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我国寿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对偿付能力的影响研究

　　摘要

随着我国参保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注入保险行业的资金量也创下了新的高度。保险公司可以利用更多的金钱和资源去开阔新的市场，创造更大的价值。然而我国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总体水平不高，保险投资环节的投入与产出比例失衡。长此以往，投资问题带来的弊端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资本金能否足额的对被保险人进行赔偿和给付，即影响到偿付能力的充足水平，最终损害投保人利益。偿付能力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本篇文章主要探讨的是效率对偿付能力的影响。以偿二代作为研究背景，关注研究寿险公司改变资金使用方式，从而达到改变效率的目的，以此来观察偿付能力的变化。该篇文章的研究背景以及研究内容和意义主要在绪论部分阐述，而且还梳理和温习了国外最新的关于偿付能力和资金运用效率方面的研究。这些都是这篇文章能够形成的理论基础与假设观点。偿付能力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本篇文章主要探讨的是效率对偿付能力的影响。以偿二代作为研究背景，关注研究寿险公司改变资金使用方式，从而达到改变效率的目的，以此来观察偿付能力的变化。该篇文章的研究背景以及研究内容和意义主要在绪论部分阐述，而且还梳理和温习了国外最新的关于偿付能力和资金运用效率方面的研究。这些都是这篇文章能够形成的理论基础与假设观点。在第二章理论分析部分，详细介绍了有关于保险资金运用、偿付能力、偿付能力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本篇文章主要探讨的是效率对偿付能力的影响。以偿二代作为研究背景，关注研究寿险公司改变资金使用方式，从而达到改变效率的目的，以此来观察偿付能力的变化。该篇文章的研究背景以及研究内容和意义主要在绪论部分阐述，而且还梳理和温习了国外最新的关于偿付能力和资金运用效率方面的研究。这些都是这篇文章能够形成的理论基础与假设观点。关于保险资金运用效率与偿付能力的相关性的各种理论基础，汇总了影响改变偿付能力的多重因素。主要的三大内部因素和六大外部因素，区分和明晰了效率、保险资金运用和保险资金运用效率的概念与分类问题。从效率评价方法中选择了投入导向型的三阶段DEA方法进行保险资金运用效率的测算。在第三章现状与问题分析中，发现我国保险资金运用虽然规模在持续增长，但增长率不高，波动起伏较大。保险投资渠道和范围不断拓宽，但是投资期限和结构依然存在不合理之处，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较低且稳定性较差，2016年，偿二代的实施方案正式通过我国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的审查，整个保险业的赔偿资金贮备处于充足稳定的态势。在第四章测算我国寿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值中，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中的三阶段DEA模型对2015-2018年60家寿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效率值进行测算，得出剥离环境变量影响后的效率值，接着针对测算结果进行总体探讨与按性质分为资本的一种分析，寿险公司对于保险资金的运用模式简单，效率低下，收益普遍较低；中资寿险公司整体保险资金运用效率高于外资寿险公司。在第五章实证分析了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对偿付能力的影响，将第四章测算出的效率值结果称为解释变量，而相应的偿付能力则被称之为被解释变量，收集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分析的方法解释保险资金运用效率是如何影响偿付能力的。之后得出结论：保险资金运用效率是影响偿付能力的显著与主要的因素；不同的寿险公司的资金的运用效率与偿付能力之间的相关性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资本性质的不同。在文章的结尾，我会根据研究分析的结果给出相关的建议。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提高保险资金运用效率，进而提高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包括改善寿险资金运用的监管环境、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优化保险资金投资结构和培养高层次的专业投资人才。

　　关键词：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偿付能力；影响机制；三阶段DEA模型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我国保险行业自1980年恢复以来，历经40年的快速发展，已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国内刚恢复保险业时我国保险市场仅居于全球第68位，2017年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到2035年左右有望超过X成为第一大保险市场[证券时报.周延礼：2035年中国有望成全球第一大保险市场[EB/OL].https://www.163.com/dy/article/FQV289BK0519QIKK.html,2020-11-09.]。我国保费收入年均增长超过30%，从1980年的4.6亿元发展到2019年4.2万亿元。保险资产总额从1999年的2604.09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20.5万亿元[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公布数据。]。现代保险业的长足发展一是通过承保业务获取资金来源，二是靠投资业务实现盈利。但是由于近几年国家整体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加强市场上有新增了许多同行，竞争压力突然增大，保险行业的主要业务之一-承保业务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利润率呈几何式的下跌。为了生存，另一支柱业务-保险资金运用的地位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一业务已逐步成为保险公司的发展命脉，成为整个行业发展的制约性环节。

保险资金运用即是保险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将暂时闲散资金用于投融资，从而扩大保险承保并保持自身偿付能力的过程[1]。近年来我国保险监管部门针对保险资金运用开始推行“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的政策理念，在前端实行的是资产大类监管政策，在后端实行的是“偿二代”政策[2]。在此新的政策背景下，我国逐步放松了对保险投资的监管，但是受现有投资模式、公众相对保守的风险态度等方面的影响，我国在保险资金运用效率方面任然在追赶国外同行发展的脚步，还有不少的路要走。随着社会的发展，保险资金运用效率低下的缺点已经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并成为日渐尖锐的问题。[张林兰.保险资金投资新政背景下最优化组合的实证分析[D].江西财经大学，2013.]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会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而威胁到投保人的切身利益和整个国家经济的平稳运行。如何提高保险资金运用效率成为关乎保险业能否更好的发挥保障职能并且改善自身偿付与否的首要前提。寿险公司资金运用的效率与偿付能力的密切关系将会是本文探讨的重点。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测算保险资金运用的效率值来实证分析其对偿付能力的影响，进而从资金运用效率角度改善整体偿付能力水平。

1.1.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在保险资金运用或偿付能力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通常学者们将二者分开独立研究，却很少有人研究二者之间的内部联系，有些研究偿付能力影响因素的文献也仅仅将保险资金运用作为众多因素之一来综合分析。本文将从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值测算而非传统的获利与收益率的方面，来通过实际的案例证实探讨寿险公司投资效率与偿付能力的关系与相互影响。此外，在2015年保险业进入“偿二代”实施过渡期，2016年“偿二代”正式运行，偿付能力体系从以规模为导向转为以风险为导向[1]。一些保险公司在更加全面的风险识别体系下暴露其真实的风险状况，这意味着保险公司需要不断优化资产配置提高投资效率，实现偿付能力风险的预先防控，从而适应新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保障投保人的切身利益。本文将结合这一新的政策背景，通过选取2015-2018年部分寿险公司作为样本，探求保险投资效率对研究保险投资效率与偿付能力的密切关系。这一研究具有相当的创新性，它从保险资金运用和偿付能力两个方面来结合研究，是相当新颖的想法。

2.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投资政策日益放宽，投资渠道逐渐扩大，保险资金运用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保险公司面临的风险也进一步增加，“偿二代”的实行使得有关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的监管更加细致与严苛。通过分析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对偿付能力这一研究的结果，保险公司将会拥有更加稳健的资金管理与运用方式。实现整个保险业的健康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保险资金运用对偿付能力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宏观环境利好、投资策略得当的情况下，投资效率提高有助于保险行业的利润实现，进而提高现有的保险认可资产价值，弥补保险金赔偿给付和保险业务支出对偿付能力造成的不利影响，有效解决我国保险行业面临的偿付危机[1]；另一方面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受到资本市场大环境的影响，金融风险易引发资产收益波动性，当保险资金运用效率低下、收益出现亏损时则易造成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1]。换而言之，只有长期稳定高效率的保险投资才可以为保险公司实现盈利并缓解行业流动性压力。对于监管部门来说，有利于提高对保险公司风险监管的有效性，明确对保险公司的监控重点所在[1]。本文将从效率角度出发，为改善寿险公司偿付能力提供切实可行的应对办法，在二者之间建立联动的监控机制，这对保险公司而言，有相当高的实际利益，并能进行实际指导。主要体现在，先提高投资效率，在进一步提高偿付能力。

　　1.2文献综述

1.2.1保险公司效率的计量研究

1.国外文献梳理

行业的生产效率的测算方法的提出者是FarrellM.J.。整合分析全球学术界关于量化效率的文献，我们发现，量化效率的主要方法来自于前沿生产函数。[1]。后来随着发展，演化出了以下两种方法：参数法、非参数法。YuengertA.M.是一位致力于保险公司效率研究的学者，他采用随机前沿的分析（StochasticFrontierApproach，SFA）方法对X757家保险公司的效率进行测算[1]；之后例如WanMAWA、NawiMAA和AlengNA等学者又进行了大量研究，FSA是世界上大多数学者研究各国保险公司效率测算的方法，[1-1]；接着，一些学者开始利用DEA方法进行效率测算。在结束了对奥地利保险公司的研究考察后，MahlbergB和UrlT两位学者采用了CCR模型、BCC模型来研究测算效率问题，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在报酬规模可以变化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的效率值高与规模不变的情况。[1]。JengV和LaiG.C.利用非参数前沿分析方法比较日本非寿险行业的三种独特组织形式（集团公司、非专业独立公司和专业独立公司）的效率差异，结果证实了在1985-1994年的样本期间，这三类公司的效率都在下降，其中集团公司比非专业独立公司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益[1]。

传统的数据包络分析法得到了大量运用，但一些新的问题也出来啦，传统方法的缺点逐渐暴露出来，比如缺少精准度，没有显著性等等，这些缺陷迫使学者研究一种新的方法。随着学者的不懈努力，两阶段DEA、三阶段DEA、DEA与其他研究方法的结合等多种方法被提出用于弥补传统方法的缺陷，这极大丰富了保险公司效率计算的方法。DiaconS.R.、StarkeyK和O’BrienC在测算了欧洲15个国家的450家保险公司的相对效率值后，提出了不同的保险市场、不同的保险公司在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几个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这一研究采用的便是二阶段DEA模型方法。[1]。WangY.M.和ChinK.S在前人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各子阶段投入要素占总投入的比重来构建权重系数的方法，这是对原有权重计算方法的改进，走出了极大的一步。[1]。BarrosC.P.、BarrosoN和BorgesM.R.用DEA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结合的方法分析了1995到2001年葡萄牙保险市场的生产效率，得出了下面的结论：效率差的公司可以通过技术变革和改变管理策略来追赶前面发展良好的公司。[1]。AlmulhimT使用2014-2017年的26家传统保险公司和7家回教保险公司的数据对沙特阿拉伯的回教保险和传统保险公司的两阶段DEA效率进行分析，发现这两种类型的公司的平均效率得分都在下降[1]。

2.国内文献梳理

国外关于研究保险业经营效率的文献也较多，在我们国家，从2000年后，大量学者也开始研究保险行业中的效率问题，选用的是微观效率的角度。测算方法与国际保持一致，也是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但是与国外不同的是，非参数法在我们国家有分为了两大类。第一类：效率评估方法只有DEA，包括不断发展的DEA和传统的DEA。第二类：SFA模型、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模型结合DEA应用。

李心丹、恽敏、曹乾等学者使用传统DEA模型对保险公司效率进行测算[1-8]。施岚和李秀芳两位教授引入了国外DEA模型，来弥补我们国家财产险公司技术效率考核指标的不足。同时，他们结合了我国的国情特点，创立了更加优秀的评价系统，而且，还创新了投入指标的选择。[1]。肖华基于改进的DEA方法——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HierarchyProcess，AHP）/DEA法构建了一系列的保险公司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DEA法构造经营绩效判断矩阵，继而用AHP/DEA方法对保险公司经营绩效进行全排序[1]。

许多学者还在两阶段DEA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尝试，张春海创新性的运用DEA三阶段分析方法分析2009年国内46家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克服了以往DEA二阶段分析法中无法剥离环境和误差因素对效率值影响的不足[1]。胡扬名和李涛为克服传统三阶段DEA模型在处理收集到的数据时，为了解决SFA估计困境，采用了升级的面板三阶段DEA模型来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测算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2-2016年城乡居保制度的运行效率。[1]。王雨航运用DEA中的CCR模型、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法对2015-2018年等多家保险公司进行了经营效率的综合整体评估[1]。

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模型、Tobit模型、SFA模型结合DEA模型成为了许多学者采用的方法。赵坤宇和王圆圆运用DEA-Malmquist方法测度2011-2016年20家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效率和资金运用效率变化率，得出我国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不高，但近六年整体效率有所提升的结论[1]。中国上市保险公司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的模型是由叶成徽和陈晓安利用SFA完成的。[1]。寿险公司的效率绩效与管理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这是郝臣、秦晓天和崔光耀在研究保险公司效率时发现的，他们采用的也是SFA方法[1]。黄秀全、储勇和郑峻青等人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模型，选取了2009-2016年13家上市的保险集团、财产保险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的经营数据进行分析[1]。洪结银和许瑾使用DEA-Tobit两步法首次分别从互联网保险行业和涉足互联网保险业务的传统公司两个层面，理论分析互联网保险对保险公司效率的影响[1]。

1.2.2偿付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1.国外文献梳理

HammondJ.D.、ShapiroA和ShillingN研究发现投资回报率是保险公司能否进行偿付的主要因素，而不是保费的直接收入。1]。YakobR、YusopZ和RadamA等人使用2003-2007年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回归的统计学方法，研究了来西亚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影响因素。结论认为杠杆率，流动性，支付的总利息与固定资本的比率以及盈余比率对马来西亚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1]。JooB.A.索赔率、公司规模对于非寿险公司偿付能力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这是研究印度非寿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及其偿付能力得出来的，主要采用的是多元回归法。[1]。ZhangLi、资产回报率、现金流充足率与公司偿付能力呈正比例函数关系，多元化程度、杠杆率与公司偿付能力呈负函数关系，这是Norma和Nielson研究保险公司业务发现的。[1]。RauchJ和WendeS针对德国保险公司的研究发现运营杠杆对偿付能力具有负面影响，而投资风险对偿付能力具有积极影响[1]。ShiuYM和CaporaleGM、CerratoM和ZhangX两项研究均分析了影响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宏观经济因素和特殊因素，均认为杠杆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具有负面影响[1-9]。而在公司规模对偿付能力的影响上，ShiuYM表现出负面影响，但CaporaleGM、CerratoM和ZhangX认为该影响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Rubio-MisasM和MorenoMF研究了影响西班牙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发现保费和再保险的增长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具有负面影响，而投资风险，运营杠杆和公司规模没有统计学意义影响[1]。MorenoI、Parrado-MarttnezP和Trujillo-PonceA基于2008-2015年西班牙保险公司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影响偿付能力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偿付能力与盈利能力、承保风险和互助型组织形式呈正相关，而与公司规模，再保险和专业化人寿保险呈负相关[1]。JawadYALA和AyyashI通过对巴基斯坦七家保险公司2010-2017年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发现索赔率和杠杆率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存在负向影响，而投资和流动性对偿付能力并没有显著影响[1]。

2.国内文献梳理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方面的研究在国内也在不断扩大，朱波、吴晓辉和张爱武三位教授用十年时间证实了10个影响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内外部重要影响因素，例如：资产收益率。他们选取了10家保险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方法，经历了10年的艰苦研究才得出的结论。但他们没有考虑市场份额这个因素。[1]。赵桂芹和吴洪发现偿付能力水平越高的公司，其风险性业务、风险性资产的运作比例就越高，这是他们在研究我国财产险公司风险与资本关系时发现的，他们研究采用的方法是三阶段最小二乘法。[1]保险公司治理、成立年限、成立年限以及险种类型与偿付能力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个结论是郝臣、崔光耀和白丽荷发现的，他们从公司治理评价的角度得出了这个结论。[1]。保险公司在投资型产品投入越多，其偿付能力便越差。这个意义重大的结论是檀雪君发现的，他在了解险资被进行杠杆举牌的现象后，以2010到2013年30家寿险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法的方法，探究了新型寿险品种与偿付能力的关系，从而得出了这个结论。[1]。李晶和尹成远对寿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了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认为资本金比率对偿付能力有正向影响，债券类投资资产比例及权益类投资资产比例与偿付能力呈负相关关系[1]。马玉珍对影响财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六个因素进行了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认为资本金比率、流动比率和综合赔付率与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呈显著相关关系，综合成本率、投资收益率、再保险率对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影响不显著[1]。张泽宇针对具体的财险公司对偿付能力进行了研究，创新性的在外部因素分析上增加了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认为Z财产保险公司内部因素的影响普遍大于外部因素[1]。

1.2.3保险资金运用效率与偿付能力关系研究

国外学者Baranoff和Sager研究X的寿险业资产配置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时发现，投资策略灵活主动的公司的偿付能力更强，而且他们的杠杆率更高。[1]。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越高，那么他的偿付能力就越强。这是AhmadB在印度市场研究非寿险公司财务发现的。[1]。经过这些年学术的转播，国内的学者也开始关注了起来。例如：张强先教授分析了投资行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利弊影响。他以我国三家寿险公司为样本，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证实了投资行为的积极影响和负面影响。[1]。张帆采用面板分位数模型对偿付能力进行研究，认为投资收益率和资产收益率与偿付能力充足率之间的相关性因分位数水平而存在差异，关系并不明确[1]。欧阳越秀、严奕杨和李夏晴以偿付能力二代为基准,基于内控视角，研究财产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提出中等财力财险公司应该重视保险资金的合理运用管理[1]。吕美伦运用两阶段关联DEA模型对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进行了测算，进而探讨资金运用效率值与偿付能力的关系，得到了资金运用效率是影响偿付能力的显著性因素[1]。张骥，孙健运用DEA模型测算2012—2017年我国41家财险公司和55家人身险公司在“偿二代”实施前后的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基于分业视角以面板Tobit模型分析“偿二代”对不同类型保险公司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影响的差异。得出“偿二代”的实施长期中造成财险公司和人身险公司保险资金运用效率损失增加，财险公司受影响较严重的结论[1]。安超帆选取2012-2017年43家寿险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运用DEA及面板数据回归的方法进行寿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的测度，接着通过双重差分方法分析偿二代政策的实施效果。最后通过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其他影响资金运用效率的因素[1]。

1.2.4文献述评

通过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影响因素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多将重心放于资本结构、资产结构、管理效率、盈利能力、业务质量、经营稳健性等公司内部影响因素上，同时发现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是影响其偿付能力的重要因素。但是专门从资金运用效率角度研究其对偿付能力影响的文献很少。｜通过查阅影响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因素的相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研究的重心在于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管理效率以及资产结构、业务质量等方面，很少有文献从资金运用效率的角度来探讨偿付能力。从文献的研究结构分析得出：投资收益率是影响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整理了学术界相关方面的文献后，我们发现他们研究所采用顺序大多是这样的，先分析什么因素能够影响偿付能力，再提出保险资金投资是关键因素之一。少有文献将保险资金运用单独列出作为研究因素。同时，有一个有趣的点，大多数研究将投资的收益率作为实证研究的指标，只有极少数的研究将效率作为研究的指标之一。

　　1.3研究思路与方法

1.3.1研究思路

基于保险资金运用、效率评价和偿付能力等理论，本文以2015-2018年间的我国境内60家寿险公司为研究对象，透过保险资金运用的角度来分析它与偿付能力的关系。收集三阶段数据，采用包络分析法测算寿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效率值，对寿险公司投资效率进行初步的分析；接着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运用方程的思维，将偿付能力设为因变量，效率值作为自变量，通过具体的案例来论证资金运用效率与偿付能力的关系根据研究结果给出结论和相关建议。

1.3.2研究方法

1.规范研究法

本篇文章将寿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对其偿付能力的关系作为研究内容，在回顾前人的理论和实验基础上，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保险资金、效率、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及保险资金运用效率队偿付能力的影响机制。

2.实证分析法

本文以2015-2018年间60家寿险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分析法实证分析了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对其偿付能力的影响程度。

3.比较分析法

本文将选取的样本公司根据资本性质不同分为中资公司和外资（合资）公司，将两者对比研究，得出了不同类别寿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的特点。接着进行相关稳健性检验，得出最终结论。

　　1.4研究内容与框架

1.4.1研究内容

本文以2015-2018年间的我国境内60家寿险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分析法进行相关实证分析，重点探讨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对偿付能力的影响。本文总体由六个章节组成，详细内容：

绪论部分为第一章，包含了研究背景和研究的意义，以及两个研究内容。一：偿付能力与保险资金运用的关系。二：偿付能力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的研究。｜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还有论文整体的构思、创新点与不足。

第二章包含了一些基础理论：偿付能力、资金运用效率。通过对理论的介绍分析了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与偿付能力的关系，以及如何影响。这一研究问题的相关理论支撑，主要包括保险资金运用理论、效率评价理论和偿付能力理论。

第三章为现有行业发展环境以及监管体系的分析，介绍了监管存在的问题与现状，详细分析了我国保险资金运用资金规模、投资渠道和收益水平方面的现状以及在投资期限、投资结构和投资收益率等方面的问题，最后对我国偿付能力监管体系进行了简要介绍。

对保险资金效率的测算是第四章的内容，对测算结果的探讨分析也包含在了第四章。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是本次研究所采用的测算方法，样本为2015-2018年间我国寿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效率。探讨分析也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分类分析，一部分总体分析。

偿付能力与保险资金运用效率的实证研究是第五章的主要内容，这一研究的模型采用函数模型，将第四章得到的效率值作为解释变量，也就是自变量。将偿付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也就是因变量。通过研究搜集的面板数据，从而得到实验结果。而且采用模型内生性问题和变量指标衡量两种检验方法对研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第六章主要是前面得到的结论的汇总，主要来自于实证结论和理论结论，从监督管理、投资期限、投资结构、人才引进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4.2研究框架

本文研究框架具体如图1-1所示。

图1-1技术路线图

　　1.5创新与不足之处

1.5.1创新点

本文的研究是建立在众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借鉴前辈们的研究思想和分析处理数据的手段，在此基础上修正以往文献在研宄保险行业效率时的不足之处，本文的创新点在于：

1.研究角度的创新

本文选择了寿险公司这一特定类型的金融机构，结合“偿二代”这一新的政策背景，通过对资金运用效率值的测算而非利用传统的保险公司投资收益率来具体研究寿险偿付能力和公司资金运用效率之间的关系。这十分有益于寿险公司执行正确的投资方案的完善和偿付能力的提高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2.实证方法应用的创新

首先，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于保险资金效率的研究更加接近保险业效率的研究，他们在测算保险资金运用效率时基本以整个公司的人力、物力、财力作为投入变量进行测算，单纯地以投资收益作为产出变量。而保险资金运用的实际操作部门是资管部门或者资管公司，应以他们的相关投入作为投入变量而非整个公司。鉴于资产公司数据的不可得性，本文另辟蹊径，从保险资金的投资产品结构入手将保险资金运用资本（即后文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营业费用作为投入变量，以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产出变量。

其次，本文对保险资金运用效率进行测量时，考虑到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对测量结果可能产生影响，选用了三阶段DEA模型，将影响因素剔除，从而得到只反映公司管理水平的资金运用效率值。国内学者主要运用三阶段DEA模型来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的资金配置效率，而该方法用来分析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很少，具有方法上的借鉴意义。

1.5.2研究不足

在效率值测算的过程中，由于数据难以获得等原因本文选取的变量无法完全贴合资金运用效率的实际投入和产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效率值的准确性。同时，本文以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替换研究的的内容是核心偿付能力，这是稳健性检验必须要做的。但是客观上不够全面，还有许多其他影响因素，因此，应该从更多的方面和角度来评价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第2章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与偿付能力的理论概述

保险资金的偿付能力和运用效率，以及两者间的相互影响是本章的理论研究内容。的影响机制三部分进行了理论概述，同时介绍了几种评价效率的方法并进行选择，从而为保险资金运用效率的测算奠定理论基础。

　　2.1保险资金运用效率

2.1.1保险资金运用

1.概念及原则

保险资金运用在本文中指的是广义上的保险投资，即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将暂时闲置的资金，保值增值的行为｜进行合法、高效的投资，进行合理的资金配置，从而获得[1]。主要包括两部分：自有资本金和准备金。自有资本金是指保险公司成立时的国家拨款资金以及股东认缴资本。保险公司的资本金在扣除20%的保证金之后是保险公司的自有资金，处于闲置状态，从而成为保险资金运用的重要来源之一。准备金是指保险公司的负债，即根据精算原理，以一定比例从保费收入中提取的资金。从保险资金运用的角度上看，寿险公司运用的准备金包括许多资金来源，包括长期寿险责任准备金、未到期责任准备金、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以及未决赔偿责任准备金[1]。

保险资金运用要遵循特殊的金融行业原则。“保险公司资金的使用必须遵询安全性原则，本着稳健的方式”。这是《保险法》中第一百零六条的强制要求。流动性选择、安全性、和收益性原则是保险资金使用必须遵循的原则，要以此为要求，进行稳健、适度的投资。安全性原则更是是资金运用的前提条件，这也是由保险资金的负债特性决定的；而保险事故发生的不确定性就摆明保险资金资金必须要有一定的流动性，否则将会十分不安全。收益是保险业最终的目的。工作在保险公司的投资者应以以上三个原则为基础，提升保险资产配置的灵活度，提高资金运用效率。

2.保险资金运用理论

随着前辈经验的累积，保险行业积累了许多优秀的经验。对于保险资金的使用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独门绝技，这是一门成熟的绝技。其中优秀的理论有一下几种。一：资产负债经营理论。二：投资组合管理理论。三：风险控制管理理论。

（1）资产负债经营理论。负债是一把双刃剑，该理论认为如果资产的基本面与负债存在不对等的情况下，那么负债将带来许多坏处，显现它恶的一面。鉴于部分保险资金来源于负债，该理论建议选择安全、健康的投资品种，要符合特殊的要求和限制。运用合理的资产负债管理，既可保证保险公司有充足的现金流应对保险事故补偿，也可全面掌握保险公司风险，以免造成严重后果。保险公司的相关机构要将资产和负债有机结合，从而确保在稳健经营的同时获得最大盈利。

（2）投资组合管理理论。投资各种不同类型的资产，从而满足资产多样化的需求，进而降低风险，同时，满足了投资预期的要求收益。就使用保险资金来说，保险公司要在确保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把可用于投资的保险资金配置于不同的投资组合中，获得稳定收益。

（3）风险控制管理理论。包括投资风险披露的体系、风险价值理论（ValueatRisk，VaR）、信用风险矩阵法、风险预警制度等风险管理方法。保险资金运用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等不确定的风险因素，该种理论在满足安全、收益、流动的要求下，寻求三方的平衡，追求最大的利益。因此三方的平衡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有助于实现保险资金风险管理的目标，即在一定可承担风险范围内实现投资最大收益。

2.1.2保险资金运用效率

1.经济学中的效率定义及分类

（1）效率定义

在经济学看来，效率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投入要素后该主体所享有的产出量[1]。学术界研究者基本都是以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得出了效率是一种无法进一步优化的状态，对于经济的发展而言。即现有的生产资源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它体现了经济学资源稀缺性的基本假设，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资源要素配置的优化程度。

（2）效率分类。效率有许多种不同的分类，在这里介绍其中主要的两种分类[1]。

①按照投入、产出和要素组合的差异可以分为规模效率、范围效率和X效率。规模效率表示公司扩张条件下的单位成本是否实现最优。如果产出的增长率高于成本的增长率，则说明公司有良好的规模效率；反之则企业规模效率不变或处于规模不效率的状况。范围效率是指产出水平不变时，如果混业经营的公司成本低于分业经营的公司成本，则混业经营存在范围经济，反之则混业经营存在范围不经济。效率是所有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整合，除了范围效率和规模效率。

②按照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差异可以分为技术效率（TE，TechnicalEfficiency）和配置效率（AE，AllocativeEfficiency）。技术效率是衡量企业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实现最小投入和最大产出的有效程度。假设报酬的规模是变化的，那么技术效率可以拆分为两部分，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本篇文章，从纯技术效率的角度来研究、解析寿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效率。也称帕累托效率。指的是在一定投入价格水平上，企业正确选择最优比率的投入的能力。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通过资源的组合优化和合理配置，可以提高产量。

2.寿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的理解

寿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是评估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部门或者专门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对投资资金进行资源配置的效果指标，即保险公司在进行资产投资过程中产出与投入的比例[1]。现有的研究中有关资金运用状况一般通过收益率来衡量，但这属于“效益”的范畴而非“效率”。效益与效率是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二者在对某种经济活动结果的反映和评价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区别在于效益是指通过货币衡量的经济上的投入产出关系，强调的是货币数量上的变化[1]。而效率所评价的投入产出范围远比效益广泛的多，除了货币之外还包括时间、劳动力等资源投入以及公司声誉、竞争力等非货币形态的产出，更能体现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如果对寿险公司资金运用状况的研究仅仅从效益的角度出发，就忽视了资金运用过程中人力、物力的投入与产出及其对资金运用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讨论寿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中所要考虑的。本文认为，首先，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是从投入产出层面得到的一个相较于单纯的投资效率更为广义的效率水平。除了货币化资本之外，还可包括人力资本、运营成本等多种投入项；其次，效率值是一个相对概念，是在特定决策区间内进行的计算比较，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效率高低；最后，可以从多角度进行保险资金运用效率评价，包括整体角度和分阶段角度、行业角度和微观个体角度等的评价。

3.效率评价方法的选择

对于保险资金运用效率评价的方法诞生了测量效率的方法，有以下两种。一：传统分析方法。二：前沿面分析方法。[1]。

（1）传统分析方法

层次分析法和单因素构成了传统分析方法。单要素指标分析法利用单个指标对公司效率进行简单评价。包括生产效率指标（人均利润、人均边际收益率、人均收入等指标）、综合经营指标（利润率、资产和资本收益率、投资收益率等指标）和保险公司特有指标（综合赔付率、退保率、续保率和投诉率等）。优势在于操作简单明了，但是指标选择的主观性较强，且难以做出综合全面的效率评价。层次分析法是指将与决策有关的元素分解到不同的层次上，依据不同的层次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方法。这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一种权重分析方法，首先要验证矩阵的一致性，接着再检验高阶矩阵的一致性。非常困难，因此这种方法的实用性很低。

（2）前沿面分析方法。前沿面分析方法是在已知投入产出的情况下，设计出最优边界后，效率来自于观察值与边界值的差异。有两种方法，一：参数法。二：非参数法。

｜生产函数需要首先被构筑，接着估计函数参数。这就是参数法的全部。参数法的优点在于可以排查出随机误差，而为了区分出生产函数中的两大误差——无效率误差和随机误差，就需要假设分布范围，不同的分布假设形成了不同的参数方法。如图2-1所示，参数法有以下三种，一：随机前沿法SFA。二：自由分布法DFA。三：厚前沿法TFA。[1]。其中最常用的是随机前沿法，通常假设无效率误差服从截尾正态分布、半正态分布等非对称分布，随机误差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等对称分布。参数法的缺点在于对样本数据和生产函数形式预设要求较为严格，较难评价多投入和多产出的公司效率，而且参数法测算效率值的量纲也难以确定。

图2-1前沿分析方法

非参数法则不需要找到前沿函数的具体形式，只要找出相对的效率值，就可以解决参数方法无法回答的问题——不能多投入、多产出的问题。主要包括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与无界分析法（FDH）。无界分析法是在数据包络分析法的基础上对函数凸性假设放松而得到的，不常使用，因此不予讨论。目前大多数学者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算保险效率，并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两阶段DEA、三阶段DEA和SBM模型等改进DEA模型。Charnes、Cooper和Rhodes三位学者最早研究并提出DEA方法用于指导多投入、多产出的评价效率，即CCR模型[1]。这就是当规模报酬不变的基础上，该模型可以输出技术效率值。Banker、Charnes和Cooper提出了规模报酬可变条件下的BCC模型，将技术效率（TE）拆分为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即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1]。其中，技术效率的成立有前提，就是在综合考虑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的情况下，寿险公司在投入水平不变时获得最大产出的能力；纯技术效率是保险公司由于管理和技术等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较低的纯技术效率代表管理者的决策错误，造成资源的浪费；规模效率则是指当决策单元（DecisionMakingUnit，DMU）。如果DMU处于最佳的生产规模状态下，那么所需要的投入便是最少的。也就是说寿险公司的生产效率被生产规模所影响，两者呈正比例的关系。从而可以得出，DMU未处于最佳状态和生产技术上的无效率将导致技术无效率。

DEA模型基本思路在于把每个被评价单位视为一个DMU，利用数学规划方法和统计数据确定有效的生产前沿面，在DEA生产前沿面上投射每个决策单元，观察各个DMU与前沿面的偏离程度从而评价其相对有效性。DEA优点在于可以进行多投入和多产出的效率测算，不需要预先估计参数的特性，客观性强，并且对样本数据的要求不高。因而许多研究保险效率的文章都采用这种方法。但是DEA的缺点在于其易受到极值的影响，并且决策单元的效率值对所选取的投入和产出指标较为敏感，因此有效使用DEA模型关键在于选择准确合适的投入和产出指标。在实践中，根据不同的需求要选择投入导向型或产出导向型的DEA方法。投入导向型是指在产出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使投入最小。产出导向型是指在投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使产出最大。相对于投入而言，产出数据较难掌握，因而本文采用的是投入导向型的三阶段DEA方法。

　　2.2保险公司偿付能力

2.2.1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概念

上世纪四十年代英国的法律有这样一条法规，该法规规定了非寿险保险人的总资产与总负债的差额要大于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20%，由此提出了偿付能力的概念[1]。随后在保险业的监管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定义偿付能力为：“在任何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均可以满足所有合同义务（负债）的能力”。2008年中国保监会发布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第二条指出，“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是指保险公司能够偿还被保险人能力”。国内外研究人员认为偿付能力的普遍解释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资金力量与自身承担危险责任的比较；二是认为偿付能力是现在保险公司财务是否健康的最低尺度。在这里的偿付能力通常意义上是指在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事故时，保险公司拥有赔偿被保险人经济的能力。因此，保险公司需要结合公司本身的实际情况以此来确保偿付能力的水平，更需确保公司能留足充裕的流动资产，既可以充分保障被保险人的权益，又可以降低营造的成本。

在现在的大环境之下，我们的保险监管部门和保险公司皆是有必要在划定一个期限的前提下，自己来评价估量保险公司所拥有的偿付能力。目前，许多国内外研究人员认为保险公司所具有的偿付能力在研究中的理论包含：责任要求理论和风险资本要求理论[1]。在这里责任要求理论的着重点是通过理论分析以此来搭建具有偿付能力的等式，首先，由利率波动理论划分百分比例，其次，依据现实情况划定出该风险中实际金额的百分比例，然后，我们通过分析短期产品所含有的固定风险划定被保险人出资保费的百分比例，最后，通过等式来计算出公司在较为合理范围内的偿付水平。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现在都将上诉的理论逐一应用于保险市场的现实情况中。剩下的一个理论是根据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的要求所提出的，因此需要保险公司对实际的风险通过理性的分析之后对其识别和分类，还要依次得出各种风险情况下的资本，最后调整该风险能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2.2.2偿付能力影响因素

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偿付能力的影响因素可分为：外因和内因[1]。外因是指不在保险公司控制的范围之内，例如生态环境、经济环境和某种不可抵抗等外在环境变化，该变化会无形的致使偿付能力发生动荡。内因是指该公司本身实际经营状况等变化，在这些变化下会导致偿付能力也会发生变化，但这些是能够在保险公司控制下并适当做出调整的因素。接下来本文会对几种重要的外因和内因进行理论分析：

1.外部因素

（1）生态环境。恶劣的自然环境会增加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扩大事故发生的损失规模，从而导致保险公司非预期的赔付支出发生；另一方面，自然环境的变化可能引起经济发展的波动，造成资本市场的动荡和居民收入的下降，进一步带来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和投资收益的紧缩；最终导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下降。

（2）监管环境。针对寿险公司的监管法规涉及偿付能力、资金运用、经营范围、保险产品、合同条款、市场准入和退出等方面。其中资金运用监管明确了寿险资金运用范围、投资渠道、投资地域、认可资产比例等等，而偿付能力监管是针对寿险公司偿付能力水平所做出的一系列规定，目前针对偿付能力的监管已成为保险监管的核心。

（3）经济环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居民收入水平，从而间接影响寿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主要的经济影响因素如下：①人均可支配收入。随着改革开放的创新，到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在该阶段下国家对保险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方便快捷的通道，由于这些年来每人的平均自主支配收入的渐渐提升，越来越多人将富余的金钱为自身投入，为此，现在每年寿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会持续扩张，这样的现象会使公司的偿付能力也随之提高。②利率。利率是决定保险公司资金成本高低的主要因素，也是筹资、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利率与寿险产品定价、寿险资金运用关系密切，无疑是寿险公司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尤其是当实际利率低于预定利率时，投资收益减少，最终影响偿付能力的变化。③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越高，货币贬值，宏观经济发展下行，寿险公司开展保险业务更加困难，投资风险也随之增加，进而影响资金运用收益，导致偿付能力下降。

2.内部因素

（1）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指的是寿险公司中各类资产与负债的形式和所占比例。资产负债率和流动比率都可以反映寿险公司的资产结构。寿险公司如果资产规模较大，资产流动性较强可以保障偿付能力充足。反之资产结构保守，资产规模较小，不利于寿险公司保证自身竞争能力。应当根据市场预期状况采用合理的资产结构，这对偿付能力的提高至关重要。

（2）业务质量。业务质量既是对寿险公司经营能力的衡量，也可以侧面影响偿付能力。综合赔付率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寿险公司业务质量的好坏。综合损失率是指公司在被保险人期间内的赔偿支出与保费收入之间的比率。如果承保期间的实际赔付远高于预期水平，保险公司的利润就会相应减少，偿付能力水平下降。

（3）再保险。再保险是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的一项重要工具，保险人可以通过分出保险来分散风险，控制巨额赔付的发生，降低自留业务的波动性，增强风险管理能力，提高偿付能力水平。但是如果分出保险的比例过高则会减少自身的利润，寿险公司需要综合在保证偿付能力的基础上确定合适的再保险比例。

（4）准备金。指的是法律要求公司从保费收入中提取资金，以支付将来可能发生的索赔款项。该准备金的数额理应与保险公司为被保险人所担负的保险责任大小相互的对应。因此准备金的规模大小就直接反映了保险公司所拥有的偿付能力高低。

（5）承担保费收益。寿险公司盈利能力具体变现为承保业务端的营收大小，对应着承保利润率和保费增长率。且承保利润与偿付能力大小成线性相关性。

（6）投资收益。一般表现为投资收益率。寿险公司的利润来自于承保端和投资端，由于保险业竞争愈发激烈，保险费率不断下滑，使得关于承担保费的业务持续严重亏损，保险的理财收益已然成为人寿保险的一个可靠利润支柱，投资理财收益率如果低于理想水平，那么就会严重阻碍保险公司实控资本的增长，进一步就会使得偿付能力减弱，反之则增强偿付能力。

　　2.3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对偿付能力的影响机制

保险公司所具有的保金运作其最为重要的资产项目，在本源上决定了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保险资金运用效率越高，投资收益越大，寿险公司的实际资本越大，从而影响偿付能力水平越充足。具体而言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偿付能力产生影响：

1.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影响准备金提存额度

由于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以及保险业务经营的不稳定性，保险公司需要从保险资金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存准备金以保证充足的偿付能力[1]。保险资金运用效率越高，一定的投入成本所带来的投资收益越高。而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收益直接影响公司经营成果，间接影响责任准备金的提取数额和偿付能力水平。也就是说，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越高，准备金提存的基准就越高，偿付能力就越强。

2.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影响利润水平

随着寿险业务竞争日益加剧，多数寿险公司通过降低保险费率的方式吸引投保人，这势必造成承保利润的下降，而投资收益则逐步成为寿险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1]。保险资金运用在寿险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地位愈发凸显出来，投资效率高的公司不但使公司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弥补承保业务的亏损，同时大大提高了偿付能力以及公司运营的正常运作能力。

3.保险资金运用效率改善资本结构

内含价值是一项为了确定中国保险公司实际价值而推出的重要标准，影响着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它等于保险公司有效业务价值与调整后净资产之和[1]。对寿险公司而言，合理的投资可以提高保险资金运用效率，从而一方面增加公司净资产，另一方面可以运用更多的投资收益开展承保业务，扩展业务结构，增加公司内含价值，进而增强偿付能力水平。

4.保险资金运用效率有效化解利差损

利差损指的是当寿险公司责任准备金的预定利率高于实际的保险资金运用利率时产生的亏损[1]。当准备金预定利率固定不变时，保险资金运用效率的提高可以有效减少利差损，甚至带来利差益，使得保险公司拥有足够的资金进行赔偿或给付，提高偿付能力。

　　2.4本章小结

寿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指的是公司在投资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比例。评价效率的方法主要包括参数法和非参数法，本文选择非参数法中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三阶段DEA方法用于衡量保险资金的效率。通常意义上偿付能力是指在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事故时，保险公司拥有赔偿被保险人经济的能力。影响偿付能力的因素主要有自然环境、监管环境、经济环境等内部因素和资产结构、业务质量、再保险、准备金、承保收益、投资收益等外部因素。保险资金运用效率通过准备金提存额度、利润水平、资本结构和化解利差损等方面影响偿付能力。为第四章的寿险公司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值的测算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3章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及偿付能力监管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本章针对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的现状与问题以及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三部分分析，进而为后文提高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效率水平，增强偿付能力相关建议的提出奠定基础。

3.1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现状

从目前公开披露的数据信息看，并没有专门的寿险公司保险资金运用的详细数据，但从我国现行产、寿险业务构成来看，寿险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2%以上[智研咨询发布的《2023-2027年中国寿险行业市场经营管理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数据显示：2014-2020年中国寿险原保费收入占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总收入的比例始终维持在52%以上。]。故本部分用保险资金运用的总体情况来近似地说明寿险公司资金运用的现状。

3.1.1保险资金运用规模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保险市场的持续扩张，保险费用收入以及现在保险资金的总量持续增加，进一步的导致保险的资金运营剩余量的市场增量也随之高速增长。如图3-1所示，2001-2019年我国保险资金运用规模逐年稳步增加，从2001年的1712.59亿元到2019年185271亿元，2019年是2001年的108倍。从保险资金运用规模的增长率来看，2001-2007年增长率波动起伏变化较大，随着2003年首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保险资金运用开启集中化和专业化运作时代，到2004年实现了规模增长率从8%到101%的一个巨大飞跃。2008-2011年受到金融危机爆发的影响，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保险资金运用风险加大，资金运用规模增长速度放缓。2012年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启动市场化改革，“放开前端、管住后端”，行业规模增长率达到70%。2017年-至今规模增长率始终维持在20%以下，一定原因在于我国保险资金运用进入规范发展和严监管时期[1]。但总的来说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增长率低下且稳定性较差。

图3-12001年-2019年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及增长变化（单位：亿元；%）

3.1.2保险资金运用投资渠道和结构

如表3-1所示，目前我国人民的手中都有富余的资金，因此人会将这些资金投资在以下领域：存款、债券、股票、基金、贷款、房地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和金融机构的合作和往来、向为保险配套服务的企业投资、海外投资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xxx规定的其他投资形式或者投资品种[1]。

表3-1投资渠道及投资风险

基于我国保险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保险投资渠道和范围不断拓宽，保险资金运用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图3-2我们可以发现，2013-2019年保险资金运用过程中，银行存款占比大幅降低，从29.45%降低至13.62%，债券占比也下降了约8.86%；而其他投资（如债权计划、金融理财产品和私募股权等投资方式）比重超过16.9%，大幅上升至38.67%，股票及证券投资资金占比也约有3%的小幅增长，变化相对稳定。直至2019年，我国保险投资渠道中，银行存款占比13.62%，股票及证券投资资金占比13.15%，债券占比34.56%，其他投资占比为38.67%。总体表明了随着我国经济市场总体的持续基本完善，保险资金经营管理的慢慢减弱，越来越多人有着投资的理念，因此投资的范围向着丰富且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债券投资、基金及股票的投资受到更多的关注，保险资金运用的市场化程度大幅提升。在中国，我们的保险行业慢慢向着放低银行存款、债券等这些稳定的收益类型比例方向靠近发展，大幅增加另类投资，投资结构更加合理。但是这些稳定的收益类型依旧占据了一半的金融市场，而股票、证券等投资比例相对较低，因此这些类型的贡献率就会较低。当然，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投资人员考虑的更多的则是被投资类型的安全性、收益率和资源等因素。

图3-2保险投资渠道占比

3.1.3保险资金运用收益水平

图3-3数据显示，2001-2019年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呈现波动性变动趋势。2001年至2005年，我国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持续降低，导致该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央行出台的政策，相关政策不断降低利息和不断调整可投资途径，致使投资太窄，无法保障人们富余的资金流入经济市场；到了2006年之后，保险资金经营途径连续的拓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不断增长、资本市场表现良好，保险投资收益率从2006年起不断上升，在2007年迎来了历史最佳水平12.2%，全年保险投资收益超过前五年之和，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异常火爆的证券市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2008年一场全球的金融危机突然袭来，这次危机导致了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大幅调整以及全球范围内证券市场的争相跳水，为此十分影响我国投资人员的收益，致使收益率远低几年前，只有1.90%；2009年投资收益率回升到6.40%，同比提高了4.5个百分点；2012年至2015年投资收益率逐年攀升，在2015年达到近十年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最大值7.60%；2016-2019年由于受到整体低利率环境及整个资本市场低迷的影响，导致了投资收益率出现波浪式的趋势，2019年仅为4.3%。

图3-32001-2019年资金经营收益率

　　3.2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存在的问题

3.2.1寿险资金配置期限不合理

我国资本市场中收益高且回报率稳定的长期投资项目十分少见，寿险公司在投资过程中常常将长期投资项目纳入短期投资中进行管理，在期限管理方面同样如此。我国大部分寿险公司对持有产品的日期通常情况下是大于十年的，当然对某些人有特殊要求的，也会推出终身制的产品，所以寿险资金的负债期限也较长。而资产性资金投资期限一般在5-10年左右，资产和负债期限相差高达10年之久，这导致了寿险资金运用久期缺口大，资金运用周期不科学。另外，可以用于投资的收益率高的中长期金融类资产规模太小，品种有限，直接限制了我国寿险公司资金运用的期限合理匹配和良性循环。寿险资金在运用过程中面临较大的资金期限错配风险，我国寿险资金运用的效率也大大降低。

3.2.2寿险资金运用结构不合理

我国寿险投资目前正处于高风险的金融市场以及不成熟的保险市场环境中，这使得投资结构中低风险低收益类的资产投资占比较高。从上图3-2中可知，在我国寿险公司资金运用渠道中，银行存款和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有所降低，但仍然在47%以上。发达国家则更偏好于多种期限的结构类型。比如人们喜欢对那些具有高信用企业债的持有比例会超过50%，另外，欧洲或美洲有些国家的股票配额比例会大于40%。但是由于我国寿险公司身处在复杂且多变的经济环境之下和资产配置的能力相对较弱，以及投资人员对股票的持有率低，导致股票收益也不是那么可观，对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比重较大。我国寿险公司目前的投资结构中造成了投资收益低下，投资效率难以改善的局面。一旦利率向下发生较大浮动，势必会加剧资金收益下降以及自身价值波动的不确定性，造成资源进一步浪费。而且我国寿险公司投资结构中大部分投资对象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易受资本市场波动性的影响，资金运用间接投资比例过高，直接投资比例较低。

3.2.3寿险资金投资收益率低，稳定性较差

我国寿险资金运用收益率整体偏低，从上面的图可以看出，2007年的投资收益率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值，而剩余年份投资的平均收益率却不够5%，这与资本市场有着一大段的距离，还需要我国尽快的赶上。金融环境还会严重影响投资的收益率，同时由于每一年的收益率并不平稳，甚至出现了较大的波动，这些都恰巧表明了我国的寿险资金运用处于效率低下、极其浪费的境地。这也是由于总体监控管理、经济环境和投资方法等方面的不够健全，以及长期对保险投资盈利作用的忽视导致了投资收益低且不稳定的现状。我国寿险资金运用在资产配置和风险防范等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

　　3.3我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体系

3.3.1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的变化

在二十一世纪初以前，我国的保险行业是比较混乱的，因此偿付能力和监控管理体系没有根据当时的情况而真正意义上的建设。而在2003年，原中国保监会公布了一项规定，2007年基本构建出一套以保险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现代保险监控管理体系，是我国经研究并决定实施的第一代偿付能力（本文中简称为“偿一代”）标准方案。由于我国在那时候在该领域属于发展时期，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不够充足，相关制度直接借鉴X风险资本制度（简称“XRBC”）和欧盟偿付能力Ⅱ（简称“欧盟SolvencyII”）的标准进行静态监管。到2010年底，“偿一代”体系监管框架局限性和定性监管力度不够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无法对未来偿付能力作出准确估计。为了弥补当时监管上的缺陷，2012年3月，原保监会正式启动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简称“偿二代”）的建设工作。在2015年初的时候，“偿二代”进入试运营阶段，直至到2016年初，“偿二代”终于正式开始实行。这就意味着我国保险行业的偿付能力和监控管理体系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下图3-2为我国偿一代和偿二代建立的时间轴。偿二代这一项历史性的重大战略决策，与“偿一代”相比，“偿二代”有着自己的监控管理特点。第一，“偿二代”会以风险为前提，自己具有准确且实用的风险划分的特点，在这一基础上，偿付能力和监控管理体系被建立起来了；第二，它不是一字一句的复制国外政策的经验，而是考虑了中国最根本的国情，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偿付能力和监控管理体系，对深化保险市场化改革、提高保险行业的风险防范能力和扩大我国保险监管的国际影响力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图3-4偿一代、偿二代建立时间轴

3.3.2“偿二代”的监管要素

作为“偿二代”监管体系的核心部分——定量资本、定性监管和市场机制构成了三支柱框架体系，如表3-2所示。

表3-2三支柱体系

1.第一支柱：定量资本要求

主要适用于预防可量化的风险，并确保保险公司持有足量的风险资本，特别是包括：保险、市场、信用、调控性等风险资本要求。同时肯定了公司资产以及负债的评估和验收标准，还要将公司的资本细分处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判断，一个是资本吸收损失的性质，另一个则是它的能力，从而将保险公司的资本分为核心一级资本、核心二级资本和附属一级资本、附属二级资本，所有资本都要分别符合存在性、永续性、次级性和非强制性者四个特性，提高了资产价值评估的准确性。评价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情况的指标也随之变化，与“偿一代”不同的是，评价指标分为“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和“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对于现存偿二代中的第一支柱，根据它所对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具体要求，需要对以下两个公式同时满足：

（3.1）

（3.2

然后根据保险公司对动态偿付能力最终测试的结果，最后是通过相关部门按照出台的监控管理规则，对那些不满足定量资本要求的公司实施有差别的监管措施。

2.第二支柱：定性监管要求

主要是对第一支柱缺陷的补充，防止无法定量的风险，包括：运营风险、策略风险、声誉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等。这些风险复杂性强，难以使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表达，因此将可量化风险和不可量化风险相结合的方法是一个有效地办法，从而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其次由监管部门提出监管处理要求、评估保险公司内部风险管理水平。再次监管部门进将行现场监管监察以及非现场分析。最后对不符合第二支柱要求的保险公司进行相应的监管干预措施。

3.第三支柱：市场约束机制

第三支柱是整个“偿二代”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的基础上，通过信息披露、信息交流、信用评级等手段，借由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力量监督和约束保险公司。一方面实施信息披露制度，公开透明的展示保险公司的相关信息；另一方面由监管部门联合保险公司打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完善市场约束机制，利用市场力量推动保险行业发展。对保险公司加强监管以更进一步地防范风险。

综合来看，对第一支柱最重要的措施是要预防保险公司可量化的内部和外部风险，第二支柱则是在前一条中无法量化的风险预防情况下进行扩充。第三支柱则是对前两条大环境下的优控，以此保障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的实行。三大支柱对偿付能力监管起到不同的作用，较为清晰地阐述我国保险监管体系的基本监管原则，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风险防范体系。我国的保险监管正在逐步完善并走向中国特色的监管道路。

3.3.3我国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现状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和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是两项重要的指标，该指标会进一步反应出了我国的偿付能力。在四年前，中国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第一，风险综合评级是B类以上；第二，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是百分之五十；第三，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是百分之百。如果上诉三个指标能一起达到标准范围，那么该公司就为偿付能力达标公司；若有一个指标不能满足，那么该公司就是偿付能力不达标公司。从“偿二代”颁布实行到如今已经经历了4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保险行业有着繁荣的发展，虽然存在的风险状况依旧严重，但行业总体上的偿付能力仍保持了十分平稳的形势。从图3-5可以看出，2020年前三个季度末人身险公司整体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均大于285%，其中第三季度末充足率达到321.6%，整体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均大于225%，其中第一季度末充足率达到229.3%。总体来说，人身险公司的“偿二代”的整体实施情况较好，平均指标均远远高于监管红线，各类大型的保险公司对此高度重视，大多数保险公司在确定其拥有的流动资金时，都会综合考虑风险和业务规模的大小，以提升资本经营效率和增强企业偿付能力。

图3-5人身保险公司2020年季度偿付能力总体状况

　　3.3本章小结

总体而言，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逐年增长，但近几年的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保险资金运用收益水平受资本市场影响呈波动性变动趋势；随着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监管的逐步放开，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保险投资，资金的经营途径越来越宽泛；中国的保险资金经营存在资金配置期限和资金运用结构不合理、投资收益率低且稳定性差等问题；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从“偿一代”演变为“偿二代”，虽然存在的风险状况一直都严重，但行业总体上的偿付能力仍保持了十分平稳的形势。总的来说，现在的保险公司有着更为重要的目标方向，那就是根据现有的投资组合来优化这些组合，进而提升资金经营的效率，增强公司的偿付能力。

　　第4章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值的测算

本章为实证研究的第一步骤，衡量保险资金使用效率的价值，主要解释了资金使用效率的价值计算经过、研究设计和得到的效率测算结果，并针对结果进行了具体分析。

　　4.1模型构建

本文基于三阶段DEA模型，计算了2015年至2018年中国六十家寿险公司的保险资金的使用效率值。与一般的DEA模型相比，三阶段DEA模型对决策单元（DMU）的评价更为客观，运用该模型进行测算由三个阶段组成：第一阶段采用规模报酬可变假设下的投入导向型BCC-DEA模型计算得出调整前的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值；由于三阶段DEA模型，输入（或输出）的松弛变量受外部环境因素、随机干扰和管理效率低下的影响，因而要通过第二阶段的随机前沿分析（SFA）模型将松弛变量受到的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进行剥离，从而得到更加真实的效率值；在第三阶段将调整后的DMU投入数据再次代入传统的BCC模型中，最终得到相对客观真实的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值。三阶段DEA模型的具体流程见图4-1。

图4-1三阶段DEA模型简介

4.1.1第一阶段：运用BCC模型测算效率值

本部分应用传统的DEA模型对评估的决策单元（即60家寿险公司）进行效率值测算分析。这里在模型应用上有规模报酬可变的CCR模型、规模收益率不变的BCC模型等，本文构建了一种面向输入的BCC模型，将2015至2018年这四年的面板数据通过一些方法，整理成截面数据，在相同决策单元内的不同年份被视作不同的决策单元，并计算出每个决策单元的输入松弛值。假定有m个决策单元（DMU），每一个DMU有n个输入和c个输出，Xnj代表DMUj的第n项输入，Ycj代表DMUj第c项输出。则BCC模型可表示如公示（4.1）所示：

　

　　式（4.1）中求得的θ值是效率值。应该注意的地方是，上述的公式满足下面的2个条件：首先，为了防止该效率值的增大，因此在进行评估时，这里的样本机构数量会大于或等于输入和输出之和的两倍；其次，输入输出变量一定得符合单调性。假若各类机构开始大规模受外因的影响，则对普通的机构而言，在一个强大的机构中，受外因影响的技术效率值一定好于劣势机构的技术效率值。因此有必要对包含在S+ij中的外因变量分解，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

4.1.2第二阶段：运用SFA方法调整投入

环境因素和管理效率低下等会引起松弛变量发生改变。而传统的DEA模型无法分离以上三种因素对效率值造成的影响，这就可能出现有些样本机构在外部环境有利而管理效率较低的条件下，投入较少而产出相同。在第二阶段中，可以利用SFA的方法分离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项造成的影响，重新调整投入量，从而得出仅仅由于管理无效率造成的投入冗余。我们把输入冗余当做被解释的变量，得到表达式如下：

对于上诉的表达式j代表决策单元；i代表输入。则S+ij是第j个决策单元在第i个输入上的松弛变量；fj（Zk;βk）代表环境因素对Sij的影响，一般情况下fj（Zk;βk）=Zkβk，k代表环境因素个数，Zk代表第k个环境变量，βk为当前环境因素对应的向量；Vij+Uij是联合误差项，Vij反馈出了随机误差并拥有正态分布，Uij反映管理效率低下，代表管理因素对输入松弛的影响，出现了半正态分布；Vij与Uij是独立且是无关向量。管理无效率计算采用以下公式[1-2]：

　

应该注意的是，如果γ值接近0，那么管理效率低下对机构输入松弛是无多大影响，有效方面的效率偏差与管理效率低下没有影响。利用公式最大似然估计计算出β０、σ２和γ等值，再将这些计算的值使用式（4.3）得出Uni和Vni，最后利用式（4.4）得出输入变量。

（4.4）

在上式中，Xij是原始输入量，XijA是通过第二阶段的SFA调整之后输入量。

4.1.3第三阶段：投入调整代入BCC模型

在第二阶段的SFA使用DEA调整了输入变量，然后使用BCC模型进行DEA来估量人寿保险基金的效率，效率值是环境因素和管理效率的随机干扰，会过多的反映决策的实际效率。

　　4.2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4.2.1数据来源

在二零一五年初，“偿二代”被正式实行，中国保险业进入“偿二代”过渡期。由此本文以2015年为节点，选取2015—2018年四年间的相关数据，重点研究“偿二代”体系下的寿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对偿付能力的影响。为保证指标数据连续性，本文剔除了跨年度数据不完整的寿险公司，并从全面性和代表性的方向思考，筛选出了六十家合格的样本寿险公司。其中，有三十一家为中方公司，国外和中国与外国合作注册的公司二十九家[其中2020年正式成立上海总部的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数据为上海、广东、深圳、北京、江苏、东莞和江门7家分公司的数据加总得来。]。这些数据均来源于《中国保险年鉴》（2016—2019年）和样本寿险公司官网上2015—2018年的公开信息披露。本文将介绍60家寿险公司的决策单元，并将这些决策单元划分为一种产出量和三种投入量。

4.2.2变量选取

一般情况下是有三种方法可以对金融业的投入产出指数进行确定：第一是金融中介方式。这种方式在那些金融机构的场合应用的较多，然后将投入存款和产出贷款的比例分配给投入和产出；第二，成本法。该方法在那些具有单一的生产过程性质中实施，成本法在保险公司负债业务的情况下使用非常方便；第三，增值法。这个方法不局限投入和产出，而是以增加值作为生产过程的产出，在保险公司资产业务中十分用。因此本文将以上三种方法都进行了充分的考虑，也对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于是打算把金融资本投入、人员投入和营业费用投入作为投入变量，将投资收益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和作为产出变量。

环境变量是指可以客观地影响保险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但不能自己控制的因素[1]。因此，依据我国寿险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的环境变量是市场份额和分支机构数量。变量的具体意义及计算过程如下：

1.投入变量的选取

（1）人力资本（X1）

在劳动力投入方面，研究人员在现有的研究方法中采用的指标差异很大，部一些研究人员以雇员人数作为指标来衡量劳动力投入，或者以雇员人数与年平均工资相乘来衡量劳动力支出。考虑到保险资金运用的技术复杂性以及投资风险较难控制等原因，寿险公司投资部门相较于其他部门，更加偏向于招收高学历的人。高素质的劳动力对保险资金的使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筛选了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员工作为人员投入指标。

（2）金融资本（X2）

金融资本即各类可投入资金和准备金之和。可投入资金主要包括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保户质押贷款、贷款及应收款项类投资、定期存款、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寿险公司准备金包括没有到时间的责任准备金、没有决定赔付的准备金、人寿险的准备金、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及投资款。具体数据来自各寿险公司资产负债表。

（3）营业费用（X3）

营业费用反映了寿险公司营业费用，学者们在具体计量上有着统一的看法，包括营业税金、手续费、管理费和其他业务成本等。所以本文把这四项之和作为营业费投入指标。

2.产出变量的选取

通常保险公司资金产出指标方面，大部分学者将保险资金运用得到的投资收益当做产出的产量，但是在实际的计算上略有不同。一些人通常把损益表中的投资中产生的利益作为产出指标，另外一些人把利息收入、汇率、额外收入与投资收益的总和作为保险里资金的产出指标用来评价。斟酌到数据的完整和可获得性，在此采取寿险公司里损益表里的投资后的收益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和（Y）作为产出指标。

3.环境变量的选取

（1）分支机构数（Z1）

寿险公司的分支机构数越多，其提供的服务面越来越广，通常在谋求规模经济效益的同时与范围经济效益中，分支机构往往带来规模扩张会对保险资金运用效率产生巨大的影响。一般在较短年限内，各家公司的分支机构数变化不大，故本文选取分支机构数量作为环境变量衡量各机构的服务品质和服务规模。

（2）市场份额（Z2）

客观上市场份额的增加或减少将使寿险公司的利润发生巨大变化，从而对保险资金运用效率产生影响。在本文研究的样本时间范围内，年限较短，各家寿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一般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因而本文用各家寿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占所有样本公司保费收入之和的比例作为环境变量来反映行业的市场结构和竞争环境。

综上，测算效率值的投入产出指标如表4-1所示。

表4-1变量的选取

4.2.3相关性分析

本文数据的选取满足前文模型要求的第一个假设条件（样板里的数目需要＞＝两倍的投入＋产出指标数），第二个中假设条件，本文拟通过对这60家保险公司2015—2018年间的投入与产出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来核实变量里的单调性。由表4-2可以得到，投入数量和生产数量成正相关，当α=1%时明显，暗示各变量等于单调性假设，所以本文所选取的投入、产出变量在描述样本机构的经营状况是恰当的。

表4-2投入和产出变量之间的自身相关系数

　　4.3效率值测算结果分析

4.3.1总体分析

本文运用Deap2.1和Frontier4.1软件分阶段测算寿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值。附录A中表A.1、表A.2、表A.3中详细地列出了运用三阶段DEA方法测算出的60家寿险公司2015年—2018年的技术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值（SE）。通过对各年份的中国寿险公司保险资金运用效率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4-3所示。

1.第一阶段DEA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表4-3中调整前的各项效率值数据可知，2015—2018年里 平均技术效率为0.605，平均纯技术效率为0.691，平均规模效率为0.891，表明寿险公司整体技术效率没有达到相对有效值1使资源浪费造成0.395（1-0.605）其中主要是由于纯技术效率低下0.309和规模效率低下0.109，这意味着该公司的效率损失为73.92%是由于纯技术无效率导致的。技术管理水平的落后是造成保险资金运用无效率的主因。且与和有效值1对比，目前大多数寿险公司效率仍然在无效状态里，并且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表4-3调整前后寿险公司每个年份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值统计数据

2.第二阶段SFA实证结果分析

利用Frontier4.1软件得到外部环境因素与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4-4所示。所有能够表明外部环境因素对投入的松弛变量存在极大的影响，是归于回归系数均能通过1%的显著水平。而环境变量和各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有正有负，并且各个投入的gamma值与LR值均在1%的显著水平，都足以表明SFA的运用对松弛变量中包含的管理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进行适当的分离是对的。外部环境因素的扩大能够使样本机构相应的投入松弛变量减少，这个是有利的外部条件，并且回归系数如果为负，则表明环境变量与松弛投入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便有以上的外部条件，能够对效率起到正方向的影响，影响之显著；否侧，反之亦然。根据表中数据显示，分支机构数（Z1）与松弛投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寿险公司的服务规模和范围如果保险资金运用的效率出现明显的负方向的影响，这就属于不好的外部条件；当市场份额与松弛投入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则说明寿险公司的收入与市场地位属于非常好的外部条件，使保险资金运用的效率有着明显的正方向影响。

表4-4第二阶段SFA实证结果分析

从图4-2可以看出，2015年-2018年60家寿险公司整体资金运用技术效率处于低下的状态，这个结果与我国大部分涉及保险资金运用效率的研究文献的结果是一致的。从各年份效率调整后的下降幅度可知寿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效率受分支机构数量和市场份额的影响较大。但是，图4-2中数据显示调整后平均效率值逐年递增，这说明中国寿险业的保险资金运用效率总体来说是呈上升的趋势，表明中国寿险公司的保险资金运用在日益发展和提升。

图4-22015-2018年度环境因素调整前后寿险公司技术效率（TE）比较

根据表4-3中的数据可知，调整前与调整后的效率值发生了较大变化，2015-2018年60家寿险公司纯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691，调整后调整过后平均值上升到99.7%，寿险公司整体技术效率平均值60.5%，调整过后平均值却下降至32.7%；规模效率平均值为89.1%，调整过后平均值下降至32.8%；全部技术效率平均值是0.605，经过调整后平均值下降到了0.327，调整后所造成的资源浪费0.673（1-0.327）中有99.6%[=（1-0.997）/（1-0.997+1-0.328）]是由于规模无效率造成的，即规模无效率是寿险公司保险资金运用的效率下降的主要因素。和相对有效值一相比较之下，目前大多数的寿险公司效率处于无效状态，都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在经过第三阶段模型调整前后，各年份处于技术效率前沿（TE=1）和处于规模效率前沿（SE=1）的寿险公司数量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而调整后处于纯技术效率前沿（PTE=1）的寿险公司数量显著上升。具体来看，各年份处于规模效率前方的寿险公司数量平均约为九个，大约占样本数据中寿险公司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各年份处于技术效率前沿的寿险公司数量平均约为四个，大约占样本数据中寿险公司总数的百分之七；而在调整前，处于纯技术效率前沿的寿险公司数量平均约为11家，约占总数的18%；在调整后，处于纯技术效率前沿的寿险公司数量平均约上升为19家，约占总的数量的百分之三十一；通过这个可知道，我囯寿险公司保险资金运用的效率普遍是处于低下的状态，在寿险这种行业内各家公司效率差距较大。尤其是规模效率有待提高，各寿险公司的纯技术效率虽然表现相对不错，也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4.3.2中外资寿险公司比较分析

由表4-5中调整前后中资、外资寿险公司各年份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值可知，中资寿险公司调整前的各年份纯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746，调整后的PTE上升至0.997；调整前的各年份规模效率平均值为0.901，调整后的SE大幅下降至0.508；调整前的各年份整体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667，调整后的TE下降至0.506。调整后所造成的资源浪费0.494（1-0.506）中有99.4%[=（1-0.508）/（1-0.997+1-0.508）]是由于规模无效率造成的。外资寿险公司调整前的各年份纯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632，调整后的PTE上升至0.996；调整前的各年份规模效率平均值为0.88，调整后的SE大幅下降至0.136；调整前的各年份整体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537，调整后的TE下降至0.135。调整后所造成的资源浪费0.865（1-0.135）中有99.5%[=（1-0.136）/（1-0.996+1-0.136）]是由于规模无效率造成的。由此可见，外资公司与中资公司在纯技术效率方面，即保险资金运用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不相上下，造成外资公司技术效率及其低下的原因主要在于规模效率造成的资源浪费，外资公司投入资源配置结构需要重点改进。

表4-5经过调整前后中资、外资寿险公司各年份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值统计对比数据

由于本文在第五章需要以调整后的技术效率（TE）作为实证分析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值对偿付能力影响的解释变量，接下来将对技术效率值进行重点分析。从图4-3中可以看出，中资寿险公司和外资寿险公司的技术效率调整前后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中资公司调整前后的整体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均高于外资公司，而外资公司调整后的技术效率发生了大幅度的下降，这表示外资寿险公司受到分支机构数和市场份额的影响远远超过中资寿险公司，这表明了中资公司在中国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依然是有明显优势。在2015-2018年间中资寿险公司技术效率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其中2016年-2017年效率值大幅增长，在2018年有所回落。而外资寿险公司的技术效率一直以较低的增长速度缓慢而稳定的逐年攀升。在效率值调整后，二者的变化曲线相对调整前趋于平滑。总的来说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寿险公司的保险资金运用效率都在逐年改善和提高。

图4-3环境因素调整前后2015-2018年度中资、外资寿险公司技术效率（TE）比较图

　　4.4本章小结

本章重点介绍了三阶段DEA方法每一阶段的模型及具体测算过程，接着选取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营业费用作为投入变量；投资收益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和作为产出变量；市场份额和分支机构数作为环境变量。最后针对测算结果进行总体分析和分资本性质分析，得出一系列结论：技术管理水平的落后是造成保险资金运用无效率的主因；我国寿险公司保险资金运用的效率很是低下的状态；这种寿险行业内的各家公司效率差距有点大，规模效率还需亟待提高；中资寿险公司整体保险资金运行的贡献率就超过外资寿险公司；中国寿险业的保险资金运用效率总体趋势是上升的。

　　第5章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对偿付能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章节是基于前述测算的寿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值来进行保险资金运用贡献率对其偿还、付款能力影响力的实际证明调研，分成以下三个部分：实证分析、后续稳健性检验以及实证分析。

　　5.1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5.1.1变量选择

本章偿付能力模型所需的寿险公司基础信息数据主要来源于2016年—2019年《中国保险年鉴》上的统计数据及基于手工整理的各寿险公司官网公开信息披露。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的被解释变量为风险控制变量，银保监会及业内关于风险管理类的指标主要包括两类：偿付能力充足率和偿付能力溢额。因各家寿险公司资本规模不同且跨度较大，因而本文选取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是监管部门重点监管的重要指标，并且这一指标来权衡寿险公司偿付能力更为合适。银保监会将保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百分之百的时候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并依据实际情况来对其实施整改或者责令进行管制。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将保险资金运用效率成为企业核心解释变量，重点关注寿险公司保险资金运营效率对偿还的能力影响。 本论文将第4章中使用3个阶段的DEA法测量的调整后的寿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效率值作为本章实证分析的说明变量。

3.控制变量

（1）经营时间（age）。寿险公司的存续时间不同，整体实力也就不同，偿付能力的充足也会受到影响。

（2）保费增长率（zz）。保费增长率可以衡量保险公司承保业务的盈利能力。该比率越高，可以用来投资的保险资金越多，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越强；另有一部分文献发现过度追求保费增长可能反而导致保险投资效率低下，最终使得偿付能力不足。因而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待研究。

（3）综合费用率（cos）。代表寿险公司经营成本占保费收入的比重，该比率越高，公司经营效率越低，偿付能力水平越低。

（4）所有者权益比率（suo）。该比较率能够说明公司的长期偿债能力和运营水平。所有者权益比率较高的代表公司的公平的融资结构和稳健的经营能力，一般正向影响偿付能力水平。

（5）资产规模（zc）。资产规模一定程度上对公司偿付能力造成影响，资产规模影响认可资产和认可负债的数额，进而影响偿付能力。

（6）资产负债率（zf）。资产负债率代表寿险比较率能够说明公司的长期偿债能力和运营水平。所有者权益比率较高的代表公司的公平的长期偿债能力，可以考察公司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程度。负债比例越高，可能对偿付能力造成负向影响。

（7）流动比率（liu）。流动比率一般用于衡量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可考察寿险公司的资产结构。流动比率越大，资产的流动性越强，进而正向影响偿付能力水平。

（8）资产净利润率（ROE）。这项指标表明了销售净利率与资产周转率会影响寿险公司的资产质量与获利能力，并且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该比率越高，说明寿险公司一段时间内利用全部资产的获利水平越高，公司的资本金越充足，偿付能力越强。

表5-1变量选取

5.1.2模型构建

基于前文的相关理论分析和文献解读，为了实证验证偿二代下寿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对偿付能力的影响研究，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5.1）

　　5.2实证分析

5.2.1描述性统计

如表5.2表示，本文对模型中各变量的统计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出，被解释变量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CF）经过取自然对数后缩尾的均值为0.724，说明近几年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平均水平＞监管要求；从标准差来看各个寿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差距比较的，里面的最小值是-2.777，最大值为2.32，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寿险行业风险控制水平不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极端值的影响应当重视。在表中我们还可发现保费增长率（zz）、综合费用率（cos）和流动比率（liu）的标准差数据很大，且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距非常大。其中，保费增长率最大值达到14120而最小值为-1；综合费用率最小值为-111.1最大值为1783；流动比率最大值为25.55最小值0.097。这表明，各个寿险公司的盈利能力、成本控制能力、短期偿债能力差异比较大。其他变量对比来说标准差比较小，可以得出各保险公司在这些方面的数据差异性较小的结论

表5-2描述性统计结果

5.2.2多重共线性检验

与单个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分析之后，必须确定说明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准确或高度的相关性，从而影响模型估计。 用弥散膨胀系数(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 )法进行精准检验，得出，VIF检验的判定规则大于10时存在重度共线性的结论，介于5-10之间为中度共线性。从表5-3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5，平均VIF值为1.55，变量zf（资产负债率）的VIF值最大，仅为2.55，因而该模型的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后续模型的使用也不会受到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表5-3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5.2.3基准回归与分组回归

1.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stata14软件对模型（5.1）进行面板数据检验，使用的面板数据为大n小t型，仍然要考虑异方差问题，根据WHITE检验，在回归中采用了异方差问题，即异方差鲁棒基准错误。接着进行Hausman检验判断模型使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结果拒绝原假设，本文最终选取了固定效应模型。如表5-4所示，第一列OLS回归中保险资金运用效率（TE）对于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CF）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在第二列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第三列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并加入聚类标准误、第四列控制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第五列在第四列的基础上加入了经营时间（age）、保费增长率（zz）、综合费用率（cos）、所有者权益比率（suo）、资产负债率（zc）四个控制变量、第六列在第五列基础上引入所有控制变量后，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对综合偿付能力来说充足率依然具有显著的向上影响。这表明寿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效率越高，也就是说产出一定时在投资业务上的投入更少，由此扩大原有投资收益、节约投入成本、增强经营稳健性、使得寿险公司资本金更加充足，偿付能力水平越高。

表5-4基准回归结果

而表中第五列、第六列中大部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保费增长率（zz）和所有者权比率（suo）对于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CF )分别为1%和10%，显着性水平明显，说明寿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水平越强，偿付能力水平越充足。综合费用率（cos）和资产规模（zc）对于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在1%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显著；这其中综合费用率越高，代表寿险公司的营业成本占保费收入的比重越大，自然可运用的保险资金越少，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受其影响而降低。而资产规模这一变量的实证结果表明其对偿付能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在寿险公司资产规模持续扩大的情况下，运营风险增大，可能会导致资金不足和过度杠杆化，进一步对公司的偿付能力造成显著的负向影响。在第五列中新加入的资产负债率（zf）对于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显著；如果资产杠杆率过高，负债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过大，那寿险公司的长期支付能力就较低，那偿付能力水平降低。资产净利率（zj）对于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显著；这表示净利润占保费收入比重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而经营时间（age）和流动比率（liu）对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水平也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

2.分组回归分析

在表5-5中根据寿险公司资本性质的差异，分为29家中资公司组和31家外资公司组（含合资）进行回归分析。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控制了个体、时间固定效应及聚类标准误。为了检验出中资企业与外资(包括合资企业)它们能否存在着差异性，本文采用“Chow Test”检验，看看结果如何，最终得出结果:“p-f统计小于0.01，偏离了原有的假设，”。从上面的两组模型解释变量数据来看，中国投资者群体的解释变量在10%的显着性水平上是正的，而外国投资(包括合资企业)并不明显。

表5-5分组回归结果

　　5.3稳健性检验

5.3.1偿付能力衡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在本章第二节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中选取综合什么是偿付能力？偿付能力就是充足率(CF)被用作衡量寿险公司偿付能力水平的解释性变量。描述性统计表明，寿险公司之间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差距非常大，最小的值为-2.777，而最大值可达2.320，平均0.724，数据波动范围很大；这个时候也要考虑到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指标也有偿付能力充分性的主要指标，本研究进行可靠性检验，并代之以对变量的初步解释。表5-6是固定效果拟合的结果，并在变量替换后对变量进行解释，结果仍然支持我们最初的假设，即寿险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与偿付能力有正相关。

表5-6稳健性检验结果

在通过对寿险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对偿付能力影响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保险资金使用效率对偿付能力有显着正向影响的结果，但这种关系可以是相互的，即，作为可解释变量的偿付能力充足率也可能影响解释变量保险资金的使用效率，即，保险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地方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滞后于一级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作为新的解释变量，因为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不可能对前一期各解释变量产生影响，因此滞后一期可以用来检验是否存在内生性。用CF_lag表示新的被解释变量，根据模型（5.2）进行了实证检验。

（5.2）

模型内生性的检验步骤5.3.2模型内生性检验

同5.3.1，检验结果如表5-7所示。表中通过结果看出新的被解释产量与显示保险资金运用效率是正相关的，因此认为本文不存在内生性。

表5-7内生性检验结果

　　5.4本章小结

本章以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值为解释变量，以经营时间、保费增长率等指标为控制变量。综合考虑后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最终结构可以看出偿付能力受寿险公司保险资金的运用效率是正向的，在控制变量中，保费增长率（zz）、所有者权比率（suo）、资产净利率（zj）、经营时间（age）和流动比率（liu）对于偿付能力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而综合费用率（cos）、资产规模（zc）和资产负债率（zf）则负向影响偿付能力。中外资寿险公司比较的实证结果表明在中资寿险公司样本模型中，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对偿付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外资（含合资）寿险公司则表现为不显著。且上述结果经过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

　　第6章结论与建议

　　6.1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是在资金效率运用这一视角来理解寿险公司偿付能力，先是铺垫了保险资金运用、资金怎么利用的效率问题与偿付能力的数据基础，并且结合着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和还贷能力现状与问题及逆行分析，最终选择了三阶段DEA方法测算寿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值，与上面相接，测算出的结果进而讨论出资金运用效率值对偿付能力的影响问题。通过本文的研究之后，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与偿付能力的理论

本文在这一部分详细介绍了有关于保险资金运用、偿付能力、效率和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对偿付能力影响相关的理论知识，总结如下：保险资金运用指的是将保险公司暂时闲置的资金（主要包括自有资本金和准备金）进行合理配置进而获得收益的过程，代表性理论主要包括资产负债经营理论、投资组合管理理论和风险控制管理理论。偿付能力指的是保险公司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履行给付责任的能力。影响偿付能力的因素主要有自然环境、监管环境、经济环境等内部因素和资产结构、业务质量、再保险、准备金、承保收益、投资收益等外部因素。寿险公司资金运用效率指的是公司在投资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比例。评价效率的方法主要包括传统分析方法和前沿面分析方法。保险资金运用效率通过准备金提存额度、利润水平、资本结构和化解利差损等方面影响偿付能力。本文最终选择投入导向型的三阶段DEA方法进行保险资金运用效率的测算。

2.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及偿付能力监管的现状与问题分析结果

我国保险资金运用规模随着保费收入而不断扩大，但是增长率波动起伏较大，近年来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保险投资渠道和范围不断拓宽，保险资金运用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银行存款、债券投资等固定收益类配置比例有所降低，另类投资比例增加；寿险资金配置期限和投资结构不合理，仍需改善；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较低且稳定性较差；我国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于2016年正式由偿一代转化为偿二代，寿险行业整体的偿付能力处于充足稳定态势。

3.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值的测算结果

中国的寿险公司保险资金运用的效率都比较低，寿险行业内各家公司效率差距较大，尤其是规模效率有待提高，但是总体处于上升趋势。技术管理水平的落后是造成保险资金运用无效率的主因；中资寿险公司整体保险资金的使用效率高于国外寿险公司。外国公司在技术方面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规模效应，那就是资源配置结构必须重点改进。

4.保险资金运用效率对偿付能力影响的实证结果

（1）本研究得出结论，寿险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具有积极的提高和偿付能力的保护。中外(包括合资)以及企业中的效率高低也对偿付能力有不同的影响，这表明资本的性质不同，影响偿付能力的机制也不同。

（2）有关于控制变量的影响结论。保费增长率、所有者权比率、资产净利率、经营时间和流动比率对于偿付能力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而综合费用率、资产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则与偿付能力存在负相关关系。

6.2研究建议

据大家所知，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一直是相关监管部门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风险问题不容忽视，在此，本文试图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研究结果支持了寿险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与偿付能力明显正相关的假设，那么寿险公司在开展投资活动时应该加强风险资本控制，防范意识要强，假如它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最好的结果是，公司盈余少，可以撤出的保险储备少，里面的问题最终会转移到偿付能力层面，最终会拖累被保险方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寿险公司的资金使用和偿付能力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改善寿险资金运用的监管环境

（1）监管部门可以根据寿险公司的情况不同分类别的监管，最近几年里，金融部门发展迅速，随着一些金融动荡和风险积累，监管机构实施了许多监控政策，实施严格监督，这是一项积极的法治措施，但同时也要指出，监管不应该阻碍资本保险投资的积极性，不应该阻碍市场的正常行为，因此监管机构需要根据寿险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监管和差异化监督。对于资金雄厚，发展稳定的大型寿险公司适当放宽监管要求，而对于新兴的中小型公司严格监管，防止其过度追求投资利润，忽视潜在风险，造成偿付能力不足。

（2）XX应积极引导寿险公司进行稳健高效的投资活动。由于中国的寿险市场仍处于不稳定的发展阶段，国家和XX需要对市场进行支持和指导，国家和XX也必须引到寿险公司，去进行价值投资和稳健投资，稳定市场。应当确保保险投资活动不应超过保险公司最大风险承受能力，从而提高资金运用效率水平。从而利用制度建设为规范保险市场环境、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3）监管部门应该适时调整监管政策。我国金融资本环境和保险市场环境正处于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中，监管部门应当不断调整保险资金运用的投资渠道、监管比例以及但对于风险水平的监管力度，从而为寿险投资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政策基础。及时监测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变化，出台相应的规章政策，因此，我们保证保险资金的分配最大化效率。同时，各监管机构应相互加强信息交互和交流，对于市场发展中的异常情况及时捕捉和处理，借鉴国外发达保险市场的成功监管经验。

2.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

（1）合理规划投资期限。大多数寿险公司在保险资金运用中选择期限较长的债券或者回报率相对稳定的房地产行业进行投资，而忽视了资产型资金和负债型资金的期限不匹配问题，从而埋下了投资收益不稳定且收益率低的巨大隐患。因而，寿险公司应当根据所收到的保费情况提取各项准备金，再配置到期限不同的投资项目中。例如将期限较长的寿险责任准备金投资到债券中，而将期限较短的准备金投资到期限短、收益较少、回报稳定的基金上。

（2）构建投资期限与成本收益配置模型。寿险公司应当约束以往“长险短卖”、“短钱长配”的不当行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通过构建投资期限与成本收益合理配置的模型，计算出合理配置投资期限与成本收益的方式。后续还要对该模型不断进行测试优化，确定预警指标的界限，在合理的限度内科学的配置资金运用周期。

（3）落实资产负债管理机制。树立资产负债匹配理念，转变以往投资短视的行为，讲究效益和质量，建立整合运营的战略思维。 建设产品开发部门和投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确保产品、预算、投资、销售的一致性，能够降低产品价格风险和利益损差风险。 在产品开发过程中，要注意投资部门的意见，考虑投资能力和市场状况，要去实现资产端和负债端之间互动性。

3.优化保险资金投资结构

（1）及时调整转变不良投资习惯。我国保险监管对于保险资金运用的投资渠道上大多数都自由发挥，当前的投资主要被投资比例限制住。大多数的寿险公司却还是保留以往较为保守的投资结构和较好。特别在大型保险公司，因为公司规模很大，公司的管理机制和投资风险都较好相比于中小公司更难以转变。因而公司应当及时根据监管政策和法律法规作出相应的调整，改变早期机制遗留的投资习惯。在最大风险承受限度内，增加高收益投资项目，如高收益的企业债券、优质股和其他金融衍生产品，减少针对银行存款等固定高收益类项目的投资，改善资金整体的投资结构，在能够控制的范围内尽量设计实施比较“激进”的结构投资，不能按照以往稳重的投资风格那一套，加大对于时间期限长且风险等级不高、收益率较高的信用产品的配置比重，从而填补传统债券类型资产配置的漏洞。

（2）适度提高境外资产优质配置比例。我国保险政策中将投资渠道扩大到境外投资范围，这一举措更大程度上扩展了保险投资的市场规模和结构。寿险公司要提高境外投资能力，重视研究国际宏观金融市场和投资环境，提高对国外资本的敏感度，在做投资决策前应当对所投资产进行深入的分析调查，做好风险与收益的权衡，适度增加境外资产投资，获取境外优质的战略性资产，有利于寿险公司里面的资源配置分散化能够提高资金效率的运用。4.培养高层次的专业投资人才

（1）建立高效的人才招聘制度。引进专业性的投资人才有利于针对资金运用提出有效的投资策略，提高投资效率，并对资金配置进行风险管理。而引进人才不仅仅通过外部招聘各大高效专业性强，投资知识丰富的对口型人才，或者直接引进其他专业投资型公司的专业技术人才；还要注重从内部培养选拔有潜力的员工进入投资部门，从而建立并完善一个全方位的投资人才系统。另外，应当对所选拔的投资团队进行定期评估和培训，以确保投资团队的主要成员高效、方便地获取关键信息（2）制定人才激励机制。引进人才之后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措施才能留住人才。一方面有条件的寿险公司可以推行员工持股计划、期权激励计划等长期有效的激励手段，与员工利润共享风险共担，促使员工提高工作效率和业绩，从而扩大寿险公司资金运用规模。另一方面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机制和业绩评价制度，保证高级的投资人才后续的晋升和培养机制，提高其对公司的忠诚度。给予投资部门业绩出众的员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相应的福利奖金。

（3）建立人才培养机制。要树立人才战略思维，从公司的长远角度制定引进人才、不让人才流失、加大对人才的培养综合培养战略，利用优秀的投资团队一起建立获取资金运用上的先发优势。发挥我国寿险公司的规模优势和品牌效应，加大和科研机构合作，加大与高校合作，并且开展多层次、多样式、多数量的人才交际派对，加大交流或者邀请专业的高效老师进入企业进行入职培训，减少高端人才初入职场的磨合时间，也可以使得专业投资人才的知识储备不断更新，实践能力获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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