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红色儿童题材小说研究

　　不知道曾经在哪里看到或者听说过，说儿童作为是一个国家的弱势群体，却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国家未来的储备人才。“儿童文学评论家布鲁诺.贝塔海姆认为：儿童文学中的爱心、智慧、机智和勇敢决定了一个孩子能走多远，一个民族是否具有想象力和原创精神决定了这个民族能走多远”[1]。所以，研究儿童文学是当代学者的责任和义务。建国后红色儿童题材小说的研究作为儿童文学中宝贵的一部分，开辟了红色儿童书写的高峰，为那个时代的儿童留下了宝贵的回忆，以及为当下的儿童铭记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红色儿童题材小说可以说在文学史上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它的诞生之始到发展，这一发展历程可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而耀眼的宝贵明珠。本篇论文将研究儿童题材小说的渊源以及演进过程，重点在于建国后红色儿童题材小说的演进过程。通过对建国后红色儿童题材小说的研究以及对比分析，得出建国后红色儿童题材小说的发展目的及缘由，并分析总结出红色儿童小说的出路和以后的发展。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从而引起的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文学家们顺应时代的步伐，为了大量的宣扬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无产阶级思想，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来巩固和支撑。首先，儿童作为一个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的未来，由此被顺势推上了社会主义建设“后备军”的这一崇高位置，因此儿童文学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教育新一代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儿童文学承当着重大的教育责任，但这并不是建国后“十七年”儿童文学所特有的象征，但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儿童文学发展在时代的熏陶下却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例如，许多的儿童文学作者太过于注重其思想性而致使儿童文学偏离了原来的轨道，使儿童文学失去了原有的味道，从而变成了教育幼儿的工具，没有了可读性和吸引力，失去了原有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如今的儿童文学的接受群体仅仅为儿童、幼儿，这可以说是儿童文学史上的悲哀。从儿童文学的诞生之初到发展成长变化，总的来看,当前研究学者们对红色儿童题材小说的研究数量相对来说还比较匮乏,研究角度也比较单一,一些关于红色儿童小说的专著和论文的影评色彩比较浓厚,同时同一主题的学术性研究以及系统性梳理的范围内容相对来说也比较少。因此我们只有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慢慢地摸索出适合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期，“教育”的任务也深刻地渗透到儿童文学范畴中。为了冲破“教育”对少年儿童的枷锁和压迫，著名文学家茅盾则大力主张“儿童文学应该有教训意味”。也就是说儿童文学启发儿童的想象力和思考力，培养他们天真无邪，爱憎分明，同情弱小，有爱心……等等。所谓教育的作用便是指这样地一步一步引导儿童“助长”和“启蒙”。通过对这些国内、国外的红色儿童文学的研究现状的了解，自己能够针对当前或当下现状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后能够给出基于这些情况的了解而得出的结论和看法，使得儿童文学在当代社会中得到健康向上的发展，为当下和未来儿童小说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篇论文采取文献分析法和对比研究法来完成。

　　文献法：文献法是属于非直接性的、间接接触性的研究方法。当代科学研究为我们表明，做学问不单单需要以人之间的相互且密切的合作为基本前提，同样也需要以利用和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文献的搜集工作是研究的重中之重，从一开始的论文选题，到确定选题并设计出研究框架，最后直到论文的提笔等等过程都离不开与此相关的文献的支撑和采用。

　　在下笔之前，我查找了大量的关于红色儿童题材小说的相关资料和书籍，并借助网络查询了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学位论文全文等数据库，通过输入“关键词”或“作者名”或“文章名”的方式方法，阅读了相关文章，理解了其思想，并加入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才有了本篇论文。本篇文章按照时空分类的方法，深入讨论并研究建国后红色题材儿童小说的历史和研究现状，以及国内和国外对儿童小说，特别是“红色”主题的研究现状。

　　对比研究法：对比研究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对一个社会范畴的定义，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产生的。因此要分析各个时代的儿童小说，务必把视野放大到社会的、历史的、人民的背景当中，通过对建国后红色儿童题材小说的研究以及对比分析，得出建国后红色儿童题材小说的发展目的及缘由，并分析总结出红色儿童小说的出路和以后的发展方向。

　　建国后，红色儿童题材小说出现的第一高峰是在“十七年”。“十七年”是专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时间段，即1949年-1966年的“十七年”，在红色儿童小说的发展史上，“十七年”红色儿童小说早已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不许逃避的历史性遗留的问题，它伴随着那个时代的人们和儿童，并一起饱尝了人们的成功的喜悦与失败的辛酸。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伴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速进入XXX，文化自然而然的被解禁，红色儿童文学史上盼来了新时期旧世纪的又一次高峰。儿童文学就在此时再次崛起，因而在80年代一度发展成为高峰。

　　“1949年的xxx更迭不仅使中国社会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也使红色儿童文学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2]1949年以前，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为旗帜，矛头指向揭露、批判、颠覆旧的象征秩序，精神上是革命的、进攻的。1949年革命成功以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红色文学成了国家文学，而红色儿童文学则由原来对旧社会的批判变成对XXX的歌颂，由宣传、鼓励儿童参与对旧秩序的革命变成引导儿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残酷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厄运是极其痛苦不堪的，正因为如此，作家们从残忍而冷酷的战争中走出来，革命战争中儿童的生活和命运成为他们最关注的话题，因而就出现了像《长长的流水》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表现革命战争题材的优秀作品，它们以深刻的思想和动人的艺术魅力赋予了少年儿童“革命小英雄”的光辉形象，在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一代代的小读者们被它们深深地吸引，并对儿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管桦，原名鲍化普，是现当代著名诗人、作家。代表作品《小英雄雨来》；还有《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等许多儿童歌曲传唱至今，并成为那个时代儿童在少年时期的快乐音符。伴随着革命的成功，人民xxx的建立，人们更多的是追捧昔日的艰苦生活，讴歌新的生存环境，并怀念和歌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做出贡献的英雄革命者。浓厚的政治氛围塑造了一部又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形象的儿童文学作品，揭开革命历史题材的儿童小说，例如《小英雄雨来》，收入为广大少年儿童必读的小学生语文课本之中，并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小英雄雨来》中的主人公小雨来是抗日战争年代的社会影子，所以，包括作者管桦自己，在当时的社会环境的逼压下，管桦从小就在村里和同龄的儿童一起参加了革命斗争事业，他们每天做着看似无用却胜过一般的小事：站岗巡查、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树瞭望并捕获敌情。在1940年，少年时期的管桦毅然决然地离开自己从小生活的地方，果敢地奔赴战场，从此就长年跟在抗日队伍里转战南北，浓厚的乡思和挥之不去的乡愁使他对家乡留下了深深的眷恋。于是在他加入抗日以后，童年时期的情景常常在她的脑中浮现，《小英雄雨来》就是他在此时创作的，并相继被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小英雄雨来》这部小说通过对雨来生活中几件平凡而普通的小事的描写。如主人公独自一人上夜校，果敢而机智掩护革命英雄交通员，并与日本小鬼子斗智斗勇，到最后成功在敌人眼皮底下脱险等几件事为主要线索，充分表现了革命小英雄雨来爱恨分明、有勇有谋、机警的崇高品格。

　　这部作品为人们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个生活在晋察冀边区的孩子，从小的训练，使他的游泳本领比其他一般同龄儿童强，一次偶然的机会，为了躲避小日本的彻底搜查，交通员——革命英雄李大叔就辗转藏进了主人公小雨来的家里中，一身正气的小雨来为了掩护革命英雄，被鬼子抓走了的他然而当面对敌人的严刑拷问，决不妥协，毫不松口李大叔的身藏何处，于是鬼子气急败坏地把小雨来拉到河沿上，在鬼子杀害雨来的一刹那，他在鬼子开枪前就机智勇敢地跳入河中，并凭借着过硬的游泳技巧从敌人的眼皮下巧妙而成功地脱险了，歌颂了雨来不畏强敌，机智勇敢的优秀品质。从此以后，小雨来便成了那个特殊年代的被人称赞模仿的革命小英雄。于是乎“小英雄”形象在众人面前一览无余，那些机智而且勇敢,充满童趣,能在强烈的家国仇民族恨中成长为革命小战士的红色接班人形象深深地印记在每一个少年儿童的心中。

　　这一时期另有其他众多优秀小说家，例如华山、管桦、刘知侠、李心田、颜一烟、徐光耀、王愿坚、萧平、邱勋……

　　华山的文学作品涉猎广泛，代表作品有散文《赶路》，短篇小说《鸡毛信》，报告文学《尖兵》、《窑洞阵地战》、《碉堡线上》、《童年的时代》、《神河断流》、《英雄的十月》等，抗美援朝时期的通讯《青川江畔》《万里纵横到处家》，1960年出版了37万字的《远航集》。其文学形式十分丰富，报告文学、小说、散文、通讯、诗歌等都有所涉及。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徐光耀从他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到五六十年代的中篇小说和耳熟能详的影视剧本《小兵张嘎》，再到XXX的中篇小说《冷暖灾星》、《四百生灵》，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抗日时期的战争生活始终是徐光耀不断挖掘的丰富矿藏。

　　从1954年开始，王愿坚就相继发表了十多篇题材丰富且接近人民生活的短篇小说，其中深刻反映苏区人民战争生活的有《党费》、《粮食的故事》、《支队政委》等，也有《三人行》、《赶队》等反映长征路上战争生活片断的，还有《妈妈》、《休息》等表现革命英雄精神风貌的，与此同时，王愿坚还与别人合作了电影剧本《闪闪的红星》、《映山红》等；在新时期又陆续创作并发表了短篇小说《足迹》、《路标》、《标准》等。

　　这些作品虽然很多时候也不能完全避免政治性和教育性的时代特点，但因为他们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于是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童年时期的美好记忆。

　　20世纪七十年代，文革以失败告终，红色儿童小说摆脱了文化的桎梏迈进了一个崭新的具有历史代表性时期。十年的动乱，左倾思潮肆意泛滥，千万红卫兵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横冲直撞，打倒一切，以此来释放他们的革命能量，成为一股充满破坏力和暴力的红色潮流。“文革”之后，在“拨乱反正”的思想指导下红色儿童文学开始向“文革”前复归，这一时期重新出版了大量十七年的文学作品，还创作了一批新的红色儿童文学：《雾都报童》、《曙光》、《奇花》、《寻找回来的世界》、《扶我上战马的人》等，在儿童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动下，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一方面重塑革命老一辈的光辉形象，另一方面对十年动乱左倾思潮的思考。

　　张品成，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7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现如今为我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被称为国家级一级作家。他被评论界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写作革命历史题材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家。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赤色小子》、《永远的哨兵》；长篇小说有《红刃》、《可爱的中国》、《北斗当空》等；在《赤色小子》中，瘦小，是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主要讲述了小主人公瘦小在4岁时，父母被胖子地主所杀，于是被迫跟随叔叔在仇人的门下作小工维持生计。瘦小此后过上了像狗一样的卑微、艰辛的生活。后来，胖子地主被人抄家了，一下子变成了普普通通的底层农民。忍辱负重的瘦小心中的仇恨终于得以发泄了。就在那一年，瘦小跟随着志愿军，南征北战，成了一名英勇的战士。可惜，瘦小因为英勇上阵而战死在沙场上，英年早逝……从此他的英勇事迹便家喻户晓，正如50年代扛着红缨枪抓地主的红孩子和赶着羊群送鸡毛信的二小，60年代用木头手枪打小日本的小兵张嘎子，70年代为红军想方设法送咸盐的冬子……他们都被人们广为歌颂和流传，是当时儿童心目中的真正英雄和学习的先进榜样。

　　由张品成编著的《永远的哨兵》同样在八十年代引起了文坛的轰动。这部短篇小说主要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感情和主题：红军是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那一段历史，不单悲壮惨烈，并且包含了许多历史的丰盛意蕴。所以作为新时期的接班人，理解那一段历史，才能真正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也才能熟悉和洞察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那个时期的儿童，在张品成的笔墨下，《永远的哨兵》承载了艰巨的使命，完成了“成长”这一母题，作者再一次赋予了具有非同一般的文化意义与哲学指向的“革命小英雄”的儿童形象。

　　《永远的哨兵》中的主人公王一耕，是一个没爹没娘的孤儿，正如著名钢琴家贝多芬一样，先天的缺陷并没有成为他们成功路上的绊脚石，所以瘦小的身子和跛脚也并没有阻挡他当红军的念头。就在红军的部队进村时，他就对师长死缠乱打，一心想成为一名抗日红军战士。“我想入队伍”是一耕倔强的表现，“你还小”是师长的委婉拒绝，有一天，他又来缠师长，面对敌人大兵压境，师长正忙，但是又烦于一耕的苦苦纠缠，无奈之下不得不承认他是红军。然而天意弄人，队伍就在当天走了，一耕一个人被孤零零地留在了南峁岗。就这样队伍一去就没再回来过。一耕面对村里人对他行为的不解以及带来的冷嘲热讽，丝毫没有打倒他为了革命事业而一直坚持下去的想法，他不怕苦不怕累，无论风霜雨雪，严寒酷暑，他依旧天天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因而南峁岗上的哨一直没撤，直到被白军士兵的子弹射穿火热的胸膛，一耕带着对革命胜利的憧憬和美好祝福离开了南峁岗，虽然倒下了，但他的灵魂却永远地矗立在那座洒满红色鲜血的南峁岗上。

　　建国后的红色儿童小说在20世纪的八十年代达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所以这一时期成为红色儿童题材小说的高峰，颜一烟、张品成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家。这一时期，著名文学家颜一烟围绕自己的经历创作了一部流传十分广泛的被誉为“阶级斗争教育读物”的《盐丁儿》。与此同时，她还著有电影文学剧本《中华女儿》、等均已被拍摄发行；话剧剧本《先锋》等；秧歌剧剧本《血泪仇》等；散文集《烽火明星》等；小说《一个苍蝇的梦》等；翻译了《剧作法》、《哥德论》、《饥饿的人们》、《给青年导演》等，以及小说《老鼠的尾巴》和短篇小说集《保江山》等。

　　建国后“十七年”红色儿童题材小说中大多数都是以红色革命、战争英雄为题材，因此这类题材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这时间段内红色儿童小说的主流。自八十年代儿童文学达到高峰期以来，经历了十几年的沉寂,红色资源再次被新时期的儿童小说作家重新挖掘。随着世纪年月的改编高涨,进入新世纪以来,往日的“革命小英雄”又从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和生活中。

　　通过前面的分析不难发现，那个年代里儿童对战争的喜爱以及整个阶段的红色儿童小说充斥着对革命英雄的期望和崇敬,从这些作品中反映出少年儿童日常的生活里对国家的热爱，从而缺少了童年时期本该有的无忧无虑和天真烂漫。首先，新中国成立后儿童小说没有完全挣脱当时表达战争胜利而带来的喜悦；其次，从两座高峰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红色儿童小说还带有很明显的工具性，教育性，功利性；还有一点，儿童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是一个民族的未来、是将来建设这个社会的接班人，作家们赋予儿童“小大人”的成人化形象，使儿童失去了儿童原有的真、善、美。

　　烽火狼烟的战争终于结束，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所以说承先启后的“十七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别的阶段。之所以在“儿童”一词前面加一个定语，饱含了对儿童文学的重视，因此“红色儿童”的称谓既包含着人们对它的敬意,又揭示了生命的本色。

　　在这一时期，儿童小说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跨出了所谓的传统的“学校的大门”。“在题材的多样化和写作范围扩大化的基础上，作家们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为小读者们塑造了一个个思想上进、机智勇敢、不怕艰难，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典型儿童形象”在题材的多样化和写作范围扩大化的基础上，作家们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为小读者们塑造了一个个思想上进、机智勇敢、不怕艰难，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典型儿童形象”[3]。

　　建国后“十七年”红色儿童小说和八十年代红色儿童小说不同的是，经过十年动乱的摧残和压制，限制了红色儿童小说的发展。这一阶段的红色儿童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虽然继承了“十七年”儿童文学的风格和套路，但深受文革的影响，八十年代的儿童文学还是在原来的创作基础上平稳、缓慢的发展着。

　　建国后“十七年”红色儿童题材小说淡出了历史的文学舞台，迎来了八十年代的儿童文学的高峰。从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已经走过来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走过的历史长河中，红色儿童小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高速发展，其繁荣景象让人们充满了希望。他们告别了前面的循规蹈矩式的生活方式，也不再是大时代下一个缩小的复制品，而是已经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那片生活天地，不再一味地突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对过去的战争、压迫、人性的反思。

　　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红色儿童小说超前或掉队于社会生活，这总体取决于整个社会群体对弱势群体—儿童的了解程度。为了回避社会上的弊端，儿童作家们赋予了少年儿童“革命英雄”的高大形象，这不免让读者群体产生一种“小大人”的感觉。直到八十年代以弘扬英雄主义和爱国精神为出发点的红色儿童小说相比第一座高峰时期减少了很多这种思想情感。

　　建国后红色儿童题材小说的繁荣发展，不仅受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还受政治因素的制约，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国策方针等内容）其次便是作家本人的主观意识形态。由于“十七年”红色儿童小说处于一个极新且特殊的社会环境之中，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给红色儿童小说注入了一股鲜活的生命力，它不仅包含新的思想，还包含作者们新的情愫以及新的活力。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社会主义接班人”是这一时期红色儿童小说所要表达的主要精神核心。

　　如果说创新是自己的，那么借鉴就是外来的。首先，建国后，由于和苏俄具有相同的社会意识形态。由于受时代政治的约束，在建国后“十七年”的影响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起来。在xxxx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政策的响应和号召下，红色儿童小说作家们不断调整自己的世界观和文艺观，以此来适应新的时代的要求。新中国的成立，为红色儿童小说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而无限的前景和环境，刚从旧社会解放出来的人民，对于苦难的记忆犹新，同时又对XXX的到来充满了热情和憧憬，于是给为我们创造新社会、新生活的革命英雄给以了他们无穷的崇拜和赞颂。作家们把少年儿童视为“国家的小主人”，把“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作为自己创作的历史任务，通过文学和笔墨，对少年儿童进行耳濡目染、形象有力地共产主义的德行品格教育。

　　是什么原因促进儿童文学第二个高峰在八十年代到来的呢？显而易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同样和建国后“十七年”一样，与当时的国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国内国外的政治环境、国家政策方针等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的红色儿童小说，一向不同程度地接受着外国儿童文学观的影响。前面已经提到，随着新中国建立以来，中苏（俄）关系可谓是艰难而曲折，它经历了从友好结盟到关系破灭与对抗，又到调整与缓和，再到而今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无疑对中国儿童文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说，在革命文学运动的感召和热爱儿童文学的作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都有显著的成绩。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xxxx曾提出“和平与发展”将会在不久的未来成为世界的主题，就在此时的国家政治环境的浪潮下，中国也陆陆续续的和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合作的外交关系，其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就是周恩来xxxx和日本xxxx大臣田中角荣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这表明，那段历史可能将会冰释前嫌，为国家的繁荣发展做好铺垫。中国的红色儿童文学表面上承载了建国初“十七年”的文学使命，但实际上还是受到个中国家儿童文学的影响。

　　从建国后到八十年代，红色儿童小说经过三十多年的演变和发展,儿童作家们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在此基础上前仆后继，经典中的红色儿童小说所蕴涵的英雄革命精神以及中国革命本身具有的传统文化内涵也同样被人们口耳相传并津津乐道。

　　这些主题鲜明的时代“精神食粮”贯穿着儿童“成长”的主题规范，即这些红色儿童小说大多叙述着个体成长与革命事业的牵连关系，以至于儿童的个人成长都留下了历史的印迹。进入21世纪以来,当往日的“红色儿童经典”以全新的视角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特殊年代的特殊的小英雄形象更加无法被红色儿童小说作家及儿童读者群加以漠视，追昔抚今，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注入了革命的鲜血的同时，继承前人的优秀作风，发扬更加高尚纯洁的精神节操。

　　儿童小说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并以视觉的传递方式表达出来，对儿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红孩子》，这部影片讲述了一群少先队员面对白匪的反扑,自己组织了少年游击队,与反动派开展了一系列的殊死搏斗；另外还有《小兵张嘎》，无论是小说还是拍摄成电影，流传后都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对此得到了很高的认可,无论是在当代还是现代，对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具有特别而深刻的教育意义。作为一部部经典性的红色儿童作品,它们承载了培育祖国接班人的高尚品德，它们创造了新中国红色儿童小说的高峰,至今令许多读者难以忘怀。

　　建国后红色儿童小说被作家们赋予了时代感，在期间有关红色儿童文学书写的作家众多，众体兼备，风格各异，作品丰富。少年儿童从一开始被儿童小说家赋予“成人”的角色，到最后儿童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碰到自己的问题，并独立做出选择，直到现在儿童小说作家们的儿童小说表现出的是不同于成人并且有自己独特本性和思维要领的儿童。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建国后红色儿童小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奠定了基础。

　　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为思想旗帜的文学是红色儿童小说特有的标志。故事情节也是反映儿童的生活，主题上更是上升到号令大众以有别于对待成人的视角去关心体谅和爱护这些孩子。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红色儿童小说家通过一部又一部的作品，深入地去发掘儿童特有的天性和独特的内心世界，给读者群展现的是一个个鲜活而立体的儿童形象。就像刘颐写的《为快乐而写，为生命而写》，儿童小说的创作不仅仅是为那个时代所生活的儿童而写，而是要为整个社会儿童而创作，不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以此来巩固和丰富儿童的精神世界。“贺宜说：“每一篇儿童文学都应当有它的教育任务”，我们要用动人的艺术形象和优美的思想感情来影响孩子们的生活、思想和道德品质”[4]。“忽视这一点，就是作家们的严重失职”[5]。由此可见，红色儿童文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武器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七年”这类儿童小说的创作充分注意到广大小读者的审美心理和精神追求，虽然它们在追求积极向上的主题和在力求儿童多样化的过程中，曾多次被人们纳入政治的功利眼光，由于红色儿童作品是宣扬革命的作品,因此塑造高大的英雄形象是它的需要,而这“延伸到儿童世界,便是一些小英雄、小战士,特别是红色接班人的形象”[6]。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基本上形成了一种“亲切、新鲜、多样、风趣”的统一风格。

　　儿童文学面对的读者群大多数还是少年儿童，无论是小说中的儿童形象，还是现实生活中儿童读者，由于他们还未具备成人的思想情怀和意志，不能赋予他们“成人化”的思想，这提醒我们需要加以改进,从而更符合XXX儿童的阅读需求，以此来提高儿童的自我修养，为他们提供足够多且适合胃口的精神食量。

　　“随着社会的进步，向儿童展示这个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从最初的只能通过自己的感官，和身边人的感官，直到书籍的出现以后视野一下子变得扩大起来，人们包括儿童能够在最小范围下得到最多的信息，直至网络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信息膨胀的年代”[7]。就国家和社会这一层面上讲，XX应该给儿童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继承前辈们的“英雄”形象，培养儿童积极向上的思想，发展革命时代的优秀品质，做一个XXX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与此同时，作为当代儿童文学的作家，也应该站在儿童的立场上，一切从儿童出发，以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为原则，在坚持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下，关注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同时更要坚持以儿童为本的思想，创作出有利于儿童成长的优秀作品。当然，作为一个没有清晰、准确、判断意识的少年儿童来说，面对当前琳琅满目的“知识文化”，他们并没有清晰、准确、判断意识，这就需要家长及其监护人能够给予正确的引导和启发，只有这样，红色儿童小说才能伴随着儿童健康快乐地成长，儿童文学才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意义。

　　世界上的每个儿童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心理学研究中提到，儿童成长期是儿童成长的重要期，社会就必须担负起这个责任和义务，为儿童的成长提供一些必要的基础条件，包括物质层面，也包含精神层面，全方位地给与儿童必要的保护，并提供优裕充足的教育保障。因此，作为培养儿童健康成长的学校和社会要为儿童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是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基本理念。

　　从辩证唯物论的角度看，每一个事物的发展都有他的两面性，正如前面提到的红色儿童小说，作为为儿童成长提供精神食粮的儿童文学，既有可取之处，也有糟粕之嫌。例如，在新中国开始诞生的时期，儿童文学家开阔思维的限制并结合时代背景，抓住浓厚的政治环境和儿童文学本身具有的特殊性，创作出了不朽的篇章，它培养了祖国未来接班人的高尚品德；巩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丰富了儿童自我修养的精神；但，儿童主流意识形态还是在儿童小说中挥之不去，仍有儿童本位思想的影子。红色儿童小说的创作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弊端下，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儿童文学的发展走向瓶颈期。因此，新世纪的儿童文学研究应该突破前人的成果，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让红色儿童小说在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熠熠生辉。作为红色儿童小说的创作者，他们应该站在时代的步伐上提倡多元化的创作理念，为当今儿童写出体裁丰富，题材多样、适合儿童阅读的而且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和发展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作品势在必行。

　　那么作为新时期儿童小说的读者群体，当然，在这里占大多数的应该是儿童读者群，他们又应该怎么去读呢？首先，作为儿童，要以学习为主，受各种原因的限制，见多识广可能会有阻碍，要想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只有大量地读书才能让我们“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其次，当今时代的儿童面对市场上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应该有选择性地去读，选择对自己有益的文学作品来丰富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最后，在我们读的过程中，还要勤动手，多做笔记，只有这样才会把别人的东西满满地转变成自己的。

　　[1]蒋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

　　[2]吴其南.《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罗秀娟.论“十七年”儿童小说中儿童形象的重塑[D].广西民族大学,2012.

　　[4]吴其南.《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儿童形象》、《温州师范学院学报》[J].（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第3期.

　　[5]贺宜.《为了下一代》，见《贺宜文集》5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8年版，第535页。

　　[6]王莹珞.《新中国以来红色儿童经典的小英雄形象传播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2010.

　　[7]林淑湘.《建国以来儿童电影中儿童观的折射》[D].广西：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8.

　　[8]齐亚敏.《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关键词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9]朱自强.《儿童文学论》[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

　　[10]管桦.《小英雄雨来》[M].湖北：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11]孙建江.《童年的文化密码》[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12]徐光耀.《热土幼真记》、《作家的童年》[M].天津：新蕾出版社，1982.

　　[13]王泉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14]孙建江.《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M].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

　　[15]贺宜.《儿童文学创作问题漫谈》[J].《文艺报》，1959.第10期.

　　[16]申景梅.《十七年儿童小说创作概况及研究综述》[J].河南：黄淮学院语文学刊，2009,7.

　　[17]王家勇.《论中国儿童小说的主题构成》[J].辽宁：沈阳师范大学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28(6).

　　[18]上笙一郎著、徐效民译.《儿童文学引论》[M].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

　　[19]贺宜.《为了下一代》[J].见《贺宜文集》5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