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文化反思

　　摘要：《白鹿原》中贯穿着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其中最主要的冲突则是文化所激起的礼教与人性间的冲突。世纪之交，作者站在时代与文化的制高点重新审视反思着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这种反思给予传统儒家文化以厚重的希冀，使我们认识到儒家文化也并非像五四时期所描绘的那样不堪，它也有着令人赞叹的价值。随着时代的进步，它虽然在部分领域已不合时宜，但仍然还有着许多可以借鉴发扬的优良传统。本文将通过对《白鹿原》儒家文化的阐释来认识它在新时期的命运，挖掘它与民族存亡的关系以及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关键词：《白鹿原》；儒家文化；反思

　　自汉代以来，儒家文化就一直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封建历史的演变过程中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可以说一部儒家文化史就是一部浓缩的封建社会史，而《白鹿原》正是我国的一部封建社会史缩影。世纪之交，作者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肯定了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深刻的剖析了其中的丑陋，对儒家文化未来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关中平原，中国历代都城之宝地，素来被人们称为华夏民族的发祥地，有着渊源流长的民族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白鹿原》描绘了从清末到解放初近半个世纪原上的历史变迁和人们的心理行为及其命运，无论是辛亥革命，军阀混战还是家族间的明争暗斗，都浸染着浓厚的传统儒家文化韵味。透过《白鹿原》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它所聚焦的白鹿村村民在儒家文化的笼罩下，以宗法社会准则规范着自己的言行举止，将民间儒家文化诠释得淋漓尽致。

　　白鹿原被称为“仁义白鹿村，”[1]“仁义”正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在原上，以族长白嘉轩为代表忠实的捍卫着传统儒家文化，白嘉轩生活的范围基本上都聚焦在家和祠堂之间，祠堂是宗族观念的产物。在这里，祠堂不仅是祭祀祖先的殿堂、是村民议事的重要场所，更是族长白嘉轩行使权力制约族人的有力手段，所以族长便和祠堂一样成为了人们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代名词。祠堂门口镌刻的《乡约》，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1]三方面为主要内容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这些乡规不仅是白嘉轩统治族人的工具，更是他自己做人的准则。他一生秉承“仁义”的信条，对长工鹿三的仁在中国封建的历史长河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他以柔克刚、以德报怨，甚至奋不顾身地营救曾打断自己腰板的黑娃和一直与自己作对的鹿子霖。门楼上的“耕读传家”的祖训便是他“修身齐家”的法宝，所以他腰一好便要下田犁地，并且白嘉轩也很重视这一祖训的流传，重视言传身教，常常不失时机的对儿子进行着点化教育，以期儿子能够“尽快具备作那个四合院未来的主人所应有的心计和独立人格，”[1]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自尊和威严支撑了白鹿原，也支撑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大厦。但白嘉轩最终却没能抵挡住儿女的“叛变”，他的后半生就那样佝偻着，甚至因气血蒙目失去一只眼睛。

　　倘若白嘉轩身上贮存的大多是儒家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那么鹿子霖身上则更多的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消极因素。鹿子霖谨记着老太爷“中举放炮”[1]遗言，并将这种遗愿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而自己也始终热衷仕途，“官瘾比烟瘾还大”[1]他三番五次地利用乡约之职务中饱私囊，并以此为压倒对手白嘉轩的利剑。他自私自利、依势持强、淫乱成性，所谓的“干娃”遍及整个白鹿原，就连白鹿原上人人唾弃的田小娥都鄙视他的人格，称其已无可救药。鹿子霖穷极一生都在无意识中对抗着传统儒家文化，破坏着白鹿村的“仁义”形象，在白鹿原上也正是有像鹿子霖这样的反叛者和挑战者，使原上儒家文化逐渐式微，加速了民间儒家文化的衰落。虽然鹿子霖最终的下场很凄惨，但遗憾的是鹿子霖的影子仍然在现实中一些人身上游荡。这是生活的不幸，也是时代脉搏上的毒瘤。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在它的规制下白鹿原的人们过着和谐安宁的生活，中国古代也曾领先于世界，但它终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随着农业文明的逐渐衰退以及辛亥革命的推进，儒家文化也必然失去其生存的根基。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和中国有识之士主动探索的过程中，沿海地区儒家文化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强大约束力，所以才有了朱先生南方讲学所遇到的寻花问柳、醉生梦死的尴尬，朱先生愤怒之余不禁感到深深的忧虑。

　　朱先生是关中名儒，也是原上村民们精神的导师。辛亥革命后，人心躁动，没有了皇帝人们失去了主心骨，就连族长白嘉轩都连连发问：“没有皇帝了，以后的日子咋过哩？”[1]朱先生不失时机地起草《乡约》制度，在白嘉轩地带领实施下也确实收到了成效，“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1]尽管如此，这也仅仅只是儒家文化最后一抹残阳而已。圣人朱先生没有料到这次的变革和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是截然不同的，封建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也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而他所钟爱的儒家文化随之也失去了生存的沃土。生命的尽头，朱先生孤单得像个孩子，失去了精神的寄托，他不能再行尸走肉地苟活。朱先生凄苦地告别了人世，他地离去为已没落的传统文化唱了一曲哀怨的挽歌。

　　黑娃这一形象曾被陈思广认为是小说中的关捩人物，终其一生都在命运的旋涡中不断地被卷入激烈的革命斗争，这也正是作者所说的偶然必然的具体因素的体现，他闹农协，沦为流寇，当过土匪、国民党营长、新XX副县长，身份的不断更迭是他在漫长的黑夜里上下求索却始终找不到方向的结果，当然身为农民他也不可能找到方向。他的一系列的反抗都是不自觉、不自醒的，甚至可以说是在别人的煽动下进行的。他看不惯白嘉轩的腰，但却看不穿背后真正的支撑力量。浮萍般漂泊的最终他决心做个好人，皈依传统，“兆谦（黑娃）闯荡半生混账半生糊涂半生，现在想念书，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1]但却成为朋友手中权利的傀儡。他回归的悲剧命运折射出儒家文化在社会变革时代的困境，也预示着传统文化的未来命运。

　　白嘉轩是小说中儒家文化的忠实捍卫者，在白鹿原凡是侵犯了他所维护的纲常伦理都是会遭到这位族长严厉的惩罚，可是当他面对鹿子霖为虎作伥，肆意践踏乡亲时，白嘉轩却只是漠然。面对黑娃与小娥不被接受的爱情，他劝鹿三道：“让他瞎碰瞎撞几回，也许能碰撞得灵醒过来，急是没有用的。”[1]这不仅是他笃信儒家文化的体现也是他别无它法的无奈之举。儿子孝文本该是顺理成章的族长继承人，但却在田小娥地引诱下一步步走向堕落，“白嘉轩在那一刹间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终点，”[1]他的信仰与希望全部破灭，儒家文化脆弱的命运更是不堪一击。白孝文还乡祭祖，似乎给奄奄一息的儒家文化又增添了一丝生的气息，但他离开时却对太太说：“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1]由此可见，白孝文并非真心诚意的回归传统，他只不过是想用如今的风光洗雪曾经的耻辱罢了。

　　国统末期，维系儒家文化生存的根基彻底坍塌，族长白嘉轩“把在家未逃的族人召集到祠堂里：‘各位父老兄弟，从今日起，除了大年初一敬奉祖宗外，任何啥事都甭寻孝武也甭一直苦苦支撑着的白嘉轩彻底丧失了信心寻我了。道理不必解说，目下这兵荒马乱的世事我无力回天，诸位好自为之’。”[1]至此，儒家文化和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白嘉轩苦苦维护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无疑白嘉轩是悲剧的，他的悲剧就在于“作为一个封建性的人物，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时代，他身上的许多东西仍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为时代所革除。”[2]所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把真正的“封建思想和传统文化区别开来，”[2]在摒弃保守、落后的封建思想的同时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封建历史缔造了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思想，女性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是没有任何尊严与地位的。因为封建制度的建立本就是为了男权能够更好地治理家庭与统治社会服务的，诸如“三从四德”对女性的要求，注定了女性群体生来就是被压迫被奴役的对象，是社会上最弱小也最卑微的群体。最可悲的是大多数女性她们自己也默认这种社会定位，不仅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也是男权社会里用以传宗接代的工具。

　　《白鹿原》中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在被封建伦理道德所构筑的历史文化吞噬着，无论是顺从、挣扎还是反抗，都摆脱不了封建传统文化沉重的枷锁。透过《白鹿原》的描写，我们不单单看到封建社会对女性的种种残害，揭示出封建文化压迫女性的本质，同时也应深入的思考当今社会要怎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绽放人性的光辉。

　　田小娥，出生于一个穷秀才家庭，因家贫而被迫嫁给年仅七十多的郭举人，表面上过着一种锦衣玉食的生活，其实际地位却“连狗都不如，”[1]是郭举人的性奴隶，是其延年益寿的泡枣工具。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她对黑娃的挑逗与相爱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完全是人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她只不过是想有个实实在在的家做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然而，就连那点儿微弱的希望也只能是奢求，族长白嘉轩不让她们进祠堂因而也不被白鹿原的人所认可，甚至最终被公公鹿三扫地出门。但她们依然坚守着贫困生命里最后那点儿渺茫的希望，蛰居在村外的破窑里。

　　农协失败后黑娃仓皇出逃后，田小娥如落单的孤雁般痛苦、彷徨、不知所措。她为了追求爱情追求自由的生活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鹿子霖趁虚而入，并教唆她引诱白孝文走向堕落时，她则已经沦为了鹿子霖和白嘉轩宗族斗争的工具，并受到白嘉轩严厉地惩罚，这惩罚固然是封建礼教对于她的摧残，但在她复杂的感情世界里已经很难简单的断定她到底是反抗还是堕落。

　　田小娥在白鹿原短暂的一生都在利用性武器反复地抗争着。她是传统文化的禁锢者，也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者。在设陷报复孝文成功后却没有欢悦，反而对鹿子霖卑猥的人格予以最鄙夷的揶揄与报复，显示出她人性深处的灵光。但是在白鹿原这样的社会道德环境中，她早已成为大家公认的“祸水”，她的毁灭是必然的。被公公鹿三谋杀后，借魂附鹿三的那场揪心的哭诉，是她内心深处对白鹿原最愤慨的指控，那句“大呀，你好狠心……”[1]更是让人发怵。也正是那句“啊……大啊……”[1]的绝叫惊醒了鹿三内心深处的的良知，致使鹿三在封建伦理道德与良知的激烈冲突中精神失常。鹿三是笃信封建伦理的普通劳动者，从这点上来说农民的不觉悟是封建主义的有力支柱,更是压迫女性的中坚力量。在白嘉轩的带领下建立起来的镇妖塔，到更像是一座纪念塔，人们看到它时自然会不由得想起曾经她以不屈的灵魂所倾诉的遭遇，指控着白鹿原传统文化的虚伪以及对人性的戕害，从而把隐藏在她个人与民族中对女性的畸形文化展现在人们面前，引起人们深重的思考。

　　鹿冷氏，冷先生的女儿，是鹿兆鹏明媒正娶的妻子，刚开始，冷先生对自己女儿的婚事是非常满意的，他“不是瞅中白、鹿两家的财产……他喜欢他们的儿子，也崇敬他们的家道德业……更重要的是出于他在白鹿镇行医久远之计，无论鹿家，无论白家，要是得罪任何一家，他都难得在这个镇子上立足……”[1]但他葬送的不仅是女儿的未来的生活，更是本该年轻绽放的生命之花。

　　鹿冷氏不知道她和卢兆鹏的完婚其实是阿公三记耳光的结果，接受过新思想的卢兆鹏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感到深恶痛绝，更不可能对鹿冷氏有一丁点儿爱意，面对有救命之恩的岳父“给女人个娃娃”[1]的哀求，卢兆鹏觉得与其欠着这笔人情倒不如让死敌田福贤杀了自己痛快。婚后的卢兆鹏随即就离家出走了，留下鹿冷氏独守空房，成为这场父母包办婚姻中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她淡然的过着白鹿原所认可的生活，秉承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伦理道德侍奉着公婆。她名存实亡的婚姻在鹿子霖和冷先生的面子间僵持着，过着弃妇般的生活。她忍受着、顺从着，内心的苦闷即无处诉说也得不到任何安慰，父亲冷先生依然冷着脸训诫说：“男儿志在四方，你在屋里好好侍奉公婆，早起早眠。”[1]她严格恪守着“三从四德”的规制，在理欲间痛苦地挣扎着，以致看见被大家都唾弃的田小娥竟心生嫉妒，在理性层面她看不起田小娥，但在欲念的层面却又非常羡慕她能够日夜与黑娃厮守。她始终对自己的婚姻存有一丝念想，但随着时间地推移，她只能将内心越来越强烈的欲望与不切实际的现实给予虚无缥缈的梦，来滋润自己干涸的情感世界。

　　公公鹿子霖酒后失态使她陷入更深的理欲矛盾中，越发强烈的欲望与梦境不断地冲击着她曾经所坚守的传统伦理价值观，但又无法冲破传统理念的枷锁去实现梦想，在灵与肉地痛苦折磨中变得精神失常，不禁质问：“我有男人跟没男人一样守活寡。我没男人我守寡还能挣个贞节牌，我有男人守活寡倒图个啥？”[1]然而谁能够回答她呢？为了让她不再喊出“俺爸跟我好……我跟俺爸好……”[1]这类疯话，冷漠而有心计的冷先生将一直以来信奉的中庸之道抛之脑后，给女儿下了“重药”，夺走了她连喊叫也没有了的权利。从此“她不再喊叫，不再疯张……三天两天不进一口饭食，只是爬到水缸前用瓢舀凉水喝，随后期间消瘦，形成一桩骷髅”[1]死在炕上。她的死在白鹿原没有得到任何同情与怜悯，相反却为鹿、冷两家带走了淫疯病的种种丑闻，她成为封建礼教婚姻中的牺牲品，这是传统包办婚姻的罪孽，是贞操节欲观对女性的摧残，也是传统婚姻中大多数女性的宿命。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女性就这样在婚姻压迫和性欲压迫中逆来顺受的一代代延续着，反过来又支撑、巩固着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循环往复中情愿或不情愿的生存着或者被吞噬着。

　　吴仙草——白嘉轩的妻子，白嘉轩在六娶六丧后，在原上流传着他命硬克妻和生理秘闻的传言使他再在原上娶妻已经很困难了，一方面儒家文化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另一方面白家是族长继承人并且几辈子单传，要是在白嘉轩这一代断了香火那可就是大逆不孝！母亲白赵氏曾说;“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在糊一层新的……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1]白嘉轩迁坟换地后便背着褡裢进山让后来的岳丈大人“在山里随便给买一个，只要能给白家传宗接代就行了……”[1]这时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传宗接代，吴长贵为了感激白嘉轩祖上的恩德便把五女仙草许给了他。

　　相对于田小娥、鹿冷氏来说吴仙草应该算得上白鹿原最幸运的女人了，但纵观她的一生，她也是不幸的。她的到来给白嘉轩带来了人财两旺的收获，但白嘉轩把这种局面的出现完全归结于换地迁坟，对她没有透露出任何的感激之情。当吴仙草独自一人在家诞下女儿白灵时，白嘉轩给她烧了一碗开水，她就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是她进这个门楼以后男人第一次为她烧水端水。”[1]平日里白嘉轩奔波于家与祠堂之间，关心族人关爱长工，却从来不曾听到他对妻子嘘寒问暖。仙草只是能扮演家庭中打理家务的角色，没有任何的发言权，甚至不如长工鹿三的地位，鹿三精神恍惚，被兔娃、牛犊轻视时白嘉轩不失时机的教育着他们，要尊重鹿三，却从未听说过要孝敬母亲之类的话。仙草染上瘟疫快咽气时想看看儿子孝文和女儿灵灵，白嘉轩佯装让鹿三进城找，实际却让鹿三进城去看戏，连最后的那点儿愿望也被白嘉轩无情的剥夺了。

　　透过吴仙草的命运，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即使不像田小娥、鹿冷氏般生命之花过早凋零，也会像吴仙草般终其一生在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的艰辛中依然被遗忘，没有任何地位。

　　《白鹿原》曾被朱寨称之为“扛鼎之作”，无愧于扉页上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1]陈忠实在完成了他的前九个中篇后，站在了历史的高度开始对我们民族的命运进行了思考，在他看来，“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3]

　　“家国同构”的社会理念是传统文化得以存续数千年的历史根源，前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正是这种家国同质联系的体现。《白鹿原》所展现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画卷，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陈忠实以犀利的眼光审视了传统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扰，以超越的思想对民族文化进行了历史性的思考。

　　白鹿原是中国农业社会典型的缩影，在这里人们把生活的理想与人生的追求都寄予在黄褐色的土地上，用汗水换取收成求得生存是他们生活的目标。任何国家、民族、社会的事情只要不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对他们来说都无关紧要。身为族长的白嘉轩与政治有着天然的疏远，即使是改朝换代，他关心的无非也只是以后皇粮还纳不纳这样的与自身利益确切相关的问题，这种寄托着乱世“乌托邦”式的理想也表现了中国农民民主意识薄弱的普遍性，而这种民主意识的普遍缺失就使得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洋人的炮舰在轰击东亚的大门时，我们（中国）比那个依样画葫芦仿照我们的小帝国（日本）更难以摆脱。”[3]

　　“耕织传家久，经书济世长”[1]是农耕社会家族文化的具体体现，也是白嘉轩治家的基本方略。他从岳父那里带回的罂粟种子使他很快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但他依然只雇一个长工，我国封建经济的长期稳定在这里也可以找到答案。白嘉轩虽然重视教育，但教育的内容必须是传统儒家文化，对于所谓的新学则嗤之以鼻，白鹿书院关闭后他不再同意儿子上新式学堂的要求，他思想中的这些保守、落后的因素也是传统文化中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

　　民族稳定是个体向心力的集结，白嘉轩挺直的腰板正是这种向心力的精神支柱。他虔诚的奉行着他所遵守的道德律令，与鹿子霖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鸡毛传帖的交农事件还是为民请命的祈雨仪式，都体现着儒家文化“仁者爱人”的思想。对于白嘉轩这样一个角色，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很难用简单的是非、善恶、美丑观念来衡量他，一方面他是儒家文化“仁义”的实践者，另一方面他也是儒家文化中丑陋的“吃人”恶魔，在白鹿原上凡是触及到礼教的事情中，他都极度的残忍，诸如对田小娥和白孝文的惩罚。对于白嘉轩这样一个集“仁爱”与“吃人”于一身的人，我们不能单一的从某方面对其进行简单地评价，他仁爱与残暴的多重人格是儒家文化在他身上的具体体现，“他不是一味的吃人，也不是一味的温情，而是永远贯穿着不可解的人情与人性的矛盾”[2]这种注重人情却抹杀人性的尖锐矛盾在今天的信息社会依然屡见不鲜，这种精神上的苦闷也是当下大多数人的苦闷，儒家文化至今仍有着积极正确的引导力量，但它也有着无法调和的现实矛盾。白嘉轩在原上就那样自用自己所理解的方式维护着家国文化。

　　朱先生在原上神一般的存在，是人们心中最高理想的化身。他“自幼聪灵过人，十六岁应县考得中秀才，二十二岁赴省试又以精妙的文辞中了头名举人。”[1]虽无心出任仕途，但一心系于天下。当白鹿原成为罂粟的王国时，他亲自出任再现了一场林则徐的禁烟的壮举。饥馑年间，赈济灾民。凭超群的雄辩能力及其在白鹿原的影响只身劝退二十万入陕清兵，使百姓免于生灵涂炭，更令人起敬的则是他抗日请缨的宣言与赴身中条山的抗日举动。在事关百姓利益与民族存亡面前他总是挺身而出，显示出儒家文化“治国平天下”的男儿报复，同样这也是今天的社会中我们应该具有的勇气与信念。

　　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道德楷模，当卢兆鹏在他家偶遇死敌脱身而逃，岳、白二人持枪而追时，“朱先生说道：‘都不是君子！’”[1]这似乎让人觉得即可笑又可悲，可笑的是在那种激烈的斗争时代谁还会去顾及道德，要不又怎么会有黑娃被白孝文所利用、迫害的悲剧？而最终虚伪、丧失人格的白孝文却成为新人民XX的县长，这种历史与道德的错位都是在那半个世纪中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激烈的政治斗争所造成的。在风起云涌、残酷的社会变革时代是没有道德可言的，道德只是和平社会的范例。而可悲的是儒家文化真正的“君子”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似乎已不多见，大多数人物质方面越来越富有了，精神方面却越来越贫瘠。在生活中要怎样兼顾物质与精神的平衡是每个个体都应该深思熟虑的问题，这不仅是个人健康发展的前提也是民族健康的根本。

　　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更替中儒家文化自身的种种不合理因素已经成为时代进步的桎梏。朱先生“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1]的名言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正一步步走向衰落。如果广大农民果真一直生活在朱先生所倡导的小国寡民的经济时代里，那我们的民族又怎样进步呢？这也决定了小农思想最终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

　　朱先生是白鹿原的圣人，料事如“神”。他晴穿泥屐、今年成豆以及牛在南方的“神机妙算”均一一实现，集各种智慧于一身在白鹿原“神”一般的存在。“鏊子”说形象、简洁的概括的了白鹿原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局面，“它既生动地描绘了白鹿原式的斗争因“翻”而构成的烈度与频度，又深刻的预示了这种“翻”来“翻”去的闹法给置身其中的乡民们造成的困苦。”[4]黑娃和田福贤之间在白鹿原的戏楼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较量最终只能算是平分秋色，谁也没有尝到胜利的果实，但是贺老大、老和尚甚至乞丐却成为了他们斗争的替罪羊。双方借用权利的“鏊子”烙糊对手的目的没有达到，却烙焦了百姓，正如张养浩所诗云“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饥馑、瘟疫无情虐杀的是百姓，军阀混战受苦受虐的是百姓，国共斗争、中条山抗战牺牲的也是无数秦川百姓儿女，历史在英雄人物手里推进，在百姓生活里演进。这种盲目的斗争无疑暴露了他们的本质特征，目光短浅且具有破坏性，失去了最可靠的依靠力量。当黑娃最后向朱先生问及国共命运时，朱先生一改昔日隐晦言论，坦率地说：“天下注定是朱毛的。”[1]这不仅是置身事外的朱先生对国共两党斗争结果的认识更是他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任何一个xxx的巩固，都必须从百姓的利益的出发，着眼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否则，“不论你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历史都会惩罚你。”[5]

　　著名评论家朱寨称朱先生其人浸润着“天地良心”[2]四字中，朱先生一生粗茶淡饭，两袖清风，为民为国，再死不惜。“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位先生谢世了……再也出不了这样的先生了。”[1]陈忠实借白嘉轩之口表达出对朱先生的赞誉与惋惜，从而思索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未来。

　　“白鹿”贯穿着作品始终，使整个作品充满神话的魅力，寄予着希望。白鹿“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这样的白鹿一旦在人刚能解知人言的时候进入心间，便永远也无法忘记。”[1]这个神话般的白鹿根植于世代白鹿原人们的心中，所以“人们一代又一代津津有味地重复咀嚼着这个白鹿，尤其在战乱灾荒瘟疫和饥馑带来不堪忍受的痛苦里渴盼白鹿能神奇地再次出现，”[1]纯洁而飘逸的白鹿是善良和道义的化身，是儒家文化的具体体现。“白鹿精魂在本质上是一种由小农经济与儒家经典共同铸就的，以宗法色彩为其显著标志的农业文明。”[6]

　　小说中朱先生、白嘉轩和白灵是“白鹿精魂”的象征，朱先生和白嘉轩一生都致力于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以仁、义、礼、智、信为道德标准，其中“仁”为最高准则，追求大同社会理想。作者通过描绘他们身上所凸显的传统文化优秀品质，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未来寄予厚重的希望。即使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依然是我们民族团结与民族进步的灵魂。“xxxxxxx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强调：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的命脉。”[7]面对当前社会低俗文化的充斥，如一夜走红的伪娘，哗众取宠的芙蓉姐姐、凤姐，以及宁愿坐在宝马里哭的拜金女等，重拾传统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期间，主流文化的价值观绝不容许半点差错，否则将会严重影响我国青少年的成长以及国家的健康形象。所以xxx强调“我们必须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7]由此我们也知道对待传统文化的最好态度就是“扬弃”，必须吸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断创新以适应于今天的社会发展。

　　在清末民初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面对新旧势力的冲突以及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儒家文化该如何适应社会找到新的出路呢？白嘉轩、鹿子霖等老一辈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固守于封建堡垒中，对于新一代的思想认知是无法接受的，于是白灵、卢兆鹏等人便被贴上了“离经叛道”的标签。其实这不正是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自我蜕变与自我创新的表现吗？

　　白灵在百灵鸟清脆的鸣叫声中来到人世，这也正是她不同凡响的征兆。白嘉轩将她视为掌上明珠，疼爱有加，为她果敢坚决的性格提供了条件。她大胆向父亲提出上学的要求，成为老师眼中少有的才女，朱先生曾说白灵：“习文可以治国安邦，习武则可能统领千军万马。”[1]毅然背叛父亲逃离家庭进入城里的新式学堂，并摆脱父亲定下的婚姻，一步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加入中国xxxx，甚至后来xxxx就是她心中的“白鹿”。她将白鹿精魂幻化为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力量，寄予白鹿精魂以厚重的民族希望。所以，在她遇难时她的灵魂化作白鹿托梦同时传递给了三位亲人。

　　同白灵一起奋斗的新一代革命者还有鹿兆鹏，他即接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又受到过新思想的熏陶，在自我意识上有着更强的自觉性与独立性，婚后离家走上革命的道路，尽管在探索革命的历程中好几次都险些送了性命，为了理想和信念，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为了全中国的解放，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坚定地承诺如果“什么时候连自己的生命也蚀了就不干了，”[1]深知自己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在革命的历程中，他们始终以救国救民为最高理想而不懈奋斗着。中国正是有着像他们这样的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精神的千千万万社会进步青年才换来了我们民族的独立。

　　《白鹿原》中作者以其“敦厚广博之心谛视着整个民族的苦难，以反思的精神正视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历史”[8]我们的民族从秦的“焚书坑儒”到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再到“xxxx”的浩劫不都是一部部触目惊心悲剧史吗？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过往的历史都没有勇气去面对与剖析，那么未来的发展中谁又能够保证不会再重蹈覆辙,面对儒家传统精髓在新思想面前的衰败，作者站在了时代的制高点书写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秘史，在反思中将传统情感与现代情感相结合，彰显出中国历史的本质，寻求着民族的未来。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北京第1版

　　[2]雷达.《废墟上的精魂》原载《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3]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

　　[4]白烨.《史志意蕴史诗风格》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

　　[5]赵祖谟.《多重历史下的脉动》原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

　　[6]畅广元，屈雅军，李凌泽.负中的民族秘史——《白鹿原》对话.当代作家评论1993,4

　　[7]xxx在几年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8]兰淑会.《“二难”困境与无意义终极–透析《白鹿原》中的历史》河北师范大学2003

　　[9]王仲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原载《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10]李景钢.《<白鹿原>与传统儒家文化》硕士论文西北大学2006年第6期

　　[11]董炜.《<白鹿原>人物悲剧命运研究》硕士论文延边大学2007年第5期

　　[12]马德生.《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与建构》河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9期（期刊）

　　[13]唐云.觅我所失：论《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阐释和留连原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1期

　　[14]田长山.《犁开深沉的土层》原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

　　[15]张林杰.《<白鹿原>历史与道德的悖论》人文杂志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