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新政

　　摘要：清末，中国不断的遭受世界列强的侵略，把中国一步一步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化。在此过程中，清朝统治者进行了多次改革，本文以清末新政为例，阐述了新政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在经过众多改革之后，病入膏肓的清朝终于还是倒下了，但留给后人的反思以及值得借鉴的地方还是大有所在。给当代中国的前进发展方向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新政；慈禧；近代化；改革；

　　清末新政，又称庚子新政、庚子后新政，是清朝末年自上而下的一场经济和政治体质改革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

　　清末新政发生在20世纪初，在此之前，西方各国不断进行改革，使国家变得更加强大。19世纪的英国在1832年进行了议会改革，又在1867年和1884年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议会改革，使英国的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同时，英国资产阶级XX还进行了教育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制度和军队的改革，使资产阶级得到了充分的巩固和发展。19世纪60年代，X进行了南北战争，最终是北方领导的资产阶级获胜统一全国，随后又逐步废除了奴隶制，并且在南部进行了民主重建，制定了民主的进步法令，让X稳步的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同一时期，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进行了自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盘西化和现代化改革运动——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改革，使日本国力逐渐强盛，先后废除了幕府时代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重新夺回了国家主权，最终进入了近代化。但明治维新具有不彻底性，在各方面保留了大量旧日本时代的封建残余，使得日本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

　　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和X、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逐渐完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以X、德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自此，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其中又以电的发明和内燃机的创新为主，人类从此进入到电气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各国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争夺市场经济和世界霸权的斗争更加激烈，促进了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确立，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整体。

　　帝国主义在对资源的争夺中，将眼光放到了物饶更加丰富的东方大国——中国。于是，在1840年后的100年中，对中国进行了多次的侵略和资源掠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世纪末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末期，自19世纪40年代起，清朝就不断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中国一步一步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此过程中，清朝的一些官员开展了积极的自救运动，也就是著名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在军事上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并且建立了北洋海军，是国家的军事力量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在文化上，运用开创报刊，开办新式学堂，向西方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以及翻译西方著作的方法，促进了当时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在交通通信上，架设了电报并且修建了铁路，改变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交通通信方式；在商业上，得到XX支持后，民族工商业发展迅猛，主要集中在轻工业上，民族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之后，洋务运动宣告破产。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清XX屈辱的签订了《辛丑条约》，使得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加剧，清XX也成了列强在华共管的工具，中国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被进一步激化，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在华共管的需要，达到缓和民族、阶级矛盾，笼络人心的目的，1901年清XX推行“新政”。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

　　1903年9月7日，清XX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商部地位仅次于外交部，可见清XX对振兴工商业的重视。接着制定商律，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公司注册章程》等等。这些章程的制定是为了保护工商业的社会地位，虽然大多流于形式，但它毕竟符合资本主义日益发展的客观要求，奖励工商业者多是官样文章，但提高了工商业者的地位，有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1906年，度支部颁布《清理财政明定办法六项》，负责统一各中央地方衙门收支、统筹外债借还、考核各省银号以及规定对各省越时造报财政之惩处。由度支大臣戴泽兼任督办盐政大臣，统理全国盐政行政用人之权。在现代财政预算的组成上，1907年福州道御史赵炳麟奏请中央制定全国预算。最终，清XX于1910年首次编制第一次全国预算。同年，颁布《国币则例》二十四条，划银币及铜币的重量和成色，但是由于当时市面流通的旧币超过了十五亿，最终清XX于1911年向英法美德四国贷款一千万英镑，用来推行币制改革。

　　从1902年开始，清XX接连下达指令，要求大力发展工矿、铁路，得到了XX的支持，民间投资增长迅速，很快就超过了洋务运动30年的国家投资总额。在冶矿业方面，从1905年到1909年的投资总额达到了1600万元。铁路方面到1911年铁路总长度达到了9600公里。这一时期可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同年4月21日，慈禧太后又下令成立了一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刘张二人联名三次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定出改革方向，学习日本，推行君主立宪制。

　　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诏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特派镇国公戴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又丞邵英出使西洋。在出团半途中遭受革命党人吴樾放炸弹行刺，被迫延期。11月25日，朝廷设立专门政治体制改革机构“考察政治馆”，研究各国宪政，提供宪政改革的咨询。12月7日，考察团第一组戴鸿慈和端方出发，第一站即X，由X总统罗斯福接见。1906年1月14日，戴泽率领考察团第二组出发，徐世昌、邵英伤情未愈，由李胜铎、尚其亨代替。同年，考察团先后回国进呈了一份主张“强国必须宪政”的考察报告，编成《列国政要》及《欧美政治要义》。该报告由随员熊希龄执笔，参考了流亡东京的梁启超和杨度所写的宪政研究资料。戴泽和端方拥护宪政的态度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1906年9月1日，清XX颁布《仿行立宪大纲》预备立宪，原则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190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已经具备了“臣民需在法律范围内行使权利”等迄今沿用的先进理念。

　　清XX推行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

　　1901年9月4日，清XX命令各省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生。1904年1月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更加详细的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和管理制度，以法令形式在全国推广。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了师范学堂以及各类实用性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建立了完整的学校制度。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肯定。9月2日，光绪皇帝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废除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科举取士与学校彻底地脱钩。

　　在清XX推行新政的过程中，除了“改学堂，停科举”，还有一个“奖游学”，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国学习。清XX分别在1902年和1906年派出总监督赴东洋和欧洲统一管理留学生工作。最初，在洋务运动期间的留学生计划大都在英法美等国，不过由于庚子赔款后XX财政紧张，新政中的留学生大都留学日本。当然，清XX的本意是在于应时势，培养忠于朝廷并且懂得西方的后补官员，但是由于那些留学生系统地接受了当时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先进成果，不再主张开明专制和预备立宪，而是倡导民主共和，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成为了主力军，推动了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编练新军是清XX新政的一个主要内容。1901年，清XX下令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并命令各省效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还下令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新军是清XX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而建立的，然而大部分新军逐渐被革命党人所掌握，在辛亥革命期间成为主力部队。清朝统治者万万没想到新军成为了一支反清力量。清XX制定新军军制、创立军事学堂以及派留学生学习军事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民族意识的军事人才，对中国军事向近现代化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细数历史上成功的改革，每一次改革的领导者必须是政治家，俄罗斯有彼得一世和压力山大二世，德国有“铁血宰相”俾斯麦，日本有明治天皇等，而中国恰好缺少这样的人。这次改革的最高统治者是慈禧太后和摄政王载沣。慈禧作为封建专制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代表，虽然不能说她没做过一点好事，但她绝不会成为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引导社会前进的人物。她更加关注的是如何让清XX避免灭亡，如何维持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如何改革创新，走向民主。再看载沣，她并没有慈禧太后的能力、手段以及威望，他主持实施的政策，如重用亲贵、驱逐袁世凯、成立皇族内阁、实行铁路国有政策以及拒绝立宪派的请愿等，都激化了社会矛盾，起到了反面作用。

　　从鸦片战争开始，清XX不断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不断地割地赔款，到了19世纪末期，清XX的财政已经是到油尽灯枯的地步了。虽然说改革很大方面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但是改革本身就需要钱款，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向人民搜刮钱财。而在庚子赔款分摊到各省之后，民间财产早已是被搜刮殆尽，城市村落，十室九空，老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

　　新政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利益，反倒是成了人民的灾难，而且各级官吏不爱惜民力，引发了人民对改革的极大不满和反XX斗争。在新政改革期间，以抗捐抗税为内容的人民斗争遍及全国城乡，此起彼伏的人民斗争呈现出一幅乱世景象，给改革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为反清革命造大了声势，使反清之星火大到足以燎原。

　　从朝廷内部来说，满汉官僚分裂。1906年的管制改革，本来是清XX筹备宪政的重要内容，可是管制改革的结果却是汉族官员受到排斥。在十一个部院中，汉族占四个，满族占六个，蒙古族占一个。满汉的比例是六比四，还不如清朝旧制各部满汉尚书均设一员的制度。而且在特别重要的几个部中，比如陆军部、度支部都由满人掌管。当时担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的瞿鸿和邮传部尚书、两广总督岑春煊被清XX罢免官职，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是明升暗降，这一切都非常明显的反映出清朝皇族集权的趋势。日本《大阪每日新闻》也曾评论说：“此次中国改革官制，其表面上不分满汉，与各部长官不兼他职外，五改良之可观。”汉族官员对这样的结局必然也是耿耿于怀，效忠清廷的心也就大打折扣了。

　　此外，立宪派作为一只重要的政治力量，曾对清XX这一政治改革抱有很大期望。他们盼望清XX能够加快预备立宪的步伐，多次进行请愿运动，但屡屡遭到拒绝。而且立宪派针对满汉官员比例一事联合上书都察院，申明“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些一之原则”。但却遭到清XX的呵斥，“议论渐近嚣张”。立宪派对清XX更加失望，便公开发表宣告全国书，指出由满清王公亲贵所组成的所为内阁根本就是是“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就这样，本应该赢得民心的政治改革，却由于满清统治者的乖张举措，越来越引起国内民众对清XX的痛恨。

　　清末新政的一大成就就是增加了经济自由。按照列强的观点来说，传统中国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自由，拿传统经济领域来说，中国人可以经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但是有个障碍就出现了，那就是财产的所有权的限制。《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这项规定严重压抑了经营的积极性，更加严重的是清XX对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重重阻挠。突出表现是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但是由于新政改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依旧大量存在一些阻碍民族经济发展的障碍。当然，从大方向上来看，新政改革让老百姓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自由。

　　新政时期开始建立现代社会运作架构，民国初年的北洋XX所用的一系列法律和审判制度基本是根据清末新政改革所制定的。其中国民XX的《六法全书》就是根据新政改革期间所制定的一系列法律而编成的。在后来的中国xxxx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也曾使用《六法全书》办案。但是对于这种极其不尊重、无法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我国人民群众与其斗争也是很久了。知道1949年xxx下令，才废止国民XXX《六法全书》。

　　新建陆军是中国首次真正意义上建立近代军队，是中国军事史上重要的一页，对后来中国军队的军制、训练、作战、编制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尽管它最后的发展方向并不像清XX所预期的一样，但是新军开创了中国近代军事建设的多项先河，是中国近代化军事建设的重要进步。在甲午战争中，即使清军拥有了一定数量的西方先进武器，包括比日军还要先进的毛瑟步枪，但仍然是一败涂地，说到底还是由于军队建设落后、军事素质低、军队管理不当等原因所造成的。所以在新政期间，军事改革在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让近代中国的军队建设提升了档次，为后来的军队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通过清末新政，在思想文化这一方面的变化是十分显而易见的。第一，结束了几千年科举制度的历史。第二，在清末时出现了办学热潮。清XX号召办学，并且还公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加上一举废除科举制度，所以呢，新式学堂在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般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第三，在清XX的号令以及地方官员和个人的努力下，留学的热潮也是不断出现。在1905年到1906年期间，仅仅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就多达8000余人，这跟新政前比较，增长了一百多倍。第四，政治思想界也出现了变化。在清末“预备立宪”的开展下，西方近代思想也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散发了缕缕民主的光芒。

　　在新政和民主革命的关系上，新政对革命的爆发有着促进作用。由于民主革命的进行，触动了清朝原有的封建专制统治，因此，清末新政便有了拒绝革命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革命促使了清末新政的实行。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清末新政的开展，客观上又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所以说，清末新政和民主革命是两个相互影响的运动。

　　清末新政虽然是慈禧集团为了强化封建国家机器，整顿和巩固没落的清王朝统治而搞起来的。但也不能否认新政改革因为主观和客观上的诸多局限，加上王朝自身的顽固保守，使改革大打折扣，产生了诸多缺陷和差强人意的地方。尽管这样，清末新政改革，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有着新陈代谢的客观效果，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能视而不见，一笔抹杀，更不能说成是“假维新”、“伪变法”，而应慎重地分析，肯定它是一个的的确确推行的改革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深刻而广泛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其与戊戌变法相比较，是一场排除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和参加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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