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状元媒》是满族作家叶广芩家族小说的代表之作。本文试图从《状元媒》的主题方面展开论述,从民族主题、历史主题、哲学主题这三个方面来阐述《状元媒》的多重主题。其中,民族主题是指作品中充满浓厚的满族色彩,包括满族文化的审美展示、满族子弟的不同刻画;历史主题是指作品中时代、社会的变迁,包括跨越百年的历史变迁、人物在变迁中的命运展现;哲学主题是指作品中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包括传统文化的思想构建、不同视角“我”的人生感悟。通过对这三个主题的分析来解读《状元媒》的多重思想意蕴。
关键词:叶广芩;《状元媒》;民族主题;哲学主题;历史主题
前言
近年来,叶广芩发表了一系列以京剧曲目命名的作品,这些作品最后被集合成为长篇小说《状元媒》,这是叶广芩在继《采桑子》之后又一家族小说的力作。关于《状元媒》,前人已在叙事研究、民族家族研究、京味小说研究等多个角度对作品做出了研究。本文试图站在小说主题的角度上,分析小说的多重主题,从而深入的了解作品。
一、民族主题
(一)满族文化的审美展示
满族,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但却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更别说这个民族曾经入主中原,统治汉人长达二百多年。其游牧民族的风格受到中原传统文化的熏染而形成了满族特有的民族文化、民族习俗。在叶广芩的《状元媒》中就处处体现着满族文化。
1、习俗、礼仪
其一,便是习俗、礼仪。“满人多礼”从三拜九叩到蹲安跪安;从婚嫁丧葬到住房吃饭处处讲究,再加上中国古代处处讲究等级制度,便形成了一套固定的习俗礼仪。满族人的生活中请安、问好是最基本的礼仪,而且情景、对象的不同请安、问好的形式也不同。《豆汁记》中莫姜和张安达互相请安问好,一个蹲安,一个跪安,一高一低,看着养眼,听着舒服;莫姜在最后看望我父亲时,给父亲请了很郑重的双安:请了一个蹲安,之后又一个蹲安。
满族也有着自己的婚嫁和丧葬礼仪。《状元媒》中父亲和母亲的婚事开始是由媒人刘春霖来女方家放定,女方家的街门口挂了六尺红绸,寓意这家近期有喜事,准备嫁闺女了,女方的嫁妆在婚前前几天送到男方家,嫁妆中夜净儿(尿盆)、子孙盆、长命灯三样东西必不可少,迎亲时男方抬着花轿,鼓手吹着曲调,女方要开脸,穿戴整齐,上轿时新娘怀里要抱着装五色粮食的瓷瓶,以表示平安富贵。小说《三击掌》、《状元媒》中描述了丧葬礼仪。人去世后,至亲好友先去家里报丧出殡时要打幡、抱罐。打幡的通常是嫡长子,抱罐的是长媳,罐里装着由亲朋好友每人夹一筷子的菜肴,并用红布和烙饼封口,摆在棺材前头。
满族人住房吃饭也有固定的习俗规矩。满族吃饭老少不同桌,辈分有别,小说《大登殿》曾经写到:大人小孩各有各的位置,老大已经三十了,还是得和我们一群小孩子一起吃饭。”满族人住房也要合规矩,北屋正房是祖母住,父亲住西屋,便于请安;祖母去世父亲住东屋,哥哥们住西屋,哥哥们出去了,“我”才可以住西屋。
2、服饰、饮食
其二,就是服饰、饮食。服饰是一个民族独特的标志,说起满族的服饰当属旗袍,尤其是女子的旗袍在当今走上了国际的舞台。《状元媒》中描述了满族独特的服饰。《三岔口》口中“我”的父亲因替他的外甥小连给xxxx写标语而被国民党抓捕,却没有被处决,只因他身上的“月白地四合如意天华锦丝棉袍”和“多纽巴图鲁坎肩”是皇家贡品,全国都没有几件。《豆汁记》中敬懿太妃送给莫姜一根梳两把头的翡翠扁方。扁方,是旗装打扮的一种头饰,手指宽、七八寸长插在头发和缎子板之间的簪子。这根扁方承载了太妃对莫姜的情谊。
满族人的饮食更有特色。《状元媒》中处处有食物,老纪的开花豆;“永星斋”饽饽铺的萨其马、酥皮点心、;“天福号”的酱肘子;北宫门口老赵的火烧、烧饼。《豆汁记》一章更是以食物命名,莫姜最擅长做满族口味的吃食如:醋焖肉,还有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鸽肉包。“七哥”最拿手的糖醋白菜做法看似简单只需把白菜心过水,装坛,实则讲究,过水的温度把握不好,坛子摆放的位置不合适都不能成功。
(二)满族子弟的全面刻画
《状元媒》中刻画了一群特殊的群体—八旗子弟,身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八旗子弟,没有了政治经济特权的八旗子弟。叶广芩在《状元媒》中刻画的八旗子弟却是与我们印象中有所同却也有所不同,不同在于他们可以才华横溢、知识渊博,可以保家卫国,上阵杀敌,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同样赏花遛鸟、无所作为。
1、满族子弟的个性张扬
满族,尤其是满族贵族十分注重文化的学习,虽然金氏家族已经慢慢走上衰败,但其对于自身的修养和子女的文化教育却从未懈怠,就说文中“我”的父亲,曾经被清XX送到日本留学和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同为留学的同学,擅长画画,回国后就在徐悲鸿创办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当教授。
满族子弟曾经一度给我们留下的记忆是吃喝玩乐、不学无术。然而,在《状元媒》中叶广芩却为我们刻画了一些有自己的信仰,并为其付出生命的贵族子弟。《三击掌》讲述的是“我”父亲的同学兼朋友王国甫和他的儿子王利民的故事。王国甫王阿玛和父亲是同为去日本学习的同学,只不过父亲学文科,王阿玛学经济。学经济的王阿玛回国后开始他的创业之路开办了纺织厂、火柴厂一时很红火,王阿玛也成了京城的工商大户。王阿玛的举动曾经被载入史册,被称为“实业救国”。然而,在哪个动乱的年代里民族产业相当于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外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冲击下王阿玛的纺织厂十分不景气。王阿玛是个不轻易服输的人,为了救自家的工厂他寄希望于自己的儿子。他让王利民出国留学学习先进的纺织技术,回国大展宏图。可惜事与愿违,回国后的王利民并没有习得纺织技术,在国外吸收了先进的思想,为工人阶级奋斗,也为整个民族奋斗。可是他的道路他的立场和他的父亲是对立的,虽然他们同是为国家奋斗,却也免不了要相互斗争。结果不用说,天下的父母没有哪个是可以斗过自己的孩子的,王阿玛输了,输给了自己的儿子。输给了儿子的王阿玛一时难以接受,和王利民断了父子关系。最后一张辗转了三年的死亡通知单送到了王阿玛手中,王利民死在了百户坑,为了他的大忠大义死在了自己人手中。王阿玛王国甫一生只有一个孩子,可这个孩子却是王阿玛一生不愿提起的痛。不知王阿玛是否后悔送王利民出国留学,可我想不管王利民身在哪里,他都会走上这一条路,一条不惜和自己父亲走上对立面的路,一条为整个民族奋斗终生的路。而走这条路的不仅有王利民,还有“我”的三姐。三姐在家一直是个神秘的人,我们也是在知道她被国民党抓进监狱时才知道她瞒着我们偷偷加入xxxx,一直做的是积极抗日的大事。最后,她被秘密杀害在北平德胜门的城墙角,只有一只绣了梅花的鞋成了我们认尸的凭证。她唯一的遗物只有那片我家老五拼死带出写着血字“妈”的碎布片。长大后的“我”才开始明白那个鲜活的“妈”字不仅仅指母亲,它指的是三姐为之思念、忠贞、向往的党。
不管是王利民,还是“我”的三姐他们都是满族贵族的后裔,可他们却有着伟大的理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他们改变了大众眼中肩不能抗,手不能提的八旗子弟的形象。
2、满族子弟的不作为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共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仅仅是封建社会就占了两千多年。从禹的儿子启继位并建立了夏朝,禅让制变成了嫡长子继承制,国天下变成了家天下。从这之后,家族取代了部落,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中国,不乏有无论是在政治势力,还是在经济实力都十分雄厚的大家族。然而,这些大家族的后世子弟,没有经历过先辈们的艰苦奋斗,一出生便衣食不愁,使他们开始依赖家族生活,挥霍无度、无所事事。满人入关后放弃了游牧生活,向中原文化靠拢。封建社会结束后,家族没有了经济来源,可满人子弟早已习惯了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还保持着无所作为的行径。
小说中“我”的父亲金四爷是爱新觉罗的后人,世袭的“镇国将军”,也是金家这个大家族的家长。可是父亲却从来没有一个作为家族家长的意识。他不知道家中的收入支出;不知道自己子女的生日,“我”在外面受欺负也是找母亲出面;二娘去世时,他却不知在何处。他心里只有他的琴棋书画。
《逍遥津》中的七舅爷和钮青雨同样心情闲散。七舅爷没有固定工作,只凭典当家低过活,但日子却过的“悠闲”。七舅爷喜欢养蛐蛐和鸟,每天他顾不得吃喝,也要伺候他的鸟和蛐蛐;家里穷的只能吃疙瘩汤,还想着“瑞珍楼”的炒珍肝、高丽虾仁;七舅奶奶生孩子难产的时候,他竟然看雕萝卜看的入迷。钮青雨和他父亲一样懒散,不喜欢工作,好不容易托人找了一份工作第一天就被解雇了;他和七舅爷在日本人的炮火扫射下还能安然的逮蛐蛐。
二、历史主题
(一)跨越百年的历史变迁
1、以小见大的隐喻书写
《状元媒》是以第一人称“我”的成长经历为视角,演绎了状元媒、大登殿、三岔口、逍遥津、豆汁记、拾玉镯、小放牛、盗御马、玉春堂、凤还巢的十一个故事,这些故事都是选取了金氏家族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艰难前行的重大事件,时间跨度从民国初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满清贵族逐渐颓败的百年历史。然而,在描绘这些事件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社会变迁、历史变迁。
首先,作者一开始就写了父亲和母亲的传奇婚姻,其传奇就传奇在它是由状元做媒,而且是清朝最后一位状元。而后就为我们介绍了这最后一位状元的由来是由于民国初年废除了科举考试。
然后,七舅爷和青雨的悲惨经历是因为日本人来了,尤其是青雨周旋在汉奸李会长和日本人山口太郎之间,最终受不了屈辱而奋起反抗丢了了性命。当我们在为他们的命运感到难过时,却也能看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痛苦挣扎。在国难当头之际,小说中的王阿玛王国甫和王利民、三姐代表了两种救国之路,王阿玛的“实业救国”、王利民和三姐的坚决斗争,虽然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可以看出中国人在努力的自我解救。
最后,文章的《盗御马》、《玉春堂》两章都写的是“我”的知青年代。《盗御马》描述了我们五位知青在后顺沟的故事;《玉春堂》描述的是文革后期,两个神医的故事。在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凤还巢》中游离在外四十年的“我”回到了故乡北京,面对的是灯红酒绿、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是家族成员凋零,旧时风景不在。不禁回望自己的一生,时代、社会的变迁尽在其中。
2、错乱时空的特殊书写
《状元媒》是一部家族小说,更确信的说是一部回忆性的家族小说。但是作者回忆时,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而是站在现在,回首过去,在现在与来回穿梭,甚至于空间也辗转几地。这样安排的结果就是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百年图景。
《状元媒》主要描述了一个满清王朝的皇亲国戚“金氏”家族的故事。故事人物的活动地在京城-北京,作者大量的笔墨也运用在北京城中,然而也不是一味的书写北京,期间也走出了北京穿插了天津、江西、陕北等地。《大登殿》中“我”的母亲和舅舅跑到天津向媒人刘春霖质问名分的事情,地点转向天津。“我”的舅舅还闹出了一口气吃了三杯冰激凌的笑话;《三岔口》将视角转向江西,通过父亲和小连对革命的不同态度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盗御马》、《玉春堂》两章更是将视线转移到陕北,写了“我”到后顺沟、华阴农场插队的。这两章看似与文本脱离,实则意味深长。这段故事不仅是“我”和“我们”那一代人的经历,更是这个国家不可磨灭的历史。
小说在时间的处理上也十分灵活,如图讲故事般的,时而深入回忆之中,时而从回忆中抽离出来,描述现实生活,让我们在百年的变迁中穿梭。如,《状元媒》在开始写父亲与母亲的婚姻时,并不是直截了当的开始叙述,而是因为“我”要安置父母的骨灰,来询问舅舅的意见,然后开始回忆父亲和母亲的故事;《拾玉镯》中开始就写到“最近,我频繁的想到老五,是由一个叫赫兔兔的年轻人引起的。”赫兔兔是老五的兄弟、知己赫鸿轩的孙子,这个年轻人来请我喝咖啡使我想到了我的五哥,作者才开始为我们叙述老五的故事;《小放牛》也是因为我去养老中心去看望五姐,来到“杏花深处”,听到那曲再熟悉不过的曲调《小放牛》,回想起了曾经唱过《小放牛》的张文顺–张安达。
(二)个人悲剧命运
《状元媒》是叶广芩退休之后的一部著作,是她人到晚年重新整理过去的点点滴滴为我们叙述了一部恢弘的家族史。那些个事、那些个人、那些个景存在作者的脑海里,甚至刻印在她的骨血里,不磨不灭。
1、戏剧般的个人命运
《状元媒》是一部“京剧系列”的家族小说,以十一篇京剧戏名为篇目,每一章写了一个人物形象。叶广芩本人也曾经说过这些剧目是“小说中人物命运的注脚”。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叶广芩的《状元媒》开始的代序《跳加官》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可爱的加官和“我”的“终南捷径”、“连升三级”的故事。而后我竟在终南山脚下一待便是九年,使得作者感慨到:“人生为名为利,为生存为尊严,细细思量,终没跳出加官的囊括。尽管我们有无数冠冕堂皇的理由,有许多巧妙虚伪的遮掩,其实又何必?”
《三岔口》讲的便是小连、大连和父亲这三个人在人生道路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这不经意间的偶然造成的是人生命运的必然结果。父亲与红军失之交臂,小连做了大官,大连堕落坐牢,冥冥中自有定数。
《逍遥津》中开始的汉献帝唱词:“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想起了朝中事好不伤悲。”,就奠定了全文忧郁的基调。最后,七舅爷和钮青雨终是死在了日本人手中,还是前后脚走的。就如同戏剧中,曹操带剑入宫,棒打皇后,鸠杀皇子,伏杀汉献帝。
2、殊途同归的历史宿命
《状元媒》中刻画了一系列的人物,他们身份地位不同、性格不同、人生道路不同,但却有一个相同的结局。
《大登殿》中“我”那诗书经史无所不通的二娘去世了;《三击掌》中那张辗转了三年死亡通知书传来了王利民的死讯;《豆汁记》中人贫志不贫的莫姜连同她的丈夫刘成贵在愧疚中自杀了;《小放牛》中那个活灵活现的小牧童张文顺死在大雪天;《盗御马》中五狈王小顺永远留在了后顺沟;《玉春堂》中“我”的母亲双双离去,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无枝可依:无父可怙,无母可恃。
作者在最后一章《凤还巢》中,在她坐在上山下乡的专列上细数了“我”的十三个兄长姐姐们的命运。“老大,大我四十一岁,我根本没见过,他是“文革”中我们家的一颗炸弹,他给这个家族带来的伤害是致命的;老二,用一根皮带将生命结束在后院的枣树上,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不管不顾地走了;老三,被发配到广西走‘五七道路’,每月发生活费三十块,他自己留十五,给北京寄十五,他的妻子儿女挤在北京西四的一间小屋里,艰难度日;老五解放前冻死在鼓楼后门桥桥底下,葬在北京西山,他的墓我们家从来没有去祭奠过,倒是外姓旁人的赫鸿轩,每到清明都去看望;老四、老七,受老大的牵连各自进了‘牛棚’。”“至于我那些美丽的姐姐们,老大,酷爱唱戏,解放前被丈夫抛弃,在阜成门的小院里凄惨的死去;老二,自己做主嫁了个大资本家,金家不与商人联姻,被赶出家门,与之永不来往;老三,一个为理想献身的英勇革命者,她的光环并没有罩护到兄弟姐妹身上,甚至她自己,在‘文革’怀疑一切的思潮下也变得惨白模糊,疑影重重;老四,留学德国,一代建筑师,被作为反动技术权威早早地打趴下了;老六,在医院被责令清扫厕所,有洁癖的她抡着扫把,脏污不堪。”而我,老七到陕北去插队。
时过境迁,当“我”再踏上北京这片故土是,老七去了,两颗粒的玉米只剩下一颗。
三、哲学主题
(一)浓厚的传统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的大动荡时期。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相互交织,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汉武帝时期中国的文化思想进入到了大一统时期,从汉代到清代,中国思想文化一直不断包容万象,吸收各家思想,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体系,不断地影响着国人。
1、传统思想下的家庭伦理建构
中国古代从大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小到一个家庭的组成都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中国古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中父子、夫妇、兄弟这三伦就是属于家庭关系。儒家文化中也形成了严格的家庭伦理道德,所谓“三纲五常”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清朝入关之后,清朝统治者便开始注重族人的学识,大力提倡向汉族学习先进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文化的学习。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清王朝这个国家的构造上,还表现在每个家庭之中,正所谓“家国同构”叶广芩,虽然是没落的贵族之后,但其家族的文化精神却深深的浸润了她。她的一系列家族小说包括《状元媒》都书写了同一个家族–金氏家族。这个家族是以父亲金载源为中心,以父亲的两妻一妾及其膝下的十四位子女为圆,环绕着七舅爷、王国甫等亲戚朋友的家族结构,《状元媒》也是以“我”为视角,描述了金氏家族的金四爷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也就是我的母亲组成家庭的故事,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和形形色色的人物。
2、传统文化教化下的人物形象
在《状元媒》中若说有一个人是至善至美的人物,那便非《豆汁记》中的莫姜莫属了。莫姜,原姓他他拉,本是清廷敬懿太后的贴身宫女,也是最后一批清朝宫女。溥仪退位后,宫女被遣送出宫,她流落北京城,已买花生仁为生。莫姜初来金家,是一个大风雪天,由于房租到期,她真正的无家可归,被父亲捡了回来。她身着单薄,头发花白,算不上好看。脸上巨大的伤疤使她的脸变的狰狞恐怖,像是东岳庙里的泥塑。”却还是礼貌的向我母亲问好,面对母亲端来的那碗面目甚不清爽,有打发叫花子意味的豆汁泡饭也是再三感恩,吃的斯文。寒冷的冬天,母亲的精明和心计把她安排在我屋子里的小床上,她也如一张弯弯的弓,一动不动。让我明白了“食不言,寝不语”。
莫姜勤快,还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来我家的第二天她便早早的起来笼火做饭,做了母亲最为头痛的一件事,赢得了母亲的赞许;做的食物色香味俱全,是我们家从母亲的腌萝卜、炸酱面中解放出来,赢得了我和父亲的喜爱。她还会为我做各式各样的小点心,缓解了我枯燥的学习生活,甚至我得了肺结核时,她也不怕被传染,让我体会到了“患难真情”。莫姜是一个有礼数的人,她说话从不大声,不缓不慢让人听着舒服,走路轻快,不拖沓。对我的父亲母亲也极为尊重,甚至同我这个小丫头说话也用敬语“您”。她从来不在母亲面前说我的不是,就算在我们单独相处时她会表现出对我的喜爱,却从不逾矩。莫姜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在人前她总是微笑着,从未吊脸。虽然,她服务的清王朝不在了,但她的礼仪礼节从未拉下,可以说,她就是一部移动的儒家典范。
莫姜的过人之处远不及如此,她对她的丈夫刘成贵就可以看出来。她的丈夫原是西太后的大厨“抓炒王”王玉山的徒弟,被敬懿太后赐婚使得二人结为夫妻。刘成贵虽然有一手好手艺,但却好赌还和娼妓有来往,为了一支翡翠扁方伤了莫姜的脸。最后,竟然为了还赌债把莫姜抵押出去,自己也不知死活。莫姜来到金家之后日子慢慢过得开始平稳起来突然有一天,那个“死去”的刘成贵带着卫玉凤的儿子卫东彪找来了。原来,他穷困潦倒带来一身的病,活不下去了,便来投奔莫姜。莫姜接受了,用她的话说“个人有个人的命,不能强求。”让“我”明白了那句古训“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文革中,卫东彪倒打一耙带着人气势汹汹的在我家闹革命,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罪名就是窝藏封建残渣余孽–莫姜、刘成贵。莫姜跪下哀求却被踢了一脚,莫姜觉得特别对不起我们家为我们讲述了她的一生,于当天晚上便自杀了,她穿戴整齐,一动不动如同睡着一般,她到死都不想麻烦别人,用死来诠释什么是“义”。
儒家思想强调以德为本,而“夫孝,德之本也。”“百善孝为先”可以说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的位置。《逍遥津》中的大秀便是用她的一生来演绎这个孝字。
大秀,是七舅爷的大女儿,七舅爷生性懒散,七舅奶奶在生儿子钮青雨时难产而死,大秀一女子负担起了家中的重任。可是,她们家的日子不是在过,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作”瞎折腾的意思。家中的爷俩都是个不省心的,做事全拼心情不计后果,为了一只黄金蝈蝈居然买了一亩七分的坟地,家中的生计就靠着大秀微薄的补花收入。因为家族中荒唐的“三不嫁”,她三十岁还没出嫁,尽心的在家孝敬父亲、照顾兄弟,何等的至孝。为了让自己的妹妹二秀跳出这个无底船一样的家,她第一次违背了父亲的意愿求助“我”的母亲将二秀嫁给了湖北的二副。大秀一生未嫁,在她孤独的余生里靠着记忆着过日子,活到了九十几岁,由我送走了东四六条钮钴禄氏的最后一人。
(二)不同视角的人生感悟
叶广芩一系列的家族题材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写作特点就是第一人称的书写。《状元媒》就是以金府的小格格金舜铭“我”——耗子丫丫,作为叙述者为我们讲述了金府“我”的父母和连“我”在内的十四个子女以及亲戚朋友在那个动荡的年间的挣扎与困境。
1、“我”作为旁观者
《状元媒》中的第一人称“我”第一个视角就是旁观者,文章中大大小小的故事并不是每一件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如,父亲和母亲是状元刘春霖做媒成婚的故事就是“我”的舅舅的回忆和母亲的讲述下,我才明白前因后果,甚至母亲的小名“盘儿”也是母亲在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才告诉我;七舅爷和青雨“我”也没见过,他们的故事是我从父母断断续续的讲述中串联起来的,尤其是青雨那些难以启齿、伤痛的事是大秀讲给我听的,当天夜里大秀便去了。这些人、这些事虽然是从别人之口说出来的却也是我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由于“我”作为后人在叙述先辈们的人生命运时,我是脱离故事本身,所以,文中的“我”有了自己独特的感受。在回忆那些痛苦、悲伤的人或事的时候,“我”并不是沉浸其中,她始终保持一份理智,而是用一种“冷幽默”来表达她的感受。尤其是在面对她的家族慢慢走向衰败的过程时,没有大痛大悲,而是尽可能的把所以的大事小事、大人物小人物叙述出来,就像她写母亲的两个朋友李震江、碟儿。期间充满的是满满的哀悼和怀念。
叶广芩自己也是站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来书写回味以往的历史生活,这表现在她刻画的人物,他们都是旧时代的遗留,都从小受到封建思想的教育,作者在刻画他们时,有理解、有同情还有批判,有无奈、有愤恨还有肯定。
2、“我”作为亲历者
《状元媒》中的“我”也是亲历者。状元媒中的“我”就是指金家最小的格格——耗子丫丫,“我”曾经亲自见证整个家族的衰败、经历过父母的离去、经历过哥哥姐姐们的悲惨结局、“我”自己也曾在文革中遭遇种种。尤其是《盗御马》和《玉春堂》都描写了“我”到陕北插队的故事,还有《凤还巢》写了二十一世纪的“我”时隔几十年后重新踏上了北京的故土走过了西单、六部口、天安门、王府井,告诉它们我耗子丫丫又回来了。
“我”作为亲历者曾经亲身经历过xxxx,经历过改革开放,步入了二十一世纪,在经历过这些大潮大浪,人到中年也有了独特的体会,体会到了文化、人生的失落,这种文化失落,是改革开放以来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种传统文化的缺失。这一点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在写到母亲当时嫁给父亲时,得知父亲家中还有一位夫人,母亲便大闹洞房,第二天就跑回娘家和舅舅一波三折的去天津找到媒人刘春霖,直到刘春霖说母亲是媒妁之言、明媒正娶,母亲这才作罢。同时,小说中也穿插了六姐的孙女博美是个美人,也是个才女,然而却甘愿给大她二十八岁的老头做小,还自语实现了人生的最高价值,让“我”直呼“年轻人,你缺了点什么……”
结语
叶广芩的《状元媒》是一部家族题材小说,小说以父母的结合为契机,以家族成员和亲戚朋友的故事为背景,在加上我的知青岁月,为我们描绘了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一个家族的命运、一代人的命运,甚至一个国家的命运的走向。然而,它不仅仅是一部回忆录,更是一部反思书。通过叶广芩平淡、理智的书写,我们不仅看见了贵族子弟的痛苦与挣扎,认识了满族文化和满族习俗,更是反思了当今社会的文化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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