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务养性情

       惟务养性情来源于宋代理学家朱熹、程颐的诗学思想。程颐曾在书中著曰
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古之学者,惟务养性情,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曰:“古者学为文否？”曰:“人见六经,便以为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亦抒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
       程颐将作诗与学道尖锐对立起来, 其根本原因是在程颐的思想中, 求道学作圣人才是人生价值的根本所在, 而雕琢文辞的诗文创作,不仅无用,而且妨碍了为学工夫。
元人多以性情论诗，这是元代诗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唐诗主性情,故于风雅为犹近；宋诗主 议论,则其去风雅远矣。然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唐诗主性情, 这并非个人的一己之见,旧传为范椁论诗之作的《诗法源流》也说:“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于达性情,故于《三百篇》为近；宋诗主议论,故于《三百篇》为远。”此前的严羽以性情论诗，并以盛唐诗为“吟咏性情”之高标,已为学者所熟知。

       而在清朝，对于“养性情”一说，则不得不提到当时文坛魁首，王渔洋。王渔洋当时所提倡“神韵诗学”则是模仿唐人创作时言之有物，言之有情，“先生之诗有根柢焉，有兴会焉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二者兼之”。当时王渔洋可谓是清朝文坛执牛耳者。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看到，渔洋诗学却是在乾隆初就遭到批评，其被指责的缘故无外乎“性情”之故。有人批评渔洋太过于贵族气，以神韵性情标榜，却没有真性情。边连宝说:“阮亭所取总不离神韵二字宗旨，余所取者乃在大风卷水，林木为摧耳。坐清宴之堂，发从容之论，叹老不得，嗟卑尤不得，了无感慨，绝少激昂，非遁入神韵，无所庸其伎俩。此神韵二字为达官显贵藏身处也。”真性情根于作者的真实感受，明代格调派由于单纯致力于风格临摹，遣词造句，以至于不见真性情为人诟病。王渔洋当时诗作兴起，能出以感兴，当时却的确有些许性情之真。但是在当时文学批评家看来感觉完全不同。崔适《尚友堂说诗》的批评很能代表当时的一般看法: 诗以道性情一语，今人视为老生常谈矣 余谓作诗必本于性情，犹为国必以仁义也，虽是极平常道理，然当邪说误人之际，此即为对症要药(中略)诗道自王阮亭之后，人不复知有性情矣。故今日必以诗以道性情一语为标的。”从顺康到乾隆，诗歌观念仿佛兜了个圈，又回到了原点，清初诗学的主导观念就是道性情崇尚真诗，一百年过去，乾隆诗人却以性情和真诚为旗帜来声讨王渔洋诗学，难道诗歌史真是如此循环往复的吗? 当然不是。同样是道性情尚真诗，其旨趣却全然不同。清初诗学的性情和真，旨在追求艺术风格上的自家面目，是针对明人拟古而言的。王渔洋诗学解决了真面目的问题，但同时也给人性情失真的印象，于是赵执信起而标举性情之真。乾隆诗学的道性情和求真，则是针对神韵诗风的流弊而提出的，重心全然落在真性情上。一个是追求真面目，一个是追求真性情，其差别正如清末周实无尽庵诗话所辨析的:“作诗要有气骨有识见，然后乃可措词无懦。吾见近世研求诗文者往往昧此义，其佳者不过雕琢词句，已失一己之真性情；其下者乃至优孟衣冠，并失一己之真面目。”真性情是就抒情性而言的，真面目则是就风格化而言，由真面目到真性情正是清初诗学向乾隆诗学转捩的关键。
       与“独出性灵”理念相联系,查为仁又明确提出“惟务养性情”的主张。所谓“养性情”,不仅包括思想道德之“养”、审美趣味之“养”、创作技巧之“养”,还包括主体性格之“养”。这几个方面的融合统一及其在作品中的完美体现, 方可形成鲜明的创作个性。诗人汤冰“性至孝”,又“潜心性命之学”,故其写诗“出语圆润温厚”,“读之如在开元天宝间”。高珩居官“不以富贵贫贱动其心”, 为人清廉洒脱,“每风日晴和, 自跨一驴出。遇嘉石浓阴,即系驴而卧,见者不知其为贵人也。他所追求的诗风，也表现为“骨清神逸,气静情疏”。诗僧雪峤大师圆信,“结茅径山中,独居一庵,与世隔绝,”所吟咏的题材也无非是他周围的山川风物、四季变化,故其诗缺乏社会世俗生活内容,“无蔬笋气”。所以他说:“洵乎人之出处行谊,可于笔墨间验之。”。诗人的“性情”、修养与其生活经历、个性气质、审美追求等等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必然会表现在他的作品里。这种“诗品出于人品”的看法,比其他人之前空喊表现“性灵”的说法,显然更加符合创作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