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兆言小说《花影》的电视剧改编

　　《花影》是叶兆言在1994年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作品讲述了甄妤放荡却又悲哀的一生。父死兄瘫后，甄妤成了甄家大院的主人，一心追回已逝的青春，寻求从不曾得到过的自由和欢乐。然而，封建家庭对她身心的毒害难以祛除，父兄的阴影亦时刻将她包围。最终，她以青春、激情和生命为代价，向黑暗的封建礼教作出了自己的抗争。2007年《花影》被苏州福纳公司改编为30集电视剧《风月恶之花》。

　　对比小说原著和电视剧，原著的人物形象、情节结构、意象和主题都发生了改变。论文中首先对比《花影》从小说到电视剧在人物形象、情节、意象和主题上的变化，继而分析改编差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分析电视剧改编的得与失。

　　《花影》在从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过程中，故事里的人物形象出现了显著的差别。甄妤从大烟不离身、天真乖张的封建家族大小姐变成了一个投身于抗日救国事业的进步女性；袁小云从一个饱受封建家族迫害的木讷阴郁却又思想时髦的青年变成了抗日英雄……作品的意象和情节结构也发生了改变，情节和场景描写产生了一定删减和增加。而在主题意蕴方面，《花影》也不再只是一部反封建礼教并且基调比较灰暗的言情小说，而是变成了具有家国情怀等大爱的正能量作品。

　　不管是在小说中还是在电视剧中，人物形象都非常的重要。鲜明且饱满的人物形象不光可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可以反映出小说与电视剧的主旨，甚至可以起到升华主题的作用。从小说到电视剧，甄家大小姐甄妤完成了从一个乖张暴戾的，一昧追求逝去的青春和自由，却又抛不开封建礼教的封建家族大小姐到投身于抗日救国事业的进步爱国女性的转变。在书中，叶兆言将甄妤塑造成了一个叛逆任性、淫荡放纵的大小姐。甄家在苏城中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族，甄妤又是甄老爷的小女儿，从小就备受宠爱，在甄家完全无忧无虑地长大。所以她的身上不仅拥有最天然的天真，也天性霸道、目中无人。而甄老爷不希望甄妤受到伤害，所以一直压抑着甄妤最原始的性冲动和对爱情的追求。再加上父死兄瘫的打击和族老对于家财的贪婪，甄妤彻底地扭曲也彻底地解放了，释放出了她热烈的情感、对自由的追求、对苏城外世界的向往和对爱情的渴望。因此，围绕着甄妤，一系列事情发生了，她会在房间里偷偷地看春宫图、甚至与本家堂弟怀甫乱伦和与查良钟私通、对袁小云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爱与掠夺欲等等。甄妤一心想追求外面的新事物，却又离不开她的大烟，她的迷楼，最终只能成为旧时代的殉葬者。电视剧里，甄妤则被塑造成了一个天真烂漫并拥有进步思想的现代新女性，仍旧天真，仍旧霸道，仍旧对世界充满好奇，但不再对性有强烈的追求，而是加大了对爱情的渴望。同时她的心也走出去了，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培养人才和救国事业中去，哪怕是散尽家财。甄妤的心中不再只有小爱了，更是多了大爱。可以说，电视剧中对于甄妤的人物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升华与美化，甄妤不再那么扭曲与疯狂，而是变成了一位值得人们尊敬的教师。

　　小说中，男主角袁小云是一个比较木讷、阴郁并且不学无术的绣花枕头，从小目睹姐姐在甄府的悲惨生活，又时常被甄家大少爷甄乃祥欺辱，被迫与一个胖妓女发生关系，被迫看姐姐与甄乃祥赤条条地纠缠等。最终袁小云忍无可忍将甄乃祥毒瘫。他的性格不可避免的在这暗无天日的人生中变得阴郁、扭曲。电视剧中，袁小云变成了一位愤世嫉俗、忍辱负重、忧郁孤傲的革命英雄，虽然依旧阴郁，做过“拆白党”，对甄府充满恨意，但是他变得更加进步，在抗日救国事业中，倾尽所有，成为了抗日英雄。他做了许多值得人们敬佩的事情，担任了甄妤开办的学校的校长，教育出了一批一心救国的进步青年；积极地投身战场，哪怕屡次受伤，甚至差点失去性命，也在所不惜；在面对国民XX的迫害时，甚至不惜性命救出了甄妤与她的学生等等。总的来说，从小说到电视剧，袁小云从一个满身阴郁，充满仇恨，矛盾纠结的人，变得更正面，心胸更开阔。

　　在小说里，查良钟品行较差，一直垂涎甄家的财产。为了讨好妤小姐，他想尽了各种办法，例如：和妻子离婚、勾引素琴等等，但也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在《风月恶之花》中，却把他塑造成了一个罪恶集于一体的人物，自私、冷酷，做事毫无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为了金钱与地位，查良钟无恶不做。他处处针对袁小云，抢夺甄家的财产，即使是查老爷和甄妤，也只是对付袁小云和向上爬的工具。最后他甚至背叛了祖国，做了汉奸。电视剧中的查良钟，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一个反派人物，毫无人性的闪光点。

　　《花影》里的人物性格都是比较阴暗与扭曲的，他们不算是好人，但也没有人是极坏的，有的只不过是一群可怜人罢了。而电视剧为了人物间形成强烈的对比冲突，同时为了人物性格更让大众容易接受，将甄妤与袁小云的性格减去了阴暗面，变成了善的使者，而将查良钟的人设改成了极致的恶，最后重新塑造出天真烂漫并拥有进步思想的甄妤、愤世嫉俗、忍辱负重、忧郁孤傲的袁小云和无恶不作的查良钟。相悖的人物形象让电视剧拥有了强大的叙事张力。

　　《花影》整部小说的场景几乎没出过甄家，同时篇幅短小，算上背景也只有七章。所以面对这么一部内容简短、场景单一的小说，要将其改编为几十集的电视剧，情节的增加是必然的。另外《花影》这部小说基调比较阴暗，情节中又有较多的色情场面，甚至还有乱伦，电视剧观众遍布各个年龄层次，所以势必会被删减。

　　首先，删减了大量的情色情节和情感纠葛。为了凸显电视剧中甄妤的纯真美好，删减了大量甄妤的情色描写和她与怀甫的乱伦情节。为了凸显甄妤与袁小云之间纯洁、专一的爱情，删减了甄妤与怀甫和查良钟之间的感情与肉体纠葛。同时还删去了甄家大少爷的小妾爱爱这一人物。小说中，叶兆言为了表现乱世中复杂的人性和人们无力的挣扎，着重描写了爱爱、素琴与查良钟之间复杂的感情纠葛，还给爱爱安排了的吞金自杀的结局。而电视剧中有非常明显的主角与配角之间的分界。配角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衬托主角与主题。所以删去了爱爱这一人物和与之有关的情节。

　　其次，增添了许多抗日救国的情节。小说中，甄妤几乎一直呆在甄家未曾出去过，享受着糜烂的生活。电视剧中，甄妤不但偷跑出去过；还建立了许多新式学堂，自己做了老师；关掉了甄家的大烟馆，以身作则戒大烟；卖掉甄家家财，给国家捐飞机，给晚月这些地下党捐粮食。甄妤一直都在带领学生和甄家的人为抗战尽力。这部分的增加也是为了体现出甄妤的善良、美好和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同时增添了抗战时甄妤被污蔑成汉奸、抗战后小云被XX污蔑和迫害，查良钟却被洗白的剧情，是为了表现查家父子的恶毒以及国民党XX的腐败。

　　最后，电视剧的结局也经过了改编。小说中袁小云因为甄妤的放荡与不坦白，变得嫉妒，痛恨甄妤并与她撕破脸，导致甄妤吸毒大烟而瘫痪。但是电视剧中的甄妤被修改得不再放荡，所以这条线也就不成立了。电视剧中的结局改成了查良钟为了逼迫袁小云出来，绑架了甄妤，小云与查良钟在楼顶决战。小云以为查良钟已死，再加上童年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对于当前XX的腐败也已失望透顶，于是从楼顶一跃而下，奄奄一息。但是查良钟却没有死，他依旧耀武扬威。于是甄妤一气之下用枪杀了他。小云见此也终于放心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最终，甄妤一人隐姓埋名，在乡村孤独地做着妤老师，一直到老。电视剧通过悲情的结局表现出了甄妤与袁小云之间感人至深的爱情和民国XX的腐败。

　　意象作为意与象相结合的有内涵的形式，很好地契合了小说的叙事功能，创作者往往不会直接透露心声，委婉的情感寄托在各类意象当中。意象就是作者最直接的情感宣泄对象。从小说到电视剧，创作者的改变也会导致意象的改变。

　　甄妤是一个淫荡放纵的女人，甄家也充斥着淫荡的氛围，小说的主题是反抗封建礼教，于是迷楼就此诞生，迷楼就是封建家族淫荡氛围的承载体。《风月恶之花》中则删去了迷楼这个意象，增添了一个新的意象——美美剧院。在美美剧院中，袁小云帮助学生编排文明戏，甄妤的学生与袁小云一起排练讽刺旧社会的话剧，甄妤一次次地等待袁小云。同样的，甄妤与袁小云也在美美剧院中受到一次次的迫害。所以美美剧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是进步思想与纯洁爱情的承载体。

　　小说中，男主袁小云，一出场就是戴着两个小黑圆圈的老式墨镜，骑着自行车，手里还拿着一个鸟笼的新式青年形象。自行车在当时可是新式的物件，象征着袁小云炫耀与自得的心理。老式墨镜则代表着袁的自卑心理，原文中的这一段“小云慌张地伸出手去，抢过妤小姐手中的墨镜，一本正经地重新戴好，戴上了墨镜的小云，好像立刻恢复了自信，傲气十足地看着妤小姐和怀甫。”[[[1]叶兆言．花影［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12．]]就将袁小云的自卑心理体现的淋漓尽致。自行车与墨镜这两个意象一下子就将袁小云纠结的性格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从小说到电视剧，《花影》的时代背景进行了细化，书中只写了是一个20年代的江南小城，也就是1920年左右。但是在电视剧中模糊的时代背景被明确标注了，从1922年开场，依次经过了1932年的北方军阀混战、1937年的抗日战争、1945年的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60年代。自行车在1915年时在中国就比较流行了，所以在像甄家这样的大户人家中一定是比较普遍的。此时，哈雷摩托已经在X也比较盛行了，相比自行车来说，哈雷摩托要更为新式，而袁小云是在上海这样一个繁华的大都市中生活的，又十分追求新文化与新思想。所以在电视剧中袁小云再次出场时用哈雷摩托替换掉小说中的自行车，也就十分顺其自然了。墨镜也进行了变更，在电视剧中，袁小云戴的是一副新式方框墨镜，此时的墨镜便不再是自卑心理的象征了，方框墨镜和哈雷摩托都象征着一种新文化与新思想，体现了袁小云在外见过世面后的自信。

　　主题向来是作品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是作品的灵魂与核心。人物形象的建构与情节也都是依据围绕主题来创造的。在不同作者的笔下，从小说到电视剧，《花影》的主题也发生了转变。小说主要体现的是人们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挣扎着生活，有人试图去反抗，但是非常困难，让人感到阴暗和由心而发的无法挣脱的感觉。而电视剧主要体现的却是民国XX的腐败与人们浓厚的家国情怀与爱国主义，带着浓浓的正能量。

　　首先，小说描述了在封建礼教压迫下扭曲和变态的人性。例如甄妤，她虽然受到甄老爷的宠爱，在甄家也几乎说一不二，但是仍旧掌握不了自由，于是她扭曲了，恣意、放荡地去追逐性爱，甚至与怀甫乱伦，而对于爱情，甄妤虽然直白表达，但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霸道的控制欲。素琴，她虽为甄府大少奶奶，其实在甄府没有一点地位，因为长得像男人，受尽丈夫的欺辱与无视。素琴一直在追逐被爱的感受，所以她与丈夫的姨太太爱爱产生了不容于当时的亲密，还出轨了查良钟，甚至与弟弟也发生了乱伦。至于袁小云，虽然用大烟毒瘫了乃祥，但是，仍旧陷于甄家带来的阴影中，木讷、阴郁，没有办法信任任何人，哪怕是他所爱的甄妤，从始至终陷于黑暗之中。其次，叶兆言在小说中表现了人们封建礼教压迫下的挣扎与反抗。例如：“妤小姐决心把甄家大宅变为一个真正的女人的世界。她是这个世界的女主人，而男人必须在她的这个世界中，变成女人一样的男人。她要让这个大宅里所有的男人，都听命于她，让他们为她争风吃醋，为她斗得鲜血淋淋。她要为几千年受压抑的女人们出一口恶气。”[[[1]叶兆言．花影［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20．]]素琴与爱爱之间的亲密关系，甚至爱爱真的爱上了素琴，两个备受男人和封建礼教迫害的女人，“她们摆脱了男人的压迫，在一个没有男人的世界里，活得自由自在无忧无虑。”[[[2]叶兆言．花影［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49．]]。小说又通过悲惨结局（素琴被抛弃、爱爱的死亡、妤小姐被毒瘫、小云再一次带着恐惧、痛苦与孤独逃离）体现乱世中的普通人在反抗封建礼教过程中的痛苦与挣扎。

　　而电视剧《风月恶之花》中创作者弱化了原作的反封建礼教的主题，增加了家国情怀与爱国主义。电视剧大篇幅展现了日本的侵略给人民带来的深切伤害，例如：爱国有志青年被随意杀害；如花一样的少女被奸杀；妤小姐被迫“与狗共舞”等等，而甄妤与她的学生、袁小云、晚月为了救国而做出的努力，则都是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在他们身上的体现，例如：给地下党和吴菜刀这些战士准备物资、不惜性命的与侵略者厮杀等。同时电视剧中也表现出了国民党XX的体制对罪恶的推波助澜和国民党XX的腐败，例如：查家父子为了夺取甄家的财产，以国民XX的军官赵庭芳靠山，双方联手污蔑甄妤是汉奸，将其关入了大牢，进行严刑拷打；抗战结束后，赵庭芳与查良钟狼狈为奸，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污蔑袁小云，还随意关押了许多甄妤的学生，袁小云为了救出这些学生，又被他们抓住了把柄，从市长变成了逃犯等。

　　福纳公司根据自己的创作与时代需求改编叶兆言的“新历史小说”《花影》，不同的创作特色使得改编后的作品与《花影》在各个方面出现差异，也使作品产生了不同的精神内核。艺术既反映了文化，又必然受到文化环境的制约与影响。同时“审美文化是现代文化的主要形式，也是高级形式。”[[[3]聂振斌．再谈审美文化［J］．浙江月刊，1997(5），1．

　　]]所以电视剧艺术也一定会受到审美文化环境的制约。

　　时代不断向前迈进，文化也会随着产生新的变化。审视当下的文化现状，审美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审美文化也产生了新的表现。

　　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距离被消去，艺术与生活间的鸿沟不复存在。审美文化表现出了大众化的特点，大众文化兴起并形成了热潮。电视便是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典型代表。电视艺术形象具有直观性，传播方式多样，受众范围相对比较广泛，更具开放性。而小说是虚构的，通过文字语言来传达思想感情，其艺术形象具有模糊性和间接性，以书面为载体进行传播，受众范围比较狭窄。小说《花影》中的人物形象与情节阴暗与扭曲。所以在影视改编的过程中，电视剧《风月恶之花》为了符合大众的审美，修改了人物形象，将小说中甄妤与袁小云不好的一面全部剔除，使他们变成了美好的集合。剧中的主角正直善良，极具正义感，宣扬了真情，传递出了更多的美好。随着审美意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审美文化还显现出了日常化的特点。在审美文化的影响下，宏大的历史叙事慢慢让位，爱情的缠绵、茶米油盐的现实、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等琐碎的日常叙事开始占据屏幕。对于电视剧来说，个人的生活叙事已经重于庞大的历史叙事。同时，个人英雄主义也十分的吃香。所以，电视剧《风月恶之花》增添了查良钟与袁小云的斗争线，并使其作为一条副线贯穿始终。同时，小说中错杂的爱情改成了单一且忠贞的，符合大众心目中追求的爱情。男主袁小云身上也具有十分明显的个人英雄主义，他为了家国大爱与恶势力斗争而死的结局，有一种孤胆英雄的意味。

　　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审美文化已经转变成一种商品交易的过程。处在这一文化环境中的电视剧艺术的创造过程就变为了流水线上的生产过程。在创造过程中，电视剧的编剧、导演与制作人由于对于市场与利益的垂涎，往往会模仿成功的作品，采用相同题材进行创作，使电视剧变得程序化。2006年，苏州福纳公司推出的电视剧《红粉》一炮而红，获得了官方、学术界和大众的一致好评。《红粉》还获得了第23届“江苏省金凤凰奖”最佳电视剧奖、金南方2007年度最佳电视剧编剧奖等奖项。于是2007年，福纳公司便趁热打铁推出了电视剧《风月恶之花》。电视剧《红粉》大力歌颂了xxxx的革命事业，歌颂正能量，弘扬主旋律。所以，电视剧《风月恶之花》中也根据小说的时代背景，加入了大篇幅的抗日战争与家国情怀的剧情。还将小说中主人公对于爱情与自由的追求改为了对于拯救国家的理想，并且增添了晚月等救国志士形象，人物形象与主题都变得更加主旋律。

　　叶兆言的小说中，最主要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小说题材，就是新历史小说了，《花影》便是其中之一。“新历史小说是从历史小叙事的叙述角度来讲述近现代民间历史生活,表达‘个人自我心中的历史’的一类小说。”[[[1]唐宇．新历史小说：定义、理论背景及文学渊源［N］．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80．]]叶兆言的“新历史小说”符合中国“新历史小说”的特点，即重构历史，展现人性，但也具有自己的特色。《花影》选取了清末到新中国成立的半个世纪的历史，让小人物成为了小说发展中的主角，以此来展示他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体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普通人的痛苦与挣扎。

　　叶兆言的“新历史小说”不大注重真实的历史要素，善于用戏拟的手法重构历史。在他的笔下，历史变得神秘、不可捉摸，人物身上的历史内涵、政治内涵被抽空，历史构架被虚化，更多的是通过虚构的历史图景来体现人物的命运被摧毁的不可逆性和人在历史环境中的迷茫失措感。叶兆言也会用普通人的生活来体现自己对历史主体的看法，会把故事设定在特定的情境中，使得情节与人物都深受独特氛围的影响。《花影》全书就都陷于甄家的大宅院，选择了甄妤日常的糜烂的感情生活来表现主旨。整部小说的氛围十分阴暗、腐朽，人物与情节扭曲。同时《花影》的历史背景是虚化的，仅仅只是一种载体，作为读者只能感受到沉郁而腐朽的历史气息。

　　叶兆言的“新历史小说”中也展示了对人性普遍欲望的独特认知，也就是其小说中的自由主义倾向。他更加注重的是人性的善恶和从中表现出的对于历史的反思。欲望分为生理上的欲望与心理上的欲望。小说里的人的生生死死，都逃不过欲望的影子，似乎这便是最直接的来展现那个怪异的时代和社会的手段。《花影》中有着篇幅巨大的情色描写，甄老爷与甄大少爷的糜烂生活、淫荡的迷楼等等。他们的死亡多多少少与其疯狂的性生活有关。而情色的描写直接体现了封建家族的糜烂与疯狂。同时，人物扭曲、怪异的行为也反映出了复杂的人性。

　　苏州福纳公司是集影视制作、引进、发行和影视文化开发为一体的专业影视公司，成立十余年来，与众多知名人士共同打造了多部优秀的电视剧。这些电视剧被分为了不同的系列剧，每一种系列剧都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这些电视剧又很好的把握了文化流行趋势与大众的趣味性之间的平衡。

　　《风月恶之花》就属于福纳公司文化系列的“新文人电视剧”。“新文人剧”注重以戏剧性的情节冲突推动故事发展，融合作家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和大众需求，不一味追求个性，更加接地气。电视剧《风月恶之花》的情节发展基本上都放置在苏城，而苏城方方面面都带着一股浓浓的江苏气息。同时电视剧在改编过程中，还会通过主角与反派的情节冲突和具有戏剧性误解来推动故事发展。男主袁小云与查良钟之间的尔虞我诈和袁小云身上浓烈的个人英雄主义也十分符合大众的审美。

　　福纳公司还十分注重大众趣味与主旋律的平衡，在世俗题材上寻求与主旋律的对接。电视剧《红粉》与《风月恶之花》就是典型案例。《花影》的主题是凸显封建礼教的罪恶和人性的挣扎与悲剧，如果采用“忠于原著”改编法，电视剧不免会弥漫着灰暗的气息。《风月恶之花》在保留原作中世俗化内核的前提下，主动迎合主流意识形态，为此不惜增加大量人物与情节，来凸显爱国主题与家国情怀，例如：晚月和吴菜刀为国战死的情节。

　　电视剧《风月恶之花》提升了原著的精神正能量，宣扬了人性的美好与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怀，也使人物形象更加大众化，更符合大众的审美。但是优缺点共生，优点中也有不足之处，电视剧的改编削弱了原著的反思性与批判性，并且使人物的性格变得扁平化。

　　电视剧《风月恶之花》主要通过女主人公甄妤与男主人公袁小云的人生际遇和悲情的爱情故事，来展现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的这一段历史中，人们被日本帝国主义和腐朽的国民XX压迫的悲惨生活，也体现出了人们浓厚的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还有人们坚韧不拔的意志。电视剧通过不同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乱世中人性的善与恶，抓住了社会的主流喜好，迎合了观众们的审美期待。

　　首先，电视剧《风月恶之花》扩充了时间线，拓展了故事背景，使得人物形象变得更加大众化，情节发展更为丰富和紧凑。甄妤从甄家走了出去，不再单单只是一个封建家族的大小姐，更是一个进步的青年，也不再只是一个性格暴戾，被困于封建礼教之中的历史殉葬者，而是一个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可以自由的生活，更可以朝着自己的梦想大步前进的女性。同时，电视剧中出现了各种陷害与被陷害、各种冲突与争斗，高潮迭起，比起小说更加引人入胜。

　　第二，电视剧《风月恶之花》传递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情怀，也弘扬了社会正能量。电视剧增加了许多关于抗日战争的情节，用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代替了原著中的人性的悲剧。电视剧删减了多角色的情感纠葛，例如：素琴、爱爱与查良钟的关系，将笔墨集中于人们积极的抗战行为上，使得人物关系更加清晰明了，使观众们感受到浓厚的爱国情怀，同时，使观众受到人物坚韧不拔精神的激励。

　　叶兆言创作的《花影》是以封建家族为背景，建立在反封建礼教的基础上，表现人们在乱世之中，对于封建礼教或接受或反抗的痛苦与挣扎，同时也是对人性的反思与历史的反思。但在《风月恶之花》中，整体的基调虽然变得更加的向上和正能量，对于人性的反思和历史的反思，却没有那么的深刻。同时改编过后的人物要么变成了极善，要么变成了极恶，缺乏了丰富性与真实性。

　　首先，是人物性格的扁平化。小说中，甄妤是一个受到了甄家的浸染，脱离不了封建思想的影子，但仍然存在着美好的一面的形象。原来的甄妤拥有着较为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矛盾性格的表象特征。但是在电视剧中，为了使人物更加的有正能量和正面化，将在甄家这个大染缸长大的甄妤改成了一个善良与美好集于一体的人物，将好无限放大，而将缺点模糊。同时，电视剧又将查良钟改成了一个恶的集成体，将恶无限放大。这种改编消解了人们对于人物的想象空间，使人物形象变得单调。

　　其次，《花影》的反思性与批判性被弱化。《风月恶之花》将《花影》中残缺的人性进行了弱化处理，人物都被进行了正面化甚至是艺术性的修饰。这种改编削弱了小说文本的警世意义，也削弱了影视作品的批判性与艺术深度。《花影》描述了一场旧社会封建没落家族中的爱情悲剧，对时代与人性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批判。而改编后的电视剧文本中，封建家族荒淫疯狂的一面被修饰，主人公身上表现出的残缺的人性也被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改编。电视剧几乎将原著中展现出来的种种丑恶完全颠覆，变成了一曲对主旋律与女权的赞歌。

　　时代的高速发展，大众传媒占据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影视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量的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叶兆言的小说《花影》便是其中之一。《花影》从小说改编到电视剧的过程中，人物形象、情节结构、意象和主题思想都发生了变化。差异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审美文化环境、叶兆言“新历史小说”的创作风格和苏州福纳公司电视剧创作策略。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的差异使作品呈现出了不同的效果。优秀的文学作品会为电视剧改编提供好的素材。在电视剧与文学作品的融合过程中，文学作品的主题意蕴会被或多或少地削弱，人物形象的塑造会发生改变。但是电视剧这一独特的媒介也会指导文学作品新的发展方向。两者良好的互动，才能推动文学与影视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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