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的悲剧美

　　摘要：张爱玲的婚恋小说中，女性形象尤为鲜明，她们的传奇故事以及起伏变化的命运使人产生心灵的震撼并引发强烈的感情共鸣。她们的性格、出身等等或许都有所不同，但小说中的她们无一例外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本文将着眼于不同的女性人物，对女性形象的悲剧美进行类型分析，大致上可以分为社会的悲剧、命运的悲剧、性格的悲剧，并且对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来源进行分析，认为她主要受个人经历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悲剧美

　　张爱玲是民国时期才华横溢的优秀女作家之一，与萧红等人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她凭借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文笔，将自己对社会现实、人性、情爱、婚姻等的思考融入到作品当中。在张爱玲的笔下，女性形象尽管有所区分，或是有完全不同的家世背景，或是有不同程度的学历见识，或是有迥然不同的性格特征等等，但她们大多无法掌控自己的的命运，最后的结局也大多是以爱情的失败而告终。这些女性人物的性格变化、命运起伏、悲剧宿命让人怜悯、恐惧，女性形象悲剧的背后折射出的是社会的悲剧、性格的悲剧等，本文将深入分析张爱玲小说中这些类型各异的悲剧女性人物，探讨其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悲剧美。

　　张爱玲的诸多婚恋小说结局都是不圆满的，这与中国传统小说在结局的处理上大相径庭，但不管结局是悲是喜，大多给读者留下一种苍凉的感觉，其中的女性形象更是自始至终充满着悲剧色彩。她们扮演的角色各异，从大家闺秀到富家遗孀，从小家碧玉到社交达人，在奢靡生活和金钱的诱惑下，她们的亲情沦丧、心理扭曲、人格异化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无论是起初善良快乐、人见人爱的曹七巧还是为了家庭甘愿牺牲、沦为舞女的顾曼璐，无论她们曾经低贱还是卑微，她们在卷入物欲横流的社会后心灵都被逐渐扭曲、异化。可以说，张爱玲塑造的这一系列女性形象都脱离不了情欲以及物欲的追求，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描写，这些异化了的女性形象最终物欲及情欲的破灭才体现出深刻的悲剧色彩。

　　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或个性强烈、追求自由，或传统保守、顺从丈夫，或可悲、可怜甚至可恨，她们性格的逐渐变化、心理的逐步异化、命运的悲凉起伏都被作者刻画得极为细腻深刻，透过女性人物的故事背后折射出的是动荡不安的时代下情欲世界的人格异化，她们的传奇故事蕴涵着深深的悲痛和苍凉。《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原本善良快乐，苦命的她被兄嫂嫁给姜家二少爷，爱而不得，如癫子似的痛苦地过了三十载。欲望长时期得不到满足致使她的心理也变得扭曲异化，甚至去嫉妒自己亲生儿女的幸福，做出各种伤天害理的蠢事。可以说，曹七巧是彻彻底底的男权社会中的牺牲品，故事的最后曹七巧凄凉死去，而女儿长安对于幸福婚姻的美妙幻想也早就破灭。曹七巧的故事让人觉得可怜，但也不乏可恨之处，应该说，她是那个时代里同她一样有着悲惨故事的千万女子中的一个，她的悲哀是那个时代里同她一样有着悲剧命运的千万女子的缩影，她的悲哀里透露着悲凉；小说《半生缘》中的顾曼璐起初是以为了家庭生计沦为舞女的牺牲者形象而出现，但欲望的诱惑致使她逐步走向黑暗，为了牢牢拴住男人心的她将妹妹推向深渊，她是恶毒者、变态者形象，但最终变为恶毒的她疾病缠身，故事的末了她又是可怜者形象；顾曼桢原本应该有段属于她的美满婚姻，与相爱的人在一起，但她的命运似乎自己也掌控不了，世俗的偏见、曼璐的变态等致使她与沈世钧有缘无分，不能在一起，一句“能见面已经很好了，世钧，我们回不去了”[1]343道出了曼桢内心的凄凉苦楚、接受命运，无论是曼璐还是曼桢，她们的悲哀里都散发着无法言尽的悲凉；《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应该说是男性主导的社会环境中最为理想的女人，但她的传统守成却换不来振保的爱，事实上作为一个女性，她的心里何尝没有抱怨、不满？然而她始终不能正视自己的感情需求，与小裁缝的奸情暴露后，只会在丈夫面前显得更加低声下气，孟烟鹂这个形象就像小说名一样，她是一枝丧失了自我灵魂的白玫瑰，散发着苍凉之味的白玫瑰。

　　像以上这样的悲剧情节、悲剧女性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还有很多，但张爱玲女士写出了悲剧的多种形式和层次，形象各异的女性人物无不充满着悲剧色彩，细腻的文字中处处散发着苍凉之意。可以说，张爱玲是以她独特而触动人心的方式，漫不经心地向读者介绍一位位悲剧女性人物，冷酷详实地把她们的可悲之事可恨之处娓娓道来，让读者看清楚导致她们心理、性格、命运变化的原因以及变化的历程，为她们的婚姻不幸、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走向而感到伤痛，为他们的悲剧宿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而感到恐惧，在这种怜悯、恐惧中引发读者感受作者笔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悲剧美，真实体会旧时代里女性的婚恋观念与道德心理并且感悟旧式家庭里女性的生存悲剧。这正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关于悲剧的效用上所强调的：“悲剧应当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感情得到宣泄，引起怜悯与恐惧，是悲剧独特的快感，是‘无痛的快感’。它使人们的思想感情得到升华与疏泄，产生好的影响和作用，使人身心健康，达到教育的目的。”[2]267

　　在张爱玲的婚恋小说里，心理扭曲和人格异化是女性生存困境的主要体现。小说中的女性人物长时期处于男权压制的环境当中，她们的情欲、物欲在得不到基本的满足之后心灵开始逐渐异化：有带上黄金的枷锁被金钱所迷惑而物化的女性，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在被迫嫁进姜家后，自动戴上了黄金的枷锁，疯狂地攫取金钱，在婆婆和丈夫死后，又疯狂地力争财产继承权，在她看来，金钱甚至比自己的亲生儿女更重要，因为这是卖了她一辈子挣来的几个钱；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则为了丰盛的财帛，不顾别人的议论嫁给比自己年纪大很多的老财主，等着继承财产；也有失去自我灵魂被男性所压迫而奴化的女性，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长期得不到振保的爱却始终处处维护丈夫、顺从丈夫，在她的世界里，男人就是天；更不乏长时期被情欲物欲所压迫变得极端恐怖而病态化的女性，如曹七巧把内心的苦闷压抑报复在儿女身上、《半生缘》中顾曼璐为了拴住男人的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了享受永久的财富，将妹妹推向不可挽救的深渊。

　　不得不说，女性的诸多异化冲击着读者的眼球，让读者在震撼之余真切地感受到张爱玲对于五四运动以后女性生存处境的悲悯情怀——尽管“五四运动”以后女性解放思想登上历史舞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并没有彻底改变女性的悲剧命运，这些女性依旧处于被男权所压迫的环境中，她们逃脱不了甚至也无法改变人生将要面临的种种悲剧。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便是女性人格异化的悲剧典型。兄嫂为了得到金钱，不惜将健康美丽的七巧嫁给姜家病入膏肓的二少爷，他们用这桩强扭的婚姻死死地锁住了七巧的青春和生命。尽管姜家是大户人家，但她的残疾丈夫仲泽让她在姜家饱受冷眼，尴尬的地位、旁人的鄙夷、丈夫的残疾，这些都在逐渐改变着七巧的正常心理，她的心理开始逐渐异化、扭曲。可以说，金钱不仅让七巧成为婚姻的受害者，更让七巧自动地戴上了黄金的枷锁，逐渐迷失在物欲的疯狂追求中；除此以外，因为仲泽的身体残疾无法满足七巧的生理需要，长期的情欲压抑也使得七巧的心理走向扭曲、变态，她甚至开始诱惑三少爷季泽，渴望从他身上得到温存，而事实上季泽并非真心待她，只是当做玩弄而已。另外，从理性思维角度来说，一个曾经受过很多苦难的母亲必定是希望自己的子女比自己幸福，不要再重蹈覆辙，经历一个母亲曾经的悲痛，但是曹七巧却是一个另类：她自己心中有很多苦痛，然而她却不甘心自己的儿子女儿有比自己好的婚姻和爱恋。她嫉妒儿子长白与儿媳寿芝的幸福婚姻，将丫鬟送给长白作妾，扰乱儿子儿媳恩爱，最终造成寿芝婚姻的不幸；她嫉妒女儿长安和童世舫相恋，私下跟童世舫说长安抽鸦片，变态残忍地拆散了二人，造成女儿长安的悲剧命运，自那以后，长安早就断了对美好婚姻的期盼。应该说，七巧的不幸遭遇让人悲悯、悲叹，她不仅耗尽了自己的青春，还让自己变成了疯狂追求物欲与情欲的奴隶，她只会用更多的攫取来弥补自己心理上的空虚和自卑；此外，七巧的人格异化、残忍摧毁亲生儿女美满婚恋的行为更让人震撼，人格异化、变态行为的背后所揭露的深层因素发人深思：是封建礼教思想以及七巧本身对于欲望的执着导致了她的心灵异化。

　　从美学观念来说，悲剧可以通过排斥和谐、追求冲突来获得震撼人心的力量，张爱玲小说所塑造的这些异化女性形象即是为了将人世间的丑恶现象展示出来，使读者来否定这些丑陋，激发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悲剧是一种崇高的艺术形式，女性的异化背后留给读者的不仅仅是同情、怜悯，更有精神境界上的提高、感情世界的升华，它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的历史悲剧命运，也启发着我们寻求女性解放的途径，可以说，作者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蕴藏着苍凉的悲剧美，而张爱玲的婚恋小说也正是通过这种高雅的内涵在现代文学中独树一帜。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无论是何种异化的女性形象，都体现着苍凉的悲剧色彩。她们凭借自己独特的故事和悲凉结局震撼着读者，不仅让人感到同情、怜悯，还引发读者对小说中悲剧女性形象塑造背后的理性思考：造成女性爱情、婚姻等一系列悲剧的因素不仅有来自她们自身的原因以及社会的原因，还有一种因素是由女性个人不能选择的、个人不能支配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那就是命运，只有那种由个人不能支配的力量（命运）所引发的灾难却要由某个个人来承担责任，这才构成真正的悲剧[3]344。

　　张爱玲的小说大多是以三四十年代新文化与旧文化交替的都市为背景，虽然当时新文化运动已经使得许多女性意识到要去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但在中国流行许久的封建礼教思想仍深深植根于女人的心，女性依旧被传统道德牢牢地禁锢在男权压制的社会环境中。在婚恋关系中，大多数女性丧失了自我灵魂和自我意识，一步步沦为男性的附庸品，也一步步让自己陷入悲剧的泥沼中。可以说，张爱玲将悲剧女性形象放在社会时代背景中去塑造是为了更好地去揭示男权压制的社会环境是使得女性身心遭受压迫、人格逐渐异化的悲剧成因之一。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便是男权社会所造就的悲剧典型，也可以说，孟烟鹂这一形象是三四十年代里男性主导的社会环境中极为理想又极为可悲的女人。小说一开头便写道：“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4]51一句话便让读者体会到男性在那个时代里的绝对主导权，他们可以有三妻四妾却不违背任何礼法，他们可以背着妻子出轨却被认为是正常需求，而女性却恰恰相反，传统道德思想束缚着她们只能活在男性的背影下，她们必须顺从男性的统治，男人就是女人的天。于是，当振保开始在外头不公开嫖娼时，孟烟鹂压抑着自己，宁愿呆在厕所里发泄自己，却不说一句振保的不是；当振保发现得不到爱的孟烟鹂与小裁缝发生暧昧，在外面更加放浪形骸、公然嫖娼时，她甚至还在自欺欺人，忠心地为振保辩护，她不能正视自己的感情需求，在振保面前变得更加卑躬屈膝……其实孟烟鹂自己的内心也是有郁闷和不满的，但被束缚在传统道德思想里的她却不想离开丈夫，不想与振保离婚，她可以为了丈夫丧失自己的意识和灵魂，可想而知，造成孟烟鹂婚姻悲剧的因素，不仅仅是她自甘压抑的性格缺陷，此外她的婚姻悲剧还反映了当时的男权社会环境对女性感情、婚姻等等的压迫。可以说，孟烟鹂的婚姻悲剧也不仅仅反映的是属于她一个人的特殊性悲剧，而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环境下与她有着相同境遇的女性的普遍性悲剧。孟烟鹂的悲剧是她个人的悲剧，但更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此外还有《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可以说曹七巧的心理扭曲、人格异化有来自她自身的原因即情欲的压抑、财欲的膨胀等，人见人爱的她嫁给一个身患残疾的丈夫着实让读者觉得可怜，善良快乐的她嫁进姜家后逐渐变得阴暗恐怖、破坏儿女婚姻幸福的行为也的确让人觉得可恨，但可怜与可恨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可悲，曹七巧的悲剧有她自身的原因，但归根到底，回到小说的初始，如果没有兄嫂的控制与摆布，如果没有男权社会的压制，如果没有传统道德的束缚，曹七巧原本是可以嫁进寻常人家，嫁给她真正喜欢的男人，过她喜欢的平淡生活，就像七巧母亲所说的，女人要懂得一手抓住钱物，一手抓住心爱的男人。如果这些都能顺利进行，那七巧就不会被情欲所压抑，也不会变得视金钱如生命，甚至人格异化，扰乱儿女的婚姻幸福，不断上演一幕又一幕令人揪心的悲剧。从这一点来说，曹七巧的人生悲剧与孟烟鹂有着共通之处，当把她们个人的悲剧结合到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读者就不会再纠结于她们各自的性格弱点，而是会感叹到她们所处的那个半封建社会，为她们本可以避免发生的一系列悲剧感到惋惜，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说她们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

　　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中，男主人公的悲剧几乎都是性格上的缺陷所造成的，因为哈姆雷特狐疑不决和当机不断的性格造成了他复仇延误的悲剧；因为李尔王专制蛮横和刚愎自用的性格导致他退位以后受到大女儿二女儿的无情虐待并且最终含恨死去的悲剧。可以说，“性格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物性格的内部局限和缺陷”[5]2，而张爱玲的小说中，女性性格的内部缺陷也正是造成她们人生悲剧的因素之一，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中学生薇龙以及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孟烟鹂皆属于典型的性格悲剧。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来是个纯真的女学生，因为家境贫穷无法支撑自己的学业她瞒着父母向有钱的姑母梁太太求助，但这颗原本富有理想的心在她第一次来到梁太太家时已经开始逐渐堕落，就像小说中所写的薇龙在离开梁太太的豪宅时转身又再看看，“隐约还见那黄地红边的窗棂，绿玻璃窗里映着海色”[6]102，薇龙已经开始向往这种奢华浮糜的贵族生活。于是，当她住进这梦幻般的豪宅之后，开始如痴如醉地享受一切，薇龙可以试穿姑母家橱柜里很多华丽的衣服，尽管有时她心里也清楚姑母接受她只不过是在利用她吸引一些年轻的男性罢了，但是这个时候她内心强烈的物质欲还是说服了她，她无法放弃这种浮糜奢华的生活。葛薇龙爱上了富家子弟乔琪，因为在她心中，要想摆脱现在的困境，只能找个有钱人把她娶进家门。但其实她的这种爱并不是发自内心真正的爱，而是对于物质的渴望，当葛薇龙发现乔琪其实只是个有着很多兄弟姐妹而且是最不得宠的一个纨绔子弟后，她才发现自己已经无法逃离和解脱，她的大好青春已经被她毁掉……

　　虽然说葛薇龙的悲剧有来自她姑母梁太太和纨绔子弟乔琪的外部原因，但是她的悲剧主要还是和自己的性格缺陷有很大关系。纵观她的人生，变的是她的人生理想，从一个纯洁且富有志向的中学生变成一个愈来愈沉溺奢华生活的交际女，而唯一不变的就是她越来越膨胀的物质欲，正是她强烈追求物质、沉溺在奢华生活中无法自拔的性格促使她一步步走向深渊，最终酿成她的悲剧。如果说命运酿成的悲剧是人类无法掌控和逃避的，那么性格造成的悲剧则让人觉得可悲可叹，葛薇龙的悲剧时时刻刻地启示着读者性格对于命运确实具有决定作用，并且“人物性格的悲剧也可以说是美的被毁灭，只是他们不是被社会的恶势力所摧毁，而是毁于自身的弱点和缺陷，他们就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悲剧的特征”[5]2。

　　性格造成的悲剧虽然可悲，但是仍属于人类自身可以调控的因素，然而命运造成的悲剧却往往无法躲避。在张爱玲的诸多小说中，很多女性的悲剧都和一种无形中的力量也就是命运有关，它于无形中引发人恐惧的心理，对悲剧女主人公的未来感到担忧，深深怜悯女性所遭受的厄运，然而这些女性在命运的捉弄面前却往往保持独立、淡然和接受命运，着实带给读者强烈的震撼感，她们身上体现的是一种苍凉的悲剧美。

　　《半生缘》中的顾曼桢无疑是命运悲剧的最佳典型。在工厂做写字员的她虽然没有富裕的家庭，没有宽裕的生活，但这却培养了她自小独立懂事的性格，她温柔善良、淳朴大方，与沈世钧相识后逐渐坠入爱河，他们的爱真实且发自内心，彼此心有灵犀、互不相欺，应该说是一对真正能携手共度一生白头到老的恋人。然而身处半封建的旧时代，再真诚的爱似乎也难逃旧式家庭的反对和拆散，于是沈世钧被母亲以父亲病重为由骗回南京。而在这时，顾曼璐为了保住自己在祝家的地位，为了永久地享受富贵生活，她骗曼桢落入祝鸿才的魔爪并囚禁妹妹，拉开了妹妹不幸的序幕。当曼桢生下孩子逃离魔爪后，世钧的信又被母亲拦截，世钧与表妹结婚，而曼璐在这时生病凄凉死去，曼桢为了照顾生病无人看护的孩子抛下过往的悲痛回到了祝家，此时祝鸿才已破产潦倒……

 

　　可以说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其实是令人压抑的：阴差阳错地，顾曼桢与沈世钧这对恋人就这样一次次被拆阻挡散，有缘而无份；阴差阳错地，顾曼桢到最后还是回到了祝鸿才的身边，内心有怨却已释然；阴差阳错地，各自成立家庭后的顾曼桢与沈世钧竟又相遇在他们初见的小茶馆，有千言万语却已看淡一切……顾曼桢的悲剧说到最后其实已不能说是谁导致了谁，而一切都是命运使然，是命运的捉弄让她接受了一切，学会了释然，更让她显得愈发坚强看淡。十四年后，当再次遇到当年相爱过的沈世钧时，除了互道伤感外还有对命运的释然，“能见面已经很好了，世钧，我们回不去了”[1]343，故事进行至此，读者的精神世界可谓得到了升华，细细咀嚼顾曼桢的故事，越发品味出悲剧的美感。

　　张爱玲出生于民国时期的名门世家，父亲母亲各自的家世都相当显赫，生长在这样的大家庭里让生性聪慧又善于观察的张爱玲可谓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人，也听到了许多不寻常的事。其丰富的个人经历给予其小说创作很多的灵感和影响，诸多小说中塑造的悲剧女性人物都与其自身的情感世界以及真实接触到的亲戚有很大关联，例如《半生缘》中的顾曼桢人物形象就融入了张爱玲自己的真实情感体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形象则是自己祖母娘家也就是李家三少奶奶的真实写照，此外，像这种受张爱玲个人经历影响而创作的小说还有很多。张爱玲的个人经历又可以细分为家庭经历和感情经历两个方面。

　　1.家庭经历

　　张爱玲与同时期的作家相比，其家世背景应当说是无人可及的。张爱玲父亲、母亲皆是清朝重臣之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的祖母是清朝名臣李鸿章之女，这样的家庭背景应当说令旁人羡慕至极，但其实真正置身于这样的家庭背景也给张爱玲带来了许多常人没有的烦恼。在民国初年动荡不安的社会里，张氏大家族内部也面临着许多纷争和矛盾，张爱玲的父亲作为贵族子弟、满清遗少，整日游手好闲，他甚至为了家产与伯父对簿公堂，天天过着醉生梦死的浮糜生活。而与此相反，张爱玲的母亲却是追求民主、积极上进的新女性，她不甘成为一名丧失自我灵魂、隐于男人背后的旧时代女性，于是，在张爱玲的童年时代里，父母之间的矛盾早已司空见惯。母亲在张爱玲四岁的时候便借口陪同姑姑出国留学而离开这个家庭，之后回来又再出走，紧张的家庭关系可谓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里早早地就留下了永恒的伤疤和无尽的凄凉。张爱玲自己也曾说过：“在孩童的眼里，母亲是遥远而神秘的。”[7]139

　　张爱玲的父亲后来又娶了一位名门小姐孙用蕃，这位继母在得知张爱玲的身高和自己相差不多时，将自己的两箱破旧衣服都带给张爱玲穿，这让张爱玲在学校抑郁了很久，“一大半是由于自惭形秽，中学时代的生活是并不愉快的，也极少交朋友”[7]28，继母在张父面前甚至还挑弄父女之间的感情。一次，张爱玲偷偷地去见了母亲，回家后便遭到了继母凶狠狠的责骂，张爱玲说这件事父亲知道后，继母当即给了她一记耳光，未等张爱玲还手，继母又赶紧跑到张父面前诬告张爱玲要打她，结果其父亲不但不分青红皂白，还毒打了女儿一顿，将女儿打瘫在地上，很难相信这是一位亲生父亲做出的，而且是基于继母的诬告和虐待心理。父亲将张爱玲关了禁闭，张爱玲后来在日记里回忆说，等父亲解除她禁闭的时候，她已经不是自己了。这种被监禁、被禁锢的悲惨故事同样也出现在了小说《半生缘》里顾曼桢的身上，顾曼桢遭遇不幸后也被其变态的姐姐顾曼璐囚禁起来，可见张父的这次痛打无疑是又给童年时欺张爱玲的心灵重重地蒙上了一层悲痛凄凉的阴影。

　　真正逃离这个留给她无尽伤痛的家庭时，张爱玲已经十八岁了，在她的内心，真的宁愿跟着手头不宽裕的母亲去寻找自由，也不愿留在游手好闲、对自己毫无亏欠之意疼爱之情的暴虐狂父亲身边。不过那段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始终留在她的记忆深处，无法诉说。

　　可以说，尽管她出身名门，但家庭的不和、父爱的缺失、母亲的离去都早已给张爱玲带来不可磨灭的伤痛，她宁愿抛去显赫的家庭背景，去过平民百姓的恬淡生活，但事实却是不可改变，这些经历过的伤痛早已深深地烙印在她的内心并伴随着她的一生，她的小说中刻画的诸多悲剧女性形象，都与张爱玲本人一样，散发着悲凉的气息。

　　2.感情经历

　　如果说父爱的缺失、母爱的缺少已经给童年时代的张爱玲带来许多伤痛，使她的内心隐隐地藏着一种孤傲、凄凉，那么感情世界的受挫无疑是让张爱玲在爱情问题上多了一份感伤和悲痛，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悲剧意识。

　　始于才华，张爱玲爱上了比她大整整十五岁的胡兰成，她欣赏胡兰成在文学上的天赋和造诣，珍惜胡兰成对自己的欣赏以及懂得，她可以不在乎胡兰成与自己的年龄悬殊，更不在乎胡兰成汪伪XX宣传部次长的身份，义无反顾地与之成婚，把这件事当做是自她童年遭遇的不幸以来最欢喜的事情；终于人品，婚后的张爱玲却多次为胡兰成的婚内出轨所伤痛，抗战结束以后，胡兰成因为汉奸的身份到处躲避追捕，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竟先后留情于重庆的护士周某，温州的范秀美，当张爱玲千辛万苦地找到他希望重新开始时，胡兰成却仍旧迷恋于他的这些情人，当初结婚时发下的浪漫誓言也早已抛之脑后，张爱玲可谓是被这个前后不一、不守承诺的男人伤透了心。从那以后，张爱玲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算是被浇了一盆冷水，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即使不得不离开胡兰成，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她将只是萎谢了。

　　童年时期父母之爱的不可得，本想可在感情世界里得到些许安慰，然而现实却是如此悲哀，张爱玲的感情世界也是如此地不尽人意，这无疑是加重了张爱玲内心深处的悲凉和孤独，《半生缘》中沈世钧与顾曼桢相爱却没有走到一起，而顾曼璐与祝鸿才的婚姻完全是利益的驱使；《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婚姻则是装着黄金的陷阱，一旦坠入就变得走火入魔……这些悲剧情节反映的正是作者本人在感情世界的悲痛体验以及深入思考。

　　张爱玲笔下的诸多悲剧女性人物都面临着感情危机以及生存困境。被卖到姜家做残疾人媳妇的曹七巧，因为丈夫的残疾而饱受姜家上下的冷眼和闲言碎语，她像癫子一样继续无奈地生活下去，痛苦地忍受了三十年；为了拴住祝鸿才的心，保证自己在祝家的永久地位，顾曼璐痛下狠心用妹妹的身体与祝鸿才作交换，待到病重时后悔已无法回头；明知振保在外头玩女人，孟烟鹂依旧为振保在别人面前替他辩护，无论内心多么不满，总抵不过夫为妻纲的传统道德思想，她甘愿做一枝丧失灵魂的苍凉的白玫瑰。

　　张爱玲小说中的这些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其实也反映了她本人对于社会现实的一些思考。女性形象的生存悲剧离不开几千年来男性在社会、家庭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尽管当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女性的个性解放，传播了许多追求民主自由的新思想，但大多数女性依旧是男性的附庸品，自我灵魂与自我意识依旧处于被压抑的状态，《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便是此类妇女的典型，她传统保守却得不到应有的爱，与小裁缝关系暧昧以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却不敢正视这种需求，受到振保一次又一次的报复，她从不知道为自己反抗，争取正当的权利，而是事事顺从丈夫、主动丢弃掌控自己人生的权利，这其实就注定了以她为代表的众多女性人生悲剧的形成。

　　还有一部分女性，虽然接受了新式教育新式思想，但是正如张爱玲所说：“几千年的积习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掉的。”[7]162旧式道德对于这些新女性有着很大影响，这些新女性不能彻底地与传统道德思想告别，婚姻对于向往独立自由的她们来说依旧是毕生最重要的事业。《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娇蕊便是这类典型。王娇蕊是出国留洋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式女性，她强烈地追求自由，热烈地表达自己的爱，在与振保多次偷情后爱上了这个自己并不了解的男人。她大胆地提出要和振保在一起，敢于向丈夫提出离婚要求，但她没想过振保是个虚伪的男人，振保为了留住自己的君子名声，拒绝了这枝“热烈的红玫瑰”而娶了“圣洁的白玫瑰”。多少年后再次相遇，娇蕊已经嫁给了朱姓男子，看上去是过上了幸福安稳的生活，但这个时候的她已经不再是当年那枝“热烈的红玫瑰”，此时的她已经丢失了自己强烈的个性、独立的人格，当年的红玫瑰已经成为传统的世俗女子，甘于成为丈夫的顺从者和附庸者，其实相对于女性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说，娇蕊的这种幸福已不算是真正的幸福了。

　　张爱玲将自己浓重的悲剧意识融入在了小说创作中，关注女性视角是其小说创作的亮点之一。尽管女性人物的性情、出身有所区分，但她们最终都逃离不了婚姻、爱情等悲剧。顾曼桢、顾曼璐、曹七巧、孟烟鹂、葛薇龙、王娇蕊都是悲剧命运的承载者，她们的悲剧命运营造出小说苍凉的审美风格。女性形象的悲剧汇聚在一起，也更能引起读者对他们所遭受的诸多不幸感到怜悯，对女性在控制她们命运的力量之前的那种无力和渺小感感到恐惧，更真实深刻地感悟旧式家庭里女性的生存悲剧，从而唤起读者在思想感情上的共鸣。此外，异化了的女性形象留给读者的不仅仅是同情、怜悯，更有精神境界的提高、感情世界的升华，它在向我们展示女性历史悲剧命运的同时也启发着我们探寻女性解放的途径。

　　[1]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06:343

　　[2]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2：267

　　[3]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04：344

　　[4]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06：51

　　[5]黄小红.新时期性格悲剧初探【J】.广东：韶关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02:2

　　[6]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05:102

　　[7]张爱玲.流言【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06:28，139，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