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分歧、二重特性及发展政策

　　摘要：基于当前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背景，首先探讨了城镇化的概念来源、概念的分歧表现及问题，并对我国新型城镇化进行辩证的、创新性的概念解释；其次通过对新型城镇化二重性（城镇的城镇化和人的城镇化）的研究，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层次化城镇（市）分类，分析了当前人的城镇化理论研究误区；再次设定了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型城镇化双重目标；最后从单个城镇的城镇化、城市区域发展、全国统筹城镇化三个层次勾勒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立体发展模式。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五位一体；人的城镇化；立体发展模式

　　大（时代）背景：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自2010年超过日本之后，近年来继续高速增长，2011、2012、2013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8%、7.8%、7.7%，2013年的经济总量达到57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在7.5%左右，并预测今后几年我国经济仍会保持中高速增长。包含城乡的2013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3万元人民币，比上年（2012）增长10.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了8.1%，超过了当年GDP的增速。XXXxxxx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两个翻一番”。城镇化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发展大背景下被快速推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吹响了城镇化加速的号角。而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减弱，效益偏低，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产业结构低端不合理。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区域内同质化严重、形成恶性竞争。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区内差距——“三大差距”扩大的趋势仍未遏止。在此情况下，中央XX做出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新指导方针。

　　小（课题）背景：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城市快速发展有活力，愈加发达繁华，同时也伴随着“城市病”；然而农村经济却停滞或缓慢发展，更加落后，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也更加严重。2012年9月xxxx副xxxx指出破解城市二元结构难题，走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以带动内需和增加就业，第一次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这一概念。一时间，新型城镇化的概念传遍大地神州，XX规划、金融投资、房地产开发、学术研究全聚焦于新型城镇化。《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0—2020）》指出“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投资。”国家发改委2013年《投资蓝皮书》中指出，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有3亿人由农村移居到城市和城镇，可以极大地拉动内需。好像新型城镇化成了拉动经济增长和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救命稻草。也有人担忧这是新一轮的“投资竞赛”、“圈地运动”和“房地产泡沫”。

　　目的及意义：尝试在分析新型城镇化概念分歧的基础上，辩证的来解析新型城镇化，不应当只停留在概念上，而要深层次分析城镇化的内涵及内部关系和利益联系，并探究“新型”二字的含义，以构造出立体的“新型城镇化体系”。让大家能辩证、客观的看待城镇化，认清各主体在城镇化中的角色及作用，并尝试用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知识指导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XX的作用，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加强改革的协同性，全面性和系统性。从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促进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根据专家学者不同的研究侧重点可把城镇化的相关文献大致分为四类：

　　1、城镇化概念、内涵、现状（问题）及发展

　　辜胜阻、易善策、李华在《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2008）总结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具有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双重转型”背景；表现为人口城市化（异地转移)和农村城镇化（就地转移）“双重城镇化方向”；是在“XX推动”和“市场拉动”双重动力驱动下的城镇化，是在制度变迁方面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和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的“双重发展模式”，并关注农民工市民化。[]本文站在历史的角度，主要从宏观层面阐述了我国具有自身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对分析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现状及方向，有较大的理论指导作用。也为分析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分歧提供了理论依据。

　　邹德慈的《中国城镇化发展要求与挑战》（2010）21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受到国家社会经济形势的大背景的推动，是“农民工进入大城市—提高城镇化率”，即农村人口迁居城镇的“人口迁徙”型的城镇化，并指出我国当前城镇化中突出问题是XX“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及“大肆圈地”，提出建设21世纪“低碳、生态、宜居”的理想城市。[]本文主要分析农民工的城镇化，侧重于分析大中型城市的发展问题及方向，而忽视了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城镇化。

　　周元、孙新章《中国城镇化道路的反思与对策》（2011）指明城乡“二元社会”问题正在演变为城市内定居群体与流动群体“二元社会”问题，城市间恶性竞争，产业同构，确立分工协作的机制任重道远；并指出了六点对策思路：坚持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方针，缓解地域中心城市人口压力；创新农村居民点用地管理制度，实现城镇化新农村建设有机统一；加强城市规划与管理的科学化，全力提升城市品位；建立跨区域城市协调机制，破解恶性竞争与产业同构困局；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新老“二元社会”问题。[]本文论述了城镇化中的新问题——城市内定居群体与流动群体“二元社会”问题，这表明了人口城市化这条路的不可持续性。我们一方面要统筹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另一方面，又要转移城镇化发展的重心，对于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我认为这个重心应该转移到中小城市。不同层次的城镇（市），也应该有自己的发展侧重点，同层次的城市应该实现协调发展。

　　钟茂初在《新型城镇化若干问题研究》（2013）认为“城镇化”是一种促进发展的战略思路，而“城镇化率”是发展和改革的成果，而不是发展和改革的直接动力。建议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遵循四个原则：帕累托原则，卡尔多改进原则，罗尔斯公正原则，可持续性原则。[]我认为“城镇化率”是一个客观数据，只有在相同或相似条件下的比较，才是有意义的。但城镇化却是一个社会历史运动，是既具有动能，又具有势能的，是可以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及目标。

　　以上各专家的研究表明城镇化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更涉及到生态文明、生活质量、社会历史、社会文明及经济结构等。这就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层次分类及立体发展模式，提供了部分思想来源。

　　2、发达国家和拉X家城镇化的规律及经验

　　王学峰在《发达国家城镇化形势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2011）中指出城镇化的本质在于社会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城镇化经历了中心集中型城市化、郊区城市化、去城市化和再城镇化四个阶段，分析了其城镇化的伴生问题是由于XX职能的缺位和过分依赖市场的力量所致。并对城市区域这种新的城镇化模式进行实践经验论证和国内推广[]。陈厚义的《拉美城镇化及其对贵州城镇化带动战略的借鉴》（2011）中分析出拉美城镇化陷阱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分配状况的极端不平衡、城镇创造就业能力有限，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完善；现象为收入持续不均衡、社会问题突出与经济发展缓慢[]。陈明、王凯在《我国城镇化速度和趋势分析—给予面板数据的跨国比较研究》（2013）中提出了城镇化阶段性研究的三个意义：决定中国应对转型发展的“机会窗口期”；决定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时间表”；关系国家农村政策制定的核心。并通过实证模型分析城镇化与社会经济的量性关系，并判断了未来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和趋势，论证了中国未来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最大的潜力也在城镇化的理论逻辑的正确性。[]

　　以上三篇文章基于对国外城镇化发展研究，论述了具有代表性的两种城镇化模式，一种是发达国家的“大市场，小XX”的国家制度，使其城镇化也主要由市场推动，发展也就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但相对拉X家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反映的是城镇化的客观发展规律。但拉X家城镇化则是“两无”——无XX、无市场，是一种松散随意的城镇化，城镇化不可持续且质量低，从而产生了很多城市里的贫民窟，结果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处于国际经济持续低迷，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下，我们应该尊重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处理好XX与市场的关系，吸取国外经验与教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3、我国城镇化的历史与逻辑

　　李浩、王婷琳的《新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研究》（2012）对新中国城镇化提出了“248”的历史分期方案，即划分为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1949-1957年、1958-1977年、1978-1994年、1995年至今共4个主要发展阶段，及进一步细分为8个亚阶段。[]2012年XXXxxxx报告提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xxxxxxxx提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口号，XXX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设计，“四化同步”目标的设定。这些历史事件都表明，我国的城镇化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应该独立出来成为新的城镇化主要发展阶段。

　　侯丽的《粮食供应、人口增长与城镇化道路选择—谈小城镇在国家城镇化中的历史地位》（2011）从国际比较和历史的角度解释了小城镇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原因，充分肯定了小城镇在国家城镇化中的历史地位，并提出我国城镇化道路上的大城市与小城镇发展之争，本质上反映出一个带着庞大的人口基数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迅速转型的现实需求，体现的是国家现代化发展中工业与农业之间艰难的平衡。[]本文总结出鼓励小城镇发展可以缓解工农紧张关系，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对我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认为小城镇的历史地位不容否定，在新型城镇化发展时期，小城镇应该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并被纳入到城市发展及区域乃至全国城镇化的规划范围之内。小城镇又涉及到粮食供应、人口增长、户籍改革等问题，这与“三农”问题又有关联，可以探讨一下小城镇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系。

　　4、城镇化其它相关概念的联系

　　郝晋伟、赵民在《“中等收入陷阱”之“惑”与城镇化战略新思维》（2013）中指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增长滞缓”，“社会问题丛生”和“发展质量不佳”，并担忧我国可能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忧患下，基于“增长主义”的理念和因循以往的模式来刺激经济，试图强化跨越“陷阱”，只会引发又一轮低效投资和扩张，成为内生的“城镇化陷阱”。[]表明我国以前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不可持续，若仍因循守旧，不仅会影响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质量，而且会影响到国家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故我们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也是“新型”二字的现实来源之一。

　　汪泓、崔开昌在《中国就业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实证研究》（2012）得出就业增长和城镇化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城镇化是就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在一定时期内对就业增长具有强力的推动作用，且城镇化水平对我国就业增长波动的贡献率比较大，但贡献率近年逐渐下降，并提出充分发挥城镇化对就业的贡献作用，保证就业的稳定增长。[]我认为城镇化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不能硬性的把就业问题强加给城镇化，某种程度上，城镇化就包涵充分就业。我国城镇化水平不高，且与就业的相关性下降，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一下城镇化层次与就业结构之间的联系，也许这样才能理清两者的关系。

　　杜传忠、刘英基、郑丽的《基于系统耦合视角的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实证研究》（2013）指出工业化对城镇化发展的带动作用较明显，而城镇化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水平总体偏低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城镇化发展模式也存在一定缺陷以及产业升级与城镇化发展没有实现有效结合。[]当前我国城镇化是“软”城镇化，“被动”的城镇化，应该充实、挖掘城镇化的内涵，加强工业化、产业升级与城镇化的联系。

　　总的来说，城镇化不是一个点、面，而是一个立体的体系，是与众多概念有密切联系的理论实践体系。

　　“Urbanization”一般译为“城市化”，主要用于说明国外的乡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由于“Urban”包含有城市（city）和镇（town），世界上许多国家镇的人口规模比较小，有的甚至还没有镇的建制，“Urbanization”往往仅指人口向“city”转移和集中的过程，故称“城市化”；中国设有镇的建制，人口规模不少与国外的小城市相当，人口不仅向“city”集聚，而且向”town”转移，这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的一个特点，为了显示这种与外国的差别，有学者把中国的“Urbanization”译为“城镇化”。所以，外国的或者一般而言的“Urbanization”称之为“城市化”，中国的“Urbanization”则称为“城镇化”[]。

　　新城镇建设“城镇化”一词出现要晚于“城市化”，1991年，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使用并拓展了“城镇化”的概念，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力推中国的城镇化概念，并获得一批颇有见解、影响较广的研究成果。但“城镇化”概念仍是百家争鸣，至今仍无统一的概念。据粗略统计，在2012年之前，关于城镇化的概念，至少有20种以上。

　　由以上专家学者的文章及相关考证可知，在“城镇化”这一本身概念上就存在众多分歧，而不能达成共识。但与此相反的是，在（新型）城镇化的研究上，大家相当“默契”的集中在探讨国家层面的现状、问题、对策，宏观层面的规划、调控、改革，但在区域中观层面上研究甚少，典例或特色地区的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就更少了。这一现象源于主观想法太浓厚，不尊重客观规律，忽视现实情况的路径思维。

　　张杰（2011）就一语道破了当前城镇化理论研究及实践发展中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城乡规划对于城镇化的研究滞后于快速经济发展的需求，这种滞后一方面表现其研究方法上，局限于经验的归纳总结，缺乏逻辑演绎。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失范很容易以城镇化现象作为研究范畴，而忽视了对城镇化背后原因的准确认识。由此，使得其研究本身缺乏应有的说服力，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城镇化概念本身的泛滥。”[]

　　笔者认为概念多并不一定是坏事，而正是社会快速、多元化发展的表现。随着时代的变化，城镇化的概念仍会不断拓展、发展与深化。但我们应该达成城镇化的概念共识，以包容城镇化的概念分歧。因为不把“城镇化”的概念弄清楚，不达成概念共识，就会阻碍城镇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使研究工作没有落脚的基点和利益分配的评价尺度，导致理论研究缺乏创新型、前瞻性及可操作性。

　　从而可能会出现认识上的种种认识误区，如：将城乡统筹理解为将农村变为城市，将集体用地变为城市建设用地或“去农村化”；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解为城乡公共服务相同化；将产业转型与升级理解为强调产业高端化，高技术化和产业链条弃下游化；将低碳环保理解为拉闸限电、限制机动车数量，限制私家车出行和种树造林；将集约紧凑理解为奉行高密度、强度与高层建筑；将追求城镇化质量理解为城镇化已达标，放弃城镇化速度或使城镇化停滞。

　　可能形成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种种错误做法，如：盲目实施“城改村”计划；通过规划区划定、行政区划调整转为工业和居住用地；按照城市发展模式开发，将农民就地变为市民；乡村设立博物馆、会馆中心等大型设施，效仿城市配备二甲医院。大型福利中心；奉行高新技术和高知识人才，追求先进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放弃下游产业；拉闸限电、限制机动车数量和私家车出行；大面积植树造林；土地利用强调高强度、高密度，建设大量高层建筑；放弃速度求质量。

　　这些只能表明：在理论上，我们当前既没有认清（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及发展的本质，也没有理清城镇化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更没有认识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中国特色”的含义；在实践上，仍然在走以前的路，没有转变发展思路。

　　“城镇化”存不存在共识性概念的理论论证？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理论可知，“城镇化”存在一般性的概念，但不同的条件下，其概念解释就存在一定的特殊性，而且“城镇化”在一个国家内有整体和局部的联系，所以我们不能否定“（新型）城镇化”的各种概念解释，这些概念之间存在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既然存在共识性概念，由此可以分析探究产生概念分歧的原因、分歧方向和解析我国城镇化的概念。

　　城镇指的是以非农业人口为主，具有一定规模工商业的居民点。农村与城镇是相对立的概念，农村指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方。城镇化的一般含义则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其相应的经济基础则由从事农业劳动种植收入转移为工商业工资性或经营所有性财产收入，最关键的一点，这些人必须迁移到城镇（市）居住或自然形成城镇。这是城镇化最基本的含义，依据我国专家学者对国外城（镇）市化研究结果表明，国外城（镇）市化主要是市场力量推动，是由工业化推动的城（镇）市化，是在客观市场规律基础上自发形成的过程（当然也有其弊端）。而我国自身的制度、体制特色，再加上我国XX的特定社会经济发展路径依赖，使我国的城镇化也不免走上了“增长主义”的惯性思维引导下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主要由XX推动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而上述城镇化的基本含义，是从市场规律的角度解释的，但由于我国的自身特色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还有行政管理体系和逻辑思维方式，对市场规律发生作用的方式、过程及结果和表现形式产生了特定的影响，形成了特有的变化。这是城镇化概念分歧的根本原因。[]

　　若用经济学博弈论的知识进行解析，则更加直观，这要探究XX治理体系与市场规律的双方力量对比，还要研究双方的战术和战略，博弈的次数、成本及收益，还有这个过程中双方力量的潜在变化。这样一来，不同专家学者对城镇化概念的解释，尽管出发点是一致的，但由于他们对这场博弈的主体、行动、战略、支付、信息、均衡及结果认识的全面性、了解程度、研究侧重点、各博弈要素的内部联系分析程度的不同和差别，造成了城镇化概念分歧的不同解释。这是城镇化概念分歧的技术原因（系统性原因）。

　　还有对城镇化本身的定位，由于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XX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拥有绝对的主导权，故大多数专家学者选择以XX政策规划者的身份研究城镇化（也许是思维惯性所致），在城镇化的“身上贴了公家的标签”。这在当时是一种占优战略；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的力量不断壮大，这种占优策略已经不能满足和适应当前城镇化，特别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根据各地城镇化发展程度的差别，可以选择重复剔除的占优战略。而我国当下正处在社会经济的大变革时期，XXX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把推进XX治理结构改革和提高治理能力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这样的思想解放和理论指导，对今后城镇化的理论研究也会带来新的突破，首先是思想上的重大转变，主要表现是城镇化定位的争论，到底是“公”主导，还是“资”主导，哪些地方“公”主导利大于弊；相反，哪些地方“资”主导利大于弊。这样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直接影响了城镇化的概念解释和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及布局，故城镇化的概念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

　　城镇化既是一个地区性概念，也是一个国家性概念。一方面，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普偏性概念，每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农业人口，农民聚居区，都将经历一个城镇化的过程。但城镇化是以经济存量为基础和经济发展为推动力的一种历史社会运动现象，由于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故会表现出不同区域的特殊性，即：中国特色下的区域地方特色。如此，由于地域不同，而产生的城镇化发展定位不同也是比较常见的。如：苏锡常地区的“苏南模式”、中部四省的“大别山区养生栖息地”，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北方特色的新型城镇示范区等。这和我国地理经济区域划分是大致相仿的。而区域经济圈的设立可为区域城镇化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发展方向，从区域城镇化的角度来看，各地城镇化不能千篇一律、一刀切，应当在普遍性的基础上寻找区域的特殊性，抓住符合自生发展的城镇化实现路径。另外，也要研究各个区域城镇化间的关系，及整体城镇化的统一性。既要看到各区域城镇化的区别，又要看到它们的联系，而区别与联系又是辩证统一的，在区别与联系的辩证统一过程中，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互发展，从而实现整个国家城镇化的统筹协调可持续发展。

　　新型城镇化的“新型”二字，也成为各专家学者解读的焦点，“新型”表明和以前的城镇化是不同的。如：单卓然、黄亚平（2013）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三大内涵：民生、可持续发展、质量；六大核心目标：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集约。笔者认为不同之处在于，引入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协调可持续。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新型城镇化的思维逻辑也发生了变化，产生了两条城镇化的路径：人的城镇化和城镇（市）的城镇化，城镇（市）是人生产、生活的空间和物质载体，城镇（市）的发展促进了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可以更好的带动城镇（市）的发展，所以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是人的城镇化与城镇（市）的城镇化（目的（价值）与规律）的实践统一过程；统筹兼顾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协调好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打造绿色、健康、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美丽家园；用新型工业化驱动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的二重性是指城镇（市）的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城镇（市）的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既不是两种城镇化、也不是两类城镇化，是同一城镇化的两个方面。

　　当前，我们追求人的城镇化，只把人作为主体变量，而忽视城镇化的客体——城镇（市），也有层次之分，也有发展过程，所以我们也要探究城镇（市）的城镇化。第一个“城镇（市）”是指现实各层次的城镇（市）；第二个“城镇化”则是指城镇（市）不断自我完善或向高一层级演变的城镇化过程。

　　1、城镇（市）的五位一体城镇化层次划分

　　邓大才（2013）从农村进城程度（自由选择程度和身份强制程度）这一角度考察农村城镇化，并把新型农村城镇化分为身体城镇化、身份城镇化和生活城镇化三种模式，又把身体城镇化与身份城镇化归纳为外生型城镇化，把生活城镇化称为内生型城镇化[]。笔者认为这种分类角度是一种静态分类，从农民工的角度，把身体城镇化、身份城镇化和生活城镇化三种城镇化模式分开，没有反映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和外部整体性。另一方面，从当前学者专家们的研究来看，城镇化不只是单一的社会或经济的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领域，更是它们的综合体。

　　因而笔者在此基础上，以XXXxxxx报告的“五位一体”布局为现实理论来源，结合当前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实际，从城镇（市）发展布局的角度把新型城镇化分为五个层次：经济城镇化，经济政治两位一体城镇化，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城镇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城镇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城镇化。这五个层次是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断全面的过程，也是一个城镇、一座城市的自身结构和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

　　从城镇（市）发展阶段的角度把新型城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层次是城镇化的低等层次，定义为数量城镇化阶段；中间两个层次是城镇化的中等层次，定义为质量城镇化阶段；最后一个层次是城镇化的高等层次，笔者把它定义为城镇化的现代化。

　　从城镇（市）发展方向的角度把新型城镇化分为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城镇（市）的自我完善；第二层是指城镇（市）向高一层级城市的演变。

　　2、城镇（市)的自我完善

　　从表格1中看出各层级城镇（市）的发展方向与规划侧重点，而且不同层次阶段的城镇（市）又有自身的问题。如：乡镇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足，居民收入来源仍然单一、不稳定等，县（市）级城市的文化体育发展建设缓慢，省会或地级城市的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特色产业、社会组织等有待提高和完善，北京、上海等一线中心城市，面临严重的“城市病”，特别是空气污染和交通拥挤问题。各层级城镇（市）应该认清自己所处的层级及面临的问题，分析自己的现状，挖掘自己的发展潜力，科学规划，不要盲目发展，贪大求快，唯GDP论，以免陷入五位发展不平衡的境地或发展停滞的地步。

　　3、城镇(市)向高层次发展路线

　　不仅人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城镇（市）也有一个发展的历程，从一座城市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归纳出，一座城市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先是利用自身的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发展经济，集聚人才，城市空间扩大、人口不断增加，经济不断发展，政治地位不断提高；财政盈余充足之后，进行文化、体育、教育等方面的硬件设施和城市功能的软件设施建设；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了一个台阶之后，又为保障居民生活质量，生活幸福度，对医疗、卫生、交通及城市服务设施设备等方面进行投入；最后，由于大气污染，水污染等，又要治理环境，提高生活环境质量。城市的发展是这五个部分各自不断发展的过程，又是五位一体有机统一、协调发展的过程，这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能像当今许多城市一样热衷于兴建新城区，大肆房地产开发，不注重培养基础产业，拔苗助长。

　　新型城镇化层次分类不仅能指导各城市的发展规划，更能理清城镇化的相关概念，在分析和研究城镇化相关制度制度、政策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层次阶段的城镇化深入到城镇化的深部进行分析，把当地具体情况作为城镇化的首要参考因素。如：不要让小城镇承载过多的制度约束，标准约束和环境约束，而应该给予一定的政策、财政和技术支持，积极引导小城镇（市）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及发展道路。

　　1、城镇化的主体范围

　　推动城镇（市）不断完善和自我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大众，若从户籍的角度来划分，可分为农民（工）和城镇居民。我们通常认为城镇化的主体是农民及农民工或者城市棚户区、城中村的非农人口，但我们忽视了另一个主体——城镇（市）居民。在五位一体城镇化层次分类中，不同层次的城镇（市）的主体是不同的，其中，农民及农民工是低层次（数量）城镇化的主体，而中高层次（质量）城镇化的主体则是城镇（市）居民。

　　2、人的城镇化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

　　基于五位一体城镇化层次分类，人的城镇化不是静态的、片面的，而是动态的、立体的。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知，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人的需求是不同的，五种需要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一个国家多数人的需求层次结构，是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文化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直接相关的。在发展中国家，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占主导的人数比例较大，而高级需要占主导的人数比例较小；在发达国家，则刚好相反。[]以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基本国情为基础，依据我国的发展阶段、发展现状及发展方向，可把我国人的需求层次分为温饱阶段，小康阶段和富裕阶段。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即大多数人正处于安全需求或社交需求向尊重需求过渡阶段，也可称为小康阶段的自我完善阶段，但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需求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人的城镇化过程也就是人在满足当前需求的基础上向更高层次的需求努力满足的过程，这是人的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们应当认识和尊重这一要求，对于不同层次的城镇（市）要把握好人的城镇化内涵，人的城镇化要与城镇的城镇化相适应，不能过之，也不能不及，特别是大中型城市，流动人口占有一定的比重，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圈的城市，这些城市的人口城镇化需求层次多重多样。我们可以按不同的需求，把他们分成四类：一类是谋生，大多为出卖劳动力的农民工，谋取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生活费用；二类是定居，主要为外地大学生及技术型农民工，计划在打拼几年后入户定居；三类是原居民，绝大多数是城市户籍居民，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四类是经营，以企业家和个体或合伙人为代表，发展壮大企业、获取更多利润。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需求。XX在城镇化的总体规划前，学者在学术调查研究中，一定要分析不同的群体当前及未来的利益诉求及发展轨迹，协调各方利益，以人为本，科学定位自身城镇化层次及方向。否则都会造成城镇化发展的不平衡，甚至停滞、退化。我们应当利用城镇化发展规律，以人的城镇化需求为导向，实现人与城市的双重发展。

　　3、人的城镇化理论研究误区

　　（1）误区表现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如此，我们首先应当研究人的城镇化需求。但在XX的城镇规划中，专家学者的学术研究中，却恰恰忽视或漠视了城镇化的主体，特别是农民及农民工。尤其当前，部分专家学者的视角或关注度，都放在如何让农民工市民化，农民迁移到城镇去，呼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这样的愿景很好，但在解释其缘由时，理由太单薄、没有说服力，具体的行动方案又提不出来，并且即使假设预想实现，其中又会衍生出许多新问题，“城市病”又在全国大中城市蔓延，城市问题与人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或是对立的问题还仅仅只存在相关性，我们没有研究透彻。

　　（2）误区产生的内外部原因

　　误区产生的外部原因：部分学者依旧用惯性思维路径去分析城镇化的问题，这样的逻辑方法太主观，没有相应的客观约束条件。即把人作为城镇化的出发点，但在城镇规划或分析问题中又走了以前的老路。

　　要么立足于宏观层面，经济增长。如：张占斌（2012）指出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战略和历史性任务，是我国扩大内需的长期动力之所在，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火车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王牌”引擎。[13]这样的评价忽视了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和自身特色，没有理清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的关系，也没有进行实证分析，落脚点又是经济增长，而不是具体、历史的人。

　　要么横向国际比较（仍是宏观层面）。如：李浩（2013）通过城镇化的国际比较，在国土面积大于200万km2或GDP大于6500亿美元的尺度下，得出了“24国集团”；再就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又把24个国家划分为“三个梯队”，并通过梯队间及梯队内比较。最后得出结论时，提出改革方案：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保障，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改革。中国的城镇化必须走一条适应中国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样的比较缺乏对每个国家自身特色的研究，而且以国土面积与GDP作为比较的条件，一方面没有理论与实践依据，不一定符合城镇化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又落入GDP的“增长主义”逻辑思维，而不是把人的发展、人的生活质量，即人类幸福指数作为城镇化的一个研究与比较标准。

　　可见，尽管研究出发点是人，但分析过程中的附着点又不是人及人的相关问题，结论又是制度性改革、经济增长。如此的研究逻辑，没有深入到本质，也只能更多地流于形式，还可能影响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误区产生的内部原因：人的城镇化的多样性与城镇（市）的城镇化的单一性不相适应：城镇化过程中产生了利益分配失衡，这种利益分配失衡不仅是显性的，表现在不同群体的利益分配在量上的失衡；更是潜在的失衡，质上的失衡，即排斥和抑制了部分群体参与利益分配。最现实的表现莫过于对农民工工资的压低、拖欠、拒付，是农民工经济权利受到侵犯，更别说政治权利及公共服务、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等社会权利了。人是城镇化的主体，也是城镇化的动力。不管是XX官员还是研究学者都应当认识到人的城镇化的多样性，不能设定单一的城镇化硬性指标或用行政手段整齐划一，这样的城镇化缺乏活力和包容，也不会是和谐的。

　　城镇化内部各利益主体地位不对等，是导致利益关系不均衡的直接原因，正如物理动力学中的受力分析，由于受力不均衡，城镇化将按照“合力”的方向运动。当然，在城镇化的受力分析过程中，XX的力量是最大的，地位也是最高的。本来XX是代表人民的，但由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XX本身也具有趋利性，如：为了完成全年发展指标（其中最重要的还是GDP），领导为业绩搞面子工程等；农民的维权又意识不强、组织性低；再加上其它各利益集团，如：房地产行业，私营企业的介入，各群体之间利益链条的形成，反倒使XX与房地产、企业的关系更加紧密，利益目标趋同，形成利益共同者，而农民、农业及农村与XX的利益需求却变得大相径庭。这就导致学术理论的研究落脚点在农民及农民工，分析在XX政策，结论在体制改革的论述模式，走不通，逻辑里的传导机制扭曲，或者说XX已经被各开发商、经营商“绑架”了（当然这种“绑架”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部分是自愿的）。

　　因此，在城镇化的研究中，我们必须更深入的研究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市）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分析城镇化“合力”的主导利益集团，及运动方向。最好的分析方法是研究一个地区的XX报告及城镇（市）发展规划及实际发展状况，并理清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如果这个主导利益集团是广大的城镇居民或农民，那城镇化的方向是正确的；若不是广大居民，那这个主导的利益集团则是我们分析和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

　　人与城镇（市）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主体客体化（人的城镇化）、客体主体化（城镇的城镇化）的辩证思维引导下，人不断通过实践认识和改造城镇（市），同时也不断改造自己。人的发展与城镇（市）的发展相生相伴。人的发展是城镇（市）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更是发展的动力，城镇（市）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物质载体和物质基础。

　　基于上述论述，得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从人的层面，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国家层面（城镇的最大范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型城镇化五位一体层次分类，不仅能认识城镇化的相关概念，理清城镇化各个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还能成为城镇化发展与社会制度及宏观政策结合的切入点。

　　1、农村的两条发展路径——农村城镇化与建设社主义新农村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管理民主、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五个方面勾勒出了一幅美好而幸福的田园生活图。一定程度上，农村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重叠为农民和农民工，主要是农民。这就为解决“三农问题”——农村、农民、农业，提供了两条解决路径，第一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农民素质和劳动技能，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条则是使有条件的农民市民化，如：技术农民工、农民户籍的大学生等，有区位地理优势或有特色的农村城镇化，引进或发展工商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取代或削弱农业。

　　这种解决“三农”问题的分流机制，一方面可以保持原始村落的文化习俗，传承中华古老乡土文明，不让乡愁变忧愁；另一方面可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使部分地区脱贫致富。

　　但这并不表明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没有联系的，互不相干的两种路径。笔者认为它们是有联系的，主要表现为这两条发展路径在农村的“分割”会触动现有的土地制度，这也许可能成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切入点。另外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城镇化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特别关注的一点是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城镇化过程中的生产要素集聚效应将由大中城市有过渡性，部分的转移到小城市和小城镇，对农村的立体化需求（除了粮食性农作物需求外，还可以是旅游、花卉、蔬菜、渔业、土地等需求），将带动农村的发展，农村资本与人力的增加，会促进农业的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城镇化的步伐。并为建设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探索实践路径和积累理论经验。

　　2、城镇（市）的城镇化发展

　　根据五位一体新型城镇化层次分类，逐个层次的探究各层次城镇（市）城镇化的发展之道。

　　（1）经济城镇化——基于对小城镇（市）的研究

　　经济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和基础，特别对于小城镇（市）来说，发展当地经济仍是首要任务。但由于小城镇（市）各项基础设施不完善，生产要素集聚效应差，资金缺乏，人才短缺，能充足供应的是土地和劳动力。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埃里赫克和俄林的H-O理论，[]我国小城镇和小城市可以借鉴国际贸易政策中的加工装配贸易、补偿贸易及生产设备租赁合作等贸易模式，在小城镇成立农村集体生产合作社（非农业生产性质，与城市工会类似），以当地的县镇XX作为农村集体生产合作社担保人，指导其组织和管理，并在县级城市及地级城市的协助下，完善基础设施，特别是信息交通设施，最后可以向省部吸引财政补贴或进行私人融资。这些贸易模式（发展模式）适合广大小城镇，特别是中西部的落后小城镇。

　　落后贫困的小城镇（市）：东部沿海城市和省会及中心城市把相对过剩的资金（可以尝试引进民间资本，以缓解城市居民投资渠道窄的困局，分散投资，也许还可以有效降低房地产泡沫），落后饱和的机器设备，成熟的技术投入到广大中西部落后贫困的小城镇（市），这些城镇（市）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业务，尤其是加工装配“贸易”，这和产业转移不相同，只可以称作产业转移的过渡形式，因为公司没有从沿海或中心城市迁到城镇，只是部分“溢出”业务（可看作固定资产折旧的一种升值方式）流向城镇，公司注册地及核心业务仍在大中城市，这种方式可以均衡各方利益，减少政策实施阻力。公司（委托方）可以提供全部或部分原材料、辅料、零部件、配套件和包装物料，也可以提供设备，由农村集体生产合作社（承接方）按公司（委托方）要求的质量、规格、款式、型号和商标牌名进行加工装配。

　　经济条件一般的小城镇：可以大力发展补偿贸易，用产品偿付设备、技术等费用的贸易方式，农村或城镇生产合作组织（买方）以贷款形式向公司（卖方）购进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技术和其他制成品或劳务，兴建工厂企业，投产后以所生产的全部产品、部分产品或双方商定的其他商品（最好是农产品），在一定期限内，逐步偿还贷款本息。这种方式也不是产业转移，也是产业转移的一种过渡形式，因为公司（卖方）在工厂企业内不占有股权。

　　经济条件较好的小城镇（市）：可以多途径的发展租赁合作，如：融资租赁、经营租赁、综合性租赁。大公司或租赁公司（出租人）在一定时间内把物品（主要为淘汰或折旧完的机器设备）租给乡镇企业（特定用户）使用，并收取租金的活动，这样的经济行为双方都能获利。根据弗里尤里希•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城镇（市）可以选定自身具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产业，或具有战略地位的或基础或核心的产业作为自己的幼稚保护产业，从税收、土地用水用电、市场保护等方面加以扶持，待幼稚产业成熟以后，既能带动相关产业的整体发展，又能普遍提高城镇化的步伐。（当然，这样的产业必须是相对于周边的城镇（市）有比较优势或绝对优势的产业，或在竞争发展中能不断出现新的比较优势）。

　　以上几种方式不仅可以发展城镇经济，促进城镇化的稳健发展，还可以为东部沿海城市转型升级注入活力及动力，以使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完善。

　　（2）经济政治两位一体城镇化——基于对县城及县级市的研究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计划的吸纳在城镇（市）务工的农村人口进城，并转化为城镇居民，在此基础上和过程中可以研究破解户籍制度改革的各种举措。并且在经济政治两位一体城镇化过程中，不断探索行政区划设置改革，加强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及创新，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让广大进城农民及城镇居民能实现政治身份及政治权利上的城镇化。

　　（3）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城镇化——基于对地级城市的研究

　　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城镇化过程中，要注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特别以县城为连接点，要把县城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承上启下的落脚点，发挥好县城对省市文化发展规划的承接作用，和对村镇文化教育发展的带动作用。

　　（4）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城镇化——基于对省会城市的研究

　　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地级城市及较大的县级城市则可以更多地进行促进社会公平、社会和谐及XX治理的机制建设探索，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加强便民服务市民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加快服务性产业发展，提升城市品位。

　　（5）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城镇化——基于对地区中心城市的研究

　　中心城市则更应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充当排头兵，先试者，建设美丽中国。

　　自我发展与协调发展是城镇（市）发展的两种方式，自我发展以自身潜力为基础，协调发展以外部环境为基础，两种发展方式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也相互制衡，相互制约，达到共同发展、整体发展的目的。

　　王学峰(2011）提出“城市区域”[5]，把它称作发达国家城镇（市）化未来的形式，即劳动力市场、住房市场、经济联系、行政管辖区和社会服务覆盖区在一定空间内的合理布局，形成生产区与生活区有机统一的城市结构图。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城市区域，应以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以当前的城市经济圈（区）为发展的物质、经济基础，如：武汉经济城市圈，成渝经济区，黄三角经济区等，以城市经济圈（区）的城镇化规划为区域布局。笔者把城市区域作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中观概念。

　　在城市区域发展中，协调发展应放在第一位。协调发展可以弥补各层次城镇（市）自我发展的不足，为城镇（市）自我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会形成城镇（市）自我发展的约束条件，制约城镇（市）的自我发展，达到共同利益最大化。

　　城市区域发展以县域经济为最小区域经济单位，地级市经济为中层区域经济单位，城市经济圈（区）为最大区域经济单位，突破行政区间的空间约束，敢于突破区域利益壁垒，形成具有内在联系性的区域有机统一整体。高级层次的城市利用区位、要素集聚等比较优势，集约、可持续发展，并带动和协调低等层次的城镇、农村发展；低层次的城镇，农村可以在比较优势下，为其它区间层次提供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及工业原材料或初级产品等，也可实现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在要素禀赋理论的指导下，消除区域内的产品、商品交易壁垒，加强区域内的生产要素流动，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区域发展联带机制，实现区域内各区间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

　　城市区域的使各层次城镇（市、村），更好的自身定位，做好自身城镇化的规划，制定好协调各方利益及空间格局的区域特色城镇规划，使各层次之间实现网络化、立体状的联系，优化空间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加强产业协调性，研究城市区域内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共建共享机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交流协作互动机制，环境保护、检测、监督、治理的一体化生态文明建设机制。实现区域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化发展，从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从全国城镇化的范围来看，可把区域性城镇化作为一个最小单位，把区域性经济圈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作为规划单位。从全局的、宏观的角度，充分发挥区域竞争作用，协调好各区域城镇化的良性发展，研究各区域间的关联性，包括经济建设关联性、政治建设关联性、文化建设关联性、社会建设关联性及生态文明建设关联性，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五位一体发展，加强宏观层面的XX协调和改革机制，在制度松绑，释放生产力，激发社会经济活力的同时，也要针对性的设定制度约束，引导和规范城镇化的发展。在城镇化的阶段性进程中，顶层设计，制度安排，找准契机，进行收入分配改革，从而抑制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打造绿色经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中国。

　　本文主要解释城镇化产生概念分歧的原因、分歧点及产生分歧的理论和现实依据；通过新型城镇化的二重性研究，设定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结合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总目标，总规划，用新型城镇化的理论知识来分析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在认识城镇化各项政策及发展目标的相关性的基础上，尝试性的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案或方法。

　　当前我国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期，xxxx、中央XX提出了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建设目标；xxxx报告做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2014年3月16日，xxx、xxxx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在此情况下，我们对新型城镇化的认识应当更加科学、具体，既不能旧瓶装新药，也不能裹足不前。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愿景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激励下，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下，实现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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