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汉代思乡题材诗歌比较》

　　摘要：思乡作为一个亘古不变的文学主题，历来被文人所青睐。先秦时期有脍炙人口的《采薇》，两汉时期有令人为之动容的《明月何皎皎》，唐宋元明清时期的思乡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到现当代有余光中先生《乡愁》里“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的低吟。本文试图从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来进行比较，探讨先秦《诗经》与两汉时期思乡题材诗歌的异同。与此同时，通过比较来研究先秦两汉时期先民的思想。

　　关键字：思乡；《诗经》；两汉

　　“思乡恋土”是文人墨客自古至今爱钟不变的创作主题。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包含了很多经典的思乡名篇。例如《小雅•采薇》、《卫风•竹竿》、《小雅•我行其野》等。与先秦时期相承接的两汉时期也有不少的思乡名篇。例如《巫山高》、《明月何皎皎》、《古歌》等。前人对《诗经》中所蕴含的“思乡”情感多有研究，对两汉时期的征战诗也多有探讨。但却少有学者对先秦与两汉时期诗歌中的思乡恋土主题进行比较研究。本文将站在前人学者的基础上对此进行研究，试分析两者在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和艺术手法等上有何异同。

　　中华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异彩纷呈，诗歌文化更是源远流长。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这一时期就有先民创造的诗歌财富—《诗经》。它不仅重现了先民生活的衣食住行，更能体现出先民情感的喜怒哀乐，也真实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风土人情。其中体现的一些思想情感，价值观念与人文智慧等对我们今天的生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与之相承接的汉代虽然在诗歌上没有大放异彩，但其诗歌内容却也是丰富多彩。今天我们通过对思乡诗歌主题的研究探索先民的精神世界、窥探先民的心灵、追溯先民的心路历程、寻找中华民族精神的发源地。

　　1．《诗经》中的思乡诗

　　早在汉代时就有先哲对《诗经》进行研究，其中《毛诗传笺》和《毛诗正义》是影响最大的。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独尊儒术”的政治观点，《诗经》作为经典的儒家大作成为了一时的风尚。《毛诗序》中确切指明的思乡恋国诗歌有六篇：《邶风•泉水》、《王风•黍离》、《卫风•竹竿》、《鄘风•载驰》、《王风•扬之水》、《邶风•式微》。到了宋代，朱熹的《诗经传》中直接表现思乡主题的诗歌增加到了十二篇，在《毛诗序》的基础上增加了《小雅•我行其野》、《小雅•黄鸟》、《王风•葛蘲》、《小雅•小明》、《小雅•何草不黄》、《小雅•祈父》。关于《诗经》的研究从两汉时期开始就变得“愈演愈烈”，各个时期都不乏杰出的研究著作，就不在这一一赘述了。参考前人的研究笔者总结出了《诗经》中有关思乡题材的诗歌有如下篇目：《周南》的《葛覃》、《卷耳》、《汝坟》、《召南》的《草虫》、《殷其雷》、《邶风》的《燕燕》、《击鼓》、《雄雉》、《式微》、《旄丘》、《泉水》、《二子乘舟》、《鄘风•载驰》、《卫风》的《竹竿》、《河广》、《有狐》、《王风》的《黍离》、《扬之水》、《葛蘲》、《齐风•莆田》、《魏风•陟岵》、《唐风》的《杕杜》、《鸨羽》、《秦风》的《小戎》、《晨风》、《桧风•匪风》、《豳风》的《东山》、《破斧》、《小雅》的《四牡》、《采薇》、《出车》、《杕杜》、《鸿雁》、《祈父》、《黄鸟》、《我行其野》、《小弁》、《蓼莪》、《四月》、《北山》、《小明》、《都人士》、《采绿》、《黍苗》、《渐渐之石》、《何草不黄》、《大雅》的《桑柔》、《烝民》。

　　2．汉诗中的思乡诗

　　汉代的诗歌，最有思想价值、艺术价值的当属乐府民歌和文人五言诗。在我国诗歌的发展史上乐府诗歌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过渡作用，其文化贡献与历史地位不容忽视。而汉代文人诗歌与之相比便显得逊色不少，现存文人诗歌较少且质量参差不齐。钟嵘在《诗品序》中说：“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如此说来汉代文人诗歌总体就数量不多，那么涉及思乡题材的更是少之又少。据笔者统计的汉乐府和汉代文人诗中有关思乡题材的诗歌有：《艳歌行》、《步出城东门》、《巫山高》、《悲歌》、《钟子歌南音》、《怨词》、《古歌》、《烁烁三列星》、《悲秋歌》、《新树兰蕙葩》、《别诗四首•其二》、《别诗四首•其四》、《东光》、《涉江采芙蓉》、《明月何皎皎》、《庭中有奇树》、《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去者日以疏》。

　　1．农耕文明下的恋土情结

　　先秦时期实行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兼有商鞅变法施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另外先秦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农业对于人民来说最好的致富手段。农业可以使百姓安居乐业，衣食富足，拥有土地便可安乐无忧。上述都是人们对土地眷恋的最根本原因，也是思乡恋土情结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2．宗法制与传统教化

　　思乡情结的产生不光是人民对土地的眷恋，它也是人伦关系的一种体现。西周时期的宗法制不仅是当时上层统治者强有力的统治手段，同时也是笼络宗族之人，壮大自己确保利益不被外人分割之手段。这种宗法制度对人们的家族观念和家庭观念有着极大的影响，这也是思乡情结产生的最初原因。

　　3．统治者的限制与人自身的属性

　　封建统治者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人丁兴旺和便于管理，必定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管理人民，以减少劳动力的流失。另外重农的经济措施也必定要人民乐守家园才能得以实现。《礼记•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这种制度在无形中长久的约束着人，也在无形中加深人们坚守故土的思想观念。另外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只有在群体中才能长久的生存发展。

　　4．离人久难归

　　一方面统治者限制百姓迁移，另一方面又迫使他们远离家乡。为王者戍边征战，建造宫城，防御。战争、徭役之苦让这些长久远离家乡奔波在外的人，萌生思人恋乡的浓厚情感。

　　总结：以上从经济、政治、人伦的角度分析思乡情结产生的原因。先秦到两汉时期思乡恋土情结的成因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种情结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加深。

　　《易传•系辞》云：“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意思是圣人唯恐自己言不能尽意，于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用‘象’来表‘意’。”历来就有“意象”入诗，古人善于借助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如：月亮，多被借于思乡情感的抒发。历来被文人骚客所青睐，以月亮为意象的诗歌也是数不胜数。妇孺皆知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苏轼吟咏的《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王安石《泊船瓜州》》：“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此外思乡意象的还有大雁、蒓羹鲈脍等。

　　1．植物意象的比较

　　《诗经》中的植物意象非常之多，据前人学者统计《诗经》中的植物意象达至上百种之多。与之相比两汉思乡题材诗歌中的植物意象并不多见，但这些植物意象在两个时期的思乡诗歌中起着共同的作用。这有助于主人公情感的抒发和诗歌主题的表现。

　　例如：《小雅•采薇》中，作者以采薇起兴，“薇亦作止”、“薇亦柔止”、“薇亦刚止”以采薇的生长过程来表明时间的推移，从而暗示在外的役者离家久久不能归。汉诗《涉江采芙蓉》中作者哀哀低吟“芙蓉”和“芳草”想要送给远方的心仪之人，可惜所思所爱在远道。借以这些植物意象来抒发满腔的思念之情。

　　此外，意象不光是利于作者情感的抒发与主题的表现，植物入诗更能增加诗歌如画的美感。《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诗歌的前三句描写的是“葛”这种植物，接着三句描写鸟。茂密的葛覃里鸟儿鸣叫，动静结合俨然一幅美丽的天然风景画。

　　2．动物意象的比较

　　以动物作为意象入诗在《诗经》是非常多见的。《诗经》中的动物意象多为牛羊、鸡犬、飞鸟等。例如：《鸿雁》、《黄鸟》等。《鸿雁》全诗三章，每一章都是以“鸿雁“来起兴，并且借此自喻。写百姓被迫流放野外，即使是鳏寡之人也不能幸免，揭示了统治者的残酷无情。汉诗中也多有动物意象，但较《诗经》来说较少。两汉时期在外的游子较多，因此思乡诗往往是游子在流落异乡的路途中吟咏而成。相对的诗歌中的动物意象即多为南飞的大雁，孤鸟亦或是黄鹄之类。汉诗《步出城东门》中作者因为想要渡过黄河回故乡，可是无奈河水深深无法渡过，只得艰难发出“愿为双黄鹄，高飞还故乡”的感叹。

　　3．其他意象的比较

　　除了植物动物意象外，还有一些不多见但不得不提的意象，这些意象的出现对诗歌来说无疑是锦上添花。《诗经》中有泉水、河、山丘以及玉石等。《邶风•泉水》，以泉水起兴，作者想那泉水亦可以流到淇水头，而“我”却是思家回不得。只好“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汉诗中的特别意象当属“月亮”，谢庄《月赋》云：“隔千里兮共明月”，而对《明月何皎皎》的主人公来说也应是这种情绪。游子离乡，夜深、万籁俱静，皎皎的千里明月更易勾起他的思乡情绪。他夜不能寐，于是“揽衣起徘徊”。望月、失眠，揽衣、起床、徘徊，一系列的动作足见主人公内心的忧愁之深。读者疑惑发问思之为何？作者最后的哀叹揭示了答案—“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诗歌以“月亮”为意象，表达了一个游子深深的思乡之情。这些山水、月亮意象的出现为诗歌增加了朦胧的惆怅亦或是更浓深的思乡情，有利于情感的抒发。

　　总结：《诗经》和两汉思乡题材诗歌在意象比较上多有相似之处，意象的出现都是为诗歌服务，都是为了更好的抒发作者的情感，表现主题。在意象的选择上两汉诗歌的意象远不如《诗经》的丰富，但总归都是生活中常见的动植物和自然界的河流、山石、月亮等。

　　不论是古是今，不论国外还是国内，都是久别离家才会有思念。隋代诗人薛道衡《人日归思》：“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思念总在生活中萦绕，多且浓，那么这些离家在外的思念者又是谁呢？

　　1．外嫁之女思归

　　这一类的作品在先秦和两汉时都有，且多为外嫁诸侯者亦或是和亲公主在异国思恋祖国亲人。外嫁的女儿一面奔赴爱情，另一方面对远离的故乡依依不舍。《诗经》中主要有：《邶风•泉水》、《卫风•竹竿》、《鄘风•载驰》。《毛诗序》：“《泉水》，卫女思归也。嫁于诸侯，父母终，思归宁而不得，故作是诗以自见也。”《载驰》较特殊，据《左传•闵公二年（前660）》记载：“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及狄人战于荥泽，卫师败绩。”卫国战败，许穆夫人马不停蹄的赶回来，心痛祖国危亡于是吟咏成《载驰》。相比之下这首诗的感情更为深沉，表达了许穆夫人深厚的爱国之情。

　　汉诗中这类作品有：《悲秋歌》、《怨词》等。我国著名的古代美女王昭君远嫁匈奴，远在千里之外的她，内心凄苦孤独，心中不免升腾起浓烈的思乡之情。心中的思念之情难以排解，于是一首《怨词》即成：“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进阻且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

　　女儿撕心呼唤爹娘，外嫁的道路“进阻且长”。不舍爹娘，心中的思念与不舍奔涌而出，泪满梨花。

　　也有人认为这首诗是假借王昭君之口来写，但无论如何都可归为思乡之作。

　　2．外游之子思归

　　此类作品无论是先秦还是两汉时期都颇多。基于思乡诗歌的总数，两汉时期游子思乡诗的比例要高于《诗经》。究其原因，两汉时期人们多喜外出游历。《汉代风俗与汉代文化》中指出：“汉诗中对出行之艰险的描写和感叹、对时人惜别思乡心理和自由行游于四海九天之愿望的表达,都与汉代交通行旅风俗有着密切联系。”可见汉代的交通行旅风俗“增加”了远游在外的人，相应的这一类的游子思乡诗就有所增多。此类诗歌有：《古歌》、《步出城东门》、《巫山高》、《明月何皎皎》、《去者日以疏》、《涉江采芙蓉》、《凛凛岁云暮》等。其中《巫山高》：以巫山之高大险阻，淮水之深难渡，来感叹回家路途之遥远艰难，作者虽然心念亲人与故里，但无奈只能是不禁泪水沾衣裳。

　　《诗经》中的此类诗有：《小雅•黄鸟》、《王风•葛蘲》、《卫风•河广》、《王风•黍离》、《小雅•我行其野》等。《小雅•我行其野》描述的是一位入赘者不被妻子所容，因此欲归故乡之作。《诗经分类诠释》中王宗石先生认为：“诗人流寓异邦，入为赘婿，寄人篱下为生。不久妻子感情变化，另觅新夫，自己不幸被遗弃，无家可归，在郊野游荡，采野菜充饥，因而极盼望能回归故国。”也有学者认为诗歌写的是一个远嫁他乡的女子遭到了丈夫的抛弃而进行的控诉。

　　3．役者、戍卒思归

　　战争不休，役者、戍卒的思归之情就不休。因此此类作品在两个时期都有，《诗经》中的这部分作品有：邶风的《击鼓》、《式微》、小雅的《采薇》、《出车》、《四月》、《小明》、《王风•扬之水》、以及《魏风•陟岵》等。其中的脍炙人口的《小雅•采薇》历来被研究者所称颂：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饥载渴。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陈子展在《雅颂选译》说：“是描写边防士兵出征思归，爱国恋家，矛盾苦闷的一篇杰作。”陈子展先生的分析既深刻的揭示了这首诗歌的主旨，又指出了诗歌主人公恋家、思归、爱国的情怀，与此同时也生动刻画出了戍卒战士苦闷的心情。

　　相比《诗经》，两汉时期的役者、戍卒思乡诗就有了相异之处。两汉时期役者借诗歌来表达思乡之情却是不多见。

　　总结：《诗经》和两汉时期的思乡题材诗歌多有相似之处，尤其在思念的主体这一方面。役者被迫远离家乡、征战在外，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居无定所让他们不免升起强烈的思乡之情；外嫁的女儿思念爹娘，思念故乡，思念祖国；远游他乡的游子久离不归思念之情久久萦绕。不同的地方在于先秦时期在外远游的人并不太多，而到了两汉时期人们多喜外出旅行，因此“游子思乡”这一类的作品两汉时期相对较丰富。

　　1．直抒胸臆艺术特色

　　《诗经》中诗歌主人公情感的直率表露与诗歌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揭露是其直抒胸臆的具体体现。《春秋公羊传》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另有《毛诗论》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孔颖达《正义》中曰：“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等等，都讲得是《诗经》的直抒胸臆、直率豁达。

　　《诗经》直抒胸臆的特点不光体现在对家乡的思念上，更多的体现在人民奔波外行苦役、有家难回的愤懑，以及对统治者不平怨恨的表达上。例如：邶风的《式微》，关于此篇诗歌历来纷争。其主旨历来争议较大，但笔者更认可余冠英先生的观点：“这是劳苦大众发出的怨愤之声”。诗歌共两章，都是以“式微式微，胡不归”起兴，快要晚来快要黑，为啥有家归不得？接下来便是问句的解释：不为官家去服役，为啥夜行身带露。不为养活你官家，为啥浑身滚泥巴。为了君王之事他们不得不长年累月，日夜不歇的在野外奔波劳作。寥寥几语就简单直白的道出了对统治者的满腔愤懑，同时也表现出黎民百姓有家难归。“胡不归”，不是不归是难归。此外，邶风中的《泉水》直言思乡之苦：“有怀于卫，靡日不思。”王风《扬之水》：“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汉代诗歌直抒胸臆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汉乐府的抒情诗中。这些抒情诗直抒胸臆，感情真挚强烈，但多非思乡诗笔者即略过不提。

　　《诗经》中思乡诗篇多出自民间，直抒胸臆是其特点之一。诗歌的创作者多是普通的黎民百姓，诗歌来自生活，歌咏的也是百姓的衣食住行，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最真实反映。

　　2．融情入景、寓情于景

　　寓情于景这一点在《古诗十九首》中表现尤甚。《诗经》中虽然也有这种手法但远不如汉诗对其的运用。

　　《豳风•东山》中的四章分别是未归、将归、途中、到家的各阶段，每一章亦有对环境的描写刻画。例如诗歌第二章中对环境的描写：“……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疃鹿场，熠燿宵行……”作者将环境刻画的特别详实细致但情感的融入显得略微贫乏。

　　而汉诗《明月何皎皎》中作者描写月圆之夜揽衣起徘徊，不知是那照进床帏的明月勾起了作者的思乡情怀还是作者因思念家乡而迟迟无法入眠。作者是因情而见景还是触景而生情就无法得知了。而后作者感叹道：客居在外虽然有趣，但终归不如早日回家的好。作者希望月光能寄托一些愁思，可惜皎洁冷清的月光只能徒增更多的惆怅与寂寥，诗人不得只能折回房间泪如雨下。此外还有：《孟冬寒气至》、《回车驾言迈》、《去者日已疏》等。其中《去者日以疏》中诗人路出城郊，看到了古墓残柏、白杨悲风于是感叹人生艰辛从而升起强烈的思乡之情。

　　显而易见，《诗经》融情入景、寓情于景的手法相比汉诗就显得逊色不少。

　　1．语言的声律节奏不同

　　汉代的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乐府诗歌、文人诗歌，两者在语言上有较大的差异。乐府诗歌有些直抒胸臆、情感真挚强烈；有些善于刻画人物，尤其在于人物的形貌神态、不论正面描写亦或侧面烘托；此外汉乐府在句型上突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乐府诗中的有些杂言诗，句法不等，长短随意，灵活多变，在人物的刻画与作者情感的表达上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此外，汉代文人诗既有四言、杂言也有五言诗。四言文人诗成就不大，但五言诗成就不菲，著名的《古诗十九首》就是其成熟的标志。

　　《诗经》可以和着音乐歌唱。因此它的用语特点也多和音乐有关。第一“重言”、“双声”和“叠韵”的广泛使用。洪亮吉说：“《三百篇》无一篇非双声、叠韵。”由此可见其应用之广。例如：周南《关雎》里的“窈窕”、“参差”和“辗转”，周南《卷耳》里的“崔嵬”、“玄黄”，以及鄘风《七月》“栗烈”、“肃霜”和“涤场”等。诗人受客观事物的影响，因一事而联想到一类事物。深思默想，描写景物时，既要注重突出事物的变化状态，也要注意辞藻音律的安排。所以诗人会用“灼灼”来写桃花开时颜色之美；用“依依”来描述杨柳风吹摆摆之貌；用“杲杲”来表现日出时之壮丽；“瀌瀌”比拟雨雪飘飘扬扬之状；“喈喈”描述黄鸟翻飞追逐之声：“喓喓”表现草丛中昆虫鸣叫之韵。“重言”，摹写状、貌、声、容在《诗三百》中随处可见、俯拾皆是。

　　《诗经》以四言为主，杂以其他。西晋的挚虞说：“诗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两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

　　2．汉诗语言浅显，意蕴丰厚

　　乐府诗古奥难懂、民间诗歌则语言奇警，略显浅露。唯有《古诗十九首》其语言浅显自然，意蕴丰厚。谢榛《四溟诗话》评价其语言：“格古调高，句意平远。”厚积薄发，不刻意雕饰辞藻的工整与深奥，促使五言诗走向成熟与完善与此同时这也是五言诗语言艺术成熟的标志。例如《孟冬寒气至》中：“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语言浅显易懂，但所蕴情感真实丰厚，诗句如同朋友之间的随意家常之语。

　　3．《诗经》赋、比、兴的手法

　　前人从《诗经》中总结出其表现手法：“赋、比、兴”。关于赋、比、兴的解释，南宋朱熹认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赋者，浮沉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传》卷一）简单来说：比就是比喻、兴即是起兴、赋则是陈铺直叙。三种手法中赋是使用最多的，当然从这也可看出《诗经》直抒胸臆的特点。明代谢榛说：“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如此《诗经》用赋之广可见一斑。

　　兴在《诗经》里的运用非常广泛，兴一般用在一篇诗歌的开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小雅《采薇》前三章以采薇起兴，用一个久役归来战士的口吻讲述战争生活的艰苦。诗歌的前半部分写的是戍卒战士在外生活的状况，以及战士久离家园的浓厚思念之情和久离未归的缘故。诗歌当中既有对战争胜利的喜悦之情，也抒发了感人肺腑的思想之情。“忧心孔疚，我行不来”，诗歌主人公愁得就要病倒，想早日归家，迫切已不能再等。此外，以起兴手法开篇的诗歌还有《邶风•式微》、《小雅•采薇》、《小雅•黄鸟》等。

　　总结：《诗经》与汉诗在艺术特色上有同亦有异。二者都有直抒胸臆的特点，但《诗经》在这一点上要优于汉诗。而在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特点上《诗经》又不及汉诗运用自如。《诗经》赋、比、兴的手法，汉诗有所传承但不如《诗三百》运用广泛娴熟；汉诗五言诗语言浅显、意蕴丰厚，《诗经》的则语言节奏鲜明，可以和乐而唱。

　　无论是《诗经》还是汉代诗歌对后世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它们都是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财富。《诗经》虽然曾经被视为宣扬儒家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但是它的艺术成就与思想魅力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它奠定了我国诗歌文化的优良传统，为一代又一代的文人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文化养料，也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研究的一手资料。汉代的乐府诗歌与文人诗歌对文化的传承也是作用极大。前者在我国诗歌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后者文人诗集《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在文学史上起到了“范本”式的作用。《古诗十九首》的表现手法与题材内容为后人所效仿，以至形成一种模式。因此称其为“五言之冠冕”、“千年五言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