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哲学主题

　　摘要：文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享誉世界的著名小说，其中被一种形而上的抽象哲理所萦绕，以此表明广阔的空间中人类及人类自身的生存所遇到的不幸境况时做出的反应和出现的精神危机。不断地生发出轻与重、灵与肉、媚俗的哲学因子。使其文本的内涵意义生发尽可能多的外延。以“选择”为基本关照，阐释不同人物的生存导向，企图在相似或类似环境中寻找情感的共鸣，同时也在不断地显现出“不断奋斗的人”渐渐失衡，朝向无意义的边界。生存与生活的重要命题所隐含的诗意与苦难，于有生命的“他者”将背负、承载或抛弃、逃脱。于是思考便自然而然成了启示受众的伟大恩赐。关于生存的意义可能是有生命意识的动物与生俱来就需要直面的境况。

　　关键词：选择；轻与重；灵与肉；媚俗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米兰昆德拉的作品被大量译介到中国，较早被译介的便有著名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此同时，国内学界对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及其思想的研究也迅速升温，在这些研究中，一部分从文学艺术叙事的角度作以分析，一部分从人类生存的的普遍属性的角度加以研究。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后者，与人类自身息息相关。但由于研究的范围总是局限在某一角度，而未曾从整体作以系统的梳理。有鉴于此，有必要对米兰昆德拉的文本内容作以系统的梳理，并对其思想，进行深刻的分析，以期能揭示作品的深刻内涵。通过对具有典型人物的行动描述，展示了人类生存的两难困境。使其外在与内在的冲突矛盾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表征，放在肉体与灵魂两者的私人领域，不仅颠覆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而且以清醒的意识对存在的价值提出质疑，意在发掘人类生命矛盾的普遍性与渺小个体面临的尴尬处境。以此为观照，罗列了有生命意识的个体不同的生命体验和将要面对的未知境况，表现出个体自身隐藏的生命本质。为了能清晰地表明作家的意图，试着将文本划分为三个角度作以具体的阐释。

　　著名学者聂珍钊教授认为，人类的身体中存在着一种对立共生的斯芬克斯因子，即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他们分别影响着人的理性欲望与原始欲望 [1]（P55）。灵魂与肉体便承担了这一属性，一方渴望灵魂理性的光明，一方放纵肉体欲望的黑暗。这两者是属己的私人领域，有生命意识的个体所特有的有别于他者的东西。肉体外观的惊人相似，混淆了隐含在其表象的深层涵义。往往造成一种假象，肉体既然如此相像，那么被背负的灵魂应该是契合的吧。然而在作者的笔下，深刻地透露出人物生存的不同态度所折射出西方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即男女身份的差异，以男性为话语权的中心地位与女性的边缘化位置形成的对照。追溯于“上帝创造人类，首先创造男人，因为怕男人孤单，于是从男人的肋骨上取了一根骨头，又创造了女人，可见女人从创世纪开始，就不过是男人的附属品，然而即使女人作为男人的附属品，依然不能否定他作为主体性的存在”的神话寓意[2]（P102）。清晰地暴露了两性的地位。分别以男女两性的关系为切入点，通过肉体与灵魂的感觉体验来展现女性的生活方式及所做出的抗争表达。冲突和矛盾构成的图景恰恰笼罩出了个体生存中的复杂交织。其中以萨宾娜、特蕾莎和托马斯的关系为维系的对象，由此而生发的一系列的命运镜像。

　　是特蕾生活的旨归，西美尔曾认为，“对男性来说，性只是他做的一件事情，对女性而言，性使其存在的方式。[3]（p127）”而特蕾莎便是其中的一位践行者。在很小的时候粗俗的生活环境赋予她的生命意义。裸体主义因其过于暴露和肮脏的行为压制生命个体的独特，让弱小的特蕾莎小心翼翼地生活在“肉体的集中营”里。受于灵魂的这一景象的鼓动，在身体里若有若无的闪现。因此，她讨厌肉体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用拉窗帘的行为来掩盖着丑陋的行径，以表明自己的态度：肉体在公众场合失去了其隐秘的特性。逃避肉体的集中营的世界，是她唯一的渴望。人物自身的偶在特性决定了事物的事物的发展趋向。偶然的命运巧合，结识了拥有独特气质的托马斯，陌生人所显现出陶醉的美感与经常同处一室的酒鬼们的丑陋，顿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的脑海装满了对对面的这个男人的幻想情怀。因为幻想是一种指向未来，并与个人意愿相联系的想象，源于生活的粗鄙和庸俗带来的心里冲动，男性的出现开始使她自己的位置开始发生转移，渴望与男性建立联系，以此来验证自我的存在。“她来这里，是为了使自己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取代的身体[4]（p127）。但再确认自我的过程中，被拥有强大力量的男性所阻挠，托马斯主张灵肉分离的生存理念。身体的独特与众多身体的思维方式，在生命个体的体内产生剧烈的碰撞化作了梦境。“她光着身子走在一群裸体的女人中间，头顶悬挂着装有托马斯的的篮子，他吼叫着让所有的女人唱歌、下跪，一旦有哪个人做错动作了，他就朝他开枪。她们的身体是同样的，同样的下贱，都是没有灵魂的的简单发生机械，而那些女人竟以此为乐。她们一起唱歌，但特蕾莎并不开心。[5]（p69）”梦是一种证明，想象或梦见不曾发生的东西，是人内心最深层次的需求之一，这里面暗藏了阴险。因其女性的柔弱天性被男性的强大支配，使特蕾莎依附于男性的权威，企图用隐忍的方式来面对他的不忠，噩梦曲折的表达出了她痛苦的象征寓意。直到眼前出现的眩晕感，身体的不断下坠。自我实现的价值在受到的沉重的打击，驱使她与工程师发生关系。肉体的欢愉与精神的背弃的行为过程中，清晰地呈现出灵魂对肉体的背叛。因为灵魂看到自己的身体裸露在陌生的怀抱时，竟不知不觉地暗暗同意进行着的一切行为。因为刺激灵魂的，正是身体对她意愿的不由自主的背叛，一个陌生人对她身体的亵渎。经过这一番的折腾，肉体得到了彻底的享受，隐藏在身体中的灵魂却越来越痛苦不堪。她的两次性经历都遭受到了打击，女性在自我实现的中灵与肉的分裂。

　　萨宾娜主张的生活方式，她渴望自由，渴望飘起来的轻逸，充满对“未知远方”的憧憬与向往，将其作为存在的依据，证明自己活过一次。由于异性身心体内隐秘气质的相互吸引，私下里自然而然发生了联系。“情人”这一名词开始变得明目张胆，男性需要众多的情妇，像托马斯一直渴望女性的身体。而女性也放任自由的天性，涌入男性的怀抱，来找寻产生迷醉了的无拘无束的世界。在种种行为的背后，有份对自身存在的执着。萨宾娜一直在将无边际的自由视为行动的趋向，属己身体的两部分不接受任何道德的捆绑。她在背叛肉体以感官的享乐自我陶醉，一顶黑色圆顶礼帽起了秘密联系功能，具有隐喻性。它代表了严肃与庄重，在一定意义层面上暗示了男性的尊严，而萨宾娜的衣物搭配，是为其女性世界的建构占据一席之地的行为，自我主体意识在借助事物的外部形象来表明自己态度。在面对外围环境时的真实面目，牵扯进了两种不同气质类型的男性前者托马斯是一位外科医生，充满对女性身体的渴望，在渴望与恐惧之间必须找到某种妥协是他生存的性友谊，而萨宾娜对性游戏的钟爱，却是对背叛的不妥协。两人关系的友好所产生的愉悦，生活方式的相似上找到了契合点，也体现在了拥有不断背叛的女性身上。她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位置，彼此的的相融在于看到那顶帽子时都为之感动。萨宾娜体验自我意识实现所展现出的满足感。这一意味深长的寓意，暴露了个体所持有的独特气质类型。后者，弗莱茨一位大学教授，希望走出自己的生活，如同走到大街上上去，参与到集体生活的欢呼热闹与生命的壮观是他追求且始终向往的，并且时刻在以忠诚为其自我的价值代码，被萨宾娜吸引是对她生活环境的向往，有区别的事物总是被关注的，没有经历的人总是渴望某天走向她或他的生活。在萨宾娜的身体里，他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男性的力量。唯一的缺隙是对那顶圆顶礼帽的理解，他不懂与女友做爱时，黑色的物体究竟扮演着哪种角色，女友因此却恋恋不舍的钟爱模样。这样的感觉绕满了困惑，不明其意，是从的她冷漠的眼敛中获取的暗示，一道鸿沟逐渐隔开了两条河流。虽然他们处于平等的位置，弗莱茨是一种忠诚的象征，而她则完全以背叛为其标志。两人之间存在个性气质的差异。听不到话语间流淌着的那条语义之河。托马斯带给她愉快的生命感觉，使她感到欣慰：为女性争取话语权利，肉体放纵后的淋漓快感瞬间消失后又不出现任何的羁绊。弗莱茨则使她的身体遭受了痛苦，让她摈弃的是：不同价值理念的相异，在肉体放纵后一无所获所带来的伤感的意义。

　　对于这一部分的分析仅从表面做了阐释，两位女性同男性的性爱纠葛，揭示了身体两部分处在不平衡的状态位置，体现在对不同人物对象态度的欢愉与摒弃。灵与肉的冲突以不同女性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的差异为参照，特蕾莎体验的失败，是将男性作为自我价值的唯一标杆，对男性的的依附实际上是加速男女两性的差异，属于一种消极的抗争。萨宾娜的胜利，来自拥有强烈觉醒意识的女性不断背叛的结果，意在消解男女两性的差异，属于一种积极的反抗。两者的冲突实质上以男性为为话语权中心地位与女性边缘位置的冲突。但两者无论以怎样的方式组合，在一定程度上都相似的揭示了人物的矛盾困境。萨宾娜和特蕾莎始终在不断地遭受伤害，每个有生命意识的个体逃离不开的属己命运，在于选择或追求的同时，被沉重的肉体拖累或灵魂牵绊所造成的不谐和因子的捆缚。作家也意将人类自身最基本的冲突展现了出来。

　　矛盾是所有事物的属性，轻与重不再是事物量上多少的关系，抛弃了原指的含义，情感的注入使其理性时域发生了颠覆性的的改变。当灵魂与肉体的冲突矛盾所形成的情人关系和夫妻关系蒙上了隐喻的深刻涵义渐渐被挖掘出普遍性时，仅指单义的题旨已经变得单薄。人物的行为举动，由于自身所具有的气质类型不知不觉赋予了命运中沉重或轻逸的色彩。对此,昆德拉在文中的开头部分对轻与重的涵义作了一番阐释，“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倒在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负担的完全消失，人将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远离大地上的生命，人也就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8]（p5）”这里，事物存在被赋予了具体的概念含义，但却抛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到底选择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在受到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的伦理叙事纬语中的言语编织体的深刻启发所引入“十字路口的赫拉克勒斯”情感故事，产生了将两者并置的意念，借用灵与肉引出的心理和行动，来对轻重作以具体分析。

　　古希腊时期西西弗斯滚石上山的神话之所以令人无限着迷，就在于它暗喻了上面提到的问题，生命的本质—是“轻”还是“重”[9]（p76）？这可能是人类关于生命本质的最早探寻。传统的伦理道德蒙上了理性的因子，两者的上位与下位的对立关系是清晰的界限划分。正好暴露了被长期浸染了的与环境有关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这一思维模式的形成在潜移默化发生转移，苏格拉底的耳濡目染表现在潜意识中给事物下了结论，即下发了道德命令。在他给自己的学生讲述中，铺设了一条明晰的道路，赫拉克勒斯必须与阿蕾特在一起。这将暗示了事物的方向，而且是背道而驰方向，清晰地界线划分已经走进绝对的境地。十字路口的人相应地承受了“他者”施加的命运，而不是“我”真实的意思表示。将其被牵涉的人物，有托马斯，特蕾莎与萨宾娜。故事相像的情景在于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选择，怎样生活，与谁？赫拉克勒斯（托马斯）是做出行为举动的人，阿蕾特（特蕾莎）、卡吉娅（萨宾娜）是被选择的对象。男性的双重身份，有力量的统治者，与生俱来生命所含有的沉重感，需要借助外界事物来分担在血液中流动的欲望冲动。两个女人的身体充当了赫拉克勒斯渴求的对象，美丽的外表也使两个同性发生关系，彼此视为敌对者。因为伦理命令已经明确了它的意图，永远不可能在同一条路上相遇。阿雷特与特蕾莎同属一类人，充满了对理想爱情的幻想，拥有良好的道德品性，眼神谦和，仪态端庄，符合神明的伴侣。代表了所有美好的事物，但也给予了沉重与辛劳。卡吉娅与萨宾娜是一类人，生的颇负性感，眼神里流露出魅惑的光芒，一副懂得享受生命的样子。代表了所有邪恶与淫荡，是美好的对立面，有丰盈的快乐，轻逸和欢愉。她们从不同的方向向赫拉克勒斯走去。根据道德命令的思维类推，阿蕾特最合适的人选，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应该是符合神明的秘密旨意，不断地去追求理想的行为，应该承受”奋斗”的沉重与辛劳，让生命个体的和谐保持在灵魂与肉体的平衡。重，意味着主体自觉的肩负起身上的责任意识，是值得大众赞扬、歌颂的一种正面的力量。而卡吉娅鲜明的特征受到了强烈地质疑、摒弃是一种要禁止的行为，自由放纵的生活态度逃离开了大众的视域，完全以个体的行为构建迷醉的空间王国，抛弃肉体实现灵魂的轻逸。“你应该选择和阿蕾特在一起”[10]（P74）不仅暗示了选择的矛盾，而且使对象身上开始建立起了绝对的概念，一切沉重的都是美好的，一切轻逸的都是邪恶的对立的思维倾向模式。

　　逐渐颠覆传统的道德伦理概念，两者的上位与下位关系开始逐渐趋于模糊，不确定性充斥了人的思维理性，巴门尼德在思考宇宙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何为正？是重还是轻。引入了轻与重的对立是所有事物最隐秘的。慢慢地走向轻逸带来的沉重的历史轨迹。二十世纪的米兰昆德拉编织了与“十字路口的赫拉克勒斯”相似的关于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身体相似的故事。他明晰了自己的态度，重便真的残酷，而轻真的便就美丽？大胆的疑问向人类传达了某种信息，人类生活经验的累积转向了“他（她）自身”的观念，逾越了空间的距离与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想法惊人的契合。他讲述的故事，依旧围绕世界中的男人、女人，这里的人物角色进行了置换，并且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是人物他们自身所做出的决定，符合个体的意愿。情感经历与周遭环境是“我”诉说的一种手段，人自身的困惑不再像上述竭力灌输的绝对与宽泛，而是缩小，不断地缩小。情人与夫妻的关系含有的轻松和痛苦的穿插，着力体现背后的深喻，透露出“我”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按照现代叙事纬语里的逻辑，两者逐渐趋于和解，在昆德拉的叙述中可以得到证明，小说开端作者由尼采的“永恒轮回”观念，开始了关于“轻与重”的议论：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无限重复的，那么我们将承受不能承受的责任之重；而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不可重复的，生命对于我们将只有一次，“生命的初次排练就已经是生命本身，那么生命到底会有什么价值？”这一追问是作者提出的，是作品中的人物所困惑的，也是数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的。19世纪末，随着那声“上帝的死亡使人类的信仰出现了空白上帝，现在尼采要用超人来填补空白：上帝死了，我们现在—远超人生。[9]（P52）”的呼喊，神性的光辉逐渐暗淡，从人们的价值体系中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人自己的理性。但理性对于生命个体的探寻仅仅只是一种僵硬、机械化的揭示，无法为人们提供人生价值判断的尺度。人是社会性与个体性的集合体，即以他人联系为前提，属己的个体总是通过不断地与别人发生关系，“我的行为”不仅影响了自身，而且间接的影响了“他者”。特蕾莎通过自己的体验，感受的痛苦折磨是应该承担的后果，被卷入的托马斯也背上了和她一样的命运，而萨宾娜体验的不同身体感觉的轻逸，同样让弗莱茨走向了毁灭。问题的根源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最神秘的事物轻和重，蒙上了一层模糊的特性，这需要关涉人类自身的矛盾属性，变相的思维方式才可能了解其深意。存在主义萨特以“存在先于本质”为核心，把人作为世界和宇宙的中心，认为人首先存在着，但其存在本身却没有意义，借存在来延续行动的过程，通过绝对自由的选择，赋予人生以特定的意义和内涵，进而决定自己生命的本质。当特蕾莎试着去理解丈夫的性友谊与他的情人相遇，借着拍照事件与讲述一幅画作的方式，实现两者秘密的心灵对话，直抵最遥远的迷醉空间。当萨宾娜“别样亦可”的背叛行为，在逃离布拉格的城市之后的不断搬家行为，轻易地背后隐含了苦涩和了无意义，她想要的空间大而没有边际。托马斯和弗莱茨，与两个女人发生的联系体现在：一个为了“非如此不可”走向了背负责任的路途，被最高的情感艺术所牵绊，开始与特蕾莎惺惺相惜，隐居乡村的田园生活，偶然的车祸让生命走向了尽头，一个为了表明壮观、梦想，参与到伟大的进军行列，消失在历史的寂静中。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谈到，“理性是可厌的，道德是一种负担与奴役，文明人与野蛮人不同，主要是在于审慎，即深谋远虑，但为了将来的快乐，哪怕这种将来的快乐是相当遥远的，而愿意忍受目前的痛苦[10]（723）。分别展现了人物群像以自己不同的行为方式奋斗并且努力追求，无论是“重”肩负的责任，让生命贴近大地的举动，通过辛劳与痛楚以此象征生命力的旺盛。还是“轻”漂浮起来的轻逸，责任的缺失，开始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的行为，让其运动变得没有任何意义的半真的疲软状态，都在以自己不同的方式进行情绪的抗争表达，价值意义在行动的过程中得到彰显。两者本属对立的事物，也将因其意识经验的堆砌变得复杂与含混，“轻”似乎令人发自内心的感到痛楚与悲哀，它自觉的承担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将变得意味深长。当人类在“真正”实现了自由而产生的自由恐慌，清晰地意识到个体在广阔宇宙中的渺小，被群体抛弃的失落感与孤独感，同虚无秘密建立联系时的绝望感，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可复制，像作者提到的那张成不了画的草图，因为一切都正在经历，既然做出了选择，便该接受命运的裁决，这种思维逐渐侧重了“轻”成为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出现的“一次就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概念更无情的将人类丢进原始的宿命之中。当重到轻清晰的的思维轨迹转到轻到重模糊的思维轨迹，都同样在于展现了生命存在的两难困境以及事物的相对特性。前者发觉了事物，后者揭示了事物。在“十字路口的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中，挖掘出了个体属己的自身的普遍意义。

　　背叛使其人物共有的特征，无论是托马斯与萨宾娜所代表的强硬，还是特蕾莎与弗莱茨的软弱，最终都成为了“同一生活中的人”像一面镜子一样，在光源投射出现的不同方向的散光里看到了彼此的影子，始终没有脱离圈子之内的景象。这也将意味着有生命意识的个体消解不了自身所具有的矛盾属性。在捷克政治混乱被俄军侵占的广阔背景中，人物群像生存的的努力与挣扎，背叛和庸俗散发诱惑的气味儿扑面而来，以各种方式呈现在可以想象到的任何领域之中。性爱游戏、背叛、逃离的反媚俗或一致、和谐、集中营的媚俗。，一方面民族被侵略的命运，一方面人物的精神危机。因为无法忍受两者遭受的深重灾难，惟其如此只能是强烈情绪的爆发。构建文本的主要形象便以自身的困惑作为理解周围环境的可循方式进行只有一次的实验。而在实验之前，需要将媚俗的模样认认真真地琢磨一番。

　　按照《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的考察：从词源上说，“媚俗”一词来自德语，出现得很晚，19世纪60年代开始，被用在慕尼黑画家和艺术商人的行话中，用于指代廉价艺术品。直到二十世纪头一个十年他才成为一个国际用语。从这种意义上说，作为概念的媚俗，是对19世纪后半叶以来艺术史动态一条线索式的概括，它本身即是现代性催生的产物[11]（P252）。较早关注媚俗艺术的学者是克莱门特•格林伯格。他指出媚俗的本质是种替代性的经验和假造的感觉，是西方工业社会的产物，以取悦的姿态虚假地迎合消费者。该词虽然出现于各种情景，但缺乏历史的深度，这完全依赖于自身的现代性。也就是说与十八世纪后期或十九世纪前期在此之前的事物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常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一方面，浪漫主义革命作为十八世纪古今之争的结果，导致趣味标准近乎彻底的相对化，一方面浪漫派的伟大艺术家或诗人宣扬侧重情感的艺术概念。即逃离有害或仅仅是乏味的现实的渴望，这些理解对后来媚俗的相关研究具有启发性。作家米兰•昆德拉则使”媚俗“的概念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在其作品中对媚俗的批判，对中国学者的媚俗研究和阐释，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和观点支撑———学者潘知常就曾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媚俗”———在解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一文中做出细致阐释：“媚俗的特征是一种为他人的表演性[12]（62）。”在昆德拉认为，由于该次频繁使用抹去了它原来形而上那个的价值，大多数被加以主观使用，存在着不确定性的内涵，媚俗是一种人生状态，既无法回避又需要不断抗拒。这种表述不仅说明了事物何以存在，（存在的本质）而且承认了人类于事物的选择倾向，没有绝对的唯一，唯一是被相对决定的。这就涉及了米兰昆德拉向广大人群所要展示的想象的空间，面临环境的改变，生活与精神变得极为重要，从而出现了“媚俗”的两种不同导向。请注意，这里的“媚俗”无确切的定义。

　　第一种：情感的“媚俗”在昆德拉的小说中作了细致的描绘。“两滴眼泪”的形象阐释了媚俗的在人物的身体的反应。“媚俗让人接连产生两滴感动的泪滴,第一滴眼泪说:瞧这草坪上奔跑的孩子们,真美啊!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跟着全人类一起被感动,真美啊!只有第二滴眼泪才使媚俗成为媚俗[13]（P139）。”有论者从美学范畴来评价“第二滴眼泪”现象,认为“第二滴眼泪”意味着某种“对镜自照式”的情感姿态,以一种趋附大众的而流露地虚假情感，模仿或重复他人已经做过了的事。作为姿态性情感,“第二滴眼泪”中我的情感投射在外界客观事物对象上，以一种目的性或功利化方式表达，而不是自我自然而然地所产生的心理情感流动。从情感的角度来认识媚俗,媚俗意味着故作多情,故作姿态,是一种做作的行为表现。第二种：政治的“媚俗”随着社会环境的压迫，政治极权主义的盛行使生命变得可怜起来，在意识形态的的统治里，人物不同的反应以秘密警察的行为举动为其代表。昆德拉认为：“任何政治运动并非建立在理性的态度之上，而是以表演、形象、语词、老套为基础，其总体构成了这样或那样的媚俗[14]（P45）。”于是出现极权主义的狂热欲望与防止权威的被挑战的两者的矛盾。捷克被苏俄的入侵、政治混乱、精神家园缺失。媚俗姿态表现为秘密警察无时无刻的监视，为共产主义义不容辞的效劳。因托马斯的一篇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评论，而对文章大作改动，企图用谄媚与冠冕堂皇来挽回众人的非议的话语权，希望托马斯作以回应并清晰说明出于怎样的意图。受群体效应的的鼓动，个体对于意识形态的遵循。第三种：生活的“媚俗”弗兰茨可以视为媚俗的范本,在“伟大的进军”这一章中,媚俗的行为在弗莱茨的身上突显地较为鲜明，一直以来都喜欢活在被关注的视域范围。为了女友的认可，义无反顾加入由各国人士组成的对柬埔寨实施地救援行动他之中。他的伟大举动引发是弗兰茨充满戏剧性人生的场景。不仅没有实现理想，而且是充满荒诞的结局。昆德拉说过：“人不能没有感情，然而感情本身被当作价值，被当作真理的标准，被当作各种行为的正当理由时，他们就变得可怕了[1]（P73）。”他的行为看似是善意的举动，实质上里面藏有自己的某种目的，即为了迎合心爱女人萨宾娜的欣赏与注意。事实上,这种举动是萨宾娜最深恶痛绝的。三种媚俗表现的形式，都是在群体影响中做出的举动，以达到一定的目标当作行动的依据。往往被观者看作是落入坏趣味的圈笼，似乎违反了某种先验的经验。

　　人类的自由意志决定了行为的放荡，是以个人中心主义当作基本的生活准则，环境的制约能力所起的作用似乎微乎其微，仅仅是表面的一道屏障。他们以颠覆性的行动诠释正在变化的周遭且不需要同情或怜悯，这一举动表明人类的个体的自然欲望本能，寻找与背叛担负起人物的命运走向。性爱方面托马斯和萨宾娜始终保持着性友谊，没有人试图冲破界限，因为各自怀有不同的意图。他在用手术的解剖刀划开世界天幕的一道口儿即“在寻找女性的万分之一的差别”，她则在背叛的道路越走越远，始终将媚俗看作她一生的敌人。在学术领域，萨宾娜求学期间，作画的风格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写实，不断的朝现代派逼近。托马斯因拒绝对俄狄浦斯的评论作出回应，因此失去了外科医生的职位，成了一名普通的玻璃擦洗工。家庭方面，托马斯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和父母脱离关系，萨宾娜逃离家庭，背叛丈夫。在关于生存的环境的行为态度上，每个有生命的个体，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反抗着，选择对抗媚俗，实质上是个体对于环境的重压下人物的觉醒的一种状态，用自己最真实的行动应对外围，企图找回失去了的本真，这不仅暗藏了人物的生存状况，而且说明了人物的精神状况。是为了窥视人类的心里情感和行为动作所提供的一种普遍手段或方式。

　　在媚俗与反媚俗的背后，揭示了深刻的寓意，个人的独特气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表明了人总是想要让自为的存在合乎自在的的存在，而在行动中却走不出充满戏剧性的境况，萨宾娜不断地背叛，而每一次的背叛都离最初的背叛越来越远，在将一切都背弃了的时候，出现的沮丧与伤感情绪对个体的命运作了明确的暗示，直到反媚俗孕育出的景象，人在很多时候对美好的事物有种特殊的感情倾向性，尤其是已经经历过了和现在形成的强烈反差，最容易导致心理的倾向习惯，一如人类对幸福的向往，对快乐地追寻。在萨宾娜无所背叛时候，开始对温情的事物产生迷恋与欣赏，把温馨、和谐作为心灵停靠的港湾，她开始羡慕起暮色中窗口流露出温馨的灯光，因为她的生活经历与这美丽的梦想相去甚远，于是便显现出受到强烈刺激，以至于敏感、柔软的情绪流露。不止一次的感到双眼被泪水打湿。在她的心灵深处，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不时地奏响那首荒诞感伤的歌曲。但她清晰的知道，那不过是美丽的谎言所带来的驻足片刻的时光，依旧会重新走向背叛的路途，像昆德拉所说“在媚俗被当作谎言的情况下，媚俗必定处于非媚俗的境地。它一旦失去其专横的权利。就像人类的弱点一样让人心动，不管我们如何蔑视，摒弃。它都将是人类境遇的组成部分，”[18]（p305）而托马斯以性友谊自持的生存原则，始终徘徊在忠与不忠的边缘接受生活与工作的沉重打击，本以最为热爱的医生职业，当作生命的意义举动的理想事业至此宣告结束。海德格尔说“人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一旦被抛到这个世界，你就被确定跑的这个世界上了，这是赤裸裸的，你发现你身处于扰攘喧哗的人和物的包围中，你孤身一人。”[19]（p25）他的话语流露出对生命的哲理性思考，即世界把人类身体的偶在性与不确定性放置在广阔的空间中，任由偶然命运的摆布与捉弄。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身体的偶在性形成的悖逆关系，让人物选择媚俗或者不媚俗，媚俗并不仅仅代表了坏趣味或低级的情感，而是人类无法超越的一种生存境遇。

　　通过灵与肉、轻与重、媚俗与反媚俗三者对文本进行分析，阐释了在广阔的空间中人类自身矛盾的普遍属性及身体存在的偶在性，在关涉的生存与生命的命题时，因其没有绝对的界限，自然地倒向了哲理性的思考，其中的人物及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个体的生命或多或少都带上了悲剧的意味儿。而人物不同的表现所显示出有生命个体的人与之相类似的行为，揭示出了选择成为“我”的随身物并相应的承担后果，因为无论何时个体的人都在未知的领域里行走。也表明了作家对人类生存命运的深切关注与思考，为生活中的人群提供生活经验借以来平衡自身的矛盾，从而更好地缓解所遭遇的困境，既然不能摆脱自身所固有的矛盾属性，那么更需要直面生命所遭遇的戏剧性情景表达的哲理性涵义。

　　文献参考

　　[1]《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米兰•昆德拉著;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2003.8重译）[5][8][18]

　　[2]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矛盾哲学赵谦北京工业大学学报[J]（社会科学版）2014.10[1]

　　[3]《沉重的肉身》—解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蒲仪西南师范大学[J]（文学研究生院）2004.1[2]

　　[4]存在的轻与重—对《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女性代码再解读[J] 张巧欢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3]

　　[5]“灵”与“肉”冲突下的人文寓言—解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谢煜慧重庆学院学报[J]（社会科学）[4]2008.5

　　[6]“轻逸”与“沉重”—解读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古玮小说论丛[J][9]

　　[7]沉重的肉身：现代性叙事纬语[M]/刘小枫著.—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10]

　　[8]重塑现代人类的生命信仰—“19-20世纪的存在主义思想与鲁迅的精神之路（二）[J]彭小燕青岛大学2003.3[11]

　　[9]生命与历史的沉思-《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轻与重”的思考[J]谭玮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11[12]

　　[10]《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美）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3]

　　[11]媚俗艺术理论的诠释及其他—以《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为中心[J]吴洋洋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04[14]

　　[12]论昆德拉的媚俗观[J]罗蓉蓉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15]

　　[13]试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媚俗的内涵[J]王龙飞文学研究2012.5[16]

　　[14]沉重的背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主人公萨宾娜人物分析 [J]饶玮易娜2006.05[17]

　　[15]存在的轻重—米拉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解读[J]张文举庆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