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形象

摘 要

张爱玲在小说《金锁记》中以女主人公曹七巧的一生为主线,深刻地描写了在男权当道的封建社会中女性的悲剧命运。随着曹七巧不同时期的身份变化,这一人物形象也在不断变化,可以结合其市井家庭的出身、身处封建礼制的社会背景、个体自甘堕落的性格以及心理需求的长期缺失四个方面去剖析导致她形象演变的根本原因。通过解读曹七巧形象的悲剧意蕴,可以折射出女性在亲情与爱情双缺失后命运的悲剧走向,有助于读者解读作品书写传统人性中两代人之间悲剧更迭的目的,同时也传达出作者对于个体需要层次理应得到满足这一观点的关注和重视,给予当代人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金锁记》 曹七巧 身份变化 形象演变 悲剧意蕴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所塑造的曹七巧形象是不断变换的,她起初是一个充满朝气、气定神闲的麻油店之女,嫁入姜家后则成为了人微言轻的姜家二少奶奶,直至夫亡守寡后更是变成了一个歇斯底里的守财奴母亲。导致这一人物形象发生一系列变化的原因有很多,这既是由于曹七巧市井家庭的出身所定,也是因为封建礼制的社会所迫,除了这些外因,其人物本身自甘堕落的性格和心理需要的长期缺失也在不断推动着人物的命运走向悲剧。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则认为,个体行为的动机都是在需要发生的基础上才会被激发起来的,正是由于曹七巧在不同时期的需要都被严重忽视,长期缺失,才成就了这一典型的悲剧形象。本论文将着重分析曹七巧在不同时期由于身份的转化而呈现出来的人物形象,再由此深度剖析其形象演变的成因,深入解读其身上所蕴含着的悲剧意蕴。

一、《金锁记》中曹七巧不同时期的身份变化

(一)气定神闲的麻油店之女

所谓气定神闲,通常是用于形容人闲适的精神状态。其中“气”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元气”,而“神”通俗地理解则是我们口中常说的一个人的“魂儿”。当一个人既具备了满满的元气,又有着灵动的魂儿,那么其便会拥有着人们所向往的那种悠然自在同时又镇定自若的心境。未出嫁前,少女时代的曹七巧便是这样一个充满朝气的灵动女孩儿。

曹七巧出生在一个以经营麻油小店为生的家庭里,这在当时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之下,她家只能算是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市井家庭。曹七巧自懂事以来就在自家的麻油小店里帮忙,买麻油的人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一拨接着一拨,她在店里熟练地操作着那挂在油缸上大大小小的油匙,就如同一个音乐家在摆弄着心爱的乐器,在寻求拼凑出动人心弦的乐曲。在张爱玲的笔下,未出嫁时的少女曹七巧,就是如此的活灵活现,生活得气定神闲又恣意淡定,不愧为麻油店里的一个“活招牌”。而在店里忙碌卖麻油之余,曹七巧还会上街买菜,十八九岁的她,那时候可谓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不但有着滚圆的胳膊和雪白的手腕,还带着生意人泼辣活泼的气势——身着蓝夏布衫裤,在市井小巷中晃晃荡荡。在这一路上,不仅有喜欢她的、关注着她的沈裁缝家的儿子,还有肉店的朝禄,哥哥的结拜兄弟丁玉根、张少泉等声声唤其为“巧姐”、“曹大姑娘”……曹七巧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成人,尽管她并没有富贵人家那种绫罗绸缎的大家闺秀之美,但却不乏市井女孩的满满元气和灵动魂儿。在那时,曹七巧并没有以自己家里是开麻油店为耻,反而是在卖麻油的辛勤劳作中寻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她生活得既忙碌又充满自信,享受着人生中这段悠然自在的青春时光,心底里也有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幻想着未来自己的丈夫是如何健壮,家人之间会如何亲密,子女又将会是如何幸福,曹七巧就是这样和每一个平凡而健康的女孩子一样成长,想象和憧憬着未来。

(二)人微言轻的姜家二少奶奶

人微言轻,通常是用来形容人地位低下,说话不受人重视。在《金锁记》这本小说里只提及了七巧的兄嫂,并没有提及她的父母,也许是早年双亡,也许是别的原因,反正父母不在,对曹七巧而言,这个家中长兄为父。在兄嫂当家的家里,她人微言轻,根本无法拒绝也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即正值年轻貌美之际却要被其贪恋钱财的哥哥曹大年和嫂嫂卖进姜家大院当二少奶奶。那时虽说姜家家道有些许中落,但起码也代代为书香世家,还算是当时的大户人家。一般按理来说,就曹七巧这种麻油店之女的市井身份,是无法与姜家有丝毫牵连的,但无奈那时姜家却有着一个患多年骨痨病的二少爷仍未娶妻,残疾的姜家二少爷自然没办法找到门当户对的亲事,而姜家人也想着能找个人死心塌地照顾二少爷,因此,姜家才会通过媒人介绍让七巧有了做那残废二少爷正室的机会。

正因门第的高攀,尽管曹七巧先前在麻油店时期混得是如何风生水起,如何受市井小民的欢迎,但在姜家人看来其地位还是十分低下的,就如同过了季,蔫了的黄花菜一般,曹七巧只是姜家名义上的二少奶奶,实际上人微言轻,没人看得起她。这从曹七巧去给姜老太太请安时与妯娌们的对话中就能看出一些端倪来,七巧不满自己的住处,说道:“谁叫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1]可见,七巧在姜家不仅是住在偏远的后院,而且在张爱玲笔下,读者也不难体会到,姜家人对待七巧的态度敷衍得很,根本没有人尊重她。就像小说中写道姜老太太知道七巧的哥哥来过门,也是不会专门去迎接碰面的,对七巧家的亲戚,是能避免见面就尽量避免,而关于七巧受委屈一事,她也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连姜老太太都对七巧如此态度,就不难理解大奶奶玳珍为何在家会不接七巧的话茬子,而就算七巧愿意和新来的三奶奶兰仙多说几句,但人家也不太搭理她的原因了。同是嫁入姜家的妯娌尚且如此,就更不用提姜家二小姐云泽了,她更是厌恶七巧到入骨的程度,只要有七巧在的地方,她往往早早地就走开,避免接触。就算是私底下一直与七巧眉来眼去的三少爷季泽提起她来时也只会抿嘴摇摇头,就连姜家的丫头都敢对身为二少奶奶的七巧议论纷纷,评论七巧为低三下四之人……姜家众人对七巧的轻视态度,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曹家和姜家门不当户不对,由此不难想象出七巧在姜家的生活处境。而七巧的丈夫,由于患病残废,终日躺床,既管不了家里的大小事务,也帮不上七巧说话,更使得七巧在偌大的姜家,连一个靠得住的人都没有。七巧的出身决定了她与大户人家的女子无论言行还是举止都大相径庭,七巧的泼辣性子是无法与大户闺秀相提并论的,从小在市井长大的她,自由随性,说话口无遮拦,自然是没有大户人家小姐那般诸多规矩,所以她在姜家才会显得如此格格不入。综上可见,尽管曹七巧在姜家有着身为二少奶奶的名分,但其地位却仍是极为卑微的,没有人会打心里尊重七巧,对于她在姜家说的话均当成是极无教养的疯言疯语,左耳听听右耳便可以出。

(三)歇斯底里的守财奴母亲

尽管少女时期的曹七巧在麻油店时为人有着些许泼辣之气,但其仍是每天元气满满,与大街小巷的街坊们闹腾着相处,是一个精力充沛、有着灵动魂儿的健康女孩。而当七巧被卖入姜家成为二少奶奶之后,因长期得不到周围人的尊重,甚至常常招人冷落,受人白眼,这便逐渐使得七巧的心理变得扭曲,开始有着极强的嫉妒心理,再加之丈夫常年躺在床上,如同死人一般,毫无生气可言,无法满足七巧对男人的种种幻想和欲望,因此,对于七巧而言,便在心底慢慢滋生了自己无法得到的东西也看不得他人轻易获得的想法。七巧的心情在姜家越发变得阴晴不定,就如同一个定时炸弹一般,让人难以捉摸,不知道哪一刻会爆炸。在寻求精神支撑点而不得的时候,七巧渐渐发现了金钱的独特魅力,认为世界上只有金钱才是最靠得住的,因此金钱便成为了其心灵的唯一寄托,她开始试图在金钱这种实体之物上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安全感和满足感,也逐渐形成了扭曲的金钱观。

七巧在姜家度日如年,想必金钱就是唯一支撑着曹七巧在那里继续熬下去的理由了,而七巧也终于迎来了自己渴望的那一天,那便是分家产。歇斯底里一词,通常是用于形容人由于精神的刺激出现的短暂精神失常状态,而夫亡分家后的曹七巧,歇斯底里之态就变得越发严重了,活生生一个守财奴母亲的形象就这般跃然纸上。当九老太爷清算姜家的财产时,尽管七巧肚子没多少墨水,但她却努力地在理解每一句话,生怕九老太爷算少了自己的份。虽说如此,但面对季泽经常性地挪用公款,七巧一家还是如往常一般受了欺负,尽管改变不了什么,但按七巧的性子又怎肯罢休,说什么也得把大家闹个心神不宁,便一个人在屋里捶着胸脯嚎啕大哭起来。七巧在丈夫那里没有得到爱情,却与姜家三少爷季泽一直有些情愫,分家后,季泽去找七巧,他满足了七巧先前想听到甜言蜜语的心愿,七巧也终于沐浴在了爱情的光辉里,可她转念一想,季泽来找她就是为了她的钱,其守财奴的本色终究还是把这两人的关系打回了原形,七巧硬是揭穿了季泽,把他打了出去,七巧就是这般爱的竭斯底里也痛的歇斯底里。

分家后,七巧自然就成了一家之主,独自带着儿女生活,眼见生活越变越好了,但其本性却早已坏透,所谓“虎毒不食子”,可在七巧的身上我们却无法看到女性该有的母性光辉形象。有一次,侄子春熙为保护七巧的女儿长安不跌跤而抱住她,然而七巧看见后却蛮不讲理,偏是要把其对季泽的气撒在春熙身上,说了许多难听的话,逼走春熙。七巧守财奴的本色,更是让长安避之不及,为了与大房三房的孩子作比较,七巧把长安送进了学堂,但却因为长安丢褥单一事,非要去学校兴师问罪,害得长安无颜再去学堂,就算如此,七巧也绝不轻易善罢甘休——非要讨回学费,这让女儿在路上见到同学简直无地自容。这种事情总是一波又一波,就像当有人为长安做媒时,七巧又会整天担忧他人居心不良,图谋自己的家产,而女儿长安从小就对母亲歇斯底里的病态之性习以为常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长安三十岁好不容易与童世舫订婚时,七巧又还是见不得女儿有美满的婚姻,骂其“不要脸”、“不害臊”、找“野男人”等,每天恶语相向。就这样,她试图把自己失去的一切,让子女也步步失去,并在金钱上寻求弥补,以致于到了一种丧心病狂的地步,正如小说中描述那般,或许她唯一不担心谋她财产的人就是儿子长白了,因为毕竟横竖将来都是他的。[1]可那又怎样,她依然没有放过长白,她见不得儿子幸福,最后也亲手破坏了儿子的爱情和婚姻。

三、《金锁记》中曹七巧形象演变的成因分析

(一)市井家庭出身所定

曹七巧出生于一个开麻油店的市井小家庭,这种小商小贩在当时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卑贱的,周围所接触的人身上自然也都充溢着浓厚的市井小民之气,眼光十分短浅,同时还对铜钱味有着天生的迷恋。这一开始就体现在了七巧的哥哥曹大年身上,曹大年身为七巧的至亲,在父母离世后并没有很好的承担起“家长”的责任——对妹妹倍加照顾与疼爱。反倒是因其市井小民贪恋钱财的小性儿,将正值青春貌美时期的七巧卖入姜家给残废二少爷做妻子以获取一己私利,并与姜家大院攀上永久的关系。其次,在哥嫂去姜家走动看望七巧时,七巧的嫂嫂身为女人,知道七巧受委屈后,不但没给出什么实质性的主意,反倒是劝七巧多吸鸦片烟,说是平肝导气,实在是妇人之仁,毫无见识。

就七巧本身而言,在市井中长大的她每天接触来往的都是市民和小贩,因此并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多高的眼界,因此在日常的耳濡目染中,性子泼辣、说话口无遮拦、八卦、爱多管闲事等等的市井小民之气无一不体现在其身上。虽然她并不十分情愿嫁给患有骨痨的二少爷,但究其内心深处也并非十分排斥,因为在七巧看来,嫁入姜家为二少奶奶已成了不可改变的事实,倘若自己极力反抗,哥嫂和自己都会因此招来大麻烦,而嫁入姜家,毕竟是大户人家的少奶奶,至少自己往后的生活不愁保障,哥嫂也能获得好处和面儿。

在曹七巧的内心深处,她还是有着一颗渴望攀附权贵的心,希望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只是没有想到在这条路上会走得如此艰辛。正是由于七巧从小生活的市井环境和出身,导致了她没有养成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没有意识到幸福是要通过自己双手去创造的,爱情是要靠自己去坚决捍卫的,她甚至把嫁入姜家视为改变命运的起点,没有为自己的未来去做那么一点点的抗争,一点点的努力。她或许还曾幻想嫁入姜家能就此改变自己和哥哥嫂嫂的命运,起码是有那么一点帮助也就满足了,却不曾想到呆在姜家的生活是如此的煎熬。由于市井家庭的出身,自身又缺乏见识和一定的独立能力,因此等待她的就只能是姜家人的白眼与冷落以及满足不了其自身基本需要的深渊大院,而其二少奶奶的头衔更是形同虚设,得不到姜家任何一个人打心底里的尊重,可谓是自己亲手将幸福埋葬。

(二)封建礼制社会所迫

曹七巧生活的那个时代,正处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沿袭着男尊女卑的传统,种种封建的礼制束缚着人心。在社会上弥漫着沉重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之风,谁若是敢有所违背,这便是天理难容的。而对于传统女性的婚姻而言,也向来有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说法。因此,以“长兄为父”的七巧服从了婚姻的安排,嫁到了姜家,后来七巧虽然也切实地体会到了残废丈夫那像是人脚发麻般触感的肉身,但却也没有勇气逃离,所谓:“生是夫家人,死是夫家鬼”,她默默地承受着姜家人对她的冷嘲热讽和照顾那瘫痪在床,除了生育一无所用的丈夫。

在那个封建礼制社会,对于哥哥曹大年和嫂子,七巧尽管也曾恨他们狠心抛下自己,但她还是有尽“孝道”的,就像在哥嫂来看望自己时虽免不了争吵但也还不忘把许多好东西都让他们带走,就连丫头小双都说道:“装得满满的进来,一样装得满满的出去。别说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就连零头鞋面儿裤腰都是好的!”[1]对于自己二少奶奶的身份,七巧为维护名声,也只能忍耐忍耐再忍耐,默默恪守着妇道,任劳任怨为姜家生儿育女,照顾丈夫起居,打理家庭大小事务。

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正是这封建礼制横行的社会,把一个原本天真烂漫的曹大姑娘渐渐逼迫成了丧失理智的姜家二少奶奶,七巧在姜家是那么的孤独,无依无靠,没有人会听她倾诉心中之苦,她只得压制自己对情欲的需求,用刺耳的言行把自己软弱的一面伪装起来。所谓刀子嘴豆腐心,其实在姜家生活的那些年,曹七巧尖酸刻薄的形象背后依然藏匿着那个渴望他人关怀与照顾的小女孩。

(三)自甘堕落性格所害

如果说曹七巧一生的悲剧是由于其市井家庭出身所定和封建礼制社会所迫这两个外部因素造成,那么究其自身的原因,将七巧最后推向如此结局的根源就莫过于其自甘堕落的性格了。

七巧的出身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确是不幸的,但导致其人性一步步走向扭曲深渊的深层原因更多是在于其性格的堕性。在当时的社会处境下,七巧对于自己的婚姻大事是无法做主的,只得任由安排嫁进了姜家,可在姜家的日子里,七巧明知出身不如人,但还仍是不反省自己不受欢迎的原因,不努力做出改变,她的嘴依然这样敞,脾气依然这样躁。在当丈夫和姜家的老太太离世后,七巧凭借着自己的一双儿女获得了分家的权利,她也终于实现了多年来的梦想,在被人欺压的日子里翻了身,成为了与儿女共建的小家中的一家之主,是享有了封建家长权威的。而就当读者都认为,七巧的生活逐渐变好,会转变那个扭曲的人设,将小说的结局推向好的一面时,剧情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逆转。七巧并没有因有了权和钱,而去反省自己,纠正自己已偏离了正常轨道的心理,重新开始生活,反倒是任由其性子继续堕落,进一步走向“变态化”,进而导致其分家后还产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恋子”和“妒女”之心。她不仅没有让女儿长安和儿子长白避免重走自己的不幸之路,也没有给予他们在成长路上自己所缺失的一切,反而剥夺了他们的幸福和自由,让悲剧延续下去。

她为了把儿子长白留在身边,不让其与儿媳同房,不惜拉扯儿子借点烟彻夜长谈私事,还将儿媳的闺房之事当着亲家母和众人之面故意提及,让儿媳芝寿颜面扫地,最终含恨病死,实足一个万恶的婆婆。而在芝寿病逝后,七巧本可以醒悟过来,为儿子寻觅一个儿媳好好对待,可是七巧并没有,表面上她虽是给长白继续找了个妾绢儿,但实际上也只是为了继续将儿子留在身边,满足其“恋子”的一己私利而已。尽管小说没有细细交代七巧如何对待婚后的儿媳绢儿,但其最终也吞生鸦片自杀,我们就不难想象七巧又是继续用何种手段对付新儿媳了,而也正是由于这两段婚姻的经历也致使得长白不敢再娶,变得只能终日混迹于妓院。同时她对女儿长安也蛮横地行使着母亲的特权,先是逼迫长安在开始解放缠足的时代还继续裹小脚,后又因被褥丢失的小事,大闹学堂,害得女儿不得已退学。当好不容易长安有追求者上门提亲时,七巧又害怕他人图谋自己的财产而斩断了女儿的姻缘,可就算是这样,七巧也并不觉得自己哪里做错了,还认为这是在保护女儿,继续任由自己霸道的性子堕落下去,说一不二。长安在三十岁时的最后一段适合的姻缘也被亲生母亲无情破坏掉,就是这样,长安被伤害得体无完肤,甚至比长白更早断了结婚的念头。这一家子人,正是因为曹七巧那自甘堕落、不思反省的性格,致使没有一个人能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她把每个人的人生都弄得支离破碎,人不成人,家不成家。

(四)心理需要长期缺失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个体行为的动机都是在需要发生的基础上才会被激发起来的,他把动机看做是需要,认为动机由各种不同性质的需要组成。而在不同时期的曹七巧,随着身份不停转换,由气定神闲的麻油店之女到人微言轻的姜家二少奶奶,再到歇斯底里的守财奴母亲,这三个阶段的形象变化,究其根本源头,都是与其在特定阶段各种需要未能得到满足有关。就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划分,人的需要有着七个层次,这些需要若按先后顺序和高低层次之分,即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认识和理解的需要、审美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从低级到高级排成一个序列,较低级的需要至少达到部分满足后才能出现较高级的需要的追求。其中前四层需要称为人的基本需要层面,为人所共有,是生存所必需的,后三个层次的需要称为人的成长需要层面,是非生存所必需的,也非人人都具有,但对于人们适应社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动物与人的区别所在。

当曹七巧在还处于麻油店的“活招牌”时期,她之所以有着气定神闲之态,是一个有着满满的元气和灵动的魂儿的健康姑娘,是因为虽然七巧出身于小小的麻油店家庭,但在其成长的路上却并没有缺少人的基本需要,那时候的七巧在生理需要上得到了满足,能够通过经营麻油店获得生存;在安全需要上得到了满足,她是受哥嫂保护的;在归属与爱的需要上得到了满足,麻油店虽小但却能让七巧有归属感,而在日常生活中也不乏有男人对她关注;在尊重需要上也得到了满足,在站台卖麻油的时候,她成为了大家所公认的麻油“西施”,在市井的生活中获得了被人认可、关爱、赞许等维护其自尊心的需要;那时候七巧也有着认识和理解的需要、审美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譬如她会有着正常人的好奇心和对一切未知事物的渴望,想像着自己未来生活以及另一半是如此的健壮。

反观当七巧被卖进姜家成为二少奶奶后的人微言轻之态,后又发展成歇斯底里的守财奴母亲,不难发现这正是由于其各种需要开始缺失所致。首先是其在生理需要的层面上长期得不到满足,小说中七巧和玳珍说道:“真的,连我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越想越不明白!”[1]可见其对性欲得不到满足的控诉。七巧的丈夫是只有生育功能的残废,床上坐起来也没有三岁的小孩个头高,他无法给予七巧所需要的婚姻激情,同时也抹杀掉了七巧对于自己另一半的幻想,而在此时七巧只得把自己年轻时幻想的美好爱情寄托在了花花公子季泽的身上,她曾试着在姜家与季泽如同情人般你一言我一语的调情,但季泽虽也曾对七巧产生情愫,却也惹不起七巧,便日复一日地慢慢损耗着七巧的情欲,使得七巧在爱情萌芽之际就被扼杀了那旺盛的情欲和性欲需求。正是因此,七巧长年压抑着自己的生理需要,难以排解,才会导致分家后其“恋子”行为越演越烈。

其次,七巧在安全需要的层面上得不到满足,七巧是由于哥嫂贪图钱财才被卖进姜家的,在唯一至亲的人将其抛下之后,七巧失去了原有被家人保护的感觉,即安全感缺失。而在进入姜家起初,七巧被姜家人时时刻刻盯着,怕其逃走或做什么出格之事,对其也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威胁之力,使其更加不断地压抑自己,急于寻求释放的出口。因此,七巧的守财奴性子才会越发明显,就像在分家前,当哥哥嫂嫂来走动姜家时,七巧会竖着其一身刺猬般扎人的尖刺,与哥哥曹大年你一言我一句的斗嘴说道“我稀罕你?等我有了钱了,我不愁你不来,只愁打发你不开!”[1];分家后又时刻担心谁在图谋自己的家产,事事警惕,在她的认知观念里,认为世界上除了金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靠得住的。

再次,在归属与爱的需要上得不到满足,七巧因其市井家庭的出身注定不可能会在姜家大院获得归属感,她无法被周围人所接纳,日常也自然得不到所需要的爱护、关注、鼓励和支持等基本需求。在姜家的七巧是无依无靠的,一无所有的,因此,才会导致分家后,七巧也强势抹杀掉长安和长白的归属与爱的需要,在她看来,她不曾拥有的,就谁也不配拥有。

最后,在尊重的需要上七巧就更得不到一丁点的满足了。在姜家,七巧的自尊心不断地遭人践踏,从丫鬟的对话中可见七巧在姜家的地位是如此卑贱,小说开篇凤箫问小双是不是七巧的陪嫁,小双却冷笑着说:“她也配?”,“龙生龙,凤生凤”[1]之类难听的话语更是不绝于耳。不难想象,姜家的其他人是如何对待七巧的,相较于在麻油店站台时的她,虽然要靠自己的叫卖和劳动赚血汗钱,但起码人活着有尊严,她的劳动是被人所认可的,众人对她是关爱和赞许的。在姜家受尽冷言冷语,尽管七巧做出过自己的反抗,她用尖酸刻薄来掩护自己的无助,但在面对姜家大院的这种长期尊重缺失的情景,仅凭一己之力,她最终还是无法与之抗衡,她的心理在一步步地扭曲,走进死胡同。因此,分家后,她才会对儿媳芝寿的严苛和冷嘲热讽,就连自己女儿也逃不过她那张恶毒的嘴,尊重需要的长期缺失,让她潜意识里已不会尊重他人,只会让他人也颜面无存。

就是如此,七巧在人的基本需要层面上全部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缺失,导致其无法去正常地发展人的成长需要,无法去进一步地寻求他人的理解和尊重,无法继续追寻自我的审美以获得自我实现,这个在精神上臻于真、善、美合一的至高人生境界的需要。按马斯洛人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说,七巧也正是由于多种需求的缺失,才会导致其行为的极端,以至于有了其在分家后的“恋子”、“妒女”等种种变态行径的出现。马斯洛还认为,一旦人的基本需要层次出现了长期缺失,那么在未来也是难以弥补回去的,因此七巧才会在心理病态发展的路上一去不复返,非得让自己的子女都沦落得如其般惨痛的下场。

四、《金锁记》中曹七巧形象的悲剧意蕴

(一)折射出女性在亲情与爱情双缺失后命运的悲剧走向

曹七巧唯一的亲人就是哥哥曹大年和嫂子,然而他们却在七巧最好的年纪把她卖进了姜家大院当残废二少爷的妻子,哥嫂这一举动,不仅让七巧对他们感到极其心寒,而且也葬送了七巧身为传统的女性来说最看重的亲情和爱情。

女性在古往今来都被看作是一个弱势群体,何况是在当时男权当道的封建社会,那些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长兄为父”的封建伦理道德,使得七巧不得不服从哥哥安排的婚事,但其认命接受了如此安排后,同时也会对至亲感到恨意,小说中七巧曾对哥哥说道“我只道你这一辈子不打算上门了!你害得我好!你扔崩一走,我可走不了。你也不顾我的死活。[1]”可以充分感受到七巧在姜家是多么的无助,对亲情感到多么的绝望。尽管七巧只在嘴头上抱怨,在行为上却让哥嫂捞走不少好处,但究其内心来说她也会对自己丧失了亲情而感到万分悲痛。七巧嫁入姜家后的另一个至亲便是其丈夫了,可他又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肉体,而七巧却也不得不在男权当道的社会下服从着那些“三从四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是夫家人,死是夫家鬼”的礼教束缚。她不能做任何出格之事,因此她的性欲和情欲都无法被充分的满足,当其把对爱情的渴求转向季泽时,季泽也只是与她有着绕迷宫般的暧昧,却依旧没有给到七巧爱情的甘露,为了守妇道,七巧只得选择无声的反抗,不断地压抑自己,直到心理变得扭曲变态。

作为一个被封建礼制禁锢的传统女性代表——七巧,她经历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亲情与爱情双缺失的悲剧命运,在丈夫去世,与姜家分家后,她不仅没有扭转悲剧的走向,反而残忍地让自己的那双儿女继续去经历亲情与爱情缺失所带来的痛苦。七巧成为了一个歇斯底里的守财奴,没有像正常母亲一样去关心和疼爱一双儿女,她还粗暴地干涉子女的爱情和婚姻,导致长安与长白对亲情和爱情也彻底寒透了心,长白不敢再娶,终日混迹于妓院,长安更是早早断了结婚的念头。七巧用她那沉重的枷锁劈杀了自己的儿媳芝寿和绢儿,也害她周围的人没了半条命,就连她自己也能清楚地认识到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也恨她。[1]可她就是始终都无法摆脱这把黄金的枷锁,直至戴着它死去。七巧出身市井,她没有接受过新思想的教育,她觉得命运不公,但是思想所限,她也无从反抗,在经历了亲情和爱情双缺失的命运后,她从内心就认同了那“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不但不会做出逾越于此的反抗,而且只会任由自我的心理不断扭曲与异化,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施害者。由此可见,以曹七巧为代表的那一时代的中国女性,在亲情和爱情双缺失后,很难摆脱其悲剧的命运走向。

(二)上演着传统人性中两代人之间的悲剧更迭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1]张爱玲的《金锁记》妙就妙在其结尾给我们留下的悬念,好一个“完不了”,七巧的悲剧一生在她的下一代,即女儿长安和儿子长白的身上继续更迭上演着。

分家后,七巧先是不断地给长安灌输自己在季泽身上得出的教训,告诉她天下的男子都是一样混账,然后再给她灌输他人都是贪图自己钱财才接近自己等扭曲的价值观。因此,尽管长安有过很多次步入婚姻的机会,但都在七巧的干涉下草草了事,而真正让长安断了结婚念想的,就是连在三十岁时与童世舫的爱情都被七巧活生生地破坏掉,使得长安最终也只得抱着鸦片烟像母亲一般孤独终老,自己亲手埋葬了所向往的爱情。其次,七巧非得在不兴裹小脚的时代,就算是长安鬼哭神嚎也要给其裹脚,用封建礼制捆绑女儿,使其缺乏在家该享有的归属感与爱。再次,针对长安在学堂不见褥单的小事,七巧暴跳如雷,要到学校兴师问罪,丝毫不给女儿留面子,就连长安最后决定要退学,七巧也要为拿回学费去羞辱校长,使得长安在街上见到同学脸上只能红一阵白一阵,无地自容,[1]让其尊严扫地就如同七巧在姜家因出身让众人看不起一般。而长安面对七巧的家长权威,却只得在夜里默默哭泣,还不能让他人听见,像极了七巧在姜家受委屈后只敢在哥嫂面前默默抹泪,自己默默忍受。最后,长安就连得了痢疾,七巧也只会劝其抽鸦片烟减少痛苦,与当初七巧嫂子劝七巧在姜家多吸鸦片烟平肝导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就这样,长安渐渐地学会了挑是非、使小坏,从言谈举止来看,谁都会说她简直就是活脱脱的一个七巧摸样。

七巧也一直想把儿子绑在自己身边,于是儿媳芝寿从一进门就不受七巧待见,她总是想挑芝寿身上的毛病,说其嘴唇厚,又笨,还说自从其进了门就诸事不如意,不仅如此还将儿子招供的房事秘密公之于众,让芝寿听到这些话,尊严碎了一地,急得只待寻死,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这些故事情节,与七巧嫁入姜家时简直是如出一辙,在姜家,就连丫鬟都敢对七巧麻油店之女的身份议论纷纷,指桑骂槐,更别说其他人会给她好脸色了。七巧把这些年受过的委屈、不公、怨气通通转化到儿媳身上,而这也只是芝寿沦为七巧的第一步,另外,七巧为了进一步满足自己变态的“恋子”心理,故意引长白为自己点了好几晚的鸦片烟,让芝寿独守空房,让其像自己之前在姜家般那样忍受着对男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折磨。芝寿就是这样,在嫁给长白的这些日子里,一步一步地走向精神奔溃的边缘,她觉得自己就如同处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在这里,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也不像个婆婆。[1]她的尊严像七巧当年在姜家般被人随意践踏,还要如七巧般长期守着活寡。而就长白而言,分家后,他长期在外面赌钱、捧女戏子、逛窑子,十足像是季泽的模样,结婚后在七巧的挑唆下又与芝寿不合,更是频往花街柳巷走动。为了留住儿子在家,七巧也是变着法子哄其吸鸦片,一生浑浑噩噩,一事无成,与姜季泽的人生轨迹别无两样。

五、结语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令人感到既可悲又可恨的人物,她可悲地出生在一个男权当道的封建社会,受着封建礼制的压迫,加上又出身市井家庭,没有得到良好的教养,更可悲的还是面对着哥嫂的无情和姜家人对她的冷漠,以至于七巧在面临亲情与爱情双失的情景下,只得抓住黄金锁这棵救命的稻草,成为一个歇斯底里的守财奴,在心理扭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变态到令人害怕,残忍到令人发慌。分析曹七巧不同时期的身份变化和性格特点,分析这一人物形象发生转变的原因,可以让我们透过人物形象窥见其背后的悲剧意蕴,我们不难理解曹七巧在亲情与爱情双缺失后命运的悲剧走向,在小说结尾也不难预测在曹七巧家继续上演着两代人之间的悲剧更迭。这些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解读这部作品,了解人物形象的塑造,明白马斯洛所划分的人类七个需要层次,尤其是基本需要层面对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来说被给予充分满足有多么的重要,因此,我们在今天,更应该去引以为戒,避免有同样悲剧的更迭,出现更多的“现代七巧”。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著.《张爱玲作品集》.北京: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年版.

[2]杜雨季.幽闭空间中的爱憎与反抗——谈《金锁记》中曹七巧的人物形象[J].汉字文化,2019(07):43+82.

[3]刘迎晓.金枷锁下的悲情人生——解读《金锁记》中曹七巧的人物形象[J].中国教师,2013(S1):288.

[4]谢建红.“黄金枷”里的“困兽”式挣扎——谈《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形象[J].新西部,2018(32):112-113.

[5]杨云秀.张爱玲《金锁记》中曹七巧的人物形象解读[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7,37(08):30-31.

[6]张玮.曹七巧悲剧形象探析——读张爱玲《金锁记》[J].语文学刊,2010(07):53-54+91.

[7]孙正军.可憎可怜的疯妇——试论《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形象[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8(10):103-105.

[8]毛雅娟.张爱玲《金锁记》中女性悲剧的探讨[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02):172-173.

[9]韩晶.《金锁记》中曹七巧悲剧命运的三个维度[J].文学教育(上),2018(01):26-27.

致谢

时光荏苒,转眼已临近毕业,毕业论文的完成将为我的大学学习与生活画上一个句号。首先,本文是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与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在论文的每一个指导环节,她都寄予了我无限的关心与帮助,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与高度的敬业精神着实让我感到钦佩,正是有了老师不辞辛劳的指导,我的论文才得以顺利完成,真的十分感激。其次,我还想借此机会,在此感谢对我有所帮助的师兄师姐、同学、朋友以及亲人,是你们一直在鼓励我前进,让我不断地进步。

最后,我要在此对所有关心与帮助我的老师和同学表示由衷地

论《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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