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北宋时期的民族关系与政策

　　摘要

民族关系与政策是北宋一朝治国理念以及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强烈时代特色。宋太宗在位期间，树立了“守内虚外”的“祖宗家法”治国理念，对周边和境内民族的采取宽松羁縻的民族政策，当与这些民族发生冲突时，比起使用破坏性极大的军事手段，宋朝统治者更倾向于使用经济与文化手段解决与各个民族间的矛盾。北宋的这种民族政策及实践活动使得自身在周边民族强力的军事冲击之下往往处于被动的局面。可以说宋代从未真正的统一全中国，一直处在少数民族的包围环伺之中而难以脱身。对北宋有威胁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北部以及西北部的辽，夏，两国。辽国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军事力量活跃，他们夺取燕云十六州作为南下基地，使北宋无法防御。而西夏的军事实力虽然弱小，却依然不可忽视。北宋朝廷与其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和战问题深刻地影响着北宋XXX的稳固与动荡。所以说，研究北宋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与政策是十分有必要的。

　　关键词:民族关系，民族政策，北宋

　　一、北宋北宋时期民族关系与政策概况

宋代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朝代。在我国漫长而悠久的历史当中，宋朝作为经济、政治、文明高度繁荣的一个封建王朝，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封建王朝真正意义上的顶峰。对于宋朝这个朝代，多数研究人员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肯定与赞同。邓广铭先生著作等身，在其相关文献中也高度评价了宋朝作为封建王朝的的历史成就:“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而言，宋代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空前绝后。”[1]“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历史教授杨渭生先生认为：“两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是座顶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占领先地位。”[3]因此，宋代的经济文化所达到的高度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宋代的GDP占当时世界经济的80％，宋代的文化甚至深深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经济与文化上的繁荣发展，与之不协调的却是军事上的羸弱，被少数民族压迫，乃至最终被少数民族所灭亡。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两度被少数民族所灭的封建XXX。

可以说北宋XXX从建立开始就没有真正的统一过，只能算作是局部的统一。所谓北宋的已经和平统一的局面实际上也是昙花一现，这种暂时的和平不过是刚刚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种种纷争，但是要是说到民族大一统，那还远远没有达到。[4]北宋从始至终一直被周围的民族所包围窥伺。

北宋一朝周围的民族既包括周边各个民族XXX，也包括境内的各个民族。但与北宋接触最多，对北宋影响最大的周边民族XXX主要是北方以及西北，东北的游牧民族，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关系复杂，但是又占据了宋朝民族关系的主要层次而饱受关注。他们主要聚集、活动于南方地区，这些民族往往都建立了自己的多民族XXX，或这些民族相对来说建立XXX时间较短，统治还不够稳固[5]。北宋前期周边的民族XXX主要是辽与西夏，辽灭国之后，对北宋影响最大的主要是逐渐发展壮大的周边少数民族。在辽宋西夏时期的西北民族关系表现出一种阶段性的特征，在各个阶段之中，作为主要线索的实际上都是各种民族矛盾。这依次是宋辽矛盾、宋夏矛盾[6]。

北宋一朝的民族关系大致经历四个阶段，宋太祖篡权夺位，后周倾覆，然后建立北宋XXX宋太宗雍熙北伐，是第一阶段，此阶段北宋民族政策紧张、民族思想激进，对外发动军事行动数目多、范围广，有汉唐遗风。雍熙北伐失败到神宗即位，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北宋民族政策有所缓和，渐渐承认了周边民族及XXX的合法性，与周边的民族形成了一种平等的关系；熙宁变法至南宋立国，是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北宋民族政策又有向第一阶段靠拢的趋势，统治者及其臣民都意图恢复宋初的民族政策。然而却并未取得好的结果。

北宋朝廷虽然时常与其周边少数民族处于对峙，剑拔弩张的局势之下，但是长久以来的战争，对于生产力的破坏极大，各国都需要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人民仍然期待着和平，人心所向之下宋与周边的少数民族也都有过短暂的和平。和平的局面促进了各国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人民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总的来说，北宋期间，北宋与周边各个少数民族在整体上的关系是互相承认，彼此共存的；但是与此相反，其交流方式各异，其中经济文化交流为主要的方式，军事冲突为辅。正如元脱脱所著《宋史》中《蛮夷传》对宋代民族关系与政策这样总结道:”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遇之，斯计之得也。然无经久之策以控驭之，狌鼯之性便于跳梁，或以仇隙相寻，或以饥馑所逼，长啸而起，出则冲突州县，入则负固山林，至烦兴师讨捕，虽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7]北宋朝廷与其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和战问题深刻地影响着北宋XXX的稳固与动荡。

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之中，如何处理与边疆民族的关系，是各个封建王朝历代执政者都需要认真考证的一个具体军事实践问题。这种问题的出现与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政策与思想息息相关，是民族与民族、XXX与XXX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发展，这种政策和思想的出现，对中华民族的统治版图与时间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作为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两个重要朝代，唐宋惩前毖后。唐高祖就开始重视民族关系、调整民族政策，但是直到李世民即位，才渐渐向外扩展土地，扩大军事实力，进一步将唐朝的国力达到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均领先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对周围的少数民族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盛唐气象下的民族关系可以说是各个民族对唐朝俯首称臣，唐高宗，唐肃宗也曾有同样的称号，周边少数民族对唐的尊崇可见一斑。国力上的优势使得唐朝的统治者对民族关系采取了开放包容的态度，唐朝统治者不仅将许多少数民族的习俗文化纳入到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同时也将本国内的优秀中原文化输出到周围的国家和地区。在盛唐时期，各个国家的人民来到唐朝首都长安居住、经商、学习、游历、传教，更有甚者进入唐朝的统治集团之中，在朝为官，为唐XX效力。在唐开放包容的心态之下，唐朝与周边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络绎不绝，往来频繁，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发展。

《世界历史地图集》曾指出“宋比唐的世界主义为少，对外部世界经常采取防范和猜疑的态度”[7]。其中，其一是宋朝初建，对唐末五代以来的政策、军事、文化等都作出了重大改革，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7]，强化的专制主义并未在此时刻落得下风，而是渐渐转化为对立面，军事衰微而进一步导致国力不振，宋太祖的军事政策失败者多、成功者少，因此政治方面也受到了显著影响，而导致政体内倾，守内虚外。其二是经济文化的发展。北宋初建，天朝上国的思想深入人心，在这种文化自信之下，不由自主就会对周边国家及少数民族产生文化优越感，进而导致文化方面的故步自封。儒家思想以道德至上，但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也逐渐出现在宋朝广受儒家传统思想教化的士子身上。《上神宗皇帝书》里提到:“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8]。由此可以看出对待各民族关系的问题上，唐代是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而宋代则是防范猜忌的。

在如此思想指导下加之宋太祖在位期间进行的一系列变革，树立了“守内虚外”的“祖宗家法”治国理念，对周边民族采取宽松羁縻的民族政策，北宋统治者在与周边民族发生冲突之时，便大多抛弃军事手段不用，而采取经济与文化手段解决各民族之间的矛盾。

　　二、北宋早中期的民族关系与政策

　　1.北宋早中期与辽的民族关系与政策

北宋与契丹的关系可以一直追溯到很久之前，漫长而悠久的历史对民族关系的形成影响深远。契丹一族与北宋之间的关系对于北宋本身民族思想与观念的变化以及北宋民族关系的制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契丹，自北魏以来始得此名。契丹人是鲜卑族的分支，从历史上就与中原王朝密不可分，但是，契丹真正开始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始于唐朝。公元907年，当时还是迭刺部首领的年轻有为的耶律阿保机横空出世，他一统契丹各部族，成立了契丹国。《辽史·食货志》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驰兵于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9]，就是说契丹各部游牧为生，但是又有着难以想象的军事实力，在他们身上有着少数民族剽悍善战的特性。契丹人十分重视军队的战斗力，战斗生涯和军事组织乃是契丹人民经常的职业。

在五代十国时期，契丹因其军事的强大而在与中原王朝的民族关系中居于主导，包括北汉在内的各中原王朝皆以契丹马首是瞻。石敬瑭献燕云以换辽国支持，酿成了后来北宋后期民族关系的祸端。辽国也励精图治，趁机扩大领土，抵抗住了中原王朝北方的一大片军事防线。张洎说:“自飞狐以东，重关复岭，塞垣巨险皆为契丹所有。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蕃汉共之，此所谓失地利而困中国也”[10]，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公元960年，陈桥兵变发动，北宋建立。宋太祖用了一年，就基本稳定了北宋内部政局，但此时北宋朝廷却并不能安忱无忧，宋太祖承接的却是后周留下的一个烂摊子，五代十国的纷乱割据局面，到北宋建立后仍然没有消失。在北方北宋面对的是军事实力优异的辽和北汉。在南方割据着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十国割据XXX，西部尚有吐蕃。党项、回鹘残存。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太祖深感忧惧，一榻之侧，皆他人家，于是便有了太祖雪夜至赵普处，制定先南后北的军事策略。太祖认为“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俟我富实则取之”[11]我们可以看出太祖军事进攻的重点主要是在中国的南方，而在北方，太祖要统一的国家主要是北汉，却不敢对辽轻举妄动，将战火引向辽国。太祖制定“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忌惮于辽强大的军事实力，“凡攻取之道当先其易者”，太祖时期，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官员大臣想要与辽休战议和，这种萌芽实际上就是北宋放弃采用强劲武力手段的根本原因。《长编》里曾经提到:“太祖别置封桩库，尝密谓近臣曰:‘石晋苟利于己，割幽燕以贿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而”[12]从太祖说的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太祖心中“以金钱换和平”的手段才是上上之策，太祖从未把进攻辽作为自己首要的措施。当金钱无法赎回幽云十六州时，才将军事手段提上日程。

在太祖一朝，契丹军事实力的强劲，加之北宋初建，藩镇割据局面需要统一，为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局，而不敢轻易对辽发动军事攻击，便一直对契丹采取守势，仅仅只是在一些重要的军事据点如瀛洲、常山，分别屯驻重兵，分派大将制衡，把兵力主要集中于南伐的工作之中。在太祖在位的十几年中，宋辽之间的民族关系基本被一系列消除割据的外部战争和稳定政局的内部战争所代替。

宋太宗通过“斧声烛影”登上皇位，本来皇位就得来不正的他，竟然还多次向周边的少数民族，如辽等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以提高威望。公元979年，太宗亲征，也是除过辽国，宋初制定统一计划的最后一步，自此五代十国军阀割据分崩离析的局面最终结束。天宝末年，五代十国之中割据的南方XXX，只剩下吴越，陈洪进两股势力，除西北河陇以及北部的契丹，河东地区北汉，已基本完成南北统一。太宗即位后，南方统一，北宋的死对头北汉被灭，太宗大喜，更加加紧步伐要夺回幽云十六州，《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初，攻围太原累月，馈饷且尽，军士罢乏，会刘继元降，人人有希赏意，而上将遂伐契丹，取幽蓟，诸将皆不愿行，然无敢言者”[13]可见将领们早已兵困马乏，不想再战，北攻契丹并非人心所向。高粱河一役，北宋惨败死者数万人，宋方大量军事物资被辽所夺，军中宫嫔为契丹俘虏，太宗也腿中两箭，随溃军遁逃，落了个骑骑车仓皇南逃的下场。隆兴二年（982年）辽景宗卒，其子即位。贺令图进言太宗:“契丹主幼，国事决断其母，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此衅取幽蓟”。[14]太宗为雪高梁河之耻，加之以为契丹内部正值XXX交替之际，有可乘之机，便立即兵分三路北伐契丹，结果宋军如高粱河之战一般惨败，经过这两次北伐契丹的失败，太宗的治国思想日益保守，军事失败主义抬头，“守内虚外”的国策形成（参见《宋太祖与守内虚外》，载氏著《探知集》，页151-167）。，太宗这样说到:“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15]。可见太宗已经逐渐把政治倾向放到了防范与镇压国内农民起义，缓和国内矛盾之上了。而太宗晚年愈加倡导黄老思想“清静政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16]这实际上就是说太宗在军事制度和思想上面非常保守，甚至有一些厌战情绪，他不希望自己的百姓陷入水生火热之中，因此，太宗在一年之内，两次议和两次的失败使太宗再也不敢起以武力收回燕云十六州的念头，于是太宗一朝对契丹又恢复了太祖朝防守的政策，在一些重要的军事据点特别是宋辽边境的河北地区驻扎重兵并且利用塘洎遏制契丹，极收塘洎之效，即何承炬所言:“用地阵而设险，以水泉而作固”。[17]以此方法虽可在一定程度上抵御辽国的兵马，但契丹对北宋边境小规模的侵扰仍然时常发生，宋辽之间仍战斗不息。

太宗在位期间，苦于自己欲有所为而不得，晚年政治趋向保守“中国安静，四夷自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宋统治者对待各民族的指导思想[18]。契丹北宋之间的关系紧张，从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导致了政治的互相倾轧，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广泛融合。自此，宋代的羁縻民族政策基本定型。

宋真宗继位之后，其治国指导思想并未发生明显改变，参知政事王旦这样说道：“祖宗之法俱在，务行故事，慎所改变”[19]可看出真宗朝廷沿袭了太祖太宗朝因循保守，守内虚外的政策，对待契丹以及周围民族采取守势，如非必要不会主动出击。所谓的组训昭垂，实际上就是讲在当时百姓的心目中祖宗之法至高无上，被奉为圭臬……凡事举述“祖宗之法”，成为赵宋突出的历史现象[20]。

真宗一朝与辽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深深地影响着两国以后的发展轨迹。由于宋辽双方长期处于战争对峙的局面下，上至君主，下至百姓都休戚与共，都希望能结束战争状态转向和平。公元1004年，在萧太后的倾力支持下，辽国率兵伐宋。仅仅两个多月便攻破宋军，到达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澶州，宋史载；辽骑“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露宿草行不以为苦”可见辽军不但军队战斗力极强，军队的素质也极高，南下伐宋乃人心所向。一时之下宋廷内部为之大震。众多大臣中以寇准主战最为强硬，真宗将全部抗战责任交于寇准，真宗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亲至澶州鼓舞士气，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辽主将萧挞之死将战争推向了尾声，辽主将之死被北宋矜夸为奇捷，而澶渊之役也被北宋一朝视为为不世之功。但是遗憾的是，檀渊之盟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条约，而后来，这种不平等逐渐形成了一种均势，北宋自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就放弃了以武力收回燕云的想法，但以己之力却足够防御辽国进攻；而辽虽可对宋进行小规模侵扰，但想要从北宋获取实际的好处也是十分困难的。长期拉锯战争对国内经济的破坏十分严重，于是，宋辽之间停战议和乃是双方之所向，是双方势均力敌之下妥协退让的结果。在宋方派遣使者曹利用赴辽议和时真宗说，“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可见真宗对宋辽之间的议和抱着坚定的态度，这种以金钱换和平，注重外交手段调解两国纷争，实际上这就是组训昭垂的最终体现，这种体现实际上也是国防战略转变的必然选择。

澶渊之盟的签订使得宋辽之间都获得了实质性的好处，史载:“岁省用兵之费，国享重币之利”故“守盟修好，皆其实诚心”。但是其中年年都需要向辽国进贡，这种进贡的岁币也不过“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随着人民生活逐渐步入正轨，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国内出现了文教大治的局面，在学术、思想、文化、科技方面都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檀渊之盟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而广受关注，战争状态的结束和和平模式的开启都使厌恶战争、期待和平的思想愈来愈深入人心。这一大好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是有利于两国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安业力农的，同时更加促进了两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双方人民之间友好往来。但檀渊之盟带给北宋的实际上并非只有好处，他也给北宋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它暴露了统治集团内部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本质，使得北宋一朝自太祖起形成的“守内虚外”政策更加固化。从此宋朝主流言论“绝口不谈兵”在北宋朝廷内部形成了懈怠武备，过分依赖“以金钱换和平”的议和手段，从而北宋在边防上长期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在于契丹民族关系的发展中，北宋逐渐确立了使用经济、文化手段而非军事手段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并应用到后来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之中，北宋在处理与党项族，女真族的关系时，便是延续了对辽的方针政策。

　　2.北宋早中期与西夏的民族关系与政策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国家。黄巢起义之时，拓跋思恭因助唐围剿叛军而晋爵为夏国公，赐姓李氏，这便是夏国得号之始，之后并一直据有夏、银、妥、静诸州。西夏在众多割据XXX之中，虽向背不定，但凭借自身高超的外交手段，仍在风起云涌的乱世之中获得一席之地。

其实在两宋期间的时候，许多民族之间，只有西夏和宋朝的战和关系最为复杂。并且在宋朝还有西夏双方的日常联系当中，双方处在敌对阶段的时间占到了四分之三以上，宋朝和夏朝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经常是偶尔战争偶尔而在宋下关系的前80年当中，其主要取决于西夏对北宋进行战争，其实北宋这个时期大多处于被动应对战争的局面。虽然西夏相对较弱，但没有办法与北宋作斗争，但北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际上远不如辽国。宋申宗说:“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响，尚日夜惴惴然，惟恐其实盗边也”

宋太祖在进行统一战争之时，慑于辽国之武力而对其采取守势，但对于秦陇、河西走廊、朔方等广大的西北地区，北宋可以说从未将其纳入统一的轨道之中，只是固守五代以来的的防线，多年未变。宋初，西北地区尚且安宁，因此对其掌控较为松懈，但是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较为猖獗，所以对西部压迫较大，也比较重视西方政策。采取了在当地选拔人才就地封官，并许之世袭的恩抚羁縻的政策。而夏州统治者也甘心对北宋称臣纳贡，助宋夹击北汉，宋夏之间维持着稳定和谐互不侵犯的关系。

之后便到了太祖一朝，宋夏矛盾不断，公元981年，夏州XXX内部发生分裂，一年后，李继捧至开封进献五州至地，而李继捧也作为人质留在京师，亲眷也被要求内迁，并削去了李克文、李克宪的兵权。太宗以为从此可以结束西北地区的割据局面，可不想此举却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北宋与西北地区的矛盾一触即发，宋夏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

李继迁自982年冬开始公开反宋，不断攻击河西银、夏诸州。在靖康二年(1127)的第二年，禁军许多宫廷贵族被回压袭击开封，导致君主被俘，靖康之耻是为北宋和南宋很丢人的象征，让岳飞”人朱江洪”后感叹道:”靖康耻，还是雪，部长恨，何时灭!”。靖康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造成该享受167年崩溃一个巨大的国家，也改变了中国的地理和政治局势在12世纪。事实上，宋朝向外多边开战，使大量北方人口南下，由此造成人口向南移动的第三个高潮。南宋以后，南宋的经济超过北宋也完成了经济中心以南的举动。

　　三、北宋晚期民族关系与政策

　　1.女真族崛起对北宋朝廷内部民族关系与政策影响

一般根据史料讲，北宋晚期指的是宋哲宗、宋徽宗时期。这一时期，北宋民族矛盾空前严重尖锐。这一时期的北宋XX官员大都不作为，君主无能无知，XXX动荡，天下衰微。而此时的宋徽宗又多次出兵，在西北、西南、东北三个方向上开疆拓土，进行了相关的军事行动,在这些出兵的过程中，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势力，如女真、西夏、吐蕃等都爆发了激烈而严重的军事冲突,这种军事冲突的出现，对研究北宋晚期民族关系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以宋徽宗为首的君主制思想带有典型的民族特性而起到主导作用。这一思想影响深远，因此，宋朝晚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具体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北宋XXX的覆灭的关键因素之一。

元符三年（1100年）至崇宁元年（1102年）[[[1]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P31]1]，这一时期宋徽宗刚刚即位，初临大宝，对河湟、吐蕃等地区的民族政策就出现转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背离了宋神宗、宋哲宗开拓河湟腹地、直指吐蕃的民族政策方向。然而崇宁元年，是北宋民族史上的关键时期，这一年宋徽宗的政治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巨大改变，“元佑党争”的尘埃落地和“靖中建国”措施的被放弃，在民族、边疆政策上的体现就是内敛转为扩张，继续清扫吐蕃和西夏，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其实可以描述为“继述”[1[[1]崔明德《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研究二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P45]]，是继神宗往，述哲宗政，然而，徽宗在经营西夏的同时却忘了远在东北边陲的女真一族，这样的疏忽导致了民族关系与政策的再一次转变。

女真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昔武王克商(公元前1046年)，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物)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女真族的祖先)贡楛，矢(箭粗制滥造)石砮(石制的箭镞)，其长尺有咫。”[1[[1]徐元诰.国语集解·鲁语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2:204]]，以其骁勇善战的民族形态作为那一时期的典型民族代表而广受关注。无论是自称天朝上国的中原王朝，还是以中原王朝为中心向四周辐散的周少数民族XXX，在扩大领土、掠夺资源的必要条件下，战争几乎就成了他们的共同选择。周边的少数民族XXX不甘寂寞，四处出击，而与此同时，宋徽宗也不甘寂寞，再次征求诸位大臣的意见，重新萌生了攻克燕云十六州、收复宋国故地的想法。在史XX载当中，史家在其所著史书中提到宋徽宗企图收复燕云故地这一举措时,将其激进的民族政策与贪功冒进的军事责任都归咎于蔡京、童贯等人。据《宋史·赵良嗣传》载：“童贯与语,大奇之,载与归,易姓名曰李良嗣。荐诸朝,即献策曰“女真恨辽人切骨,而天柞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莱涉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其国可图也。”……帝嘉纳之,赐姓赵氏,以为秘书丞,图燕之议自此始”[1[[1]《宋史》卷472《赵良嗣传》,第13733页]]，这段话实际上就是在说宋徽宗自己的军事想法与民族政策意见改变，变为了收复燕云、完璧宋国的极端想法。但是客观来讲，马植等人所谓的劝导与诱惑不过是不过是徽宗思想变化的外因而已，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蔡京、童贯、马植等人的劝诱，在宋徽宗民族思想的改变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试图详细探究宋徽宗攻伐女真的民族思想产生的原因，根据文献分析与对比，得出结果如下：

第一，燕云故地自古以来都是中原领土，作为一个宏图大志的君主，宋徽宗也继承了先祖遗志，这是他念念不忘的政治理想。自赵匡胤开始,北宋自诩宏图大略的君主们均以不同形式为收复幽云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如赵匡胤设立封椿库以求赎燕,赵光义两次全民兴师，举兵北伐,赵恒亦在檀渊之盟后发出“数十岁后,当有能捍御之者”[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8,第1298页]]的期盼,赵顼等人攻克河煌、西夏的战略意义归根结底不过是收复燕云，因此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宋徽宗作为一国之君，秉承先帝遗志，产生收复燕云的思想是无可厚非的。

第二,燕云故地的收复实际上是多年战争与兵戈的必然结果，是一种民族政策的高压反弹。宋太宗伐辽失败,北宋就在对辽关系中处于劣势,这种劣势关系影响下的北宋缴纳岁币、公主和亲，只是为了避免战争,从檀渊之盟（1004年）至徽宗北伐（1122年）,宋辽之和平不过持续了一百余年左右，但是这种表面的和平下依然有暗流潜滋暗长。此时女真族悄然兴起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这种历时弥久的民族问题带给宋徽宗的，自然是由对辽政策长期处于劣势的前车之鉴所决定的，即出兵燕云，强势北伐。

第三,收复燕云是民族思想中消极因素进发酵的最终结果。宋徽宗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在即位初期的一系列胜利战果刺激下变得越来越骄傲自满。但是长期战争一往无前的胜利带给当时封建君主的是难以言说的刺激与膨胀，因此，宋徽宗面对女真崛起，作出征讨燕云的决定也是可以理解并接受的。

第四，对新兴民族女真族的实力估计严重不足。”女真”也最早出现在唐朝初期，虽然真人一般都喜欢打猎和对外进行战争，但是一直未对中原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就导致了宋徽宗对女真人的真正军事实力估计严重不足，他还沉浸在平定河湟、讨伐西夏、拓地西南等一系列战争的胜利果实之中[1[[]宋辽夏金民族互动过程述论[J].徐杰舜.贵州民族研究.2005(03)]]，认为女真人依然茹毛饮血，削木为弓，这样对女真人的轻视最终导致了宋徽宗在对外民族思想的极大转变。

总而言之，女真族的崛起对北宋朝廷内部民族关系与政策影响深远，女真族主要活动地区地处燕云十六州，光复燕云，又是宋朝君主多年以来的政治理想，因此北宋晚期，尤以宋徽宗为主，这是造成北宋改变原有固守民族政策的主要原因。它失去了对周边虎视眈眈少数民族真正军事实力的判断力和是否出兵伐谋的政治决策权。因此，北宋并没有办法建立与女真族和平共处的关系。迅速崛起的女真一族终将成为中原腹地的覆餗之患。

　　2.北宋灭亡

北宋，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到靖康之耻结束。历经9朝167年。而在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1[[]徽钦二帝“坐井观天”传说与史实考[J].廖怀志.黑龙江史志.2006(01)]]，金兵掳走徽、钦二帝北返，天子蒙尘，主辱臣死，北宋灭亡。而其中宋徽宗在位期间，民族冲突最为尖锐。

而作为北宋晚期最主要的封建王朝君主宋徽宗，其的民族思想在影响北宋民族关系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避祸自保思想的产生。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宋朝的文官清流们大多避祸自保，认为国家之患，不在匹夫，因此，北宋的最后几位君主也自然而然的受到这种思想的严重影响，也就是说，选择是否与其他少数民族产生冲突，实际上是取决于产生的军事冲突是否能增强君主个人的政治威望，是否能将家天下贯穿到底。这一严苛的军事思想最终成了宋徽宗处理民族问题的唯一准则。因此他在后期办了许多错事，弃守都涅、收复燕云、避战自保等等。宋徽宗在即位初期，之所以能屡次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果实，无非是因为他初期的政治利益与国家利益高度统一。但是当徽宗本人的利益受损时，其骄傲自满的性格就严重损害了北宋的国家利益。这是古代封建君主受封建思想影响的历史局限性。

第二，从北宋灭亡前最后两位君王，的个人因素来讲,他们好大喜功，性格柔弱绵软，既不勇敢坚毅，也不果决独断，缺乏一个盛世明君的气魄与智慧。面对屡次产生的民族问题时,他们优柔寡断、却又独断专行。如政和五年（1115年）卢夷造反,众至十余万,“分兵四出,攻围乐共城、长宁、武宁、江门、安远镇溪诸寨堡”,徽宗“上自览奏,勤宵旰之忧,朝野骇念”[1[[1]《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34,第1089页]]，在卢夷造反的时候，宋徽宗并不想着怎么迅速出兵克定祸乱，而是惶恐不安，君主不安于政，所以臣民不安于行，君主不出兵伐谋，所以臣子兴兵犯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君主的无为软弱，也是造成民族关系尖锐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徽宗的民族关系思想在其即位初期确实曾经取得过一些战争的胜利果实，尤其在经营西北时尤为突出。但是历史的双面性需要严格考证宋徽宗初期的种种成果实际上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并非是他一人的军事胜利。而且，西夏、青唐吐蕃在军事实力并不算强大，北宋军队之所以可以屡战屡胜,不是由于君主指导思想的前瞻性，而是完全由于军事实力的强弱对比所造成的假象。而当出兵的对象变成以军事实力而出名的女真族之外，这种屡战屡胜的假象就被打破，导致天下纷争、生灵涂炭、民族动荡。而徽宗后期想要趁机收复燕云的想法虽好，时机虽妙，但是久不行军的羸弱宋军面对强大的女真一族时却没有真正的军事实力来打赢这场战争。宋徽宗本人又骄傲自满，其政治理想过于远大，但是受封建思想影响，其对自己的政治名声过于看重，导致了军情紧急时他竟然私自出逃，没有做到君王死社稷。与此同时，作为宋末之主，他本身的才能也根本无法君临天下，一劳永逸地解决当时巨大的政治危急,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的存在，才最终导致了其统治末期的民族悲剧，即北宋的灭亡。而北宋灭亡究其原因，北宋晚期民族关系与政策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崇尚和平的今天，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这个真理不言自明，我们要对所有的少数民族一视同仁，不能倨傲居上，好大喜功，不能妄自尊大，更要谦虚进步。但是在怀揣一颗谦虚的民族之心的同时，我们每个人也要牢记靖康之耻，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我们只有不断进步，以史为鉴，才能不负初心，砥砺前行。

　　四、总结

通过对比文献并分析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相关了解，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北宋时期，相关”重文轻武”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北宋兵力发展，使得北宋在许多对外御敌的问题上显得捉襟见肘。而在面对辽国的入侵问题上，北宋一直显得十分无力，在很多时候，都是通过议和谈判的方式去解决争端。而这样软弱的行为也导致北宋在当时的民族关系方面显得十分弱小，对外政策方面也是软弱的表现，让外敌对于北宋的侵略变得更加迅速。而对于民族关系，北宋的商品流通和市场交易方面的外部关系是非常开放的，这使得北宋的商品经济变得十分发达。然而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因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太过于频繁，才使各民族之间的局部差异也紧随其后。可以看出的是，讨论和北宋的政策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到了后期，北宋由于自身战乱割地问题、君主民族思想问题、还有赔偿银两等问题使得北宋的百姓苦不堪言。北宋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政治方面没能做好表率，皇帝昏庸，好大喜功，不切实际。虽然在御敌方面拥有杨家将等爱国人士，可是”重文轻武”政策的灌输让武官无法报效祖国，也是一段可悲的经历。通过北宋对外民族的相关政策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北宋的民族关系问题就需要我们以史为鉴。在御敌方面我们现如今需要做到不怕，不退缩。而在对外民族政策方面要尽可能多的保持自己的对外开放，使民族文化可以相互交流。只有做到这样的方面，我们的民族才可以真正崛起，这样一来我们的祖国才会更加强盛，而我们的民族才可以在世界的舞台上大放光彩，为世人所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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