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教育童话异同辨 ——以《没头脑和不高兴》和《木偶奇遇

　　　　童话，作为儿童文字所特有的文学品类，滋润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韦苇先生说过:“童话是以‘幻想’为一岸，以‘真情’为另一岸，其间流淌着对孩子诱惑的奇妙故事。”[韦苇:《世界童话史》，江苏少儿出版社1999年版，第l页。]无论是在夏夜的蒲扇轻摇中，还是在冬日暖暖的火炉边，白雪公主、灰姑娘、小红帽、田螺姑娘等等永远是孩子们枕边的梦，是孩子对现实世界的幻想理解与把握。具有独特品性的童话就这样从远古走向现代，从口耳承传到多种媒体的传播，绵延不息，虽也有波峰和低谷，但在孩子们的阅读视野中，它却占据了永恒的一隅。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童话，都以其不衰的魅力征服着想象力极度丰富、感情稚嫩的孩子。但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传统积累与现实环境的不同，即使是同类题材的童话作品也显现出了迥然有异的主题取向和审美追求。对于中西童话的比较研究，文学界多分析其思想内容、艺术风貌、创作动机等方面的不同，研究领域也只局限在童话的叙事文体方面，其他方面则鲜有问津。本文试图通过中西教育童话典型例子的比较，来增进中国童话文学和西方童话文学的了解与沟通。

　　（一）教育童话及其特点。教育童话是儿童文学的组成部分，包含着丰富的美的内涵，它既是对现实的创造、超越与升华，又是一个民族对下一代的精神传递，是作家对儿童情感发展的深情关注和对儿童价值趋向的艺术引导。教育性始终是教育童话的基本属性之一,对儿童成长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在教育童话的发展历史中,教育性一直以显性或隐性的特征存在于其中,甚至在某个时期左右了其作品的创作。“20世纪最具想象力的童话大王”罗尔德·达尔,他认为儿童文学的创作目的在于阅读过程中让孩子频频发生惊讶和快乐的感受。实际上,这种让孩子频频发生惊讶和快乐的感受就是一种教育,是情感和想象力的教育。教育童话提供给儿童的,是关于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一切内容,生活的,生命的,甚至是哲学的内容。它带领孩子周游世界,为他们提供体验陌生生活的机会，它帮助孩子发展更为丰富的感知、欣赏能力,以及确立自己的价值标准的自主能力。

　　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考察教育童话给予了儿童什么样的教育和启示。1、认识自我。教育童话能影响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学习能力,成长应变能力,选择朋友、伴侣和职业的能力。教育童话作品正是从人的生命深处唤起儿童沉睡的自我意识,将儿童的创造力、生命感、价值感唤醒。2、与他人相处。海德格尔说:“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与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此在本质上是共在。”[海德格尔,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M],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生命并非是孤立的、单子式的存在,而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共同存在,而理解、宽容、给予、合作、信任……都是共存的基石。每一个观念都像一颗种子,种子的发芽、生长、开花,要从水分、空气、阳光、泥土中吸取养料。孩子们的心中并不缺乏这些观念,但他们观念的成熟与成形需要周围人在精神上予以补充、帮助和发展。我们的教育童话告诉孩子们。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你就应当怎样对待别人。3、融入社会。儿童生活的大环境是社会,与儿童生活息息相关的小环境就是学校和家庭。学校、家庭与孩子心灵的冲突在教育童话作品中相当尖锐和突出。孩子在教育童话作品中敏感地意识到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自信、自主、独立的判断、沟通、合作、理解、给予各方面的能力,为解决实际生活中的矛盾而从中得到启发和帮助。儿童要成为一个理想的具备美德的人就必须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接受来自成人社会的各种信息以调整自我、适应环境，这其中包括接受文明的诸多制约与禁忌，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成长的过程就是接受某种文化的精神塑形以培养某种道德的过程。教育童话在潜移默化中将这种价值观念、生活理念传达给儿童，成为他们了解世界的规则和文化，寻找到通向未来生活的一条通道。

　　（二）从教育活动的特点“窥”中西教育童话的共性。

　　中西教育童话都具有对真、善、美价值理念的颂扬和对理性的思考。表现的成长大多指的是现代意义上的青春期成长，即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时期。这个阶段的每一个少男少女都必将突破生理、心理的旧有状态而不断向前发展，达到生命形态新的平衡。在中西方教育童话中，促使心灵成长的动力和契机并不一致成长的方式则相应呈现出不同形态。在富含教育意味的教育童话中，融入社会所必需的品质的缺失往往是导致他们出走的重要原因，卡洛·科洛迪笔下的小木偶匹诺曹顽皮、淘气、贪玩、爱说谎，自我意识很强，自控能力差，由此导致被骗离家；金斯莱笔下的水孩子肮脏、无知、爱说谎，在老板的压迫和主顾的误会中被迫出走；尼尔斯出走前则是一个顽皮、不爱学习、恶作剧的小男孩。他们都是在经历了种种险境之后，才完成了自己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成长方式。他们摆脱困境往往不再单纯依靠神奇的魔物，而是依赖于对内心欲望的抑制和各种美德的获得。

　　首先，从不同侧重点对人生与人性的思考。《没头脑不高兴》关注的事情都是社会现实生活中最为常见的那些小问题，并从这小问题里发掘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关注儿童的生活。《木偶奇遇记》则注重一种精神思考，一种对于善恶、对错的儿童本性的拷问，书中出现的众多人物或动物，也担任了寓言中代表品质、信仰和性格等类型人物的角色，如代表道德说教、死而复生的蟋蟀先生，象征堕落、偷盗的狐狸与猫，寓意万能的上帝，具有严格的家长形象的仙女。而在成长路上遇到的各种威胁和诱惑都是对匹诺曹的儿童心灵的艰险与考验。在这种考验中，匹诺曹才真正懂得狐狸和猫的假和恶，仙女和杰佩托的善。

　　其次，中西教育童话都注重对儿童进行自信培养和教育，他们能增强儿童的自信心。让儿童按照自己所固有的内在本性的要求去支配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追求。儿童文学作品正是从人的生命深处唤起他沉睡的自我意识,将人的创造力、生命感、价值感唤醒。教育儿童树立自信的精神是教育童话的任务之一，中西方童话教育价值的共性也在于对儿童的自我成长和自强自信精神的培养。《木偶》里的匹诺曹被鲨鱼吞吃后，遇到自己的爸爸时面对爸爸的无奈，勇敢的说“那么，我的爸爸，”匹诺曹说，“咱们没有时间可以错过了。必须马上想办法逃走……”；“那有什么关系？……您就骑在我的肩膀上。我是个游泳好手，可以安安稳稳把您带到岸上。”“您试一下就知道了！万一咱们命定该死，咱们就拥抱着死在一起，这至少是个很大的安慰。”匹诺曹二话不说，拿起蜡烛，走在前面照路，回头对他爸爸说：“跟着我走，别怕。”现在的匹诺曹已经由一个爱说谎的小孩变成了一个有责任心、自信心的小伙子。与之异曲同工的是《没头脑不高兴》里的没头脑在遇到仙人，一觉醒来之后非常坚决的改掉了自己的坏习惯，成了一个做事认真、不邋遢的好孩子这一转变过程中也体现出其坚定的决心。而这种责任心与自信心通过童话，使儿童在阅读的过程中润物细无声的吸收转化，成为自身的一种美好品质。很多童话故事可以给孩子美好的憧憬，让孩子勇敢面对成长中的烦恼，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认识自我，坚定自己的信息。《长袜子皮皮》讲一位小姑娘,她一个人住在一栋小房子里,生活完全自理,富得像一位财神,壮得像一匹马。她所做的一切几乎都违背成年人的意志,不去学校上学,满嘴的瞎话,与警察开玩笑,戏弄流浪汉。她花钱买一大堆糖果,分发给所有的孩子,她的爸爸有点儿不可思议,是南海一个岛上的国王。这个完全颠覆大人眼中好孩子形象的女孩,这个乱七八糟却又神奇无比的“皮皮”几乎可以说是孩子们意愿的集中体现,她之所以风靡世界显然不是因为教会了孩子们如何不守规矩,而是她纯真自然的童心和不可思议的想像力,为很多人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感觉。她经常给在天上的妈妈说“放心吧，妈妈！我会照顾我自己的！”；她敢把本格特几个欺负小孩子的坏孩子扔到树上，她做的事情在大人眼里都是不合乎常规的，却又深的孩子们的拥护，她的自由自在，她的善良、自信、勇敢是林格伦为女儿卡琳创造的一个非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的形象，她成为孩子们的新偶像。

　　再次，中西方童话都拥有着以智慧与幽默开启儿童智慧的特点。他们可以帮助儿童潜移默化中深刻的习得智慧、善良和美德。童话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如《木偶奇遇记》中杰佩托，让儿童从中能学习到劳动人民的朴实与睿智、善良的一面。杰佩托善良、勤劳一生辛辛苦苦的劳动却仍然过着贫苦的生活，但他却没有怨天尤人，一直乐观的生活。在创造了匹诺曹以后，卖了自己唯一的短上衣，供匹诺曹买课本上学，在匹诺曹一再的撒谎、逃学、惹祸时，仍然没有放弃他，孤身一人到海上寻找他，这种执着、认真、乐观的精神在古今中外的童话中比比皆是，如安徒生《园丁与主人》中的园丁，《葫芦兄弟》里的老爷爷等。而童话作品中的怪物和丑恶行为从负面让儿童感受到人性中的美德，故事结局对妖魔鬼怪的惩罚，可以帮助儿童减轻内疚和懊悔心理，使他觉得自身的邪恶冲动已被清除。童话就是要把想象、诗意和现实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表现具有教育意义的主题和对历史、现实、未来的思考，将善良、勤劳、勇敢等美好的品质传输给儿童，传承下去，这一点是中西共通的。

　　中国教育童话更注重将教育的意识鲜明、形象地体现于故事中，具有很强现实主义和理性色彩；西方教育童话则更注重将儿童天性、张扬与儿童成长的教育需要两者的内在关系结合在人物身上。

　　（一）从童话环境的营造看，中国的教育童话更贴近现实、生活感、实际感。《没头脑不高兴》、《宝葫芦的秘密》、《下次开船港》），都是从现实切入幻想，而西方的教育童话则直接营造幻想、虚拟的世界。《没头脑不高兴》是因为没头脑与不高兴在现实生活因为自身性格的缺点，屡屡碰壁，所以借助仙人的指点，到达了成人后的世界，发现自身的问题，而又最终回归社会、回归现实。而《木偶奇遇记》则从始至终都充实着一种浪漫性和虚幻性，主人公皮诺曹本身就是一个幻想出来的人物“一个被赋予了灵魂的木头”，因为不想劳动就收获，听信了狐狸与猫的鬼话；他因为太饥饿而去偷葡萄，结果成了农夫家里的看门狗；他因为想看难得一见的鲨鱼，不去上学，最后成了绿油油渔夫锅里的木偶鱼；就在他快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孩的前一天，他在犹豫了好几个小时后，最终“抵制”不住好朋友小灯芯的鼓动，跟他一起去了一个“一年365天，天天放假”的国家，可是没过几个月，他居然变成了一头小驴子，还被卖到了马戏团，甚至差点被剥了皮做大鼓……这些故事都是充满了奇崛鬼怪的幻想，想想出来的“活了的小木偶”，在一个离奇世界里的曲折经历，体现了西方教育童话在环境的营造上更倾向于直接切入幻想的世界的特点。

　　（二）从创作思路看，中国的教育童话有鲜明的教育理念与时代精神。任溶溶创作的《没头脑和不高兴》就是“让孩子们经历大人的事，犯大错误”。“没头脑”做起事来丢三拉四，总要出些差错。“不高兴”总是别别扭扭，你要他往东，他偏往西。别人劝这两个孩子改掉坏脾气，他们都不以为然，为帮他们改正缺点，暂时把他俩变成了大人。“没头脑”当了工程师，“不高兴”做了演员。“没头脑”设计了一座一百九十九层高的少年宫大楼，楼造好后，才想起没设计电梯，结果孩子们为了在这个大楼上看戏，要带着铺盖、干粮爬一个月的楼梯，这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设计师自己，因为“没头脑”也参加了少年宫开幕式。“不高兴”在开幕式这天演“武松打虎”，他扮演老虎，戏演到紧要关头，他的老脾气又来了，本来老虎应该被武松打死，可是他偏不高兴死，反而把武松打得东逃西躲，二人一直打到台下。台下的“没头脑”正看得纳闷，“不高兴”却打到了他的身上，于是“没头脑”在前边跑，“不高兴”在后边追，两个人从楼上滚到楼下，跌得腰酸背疼。通过这次教训，两个人决心改正自己的缺点。他们仍旧变回到儿童时代。透过这些情节的表述，通过对缺点的夸张引起少年儿童的注意，从而改正自身的缺点，以达到受教育的效果。此外还有还有郑渊洁的代表作《皮皮鲁外传》,皮皮鲁的所见所闻却有着“社会现实意义”[郑渊洁：《皮皮鲁外传》[M],，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140页。

　　4舒伟：《中西童话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皮皮鲁首先看到的是人人都多长了一只势利眼的三眼国,接着他又见到了开会成瘾、不开会就难受的一二三四五总统,这些无疑都是作者对某些社会问题的不满,在故事的结尾作者说:“亲爱的男孩子,你们看,由于皮皮鲁的淘气,给地球惹了一场多大的祸呀!”[]似乎这样才使作品变得更具有现实意义。从深层的原因上分析，中国人一直比较注重的实用理性，也就是比较注重现实层面的东西，所以即使在童话这个充满玄想的世界里还是一直有挥之不去的现实影子。《没头脑不高兴》关注的事情都是社会现实生活中最为常见的那些小问题，并从这小问题里发掘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关注儿童的生活。

　　而西方的教育童话则不循理念，张扬儿童天性中的自我教育西方教育童话有鲜明的教育意识，但这些意识却不是人物成长的原因，相反在人物成长过程中显得软弱、苍白。而真正使他成长的原因，是奇遇中的磨难，作品在充分释放儿童的淘气，受环境的自我约束的天性中完成了人物的自我教育。作品中出现的众多人物或动物，也担任了寓言中代表品质、信仰和性格等类型人物的角色，如代表道德说教、死而复生的蟋蟀先生，象征堕落、偷盗的狐狸与猫，寓意万能的上帝，具有严格的家长形象的仙女。但人物的成长并不因这些人的说教和教育，而在于生活给他的磨难，是生活让匹诺曹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小男孩，而不是这些代表人物的口头教育。

　　中国的教育童话带着鲜明的理性色彩，故事愉悦，受到教育的审美。而西方的教育童话则带着狂放色彩的个性释放，在娱乐中品味意蕴、游戏的快乐心态。理性的说教与游戏的精神体现了不同的主体倾向和审美追求。

　　（一）《没头脑和不高兴》教育意识的执著渗透。中国童话文学突出地表现了教育与审美的平衡、共性和个性的平衡。具体来说，中国的童话更多的自觉负有初级教育的使命，这种教育目的与中国传统的“树人”观念相融合，对中国童话发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基于这种使命，中国童话十分注重对儿童精神教化的功能，即通过道德评价的主题传递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传递本民族的人格理想。再进一步看，强调教化，并不是中国童话的发明，而是源自我们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从《诗经》时代起（甚至可以上溯到神话时代），历代文人无不围绕文学的功能发表各种议论，诸如“兴、观、群、怨”（孔子），“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司马迁），“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文以明道”（柳宗元），“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朱熹）等观点，形成了中国文学特有的载道传统。在此传统引导之下，中国的童话树人使命自然是与生俱来的，教化也自然成为其基本功能了。与西方的娱乐原则相对，中国的童话中占主要地位的是说教。中国是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文明古国，颂扬的是“文以载道”的文艺理想，这种传统己深深地积淀在了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此传统导引之下，中国童话树人的使命意识自然与生俱来，教化必然也就成为其基本功能了。建国后较长一个时期儿童文学主流创作界的集体追求，甚至直截了当地将儿童文学定义为“教育儿童的文学”。教育性成为儿童文学高扬的主题和功能，并对教育作了狭义的理解。在这样的传统积淀与理论信条的指导下，在政治、阶级凌驾于人之上的现实背景中，童话作家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树人”的使命扛在了肩上，努力通过作品去教化儿童，使他们都能被塑造成为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好孩子”，作品的教育性也就清晰地显现了出来。《没头脑和不高兴》中蕴含的是教诲与期望，在夸张与幽默的背后，一个现实的意图赫然在目，希图通过对缺点的夸张引起少年儿童的注意，从而改正自身的缺点，以达到受教育的效果。理性超越一切逼近了儿童读者，这种明确的目的性使童话囿于说教的狭窄空间而无法进入审美的开阔领地，制约着主题的自由取向。夸张作为艺术手段包融了说教的目的，教育性与艺术性达到了较高的和谐，从而提升了作品的艺术品位，自觉地担负着教育的使命，努力使我们的孩子向着集各种美德于一身的好孩子形象方向发展。童话作品批判孩子顽童的品性，或塑造高大全的英雄，或用夸张手法突出缺点，以引起孩子的自觉，使他们克制不符合道德理想的欲望，克制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使孩子在自我否定中实现道德的净化。如郑渊洁的《皮皮鲁外传》，在天花乱坠的想象之外，也未能摆脱生硬的思想品德教育。对儿童进行品德教育的时候特别强调集体的力量。如《三个和尚》、《宝葫芦的秘密》、《吕小钢和他的妹妹》等。

　　中国童话从萌生到成熟,从翻译、模仿到原创,都具有浓重的“文以载道”的气息,作品的政治教化过重,文学性却被忽略了。因为中国人对理性抽象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抗拒感，理性强的学说很难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接受。在宏观方面,王黎君在《从典型文本看中西童话差异》中指出,西方童话重娱乐和游戏精神,而中国童话则传承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说教气较重。同样指出这一弊端的,还有田华的《中西方儿童文学的差异》。

　　（二）《木偶奇遇记》游戏和快乐精神的充分张扬。游戏是儿童的生命状态，儿童就是通过游戏来学习和探索的。游戏精神是沟通作者与儿童心理的最好方式，它可以使小读者参与到作品的世界里，充分调动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游戏精神是童话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快乐原则与游戏精神是相联系的，游戏给孩子带来快乐，快乐适合儿童的天性，西方童话文学的审美准则,表现为崇尚自然、肯定人生欢娱感,张扬个性和富于幻想、感情奔放、异彩纷早的美学风貌。西方的童话文学标榜快乐原则，徜徉一种人文的精神，西方文化弥漫的是浪漫气息，在意识中形成其特有的对人的本性和人生命运之类问题的普遍关注，主题指向较为大气，将对人的哲理思考融入到童话创作中，而在艺术上追求的则仍是审美愉悦的快乐原则，西方的童话内在动力更多的来自于资产阶级民主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思潮，对儿童的挚爱及使之快乐的动机调动了作家们全部的幽默和想象的才智，并使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童真的气息。有大量例子证明，其中包括安徒生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长袜子皮皮》、《汤姆索亚历险记》等脍炙人口的名著，都充满了趣味和欢乐，并非出于教育和改造的动机。正像《不列颠百科全书之儿童文学条》西方的儿童文学，虽然始终经历着说教和娱乐两种力量的矛盾交织，但是在黄金时期，占了上风的显然是那些“目的是娱乐而非改造，是感情的抒发而非灌输知识”的作品，标榜“快乐”的原则和返朴归真的内在动机,正是西方童话与中国童话在创作意向上的迥异。所侧重的则更是一种游戏性，让读者在人物儿童化、情节游戏化中体味作，品的快乐原则。游戏化处理，游戏超越一切成为童话的目的，这都使作品奇趣横生，自然生发出审美的情感，不仅使儿童读者产生审美的愉悦，而且能体会到作者对人的思考与关怀。《木偶奇遇记》这一故事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其汪洋恣肆的想像力,那种超越平凡生活的神奇想像不光对于孩子,对很多成年人而言,也不啻是一道光亮的色彩,他的最大特色是替儿童说话,站在儿童本位争取儿童的符号权利。这种倡扬游戏精神的童话作品冲破了说教类童话致力于儿童的健康发展而结果却往往走向背面的“怪圈”的魔力，不仅使儿童获得了审美愉悦，而且保持甚至激活了儿童内在的热爱生命与自由的天性。作家对儿童的思维方式作了一种趋近与模仿，充溢着儿童化的自由天性的挥洒，人物是童话式的，故事是游戏化的，整个作品弥漫出一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而又以审美为指归的童话效果。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包括童话在内的儿童文学也在努力探索着一条自我发展的生存之道。作家们力图通过对少年儿童的生命内蕴和精神特征的真实观察体验，并对其身心成长秘密及其自我体验作出刻骨铭心的探索，努力将创作从昔日严重存在的模式化与意识形态化倾向中解放出来。“努力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善于吸收全世界的优秀营养。”[]以充分调动内因和外因的双向发展因素，将童话文学从以成人意志、成人教育目的论为中心转移到以儿童为中心,也即以童话文学的服务对象与接受对象为中心,这是了不起的变革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实现中国童话文学的根本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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