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娃和霍小玉形象比较 看唐传奇之女性形象塑造

　　　　唐传奇是我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其显著标志，便是小说文体意识的自觉。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词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1](P167)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真正走向成熟，并且它对后世小说、戏曲、绘画、雕塑等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宋代学者洪迈更是称之为“一代之奇”。

　　唐传奇题材较广，涉及婚姻爱情、封建官场生活、武侠多个题材，其中表现婚姻爱情主题的数量最多，最有思想性，成就也最高。这些作品大多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残酷，抨击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对妇女的迫害。同情下层妇女的悲惨境遇，歌颂她们为争取爱情幸福而进行的反抗和斗争，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反抗精神、个性鲜明独特、可歌可泣的女性形象。

　　这些女性形象风格各异，包括侠女、才女、妓女、狐女等等。她们从不同层面展现了唐代女性的女性美。她们不仅美貌多才，而且具有复杂柔美的内心。《李娃传》中的李娃与《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便是唐传奇女性画廊中最为光鲜灿烂、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

　　《李娃传》与《霍小玉传》两篇传奇小说的内容题材相近，都是描写贵族公子与妓女的恋爱故事，都是唐传奇中之佼佼者，“且都具有唐代传奇的共性特征，作意好奇、情节曲折、人物生动、语言华美。”[2](P36)同时在曲折的故事之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李娃与霍小玉也展示了唐代下层妇女的共性特征。

　　首先，从外貌才情上看，她们都是美丽多情、才情卓绝的女子。《李娃传》中写荥阳生与李娃的第一次邂逅，荥阳生见到“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3](P100)这样的美，惊得荥阳生失常。他“停骖久之”，“诈坠鞭”、“累眄与娃”。荥阳生对她可谓一见钟情，于是不惜百万之金追求李娃。当“整装易服”而出的李娃“明眸皓腕、举止艳冶”时，生“遂惊起、莫敢仰视”。可见李娃之貌美，是何等的惊心动魄。再看《霍小玉传》中媒婆鲍十一娘向李益介绍霍小玉之时的叙述：“资质浓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表明她不但美丽绝伦，聪慧无比，而且才华横溢。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当李益第一次见到小玉时，“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曜，转盼精彩射人。”[3](P78)这样的美，让李益一见倾心，两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其次，她们的身份地位相同。“自古红颜多薄命”，李娃与霍小玉虽然具有如此风华绝代的美，但依旧不能摆脱她们悲惨的命运。她们二人都是沦为社会最底层的妓女。

　　《李娃传》中作者开篇便有交待：“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娼女也”，《霍小玉传》中小玉与李益的初会之夜也曾自叙“妾本娼家”。这种卑微低贱的身份地位让她们二人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日后无法摆脱年老色衰，惨遭遗弃的命运，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无法被容于封建豪门。这种清醒的自我身份判断和自卑意识成为构成她们性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她们的言语行为。

　　李娃是一个出身下层的长安名妓，长期在风月场中谋生活的她早就练就了一身在风月场中待人处事的本领。“李氏颇赡。前与通之者多贵戚豪族，所得甚广。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正如荥阳生的朋友所介绍，李娃作为长安名妓，二十年的风尘生活，在不断地被侮辱与被玩弄之中，她已经不再奢望爱情会出现。她已经志在利而不在情了。她会热情地对待每一个与她交往的男子，为的是他们的金钱，为的是在风月场这个社会最底层生存的权利。

　　霍小玉也是一个沉沦在社会底层的妓女，但她是因为其父霍王死后与母亲一同被赶出王府，迫于生计，才沦入娼门。涉世未深的她，仍然保留着大家闺秀的羞涩，并没有彻底的认识到环境的残酷，对爱情和生活仍然抱有幻想。“不邀财货，但幕风流”,她倾心的并不是李益的资产，而是他的诗名、才华。她渴望通过找一个如意郎君来摆脱自己悲惨的命运。但是，在她热烈的情感背后，有着冷静地思考：“妾本娼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3](P78)无论是她曾经的惨痛遭遇还是如今的卑贱的社会地位，都让她对社会人生不再抱有希望。她已经认识到被弃的命运不可避免，只是固执地不肯放弃对爱情的幻想和坚守。

　　再次，从生活经历上看，《李娃传》与《霍小玉传》都是描写长安名妓与贵族公子的恋爱故事。《李娃传》讲的是常州刺吏荥阳公的儿子上京赴试，爱上长安名妓李娃。在一年多时间内钱财挥霍殆尽。李娃在鸨母逼迫下设诡计甩掉公子，弄得公子只好流浪街头，寄身于凶肆，以唱挽歌为生。后被他父亲发现，其父认为有辱家门，几乎把他打死。后便沦为乞丐。一次冒雪沿街乞讨时，被李娃遇见，她看到荥阳生潦倒困苦的惨状，深受感动。于是她便向鸨母提出赎身，悉心照顾公子的身体，并千方百计让荥阳生功成名就。而当荥阳生要去赴任的前夕，李娃却主动要求他另娶士族之女，自己情愿以残年奉养鸨母。在送别途中巧遇荥阳公。荥阳公得知事情的经过，也很感激李娃，力主明媒正娶李娃为妻。李娃最终也被封为汧国夫人。

　　《霍小玉传》写大历年间陇西才子李益，二十岁中进士，到长安之后经鲍十一娘撮合，与已沦为娼家的已故霍王之女霍小玉一见倾心，两人情意相投，在一起度过了两年幸福的生活之后，李益要赴职上任。霍小玉深知自己的地位是不可能与李益结婚，因而提出了“八年短愿”，希望李益与自己共度八年时光之后，另娶高门。但是李益归家省亲得知母亲早已为自己定下了与世家望族的表妹卢氏的婚姻。李益惧怕严母，便开始张罗结婚事宜，后来回到长安准备与卢氏结婚，并处处躲避霍小玉。霍小玉百访不得，忧愤成疾，后知李益不肯相见，病情加剧。临死在一黄衫豪士的帮助之下，得以见李益。怒斥其负心行径之后，表示死后也要复仇，最后心力交瘁而死。李益与卢氏结婚不久，便得了疑忌妻妾的心疾，将卢氏休弃。后来再娶三次，都因李益妒嫉多疑，用苛虐的手段防范妻妾，最终也没有得到幸福。

　　最后，李娃与霍小玉作为唐代女性的典型代表，共同反映了唐代女性心理意识上的相似性。唐代社会有一定的开放性，女性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女性自我意识也随之开始觉醒。表现在爱情上便是对美好真挚爱情的向往以及追求精神的理想化，要么爱的轰轰烈烈，要么爱的柔肠寸断。她们对于爱情与婚姻，都是积极主动地争取和把握自己的幸福，而不是被动的等待。《李娃传》中描写李娃面对初次见面的荥阳生有失常态的“累眄”，她“回眸凝睇，情甚相慕。”将对荥阳生的爱慕同样表达的大胆和露骨。当荥阳生登门造访时，李娃“大悦”、“整装易服而出”，表现出恋爱中女子“女为悦己者容”以及渴望吸引异性追求的普遍心态。她敢于爱，并且大胆的追求爱。当她与荥阳生初次相见，日暮时其姥催促荥阳生“速归”时，她则大胆地留宿：“方将居之，宿何害焉。”并且“诙谐调笑，无所不至”，表现得温柔多情。

　　《霍小玉传》中的小玉亦是如此。她“不邀财货，但慕风流”。她不计较名与利，只想寻求一个风流倜傥，与自己情投意合的人作为一生的伴侣。当她得知李益门族清华，大有诗名，并且仪容雅秀时，觉得李益是自己理想中的佳偶，便积极主动地让鲍十一娘前来说媒。“昨遣某求一好儿郎格调相称者。……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欢惬。”[3](P77)小玉渴望通过幸福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来摆脱娼门，摆脱倚门卖笑，被人蹂躏的悲惨命运。尽管这种依靠寻找如意郎君来摆脱悲惨命运的方式存在着本身固有的戏剧性，但至少我们可以看见，唐代女性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做出的奋斗和努力。

　　总之，从李娃和霍小玉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倾注着作者的激情与梦想，寄托了作者的生活理想。她们是大多数文人士子们的“梦中情人”。她们美丽多情、聪明智慧、不慕名利，对爱情忠贞不渝，为了所爱的人不惜献出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具有着完美无缺的美质。

　　李娃与霍小玉作为唐代爱情传奇中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不仅表现了唐代女性的共性，而且在她们各自身上又都有着极为鲜明的个性特征，在她们的身上凝结着独特的人格魅力。她们二人同样在爱情面前却有着不同的结局，这与她们两个人的个性以及由于受教育程度以及生活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社会观人生观的差异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李娃与霍小玉的形象在相同性中存在着差异性，在共性中包含着异样的个性特质。

　　首先，李娃与霍小玉的人生遭遇不同。李娃是一个久经风月场，美丽多情的烟花女子。她有着二十年流落风尘的生活，这也可以从后文“某为老子，迨今有二十岁矣”的自述中得知。二十年的风尘生活，让她经历了无数形形色色的男子的侮辱与玩弄，也让她对爱情虽有渴望但不存幻想。“‘少年公子负恩多’的严酷现实，使她得出了惨痛的经验——‘莫把真情过于他’。以她娼女的身份，不敢也不可能奢求，得到完美的爱情。”[4](P23)于是在荥阳生资产荡尽之时，尽管“娃情弥笃”，仍然与鸨母“互设诡计，舍而逐之”，上演了一场舍逐荥阳生的双簧戏。正是由于她长达二十年的悲惨妓女生活，让我们从她的无情寡义之中又看到了柔弱女子的无奈与凄凉。

　　相比较于长期生活于娼门之中，人情练达，处事精明的李娃，霍小玉则要单纯的多，也具有更多的诗意气质。她本是王府的千金小姐，只因“出自贱庶”，所以在霍王死后，同母亲一同被赶出王府，沦入娼门。霍王在世之时，她颇受宠爱，“将欲上鬟”之时，曾让玉工替她作价值万钱的紫玉钗。离开王府时她已长大成人，不但美丽绝伦，聪慧无比，而且“音乐诗书，无不通解”。因而被鲍十一娘称为“有一仙人，谪在下界。”。“高贵的出身，较好的文化教养，天赋的优越条件……可以说她具备了一个少女所能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不幸的是，命运把她抛到了社会的底层。”[5](P18)因而她对于命运的抗争，就只能是寄希望于幸福美满的爱情和婚姻。“不邀财货，但慕风流”，使鲍十一娘“求一好儿郎格调相称者”都可以看出，小玉虽然身陷娼门，但是并未进入社交，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与久待宾客、行动老练的李娃大不相同。这也为她最后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

　　其次，李娃与霍小玉的不同遭遇注定了她们二人性格的不同。在李娃身上，作品展示的是“过人的清醒、明智、坚强和练达，构成李娃性格中最有特色的闪光点”[6](P391)这也是李娃在众多女性形象中特立独行的地方。李娃美丽多情，但由于职业习惯，性格被扭曲，她的性格极具复杂性。在初遇荥阳生时，李娃体现了风尘女子特有的老练与成熟，当她发现荥阳生的失常便主动的“回眸凝睇，情甚相慕”，面对荥阳生的真情告白，李娃更以“我心亦如之”来逢场作戏的回答。甚至在她“情弥笃”之时还与鸨母上演了一场舍逐荥阳生的双簧戏。这所有的一切几乎让我们觉得她甚至是一个薄情负心、唯利是图的绝情女子。但当沦为乞丐的荥阳生在风雪夜与李娃第二次相遇，李娃失声长恸：“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又让我们看到了李娃人性中善的一面，以及她压抑在内心深处对于荥阳生发自肺腑的爱意和悔意。她果断的决定要与鸨母决裂，拯救濒于死地的荥阳生。李娃赎身后租一小院悉心照顾荥阳生，先帮助他恢复健康，继而劝他恢复往日的学业，并且从旁悉心的陪伴和指导。最终使荥阳生功成名就。“李娃以超人的睿智、经验以及坚定的遗志，无私的奉献精神，再造了一个封建贵族新人，并成为他的精神支柱。”[7](P52)她以过人的清醒与理智审时度势，两次“未也”，一次“可行矣”恰到好处的把握时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卓然独立的李娃。

　　相较于李娃性格的多面性，霍小玉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痴情。她对爱情坚贞执著，一旦爱上，就生死以之，至死不渝。她性格刚烈坚毅又固执倔强。她对爱情专一而又炽烈，当她与李益相聚时“极其欢爱，委婉缠绵，柔情似水，生死以之。”但她时常自感自身地位卑贱，难与李益匹配，更恐日后年老色衰，会被李益抛弃。尽管李益白纸盟誓，她仍然不抱任何幻想，认为“盟约之言，徒虚语耳”。她深知李益不能娶她为妻，娼门的生活又是她不能忍受的，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她依然固执的选择自己的抗争方式，即向李益提出相爱八年的短愿：“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3](P79)她只求李益与自己共度八年幸福生活，而后自己情愿出家为尼，用一生的时光换取八年的欢爱。她对于爱情，是何等的执著与痴狂。

　　当李益言而无信逾期不至时，她想方设法多方打探，她“数访音信”得不到确切信息；求神问卜，毫无结果；“赂遗亲知，使通消息”，家资因此耗尽，又典卖东西。此时她未知李益负心，仍旧固执的爱着他，思念他，寻找他，受尽千辛万苦，以至“怀忧抱恨”，“遂成沉疾”当她得知李益负心，在黄衫豪士的帮助下终于见到李益时，仇恨的怒火从胸中迸出，怒斥他的薄行与绝情：“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比。……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宁。”[3](P81)最终“长恸号哭数声而绝。”刚强执著的她用死来捍卫她的尊严，也用生命来祭奠对爱情的忠诚。她爱的深，爱的炽烈，爱的有尊严，是唐传奇中最有光彩的女性形象。

　　最后，李娃与霍小玉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态度不同。李娃作为一个久经世事的风尘女子，她对社会、对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有着清醒的、深刻的认识。她深知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爱情是不能战胜礼教的。正是她性格中的这种理性的清醒让她在每一次遇到抉择时都能适时地进退取舍。正是因为对于爱情的不存幻想，让她在与荥阳生“相知一年”，感情日益融洽的情况下，与鸨母一同驱逐了荥阳生。她原以为荥阳生会像以往的负心男子一样，回到家中继续过锦衣玉食的生活，却不曾想荥阳生竟因此流落街头，靠唱挽歌为生。后来又几乎被残忍的父亲打死，不得已沦落为乞丐，冒雪沿街求乞。“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她在忏悔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荥阳生对她真诚的爱。于是她毅然与鸨母决裂，倾尽全力拯救荥阳生于危难之中。但当在李娃的精心护理下荥阳生功成名就之时，她却又一次明智的选择离开：“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愿以残年，归养老姥。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3](P105)因为她明白自己不能与荥阳生结婚，“成熟果断的她清醒地知道自己是无力守住这份真挚、美好的爱情，于是她聪明的选择退出。”[8](P141)

　　与李娃的清醒与明智相比较，霍小玉就表现得有些“痴”。她是一个视爱情如生命的女子。她把寻找美好的爱情当作生活下去的唯一希望，不惜一切的追求幸福生活，以借此机会摆脱不幸的命运。美好的爱情对她而言，就显得尤为珍贵，是她青春的生命依托。她也知道自己爱情的悲剧性结局，因而在与李益两年幸福生活之后，又提出了八年之约，以期能够拥有一段美好的爱情经历，以便在年老色衰之后的孤寂生活中来慢慢回味，甚至是半生独守青灯的苦涩生活来换取八年幸福欢愉的爱情生活。这个可怜又可悲的要求体现了小玉对生活的无奈和对人性与爱情的天真。她把全部的希望与幸福的主动权都交给了李益，痛苦的等待换来的却是无情的遗弃。等待中因爱生怨，由怨生恨，最终竟含恨而死，为爱情献上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李娃传》与《霍小玉传》都是写京都名妓与豪门士子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但所塑造人物形象李娃与霍小玉的结局却大相径庭。李娃“佳人弃才子”最终却是苦尽甘来，被封“汧国夫人”的美满团圆的喜剧式结局。而霍小玉则是“痴心女子”真情被漠视，因恨生疾，香销玉殒后化为厉鬼才能复仇的悲剧性结局。二人异样的命运悲喜殊味，究其原因，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这是由她们二人自身性格的差异性决定的。命运虽然不能完全取决于性格，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由于个人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以及成长生存环境的差异，每个人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以及独特的生活价值评判标准。“这种主观的差异性决定了不同的人对于事物的不同认识，从而促使不同的人在同样的处境之下做出不同的选择。”[9]李娃性格中过人的清醒，让她能适时的进退取舍，从而避免了与社会相撞的头破血流，最终获得所谓的“美满生活”。而霍小玉的天真任性和固执倔强的性格却是导致其悲剧命运的重要因素。她把对生活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风流的男子身上，把整个生命倾注在一次不合乎现实的爱情之中，这种极端的固执与痴狂，必然昭示了她会有被抛弃的悲惨命运。

　　其次，这与作者创作意图以及思想意识的不同也有很大关系。唐代小说文体意识开始自觉，作者开始注意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典型形象的塑造。唐传奇作品“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着作者鲜明的主体意识，既有作者的浪漫主义情怀，又凝结着他们所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审美理想，同时也透露作者对社会生活和人物内心世界深入细微的洞察”[7](P40)《李娃传》作者通过写李娃由一个娼妓历经沧桑之后成为“汧国夫人”，并且“有四子，皆为大官”的由悲到喜的命运转变，表达了作者对人性的真善美的赞扬和肯定，以及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的同情和祝福。同时也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和理想化色彩。《霍小玉传》则是以美的毁灭来向我们展示封建门阀制度和门第观念对于女性的毒害和对青年男女爱情自由抑制的罪恶。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是悲喜剧艺术效果的差异性，让作者为她们安排了不同的命运结局。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李娃传》与《霍小玉传》的结尾的无现实可能性，只能是作者的美好愿望而已，同时也是作者为了满足读者阅读的期待心理的设置。因为在门阀制度森严的封建时代，显然不可能有李娃这种妓女变成贵族夫人的命运转变。这既不符合李娃本身的性格特点，也与荥阳公残酷无情的性格有悖。作为封建家长，他是不可能同意儿子娶李娃为妻的。霍小玉则更不可能通过死后化为厉鬼这样的形式来实现报复李益的目的的。这是作者不甘心看她悲惨的死去而安排了鬼魂复仇的结局。但这样的结局消减了悲剧本身的震撼力和批判力。

　　总之，我们通过对与李娃和霍小玉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对比分析，“窥一斑而见全豹”，可以看到唐传奇中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她们不仅具有美丽的外表，而且具有美好的内质。她们大胆的追求爱情和婚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坚不可摧的封建礼教进行强烈的控斥和攻击。她们不断地努力和奋斗，试图改变处于社会底层的被玩弄被侮辱的地位。她们的形象无不生动丰满，与唐代现实生活中的女子相辉映，在文学画廊中曜曜生辉、流光溢彩。

　　[1]王星琦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基础[M].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67.

　　[2]贺信民.悲喜殊味各领风骚——唐传奇《李娃传》、《霍小玉传》对读[J].唐都学刊，2004，17（67）：36-37

　　[3]汪辟疆.唐人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77-82100-106.

　　[4]李小华.千面娇娃，女性颂歌——从情节结构分析《李娃传》中李娃形象[J].德州学院学报，2007，23（1）：23.

　　[5]白大平.凄美的恋歌——评《霍小玉传》[J].阴山学刊，1999，12(4):18

　　[6]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91.

　　[7]蔡燕.《霍小玉传》与《李娃传》女性形象审美比较[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1，20（3）：52.

　　[8]孙月.爱，并清醒着——李娃、霍小玉、莺莺性格分析[J].科教文汇，2007，（6）：141.

　　[9]陈清茹.崔莺莺、霍小玉不同结局值分析[J].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24（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