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抑郁与社会支持及自我评价的相关研究

　　摘要：探讨大学生抑郁与社会支持及自我评价的相关关系。方法：采用抑郁自评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对328名大学生被试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大学生社会支持在主观支持维度上存在显著的生源地差异，具体表现为城镇大学生的主观支持总分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2）大学生社会支持在主观支持维度上存在是否独生差异，非独生子女的主观支持总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3)大学生的自我评价总分在生源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大学生的自我评价总分远高于农村大学生。(4)大学生抑郁程度与社会支持及自我评价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与自我评价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大学生；抑郁；社会支持；自我评价

　　面对近些年来大学生的自杀事件的增加，社会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学者指出，正常人群中的抑郁发生率不断增长，在21世纪的今天，极大地威胁了人类的身心健康。抑郁情绪相关研究报告中指出，大学生被检查出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的比率甚至高达50％以上。而对于那些已经具有抑郁倾向的大学生群体来说，抑郁不光影响他们正常的行为，导致他们消极的生活态度，如果不能时地处理和干预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而国内研究发现，较高的自我评价和良好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社会文化水平的进步，人们在追求物质的基础上，更多地寻求心灵上的慰藉，渴望在内心获得他人的认可。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对抑郁大学生的自我评价与社会支持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他们身心机制的健康成长,提高他们的幸福体验和生活质量。

　　1.2.1抑郁

　　抑郁是人类心理失调最主要和最经常出现的问题之一，是常见的精神障碍的一种，是每个个体在其生命历程中或多或少感受到的一种情绪。抑郁起源于拉丁文，本意为“下压”，用来形容人的情绪状态[1]，其特点表现为情绪低落、思想缓慢、语言动作减少和迟钝等。发作的基本形式有：轻型抑郁症、无精神病状抑郁症、有精神病症状抑郁症和复发性抑郁症。抑郁不仅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成长，还影响其正常的行为和积极的生活态度，严重者还将导致轻生[2]。抑郁既可表现出一般低落的情绪状态，也会成为影响人类生活的严重的情感障碍，所以抑郁既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也是精神病学研究的一个方向。目前对于抑郁的概念界定仍是较为混乱的，心理学研究者多采用一些相关量表对抑郁进行评估。但在实际确定抑郁程度时却存在不同的意见[3]。有一部分研究把抑郁量表高分作为鉴定抑郁的标准，而另一部分研究使用临床诊断标准界定抑郁患者，将抑郁自评量表得分高者视作有抑郁倾向或抑郁情绪。若要进行严格的抑郁诊断分类，心理学研究者需要借鉴精神病学的临床诊断标准[4]。

　　1.2.2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通常指社会各方面，包括家人、亲戚、朋友等对个体的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系统。虽然学术界对于社会支持的精确内涵和外延还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总的来说，社会支持是个体接近和利用其他个体、团体或较大社团的可能性，或是个体之间、个体与团体之间的依存关系[5]。

　　1.2.3自我评价

　　自我评价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主体对自己思想、愿望、行为和个性特点的判断和评价。

　　自我评价是一种重要的评价形式。它属于人的自我概念的重要内容之一。自我评价不仅具有独特的自我功能，促进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极大地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以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基础，综合地探讨自我评价的功能和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自我评价的功能首先表现为自我功能，它对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有着特殊的意义。自我评价同时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它极大地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也决定着一个人对待他人的态度，还影响对他人的评价。自我评价往往折射出他/她对人生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认识和态度。自我评价是自我诊断、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过程。学习目标指标体系，既是自我诊断的依据，也是走向“康复”的方向。在学习活动中，大学生通过主动确立学习目标，及时进行自我诊断，以自我评价的结果来指导和改进其学习活动，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偏差，最终提高学习目标的实现水平。这正是自我评价的导向功能的体现。

　　1.3.1大学生抑郁的研究现状

　　抑郁是人类心理失调最主要和最经常出现的问题之一，是常见的精神障碍的一种，是每个个体在其生命历程中或多或少感受到的一种情绪。西方国家把抑郁称为“世纪之病”，也有学者称它为“心灵杀手”。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1.21亿的人会伴随一段时间的抑郁，而且这个数字在不断上升。目前国内外都有很多关于抑郁相关的研究，更有很多专家学者尝试从多角度寻求解决大学生的抑郁问题。

　　在现有的大学生抑郁的相关研究中，程冉和王玉锋[6]用抑郁量表（CES-D）对1100名大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测出该市学生总的抑郁情绪检出率为81.04％；李彤[28]在2008年对某综合性大学的1000名在校本科生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该校的抑郁检出率为38.53％，并且女生的抑郁发生率高于男生，一年级学生的抑郁检出率高于其他年级，生源地为农村的同学的抑郁发生率高于城镇同学，高负性生活事件刺激量学生的抑郁发生率高于低者[7]，文理科学生之间无明显差异，因此得出结论：大学生的抑郁情绪与年级、性别、生源地、生活事件经历等因素密切相关，并且需要对大学生的抑郁症状给予高度关注。和红，杨洋[29]在大学生抑郁自杀意念及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一文中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取了北京地区6所高校的118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有398名大学生存在抑郁状况，占33．56%，结果表明，健康状况、学习成绩、宗教信仰、家庭和睦状况等都是影响抑郁状况的重要因素。

　　1.3.2大学生社会支持的研究现状

　　对于社会支持，绝大多数的研究者是从社会支持的概念界定、影响因素以及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关系这几方面展开研究的。而对于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用定量评定的方法对它进行了大量研究。宋尚桂[7]的研究发现，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三个维度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在年级因素方面，程虹娟、方晓义与蔺秀云研究证实大一支持人数最多，大二最少；大一学生从父母处获得的支持最少，从同学朋友处获得的支持最多。丁新华［8］的研究发现，在对支持的利用度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9]。

　　1.3.3大学生自我评价的研究现状

　　核心自我评价是一种潜在的、宽泛的人格结构,被定义为个体对自我能力和价值所持有的最基本的评价和估计。在过去十余年里,核心自我评价的研究重点从早期关注结构的验证与测量、探讨核心自我评价在工作领域中的功能,到近期开始转向探讨与心理健康、学业行为等变量的关系。另外，核心自我评价的预测作用和调节作用可从动机、图式、能力、应对与获益和自我验证五种机制进行解释[10]。

　　在不同的时期,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核心自我评价进行研究,各阶段的研究领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国内关于核心自我评价在工作背景下的研究还不多,主要探讨的如张丽[11]研究的核心自我评价与职业倦怠的关系，汤国杰[12]探讨的职业认同，张翔[13]关于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之间关系的分析，以及游蕾[14]提到的组织沉默行为等变量的关系,然而多数研究只关注核心自我评价与工作结果变量的直接关系,而较少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

　　相比之下,核心自我评价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在国内得到更为广泛的研究。比如张翔和赵燕[15]在2009的研究中发现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高的大学生,他们的SCL-90总分越低,更少出现社交焦虑和抑郁,而许思安和杨晓峰[18]也在同年的研究中印证了这一观点并认为此类大学生能够体验到更高的积极情感和更低的消极情感，谢义忠和时勘等人[19]这种自我评价能够调节失业人员的就业动机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1.3.4大学生抑郁与社会支持关系的研究现状

　　在大学生抑郁与社会支持的研究中，付桂芳在2010年以4所高校的650名大学生作为被试，探讨了大学生社会支持与抑郁情绪的关系，结果发现，抑郁与非抑郁大学生在社会支持的各方面都存在着极其显著的差异，并且大学生抑郁与社会支持3个维度存在着显著地负相关[20]。。韩黎与李茂发在2014年对6所高校的905名农村籍大学生进行横断调查结论是：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抑郁症状越少[21]。

　　1.3.5大学生抑郁与自我评价关系的研究现状

　　在抑郁与核心自我评价的研究中，杨槐和陈奕在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的关系的探讨一文中，从核心自我评价的四个方面出发，推断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存在显著相关，认为拥有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人，均表现出情绪低落的状态，并且自我评价低，消极看待事物[22]。池思晓和在郭文海在医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的相关研究一文中探讨了医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情绪的关系，对广州市2所医学院校346名医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医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得分在性别上差异显著，男生高于女生，而在年级变量上差异不显著;医学生抑郁情绪得分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而在年级变量上差异显著，1～3年级学生得分显著低于4、5年级学生;医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得分存在显著负相关，且对抑郁得分回归显著。得出结论：医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情绪密切相关，核心自我评价是抑郁的有效预测变量。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盐城师范学院的400名被试，收回有效问卷328份，其中男生123人，女生205人；城镇户口170人，农村户口158人；大一36人，大二129人，大三66人，大四97人；独生子女189人，非独生子女139人。

　　表1被试情况一览表

　　2.2.1抑郁自评量表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depressionscale，SDS），是含有20个项目，分为4级评分的自评量表，原型是Zung抑郁量表（1965）。主要适用于具有抑郁症状的成年人，包括门诊及住院患者。计分方法：本量表包含10道反向计分题。正向计分题A、B、C、D按1、2、3、4分计；反向计分题按4、3、2、1计分。反向计分题号：2、5、6、11、12、14、16、17、18、20。结果分析：指标为总分。将20个项目的各个得分相加，即得粗分。标准分等于粗分乘以1.25后的整数部分。结果解释：1、标准分（中国常模）：分数53—62属于轻度抑郁；63—72属于中度抑郁；分数＞72属于重度抑郁；分界值为53分。SDS总粗分的正常上限为41分，分值越低状态越好。标准分为总粗分乘以1.25后所得的整数部分。我国以SDS标准分≥50为有抑郁症状。

　　2.2.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该量表是肖水源和杨德森于1993年设计的。目前采用的社会支持量表多采用多轴评价法。该量表有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和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条）三个维度。本量表记分的方法为：第1-4,8-10条，每条只选择一项，选择1,2,3,4项分别计1,2,3,4分；第5条分A,B,C,D四项计总分，每项从无到全力支持分别计1-4分；第6,7条如实回答“无任何来源”计0分，回答“下列来源者”，有几个来源就计几分。总分为各项目计分之和，得分越高，社会支持度越高。此量表总分66分；及十个条目计分之和，总分≤22分为低水平，23分-44分为中等水平，45分-66分为高水平。客观支持分：2、6、7条评分之和，主观支持分：1、3、4、5条评分之和，对支持的利用度：第8、9、10条[23]。为使量表中的问题更适合大学生的实际，对原有的量表稍作改动，如把“同事”改为“同学”，把“夫妻”改为“恋人”，并删除第五题中“儿女”一项[24]。

　　2.2.3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采用杜建政、张翔等于2007年编制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该问卷是一个单维度的自评量表，由10个项目组成，采用五级计分法，从1到5分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分半信度为0.84，间隔3周的重测信度为0.82，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被刺实测该问卷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784.量表的第2、3、5、7、8、10个项目为反向计分。总分值范围是10-50分，分数越高说明被测者核心自我评价水平也越高。

　　3.1.1总体情况

　　表2为受测大学生的抑郁频数分布情况：

　　表2抑郁频数分布表

　　从表2中可以看出，受测大学生的抑郁检出率为25.3％，其中，轻度抑郁的人数为58人，所占比重为17.7％，中度抑郁的人数为18人，所占比重为5.5％，重度抑郁人数为7人，所占比重为2.1％。

　　表3为328名大学生的抑郁现状的统计表：

　　表3大学生抑郁的总体分析（M±SD）

　　从表3中可以看出，大学生的平均抑郁总分为46.65，标准差为10.66，抑郁总分分布范围为26.25～95分。

　　3.1.2差异情况

　　3.1.2.1性别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对大学生的抑郁情况进行性别差异分析，结果如表4：

　　表4大学生抑郁的性别差异比较（M±SD）

　　从表4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在抑郁总分上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p＞0.05）。

　　3.1.2.2生源地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对大学生的抑郁情况进行生源地差异分析，结果如表5：

　　表5大学生抑郁的生源地差异比较（M±SD）

　　从表5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在抑郁总分上不存在显著的生源地差异（p＞0.05）。

　　3.1.2.3年级差异

　　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对大学生的抑郁情况进行年级差异分析，结果如表6：

　　表6大学生抑郁的年级差异比较（M±SD）

　　从表6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在抑郁总分上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p＞0.05）。

　　3.1.2.4是否独生差异

　　通过对大学生主社会支持的是否独生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差异分析，结果如表7：

　　表7大学生抑郁是否独生差异比较（M±SD）

　　从表7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在抑郁总分上不存在显著的是否独生方面差异（p＞0.05）。

　　3.1.2.5是否单亲差异

　　通过对大学生主社会支持的是否单亲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差异分析，结果如表8：

　　表8大学生抑郁是否单亲差异比较（M±SD）

　　从表8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在抑郁总分上不存在显著的是否单亲方面差异（p＞0.05）。

　　3.2.1总体情况

　　表9为328名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现状的统计表：

　　表9大学生社会支持的的总体分析

　　从表9中可以看出，大学生的平均客观支持总分为8.24，标准差为2.10，客观支持总分的分布范围为3～17分；大学生的平均主观支持总分为21.30，标准差为4.84，主观支持总分的分布范围为11～32分；大学生的平均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总分为7.70，标准差为1.76，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总分的分布范围为3～12分。社会支持总分分布范围为20～59分。

　　3.2.2差异情况

　　3.2.2.1性别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对大学生的社会支持进行性别差异分析，结果如表10：

　　表10大学生社会支持的性别差异比较（M±SD）

　　从表10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在社会支持的各维度及总分上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p＞0.05）。

　　3.2.2.2生源地差异

　　通过对大学生社会支持进行生源地的独立样本t检验差异分析，结果如表11：

　　表11大学生社会支持的生源地差异比较（M±SD）

　　从表11中可以看出，大学生社会支持在主观支持总分维度上存在显著的生源地差异（p＜0.05），城镇大学生的主观支持总分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主观支持总分，而在客观支持总分、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及社会支持总分在生源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3.2.2.3年级差异

　　通过对大学生社会支持的年级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12：

　　表12大学生社会支持的年级差异的方差分析

　　表12表明：在社会支持各维度上，不同年级的大学生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3.2.2.4是否独生差异

　　通过对大学生社会支持的是否独生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差异分析，结果如表13:

　　表13大学生社会支持的是否独生差异比较（M±SD）

　　从表13可以看出，大学生在的客观支持总分、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总分及社会支持总分在是否独生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但是大学生的主观支持总分在是否独生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非独生子女的主观支持总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的主观支持总分。

　　3.2.2.5是否单亲差异

　　通过对大学生社会支持的是否单亲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差异分析，结果如表14：

　　表14大学生社会支持的是否单亲差异比较（M±SD）

　　从表14可以看出，大学生社会支持各维度及总分在是否单亲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3.3.1总体情况

　　表15为328名大学生的自我评价现状的统计表：

　　表15大学生自我评价的的总体分析

　　从表15中可以看出，大学生的平均核心自我评价总分为33.66，标准差为7.15，核心自我评价的分布范围为10～50分。

　　3.3.2差异情况

　　3.3.2.1性别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对大学生的自我评价进行性别差异分析，结果如表16：

　　表16大学生自我评价的性别差异比较（M±SD）

　　从表16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在自我评价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p＞0.05）。

　　3.3.2.2生源地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对大学生的自我评价进行生源地差异分析，结果如表17：

　　表17大学生自我评价的生源地差异比较（M±SD）

　　从表17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在自我评价方面存在显著的生源地差异（p＜0.05），城镇大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总分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

　　3.3.2.3年级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对大学生的自我评价进行生源地差异分析，结果如表18:

　　表18大学生自我评价的年级差异比较（M±SD）

　　从表18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在自我评价方面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p＞0.05）。

　　3.3.2.4是否独生差异

　　通过对大学生社会支持的是否独生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差异分析，结果如表19：

　　表19大学生社会支持的是否独生差异比较（M±SD）

　　从表19可以看出，大学生自我评价在是否独生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3.3.2.5是否单亲差异

　　通过对大学生自我评价的是否单亲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差异分析，结果如表20：

　　表20大学生自我评价是否单亲差异比较（M±SD）

　　从表20可以看出，大学生自我评价在是否单亲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通过对大学生抑郁、社会支持及自我评价的两两相关关系分析，结果如表21所示：

　　表21大学生抑郁与社会支持及自我评价的相关分析（r）

　　从表21可以看出，抑郁总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及核心自我评价总分呈显著负相关。

　　本研究发现，受测的大学生的抑郁情况在性别、生源地、年级、是否独生和是否单亲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先前的推断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本研究调查了盐城师范学院328名学生的抑郁发生情况，其中83名同学具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情况，抑郁检出率为25.3％，低于蒋德勤[25]在2010年针对蚌埠地区6192名大学生的抑郁检出数据31.5％，相较本人调查数据，此篇论文数据收集时间较早以及受测者人数较多可能是导致两份调查在抑郁检出率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而董晓梅[26]在2015年针对北京地区6所高校118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得出了33.56％的抑郁检出率，与之相较更高，可以推断北京作为一线城市，在学业、工作以及生活方面带给在校大学生的压力可能更大，而大城市的生活节奏较快在消费水平上的要求更高，都是可能导致更多在校大学生患抑郁症的原因。有更具体的研究对2002年至2011年间中国大学生抑郁检出率做了Meta分析[27]，总结这些年针对两万多名大学生的调查得出的数据结果表明：我国大学生合并抑郁情绪检出率为29.3％。而其中男生和女生的抑郁检出率分别为27.4％和21.6％，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而这种性别差异在本人研究抽取的被试所得数据中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同时考虑了中西部和东部地区大学生抑郁检出率的差异，分别为37.6％和24.5％，表现出了较大的地域差异。由于本校受测者绝大多数来自江苏省省内，所以地域差异的研究对于本校受测者不太受用。但简单的从生源地方面来比较，本校大学生的抑郁情况并不存在较大的生源地差异。

　　大学生作为社会上敏感和特殊的群体，本校随机抽样的受测者这样的检出率很不乐观。其中重度抑郁的人数达到7人，学业、就业的压力，人际关系及感情方面等问题都是可能导致大学生产生抑郁症状的原因，因此，学校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关注和积极引导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同时开展抑郁相关的课程进行普及，知道大家如何正确的面对以及解决心理压力和缓解抑郁症状。同时同学之间也应该增加彼此之间的人际交往，积极关心和帮助同学。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主观支持总分在生源地上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大学生的主观支持总分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说明城镇大学生能够更多地感受到在社会中被尊重、被支持和被理解的情绪体验，以及满意程度更高。与此同时，主观支持总分在是否独生方面也存在显著性差异，非独生子女的主观社会支持的体验相较独生子女更高，这说明，非独生的大学生在获得来自父母的支持以外还能同时获得来自兄弟姐妹的社会支持。而客观支持、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及社会支持总分在性别、生源地、年级、是否独生及是否单亲方面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已有的研究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宋尚桂的研究中显示，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总分三个项目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显著高于男生［7］。同时丁新华的研究也发现，大学生在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27］。而研究之间差异的原因可能是，随着科技及社交软件的发展，大学生有更多的渠道获得社会支持，而社会支持的方式也在日益增多，而这种社会进步可能是导致学生之间差异减小的原因。付桂芳［20］在2010年对吉林省650名大学生的研究中关于社会支持的相关数据显示：被试客观支持维度、主观支持维度及社会支持的利用度维度的平均分分别为11.52、18.47、7.03，本调查结果与之相较，除社会支持利用度维度方面无明显差异外，客观支持总分与主观支持总分维度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付桂芳通过分析不同年级、性别、家庭类型下的社会支持状况，发现社会支持三个维度在性别方面也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与我的研究结果不同的是，她在年级方面比较出了差异–低年级学生的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及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总分均高于高年级学生。在家庭类型分类上，她将家庭类型区分为双亲家庭、单亲家庭、无父母家庭，并得出结论：双亲家庭的学生在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以及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总分维度方面得分显著高于单亲家庭及无父母家庭学生的得分。而我在此类特征下没有比较出显著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大学阶段，学生对于父母的理解增加，自我认知水平的提高，是否处在单亲家庭对于学生的影响似乎没有那么深重，他们能更多地接受并理解这样的家庭模式，并且这并不妨碍他们依然能够同时获得来自父母双方的支持和爱护，这是我对社会支持各维度在是否单亲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的理解。

　　相比较安连超［28］等人在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一文中对大学生做的核心自我评价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的核心自我评价的平均分为30.14±7.20分，并且在男女性别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此数据与本文调查所得数据接近。通过研究发现，大学生的自我总分在生源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大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总分远高于农村大学生，原因可能是，相比农村大学生，城镇大学生更有自信，城镇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的实践和锻炼机会，通过这些实践和锻炼的机会他们的自信心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而大学生的自我评价在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及是否单亲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通过观察自我评价的分布范围可以发现，核心自我评价总分的最低分仅有10分，学校也应对于这些自我评价较低的同学进行鼓励以及提供更多的锻炼机会。

　　从总体来看，大学生抑郁程度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表明社会支持及自我评价越低，抑郁症状则越严重。大学生社会支持越高，会使他们的积极情绪增加，抑郁症状减轻。

　　对抑郁与自我评价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抑郁程度与自我评价呈显著负相关。大学生自我评价越高，抑郁症状越轻。一般自我评价高的学生对生活的满意度也更高，积极情绪更多，因此抑郁情况就越少。

　　同时，社会支持与自我评价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较高的社会支持同样会对大学生自我评价产生积极的影响，较高的社会支持会增加他们的自信心，从而提高自我评价。

　　一方面，社会支持可以直接影响抑郁，并有效降低大学生的抑郁水平;另一方面，社会支持通过影响大学生的人格特征而间接影响抑郁。当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水平较高时，意味着其拥有的物质援助和精神支持就越多，人格的发展状况也越好。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一种稳定的、深层的人格特质，水平越高，个体越会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自身及周围的事件，激发自我监控系统，对压力或环境做出积极反应，从而提升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效降低抑郁水平［31］。当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水平较低时，获取的支持和资源较少，人格的发展状况相对较差。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较低的个体情绪稳定性差，认为自己无力应对压力或不利事件从而形成消极认知和反应，加重个体的抑郁水平。因此，在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干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多个方面给予他们广泛的社会支持;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培养他们的积极人格。

　　5.1大学生主观支持总分在生源地上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大学生的主观支持总分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

　　5.2大学生主观支持总分在是否独生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非独生子女的主观支持总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

　　5.3大学生的自我评价总分在生源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大学生的自我评价总分远高于农村大学生。

　　5.4大学生抑郁程度与社会支持及自我评价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与自我评价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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