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动物农场》

　　乔治·奥威尔于1903年出生在印度孟加拉，是侨居英属殖民地的一个贫穷英国人家庭的孩子，后通过奖学金进入英国的伊顿公学，在贫穷，却又在自视高人一等的富人的生活环境中成长。他毕业后在殖民地当帝国警察，后回英国立志写作，在巴黎和伦敦的底层社会体验赤贫的生活，先后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一生经历种种磨难，期间创作了多部反映下层民众贫苦生活的平民小说和反对极权主义的政治小说，其中政治小说的成就最高。乔治·奥威尔在1945年发表的《动物农场》在二战时期曾引起西方的轰动，成为代表作。其内容虽是童话的形式，却牵涉到苏联的政治问题和周边国家的政治状况，以寓言的形式直指斯大林统治时期的极权主义。“《动物农场》里就蕴含着他的愤怒。他向读者解释了自己写作的政治动机，那就是要让人们明白苏联的真正面目。但实际上，《动物农场》的内容超越了这个动机。它牵涉到了动态的历史，真正的主题是‘被出卖的革命’。”[1]小说主要讲述了农场的动物们为实现美好生活在几头猪的领导下赶走农场主人琼斯先生，实现独立之后，除了统治者由人变成了猪，猪与狗的生活得到改变，权利越来越大之外，其他动物们的生活仍然苦不堪言，身陷虚伪的环境与虚幻美好的建造风车的美梦之中，不敢言，不敢怒，绝对忠诚服从公猪拿破仑的领导。在小说的结尾处，猪早已没有了革命时期的初衷，开始学着用两条后腿直立行走，做着一切人该做的事情，奴役动物，并且还和周围的人类做起了交易，把酒言欢。看到这个场景的其他动物已分不清猪和人还有什么区别。这部小说政治寓意非常深刻，被称作继《格列佛游记》之后最好的寓言小说之一。《动物农场》集聚了奥威尔毕生的心血，成为他生命的绝响，成为后人宝贵的财富。这篇政治寓言小说先后被翻译成60多种语言，销量早已超过5千万册，具有深远的影响意义。

　　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离不开作家本人的亲身经历和作家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乔治·奥威尔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为他所创作的政治寓言《动物农场》提供了丰富素材。

　　影响奥威尔最深的经历莫过于西班牙内战。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这是一场为反抗国内外反动势力、保卫革命成果和捍卫革命独立的民族革命战争，奥威尔满怀激情报名到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主义的战斗，想为建立平等自由的社会而努力。但西班牙xxxx认为他是托派，托派又认为他是反动派。当共和党对西班牙有部分控制权的时候，奥威尔相应地受到了迫害，他还看到许多反法西斯的国际友人受到迫害，许多反法西斯的战士被抓进监狱，这监狱里有12岁的孩子，有他的战友，有的战友仅仅被怀疑也惨遭血腥杀害。这场反法西斯的斗争演变成为政治上的独裁迫害，这与奥威尔原本参战的美好心愿背道而驰，令奥威尔大失所望。独裁者的谎言，死去的战友的身影，让奥威尔充满愤恨，他誓要与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和谎言作斗争。因此，奥威尔以西班牙内战为素材创作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又根据其中的真实素材创作了寓言式的政治小说《动物农场》。奥威尔曾说，“西班牙内战和1936一1937年之间的其它事件决定了天平的倾斜，从此我知道了自己站在哪里。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我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2]

　　乔治·奥威尔开始着手创作《动物农场》是在1943年。早在二战初，德国军队由于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特点而牵制几个国家，先击溃波兰军队，和苏联一起划分波兰，后入侵法国，占领巴黎。英国的伦敦、伯明翰等重要城市也被德国军队所轰炸，出现惨重景象。德国军队的所向披靡让希特勒产生幻觉，他想要迅速一统欧洲，于1941年单方面撕毁1939年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发动袭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却没料到遭斯大林统治之下苏联人的奋力抵抗，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结成盟友，联手反抗法西斯主义，德国军队被击退。正是在1943年，同盟国在欧洲战场上取得几次战役的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并以惨重代价歼灭德国第六集团军；苏联以人海战术打败德军；英美加拿大组成的联军占领意大利西西里岛。在此之后，轴心国使用防守策略，胜利开始倾向于同盟国。这在很大方面要归功于斯大林领导的红军在东线对德国军的约束。苏联红军的英勇作战扭转了二战的局势，相应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声望在世界上达到了顶峰。斯大林在1943年11月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与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平起平坐共同商议讨论成立联合国、处理波兰国土等问题，被当时的媒体称为世界三巨头。1943年，在X《纽约时报》上提到斯大林的文章达到了1152篇。而英国由于苏联红军对纳粹德国的牵制化解了英国本来将会亡国的厄运，对斯大林更是充满崇拜之情，媒体对斯大林不敢有任何辱毁之词。就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在这种歌功颂德的舆论之中，身为英国人的奥威尔却清楚认识到斯大林统治之下的极权主义的真面目。从而创作了一部揭示苏联社会主义和讽刺斯大林统治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场》。

　　《动物农场》塑造了一个极其荒诞可笑的寓言图景，所讲述的内容虽是童话的形式，但是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社会亦步亦趋。奥威尔正是在彻底认清了极权主义的本性之后，将整个政治的体验感受渗透到文学中，在其中探索一条光明之路，这成就了奥威尔的政治寓言的最终目的，揭示一个虚伪的社会，揭示一个谎言，抨击斯大林统治之下极权主义社会中民众苦不堪言的场景，提醒人们看清苏联社会的本质，不要被蒙蔽，谨防走上极权主义政治道路。“在一个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打得死去活来的世界里，任何有思想的人都要选择站在哪一边，而且他的感情不仅必然会表现在他的写作中，并且表现在他对文学的判断上。文学必然有了政治性，因为任何别的东西都会造成思想上的不诚实。”[3]所以，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场》必定肩负起了政治责任。

　　在极权主义社会问题盛行的政治背景之下，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只能采取寓言式的写作手法，含而不露。“奥威尔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敏锐政治眼光的人，他预见到了极权主义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在那样一个政治讨论被极力避讳的时代，作家只能用寓言的书写来表达自己对于极权政治的恐惧，用自己的政治寓言故事来唤醒人们对于这种新兴政治形式的警惕。”[4]奥威尔说过政治寓言的目的，“‘想象性的’写作，就像从侧面攻击一个无法从正面攻坚的立场一样。凡是不想从事冷峻‘知识’工作的作家，文字的原初意义对他们而言几乎无用武之地。这类作家若要发挥作用，那就必须以诡诈迂回的方式使用文字。”[5]然而，根据现代寓言理论家本雅明的观点：寓言“是一种世界衰落期的艺术形式，它对应着一部理想崩溃、社会衰颓的历史，表现的是一个混乱不堪、残缺不全的社会，以破碎、含混、多义为特征。”[6]《动物农场》这部政治寓言正是表现了复义性、忧郁性和救赎性的特征。

　　“言”与“意”之间的分裂是寓言最标志的特点。在《动物农场》中，“言”与“意”上的断裂主要体现在猪在革命前期和革命后期分别提出的口号上。在革命前期，猪领导其他的动物赶走农场主琼斯后，提出“四条腿好，两条腿坏”[7]口号中四条腿指动物，两条腿指人，猪聪明地制造出动物们的公敌—人，用话语将动物和人对立起来，极力宣扬“动物主义”，一方面表达全体动物一律平等的思想，另一方面很自然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最后公猪拿破仑窃取革命成果，成为农场最高统治者，通过左膀右臂斯奎拉的语言宣传控制动物们的思想，通过暴力统治工具九条狗来镇压敢于质疑和反抗的动物们。在确立统治阶级的绝对权威之后，猪开始学习人的生活方式，开始用两条后腿走路，并与人类进行交易。将旧口号更改为“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7]口号中的四条腿依旧指代动物，而两条腿不仅仅指代人，更加指代使用两条腿走路的猪。除此，统治者还发明了新口号“凡动物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比别的动物更加平等”[7]独裁者拿破仑实际上成为了另一个披着猪皮的农场主。猪凭借着自己的权威地位，将自己的统治思想灌输给弱小动物们，以思想的割裂实现言与义的断裂。进一步强化了猪在动物农场里的独裁地位。“极权政治相信一种稳定的权利不是来自于对权利自身的限制，而是来自于权利的不受约束的扩张；不是来自于作为权力的客体的民众的认同，而是来自于对民众的全面操控。”[8]

　　拿破仑的原型是斯大林，斯大林统治时期，便使用各种暴力机构来镇压和制造恐怖，进行思想控制，使得极权主义得以顺利进行。

　　《动物农场》这部小说的复义性主要体现在人的语言和思想得到极权主义统治者的强烈干预。极权主义统治者变换口号，使言与义之间的关系被割裂，以种种手段控制民众的思想，奴役民众，迫使民众绝对忠诚地服从统治者，因此极权主义进一步得到强化。

　　本雅明曾反复说明“客体在忧郁的沉思下变成寓言”。[9]他曾说寓言是一种忧郁的沉思和体验。乔治·奥威尔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深知自由资本主义已经末路，憎恨法西斯主义，看清苏联的共产主义，面对破败不堪的世界，心中唯一的感受即是忧郁，并用寓言来反映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将这种忧郁感注入作品《动物农场》中。

　　极权主义社会中的平民百姓，是一群弱势群体，而极权主义统治者力量庞大，弱势群体被统治，心有不甘，想质疑，想反抗，却又势单力薄，有些群体不甘愿真正投身这个社会，却又无法离开这个破败的社会。奥威尔的作品《动物农场》竭力地营造这种忧郁的氛围。

　　《动物农场》这部寓言小说里的很多动物无法看清自己生活的世界，麻木的生存着。有些动物发觉到曾经的制度被更改，却被统治者当成异己排出，另外一些觉醒者明白自己的力量微弱，则选择明哲保身，孤独并担惊受怕地活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驴子本杰明，既是智者，又是旁观者和孤独者。他淡定地看待农场中的是非，面对着猪成为极权主义者，采取各种手段奴役动物们，他始终保持沉默，深知雪球被冤枉，却没有为雪球多说一句话，始终选择明哲保身。因为他清楚“事情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大大好于过去或大大不如过去——反正饥饿、辛苦和失望是生活的不变法则”。[7]本杰明有着一颗清醒的头脑，当其他民众们的记忆变得模糊时，忘记“七诫”，忘记思考，本杰明却清楚地记得一生之中的每一个细节，他只能用心去反对极权统治。他所表现的反抗性在一生之中只爆发过一次，当他的好朋友拳击手被猪卖到屠马场时，他深知统治者的阴谋，他呼喊其他动物们拦截马车救拳击手，跺蹄子也好，怒喝其他动物也好，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本杰明是《动物农场》中的矛盾结合体，他渴望反抗却又不得不顺从。最终，他只能成为农场中的孤独个体。以本杰明为代表的这类人属于斯大林统治时期，极权主义下选择明哲保身的知识分子，有智慧，有独立思想，自始至终就看透极权主义者统治的野心，却始终不敢公开表达出来，也暗含了奥威尔自己，有心无力，势单力薄，最终随波逐流。这部分群体不是被同化，就是成为世界中的孤独个体。这些群体都充斥着忧郁的个性，因为他们认为不管统治者如何改变，他们的命运注定是悲剧的。

　　在《动物农场》中，动物本该有平等的身份，而公猪拿破仑却采取种种手段来统治农场的动物们。首先他用豢养的九条猛狗做为统治工具驱赶走原有的领导者之一，接着以血腥镇压敢于反抗和质疑的民众，而后树立所有动物们的公敌“琼斯”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其次他身边还有一位指鹿为马的宣传家斯奎拉，总能颠倒黑白，使民众绝对服从伟大领袖拿破仑的领导。最后使民众日复一日投身于风车项目而无果，不断奴役百姓，使他们陷入更加劳苦的贫穷生活当中。普通民众们思想得到了控制，一心服从拿破仑，既害怕琼斯的回归会导致如今的“平等”生活功亏一篑，另一方面又害怕成为雪球这样的“造反分子”，落得被狗残杀的下场。温饱难以解决，劳役更加繁重，民众们生活在一个悲剧的世界中。“新的社会体制变得与旧社会体制相差无几，甚至更令人失望。由于新的统治阶层来自草根革命队伍，与被推翻的统治者相比，他们更了解贫苦民众的弱势和局限，采用的压迫和控制手段也就更有针对性、更有效果。”[10]《动物农场》中这种忧郁的氛围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极权主义社会环境充斥着死亡、恐惧和忧郁，极权主义统治将人性毁灭殆尽。但极权主义之下的忧郁感并不只是一味的软弱，奥威尔正是利用这份忧郁创作了忧郁的作品，从而来反对这个破碎不堪的忧郁世界。

　　本雅明认为寓言是手段，救赎是最终目的，救赎性是寓言的归宿。小说《动物农场》被作者奥威尔注入了很多悲剧的气氛，但是也在为人类走向美好生活而寻找更好的道路。“否定—救赎”是本雅明寓言强调的功能，《动物农场》实现了这一点。

　　《动物农场》中，动物向往自由平等的生活而推翻人类的统治，企图建立美好的动物世界，但是在建立这个社会的过程中，极权主义不断滋长，自由平等美好被毁灭殆尽而不自知。由于极权主义的残酷统治，动物们的思想被控制，少数保留个性的知识分子因为势单力薄变成清醒却又沉默的孤独者。极权主义统治下，民众苦不堪言，要么被控制，要么被镇压，要么心有不甘而无能为力。

　　奥威尔在《动物农场》中描述的荒诞场景寓意着斯大林统治之下苏联社会极权主义中民众的悲惨遭遇，正如奥威尔自己所说：“我的小说是为了揭露有经济集中而导致的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所带来的堕落。”[11]揭露斯大林统治之下苏联社会的目的主要是反抗极权主义，反抗任何一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乔治·奥威尔预示到极权主义之下民众的苦难生活，并写下《动物农场》，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极权主义的迫害，从而避免走上极权主义道路，达到了寓言救赎性的功能。

　　奥威尔用一颗忧郁的心理还原一个破碎的世界，指导人们在破碎的世界中找寻存在着的意义，他渴望人们可以清楚地看透破碎的世界，看透苏联社会的本质，看到极权主义的危害，进而去思索出一条希望之路。而这正是《动物农场》的救赎性所在，实现了寓言的最终目的。

　　《动物农场》结合极权主义社会的政治背景，寓言内涵丰富，其中饱含复义性、忧郁性和救赎性的特征，这正是因为奥威尔看透苏联的本质，以寓言的形式揭露了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社会极权主义的现实政治状况，警戒世人看清极权主义之下的危害，要想一个建立一个平等自由长久的国家，必须谨防走上极权主义道路。

　　《动物农场》以寓言的形式揭开了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极权主义社会，于二战时被完成，当时苏联与英国是盟国，这类小说的出版面临困难。《动物农场》在1945年8月得到面世，冷战初露端倪，《动物农场》成为畅销书。随着冷战的全面开始，《动物农场》的故事情节与苏联当时的现实情景相得益彰，被用做冷战的宣传工具。

　　斯大林统治时期，全世界对斯大林，对苏联这个国家充满盲目崇拜之情。《动物农场》揭开了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社会真相，苏联是一个独裁国家，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只有苏联官方拥有权力和自由，斯大林独裁，民众被奴役，致使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敢言。“只有一种既不为极度匾乏，也不为大量财富留有空间的共产主义体制，才能把经济利益降低到一个最低限度，并能确保统治阶级的团结。”[12]极权主义者明白只有不断地奴役民众，剥夺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让他们一直陷于贫穷和无知之中，控制他们思想，让他们没有能力去反抗，并且让他们失去质疑和反抗之心，只有忠诚与服从之心，才能更好地巩固自己的统治集团，发展独裁势力。正如普鲁斯特（Proust）所写：“借助希望，我们对自己进行洗脑，这是一个民族自我保护本能的体现，但前提是我们必须真正是这个民族中活着的一个成员。”[13]民众的思想很容易被控制，奥威尔正是抓住了极权主义社会里民众的心理，尖锐地反映了苏联社会现实中所出现的政治问题。恰好《动物农场》以寓言的形式揭露了苏联的政治问题，揭露了极权主义者的野心，让世界看到了真相，让人们重新去看待苏联。

　　冷战已经过去，《动物农场》所直指的对象苏联已不存在，由此可以看出乔治·奥威尔的预见性。《动物农场》至今流行不衰，可见他的意义所在。《动物农场》以寓言的形式描述了独裁统治之下动物们悲惨的遭遇，以此来反映极权主义社会平民的悲惨遭遇，以此来警醒世人在极权主义社会统治之下的民众是多么的苦不堪言，百姓如同统治阶级的棋子，可以任意摆布，任意碾碎，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平等，只有最高统治者的剥削。活着被独裁者奴役，死了亦被独裁者利用。一个国家如果出现极权主义政治问题，将会使整个国家的民众陷入悲剧之中，任腐败滋长，这个国家是绝不会长久的。奥威尔说过，“提到极权主义，你就立刻会想到德国、意大利、俄国，但是我认为你必须正视这个现象将成为世界性现象的危险。显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就要告以结束，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正在采用集中化经济，对此，你可以按你自己的所好称它是社会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有了这样的经济，个人的经济自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个人做自己愿意做的事的自由，选择工作的自由，在地球表面上来来往往的自由，也因之告终。直到最近，这种状况的含义尚未被人预见到。”[14]这就是说，无论是哪个时期，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是哪种阵营，都有可能走上极权主义道路，而谨防走上极权主义道路又是势单必行的。

　　“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动荡不堪，经历了一战、经济大萧条、二战和冷战开端。在这三十年中，独裁统治从萌芽到壮大，日益严重地破坏着全人类所珍视的自由。”[15]1943年，是《动物农场》开始被创作的一年，也是二战走向胜利的一年。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扭转了二战的局面，全世界都对斯大林充满崇敬之情。斯大林的声望愈高，斯大林统治之下的民众愈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中挣扎。在这种舆论之下，只有奥威尔看透了苏联的本质，认识到斯大林统治之下极权主义的真面目，从而创作了揭示苏联社会主义和讽刺斯大林统治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场》。《动物农场》以童话的形式描述了一个极其荒诞可笑可悲的动物世界，其中的内容情节与斯大林统治之下的苏联社会政治状况相得益彰。乔治·奥威尔虽有敏锐的眼光，但在对政治题材的创作具有敏感性的时代，只能用寓言故事来表达，他预料到极权主义社会统治之下民众所面临的悲惨境遇，他用自己忧郁的心理写下一个破碎不堪的世界中破碎的民众的悲惨遭遇，他渴望很多人去看清走上极权主义道路的后果，渴望民众走上一条救赎之路。因此，《动物农场》具有复义性、忧郁性和救赎性的特征。无疑，《动物农场》是成功的，在歌功颂德的舆论之下，它揭露了苏联的政治问题，揭露了极权主义者的野心，让世界看到了真相，看到了极权主义的后果，让人们重新去看待苏联。冷战结束已久，苏联早已不复存在，证明了奥威尔超前的预见性。政治寓言《动物农场》意在警戒世人要想一个建立一个平等自由长久的国家，一定要防止走上极权主义道路。

　　从《动物农场》写作的政治背景出发，结合《动物农场》中极权主义的寓言性说明《动物农场》的复义性、忧郁性和救赎性。从而证明政治寓言《动物农场》的政治意义所在。难免使得所论述的内容不够系统全面，主题不够新颖等有待提高。

　　但是，政治寓言《动物农场》对斯大林统治之下苏联社会的极权主义揭露得淋漓尽致，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建设都具有借鉴和警醒作用，在西方如此，在东方亦是如此，一个国家若是走上极权主义的道路，此国家定不会长久。《动物农场》中阐述的政治问题将永远不会过时，对于学者，对于政治家都有研究的必要。只

　　要国家存在，只要政治存在，只要权力存在，那么奥威尔的《动物农场》的研究价值也将存在

　　[1]押沙龙.冷峻的良心—奥威尔传[M].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115

　　[2][英]乔治·奥威尔著.我为什么写作[M].刘沁秋、赵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95.

　　[3][英]乔治·奥威尔著．我为什么要写作[M]．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43

　　[4]卢旻烨.寓言视角中的极权主义—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解读[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2.

　　[5]董乐山编．奥威尔文集[C]．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9

　　[6]王慧青.废墟上的救赎——瓦尔特·本雅明“寓言”理论探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6):77-79.

　　[7][英]乔治·奥威尔著.动物农场[M].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27，106，104，107.

　　[8]鲍东梅.小说《动物庄园》评析[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8,10(1):113-115.

　　[9][德]本雅明著.本雅明文选[M].陈永国、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38.

　　[10]徐健.《动物庄园》中的极权主义[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11，13（3）：288.

　　[11][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现代性的神话[J].张旭东译.上海文学，2002,(10):75-81.

　　[12][英]K.R.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M].陆衡、张群群、杨光明、李少平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00.

　　[13]Proust,M.,A La Recherche Du Tempts Perdu,p.773,Paris:Bibliotheque de la Pleiade,1978.

　　[14][英]奥威尔.文学与极权主义.转引自奥威尔文集[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35.

　　[15]苏绘泉.《动物庄园》和《1984》中极权统治方式分析[J].绥化学院学报,2008,28(2)：8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