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X反主流文化运动研究

　　摘要：X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时动荡不定，可谓是多事之秋，对于X本身而言，也是一段十分特殊的历史时期，爆发了黑人民权运动、越南战争、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左派运动、反抗形式多样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争取平权的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涌现出一批反抗习俗和当时政治的年轻人，这个群体被称为嬉皮士。他们采取一些方式做出反抗，风靡X的摇滚乐、性解放、毒品、群居村等等，使得主流社会深受震撼，并不得不做出调整，从而促进了社会变革。在这些运动和反抗方式的背后，所背负的历史渊源以及其承载的历史意义，究竟是什么？对后来X的家庭观念、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试从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背景、反抗形式以及影响方面着手，对其仔细审视。

　　关键词：反主流文化运动；嬉皮士；性革命

　　在20世纪60年代，对于X本身而言，是一段十分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单单是因为在这一时期爆发的所有运动，从为自己种族争取应有权利以及地位的大范围的黑人民权运动到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左派运动，再到反抗形式多样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以及争取平权的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更在于这些运动的历史渊源以及其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和对后来X的家庭观念、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而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有学者将之称为“Xxxxx”，反观革命之概念，“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卦•彖传》有云。革命激进性质相对于运动则更为强烈，时常伴随有战争或暴力，指重大变革。而运动一般不会使用暴力，也并未尝试推翻现有上层建筑，而是体现了其先进要求，并未企图动摇社会根基，改变社会体制。故此，将之称为运动更为合理。

　　本文试从20世纪60年代X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背景，反抗形式以及影响三方面入手，对当时X社会嬉皮士为主体的群体进行浅层分析。

　　第一部分：阐述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背景，论及社会、政治、思想三点内容

　　第二部分：介绍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反抗形式以及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和其重要作品，并进行浅层分析。

　　第三部分：谈及反主流文化运动对X社会的重大影响，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入手。

　　黑人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的群众运动中声势浩大，它运用各种方式去迫使X以立法的形式保障黑人基本权利，目的是在法律上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同时也为了保卫了黑人本该拥有的的选举权，为此，他们主要进行了以下努力：静坐运动、选民登记运动、向华盛顿进军以及自由乘客运动。

　　在X民众中，最穷的便是黑人。黑人不论在经济地位上，还是政治地位上，都被不平等对待。因为贫穷，黑人家庭的子女无法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于是贫穷生贫穷，一切都在不停地恶性循环。他们不得不聚居在一起，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医疗卫生环境极差，社会弊病蔓延在每一个黑人聚居地中，青少年犯罪屡见不鲜，在这样的环境中，就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绝望、愤怒与不满的气息。而警察屡次对黑人施暴，而且认为这是十分平常的事情，更加深了黑人的仇恨。早在19世纪，黑人奴隶制还没有林肯被废除的时候，黑奴日复一日的被白人奴隶主驱使，生而为奴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在电影《为奴十二年》中，主人公所罗门•诺萨普被设计诱拐，卖身为奴，在十二年间，他亲眼目睹了黑人奴隶的生活，女奴帕特西就被艾普斯强奸，并因为某天找不到帕特西，等帕特西回来之后，将她绑起来，用鞭子鞭打直至血肉模糊。但是，如今，虽然黑人奴隶制被废除，黑人获取了梦寐以求的人身自由，但却无法得到就业的机会，连自食其力都被剥夺。那么黑人暴动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1955年12月，阿拉巴马州首府蒙马哥利，一位黑人缝纫女工，名叫罗莎帕克斯，她在乘坐公共汽车时坐在了专门为白人提供的座位上，当即被要求起身离开座位，她拒绝服从。于是，警察介入，帕克斯被捕，理由为违反隔离法。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影响颇大。于是，多名黑人聚集并商议要对此事作出实质性的反抗行为。

　　60年代中期，黑人终于不再缩在阴暗的角落，决定从非暴力群众直接行动转向城市造反。1967年，X经济学家维维安•亨德森在国内全国咨询委员会作证时指出：“没有人能否认所有的黑人都从民权法和取消公众生活中的种族隔离制上获得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好处。但事实仍然是：黑人群众并没有感受到自己得到了什么了不起的实惠。教育和住房面临的问题就是这样。再就业和经济保障方面更是如此。群众对就业机会均等的期望，还远远没有实现。”而这些所有的问题，在X的大城市尤为突出明显。

　　1、大众传媒对越战的影响

　　在X历史上有多次战争的发生，但越南战争是第一个被媒体公开报道的。在战争的不同阶段，大众传媒也做出不同的评价，并对大众舆论具有一定导向作用。最初坚决支持，随后产生了疑惑与迷茫，以至于到后期，态度大转变，坚决反战，并对XXX猛烈抨击，催化反战高潮来临。

　　X的大众传媒有以下几类：报纸、、新闻期刊、广播、“美联社”、电视、有线电视网和电视台。报纸是X最主要的大众传媒，出现早，发展快。《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是X比较有影响力的报纸。新闻期刊，X现有最著名的三大新闻期刊分别为:《时代》、《新闻周刊》、《X新闻与世界报道》。广播，在X历史上也是早就存在的，最著名的就是“X之音”。“美联社”，是世界性质的通讯社。电视，二战后进入X普通民众生活的新媒体，也是极具传播力和渲染力的媒体。科技发展，有线电视网和电视台也应运而生，并发展迅速。因此，这些大众传媒虽然并未背负法律责任，但是，却对政治影响巨大。它调动着公众政治倾向，营造政治氛围。在很多情况下，它站在XX的对立面出现在公众视野内，无所顾忌的批评当权者并且监督XX。此外，大众传媒，在某种程度上，还决定着政治议事日程，甚至深刻影响大选结果。

　　1961-1965年初，大众传媒对于越南战争的态度是坚决支持。它扮演着XX形象的维护者。1965年中期-1968年春节攻势前，各大传媒逐渐心生疑惑，开始对越南行动表示担忧，开始放弃对战争的美好幻想，加入反战队伍当中。1968年春节攻势期间，战争进入电视时代，电视利用画面、声音，将战争的惨烈、血腥、残暴带到了千家万户，人们相信眼见为实，战争的残酷画面让他们深受震撼，反战意识增强。1968年春节攻势之后，大众媒体态度根本性发生转变，面对如此血淋淋的现实，大众媒体坚决反战，并发出批评言论。著名的报刊也开始刊登反战言论，要求XX结束战争，他们带领着国内的舆论方向，给XX施压，直到最后，不得不撤出越南。

　　2、反战和平运动

　　反战运动的先锋人物是大学生，主要抗议手段是：抵制征兵和游行示威。

　　抵制征兵。1966年初，约翰逊XX决定征召学生入越作战，学生的反对运动扩大化。他们反对依据学生成绩缓征入伍，并对共谋的学校嗤之以鼻，静坐抗争。1966年12月，学生民主同盟全国委员会第一次通过强有力的反征兵决议。焚烧征兵卡是最为普遍的抗议形式，经常性的集体焚烧，更有仪式感。国会对于这样的行为是无可忍受的，他们决心对焚烧征兵卡的人加重惩罚，施以监禁。但这些惩罚并不能使勇敢的年轻人退却，反而引起了更大的愤怒，反战运动开始进入有组织、有规划的阶段。抵制征兵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游行示威，杰瑞•鲁冰是嬉皮士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曾受到邀请，去组织一次大型游行活动。1967年10月21日，大约50000多人包围了五角大楼，就连空气中都充满了暴力的气息，众多组织的领袖即兴发表讲话，游行队伍绝不后退，联邦警察最后开始逮捕，直至黎明，大约逮捕了100多人。除此之外，学生还进行罢课活动，表示抗议。

　　1、摇滚乐：愤怒的出口

　　摇滚乐一词，最初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得名于克利夫兰电台唱片节目主持人艾伦•弗里德，他播放了一首<wearegonnarock,wearegonnaroll>，自此摇滚乐出现在了X历史上。在经历了越南战争，体味到了战争所带来的不幸的X社会，正处在一个低靡的社会阶段，而摇滚乐，就好比一缕春风，抑或是像毒品一样，扎根在人们心中。战争所带来的苦难与痛苦，通过摇滚乐得到宣泄。这种极具节奏性、冲击感与爆炸性的音乐表演，给这些人找到了一个最为合理的愤怒出口。50年代是摇滚乐发展的萌芽时期，在此期间，也产生了不同的音乐风格且自成一派。节奏布鲁斯、早期摇滚乐、山地摇滚乐（Rockabilly）和Dop-wop。在这一时期，比尔•哈利、ElvisAronPresley(猫王)、JerryLeeLewis等摇滚乐巨星出现，其中，猫王对这一代年轻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将孟菲斯的黑人灵魂音乐、R&B以及白人的乡村音乐相结合，引起了广大青年人的喜欢与共鸣。在电影《阿甘正传》中，也提到猫王在阿甘的出租屋里，从阿甘的舞步中得到启发，创造了自己最经典的舞步，但电影有待考究，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他使青年人开始了解摇滚乐。

　　60年代的摇滚乐在X大范围的流行起来，民间摇滚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大放异彩，且继承了X本土的乡村音乐。在这一时期，涌现了众多摇滚音乐人和乐队，乔恩•贝兹（JoanBaez）、鲍勃•迪伦(BobDylan)、鸟群乐队(TheByrds)、门基乐队（TheMonkees）等等。在此，鲍勃•迪伦为民间摇滚乐注入了重要的思想，他在X六十年代的摇滚乐历史中，占据了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时，他也是这一时期第一个最为重要的创作型歌手，他的音乐极具抗议性，故此，被人称为“抗议歌手”。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音乐叫醒了陷入迷茫与混沌的青年人，所以，有学者认为：他就好比“一面旗帜、一个图腾、一位先锋”，他的存在以及他的作品，为当时的X人找到了寄居灵魂的一片净土。关于他的作品，有这样的特点：一、极具批判意识与反抗精神，二、歌词文学色彩浓厚。其中，《在风中漂浮》与《时代在改变》，正是为X民权运动吟唱赞歌。因此，摇滚乐不单单是艺术，更承载了时代的社会作用，成为一种反叛音乐，它与“反主流文化运动”密不可分。也正是在六十年代，X摇滚乐经历了“大不列颠入侵”，“披头士”摇滚乐队，在一瞬间，席卷X，给原本并不平静的湖面扔了一块巨大的石头，卷起千层浪。在某种意义上，它也为X摇滚乐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为X的青年提供了一个精神庇护所。“披头士”也在人们心中逐渐神圣化。“披头士”（TheBeatles），英国利物浦乐队，成立于1960年。约翰•列侬（JohnLennon）、保罗•麦卡特尼(PaulMcCarteny)、乔治•哈里森（GeorgeHarrison）和林戈•斯塔尔(PeteShotton)四名成员组成乐队。它被称为“重金属”的先驱，曾获14项格莱美奖。为什么会有“披头士入侵”（InvasionoftheBeatles）一说呢？其主要原因在于，披头士空降X的时间正好在J•F•Kennedy被刺杀不久之后，当时，X民众在失去灵魂支柱的状况之下，内心空虚，信仰无处寄托，而“披头士”正好以欢快节奏的音乐填补了X民众的精神空洞。1962年，他们发布了首支单曲“爱我吧”（lovemedo）,获奖无数。随后，又发布了众多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随它吧”（Letitbe）、“我想握住你的手”（Iwanttoholdyourhand）、“嘿，朱迪”（HeyJude）等。

　　然而，我们不能只看到“披头士”在音乐领域的影响力，它的影响是多维度，多层次、多领域的。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乐手、音乐人，更是一位精神领袖，用音乐文化滋养空洞的心灵，填补X青年内心的空虚与恐慌，赋予他们精神鼓舞。正因为如此，摇滚乐即是特定时代的具体产物，摇滚明星则是特定时代的先锋领袖。

　　2、性革命

　　当X社会处于一个如此压抑的环境时，X民众不单单着眼于音乐，在性领域方面也要求自由与解放。面对正统社会却无法改变正统社会时，就不得不着眼于自身，先改变自己，然后创造出一个和谐自由的性爱环境。这一代的女青年，服用“口服避孕药”频次之高是上一代人不敢想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异炔诺酮—炔醇甲醚片使用方便，且经过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检测与批准。据调查：在1961年，已经有14%就医以及刚刚结婚的年轻父母采取口服避孕的方法。到1963年，已飙升至42%，1964年，占比62%。由此可见，性行为与性观念的开放化发展迅速。

　　这场“性革命”不单单表现在性行为自由开放化。同时，更重要的，也是呼声更大，表现更为激烈突出的是同性恋运动。同性恋，这一时期骤然兴起，呼声巨大，追根溯源是二战带来的影响与后果。战争中，男人因为要参加战争，冲锋陷阵，常年离开妻子以及日常居住地，这就使得同性聚居在一起，自然而然的使他们发现并认识到自己的性取向，以及对同性之爱的渴望。

　　同性恋现象是古往今来中外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但是，在X的文化里，男女之间的性自由革命早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开展，60年代的性革命只是将之更为深化，使得两性性行为成为公开、合理、自由的事情。与之相较，由于X的政治、文化、社会背景与历史渊源，导致同性恋一直是无可逾越的禁区。社会各界人士，甚至于各种权利机构与学术界。统统认为同性恋是一种性变态的表现，同性恋人群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去扭转心理变态，这种思想在当时根深蒂固。在这种观念占据统治地位时，异性恋自然而然的站在了道德制高点，只要同性恋身份暴露，即便再爱惜羽毛的人，也会身败名裂，甚至于无法保全自己的孩子、工作。在如此压抑的社会环境之下，同性恋者如履薄冰、谨小慎微。而这一切，在反主流文化者的眼中，都是主流文化对同性恋者的歧视，而这种歧视是不合理的，他剥夺了同性恋者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性自由。故此，反正统文化者认为同性恋的取向自由也应涵盖在“性革命”中，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争取同性恋权利是这场革命不可或缺的部分。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艾伦•金斯伯格就是同性恋者，他不仅曝光自己的身份，而且，为了争取权利倾尽全力，号召同性恋者走出阴暗且不为人知的角落，拧成一股劲，共同去争取权利，因此，仍然躲在柜子里面的同性恋者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与鼓舞。

　　随着“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的进行中，同性恋群体也按耐不住，跃跃欲试起来。他们亲眼目睹了60年代各种社会运动的发生，深受鼓舞。于是，同性恋运动就应运而生，男同性恋率先组织社团，建立活动机构，并进行各种游行活动，也尝试过递交请愿书，希望法律对于同性恋所应有权利明文规定，公开化。随后，女同性恋者，双性恋、“泛性恋”、异性装扮癖者和异性转换欲者也以类似的活动向社会、XX发声。于是，部分市XX无法接受游行与集会，并开始协同警方去破坏同性恋活动，除此之外，还增加反性变态的条例。在如此强压之下，同性恋活动却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为同性恋发声，越来越多的同性恋组织成立。然而，在1969年的纽约，上演了“石墙旅店事件”，警方对石墙旅店发起突袭，主要是搜捕同性恋者。于是，酒吧的顾客对数名警察进行猛烈肢体攻击，向警察扔石头、酒瓶等。最后，警方不得已动用了防暴小组，才成功营救了旅店里的警察。也正是这一事件，大范围的扩大了同性恋群体对自己权利的维护运动，并扩展到世界范围。同时，它也是同性恋维权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实，在“石墙旅店事件”发生之前，人们对于警察对同性恋群体的搜捕与殴打积怨已久，这一事件的发生虽然没有事先计划，但也并非偶然。不论如何，“石墙旅店事件”让同性恋者不用整日的躲避与掩藏，终于勇敢的走出阴暗角落，发出自己群体的声音，也唤醒了他们心底对于压迫的愤怒。

　　3、毒品与幻觉

　　毒品是“嬉皮士”寻求灵魂解脱的一种工具，他们企图通过吸食大麻来把自己浸泡在幻想的虚拟世界里面，他们认为毒品能使他们开启感觉、增强敏感性、清晰意识，而从死亡的躯壳里得到再一次的新生。“嬉皮士”拒绝接受X长久以来一味地对物质文化的追逐，想要通过毒品这一媒介，表达对现有社会的不满，进入另一个更加“自由的世界”，所以说，毒品中含有大量反社会因子，而这些，正是“嬉皮士”的最爱。

　　“嬉皮士”认为毒品有好坏之分。好毒品可以打开感觉，让人的灵魂与精神更加开阔，达到一个极度自由的状态，这类毒品为Dope,主要有幻觉药（psilocybin）、致幻剂（peyote）、瞬间致幻药（morninggloryseeds）等。而坏的毒品则让人封闭感觉、麻木知觉，无法使人产生自由的感觉，仍然处于一个现实的混沌，这类毒品名为Drugs,主要有大麻麻醉剂（hashish）、大麻（marijuana）、镇静剂（opiates）等。

　　在60年代的这场反主流文化运动中，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它是化学家阿尔伯特•霍夫曼在一次偶然中研制出来的，他一定没有预料到，LDS对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除了阿尔伯特•霍夫曼之外，提摩西•赖锐、金斯伯格和肯•凯西也是这场运动不可或缺的人物，提摩西•赖锐，最早在大学招募大学生为实验对象，致力研究LSD，并向社会售卖，于是，被哈佛开除。后来，遇到金斯伯格，二人思想上极为契合，共同认为毒品对于这个时代精神极度空虚的青年的重要性。肯•凯西以自己为实验对象服用LSD的体验让他深深的意识到毒品带他进入了从未触及到的精神世界，他在这个世界中找到了更加“真实”的自我，摆脱了在清醒状态下的意识的控制。毒品以疯狂的速度侵占了青年人的身心，他们吸食各种类型的毒品。毒品扩大了“嬉皮士”对于身边事物的感知能力，使之产生更多的新感受，痛快与刺激过后，随之而来的是，长时间的意志消沉与蔓延而来的更大的恐惧感，为了逃避这种感觉，去吸食更多更大量的毒品，最后导致精神失常，甚至死于自杀。吸食毒品最初的目的是在虚幻的世界寻找真我，然而，虽然短暂的目的达成，但清醒之后涌来的更大的空虚感，说明这根本就是在饮鸩止渴，因此，这样看来，毒品只能解决一时的痛苦，反倒在长期吸食后带来了更大的痛苦，于是，人们开始对这种颓废无力的反抗方式，开始厌倦和反感。X犯罪学家斯卡皮帝指出：“毒品文化既是X社会的溃疡，也反映了嬉皮士文化的严重缺陷。”

　　LSD早在1938年就被研制出来，为什么在60年代才广泛使用与吸食，毒品为什么在这一时期格外的受欢迎？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研究分析的。第一，时代背景使然。越南战争之后，人们的反战情绪与消极厌世，对现世生活的不满。第二，速食文化使然。人类文明史有记载，人们为了逃离现世的痛苦去寻求精神寄托与慰藉，不外乎两种方式。第一种，宗教信仰；第二种，哲学思考。然而，这两种方式所需要付出持久的努力与不断地思考，毒品的出现，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

　　1、J.D.塞林格

　　二战后的世界，满目疮痍，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心理普遍空虚。这一时期，由于物质生活的丰富，拜金主义流行，出现了青年异化现象。J.D.塞林格在他的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里刻画了众多异化者，不仅有青年、成人，而且也有儿童。可见，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受众之广，影响之大。

　　J.D.塞林格，X小说家，出生地为纽约，性格孤僻，不擅社交，行为荒唐怪诞，具有反传统思想。在1951年，他发表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小说一经问世，便受到追捧，多次再版。但小说刚刚出版时，却收获了很多截然相反的论调，一种呈批判态度，认为内容“猥亵”，甚至有些图书馆将之列为禁书。另外一种则给予极高评价，认为此书是经典之作，有学校将之列为指定必修书。文学界对于本书的评价也十分之高，认为本书对青少年影响深远，值得研究。

　　小说的主人公，名叫霍尔顿，富裕中产阶级家庭出身，在贵族学校读书，但不论是学校还是家长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物质。然而，没人在乎霍尔顿的内心真正的想法，于是，他厌学，反感周遭的一切，多次被学校开除。在纽约街头流浪时，看到周围种种事件，都让他感到无比痛苦，以至于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但当他看到妹妹的天真无邪之后，决心去西部，将自己伪装成一个聋哑人，娶了美丽的聋哑姑娘，不过，他仍然无法得以解脱。直到妹妹的出现，将他带回现实社会，接受治疗。故事的最后，坐在公园长椅的霍尔顿，与躲雨的人们形成鲜明对比，他似乎是想通过雨水洗去内心的创伤。

　　2、杰克•凯鲁亚克(JackKerouac)

　　杰克•凯鲁亚克，垮掉派代表作家。他的生活方式与文学观念离经叛道、惊世骇俗，向主流文化价值观发出了挑战，他不吸食毒品，但热爱酗酒。这里的酒不是啤酒，而是指托卡伊白葡萄酒。有时，他不进食，只喝酒，直接导致自己产生幻觉，想要去看心理医生，但他的朋友告诉他，只需要进食即可消除幻觉，他的幻觉可能来自于饥饿。在完成他的著作《在路上》之后，他抛弃妻子，当时他的妻子已有六个月身孕，他却让妻子自己去堕胎。杰克对文字十分的痴迷，总是不停地在写作，乔伊斯约翰逊说过：“对于凯鲁亚克，写作是一场反抗虚无感和绝望感的战争它们经常淹没他，无论他的生活看上去多么安稳。他曾经说，当他老了之后，他绝不会感到厌倦，因为他可以捧读自己过去所有的冒险史。”

　　《在路上》（Ontheroad），被誉为垮掉派的圣经，也是流浪汉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本书的主人公名叫萨尔帕•拉迪斯，性格热情且天真，他将流浪和工作结合起来，通过酗酒、吸毒、纵欲这些方式，去找寻真我，感知生命，寻求解脱。在他眼中，流浪并不忧伤而是一种享受，他乐在其中。也只有在路上，才能缓解内心的虚无与寂寞。萨尔先后五次上路，都是为了逃离现实环境。第一，为了逃离离婚与大病之后的人生低谷期。第二次，刚刚完成新作的他，为了逃离无聊的生活，寻求新鲜感。第三、四、五次的他，渴望在路上的感觉与迪安得陪伴。萨尔的灵魂告诉他旧生活、旧传统让他窒息，他不得不在路上去寻找真我与精神的自由。毫无疑问，这体现了他对现实的厌烦与对新生活的渴望，传统主题中的英雄形象与之完全相悖，萨尔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诠释了作者对主流文化的反叛，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直至今日。

　　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积极作用体现在X社会的方方面面，就如同它的消极作用一般。首先，从性质上来说，反主流文化运动是对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抗争的文化。

　　首先，在反主流文化运动中萌生了一种新的亚文化，即是青年文化。虽然在反抗过程中有些行为略有偏激，有些观念也有偏颇。但是，青年对于主流文化的批判与反抗，使得主流社会深受震撼，动摇了X的正统文化，让X有机会停留发展的脚步，去审视社会内部的弊病。他们用独特的方式发出声音，强迫X社会做出改变与调整，从而去适应本时代的大众要求。有人说：“６０年代的嬉皮士，敲响了X沉迷自大的警钟，促进了社会变革。”这不失为一件扭转X社会走向思想僵化、观念迂腐的道路的好事。

　　其次，正是在这种反抗过程当中，嬉皮士们使用的“武器”，摇滚乐、性解放、毒品、群居村、奇装异服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一批属于特定时代的文化产物，音乐种类丰富化，新的音乐风格的出现并流行，无数的文学作品、电影作品，毫无疑问都烙有特定的时代印记。除此之外，嬉皮士们还重视环保。主流社会的X民众，不断地向大自然索取，从而导致很多恶果出现，而嬉皮士们则反对这么不断索取的行为，提出了环保的观念，并广为人知。在他们的不断努力之下，越来越多的X民众心中开始意识到了环保的重要性，环保意识也不断增强，以至于在１９７０年４月，“地球日”的纪念活动上，人流攒动，熙熙攘攘，甚至派出警察封锁道路。

　　最后，文化趋于平等、自由、非理性思维也开始兴起，并留下很多作品。

　　作为一场运动,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反主流文化运动逐渐开始偃旗息鼓。众所周知，运动的组织没有凝聚力，无组织则是常态。所以，一旦面对一个强大的外力时，它无法与之抗衡，也不能迅速凝结成为一个整体。除此之外，被他们所推崇的反抗方式，也就是他们认为可以通过毒品这个媒介走向自由，得以解脱。这种方式，只是给到他们短暂的刺激，并未给予他们现实的自由。而且，毒品在后期所带来的危害十分严重，不仅使得他们精神恍惚，萎靡不振，甚至导致部分人出现了自杀的倾向。性解放，也是他们用来反抗主流文化的武器，但纵欲使另外一部分嬉皮士精神萎靡不振，或者染上性病。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反主流文化的内部已经开始溃疡。

　　这场反主流文化运动本质上是自主发动的文化运动。参与者的身份来自于社会各界，有诗人、学生、音乐人以及艺术家等等。他脱离了XX的控制，但你运动本身不是针对XXX或者某一阶层，而提升到了一个高度，是针对X社会，甚至是X的政治制度。这才使这场运动受众甚广。这场文化运动对如今的X社会仍然存在影响，文化自由的大门的敞开，倡导精神的自由与肉体的自由并存，不受限制，不被拘束。六十多年弹指一挥间，时光已经渐渐洗去铅华，属于那个时代的热血与勇气已经难再找回。终将留在X历史的长河中，默默的发着光亮，或许，当你重返那个时代，自己也无法为这场运动找寻到明确的理由，甚至无法为这种反叛提供掷地有声的内容。但是，在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与反省的过程当中，我们怀念着它带给我们的情怀，留恋那个时代的任性与自由，如今，我们能做的就是，留下一个最为妥当的角度去审视它，也是对这段历史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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