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初次分配的效率与公平关系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取得显著提高，但是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的扩大，收入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的不和谐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进一步研究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利于我们深化对二者关系的认识，有利于我们解决现阶段收入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的失衡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方向，关系到我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在现阶段对初次分配的效率与公平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经济效率；公平；效率；初次分配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变革，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基本建立，实现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与些同时，社会经济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其中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尤其突出，表现为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在此背景下，收入分配改革以及如何处理收入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日益成为人民关注的焦点问题。

　　公平与效率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XXX领导人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要实现和谐社会，就务必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就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和谐统一。然而目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过程中，在我国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的扩大，已经达到了国际警戒线，受到公众的普遍关注，在某些方面公平与效率的不和谐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谓初次分配，是指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这里所说的要素，具体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发挥实际作用的经济资源。除劳动以外，还包括土地、资本（如货币资本、实物资本）、科学技术、管理才能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这些要素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例如，许多人在满足生活需求后财富有所剩余，并将这些剩余的财富以存款的形式存入银行，得到利息收入，这种利息收入就是对货币资本报酬；再如，一些私营业主通过辛勤劳动获得有效管理而得到的利润，除去对应于劳动的那部分收入，其它的可以归入对企业家才能的报酬。

　　初次分配主要包括居民提供生产要素所得报酬收入，XX利用国家权力对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征收的生产税和进口税形成的初次分配收入，企业在扣除其固定资产消耗和其它运营成本及税收后的净营业盈余形成的初次分配收入。为了避免混淆，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第一种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生产要素价格由市场供求状况决定，XX通过税收杠杆和法律法规进行调节和规范，一般不直接干预初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基础性的分配关系，它要解决的，主要是货币资本的所有者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利益分配问题，不仅数额大，而且涉及面广，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现重大的社会不公正，在XX再分配中就很难加以扭转。初次分配市场中调节机制的缺失，会导致分配秩序混乱，从而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

　　一般来说，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要指标是分配率，即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如果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越高，则说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据西蒙•库兹涅茨研究，近几年，西方国家劳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已达到了75%，资本仅占25%。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目前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局面。职工的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同时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

　　当然，强调初次分配的公平不是要否定效率，否定市场机制。鉴于发展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正确的国民收入分配观念和做法应该是：平衡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的关系，以初次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主，以XX再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辅，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具体而言，就是提高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农民工及城市工薪者的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让劳动者所得在GDP中所占比重达到50%以上，并适当降低资本所有者的回报，同时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步伐，彻底打破行业垄断，真正体现初次分配中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

　　总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础，而劳资关系又是市场经济国家根本的社会关系，只有通过初次分配平衡了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的关系，才能从全局平衡社会总体利益格局，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经济学界把按生产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资本主义的分配形式，他是按资本和劳动力价值分配；后者是社会主义特有的分配形式，它是由生产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的分配，并且只能在公有制单位中实行，社会主义只能实行按劳分配。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原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框架内，不可能很好的贯彻按劳分配，往往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和部分的低层次的按需分配。中国如此，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如此。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打破平均主义，人们的劳动收入才能拉开差距。

　　每一个社会的分配方式都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按劳分配是我国主要的分配方式。我国的按劳分配，主要是通过劳动报酬的形式来实行的。所谓劳动报酬就是劳动者依据按劳分配的原则，通过货币或实物，从社会领取的一定数量个人消费品，这主要在初次分配领域实现。初次分配是一种基础性的分配，其公平程度对收入结果的公平程度具有决定性影响。衡量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要指标则是劳动报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大小。这个比重越高，说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

　　目前我国劳动报酬过低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抑制了他们的积极性，给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消极的影响。如：导致我国的贫富分化进一步拉大，影响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导致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矛盾凸显，劳资冲突频发，甚至一些地方发生“劳工荒”；再就是劳动报酬过低，不仅使许多劳动者生活陷入困难，生活质量缺乏保障，而且必然使劳动者失去许多技术培训和再教育的机会，从而导致劳动者素质降低，最终对企业的经营、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长期的难以弥补的历史性灾难。

　　劳动报酬指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务而获得的收入及其它财物，包括货币工资、实物报酬、社会保险等多种形式。劳动报酬从一种劳动成果演变为一种民生权利，经过了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劳动者地位逐步确立的过程，也是民生权利不断完善的过程，见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看，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是企业劳动者的报酬和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产品的比例，资本报酬的比重,就是利息占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产品的比例，土地使用权报酬的比重就是土地租金占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产品的比例，经营管理报酬的比重就是利润占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产品的比例。利息率、地租率、工资率和利润率各自比重之和等于1，它们之间存在着此升彼降的关系。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会相应降低其它生产要素报酬的比重。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有关数据测算，2008年，我国GDP达到30万亿元，但职工工资总额只有3.37万亿元，仅占GDP的11.2%。除此以外，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6年为12.7%，2000年下降到10.7%，2005年下降到10.8%。2006年为11%，2007年为11%。”“近十几年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总是维持在11%左右，甚至有所下降。”职工工资可以近似地看做企业职工劳动的报酬。职工工资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实际上是初次分配有失公平的表现，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在我国，仍然存在垄断性或带有明显垄断性经营条件的行业，诸如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外经贸业、交通邮电业、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烟草业等，这些行业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这些行业的生产和经营受到国家的政策保护，同一般行业相比，他们或者可以垄断某种生产要素，或者可以垄断经营范围，或者可以垄断产品价格。这样，他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就可以较少或基本不承担竞争风险，也就可以较快的获得利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至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之间。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规律在这些特殊的行业形不成制约，他们也就能在较长的时期内获得垄断利润或超额收入，从而与别的行业的收入差距也就拉开了。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效率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无情的效率竞争。市场中一个铁的原则和规律就是：除效率之外，什么都不能取胜。市场存在的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在一定时期内是由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被部门或行业垄断使用和垄断经营的结果。这种高收入并非都是源于行业的效率和个人的劳动效益，而是与市场劳动、价格和政策保护支撑程度密切相关，与效率背离程度较大。

　　比如，就价格支撑来看，由于存在不合理的比价关系，从事原材料生产的企业长期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而从事以该种原材料产品为原料进行生产加工的企业则可以保持较高的盈利水平，由此造成行业、企业之间经济效益的差距进而产生行业、企业之间职工收入的较大差距。再比如，有的部门因对行业经营的垄断而为部门获取了高额利润，使这些行业的职工收入长期处于较高的水平。如通信业，最早由“中国电信”独家垄断经营，其电话初装费据说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BP机经营放开后，价格只有独家经营的一半。目前“中国联通”和“中国铁通”加入竞争之后，手机的价格几乎降了一半。由此看来，垄断经营所带来的超额利润是多么大。

　　公平与效率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效力与公平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社会在经济发展中追求的两大目标，对效率和公平关系的把握构成了现代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所言，“公平和效率是最需要加以慎重权衡的社会经济问题，它在很多的社会政策领域一直困扰我们。”

　　在公平和效率的权衡上，单纯强调一方面而舍弃另一方面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如果只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会导致收入差距加大，虽然会提高一小部分人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却以伤害绝大多数人的生产积极性为代价，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不公平；同样，如果只关注公平而忽视效率，平均主义会降低各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会阻碍效率的提升。牺牲效率的公平不成其为公平，没有公平的效率也不成其为效率。

　　我们更应该看到，效率和公平之间是辨证统一的。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基础和保证，效率是公平的体现、动力和结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之间是可以协调的；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

　　然而，在我国，存在着长期重效率，不顾公平的现象。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收入分配中的初次分配是基础性的分配,如果不重视初次分配领域当中的公平问题,便会人为拉大贫富差距,造成大量的社会不公现象。而初次分配领域不重视公平问题,不仅会直接、不恰当地造成过大的贫富差距,而且还会增大再分配的难度,从而形成整个社会范围内的严重问题。比如,我国目前房地产行业、煤炭行业中的一些企业主以及一些垄断性行业之所以能获得暴利,显然是初次分配领域中的不公所导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必能造成一种有害的、片面的利益导向,即按照市场的规则而不是按照维护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合理利益的社会公平规则进行分配,使利益和资源越来越向强势群体的一方聚集,容易使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对于弱势群体来说是十分不公的,也是难以容忍的,会使之产生诸如不满、抵触等情绪,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各阶层各群体间的恶性互动,而互惠互利的局面也难以出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成，市场机制逐渐置换了计划经济中的计划机制，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和运行调节的基础力量。每个生产要素市场的运行有着自己特有的运行轨道、方向目标、节奏和内在的复杂联系，要使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不断发展和完善，就要建立起真正使生产要素等资源有效配置，高效率与效益相统一的，能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运行机制。

　　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一方面，XX某些职能如一般生产性资源的配置，在转型过程中必须逐步交给市场由市场机制去配置；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某些XX职能以及实现方式，如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职能则需要增加和加强。在这种转型过程中，显然无法实现计划机制到市场机制、传统职能和新职能的完美对接。新旧体制的摩擦、冲突在某些情况下会十分剧烈，为实现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平稳性，两种体制在某些时期还不得不同时共存客观地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之前，市场经济所需的公平竞争秩序还不能全面实现。这一方面会造成不公平竞争，限制机会的平等或起点的平等实现，导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新旧体制混杂在一起，边界模糊，为权利寻租提供了空间，从而导致腐败现象的蔓延。

　　收入分配不公平会导致中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收入差距过大，大量收入向占人口少数的高收入者流动，这使得普通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下降，使国内总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生产活动因缺乏拉动力而发展缓慢，这个结果又反过来影响消费，形成非良性的循环，阻碍经济的发展。下面对其原因进行简单的分析：

　　从消费倾向来看，消费倾向是按低收入阶层一中等收入阶层一高收入阶层逐渐递减的。对于占人口极少数的高收入人群来说，高档品和奢侈品是他们经常性的消费内容，但其消费由于存在着生理极限的限制，边际消费倾向偏低，因此他们的消费虽然单笔数额比较大，但绝对数量不大，这虽然也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但是因为高收入阶层的人数很少，导致市场规模有限，很容易达到饱和。这种有限的需求和选择性很强的消费，并不能够真正解决商品过剩的问题。而中低收入者人数众多，占全部人口的绝大部分比重，他们的消费领域涵盖着高中低三个档次的商品，消费目标还主要是实用性强又经济实惠的基本生活用品，并且购买力明显不足。此外，因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出于某些风险意识和谨慎的消费理念，他们还要把本就不高的收入拿出一部分储存起來，这样更进一步削弱了低收入者的实际购买力，导致社会经济总需求中的消费需求不足，不能以内需增加來拉动经济，很容易导致非自愿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直接影响到生产活动。

　　这种因收入分配不公平所导致的居民消费结构的畸形发展，一方面因为巨大的市场消费潜力没有充分发掘而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健康发展而使产业结构很难向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其次是第二产业最后是第一产业的合理格局发展。对生产和消费的iF.常进行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此外，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体自身的消费不足，无法促进经济的发展时，就会导致过分依赖投资需求，借此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样不但无法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还存在着很高的引发经济过热和失衡的风险。

　　行政性垄断主要包括上一章提到的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这些垄断因素不仅不利于形成统一、开放、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由于其垄断了市场和价格，从而致使垄断企业长期以低质服务来收取高价，也严重影响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为此，我们应打破行政性垄断，鼓励公平竞争。

　　首先，应加快XX职能的转变，实现政企分开，这是打破行政性垄断的前提和关键。为此应切实采取措施减少国家公共权力对资源配置的主导；解除XX主管部门与所办经济实体的行政隶属关系；建立并完善新型的政企分开的投融资体制；切实把XX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公共服务、市场监督上来。

　　其次，要逐步深化以市场为导向的价格形成机制。对于关系国家安全或公益性强的产品和服务，应在实行价格听证程序的基础上决定其价格。除此之外，XX应扩大市场准入的范围，允许一些民营企业的进入，充分引入竞争机制，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价格逐步由市场形成，而不再由XX管制。

　　再次，要严格贯彻执行《反垄断法》，此外还应建立一个权威性高并且独立性强的反垄断主管机构。行政性垄断往往会涉及到与XX有着利害关系的企业，为此对其立案、查处都会受到利益牵连方的百般阻挠，查处难度会很大。这就要求反垄断机构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并且还必须独立于其他XX部门以及企业之外，这样的话反垄断机构的规制活动才不至于被干扰，才能保持中立，从而可以公正执法。

　　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实现劳动者产权，通俗地来说，就是在企业内不仅仅由企业所有者说了算，不仅仅是考虑企业主的利益，不仅仅是追求利润，还要兼顾劳动者的利益，让劳动者也能分享企业决策的话语权，也能分享到企业的利润，劳动者的意见也能够影响到企业的分配。建立现代企业的产权制度，实现劳动者产权，是一剂对症下药的良方，因为，我国工资增长缓慢、劳动报酬比重偏低这一病症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实行古典产权制度的前提下，劳动者的工资由劳动力市场决定。

　　目前，我国很大一部分劳动者工资是由劳动力市场决定的，而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劳动力供给长期过剩，另一个是劳动力市场力量不对称。正是这两个特点，在企业古典产权制度下，使得劳动者的实际工资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当前，我国非公有经济企业的产权制度基本上是古典产权制度，古典产权制度是单一的所有权制度，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其它所有经济权利，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其它所有经济权利，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单一地决定经济过程的决策。这时，产权与所有权是统一的，统一在所有权之中。这种决策机制的目标是单一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劳动力市场上就表现为尽可能的压低工人的工资。在这种古典产权制度的决策机制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上述两个特点导致了劳动者实际工资水平长期较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

　　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实现企业古典产权制度向企业现代产权制度的转化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使厂商与劳动者、社会、XX等主体共同参与企业决策，可以从内在机制上克服企业压低工资水平的行为，从而解决劳动者工资偏低，分配差距偏大等问题，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宏观均衡和构建和谐社会。

　　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棘手的问题。它涉及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社会道德的评价标准，是个非常复杂的课题。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并且在不同阶段其表现方式也不同，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的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本文通过运用唯物辩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公平与效率的涵义进行了界定，论证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对公平与效率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浅薄的建议。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要想真正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协调统一，实现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的共同富裕，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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