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朝皇族教育

　　摘要

明朝皇族是处于特权阶层的最高统治者，他们身居高位，享受种种特权。除明初中期有几位开明君主外，其余大多昏庸无能，懒散废政，政治素养低下，对于治理王朝毫无经验，最终促使大明王朝的灭亡，这其中不乏与教育体制的缺失有关。

本文以明代皇族教育为研究对象，全面分析其教育类型、教育内容及教育机构的设置。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明朝皇族教育的特点和影响。

明朝皇族教育类型有宫廷皇子教育和各藩府郡王宗室子弟教育这两个方面。宫廷皇子教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教育体制，它主要包括幼子教育、出阁教育和皇帝亲自施教。由于藩禁政策的实施，各地亲、郡王的教育制度不完善，促使地方宗室问题日益严重。其后宗学的设置虽使教育状况得以改善，但终究还是挽救不了大明王朝的日渐衰弱。

　　关键词：明朝；皇族教育；宗室子弟

　　前言

本文中的皇族指的是以朱元璋的子孙为首的朱姓一族。文章中的明朝皇族教育主要以朱姓男性子弟教育为研究对象，如东宫太子、亲王、郡王等的教育为主。由于对明朝宫廷女子教育方面研究的著作和文章较少，在加上此时女子取得的突出成就不明显，所以本文不涉及明朝皇族内的女子教育。

文章在研究方法方面，在运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同时渗透教育学的有关研究方法。对明朝皇族教育类型、内容和教职官员的任用等方面加以论述，并以此为基础分析皇族教育的特点和影响。明朝诸帝中除太祖、成祖之外，鲜有政治能力很强的有为之君，他们大多荒唐怠政，慵懒无为，一代不如一代并最终走向没落。前代学者们对明代的政治经济研究较多，但在文化教育问题上涉及较少。

　　一、宫廷皇子教育

明朝皇族宗室子弟，是一个庞大而又特殊的统治者群体。特别是在明中后期，宗室人口急剧膨胀，造成诸多不利影响，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稳定社会便对其子孙进行严格的教育。宫廷皇族子弟主要是太子和年龄尚小的亲王。其教育的类型主要有三种，后妃、宦官对皇子的启蒙教育是最早的教育类型；到皇子稍长便实施正规的出阁教育；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也对其子孙进行教育培养。

　　（一）幼子教育

1、后妃施教

历代的皇族宗室子弟从一出生便生长在深宫内苑，没有达到一定的年龄是不允许出宫的。而一般的朝臣和侍讲人员也不能进入后宫内庭。明朝宫廷内的幼小皇子就处于这种状态下。于是诸幼子的启蒙教育便由太后、皇后及其生母来承担了。由此我们可知后妃对幼子教育的重要性。

首先，后宫妃子们用她们的自身智慧教育诸幼子。太祖的皇后马氏“仁慈有智鉴，好史书”，“勤于内治，暇则讲求古训。”[1]由于马皇后自身对史书古训掌握较好，她对小皇子的读书教育也十分严格。明清时期以程朱理学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明洪武已“诏以熹书立于学宫”。[2]对于理学家朱熹的作品及思想，统治者都会想尽办法让他们的子孙去学习钻研。其中朱熹的《小学》在明朝宫廷里就是非常重要的蒙学教材。马皇后以《小学》为范本，在教幼子识字、学习规范礼仪的同时，也给予他们一些道德品质的约束。成祖仁孝皇后徐氏，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读书，当时人称她为女诸生中的人杰。像马氏、徐氏这样聪慧贤达的皇后在明朝也有不少，《万历野获编》中记载：“本朝仁孝皇后著《内训》，又有《女戒》，至章圣皇太后又有《女训》，今俱刻之内府，颁在宇内。”[3]后宫女子尤其是太后、皇后，她们运用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编成警醒幼子的书籍及话语，立于内府之中，让诸幼子耳濡目染，从而达到学习借鉴的目的。

另外，后妃对幼子的教育还表现为严格管束诸子行为上。孝定李太后是神宗的生母，而张居正是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就请李太后监督神宗的日常起居。《明史》中载：“太后教帝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筳入，常命效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挈之登辇以出。带视太后惟谨，而诸内召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4]幼小的皇帝在未出阁教育前，他在学习、上朝时间上的安排都受到太后严格监管。神宗朱翊钧经常在西城摆酒设宴奏曲。一次，神宗命随从的一名内侍表演曲子，由于内侍的拒绝，神宗就想拿利剑刺侍从。在左右大臣的劝说下，神宗只割了侍从的头发。第二天，太后听说了这件事，就命张居正向皇上进谏劝疏，同时又召皇帝让他长跪检讨自己的过错，神宗痛苦流涕并答应李太后会改正错误的，这件事才肯作罢。像李太后这么严格的人，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都对皇子要求非常严格。

2、宦官教育

朱元璋在稳定大明江山后，以史为鉴，为防止宦官局面的出现。他在宫中安置的宦官内侍不到一百人，并颁布祖训规定宦官不能穿外臣的衣服，不能兼任文武大臣的头衔，而且宦官的衣食住行都应该在内庭里，从而限制了宦官的人身自由。朱元璋还命人立一块铁牌在皇宫门口，上面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5]但这良好抑制宦官的政策并未持续多久。到燕王朱棣继位后，他多委任宦官出使、监军、分镇及安排臣民的大小事情，并选教官进入内庭教宦官识字。正统初期，“太监王振于内庭开设书堂，选翰林检讨正字等官入教，于是内官多聪慧知文义者。”[6]自此以后宦官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并由专门教育机构内书堂为其教育提供后盾。

幼小的皇子在未出阁教育前，除了后妃教育外，宦官对皇子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内庭的宦官侍从每天都和宗室幼子在一起，他们的一言一行对皇子成长都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成祖时期，宦官大多“占对娴雅，成祖爱之，教今读书，涉经史，善笔札，侍仁宗东宫。”[7]宦官在内书堂学习的有《四书》、《五经》、《大学衍义》及《贞观正要》等。这些知识的学习对幼子的辅导教育是有一定作用的。宪宗的儿子朱祐樘从小在内庭里长大，于是只能和太监相处，在他九岁时，便有有学问的太监口授《四书》及古今政典给他听。当然宦官的知识水平有限，只能交给皇子表面的知识。因孝宗和宦官接触较多，在他继位后，孝宗又选派宦官刘瑾来侍奉东宫太子读书。因刘瑾自小奸诈口才好，会读书识字，又经常通过悱弄取悦太子，孝宗就对刘瑾更加器重。世宗朝时期，则命知书识字稳重的老成宦官陪伴皇子读书、识字及学习宫内的基本礼仪。由上述我们可知宦官对幼子的教育曾在明朝起过一定积极意义，但随明中后期宦官专权的日益加剧，宦官对幼子的教育辅导功能也随之被破坏。

　　（二）出阁教育

在启蒙教育下的幼子逐渐长大，于是他们脱离后妃、宦官的管束教育而选择专门的教职人员来传授知识。宫廷皇子的教育都有特定教育机构与教职人员，学习内容也是极其丰富的。这就是宫廷皇子教育的第二个阶段——出阁教育。

1、教育机构人员的设置

皇太子是“国之大本，所以继圣体而承天位也。”[8]皇太子作为国家的未来之君，其教育自然受到重视。而明太祖朱元璋却总结历史教训，建立起富有从政经验的勋功大臣兼任太子东宫官体系。朱元璋不为东宫设立专官，是为了防止形成以太子为中心的权力决策中心。

在明朝初期，没有成立专门的东宫官属体系，除太子少师、少傅外，其它如詹事、赞善大夫等都由元老大臣兼领担任。洪武二十年，设置詹事院。其后又改为詹事府。随后又增加了左右春坊司纪郎、司谏、通事舍人。成祖继位后，便命沿用以前的旧制度。詹事府、左春坊、右春坊和司经局共同辅导太子。这4个机构之下又分别设置了相应的官职。詹事掌统府、坊、局之政事，少詹事佐之，“凡入侍太子，与坊、局翰林官悉直进讲《尚书》、《春秋》、《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诸书，前期纂辑成章进御，然后赴文华殿讲读，讲读毕，率其僚属，以朝廷所处分军国重事及抚谕诸藩恩义，陈说于太子”。春坊大学士“掌太子上奏请、下启笺及讲读之事”。洗马“掌经史子集、制典、图书刊辑之事，立正本、副本、贮本以备进览，凡天下图册上东宫者，皆受而藏之”。府、坊、局其他官属，亦各有职掌。詹事府多由他官兼领。天顺以前，或以尚书、侍郎、都御史兼掌。成化以后，则率以礼部尚书、侍郎由翰林出身者兼掌之。至于春坊大学士，景泰后只有杨廷和曾担任此职，后不复设，司直、司谏、清纪郎等官亦不常置。明代中后期，“皇太子出阁读书，亦每点别员教读，詹事府、左右春坊和司经局在辅导太子方面已无实际作用，纯粹成为翰林官迁转之阶。”[9]明初对东宫官属逐渐发展完善。詹事府、左右春坊和司经局各司其职，分工详细，有章可依，从而为太子的出阁教育提供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虽然东宫官属设置较齐全，但其内部的教务人员如詹事府大多由他官兼领，像司直、司谏等官职在景泰后都不曾设置。明代中后期，詹事府等官属更是形同虚设，已经失去辅导太子出阁读书的功能。

明初朱元璋在确立封藩体制时就说：“亲王受封，未之国者，当出阁读书。”[10]。对于年龄尚小的亲王，朱元璋对他们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视的。对诸王实施教育的教务人员规定：“讲官选部曹或进士改授翰林官充之”。[11]在官职的分配上有翰林检讨两人，侍诏两人，侍书两人，翰林检讨的人员大多是进士出生，而侍书则是从中书舍人中挑选出来的。到天顺年间，英宗改用进士二人来专门负责亲王出阁教育。等到亲王真正就藩离开宫廷后，进士人员就会升为王府长史，继续辅导亲王读书学习。亲王出阁读书的教育机构设置虽然没有太子詹事府、司经局那么谨慎严密，但它的人员分配也算比较完善的。

2、出阁教育的年龄和地点

明朝皇太子出阁教育年龄一般在八岁到十五岁左右。太祖朱元璋认为太子朱标有天下国家之责，于是就非常注重太子的教育。朱标六岁时，太祖就命当时有名的儒学大臣教导太子出阁读书。英宗朱祁镇两岁。武宗朱厚照八岁正式出阁读书。而在万历时期，因朱翊钧迟迟不定储位，从而严重影响了光宗朱常洛出阁教育的时间，到朱常洛十三岁的时候他才真正开始出阁学习。而光宗长子朱由校正式授教学习的时候已经十七岁了。其他亲王出阁教育的年龄也有严格的规定：各亲王在十岁受封后，等到十五岁必须出阁教育才可以得到一定的俸禄。十五岁是亲王出阁教育的最佳时间。

洪武初，太子和诸王读书地点都设在大本堂。后来考虑到皇太子的特殊身份与地位，于是就把太子与诸王学习的地方分开来设置。太子读书的地点选在文华殿的后殿。到世宗时期，又把太子读书的地方移到了东厢房，这个位置极佳，刚好正中西向。而诸亲王在未就藩前其书堂一般设在皇极门的右厢房里，以便讲官朝拜传授知识。明代宫廷皇子出阁教育设有专门的读书地点，从而为皇族子弟读书学习创造了良好的物质环境，有利于诸皇子专心学习，获得知识。

3、出阁教育的内容和礼仪

无论是太子还是亲王，他们出阁读书都受到严格礼仪限制。而他们学习的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首先，出阁教育必须学习儒家经典。成祖时，“翰林坊局臣讲书东宫，皆先具经义，阁臣阅正，呈帝览，乃进讲。解缙《书》，杨士奇《易》，胡广《诗》，幼孜《春秋》。”[12]世宗朝时,嘉靖皇帝在讲筳结束后，传谕阁臣申时行等人来商讨唐代《贞观政要》中魏徵是什么样的人时，皇帝与阁臣各抒己见，没有达成一致看法。世宗于是命罢《贞观政要》而换成讲《礼记》。同时阁臣建议应把《通鉴》与《礼经》参讲。上允之，乃命先讲《尚书》，后及《通鉴》以至《大学衍义》。”[13]从上我们可知除了学习传统儒家经典外，还包括《资治通鉴》、《大学衍义》和《礼记》等著作。

太子出阁教育到英宗时规定：“其每日讲读仪，早朝退后，皇太子出阁升座，不用侍卫等官，惟侍班侍读讲官入，行叩头礼。内侍展书，先读《四书》，则东班侍读官向前，伴读十数遍，退复班。次读经或史，则西班伴读，亦如之。读毕，各官退。至卯时，各官入，内侍展书，侍讲官讲早所读四书毕，退班。次读经史亦然。讲毕，侍书官侍习写字。写毕，各官叩头退。凡读书三日后一温，背诵成熟。温书之日，不授新书。凡写字，春夏秋日百字，冬日五十字。凡朔望节假及大风雨雪、隆寒盛暑，则暂停。”[14]而诸亲王出阁教育的礼仪、时间也有明确规定：“初入学堂，其日早，王至右顺门之北书堂，面东，中坐。提督讲读并讲读官行四拜礼。内官捧书展于案上，就案左坐。讲读官进立于案右，伴读十遍，叩头退。每日讲读，清晨，王至书堂，讲读官行叩头礼，伴读十遍出。饭后，复诣堂伴看写字，读书毕，仍叩头退。万历六年定书堂设中座，书案在左，写字案在右。辅臣率讲读侍书官侯于门外。王入书堂，传旨先生进。辅臣率各官入，四拜，分班侍立。讲读官以次授书各十遍讫，命旨先生喫酒饭。各官出，王暂入堂南间少憩。辅臣各率官入。命旨先生进，遂入分班侍立。侍书官看写字，讲读以次进讲毕，各官一拜出。”[15]皇子是国家最高统治阶级，讲读官在教授他们知识前，都要行叩拜之礼，以区别君臣之间的关系。而对于诸王学习的方法来说就是反复的读写来达到学习知识的目的。

皇太子及诸王除了学习课本知识外，皇帝还要求相关的教务人员定期向皇子们陈述朝廷最近发生的军国大事，通过老师的问学生的答及老师的最终讲解分析来了解时政，以此来提高皇子处理政务的能力。另外，明朝皇帝也注重对其子孙身体素质的锻炼，学习骑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太子午膳后，从容游息，或骑射。”[16]洪武年间，朱元璋曾把太子、秦王、晋王等诸子集合起来讨论武事和治兵之法。成祖长子朱高炽，在很小的时候就端庄沉静，“稍长习射，发无不中。”[17]宫廷皇子的出阁教育包括读书、听讲、写字、温习和骑射。可以说诸皇子在各方面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发展。

　　（三）皇帝对子孙的培养

皇帝作为全国最高统治者及皇族领袖，他有责任培养和教育其宗室子弟成员，从而来巩固统治阶层的特权地位和皇族形象。明初中期的大多数皇帝都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对其子孙进行培养教育，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皇帝多以言传修书教育皇族子弟。明朝的皇帝大多把他们的读书心得、从政经验及自己亲身经历编辑成册，以供后代子孙学习参考。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他以身作则，常常以身边所发生的，所看到的事情来言传教导诸子。在《明太祖实录》中载：“上退朝还宫，皇太子诸王侍。上指宫中隙地曰：“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疏，诚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惜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存儆戒！”[18]太祖以史为鉴，用自己的言语告诫子孙要懂惜民惜才之术，从而使明王朝在民安国富下永续发展。除言语劝导外，明朝还有很多皇帝编书以供其子孙借鉴。如“明成祖编《圣学心法》赐予太子，以提高其政治素养，明宣宗制《帝训》，明宪宗编《文华宝训》等教育宫廷宗室子弟”。[19]而历代皇帝编纂《祖训》、《宝训》也是诸皇子出阁读书的重要参考书目。

其次，明朝皇帝还特别注重对宫廷皇族子弟实践能力的培养。皇子在学习程朱理学性礼教化的同时，也鼓励他们积极投身实践，注重实际问题的观察探究。尤其是太祖朱元璋，他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反对脱离现实下的教育。在朱元璋统治时有定制：凡是国家上下在郊外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皇太子必须留在宫中处理政务，其他诸王则跟随皇帝到郊外祭祀。洪武六年，朱标刚满20岁，朱元璋命“诸司常事启皇太子，大者乃奏闻”之语。[20]太祖让太子在宫中兼国，其目的在于培养未来储君治国处理政务的能力。太祖还曾派遣晋、燕、周、楚、谷和秦等十三王到四川、陕西、山西、山东等地，让他们深入实际，感受农民的劳苦。因成祖常年征战漠北，在宫里的时间较少，于是成祖便命太子朱高炽兼国。朱詹基自小也受到良好教育培养，但从朱瞻基的太子朱祁镇起，皇太子大多常年长于深宫，不问天下大事，没有实质性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这也是造成明中后期皇帝政治素质低下的重要原因。

再次，皇帝还为诸王提供大量书籍，从而为皇家子弟的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明朝在攻克元朝时，太祖就命徐达把元代秘阁所藏的图书典籍都带到金陵去。同时又访求民间的遗书，把收集到的珍贵书籍都保存到文渊阁。到洪武元年，太祖又命“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征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21]而各地郡王府的书籍大多是由皇帝赐予的。“历代皇帝每年都要对藩王进行赏赐，再给予金银、田地的同时，赐予他们大量的古今图书，帮助他们建立私人图书馆。”[22]皇帝为其子孙不仅创造了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也提供给他们良好的学习环境，这是值得我们当今教育借鉴的地方。

《三字经》中有提到“子不教，父之过”。一个父亲的文化素养及行为习惯对孩子的教育影响是非常大的。明初的几位皇帝大多能以身作则，给诸子以模范带头作用。他们在教育内容、教育条件和教育方法等都给当今教育提供示范榜样。同时良好的皇族教育也促使明初政治局面的相对稳定。总之，皇帝对皇族子弟教育重视与否，将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兴衰更迭变化，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

　　二、各亲、郡王府的宗室子弟教

　　（一）王府官教育

王府官教育是亲王离开宫廷后教育的继续，其管理机构长史司是在不断发展中完善的。洪武三年开始设置王相府的官员，设左、右相各一人，左、右傅各一人，参军符、参军、録事、纪善等官职，又设籖司、咨仪官等，这些官职的选任都是武相。建文时期又增置伴读、伴讲、伴书和教授等官职。明太祖初期较重视武相对王府子弟的教育，武相地位居于文相之上。但自建文帝后，武相受到轻视，而懂得明经说道的文相得到重用，他们以儒者风范来教授诸王。长史司总管王府大小事宜：“凡请名、请封、请婚、请恩泽及陈谢、进献表启、书疏，长史为王奏上。”[23]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各亲郡王犯了较严重的过失，皇帝就会责问、惩罚王长司。其它的如典善、纪善、典仪、工正、伴读、教授等官都有各自明确的分工和责任，从而促进王府教育机构的有效运转。

王府官的官员都是由朝廷任命来辅导、监督诸藩王的。明太祖对王府官员委以重任，“凡与王言，当广学问以充其行义，陈忠孝以启其良心，使其聪明无蔽，上下相亲。庶几道德有成，而辅相不泰厥职。”[24]建文时期规定，当宾辅、三伴、宾友、教授等进见诸王时，各王应给各教育人员赐坐，并直接称其名而不称臣，即强调诸王应对教职人员礼如宾师。但自成祖时，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朱棣便开始实施藩禁政策。由于该政策的实施，宗室子弟地位下降。在对王府官的选任上也不再有多严格的要求。天顺初年，英宗选用进士并授予翰林检讨来教授亲王，并规定王府官就藩后，“即升其国左、右长史。从行岁久，加服俸，终身不得他迁。”[25]由于王府官自由受到限制，没有机会在入仕途，其从教的积极性日益变淡，为藩府宗室教育的没落埋下了祸根。

　　（二）宗学教育

1、宗学设置的原因

首先，宗学设置的内在原因是王府官教育机能的老化与丧失。文化素质的下降，师资队伍的短缺都需要改革王府官教育。明初期，王府官员可以任中央要职，并和朝官更互除授。经严格选拔，王府教职人员大多是品行学术兼优的宿儒老生，他们文化素养较高，尽心尽职从事教育事业。因此，王府官也得到皇帝的赏识信任。然而自天顺朝开始，随藩禁的日益加剧，王府官员的选任发生巨大变化。一旦进入王府为官，一生都不能升迁，仕途之路自此被阻隔。在这种情况下，王府官员便失去了先辈所拥有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他们多精神懒散，行为荒诞，碌碌无为度过一生。另外在进士不愿担任王府官的困境下，朝廷竟选庸劣之才充任之。《万历野获编》云：“本朝簿尉卑官，不用宋人注官待次之法。凡才品劣者，例升王官，初亦一时权宜疏通之术，后遂循为故事，不能改矣。”[26]这一不成文的选官制度，造成王府官员整体上的才学浅薄、素质低下，阿谀奉承、玩忽职守、老态龙钟之辈更是多见。更为严重者借助职权敛财伤民，忽视国家法律，这就严重阻碍了王府官对宗室子弟的正确引导教育。后统治者虽对王府官进行了数十年改革，但改革成效不大。王府官的腐朽老化已走到尽头，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已成必然趋势。

其次，朱元璋在稳定大明江山后，便正式确立封藩体制。它虽然在明初对边防的巩固和专制皇权的强化起到一定作用。但朱元璋却没有想到它却为日后宗室的宗禄问题，宗室犯罪和宗室起兵造反等埋下祸根。在封藩政策下，朱元璋的龙子龙孙以几何数不断的繁衍增多。到明万历时期，宗室人口已超过了十五万人。明末随人口的急剧膨胀，宗禄供给问题日益严重，即“以定额有限之粮，供积渐无穷之禄，虽多方措处，终不能足其应得之数。”[27]因此为解决宗禄困难问题，皇帝朝廷便把设置宗学纳入到解决困难的方法之一。《大明会典》规定：“俟年至十五，许照例请封，先给禄米三分之一，仍习五年，验有进益亲王方与奏请出学，支本等全禄”。[28]通过增加宗室子弟受教育的年限而延迟宗禄的发放。所以说宗室人口的增加和宗禄问题的困境是设置宗学原初动因之一。

再次，藩禁下的宗室子弟不能入仕，学习动力不足，从而导致宗室子弟犯罪现象日益严峻。这也是宗学设置的重要原因。明太祖的封藩体制促使各藩王的政治、军事权力过大，严重威胁中央集权下的专制皇权统治。成祖为彻底杜绝危害，就大刀阔斧实行藩禁政策。其中就规定了所有宗室子弟不得入仕当官，不许从事工商业，就连进京入朝都要得到批准后才能被允许。作为藩禁政策的受害者，诸王往往是才智能力得不到施展，理想抱负不能实现。在这种困窘下，多数宗室子弟自然就没有了学习的动力。在藩府内享受俸禄，他们无需为生计担忧，慢慢就失去人生的方向目标。令人堪忧的宗室犯罪现象自然而然就增加了。尤其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宗室犯罪率明显增高。他们抢劫、诈骗、偷盗、私铸、故意杀人等无恶不作。给地方百姓、朝廷管理统治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宗室子弟的行为伤风败俗，违反国家法制现象日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通过教育的强化与引导，使宗室子弟能有所改变，设置宗学就提上了日程。

2、王府宗学概述

王府宗学的设置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由于王府官教育机构功能的丧失，宗禄问题困扰及宗室犯罪的日益加剧。在成化、弘治时期既有大臣奏请应设立宗学，但未被批准。正德时期，宗学教育已出现端倪，对于教职人员、教育对象都有明确规定。隆庆三年宗学正式设立，山西是最早开始设立宗学的。至此，从隆庆历经万历时期各亲、郡王府对宗学的设置已基本完成。

在《明史·选举制》中有明确规定：世子、长子、将军等年龄较小者，都可以选择学行优长的王府长官来教授他们。如果入学人口较多时，就可选出宗正来帮忙辅导。王府宗室子弟除了读必读的《四书》《五经》《性理》外，学习《皇明祖训》《孝顺事实》等也是必不可少的。宗室子弟每年都会进行乡试、中试等考试，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考试来实现自己的报复。宗学对宗室子弟的入学人员、入学年龄、学习内容都做了明确的要求，而且对教职人员的选任考虑也比较周到。宗学设置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宗室大多数子弟可以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从而有利于宗室人员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

对于宗室子弟奖罚方面《大明会典》规定：“俟年至十五，许照例请封，先给禄米三分之一，仍习学五年，验有益亲王方与奏请出学，支本等全禄。另诚者，该府郡王或

管理府事者奏请。其有放纵不循礼法者，学师具启各该亲郡王，小则径自训责，大则忝奏降革”。宗室中有读书好礼，奏讨书籍及以书院请名者，礼部俱与提及请给，但不允假借虚名，以滋欺阁，书籍薄数，书院名额，俱取自上载，其盖造书院，止令自备工料，不得因而干涉有司，烦扰百姓，违者许抚按官条治。”[29]

宗学教育在降低宗室犯罪率，解决宗禄供给问题及准予宗室子弟科举考试以谋求出路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成效。但是通过教育改革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大明江山还是逐渐走向衰落。

　　三、明朝皇族教育的特点和得失

　　（一）明朝皇族教育的特点

1、教育为政治统治服务

程朱理学作为明朝正统思想，它指出万物皆一个理，即“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这是封建专制王权合理存在的依据。“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等都是对明朝整体思想的约束。在前面已经提到明朝皇族宗室子弟正式接受出阁教育时，便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及治国安邦之道。《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等都是必修课程，而学习骑射、处理政务、负责监国等都是为能更好统治管理好大明王朝。

朱元璋希望诸子能达到“讲经说史，徐扬德性，博古通今，庶可以承籍国家之重”的目的。[30]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增长学识，培养德性，做一个有为之人，为大明江山的统治贡献力量。皇帝在要求教职人员应该讲什么，不能讲什么都提出了严格的规定。洪熙朝时，皇帝曾对杨士奇说：“讲官当以大经大法进说其前，史所载非圣贤之道，无益于治者，勿言。”[31]明初中期对于皇族子弟的教育是非常谨慎的。学习儒家经典及法律规章条文都是为了多学习一些治国的各项本领而已。明中后期各亲、郡王府设置的宗学，它是为了减少宗室犯罪率、解决宗禄供给不足等问题而设置。对宗室子弟的教育，从根本上上说也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需要而设立。有了稳定的政局，统一的君臣、上下尊卑思想，大明的江山才能稳固。

2、教育的差异性

纵观中国专制封建王朝的历史，对于皇位继承的原则，历朝皇帝都有各自的选择。嫡长子继承制、兄终弟及、秘密立储等是主要的立储方式。明朝即沿续中国传统嫡长子继承制来确立未来的储君。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便立朱标为皇太子，并规定只有皇帝的子孙且是嫡长子的人，才可以是储君的最佳人选。在“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这一立储原则下，储君人选就此被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储君皇太子的教育自然受到高度重视，太子在出阁接受教育时，太子六傅、詹事府、左右春坊官及司经局都是专门为太子设置的。对于太子出阁学习的内容、礼仪规范、教职人员的选用等都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而对于其他诸子，尤其是被分封到不同地方的藩府子弟，由于地域上的差异，再加上地位上的悬殊，导致他们和皇太子的教育差别是非常大的。

除皇太子与其他皇族子弟教育存在巨大差异外，各藩国内部教育差异也是比较大的。明初通过分封诸王，各皇子就藩的地方都是千差万别的。处于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藩国，他们一直就很重视教育，各王府子弟自然也会被熏陶，从而加强了对子孙的教育培养，如楚王、蜀王、周王等藩国地处广袤关中平原地区，有良好的物质基础，其教育水平自然较好。而齐、肃等府则多违法乱纪，道德品行差的宗室子弟。由于藩王属地的不同，早就了各藩府在教育上的差异。

　　（二）明朝皇族教育的得失

1、明朝皇族教育的成就

首先，明初中期的教育制度为清及以后的教育制度提供了一定借鉴作用。从整体上来说，明朝的教育是失败的。但在明中前期，其在教育制度的制定、教育人员的选用以及教育内容的学习上都是相当严格规范的。在学习传统儒家经典的同时，监国、处理政务、骑马射箭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对于诸皇子的教育则分阶段、循序渐进的进行幼子教育、出阁教育及自我教育。皇太子出阁教育有詹事府、司经局等专门教育机构。而诸亲、郡王府则有专门的长史司来带领教育。这些教学体系的设置，造就了明初几位开明君主的出现。除太祖接受教育较少外，其子朱棣文武兼备，即能带兵打仗，也能读书吟诗。“仁宣之治”的仁宗、宣宗，自幼受到良好的宫廷教育，他们对于经学儒术的学习认识水平都比较高。学习知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对于学生的教育，我们应紧跟时代步伐，根据学生的特点，制定符合学生的教育体系，循序渐进，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导学生。

另外，由于明朝是一个极度专制集权的朝代，在《皇明祖训》的高压思想控制，大多数的皇族子弟无法释怀心中的不满与苦闷，于是造就了宗室文化的繁荣发展，从而涌现出一大批高水平的宗室人才和著作。在诗歌创作上有周宪王朱有燉《诚斋乐府》、《玉堂春百咏》。楚府朱显槐《少鹤山人文集》等；史学著作方面有宁献王朱权《汉唐密史》，晋王朱棡著《宁夏志》，周藩朱睦楔著《开封府志》；在书画创作上，最有成就的是宣宗朱瞻基，由于宣宗从小受到朱棣等人的教育培养，他们的文化素养是比较高的，除能吟诗作赋外，宣宗还特别擅长绘画，如著名的《万年松图》、《瓜鼠图》和《寿星图》都是宣宗所做。而八大山人朱耷在山水画上创造了中国画坛的高峰时期，《竹石鸳鸯》是朱耷的代表作；在自然科技方面，明太祖九世孙朱载堉《嘉量算经》、《圆方勾股图解》、《万年历备考》等都为我们在研究数学、天文学方面提供了借鉴。明朝在文化各方面兴盛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刻书出版业的迅速发展，官刻、私刻、坊刻等种类繁多，从而为各种文化知识在皇族内部和各藩府及民间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明代出现诸多文化成就也是必然的。

2、皇族教育存在的问题

第一，明朝皇族教育注重形式上的教化，忽视学生实际能力锻炼培养。问道与济世相分离，经世致用的目的没有达到。皇族内宗室子弟学习是儒家经典著作和皇明祖训、宝训。这些知识大多以理学为中心，大谈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没有教导诸子应该在实践中探索真理。“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就其反对这种空疏之学，李塨直指当时理学教育为空虚无用，他认为教育内容必须注重实际问题。因此，他强调礼、乐、兵、农是教育的基本内容；而且要兼治农业、医学等。他们认为教育的内容应该是实学实事。”[36]皇子们只知道谈经说道，而对民间事情一无所知。缺乏实际沟通和操作能力，不利于皇族宗室子弟的全面发展。

第二，明代皇族教育中的讲读人员在教学上缺乏趣味性和互动性。和幼小皇子相比，明朝的讲官大多是老成识大体的学者，他们遵从于君臣之礼，思想保守稳重。由于年龄思想上的差别，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性就很困难。明朝讲官给皇族子弟授予的内容，都是经

内阁事先拟定好的,讲官没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力，一切都必须遵从内阁旨意办事。那些经史义理苦涩难懂，再加上讲官乏味的陈述，诸皇子的学习自然不高。在学习《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儒学内容时，讲官伴读陪伴诸子把内容循环不断的读上几十遍，直到皇子们背会为止。只是一味的背诵，没有生动讲解与分析，内容单调乏味，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趣味性是完全没有的。

第三,明朝皇族缺乏教育竞争机制，在嫡长子继承制下，储君人选已定。作为未来的皇帝，储君的学习自然受到皇帝和朝廷高度重视，但储君自己是否能担任此重任就不得而知了。而非嫡非长的其他诸皇子，不管有多少才能智慧，皇帝宝座终和他们无缘。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皇太子失去了雄心壮志的斗志，其他诸皇子也没有了奋斗目标。这从从整体上不利于整个明朝皇族教育的发展。而其后的新生朝代清朝，在雍正时期便转变了皇子继承制度，开始实行秘密立储制。在这种制度下，皇子在潜心学习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同时，也在处理政务上倍加用心，从而为争取皇位赢得机会。只有在有压力和目标的情况下，人才有动力去学习发展完善自己。而明朝的皇族教育即缺乏对皇子们目标理想的确立。

　　结语

明朝皇族教育从整体上来说是失败的。在明朝前期，皇帝还能以身作则，他们大多励精图治，悉心教导诸子，把皇子的教育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教育类型、教育内容及教职人员的选用等都有较严格的规章制度，从而为皇族教育较好发展提供机会，明初也涌现了几位有所作为的统治者。但到了明中后期，由于皇族教育的日益形式化，不管是宫廷内的皇子教育还是藩府宗室子帝教育，它们在教育制度、教育管理上的弊端日益显现。宫廷皇子出阁读书的时间受皇帝好恶而定，藩府宗室子弟的教育缺乏竞争机制，而诸皇子学习的内容更是僵化而缺乏实际锻炼。虽然明朝皇族教育在稳定政局、巩固国家统一及对宗室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但由于统治者的疏忽及教育的日益形式化，皇族教育逐渐衰败，也最终促使大明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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