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纪君祥对《史记》中赵氏孤儿故事的取舍

摘要

本文主要以元杂剧《赵氏孤儿》和《史记·赵世家》与《史记·晋世家》中的相关记载为参考，以创作者本身要求和历史环境为依据，利用对比分析的方法，从创作者选择题材体裁和主题的原因和呈现出的效果，来探讨创作者所处历史环境和个人诉求对创作者作品的影响。

关键字：赵氏孤儿；题材；体裁；主题

一、引言

在元朝时期，人们在宋金杂剧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的戏曲，这新的戏曲就是元杂剧。在元代短短百年的时间里涌现出了许多大家与名作，其中不乏精品和绝唱。元杂剧的题材和种类是丰富多样的，其中有一种是“历史剧”，被后世称作“五大历史剧”的分别是关汉卿的《单刀会》、白朴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高文秀的《渑池会》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其中《赵氏孤儿》更是在后世还不断被改编，在现代也被搬上荧幕舞台，衍生出许多相关的影视剧和话剧。其实赵氏孤儿的故事在战国时候就有记载，比如《春秋》《左传》《史记》中都有相关记载。但是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却是基本延续了《史记》中赵氏孤儿故事相关记载和故事脉络。在以往对于杂剧《赵氏孤儿》的研究中，多集中在其文本流传演变过程，后世对《赵氏孤儿》的改编，杂剧《赵氏孤儿》对后世的影响，以及研究杂剧《赵氏孤儿》与《史记》之间关系。本文主要分析纪君祥对《史记》中赵氏孤儿故事的接受和改编，并探索其中的历史文化原因。

二、“赵氏孤儿”故事的渊源

《赵氏孤儿》剧本全名《赵氏孤儿冤抱冤》，故事原型最早见于《春秋》汉司马迁的《史记》有详细记载，后来刘向的《新序》、《说苑》亦有记载[1]。

《春秋》中关于赵氏家族故事不过寥寥数语，也并没有出现“孤儿”的身影。

宣公元年：晋赵盾帅师救陈。冬，晋赵穿帅师侵崇。[2]656

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2]661

从这两句记载就能看出来这里的赵氏是不正义的不值得同情的。

而在《左传》中以史实补充了一些未被记录的大事件，记载荒淫无能的君主灵公与掌握权势的诸侯赵盾之间的矛盾被不断激化，最后赵盾出逃，而灵公在国内被杀，甚至有了“赵氏弑其君”的记载。《史记》上相关记载也有了较大改变：首先在人物上增加了，其次赵氏家族悲剧的导火线由晋灵公与赵盾的君臣矛盾变成了臣子屠岸贾与赵盾不和。由此可见《《史记》中关于赵氏孤儿故事并不是纯客观的叙述故事，文学性更强，也更加的荡气回肠引人入胜，此后，赵氏孤儿这一历史故事被改编成各种版本流行于各个朝代，比如纪君祥所作的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徐元的《八义记》等。这是为了标榜故事中八位忠义之士，还被改编成了京剧《八义图》，在现代被改编成电影和话剧在不断上演，甚至被翻译成外文流传于国外。最为经久不衰的版本当属元朝纪君祥所做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又称名《赵氏孤儿大报仇》简称《赵氏孤儿》。

所谓历史剧，是指历史上实有的人和事的戏，剧作家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反映曾经那个时代的社会，而是要表现作家们所处时代，“因此剧作家们并不严守史范，常为了思想与艺术的需求而随意改动史实”[3],因此赵氏孤儿故事在历朝历代的作品和机载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史记》卫后世作品提供了大框架和基本走向，而元代以后此后“元杂剧在历史文本的基础上发展与细化人物形象，使得剧中人物、性格特点及主要形象基本定型，为以后的各类剧种改变人物形象的定位提供了线索”[4]纪君祥后的赵氏孤儿相关作品，大多使用元杂剧《赵氏孤儿》的脉络走向和人物故事设定。

“以历史事件为素材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个人的叙事,个人掌握了叙事的主动权，文艺家在创作时要彰显自己对历史的思考,以此来审视和批评历史”[5]。这句话意思是创作者掌握着叙事的主动权。赵氏孤儿这一故事由史书中的历史叙述转变为戏剧中的戏曲叙事之时，就已经不能称之为历史了，而是剧作家心中的“历史”，这个“历史”披上了文学的华丽外衣，成了剧作家想要传达的“历史”。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历史小说有两种，一种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一种是“只取一点引诱，随意渲染，铺定一篇”[6]，前一种作品凸显严肃性和可信性，追求“实”，后一种要求文学性与可看性，纪君祥创作的杂剧《赵氏孤儿》便是后一种。虽然是以历史事件为素材的文学创作，但可以说是只借用赵氏孤儿故事的架构，参杂了更多剧作家主观思想的“个人叙事”。这样的作品不为还原历史，只为了呈现生活于出当时环境下的剧作家眼中的历史和思想。当然这改编并不是随意且毫无依据的，故事的改遍深受当时环境下人们心中所期盼出现的和想要表现出的呐喊，这是剧作家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赵氏孤儿故事的变化无不体现剧作家受条件影响做出的对故事的改变与增减。本文主要围绕元杂剧《赵氏孤儿》与《史记》中赵氏孤儿故事，讨论剧作家在当时所处环境下进行创作所受到的影响，和被影响后的作品呈现的不同。

三、时代背景

元朝在历史上是蒙人建立的少数民族XXX，蒙古人吞并了金国，又收拢了南宋，四处征战。在那个时代汉人的土地上都是混乱与战争，崇尚武力和铁血手段的少数民族统治阶层给重文抑武的宋朝带来了血的教训，也使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的交流融合。

（一）政治环境

纪君祥生猝年不详，约是于元世祖至元年间在世，早期元代社会混乱黑暗，在1260年至1270年间，忽必烈借以汉地丰富的人力、物力为依托，出兵击败阿里不哥，1274年（至元十一年），命伯颜大举伐宋。1279年（至元十六年）最后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元朝的大统一。查看忽必烈在位历史发现，这位好战的皇帝一生都在带兵出征，这样强势铁血的征服者造成了时局的动荡。魏源在《元史新编》中记载“元之初入中国，震荡飘突，惟以杀伐攻虏为事，不知法度纪纲为何物，其去突厥、回纥者无几”[7]，这是在说当时蒙人初入中原是没有法纪约束，经常发兵攻打其他地方，这记载正好说明了元初社会的混乱不堪。在元朝时当权者的政策都是偏向于蒙人的，比如据《元史》记载：诸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即定，必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8]，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元朝蒙古人犯法只能蒙古人判，只能蒙古人行刑，汉人官员是无权过问的。到最后这蒙古人往往并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对于汉人却恰恰相反，在元朝有“汉人盗三文者斩”的律例。这两者之间是极其不公平的。这不公平的对待正好说明汉人平民遭遇着种族歧视。

（二）经济环境

在中国古代商业一直处于不被重视的末流，商品经济没有合适的土壤发展，元朝时期异族统治汉人并且抗拒汉化，儒家思想的控制减弱，加上蒙人需要筹集军费，聚拢资产的目的，促使了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也促使人群聚集，城市繁荣，市民商贾等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增加，而平民汉人地位的低下无法考取功名，又因为统治阶层不认同孔孟之道，使得民间尚学之风被打击，底层文人又无法通过教书来收取束脩，多数底层文人的生计无法维持，只能为民间艺人编写脚本赚取报酬。

（三）文化环境

在元朝初级战乱不止，科举制度被废除70多年之后才重新开始选取人才，导致民间向学之风并不浓重，底层文人没有收入来源，生活困顿。有一个词十儒九丐很形象的描绘了当时底层文人的地位，“十儒九丐”出自谢枋得其所著《叠山集》，指“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知者，贱之也，谓其无益于国也。”读书人的地位介于娼妓跟乞丐之间，是极其严重的歧视和苛待。

四、纪君祥对《史记》赵氏孤儿故事的“选择”

题材的选择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史书典籍中，对于忠臣义士的讴歌可谓多如繁星，比如不畏强秦的荆轲，比如直谏的比干，比如鞠躬尽瘁的岳飞……那么纪君祥为何会选择《史记》中的赵氏孤儿故事呢？先从其所处时代特殊性来看，纪君祥是一个汉人，生活在宋灭亡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汉人生存于蒙人的统治之下，律法上也对蒙人多有优待，再还有蒙人把中国分裂为南北二边，这样方便蒙人管制。“北汉人”是指金国统治地的汉人，虽然地位不高，但是仍然可以为官，而“南汉人”即南宋统治地的汉人斥不录用，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时的底层文人便十分渴望忠臣明君的出现，兴复汉人的辉煌，实现人生抱负理想。而处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纪君祥也是渴望能够实现理想抱负，那废止科举的元初就不会得到知识分子的拥簇。再来说元朝之前的宋朝，宋朝国姓为赵，统治宋王朝的赵氏大家族从战国以来就是少有的名门望族，地位非凡，传承久远，公侯将相层出不穷，大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相传是赵氏家族一脉。大宋的“赵氏”就与战国的“赵氏”对应上了。而文人渴望的忠臣能臣“程婴”“公孙杵臼”也出现了，“赵氏孤儿”最后也成功兴复了赵氏。当时大宋赵氏的宋钦宗和宋徽宗并未被杀死而是被囚禁起来，但是依然活着，而直到1276年南宋城都被占“赵氏”才算是正式灭亡，那在遭受蒙人压迫的“北汉人”心里必然是期盼着“赵氏”能赶走蒙人，那生活于元朝初期的纪君祥内心深处也是会有如此想法的吧！综合这些条件来看，纪君祥选择赵氏孤儿故事为内容就有了充分解释了。

但是历朝历代的赵氏孤儿故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纪君祥又为何选择《史记》中赵氏孤儿故事作为大框架呢？《左传》赵氏孤儿故事中赵氏一族的悲剧来源于赵氏势力膨胀引发君臣矛盾激化，在这里赵盾跟赵氏的形象并不是完全正派的是不值得同情的，并且赵氏一族恢复其家业也多是因为韩厥在晋侯面前说情，与“孤儿”赵武的关系不大，再来看《史记》中记载的赵氏孤儿故事，武将屠岸贾与大臣赵盾不和已久，设计杀死赵氏家族满门，这里赵氏就变成了无辜的受害者，是正义的一方。“孤儿”驸马赵朔之子赵武被程婴救出，屠岸贾下令杀尽全国婴儿，程婴以“偷梁换柱”之计才得以保住赵氏家族最后的血脉，公孙杵臼为了让屠岸贾信任死去的是“孤儿”，与程婴设计“反目”戏码，最终身死，程婴与孤儿躲入深山，等赵武成人后程婴与韩厥等人帮助赵武联系赵氏旧部，成功报仇，夺回赵氏一族辉煌。首先以《史记》中记载的赵氏孤儿故事来对比宋元时代特征，《史》中赵氏一族的灭门对应了大宋的覆灭，宋徽宗宋钦宗为金人俘虏囚禁，因此“救孤”就是一定意义上的复宋，那么在元朝受异族压迫的剧作家便更加期盼匡复“赵氏一族”的社稷。这是由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文学内容的大方向，在宋亡不久的元初，很容易引起人们对宋王朝的怀念与追思。元杂剧《赵氏孤儿》在民间的成功也说明了普通平民对于“义士报恩”“孤儿复仇”思想的接受。在汉人普遍地位低下的环境里既使人们“不识字不读书”也不妨碍他们为这戏中的奸人被诛杀，孤儿振家族而叫好。其次《史记》中人物形象更鲜明也更为栩栩如生，相比《左传》中不偏不倚的记载，《史记》中略戏剧化的改编，正义与非正义阵营的对立，程婴和公孙杵臼形象的丰满，正义之士为了大义的无谓献身，也让整个故事更加具有悲剧色彩，而“’灭孤”与“救孤”的情节设计也让整个故事更具有冲突性。“孤儿”与“孤臣”的联合也更符合世人对“弱者”的怜爱。综合看来纪君祥选择《史记》中的赵氏孤儿故事更符合他和当时时代的要求。

一部优秀的民族作品可以成为社会的一面镜子，成为创作者和时人的一种精神寄托，我国是一个重视立法道德的国家，所以在作品上都一定程度上有伦理道德教化的作用。元代的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生活在这个黑暗压抑的朝代，被曾经看不起的的“蛮夷”统治着，心理必然是更为压抑的，在历史的黑暗时期，便会出现更多解释黑暗和颂扬正义的作品，不管是创作者还是民众都可以从作品中找到契合自己的点，得到心灵上的慰藉，和对抗黑暗的勇气。在《赵氏孤儿》这个故事里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人为了保护孤儿的大义凌然，慷慨赴死，他们是忠义的化身，更有为了信念赴死的勇气，在任何时候任何时代都是能够鼓舞人心的力量，然而当善被毁灭的时候人们便会发出惋惜的嗟叹和愤恨的怒吼，同时也会升起对义士们的崇高敬意，在生活中真善美永远是被人向往的，这个黑暗的朝代也更需要这样的作品去，让那些舍生取义的英雄变成支撑人心的力量。因此纪君祥选择这一个《史记》中赵氏孤儿故事并不是一时之间的想法，而是意味深长的，是思考已久的。

体裁的选择

赵氏孤儿故事由《史记》的“史”变为元杂剧的“剧”，这体裁的改变又是何种原因？因为体裁的改变又会如何影响故事的呈现呢？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编撰史书，从当时流传的著作和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资料，并且认真选择分析，淘汰无稽之谈，称得上记事翔实。所以《史记》中的赵氏孤儿故事虽然有一定增改也参杂有一定的个人主观情感，但是基本上还是不偏不倚的记述历史。真实性大于文学性是“史”的基本要求，那么冲突性跟戏剧性必然会减弱，并且《史记》里的较为晦涩语言需要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才能理解。可以想见这样一个“没激情”“没爆点”的“史”并不适合被占据多数的平民所理解接受，也就更加无法被广泛传播了。那么对于纪君祥来说“史”的体裁必定是不适合的。元朝时期杂剧的兴盛为纪君祥提供了更好的选择。

这种种使得杂剧在元朝大为兴盛。并且遭受压迫的文人大多创作记录社会黑暗，表现剧作家诉求。杂剧必定更合当时人的“胃口”，在语言上半文半白，有精心设计的唱词，有各个单元间的起承转合变化，再加上比书面文字更直观的场景展示，“角”的动人演绎等等，即使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商贾平民也能理解内容也更有利于传播。

当然在继承赵氏孤儿故事上纪君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体裁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原故事结构和节奏的改变。《赵氏孤儿》把《左传》和《史记》记载的晋灵公杀赵盾和晋景公屠赵氏这两个相隔几十年的事件结合在一起，并且利用《史记》故事为主要框架又增加变动了若干，作者依靠自己的人生体验或者某种需求来安排人物的行为和情节发展。其一：人物的变化，在《史记》中赵盾被当时的儒家认为是“弑君”的，就算灵王不是被他所杀，他也没能阻止灵王的死去；赵氏灭族原因也由君臣矛盾，变成纪剧里的武将屠岸贾为了私欲灭掉赵氏满门；其二：人物身份的变化，韩厥由赵盾门客变成公孙杵臼；婴儿身份也从《史记》中没有交代过“无名氏”变为程婴的孩子；其三：结局的变化：《史记》中的“昔下公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即为，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在纪剧中模糊处理成给程婴十顷田庄、其四：《史记》中程婴献得婴儿后带着“孤儿”隐姓埋名躲进深山，纪剧中程婴取得屠岸贾信任，一直呆在王城。剧作家对于历史做了诸多改编，善与恶的对立越发明显，故事的结局也更加圆满。

《赵氏孤儿》的体例有别于其他元杂剧，有五折，又一楔子，那么为了吸引观众必然要对故事结构做出调整，制造出“爆点”：方法其一简化，不管是《史记》还是《左传》里赵氏的覆灭与新生都是把它当作一个历史事件来记述的，君主与诸侯之间关于权利的争夺使得不管是其中哪一方都不是完全正义的，君主昏聩又嫉妒贤能但是却是正统，诸侯势大门客无数滋生野心，甚至“弑君”。一方面这种历史故事较为晦涩，对于远离权力中心的平民商贾来说也是难以理解的，更甚至是无趣的。另一方面故事中人物形象复杂亦正亦反，而人更习惯于接受完全的好人，憎恨完全的坏人，因此纪君祥作了适当的改变，建起了“正义”阵营与“非正义”阵营的对立，这是一种简化，并且两个阵营的对立使冲突更加明显。纪君祥淡化了赵盾与灵公之间的冲突，在纪剧中灵公是被屠岸贾所蒙蔽，而屠岸贾因为一己私欲，设计诬陷赵盾，又为了绝后患屠尽赵氏满门，还要杀死全国的婴儿只为了找到孤儿，这样的一系列改变让正与恶的对比更鲜明，忠奸冲突更激烈了。这两个阵营一个是为了“灭孤”一个是为了“救孤”这样的结构更方便叙事条理的清楚，也更方便文化水平较低的平民理解。分析这四折一楔子，第一折中“孤儿”如何被从驸马府中带出，第二折中奸臣屠岸贾为了杀孤儿要杀尽全国婴儿，程婴设计，公孙杵臼献出命去，程婴献出孩儿，第三折程婴孩子代替孤儿死去，公孙撞阶而死，第四折孤儿长大知道真相，第五折孤儿手刃奸人，大快人心。完全由“灭孤”与“救孤”串联起整个故事，这其中有奸佞的狂妄恶毒，有正义之士的牺牲与坚守，经过如上的改写和重新解构安排，剧中的矛盾冲突尖锐激烈。

这些内容和结构上的改编也有着当时的时代特色，在宋亡元初之际，“赵氏孤儿”的遭难唤起的人们心中的同情，忠义之士慷慨无畏的牺牲激起了人们心中的热血，对奸佞的痛恨。这其中体现着着剧作家的赵宋情怀和儒家思想，用赵氏的重振来宣扬“返元复宋”的思想，残忍的屠岸贾最终被杀，以义士忠臣们的高风亮节提醒人们不忘根本。孤儿最终夺回家业，赵氏一族香火得以传递“可复姓赐名赵武，袭父祖列爵卿行”。也是告诉当时汉人赶走异族才能继续维持汉族的香火传承，还有剧作中“你若存的赵氏孤儿，当名标青史，万古流芳”，“当捐生在战场，着邻邦平归向。落得个史册上表名，留与后人讲”这类曲词道白更能激起文人们的建功热血以命拼一个青史留名。

另外一个方面于“时间”上体现，这个时间并不是指历史上的时间，“人类以其观察和体验到的日、月以及其他天体运行的周期来制定的,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常数”[9]，历史的时间的不可逆也不能随意更改的，所以在《史记》中，为了事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事情发展的时间顺序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在文学作品中，因为叙事者个人意志的介入，即因为叙事者的某些需求，运用省略与穿插等叙事手法对历史时间重新进行调整，这种个人的介入在文学作品中是非常常见的，作家讲述的历史也就偏离了真正的历史。原本《史记》中描写灵公时期因君臣矛盾赵盾出逃，灵公被杀后回国事情，屠岸贾灭赵氏满门和孤儿报仇主要集中在景公时期，时间跨度长，情节复杂，为了戏剧情节更为简洁，为了制造更戏剧化的冲突，纪君祥把《史记》中晋景公与晋灵公时期有关于赵氏和“孤儿”的事件全部集中在了晋灵公时期。故事的进程加快了，集中情节，省略了比如“赵盾出逃，灵公被杀”等不必要的情结，选取了更有意义的，更能体现人物的情节。当然“时间”的改变并不只是省略，纪君祥为了制造激烈的冲突，还选择了穿插进行故事，在戏剧里打乱故事的时间线，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拿出来放在现在重复讲解。比如程婴偷带孤儿出驸马府时被监视驸马府的韩厥发现，为了求得韩厥放过孤儿，便说“赵盾晋室贤臣，屠岸贾心生嫉妒。遣神獒扑害忠良，出朝门脱身逃去……奈灵公听信谗言，任屠贼横行独步……”[10],这既是对前情的一个总结回顾，也是对现状的一种凸显，使得韩厥的自刎变得合乎情理，一个正义的人即不能杀了孤儿又不能违背命令，使剧情更加的富有悲剧性色彩。纪君祥还在正面的叙事中穿插回忆，在孤儿“程勃”长大成人后程婴利用一幅图和一个故事来把“孤儿”的血海深仇讲述出来，赵氏的灭族过程，一个又一个人的牺牲血淋林的展示在孤儿眼前。这段的作用要借助戏剧本身的表现形式来看，对于观众来说，前情在此时的全部展现既是对于前情记忆的重新唤醒，在孤儿手刃奸人，恢复赵姓的那时更加让人解气，对于观看的人来讲省略了过长的叙述，穿插了“孤儿”的反应和对话，更加的清晰明了，这段纪君祥自己设计加入的情节解释了“孤儿”如何得知自己身份，是对《史记》中情节的合理完善。

主题的选择

一个作品的主题决定了作品的基本基调，决定了作品情节的安排和人物的形象，而主题的选择就取决于时代坏境和创作者个人了。

司马迁编写《史记》中有关于赵氏及赵氏孤儿事情时，虽参杂有个人意志，但重点只是在记述当时的事件，不会为了凸显某一个主题，而对历史事件进行较大的调整，并且从《史记.晋世家》和《史记，赵世家》的内容对更早的《左传》与《春秋》关于“赵氏”来看，在叙述历史事件中也加强了对程婴等忠义之士的描写，添加了程婴公孙杵臼为了“救孤”献出生命的行为。士为知己者死在士族收养门客的时代是一种很常见的思想，程婴与公孙杵臼的死是为了“义”，因而司马迁在《史记》赵氏孤儿相关事件中，在不影响历史真实性的情况下，增加一些对程婴公孙杵臼的舍身取义的描写，体现了“义”的主题。但是这里的“义”是指对于家族对于有知遇之恩的主家而言的，并不是对君主的“义”，历史记载司马迁因为汉武帝曾经遭受过身体上的摧残，对于帝王的“义”，他恐怕并不太看重，他的《史记》中对于君王的过错反而具有“实录”精神，不会替君王隐瞒，还会痛斥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但是司马迁所在汉朝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朝代，打的匈奴毫无还手之力，所以整个朝代是强盛且积极奋进的，拥有足以保护人民的力量，促使当时社会的“侠义”之风甚重，所以主题也受此影响，应该是更为向上开阔的，所以他更喜欢英雄，甚至为刺客立传，表达一种扶弱拯危，不畏强暴，为达到木器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烈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实质便是“士为知己者死”。太史公在本传的赞语中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13]从这种种再结合《史记》中赵氏孤儿相关内容，赵氏先君待程婴不薄，程婴本要跟随去死，但是为了“孤儿”与赵氏未来，于深山藏匿数十年，待到“孤儿”报仇，却自尽而死，程英的自尽的行为更体现轻死生轻财命重节义的侠士之风，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为了护得赵氏独苗，舍身被杀。司马迁赞颂的“侠士之风骨”就在这甘愿赴死的人身上。

大宋灭亡后，蒙人建立元朝，为了控制压制汉人，元蒙初期科举制并没有开办，汉人为官限制诸多，元朝的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渴望恢复汉人的江山，一方面有灭国的血仇，一方面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是看不起“未开化”的蒙人，却又对现实无能为力，所以当时的创作者们大多把情感寄托在故事里。纪君祥就生活在元初时期，生活无以为继，不能考取科举，只能为了生存撰写戏剧剧本赚取钱财生活，所以在《赵氏孤儿》里创作者投入了自己更浓烈的感情，渴望复辟大宋朝，渴望建立功业，所以在他的《赵氏孤儿》里主题较司马迁改变很大，“复仇”成了赵氏孤儿的目的，也代表了纪君祥的目的，期望能如同故事里一般，兴复我汉室山河，驱逐异族。他对于“复仇”主题的描写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凸显：

其一在人们的心中“好人”的逝去总是让人觉得惋惜，从剧作中枉死的人的顺序来看，先是屠岸贾为了私仇，设计诛杀赵氏一家三百余口。再有赵朔：“公主，你听我遗言：你如今腹怀有孕，若是你添个女儿，更无话可说；若是个小厮儿呵，我就浮肿与他个小名，唤做赵氏孤儿。待他长立成人，与俺父母雪冤报仇也”[10]315，公主自缢前托孤与程婴哀声痛求：“你怎生将这孩儿掩藏出去，久后成人长大，与他赵氏报仇。”[10]513程婴碰见拦门的韩厥，虽然被韩厥放出去却仍旧怕他去告密来换取富贵，韩厥便说：“你又忠我可也有信，你若肯舍残生，我也愿把这头来刎”[10]323又嘱咐程婴要将孤儿“好去深山深处隐，拿住贼臣，碎首分身，报答亡魂，也不负了我和你硬踩着是非们。”[10]516公孙杵臼嘱托程婴“我嘱咐你个后死的程婴，休别了横亡的赵朔。畅道是光阴去的疾，冤仇报复的早，将那厮千刀万剐，切莫要轻轻的放了。”[10]521而程婴那尚且半岁的孩儿却连半句话都没留下的被朵了三剑。这一个界一个生命献祭般的慷慨赴死，是对“善”的加深，也是“恶”不断地加深，每一次生命的消逝也使得复仇火焰燃烧的更为强烈，待到孤儿长大成人，习得文韬武略召回赵氏旧部，擒拿屠岸贾，最终完成复仇的使命：“二十年前你将俺三百口满门良贱，诛尽杀绝，我今日擒拿你个老匹夫，报岸贾的冤仇也”[10]353。

孤儿复仇是元杂剧《赵氏孤儿》的主题，决定着故事的走向人物的塑造，在这复仇主题之下对于正义精神的执着追求是更内在的的意蕴。复仇这个词有一个指向性，也就是正义的一方向罪恶的一方复仇，在剧作中纪君祥简化了脉络，他有意淡化赵盾与灵公之间的君臣冲突，将赵盾被救助的过程进行暗处理，屠岸贾雨赵盾二人为灵公所信任一武一文，二人文武不和，屠岸贾常有害赵盾之心，并放大为正义与非正义两派的斗争。塑造了类型化脸谱化的好人与恶人：程婴曾受赵朔厚待，为保其恩情，接受公主的临终托孤，这是报恩于赵朔，是小义，但是当涂岸贾要杀尽全国小儿时，他以亲子为饵，奈何公孙年老，只能由他出卖好友，看幼子惨死奸人剑下又献上亲子，背上骂名。这不仅是身体上的折磨，更是心灵上无尽的痛苦，也是程婴为了正义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公义仁心，是大义。韩厥虽然是被派来看守公主府的人，但是因为对孤儿的怜悯，对程婴不怕个人安危于不顾的样子打动，虽然交出孤儿消息会有高官厚禄，会有财富荣华，但他不屑于这样做，为了使程婴放心自己绝对不会告密，自绝于门前，而公孙杵臼为了孤儿，即使遭受毒打，也绝不告诉孤儿下落，最终被杀，又言道：“我从来一诺似千金重，便将我送上刀山与剑锋，断不做有始无终”[10]568这般人人慷慨赴死，是对正义的追求，而最后的结局大仇得报，英魂安息，功臣封赏也是对正义的精神的颂扬。

而在恶的阵营里，着墨最多的就是屠岸贾。屠岸贾因为私仇便要害赵盾，为了没有后顾之忧就要灭赵氏满门，赵氏逃走一小儿，便要杀尽全城婴儿，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剧中屠岸贾有话：“若有掩藏赵氏孤儿者，全家处斩，九族不留”[10]326，“晋国内半岁之下，一月之上，新添的小厮都与我拘将来，欠一个剁三剑，其中必有赵氏孤儿”[10]326，这般残暴无情，被公孙斥说：“他如今官高一品位及三公，产封八里，禄享千钟”可以说是位极人臣，私产惊人，却“见不平处有眼如朦，听咒骂处有耳如聋”[10]327他不廉不公，不孝不忠，害忠良的便加官请俸，耗国家的都叙爵论功，把持权政，杀戮忠良，给无能只会谄媚之人高官，把正直进谏之人贬官，已经完全是奸臣的嘴脸了，而且要杀掉全国小厮儿就是与全国为敌，成了残暴虐民的贼子了。这样祸乱国家的奸臣，韩厥、公孙杵臼、程婴等人的存孤救孤之行就不是单纯的出于报恩情节，而是有识之士们对正义公道的执着追求。韩厥放掉孤儿，是因为他看不惯屠岸贾“把忠孝的公卿陨”，公孙杵臼慷慨赴死也是对于这不廉不公之人的愤怒，程婴也不只是对于赵朔的报恩，更是为了国家未来的仁义之心。而在此时孤儿赵武的复仇行为，不仅仅为了赵氏三百口满门良贱的牺牲，更是为了阻止屠岸贾继续扰乱社会秩序与残害忠良，这复仇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更是家仇与国恨都参杂在一起，是为国为民，是为了大义。

如同前文所讲，司马迁所赞颂的是程婴与公孙为了报答恩情悍不畏死的“侠”与“义”，而杂剧《赵氏孤儿》则是讲“孤儿”的复仇，这复仇不只是为了自己身上的血债，也是为了制止奸臣祸乱国家，让忠臣得以平反，人民得以安居，这也更符合元朝时文人的心理。

纵观中国文学，即使是同一题材，不同的作者会使用不同的呈现故事的方法，而这也影响着故事呈现出的效果。综合本文，可以看到影响故事的原因即与创作者的历史环境有关，也有创作者本身主观意愿有关，可以是当时朝代背景，可以是当时文化经济水平，可以创作者人生际遇，也可以是当时社会人共同的心理，而这不同的的原因促使了创作者做了与前人不同的选择，这“选择”便使创作者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与时代特色，也为后人研究同一题材文学在历史中的变化与发展和创作者个人及朝代都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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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史”与“剧”的叙事胡吉星[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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