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对近现代通俗小说的继承与创新

　　一、近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

诗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传统，而“小说”这一文体在整个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一直被视为“旁门左道”，一直在边缘化的位置被世人冷落。说到小说在古代文学中的地位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和诗歌做比较的话，中国古代文坛小说的地位几乎是看不见的，它成熟的时间不早而且在一定时间内都受尽世人歧视与排斥的冷眼，苦苦挣扎在文坛看不见的地方。为了争取到一丝发展空间，小说的“斗争”一直没有结束。在明清时期以后，小说的地位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于是开始为争取人民的重视并且为取得文坛盟主的地位而“不懈奋斗”，但是小说地位低下的状况一直到西方近代文学传入的时候才有了改观。”[[[]郭纪金,高楠.中国文学阅读与欣赏[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49—50.]]

　　（一）开拓启蒙阶段

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范伯群先生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看成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步的，这样大致是近六十年的发展历史。如果把这六十年分为三部分，就形成了耳熟能详的“现代通俗文学历史发展三段论”。这第一段便是19世纪90年代到五四时期前后，这一段时间是“开拓启蒙”的阶段，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新文学诞生之前，现代文学的耕地已经被现代通俗文学悄悄开拓了，这中间有许多作家是中国文坛作为中国早期启蒙主义者的活跃分子。

　　（二）“改良生存”的阶段

这一时期从五四前后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这段时间内，新文学作家用极强的冲击力压制住了通俗文学，他们想让这些作家都“离开文艺界”。这样一来，一些人就面临着一个和改良生存有关的问题。他们要紧跟时代的步伐，让自己变得更好。另外，新增长点的寻找也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个阶段就被称作通俗文学的被贬与自强阶段。用“默默地强势”与“悄悄地流行”这两个词来形容作家们在这一阶段的现状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三）并驾齐驱阶段

走进了“中兴融会”阶段的通俗文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顶住了很大的压力，举步维艰的踏进“三段论”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个阶段，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并驾齐驱的情况被他们表现出来，张恨水、刘云若、李寿民、王度庐、宫白羽这等在现今社会都如雷贯耳的名字喷涌而出。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新文学的一系列影响，融汇一词在他们身上也应运而生。而张爱玲、徐訏、无名氏，“来去自如”的他们在精英文学和通俗流派的文学领域中就表现出一种类似于“一国两制”的角色。这样一来，这种融会就显示出通俗文学鲜活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发展态势。

　　二、张爱玲对近现代通俗小说的继承与超越

　　（一）张爱玲对近现代通俗小说的继承

“小说的艺术生命被称为通俗，必然性在它身上十分明显，中国的小说最根本的传统也在这里体现出来。”[[[]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M].苏州: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14.]]在这里，“通俗”在这里指的是明白世俗人生，换个说法的话就是对社会现实和人生的洞察和理解。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是中国通俗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它很自然地继承了这样的优良传统。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社会发生的沧桑巨变在通俗作家的作品中用不同形式不同程度表现出来，时代性在现代通俗小说中完美的体现出来，现代的无穷韵味也在形式和内容中被表现出来了。

1.传奇性故事情节

张爱玲女士的《传奇》里面的十四篇讲述了发生在现代社会繁华都市的离奇曲折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中带有十分明显的夸张和虚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特质也背离了现实生活的逻辑,对于读者来说,这些超越现实的传奇故事给枯燥的都市生活带来了一种震荡人心的力量,在奇幻丰富的情感描写中,获得现实生活所无法提供的心理满足。

2.对世俗价值观的认同

张爱玲女士的文学创作具有很强的商业驱动性,她的创作是要让普通大众认同与欢迎的,所以她重点刻画和描摹凡俗的生活,刻画出他们的生存、生活状态,描摹他们的价值取向,世俗阶层之所以接受并喜爱张爱玲的小说,这是重要的一点，张爱玲的小说也因此拥有了广泛的读者群。张爱玲女士笔下重点描摹的都是一些现代都市背景下缺乏某种力量的普通人，也很难用好人还是坏人简单地评价这些人，好或者坏都是不那么彻底的。在张爱玲看来,这种人物存在,才是代表了时代的总量，才符合了都市居民的一般心态。所以,在《传奇》里,绝大多数人物形象在本质上都在按照一种固定的世俗生活模式行进,他们沉溺其间无力自拔,自然也无所谓超越。

3.古韵悠悠的小说叙述与情调

近代以来的通俗小说写作者乐于使用古典语言、传递一种古旧的情怀，而从小说商业性角度考虑,张爱玲也注意了古旧对于市民阶层的小说阅读心理的价值,在她看来,一般人在动荡的生活中始终会对于古典的、传统具有依恋甚至崇尚的潜在心理,面对人们这种怀旧心态,她的小说中十分注重对一些传统小说元素的承接、融会,这使其小说读来亲切而易于接受,满足了阅读者浓浓的乡恋怀旧心理。

对于近代通俗文学的界定揭开了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神秘面纱，描写出中国近的现代通俗小说发展顺利的诸多因素，审美倾向和传统文学的关系也被包含了，它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市民阶层和它商品化的特点。综合来讲，商品性、通俗性和传统性的特点被张爱玲的小说成功的借鉴。另外，在继承它的优点的基础上还实现了对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的质的飞跃。

　　三、张爱玲对近现代通俗小说的超越

四十年代，张爱玲在上海沦陷区登上文坛，她和她的创作被新文学和通俗文学影响。广泛的借鉴称为她创作的基础，西方文学、新文学、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因素被她融汇到一起。这样一来，她的创作就实现了中外交融、古今交融、雅俗共赏这三个层面的相通，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艺术境界。而她对近现代通俗小说的创新。在对婚恋题材的选择、讲故事的叙述手法以及不拘一格的语言运用上得到了体现，独特的“张爱玲体”使得她的作品具有永恒的价值。

　　（一）商品性方面

商品性的特点在现代通俗文学淋漓尽致的被表现出来，这一现象让很多作家的创作建立在主动了解市场需求的基础上，读者的信息反馈能够帮助作家反思自己的作品，从而有针对性的作出调整。但是，也有一些作者违背创作规律，急功近利地迎合市场，产生了很多低俗的文字垃圾。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一个缺点就是它过多地被市场所左右，它的商品性指向造成对文学作品艺术性的忽视，这是不可取的。张爱玲的通俗小说创作非常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她不仅追随了市场动态，而且坚守着自己高水平的艺术追求。她既没有脱离读者，也没有完全局限于读者所需。除了写作之外，张爱玲没有别的长处，她只能以此谋生。张爱玲说：“即使苦一点，但是我喜欢我的职业。”统治阶级是从前的文人的靠山，但是张爱玲的傲骨让她明确地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才是她的衣食父母。在她对都市市民尤其是上海市民的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她创作了小说集《传奇》并且受到了好评如潮，这也让她在战火纷飞的四十年代上海沦陷区迅速成名。

　　（二）思想内容层次

其次，从思想内容的层次来说，现代通俗小说描写的人在社会环境中的恩怨情仇、人情悲喜的核心都是原本就有传统的心理机制，反映出的社会现实都是从市民的视角来看的。“这些市民之中有作者的身影，表现自己的时候是以市民阶层的心理情况为基础的，‘低层次’的事实被毫无保留的描写出来，当时市民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观念对当今社会的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供我们研究的真实存在的客体，有着很高的学术意义。”[[[]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M].苏州: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20.]]现代通俗文学的作家的创作视角和大众是一致的，描绘出的生活场景都是以都市市民的眼光为依据的，但是这样的真实是表面的，没有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内核，所以往往存在着不足。张爱玲继承了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的优良传统，但是她的小说文化内涵却更加深刻。在普通的题材的写作中，张爱玲擅长挖掘人性的深处，着力表现出自己对人类自身生存的情况的思考，擅长表现出永恒的人类共同话题。张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把都市生活进行的那种摄像式的真实描摹抛在身后，用一种内在的反传统落脚于社会现实生活，同时，她把西方现代文明中的那种失落虚无情绪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这使得她的作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苍凉”情调。所以张爱玲的小说和现代通俗小说相比较的话就更成熟，在思想内涵的方面也踏上了更高的发展平台。

　　（三）都市婚恋题材的选择

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动荡不安的时局让一些作家和进步青年纷纷远离都市，新文学阵营的急剧萎缩在很大程度上为通俗文学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表演空间。在日伪统治者的政治高压下，饮食男女和风花雪月也就自然成了人们的精神避难所。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张爱玲自觉远离政治，立身于世俗，以女性特有的敏感来捕捉生活，她的文学观念显示了其强烈的通俗取向，在创作中热衷于表现当下世俗生活，把关于人生的哲学思考渗透到民间化的创作。她的作品演绎的是都市小市民的生活百态，充溢着浓厚的市井气息。

在创作的题材选择上，表现日常生活的题材是张爱玲所特有的的创作情感姿态，她把平凡生活中的小人物的内心作为落脚点，到他们以情欲为中心的无意识领域去探索，在纷繁琐碎中表现出普通人性的弱点。张爱玲女士的小说创作歌唱了一首关于人性和生命的哀歌。但对社会的批判并不是她最初的目的，对社会的改造就更谈不上了，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背景下，她只是想冷静的表现人的惶恐和落寞情绪，引发读者的共鸣。

《金锁记》是张爱玲女士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曹七巧生活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这是一个并不属于她自己的世界。不管是老太太还是婢女都看不起她，在精神层面她们之间的相互残杀深刻剖析了现代女性在旧式的封建大家庭中备受压抑并且逐渐走向沉沦的命运，在一系列变故之后，曹七巧的儿子没有敢再娶，她的女儿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也被曹七巧一句冷冰冰的谎言所埋葬。曹七巧是一个独具个性的悲剧形象，她患有非常严重的人格分裂症。但实质上她的疯言疯语隐含着在封建宗法的父权社会中，女性群体潜意识里的病变，病态的心理带来的必然是可悲的人生。张爱玲女士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写青年男女的婚恋故事。又如，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与佟振保纠缠不清的有三个女人，他的初恋、情人和妻子，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细腻的心理所反映出来的，正是小资阶层的生活的缩影和人类对情感的需求。佟振保是一个伪君子的典型，从自我建立到自我毁灭，他最后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在小说中，“红玫瑰”和“白玫瑰”两种女人并没有被张爱玲做出十分具有学术意义的价值抉择，但就是在很平常、稀松的故事发展中，一点一点的剥开她们自身的生存状态，描述她们不同的情感体验，在男权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体验也被充分描写。《沉香屑第一炉香》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因疯狂迷恋金钱而断送了自己的青春，之后依靠高等调情来满足自己的生理欲求，甚至不惜用年轻貌美的女仆和自己的侄女作为诱饵。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她集中笔墨描写了人性被扭曲、被毁灭的过程，一个个精神上的畸形儿向我们展示的是都市市民面对已经发生巨变的社会生活而生发出的恐慌，这就是世俗生活的底色。

　　（四）讲故事的叙述手法

张爱玲关注到了市民阶层的小说阅读心理，她曾经写道，“一个时代里人总是要生存的，但是这个时代就像影子一样沉没下去，人感觉到自己被抛弃了。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一丝真实的、最根本的东西都被牢牢抓住，也在无奈之下像原始的记忆求助，人类在这些时代中生活过的些许记忆，比遥望未来更加明晰和亲切。”[[[]余斌.张爱玲传[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1994:114.]]张爱玲女士认为，在动荡不安的生存局势中人才会转向过往去寻求一丝慰藉，普遍的怀旧心态使得张爱玲女士的小说创作十分注意对传统小说元素的对接和交融，这样一来，张爱玲女士的小说读起来就十分亲切而且容易被接受，可以满足阅读者浓浓的乡恋情怀，她的小说能取得成功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张爱女士玲的小说创作力求故事性，她在《自己的文章》中说：“写小说就应该写成一个故事，让故事去说明问题，比拟好了主题然后生搬硬套要好些……她更在意故事之意境，着眼处虽然低却能够以小见大，刻画出来一个个苍凉却彻悟的人生境界。”[[[]孔庆东.超越雅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73-174.]]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张爱玲女士在记叙故事的时候以吸取、延用中国的市民十分熟悉的类似街头巷尾说书人的全能的叙事视角为长，她故意的运用古典小说的开场白的创造形式，一个整体的故事氛围的形成才能让读者如临其境。

在《倾城之恋》开头写道，“胡琴咿咿呀呀的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68.]]“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81.]]这暗示出白公馆的人生活和思想的严重滞后。在胡琴声声里创作的序幕缓缓被拉开，在而小说的尾声这样的琴声又充当了背景音乐。胡琴这一意象的安排十分巧妙，它包含了了丰富的寓意，并且让首尾呼应、结构紧凑，主题也鲜明起来。这种叙述手法和讲故事十分类似，它把叙述者从幕后推向了舞台，让读者也能显而易见的看出创作者的情感态度，在这个基础上将世俗生活与作家的情感体验紧紧联系在一起，不紧不慢的娓娓道来，和我们的阅读习惯很好的对应起来了。

　　（五）不拘一格的语言运用

张爱玲小说的语言不拘一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张爱玲体”。她继承了古典文学的一些特色，有借鉴了市井小说的因素。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又坚持不懈地进行创新，融入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她小说语言的总体特点是“苍凉”。在张爱玲的很多小说中都能看到《红楼梦》的印记。例如《金锁记》中在描写曹七巧的出场时，和《红楼梦》中对王熙凤的初次登场十分相像。“众人低声笑着，榴喜打起帘子，报道：‘二奶奶来了。’兰仙云择起身让坐，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住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下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镶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四下里一看，笑道：‘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谁教我的窗户冲着后院了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287-288.]]无论是从面容服饰来看还是言谈举止，张爱玲把曹七巧和王熙凤活生生的复制过来。她不仅受到了古典文化的影响，还借鉴吸收了现代西方小说的有益成分，这在她的作品中主要体现为有机统一的现代意象组合系统，月亮、镜子、胡琴、扇子、屏风等等这些都是她钟爱的意象。张爱玲女士在《金锁记》的开端说，“年轻的人想着30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下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30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30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免不了带点凄凉。”[[[]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152.]]这一段中所描绘的月的亮意象带着一些沧桑，不露痕迹的奠定了小说凄凉冷寂的感情基调。另外，“窗户外面还是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反常的明月——乌漆的天空一个灼灼的小但是白的太阳。在月光里，她的脚竟没有一点血色——是青，绿，紫，冷去的尸身的颜色。”[[[]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179.]]她在这里把月亮写成“小而白的太阳”，充分表达了作品人物的的失望和恐慌情绪。极具艺术创造力感染力。

　　四、张爱玲通俗小说的成就与缺失

　　（一）张爱玲通俗小说的成就

1.他人对张爱玲小说之评价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杰出成就的女作家，也称得上一位雅俗都具备的“通俗小说之大师”。1943那年，她刚刚踏上文坛便迅速走红，之后迅速红遍上海滩乃至整个中国。她融汇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技巧和西方现代小说的技法，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张爱玲体”。张爱玲女士的作品记录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生活在畸形的上海洋场旖旎的文化环境中畸形的各种人生。现代意识和关于人生的哲学思考都被她渗透在她的民间化的创作中，做到了雅俗的渗透穿插，这十分难得的。

“张爱玲女士在40年代所拥有的成就，是无人可比的，这也是我们国家在二十世纪文学发展的一个很大的飞跃。张爱玲女士的小说创作，让现代的小说更加靠拢新市民这一庞大群体，通俗和先锋融会贯通，中国和世界相映成趣。这是中国的文化培育出来的足以坦然面对这世界的，因此，它不会是孤立的。”[[[]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15.]]张爱玲女士作为我们国家二十世纪尽百年来通俗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作为都市消费文化的代言人，她的作品为新的文化价值标准提供了有效的经典文学文本。

2.《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张爱玲之评价

这本书第一次明确把张爱玲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最具先锋性的通俗小说家。这本书认为张爱玲接受“现代的历史观念和文化观念，受到了西方小说的影响”。另外，张爱玲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的古典小说《海上花列传》、《红楼梦》等书潜移默化的影响，“创造出能把古典小说、现代小说融为一体的，古今杂错、华阳杂错的新小说文体。”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新鸳鸯体”，也被称为“新洋场小说”和“娱情小说”。张爱玲的创作“用华美的绚丽的文辞”展现出了“日益金钱化的都市就是大家庭的丑陋”和“沪、港两地男女间千疮百孔的经历”，在都市生活巨变、、风云变幻的年代，人们传统的的观念和习惯没有得到改变，就是一种依旧存在在人们心中的、依旧没有被改变的心里错位，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呈现给我们的是中国都市人生中新旧交替的情况。张爱玲女士创作出来的小说人物“每个都是都市生活中的失败者，他们是不彻底的人物，如果拿他们和飞扬的都市之子相比较，他们都是很软弱的凡夫俗子，但正是这些凡夫俗子，才构成了现代都市的主体。”张爱玲女士拿出一个女子特有的灵气，“透过上海市民的小家庭的窗口来看清这个熙熙攘攘的城市舞台每天演出的笑靥和悲欢，世俗男女婚恋的离与合却是故事的主题，用一只笔戳到人性的深处，那层核壳被撬开，露出人性本质的脆弱黯淡。”[[[]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13.]]

3.对张爱玲女士的总体评价

张爱玲的小说攀登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山峰，她的作品既实现了“雅”，又体现了“俗”。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对立构成了雅与俗的双峰对峙。纯文学在叙述方式上强调陌生化效果，非常注重叙述形式的创新，通俗文学则崇尚叙述内容的陌生化效果，注重娱乐性、故事性、趣味性。除此之外，纯文学更多地是作者对自我情感的表达，通俗文学则更多地考虑读者的集体心理。张爱玲非常巧妙地找到了雅和俗的契合点，在她的作品中充分展示了雅与俗多种因素的融合共存，实现了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雅俗共赏的艺术至境。这一切在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上具有很深刻的意义。

张爱玲的语言有一种凋零的美丽，苍凉而又残酷，这种苍凉正是来自于她对乱世人生的情感体验和悟证。张爱玲的小说中充斥着的这种毁灭感折射出植根于她内心深处的悲剧意识，这与她的个人身世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也正是因为如此，她的语言表达才可以达到力透纸背的效果。张爱玲笔下庸人俗事的悲欢离合，契合着殖民统治时期开透的创作空间，也契合着她选择题材时的情感指向，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说，“苍凉”的语言氛围更是对叙事内容的审美升腾。

　　（二）张爱玲通俗小说存在的缺失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张爱玲的小说也有一定的缺失，比如在一定意义上夸大了人的凡俗性，把享乐主义提升到了生命哲学的高度，并且弱化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她过多地沉湎于病态的感受之中，描绘庸俗愚昧的人生态度时秉持着十分悲观的心态和病态的体验，让她的小说在某些方面只停留在琐碎悲凉的生活中止步不前，不能把经历的苦楚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具体形态。我们也应该辩证看待这一方面。

二十世纪文学发展到这一时期的一个大的飞跃便是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她的创作让现代小说更加贴近新市民。张爱玲将平凡俗世中的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当成落脚点，深入的挖掘他们的以欲望为中心的没有意识的领域，在琐碎纷繁的日常中展现关于人生的理性思考。与此同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更体现出许多创新精神，后人对她的研究也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处独特的风景，这篇文章是以她对近现代通俗小说的继承与创新为切入点来进行更深入地探讨的。

　　参考文献

[1]郭纪金高楠.中国文学阅读与欣赏[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3-36.

[2]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M].苏州:江苏教育出版社,2014:56-61.

[3]朱智秀.张爱玲对近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的超越及其当代意义[J].云南社会科学,2007(2):141-144.

[4]余斌.张爱玲传[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2015:12-18.

[5]孔庆东.超越雅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55-59.

[6]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71-76.

[7]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35-41.

[8]孔庆东.超越雅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3-46.

[9]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52-66.

[10]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23-31.

[11]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4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