盲婚哑嫁、张扬女性个性、鼓励女性接受新式教育等内容成为当时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像阳光洒进国人寒冰一样的心头，在国人的心湖中漾起波澜，各种各样的女性解放运动应运而生。比如鼓励妇女剪头发、鼓励女性读书等。关于传播女性解放、女性权利的报刊、杂志开始畅销，《新青年》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些以女性为受众群体的媒体，如《妇女杂志》风靡一时。

男女平等的口号响彻神州，为了更好地奠定妇女运动的社会基础让女权主义开花结果，让中国女性有更广阔的天地，越来越多的女性愿意打破从前的生活模式，摆脱父权、夫权甚至家族的束缚，她们进入社会与男子一起参与劳动和工作。她们与男子一样，走上街头为自己的权力呐喊、示威。婚姻、爱情、受教育也成为女性要求的权利，拿回这些本该属于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受到影响的作家也不在少数。巴金说：“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所谓“新世界”，就是一个男女平等的世界。从此以后，关注女性的生活、心理变化、思想状态就成了全国性的风潮，文学界也不例外。其实，即使是时至今日，对于女性的关注依旧没有过时。长期的不平等，导致女性的生活是充满压抑的灰色，在全世界范围内女子权利的解禁，才能让女子享有着更绚烂生活。同时期的中国，涌现出一大批女性作家，她们的作品如春雷炸响，让沉睡在男权荫蔽下的女子猛然惊醒。原来，那些在男性本位思想中的“优秀女性”，正是长期被困在枷锁中的美丽灵魂。但让人欣喜的是，惊雷炸响了“浅睡”的人，许多作品中存在新女性的影子，预示万千女性已经醒来。

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善于塑造女性形象的作家有许多，巴金就是其中一个。他塑造出了一批真挚、美好、善良、纯洁的女性形象，他对这些女性抱有强烈的同情，并对她们的不公待遇感到忿忿。巴金曾在《我的幼年》一文中谈到，当看到许多可爱的少女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致灭亡的残酷现实，接着“爱”来的就是这个“恨”字。所以，巴金对女性的情感是有强烈的现实背景的，正因为如此，他刻画出来的女性身上都带着“烟火气”，是那个时代真实的女性形象的写照。

巴金塑造了各种各样、各个阶层的女性形象，青年女性是其中最具闪光点、最富有特色的群体。《灭亡》中的李静淑、《新生》中的吴文妹，他们是从事革命事业、反对军阀统治的女革命家，她们雷厉风行、勇敢睿智，敢于同封建落后势力作斗争；也有《第四病室》中的杨木华医生，她不同于其他医师的冷漠，她如同春日里的暖阳一般，平等的对待病员们，给他们带去希望、安慰和欢乐；在《激流》三部曲中有更加丰富的人物，琴、瑞珏、鸣凤、梅……这些人物形象从富家小姐、到家庭妇女、婢女，什么社会阶层都有，她们活动的背景色是一个死气沉沉如同牢笼一样的大家族。这些美丽的生命如同被囚禁的鸟儿一般，她们忍受各种压榨、迫害和侮辱，有的在顺从中抑郁死去，有的沦为封建家族内斗的牺牲品，有的宁折不弯傲然赴死，有的在压迫中沉默，还有的觉醒之后奋力抗争。这些女性是妻子、女儿、母亲，巴金从一批女性人物群像入手，透过这些女性的生活折射20世纪前期中国的大场景。这样的描摹，不仅仅是对现实单一的反射，更饱含着对社会现状以及思想解放的深刻思考。

鲁迅曾在论及悲剧的时候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巴金笔下刻画的青年女性的共同之处就“美”，她们美丽、善良、纯洁、真挚，她们有端庄的容貌，也有温柔的内心，她们就是美好的象征。然而这些美好的女性大多逃不过悲剧的命运，她们如同冬夜寒风中的烛光，温暖明亮但最终还是会被黑暗吞噬，留给读者无尽悲思。

在我国，对于巴金的研究视野十分广阔，从传记式研究到文本阐释，从美学价值到文艺思想价值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家族关系的“树状图”。具体从文体上分，散文方面研究的重点是《随想录》，小说的文本研究集中于《激流三部曲》、《寒夜》、《憩园》等文本上。宏观层面上，对于巴金的思想意识如女性崇拜思想、女性伦理观等的研究比较多，而建立在作品基础上系统地剖析人物，从作者笔下的人物折射作者复杂的内心世界、审美观、价值观的研究则不多见。

传记类论著以《巴金评传》为代表，选择了不同的视角，或者强调时代大环境、或者强调巴金的思想成熟经历，这些著作融合起来刻画了一个有着立体形象和丰富内心世界的巴金。值得一提的是，《巴金评传》更注重现实中巴金的生活、思想状态，梳理巴金的回忆录、书信、日记等，少量引用以现实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的材料，只对巴金一生经历作粗线条勾勒。李存光的《巴金传》更加真实具体的记录了巴金1993年之前的经历，从现实经历的层面展示了一个慢慢成熟起来的，复杂而多面的巴金。

巴金的文艺思想也是历来研究的一个重点，巴金的文艺思想虽然没有成熟的系统，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也是有迹可循的。巴金多次在作品的前言、后记以及一些创作文字中表达自己的文艺思想，也为巴金的文艺思想研究构造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巴金的文艺思想在20世纪的大背景下形成，也极具时代特性。“现代性”是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的关键词，那个时期涌现出一批反专制、争民主、求平等的现代文学。曹万生、靳彤的论著认为，巴金文艺思想的本质是以人性自由为价值观出发的写真实论，即真与善。巴金讴歌的人物离不开“真”和“善”，“真”是巴金文艺思想中最核心的内容；“善”是巴金文艺思想的出发点。当“善”被撕扯、碾压的时候，对于“真”的追求就显得格外强烈。然而，作为新生事物，这种“真”与“善”的追求其实是相对脆弱的，容易遭到保守派疯狂抨击的。“巴金文艺思想的历程，也侧写了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想的历程。”

对于巴金的研究有多方策展，而研究巴金的文学作品是巴金研究中最丰富、最活跃、也是最有研究价值的领域。张慧珠的《巴金创作论》的写作形式十分新颖，以读者身份，采用读后感的形式进行创作，尤其针对小说进行细致剖析。特别运用了大量笔墨解析在解放前，巴金的政治观念和创作观念，以及这些观念对于作品的体现。这部分的作用不言而喻，是为了洗刷文革时期对于巴金创作的不实评论。该著作对巴金作品进行客观的评价，然后对具体的每一篇作品进行深日剖析。用该著作前言中的话说，论者追求的目标是“把他的成就说够，缺点说透，从而既能使评论界觉得公允，又能使作家本人觉得公平，使读者感到信服”。

陈丹晨的《巴金评传》是按照时间对巴金的作品进行了梳理，还对他作品的重要程度和地位进行细分，细化到按专章、专节。从人物形象、社会地位、思想成长，乃至艺术特色和创作心态，作者都做了中肯且客观的分析。按照时间为线索的论著还有汪应果的《巴金论》，系统评述了巴金各个阶段的作品，其中《激流三部曲》是重点分析对象，除了涉及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更着眼于小说的整体布局、封建大家庭的背景设计以及主题。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激流三部曲》的开篇《家》，论者对巴金的创作动机、构思过程都做了细致的剖析。论者认为，《家》对于激流三部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奠定了三部曲的基调和主线，也导致身在其中的人都难以脱离悲凉的底色。

谭兴国的《巴金的生平和创作》更着重艺术创作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巴金后期的作品创作，特别是对于《寒夜》论者予以高度评价，同时对于巴金前期创作的作品中的不足之处，论者也一一客观指出。

与上述的论著相比，也有一些从截然不同角度进行论述的著作。陈思和、李辉的《巴金论稿》就从宏观线性的角度把握巴金的创作特色，着重点在于巴金创作风格的变化，并且将这种变化整理归纳成三个阶段：1922-1930的不自觉的创作期，1930-1941的创作感情爆发期，1942-1946的风格稳定期，这也是一名作家成熟起来的必经之路。对于生活，巴金从一个热切的社会运动助推者变得日渐冷静的观察者；思想上，他从激进的无XX主义者变得更加关注人本。于此相适应的是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从浪漫、崇尚英雄主义逐渐落到现实，风格由青年人的浪漫转变成中年人的沉稳，同时也变得更加关注社会本身。

从美学角度研究巴金的论著也大量存在，《巴金小说艺术论》就是其中之一，论者认为，“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苍凉沉郁的现代悲剧感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意识和情绪趋向，而悲剧美，便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美学趋向。”论者认为，巴金小说的审美特征是符合时代背景的，这种美学是从悲剧开始的，最终蜕变成无私和奉献之美。这种悲剧美又是巴金作品审美的主要成分。“悲剧美，体现在被压迫中美的毁灭。”如梅之死、瑞珏之死、鸣凤之死，也体现在知识分子的痛苦与挣扎中，如曾树生的离去与归来。

从美学角度论述的还有袁振声的《巴金小说艺术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主要是从微观着手分析巴金小说的审美特征。本书尤其注重对巴金小说的语言特点的关注，“朴素”、“明朗”、“欧化”，是本书对于巴金语言的概括。语言的欧化是十分符合时代特征的，在那个激荡的年代，语言的欧化能展示西方新潮思想的流行，但同时又没有丢掉本土化的特色，依然保持明朗、朴素的语言风格。通过语言这一层，就能展示不土不洋、中西结合的社会审美。

此外，还有辜也平的《巴金创作综论》，是90年代末对巴金创作进行更系统更注重文本研究的重要成果。该著仅用两章篇幅论述巴金的生平思想、创作道路、人格精神、文艺观以及国内外读者对巴金的接受等，而用十章篇幅来分析巴金各时期的重要作品。在对文本的深入细读中，有颇多新见。

目前，以巴金笔下的青年女性为核心的群像图梳理的研究很少有涉及，先行研究是就某一部或几部作品中的人物居多。笔者根据现行已有成果，对巴金对于青年女性的刻画为中心，针对女性形象方面作比较，进而深入挖掘巴金对女性命运关注的深层意义。

本文采用以下研究方法：

1、文本细读。通过对巴金小说作品的精读，分析作者笔下青年女性形象。

2、比较研究法。对比研究同时期、同题材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展开比较分析阅读，通过异同点来分析巴金笔下人物的独特性。

　　一、巴金女性观念概述

中国古代社会的女性社会角色是卑微的，没有自由、没有社会地位，甚至没有“站立”的资格，一直作为男人的附庸而存在，巴金对此抱有深切的同情。五四运动后，西方文化涌入，要求女性解放，还给女性平等的权利和自由。或许是注定社会文化需要改革，当时的不少女性开始与现实抗争，为梦想勇往直前，巴金为之摇旗呐喊。

巴金前期作品中的女性主要是柔弱的、处于被害者的地位。具体体现为对饱受旧思想旧制度摧残的女性的深切同情与关注，对摧残女性生命封建家庭制度的猛烈抨击。如《爱的十字架》中的宝珠，《雾》中的张若兰、《家》中的鸣凤等悲苦的女性形象。尤其是鸣凤的形象，小说中鸣凤给人的印象是“对现实顺受着、在生活中总是毫不抱怨也毫不诉苦。”即使痛苦一直缠绕着她，她也一直抱有期待，直到最后以死摆脱，永沉湖底。对鸣凤的描述其实也体现出了巴金对于人人平等的追求。巴金曾说：“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系起来的也正是因为爱字，这是我性格的根本。”因此，在巴金的作品里面，这些传统女性都有着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笔者认为这是巴金对女性寄托着深厚的理想。

　　1.1女性真正独立自主：从热切到无奈

巴金正是看到了男尊女卑的精神枷锁之重，从而主张女性和男性应该拥有相同的权利义务，倡导女性由身体到心灵真正的独立自主。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新思想的涌入并不能让全部女性拥有自我振作的意识，只有少部分能够接受新思想的女性敢于追求、敢于抗争，她们的内心希望与男性平等，人人平等，在爱情中在生活上能够独立自主不受束缚。《灭亡》的姐妹篇《新生》中就介绍了两个投身革命的女子。这两个女子一个是李冷的妹妹李静淑，一个是李冷的恋人张文珠，她们是两个从事革命运动的青年女子，她们将个人主义的理想带向革命。张文珠曾是一个杂志编辑的太太，丈夫把她当做花瓶来供养在家。这样的生活不是她想要的生活，为了让李冷走向革命，她说：“我们相爱是要将彼此所受到的爱注入到万事万物中去，这样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它的痕迹存在，这样的爱情才能像恒星一样永久。”这两个女子深知工人们的痛苦，为了深入到工人中教书，讲述社会现状，进行革命宣传，她们毅然穿起“深蓝布短衫，束白色头巾”到工厂做工，为人民谋幸福。这时候，巴金对女性独立的态度是热切支持、赞颂的，者也反映了巴金对女性的希望，希望她们能够站起来为自己争取自由不受苦难的折磨。

再例如《寒夜》中的曾树生，她是一位接受了新思想熏陶的社会新女性，也是社会转型期新女性的代表。曾树生的形象就比李静淑和张文珠更加丰满。她对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有着十分强烈的追求，在她和汪文宣在没有婚姻的前提下就一起同居并且生育有一个孩子，可以看出她敢于打破传统封建对自己的约束，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在追求爱情、获得人格独立方面，她是一位杰出的新女性。曾树生性格活泼、外向，喜交际，除了上班还会去社交场合结交朋友，慢慢地冷落了自己的丈夫，并引起了婆婆的不满，由此造成了家庭的矛盾。她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婆婆无权干涉自己和丈夫的事情，而她的婆婆受着当时封建社会思潮的影响不依不饶，并且三番四次鼓动汪文宣“给她点厉害”、“不要管她（曾树生）”。她的丈夫无法处理好母亲和妻子的关系，使曾树生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家出走。《寒夜》中对曾树生的刻画，一方面表现出巴金鼓励女性勇于追求自己的生命价值和尊严。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巴金开始对女性独立的彻底性产生思考。如：树生虽然受到新式教育，但是在职场还是一个花瓶角色。她不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却依旧沉迷于交际等。但不管结局如何，我们都看到了曾树生对自由敢于追求的心。也看到了巴金从对新女性大力赞颂变成冷静剖析思考，设身处地思考新女性的处境、地位、心理状态。

总的来说，巴金对新女性的态度是可见一斑的。

　　1.2颂扬女性美好品质批判封建家长制

1.2.1、善良无私

善良、无私、甘于奉献，是中国女性的特点，正因为这些美好品质珍贵，所以更显得在男权文化压迫下的女性值得同情。《家》中的鸣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鸣凤无私地将一颗少女纯洁的心奉献给觉慧。即便在最后走投无路时也还在为觉慧着想，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愿令自己喜欢的人为难。梅，面对爱人、家人的无奈，她选择将爱情深藏心中，她善待仆从、顺从父母，却唯一没有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两个人虽然性格、社会地位各不相同，但都纯洁善良、宽厚无私，是中国传统美德的化身。

1.2.2积极抗争

体现进步思想意识的时代新女性是巴金笔下另一个女性形象群。她们深受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等现代意识的影响，不懈追求自己的尊严和价值。《爱情三部曲》的李佩珠就是一个接受新思想影响的典型。她意志坚定，有朝气和理想，在革命的启蒙下致力于获取国家解放和人民自由的伟大事业，以独立女性的姿态积极参与到解放事业中，成长为一个意志坚定、思想高尚的女革命家。

还有用死亡捍卫尊严的鸣凤，在封建社会中，无论是处于奴隶地位的婢女丫鬟，还是养尊处优太太小姐，最终都沦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家》中塑造了一系列从肉体到精神都深受封建专制毒害而无力主宰自己命运的悲剧女性。鸣凤敢于违抗高老太爷的命令，誓死不做冯乐山的玩物，用投湖自尽来捍卫人的尊严。但她又深受旧礼教和社会地位的双重制约，认为自己只是奴隶命配不上觉慧，在不愿死与不得不死的矛盾冲突中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梅是《家》中另一个悲剧女性。她与觉新爱情的断送仅仅由于双方母亲在牌桌上的一次不愉快，她被迫嫁给毫不认识的人，屈从无爱的婚姻，青年孀居，恪守从一而终的法规，在无望的相思中葬送自己的生命。巴金通过透视这些被XXX、族权、神权、夫权压迫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女性悲惨命运，深刻揭示男权社会的残酷。

　　1.3 男性审美视野之下的女性

关于女性的地位，鲁迅曾经提及：“男人分为几等，而在最低等的男人下边，还有比他更低等的人，就是女人。”他说最低等的男人是“台”，台回家了还可以打骂他的妻子。”周作人在谈及欧洲与中国女性传统文化时也表示：“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从五四开始提及“人的解放”、批判等级制度，从那时起女性的地位开始提升，也有一大批作家讴歌女性的美好，然而这些美好的特质依旧是建立在男性审美视野之下的。

现当代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大多分为四个类型：天使型女性，他们是爱与美的象征；恶女型，霸道凶悍、蛮横无理；此外还有独立自主型和以及落后型。巴金倾向于把女性人物塑造得美好，尤其是善于塑造第一种“天使型”女性，这类女性形象对男性往往有一种母性特征。这个母性的特点，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母亲形象，但是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特别美丽纯洁。也很接近西方的圣母、或者天使型的女性。

其实，巴金是看到女人纯美的一面、纯洁的一面也包含了在他视野中的审美趋向。

　　二、巴金笔下青年女性群像

　　2.1柔弱的上层青年女性

在《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中，巴金饱含着强烈的情感描画了一群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中的青年人。他们是封建礼教的束缚者，但是因为选择不同，所以各有不同的结局。封建大家庭中的小姐们是巴金重点刻画的一批人物，她们不同于下层悲苦群众，没有生存上的难题。她们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无论是传统教育还是新式教育），她们善良、温暖、贤惠，她们活在在青春绽放的年纪里渴望被爱。这样一群人曾经对生活抱有无限美好的期待，却渐渐被现实所磨蚀。她们虽然生活在封建家庭的牢笼之中，但是因为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依然能保持善良纯洁的灵魂，保持高贵的人生态度。

《爱情三部曲》中熊智君、《激流三部曲》中的梅就是这样的女性，她们属于精神上的弱势群体，她们是被传统女性教育哺育而生的美丽灵魂。在“自由独立”和“三从四德”的伦理博弈中，她们不断被撕扯，最终选择顺从忍让、妥协屈服。巴金对这样的女性抱有极大的同情，可以在字句中感受到巴金对封建礼教的厌恶。

梅是一位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从小受建的“三从四德”、“夫贵妇荣”等礼教的教育思想，她的生命中有封建积习的烙印，可到她长大以后由于受到新文化、新思潮的熏陶，受到民主革命教育的洗礼，在思想上她希望从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走进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行列中。她渐渐有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成为了有着时代特性的新女性。她与觉新从小青梅竹马，两人相互爱慕，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两人大胆相爱。然而这一切都因为梅的母亲与觉新在打牌时吵了几句，而把他们里圣洁的爱情扼杀在摇篮中。梅的母亲把她嫁给别人，可是一年之后，她又丧失了配偶成为寡居女子，无奈之下，她回到了曾经扼杀了她幸福的母亲家中，过着“尼姑式”的生活，她为死去的丈夫守节，终日以泪洗面、忧郁成疾，从而身子一日不如一日，终于在受封建礼教的压迫下死去。

梅终究是可悲的，她希望从封建积习中解脱出来，可是最终她依旧屈服于封建礼教之中。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她试图做过反抗斗争，但是当封建家长扼杀她美丽爱情的萌芽时，当家长要求她守节不再嫁人时，从前接受的新思想与从小受到的封建礼教思想产生激烈冲突。然而她无力反抗，最终屈从于家长的要求。

梅意识到自己的悲剧结局，在她的内心深处，对于美好生活、美好爱情的向往从未消散过。然而封建礼教的摧残和吞噬，无论谁的劝说都提不起她的激情。她一方面无法劝说自己完全麻木无感，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的力量太过渺小、无力抗争。最终，她只能在无尽的痛苦与哭泣中消耗自己的生命。

梅是典型的符合男性审美的女子，美丽、纯洁、柔弱，她是被传统女性教育灌输的女性。她的思想中被深深刻下夫权、父权的烙印，并且深受其害而不自知。她只能本能的感受到自己不快乐，却从没有想过她不快乐的根源是在哪里。梅的悲剧一半源于封建家庭，一半源于自己，她是一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她相信宿命的安排，她缺乏自主的意识。在面对与觉新的爱情时，梅只是期盼家长能给予她所想要的结局，对于自己的婚姻毫无抗争的意愿。当无爱的婚姻和新寡的命运降临到她头上，她更无力抗争，只能默默忍受。梅选择在古典诗词和回忆中消耗自己的一生，只有回忆才能带给她一些快慰和希望。小说中提及梅对于仆人是宽容且慈悲的，她愿意教不识字的仆人认字读书，也从不打骂，这样的行为并不是因为接受了“平等”的新式思想，而是源于她善良的本能。但是只靠本能而活是不够的，面对高家新一代的开导，她感叹自己“跟不上时代”，同时拒绝与新世界接触，于是，她伤春悲秋、见花流泪、对月伤心，满腹凄凉孤苦无处诉说，最后抑郁而终。

瑞珏和觉新之间有没有爱情？笔者认为是有的。觉新和梅之间是两情相悦，自主自发的爱情，然而他们之间的爱情没有善终。于是在父母的安排下，觉新与瑞珏进入了婚姻，他们的婚姻完全是由封建家长决定的。幸运的是，瑞珏是一个极富有传统女性美好特质的女子，她温柔且善良，耐心又宽容，这让觉新意外地收获了一段美好的婚姻。虽然他的心里还是放不下梅，但现实中满意的婚姻也渐渐填补了他内心的缺口。

毫无疑问，瑞珏拥有美好的灵魂，包容和牺牲是她生命的关键词。因为她的善良，她对丈夫和梅这对曾经沧海的恋人给予包容和同情。对于高家的老老小小，作为长房孙媳她给予极大的友善，赢得所有人的欢迎。她永远都在温柔地笑着，从不报怨、不嫉妒，也从不使人为难。如此看来，这位与觉新门当户对的妻子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按理说，按照封建礼教成长起来的女性应该在大家族中受到尊重和优待，然而罪恶的魔爪依旧伸向了她。她是长房长孙觉新的妻子，这一层身份早已被陈姨太等人嫉恨，加上觉新的母亲和四房、五房的关系不好，这一切怨怼都落在觉新和瑞珏身上。所以，当山雨欲来的时期来临的时候，他们便以血光之灾、与高老太爷刚刚死去产生冲撞的借口，把即将临产的瑞珏赶到城外的一所破房子里去生产，因为生产的条件太差，瑞珏没有走过生产的“鬼门关”。表面看，瑞珏的死是一场意外，但是实际上早已经是注定。瑞珏太过善良、太过懦弱，“血光之灾”只是陈姨太等人造出的借口而已，实际上，瑞珏最终是大家族内斗的牺牲品。

本可以获得幸福的觉新最终又失去了幸福。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与生孩子善良的觉新意外收获的说辞只是高家内部斗争的说辞，无辜柔弱的瑞珏成为一个被针对的“靶子”。作为来晦气”而被觉新太过懦弱；作为瑞珏自己，她太过曲从。巴金用惨烈的结局向读者演示了封建大家族吃人的本质，也揭露了那个牢笼一样的家庭虚伪血腥的罪恶本质。

梅与瑞珏是觉新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在觉新的成长之路上一步一印皆是心爱之人的鲜血。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两名女子是觉新的“救赎者”，促进了觉新的成长。因为心爱之人的接连死亡，觉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家庭冰冷的本质。他原本以为，只要自己顺从，只要继续“作揖主义”就能换来平静的生活（他甚至不奢求幸福）。但是他毕竟是经过新思想洗礼过的年轻人，在新思想与旧道德的压迫下，他曾经不断地向旧道德低头，只因为他无法跨出自己内心的那道坎。然而，每一次“低头”都让他付出血的代价，第一次是梅的另嫁、守寡、死亡，这一次的冲击尚不足以让他觉醒，他的内心对梅抱有同情，却并没有意识到梅的悲剧根源是由于他的性格懦弱。瑞珏的死给觉新带来巨大的他终于意识都自己的每一次“作揖”都是不断在放弃自己的幸福，他的每一次退让都是以爱人的血泪甚至生命为代价。他终于认清，他的痛苦起源于自身，对于新思想的向往和对旧法则的不舍。因为作为男性、长房，他也是封建礼法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接连而来的悲剧让他幡然醒悟，退让只能让他越来越痛苦，只有奋力一搏，不屈从于封建制度，才能最终不被时代抛弃。

　　2.2悲苦的底层青年女性形象

鸣凤在《家》中是一个重要的女性形象，她出生悲苦，是高家的奴婢。这个美丽纯真的少女身上带着顺受与平和。在觉慧的心里，鸣凤是“毫不报怨、毫不诉苦的”，在鸣凤自己的回忆里，“她已经习惯了奴隶的命运”。在高家的这些年里，吃打骂已经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她无从抵抗。她常常在睡前对者油灯发呆，悲叹自己的命运，然而她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她甚至寻找不到她悲剧的根源在何方。虽然悲苦，鸣凤依旧对生活抱有美好的期待，她期待着自己能有优渥的生活：漂亮的衣裙，父母的宠爱，少爷们的崇拜。她所渴望的东西是质朴且单纯的，她在内心期待着“过主子般的生活”。

这样的期望是美好的，也是幼稚的。她没有看到，梅和瑞珏都是“主子”，但仍然逃不过悲剧的命运。直到她遇到了觉慧，觉慧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青年，他对于鸣凤有天然的同情和爱怜，这种感情点燃了鸣凤内心的小小希冀。在高家每次与觉慧的接触都让她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之中。虽然，在她的内心深处知道那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但是总有一簇火苗期待“梦想照进现实”。直到她知道了主人将把她送给七十多岁、刁钻古怪的冯老太爷做妾。她的梦想崩塌了，鸣凤感到彷徨与痛苦。就人物性格而言，从前逆来顺受的鸣凤可能曲从于主人的安排，但是因为有了与觉慧之间的爱情，她无法忍受这两者之间的落差。于是，当她一切希望都落空时，她选择投湖自尽，把自己年轻的生命交给深不见底的湖水。

笔者认为，如果戕害这个美丽生命的根源是封建制度，那么造成鸣凤的直接死因是觉慧的不坚定、不成熟。鸣凤只不过十六七岁，对世事懵懵懂懂，性格温顺美好。在得知自己即将被送给冯老太爷时，她可以有什么样的选择？如果不选择死，她有什么路可以走？也许反抗是她唯一的道路。然而，她自己一个人的反抗是势单力薄的。鸣凤要被送出去的时候，婉儿和鸣凤两个人在房间里交谈。谈的时候被觉慧无意中听到了，觉慧的反应值得剖析。原文如下：他很激动地问鸣凤，“如果人家真的把你送去的话，你怎么办？”鸣凤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去的，要不我赌咒？”，觉慧说不要赌咒，我相信你。从觉慧的问话用词中可以看出，他是将自己个鸣凤割裂看待的。他没有从两人一体的角度上表达“如果人家真的要把你送去，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一起共同想出路”，他将他们的爱情难题推给了一个柔弱的女孩子，所以可见，觉慧有一种自我的中心意识，正是因为这种不成熟的意识导致鸣凤的最终死亡。

笔者认为，对于鸣凤的爱，觉慧是不成熟的。彼时的觉慧虽然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他呼唤平等与自由，但是从封建家庭里成长起来的烙印还在。他虽然是一个追求新思想、XXX的热切青年，但他的思想还需要经过时代的洗礼和打磨，鸣凤就是觉慧的“打磨者”。

鸣凤带给觉慧的是热烈纯粹的爱，她给予觉慧绝对的忠贞，并且不惜为此献出生命。封建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以为鸣凤是因为不愿意嫁给冯老太爷而投湖自尽，只有觉慧心里清楚，鸣凤是在捍卫她和他之间爱情纯净。鸣凤之死让觉慧彻底清醒，他对那个大家庭绝望了，这也第一次激发他开始冷静思考，自己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鸣凤与觉慧这对恋人，给予对方的东西远远大于他们的爱情本身，鸣凤因为爱情看到了生活的希望，觉慧因为爱情获得了最终的觉醒，与封建家庭彻底决裂，投身革命。

婉儿最后代替鸣凤嫁给冯乐山做妾，从一个牢笼走进了另一个更可怕的牢笼，承受着更为残酷的折磨。婉儿是懦弱的，她没有选择反抗。 鸣凤和婉儿像是平行时空里的同一个人，因为作出不同的选择，所以换来不同的结果。一个选择宁折不弯，捍卫最后的尊严，一个默默忍耐，在无尽的悲凉中度过余生。

底层的青年女性更加可悲，因为他们遭受的是等级制度和男权制度的双重压迫，在等级制度中，她们处于奴隶地位；在婚姻爱情中，她们处于完全不自主的状态。然而因为她们天然的弱势，才显得下层青年女性的抗争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2.3理想新女性形象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一直是一个被掌控的群体。长期以来女性依附于男性，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甚至不断被“物化”。女性被作为私人财产、利益交换的工具的情况长期存在。在社会关系中，“在家从夫、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是对女性既定的教化。尤其在夫妻关系中，妻子也是难以受到尊重的一方，稍不合意也会被丈夫侮辱谩骂，男人“三妻四妾”被长期合理化。所以，在男权为中心的家庭中，大多数的女性都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或者在一方院落里消耗自己的青春，宛如金丝雀一般被禁锢；或者出生微寒，孤苦一生，被迫成为繁衍子嗣的工具。这样的待遇是极度不公的，也是对女性的聪明才智和灵魂的压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来临，启蒙先驱将男女平等的概念灌输给国人，挥舞着大旗破除吃人的旧观念。自然而然，一大批敢于追求平等、自由、独立的新女性出现了，巴金予以这些追求平等、独立的新女性极高的评价，在他的作品中也精心刻画了一批新女性。对于新女性的赞颂，宛如在黑夜里为迷航者点亮的灯塔，助推了女性运动的热潮。在巴金的塑造下，一些敢于为自由、独立、平等而战，绝不甘心作为附庸和“物件”而存在的女性出现了。

“如何才能使女性解除传统意识的束缚，真正实现自己的主动地位？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反男权，覆男性话语，而是一种人性的复归。”在人性解放的浪潮下，多种思潮开始泛滥，青年巴金就受到了无XX主义思潮的影响。这样的思想熏陶使他跳出传统文化的窠臼，以全局化的目光分析中国封建礼法的本质：吃人。在塑造着一批人物的时候，巴金有意刻画女性命运的沉浮，他把这些女性的生活环境定在封建大家庭之中，清晰地向读者展现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中女性的日常生活。最值得称道的是女性觉醒、走上独立道路的心路历程。由此，一批璀璨的艺术形象应运而生，她们身上带着时代的烙印，饱含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灵魂，代表人物如女革命者李佩珠。

巴金在《爱情三部曲中》用大量笔墨塑造了一群青年知识分子，觉新、觉民、觉慧、梅、琴等。其中有一类处于彷徨和迷茫中的青年男性形象，如觉新。他受过新式教育，却不得不困顿在一个阴冷黑暗的家中；他有自己心爱的人，却不得不接受长辈安排好的婚姻，因为他的懦弱和犹豫，妻子临死前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他的生活充满了压抑和痛苦。相比这样的形象，李佩珠为代表的女性形象显得更加光彩夺目。

李佩珠是是巴金笔下塑造的“女神”，几乎是一个没有弱点的女性，她聪明果敢、美丽坚强，无论是多么动荡、危险的情况，她从一而终拥有清晰的思路和果断的做法。李佩珠的成长也是有迹可循，她本来是“站在父亲身边的乖乖女”，后来经过了新式教育的洗礼和现代文明的熏陶，她变成了活跃在革命前线的“女战士”。在这一过程中，她从一个玩偶式的女孩变成了一个有思想、有血肉、有灵魂、有尊严的人。这样的写法也符合巴金前期的创作风格，巴金前期小说的风格是“青春礼赞”，主要写的是青年反抗者、革命者，大多描写青年的爱情、理想、苦闷与反抗。作品更多的是在与青年人产生共鸣，风格倾向于单纯、坦率、热情，读起来汪洋恣肆一气呵成。李佩珠正是在这样的风格中呈现出来的“近乎健全的女性”。

“理想”是巴金用李佩珠这个形象向读者传达的关键词。李佩珠投身革命，与男人一样在革命队伍中发光发热，是巴金对新女性、对女革命者的大力赞颂。这大大鼓励了着坚定革命信仰与追求的中国新女性。“新与旧”的对比是强烈的，新如李佩珠，旧如钱梅芬。前者在革命事业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开辟一片新天地，后者以婚姻家庭为生活目标，最后忧郁而死，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近乎健全”的李佩珠，正是巴金笔下理想型女性，代表了他对XXX女性的期待。

除了李静淑之外，另一个理想型女性是《电》中主人公李佩珠。她是是贯穿《爱情三部曲》始终的线索型人物，也是巴金极力歌颂的对象。李佩珠出生于书香门第，曾经被 陈真称为“小资产阶级女性之一”，在她的父亲李剑虹的影响下，她阅读了不少有关革命思想的书籍。书中有一段刻画得十分生动，李佩珠读到俄罗斯革命女神妃格念尔的《回忆录》时内心受到了震颤，书中如此描述：“她曾经被同学们认为是一个平凡的、软弱的女人。”她觉得自己与妃格念尔有着类似的生活经历，而妃格念尔作出的选择，正是她内心期待却又没有敢付出实践的。《回忆录》无疑是对她莫大的鼓舞，她的革命思想和革命道路也因为这本书正式开启。

抛弃原本富裕的生活到革命的一线去，李佩珠的热血源于妃格念尔，也源于她受过的新式教育，更源于她身边许许多多的进步青年。因此，面对周如水的求爱，她选择拒绝，因为她下定决心要“为革命、为人类现身”，她“不想在爱情里求陶醉”。她反驳“革命是男人的事情”，她尖锐的反问周如水、张小川：“难道女人就只应该在家里伺候丈夫吗？”张佩珠的行动打破女性只能在家相夫教子的“定律”，李佩珠就是否定旧思想、旧道德，肯定女性是与男性平等的群体，可以与男性共同参加革命的观念。

有趣的是，巴金在塑造这个女革命者时，将她的革命视野和天赋刻画得淋漓尽致。李佩珠具有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反应力和指挥能力。她不同于杜大心偏激激进、稍显急躁的做法，她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能保持冷静，有条不紊的组织应对。文中有情节提到，在迎接明的集会上，“佩珠站在石凳上挥动着双手，充满激情的讲演着”、“许多人都在下面伸长颈项看她。”集会发生意外，大量工人群众聚集在一起听革命者的演讲，但是军队突然而至，现场发生了骚动。“其他人都很慌张，很多人都拥挤着想往面跑，看热闹的人在人群里乱嚷乱挤，秩序一团糟。”面对这种危机的情况，许多成熟的男性革命者都无法把控现场，这时候李佩珠“尖锐的声音飞起来，高出了其他声音，压倒了一切。”“抖动着她的头发，红着脸，要大家不要害怕”……这样的临场反应即使许多男性革命者也难以达到。此时，作者有意识的将女性革命者与男性革命者做比较，表明女性也可以成为优秀的革命工作者。 面对危机，李佩珠头脑冷静、判断准确、行为果断，带领集会群众安全通过军队的防线，她的行为甚至比一些男性更加勇敢、稳重和更有主见。

对于革命战而言，“冷静”是最珍贵的素质。当明在狱中受了严苛的刑讯即将死去，敏不顾一切地要去冒险解救，佩珠用平静的声音劝谏他：

“我们没有理由轻易牺牲。血固然可贵，可是有时候也会蒙蔽人的眼睛。痛快地交出生命，那是英雄的事业，我们似乎更需要平凡的人。”由此可见，佩珠不仅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还具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在明死后，她也是第一个走出悲伤，鼓励大家要继续前进。她劝说明的妻子“向前看，忘掉过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鼓励她投身明尚未完成的事业。

“坚强”是李佩珠性格中极重要的一种特质，在小说的最后，革命形势越来越严峻，李佩珠得知自己的父亲失踪了。尽管如此，她还是忍着伤痛继续奋斗在革命一线。此时佩珠不再是透着“小资产阶级”气息的女子，她已经是一位优秀的女革命者。小说没有规避李佩珠的爱情观，巴金没有把李佩珠设置成一个“六亲不认”的“高大全”，她的性格中依旧有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她与吴仁明的爱情是源于内心的契合。她曾说：“爱并不是罪过，也不是可羞耻的事情。我爱他，他爱我。这样两个人的心会更快乐一点，也许明天就会同归于尽，今天你就不许我们过得幸福吗？爱情只会增加我们的勇气，”两个人拥有共同的信仰、有着共同的事业，他们之间产生爱情顺理成章。这样的情节设置也体现了巴金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寄托了他深厚的情感。

同李佩珠相比，《激流三部曲》中琴属于正在成熟的新女性，她的成长也具有代表性。琴出身官宦世家，但是身上却少有封建大家族的小姐气息。她在新式学堂接受教育，善待家中的奴婢，与觉民、觉慧一起参加斗争。

琴在封建大家庭中的小姐里算是异类，她每次道高家来接触觉民、觉慧兄弟俩，阅读进步刊物、接触新式思想。新鲜的思想注入道她的脑中，让她对“外面的世界”无比渴望。琴在大家族中，如同温暖的小太阳一般，她始终昂扬、始终饱含激情、她坚信着一切都会改变，世界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琴的同龄人而言，琴的思想观念是“走在前面”的，但是这个人物也存在局限性。琴的思想解放是不彻底的，甚至是“有所选择”的。她向往自由、平等，要求去上新式学堂，她所有的行为都是在她可以接受的选择范围之内。她与梅的不同在于，她有一个十分宠爱她的母亲，琴的要求最终会得到母亲的支持。其实，琴的“解放”始终是建立在家长的宠爱和默许上的。小说中对琴的评价是“勇敢”，诚然琴是一个勇敢的女子，她敢于做同龄人不敢的选择，但这种“勇敢”是不彻底的。

小说的十八章里写道，新年里大家齐聚在高公馆看舞龙灯、烧花炮。高家的仆人和五老爷克定兴奋地拿花炮筒向着玩龙灯的人射，舞灯的人都受了伤。面对这一幕，思想觉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觉慧觉得非常的气愤，而同样在现场的觉民和琴却没有多大反应。原文如下：“这跟同情心有什么关系？五舅他们得到了满足，玩龙灯的人得到了赏钱，各人得到了自己所要的东西，这还不好吗？”可见，在琴的思想观念里，舞灯人的受伤得到了金钱的回报是合理的，她并没有想到“人道”的问题。由于官宦家庭的出身，琴对于底层的人民并没有切身的同情，她对他们保持的善意完全源自于自身的修养和内心的善良，因此，觉慧说她“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

任何人的成长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琴就是一个不断成熟起来的新女性。她也有动摇和犹豫的时候，比如在剪头发的问题上，许倩如果敢地做了决定剪短了头发，而琴却瞻前顾后思考良久。对于一个还没走出封建家庭的女子而言，琴的进步性是十分局限的，但这种局限性也并不是她自身因素造成的。在同龄女性之中，她已经超前了一大截，因为她本身是女性，故而对女性的命运有天然的同情和关注。她发出呼声：“难道女人只是男人的玩物吗？”她为女性的悲惨命运而感到不平，“难道因为几千年来这条路上就浸泡了女人的血泪，所以现在和将来的女人还要继续在那里断送她们的青春、流尽她们的眼泪、呕尽她们的心血吗？”这样的呐喊振聋发聩。

琴是清醒的，她十分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不是作为一个“物件”、“摆设”，而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应该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选择，也应该具有身而为人的自身价值，这是她思想中的闪光点。在五四思潮激荡的环境下，琴试图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虽然还有犹豫和胆怯，但她最终还是会走上彻底革命的道路。

巴金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有意将她性格上的弱点也细致刻画。这样的形象是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的：既有中国式女子的美德，又有XXX女性的勇敢。正因为有千千万万个不断成熟起来的“琴”，时代才会不断进步 。

　　2.4在理想与现实中挣扎的女性形象

提及巴金笔下的青年女性，则绕不过《寒夜》，不可不提曾树生。《寒夜》是巴金创作的最后一篇长篇小说，也是他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无论从构思、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形象都是最丰富、最有深度的。故事写了抗战背景下的重庆，一个小职员家庭的悲哀，国事茫茫，人民不知所向。曾树生就是《寒夜》的女主角，她是一个踏出家庭的新女性。她比琴走得更远，她接受过新式教育、高等教育，她有她的职业理想。她能自主地选择爱情和婚姻，她与丈夫一起为共同的理想而努力：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

看起来，这样的女性已经够“新”、够“自由”、够“平等”，然而在解放的道路上，她遇到的困难比想象中多更多。曾树生年轻美丽、思想开放、富有活力，但是她内心无比苦闷。她是个有才华、有能力的知识女性，却始终沦为“花瓶”的角色；她的婆婆看不惯她的新派作风，轻视侮辱她，骂她是“姘头”；她追求爱情与汪文宣在一起，不追究婚姻的形式与他生儿育女，却只受到汪母的唾骂。在职场，公司里的陈经理与她关系暧昧，她不愿意当“花瓶”，却因为生活的困窘不得离开。这些都是传统女性从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

小说中，曾树生的出场值得仔细推敲。作品开头，以汪文宣的视角回忆了他们夫妻俩的争吵。陈经理给曾树生写了一封信，这位陈经理就是曾树生的上司。与男性通信、交际这是体现曾树生新女性形象的一笔。当汪文宣在咖啡厅见到曾树生并请她回家时，曾树生回答：“我回去以后又是怎样的情形，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她又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像这样分开，我们还可以做个好朋友……”寥寥几句话十分精准的点名了两人的矛盾根源。作为新女性，她的激情与梦想已经被战乱之下的生活磨蚀了，她不愿意每天纠缠于和婆婆的争执里，也不愿意伤害丈夫，所以她选择逃避。

曾树生不止一次的内心独白：我要救出我自己。值得思考的是，她的内心正在经历些什么，需要“救出”她自己。从曾树生的性格特征来看，她是一个极度害怕寂寞的人。在她的身上闪耀着XXX女性的闪光点：装扮入时、薪资优渥、交际丰富，她常常出入各种咖啡厅和舞会。有一次，她跳舞到后半夜才回来，她对汪文宣说：“我跳得很痛快！”她在不停的交际和舞会中消耗自己的精力，试图摆脱家庭的沉闷，她在不断的狂欢中安抚自己孤独的内心。在给文宣的信中，她写道：“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我不能在你那枯庙似的家中枯死……她说的不错，我们没有正式结婚，我只是你的‘姘头’，所以现在我正式对你说明，我以后不再做你的‘姘头’了，我要离开你。”

巴金创作《寒夜》的背景是在战时，沉闷、紧张、无聊是所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共同经历的。反观其他人，从汪母、汪文宣到唐柏青，每个人都能够忍受这种压抑和紧张，只有曾树生不能忍受家庭的困窘、压抑和冰冷，从这个层面看，她是胆怯的，也是懦弱的，于是她选择了逃避。

寒夜与激流三部曲相比，已经跨入了另一个思想境界。曾树生不是一个“高大全”的形象，她有属于女性的天然弱点，也有自己的性格缺陷。曾树生一直在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努力都是徒劳，她的形象更有深度，是一个在前进道路上，孤立无援的新女性。这不仅仅她一个人、他们一家人的悲剧，这样的家庭是千千万万战时家庭的缩影，曾树生明确的表示，“我不相信这是命。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

时势造人，曾树生的话清楚表明了带来不幸的是整个社会环境：曾树生有收入来源，她的职业却有辱尊严；她本来有理想、有信念，却是社会磨蚀得干干净净；她有健康的身体，却找不到生活的乐趣。这是巴金通过汪文宣和曾树生一家的境况，表达对战争和侵略的控诉。

文中不止一次提到：夜的确太冷了。战争笼罩之下的城市漫漫黑夜，难有黎明。巴金对这个挣扎求生的女性知识分子抱有非常多的同情，千千万万类似曾树生的知识分子在痛苦中挣扎，遗憾的是，这样的现状无法靠一个人的努力而改变。所以发出慨叹：夜实在太长了。

　　2.5战乱时期女性侧影

五四新思潮之前，女性很少有被讴歌赞美的机会，往往都是作为陪衬或者影子站在男人的身后。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潮带来女性地位的提升，巴金致力于赞颂新女性自立、自强、善良的品行。特别在战时，女性医护人员的形象如南丁格尔一般圣洁美好。

1944年6月，巴金撰写《第四病室》。“我躺在病床上观察我周围发生的一切，看见人们怎样受苦，怎样死亡……”“善良、热情的年轻女医生”的形象是我凭空造出来的。”这个温暖的女大夫给予了巴金以及病室内其他伤员莫大的心理安慰，是黑暗时代的一束阳光。

耐心。杨大夫给陆先生询问病情，当陆对手术开刀危险的情况询问时，“不会，不会！她说着把头用力摇了两摇……你不要怕。”并且劝:解多体息，多放松心情

仁心。后来病室来一个长疮的老人，杨大夫吃惊间什么不早来，保有医者的仁心，竟责备起病人，在治疮时，帮忙的胡小姐有点害怕，“杨大夫的眼光却定在疮上，她的脸上露出专注的神情。”

良心。在长庵老死了以后，杨大夫很难过“尽了力量？你不晓得我什么力量也没有！我有时候真想改行做别的事，我真后悔学了医，”一般人都想学医救人是高尚的，医生多受人尊敬，就现实情况而言，大大的幼雅想法，钱才是关键，医术与金钱本倒置。”

杨医生并不是无XX主义的信仰者，但她的温和医治病人的行为，无一不展现女性的善良，蕴涵人道主义美好品质。在黑暗如斯战火不熄的年代，像一枝优雅的百合，独立而芬芳，温暖病人的心田，时至今日，让感动人心。

由此一斑可窥见，女性的形象同样美好、值得赞颂，平等、独立的大门已经打开，女人不再是低等生物，不再是脚下的污泥，而是一束束代表着温暖与人性之爱的阳光。

　　三、青年女性形象比较

　　3.1女性群像

由巴金刻画出的女性形象众多，这反应出他的文学追求，不以创造一个“高大全”的女性形象取胜，而是善于塑造社会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女性。有的是封建家庭的小姐、有的是XXX知识女性、有的是仆人、有的是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革命家。职业从教师、医生、工人、佣人等等。巴金对她们的刻画不是在于一板一眼的描写，而将她们放在流动的时间内，让她们跟着时势前进。《海的梦》中的里娜，《亚丽安娜》中的亚丽安娜，《春雨》中的嫂子等等都是这样的形象。

关于这些女性形象发展变化，从鸣凤开始，以自杀来表示反抗；琴不但大胆追求爱情，还追求自由；接着，巴金刻画了一批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女性。这些女性有的是因为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意识，为自己的权利发声；有的本打算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将斗争、革命抛之脑后，但因为黑暗的现实越来越严酷，让人喘不过气来，经过一番挣扎后依旧走上抗争的道路。

巴金设置不同的故事背景，写出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结局，也描绘了中国青年女性逐渐觉醒的轨迹。

在写法上，巴金对青年女性对描绘是真、善、美的有机统一。巴金说过：“我是把自己的感情放在书上，我在跟书中人物一起生活……我的人物都是从熟人身上借来的，常常是东拼西凑，生活里的东西多些，拼凑的迹就少些，人物也校象活人。”这体现了巴金对真的追求。

对于善之表达，主要体现在女性面对痛苦时的抉择，宁愿自己承担痛苦也要保护爱人。鸣凤出嫁前，她内心的痛苦有多么强烈读者可想而知，在自己承担爱情破灭，余生可能孤苦的情况下，她足足等了两天。千辛万苦见面后，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一句话“我想看看你……”在未尽的语言面前，是什么让她沉默。只是考虑到觉慧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罢了。当瑞珏和觉新深受“血光之灾”的阴影，他们“在表面上都竭力装出笑容，都不肯把自己的真心显露”。这种为对方考虑的处理方法体现了两人之情爱与善良。

寻找美，是艺术家的本能，托尔斯泰曾说：“我是一个艺术家，我的一生都在寻找美。”巴金也不例外，他创造的年轻女性形象中间没有一个丑恶卑劣、庸俗低能的，她们都以一种光彩照人的美好形象出现在那个污浊的生活环境里，给人以温和希塑，是美的象征。

　　3.2 从幼稚到成熟

思想的成熟要经历无数人的号呼呐喊，曾树生和琴就是两个成熟阶段。

她们本身也是两个时代的人。在琴的时代，只有少部分女性从封建旧思想中解放出来，只有少部分人开眼看了世界，琴就是为此奔走呼号的一员。她倡导自由、独立、民主、平等……一切新思潮带来的养分。树生与琴不一样，她一开始就生活在妇女解放的浪潮中，在妇女解放的环境里学习、工作、生活，到了成家立业的三十岁，她发现新女性的生活依旧困顿，并且难以找到出口。她们疲惫、麻木、贫困，但是生活依旧在继续，她们又不得不继续这种无望的日子。

对于爱情，琴的时代还很少有自主的婚姻和爱情，她与觉民的志同道合产生的爱情显得那么新鲜美好。逃开封建家庭的琴与觉民结合，两个人共同反对封建家长的集权。对于琴和觉民而言，他们的爱情是来之不易的，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享受着爱情甜蜜的果实。树生的爱情宛如一场笑话，可以相信，当初她与汪文宣的结合一定也是甜蜜非常，他们一起办学校，一起为理想奋斗。然而当十几年过去，激情不再，有的只是越来越贫困的日子，还有婆婆不间断的冷嘲热讽、争吵、丈夫的病弱、软弱，他们爱情的滋味也在渐渐消散。

从琴道曾树生，表面看是两个能量场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一个积极昂扬，一个困顿萎靡，实际上展现的是女性的进化。曾树生是一个更加贴近实际的女性形象，她有血有肉，会因为寒夜漫漫而惴惴不安，会因为与婆婆争吵而痛苦生气，会因为诱惑而自责。她身上不仅有新女性的光鲜，更有女性的胆怯和弱点。而琴给读者的印象始终是那个充满活力的少女，近乎完美却缺乏真实动人的力量。

从琴的反抗到树生的离家，巴金向读者展示人性的觉醒、发展与成熟，无论是哪一种形象，都蕴藏着巴金对社会思考和对人的关怀。也许可以这样认为，现实中无数个高呼自由与平等的昂扬少女“琴”，经过生活的洗刷磨蚀，最终可能会变成一个个彷徨疲惫的“树生”。

　　3.3溯源：无XX主义、人道主义、五四运动对巴金的影响

无XX主义文化思潮可追溯到18世纪，20世纪初经传入中国。深受“五四”思想影响的巴金受到它影响是再自然不过的。

巴金的个人成长经历也与之密不可分的关系，巴金生长在一个旧式大家庭，大哥的不幸和自杀，表姐的冥婚和守寡……这悲惨命运无一不兆示封建礼教的专权，进而引起巴金的思考：人和人之间不对等的迷惘，对底层民众的怜惘和权势者的愤撼，养成他正直善良和爱憎分明的个性，具备了初步的人道主义观念。

五四前后，通过外地的《新青年》等刊物，巴金接触许多欧美无XX主义，开始独立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巴金坦言：如“高德曼曾经被我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我坦白地承认我的作品里总有一点外国“无XX主义”的影响。

他表示，“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巴金在晚年总结剖白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无XX主义一直在燃烧。”

　　结语

巴金描写了一幅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妇女生活命运的特殊的艺术图画。

在巴金笔下，她们一颗善良的、美好向上的心灵，有一个单纯、、富有同情心的灵魂。这些女性形象都不同程度的保留了中国女性传统的美德和民族的特征，又或多或少吸收融入了先进的民主的思想养分，尽管她们各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但又具有巴金式的思想感情特色。她们都以一种美好的形象出现在那个污浊阴冷、黑暗残忍的生活环境里，给人以希望和温暖或者正在起着积极的进步作用。这样，她们受压迫、受摧残的生活，她们被毁灭、被践踏的命运也就更加具有强大的控诉力量，促使人们愤发抗争。正因为如此，巴金创造的这一系列美好的女性形象也就成为他丰富的文学业绩中一个突出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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