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发挥城市社区功能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社区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数量庞大的社区共同构成了社会。社区好比是人生的一个驿站，也是生活的休憩场所，社区是组成城市的基本单元，社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城市的发展。社区是地域型社会生活的共同组织，是人们聚集的场所和心灵的港湾，社区包含的每个系统与单位，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社区具有社会的所有功能。只有在社区具备卫生、教育、环境等所有功能的前提下，社区才能成为所有社区内居民的生活空间和发展的平台。只有功能定位齐全、并且得到有效发挥的社区，方可起到提高社会人民生活质量的运用，才能将传统的街区和到位体制取而代之。

　　2014年3月，xxxxxxx出席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人才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所在，城乡社区是发展的重点，务必要做到体制内创新，试图寻找一条与实际情况相符且有特点、有规律的治理社会的道路。2018年11月7日，xxx在上海考察时又专程去了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社区。在社区，xxx叮嘱工作人员，社会和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就在社区。社区是党和XX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要及时感知社区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一件加以解决。重点强调要加强社区治理，注重社区功能发挥，营造出良好的邻里氛围。

　　“社区”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其出现和发展都有着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其内涵本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社区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社区的研究，在当代社区概念归纳中都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并且形成了一系列更加明确、综合和内涵清晰的定义。例如，部分人将社区认定为在同一地区生活的人们由于文化观念差异较小在直接或间接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人们将这种差异较小的文化观念继续保持在同一生活团体当中。此外，另一部分观点表示同一地区的主要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应归属于相同类型但互相独立的区域性社会，称为社区。再例如社区是一个区域社会，换句话说，社区是一个具体的社会，人们可以用他们的感官感受到。

　　大部分人从事工商或其它非农业活动的社区即城市社区，是人类居住的一种基本形式，是一个地区内有着特定生活方式且与其他团体独立的社会团体，生活在社区内的居民往往对社区具有较强的归属感。也可表示为在城市地区生活且拥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构成了社会团体，人们在社区内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一个社会共同体。城市社区形成于社会分工的第三阶段，手工业和商人逐渐脱离农业，定居在交通便利、地理位置适宜、具有从事商业活动和工业生产的环境和区域，从而形成城市社区。

　　1、社区服务功能

　　社区服务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开端，在社区中尽可能的提供多种服务满足人们的需求，在社区具备的多种形式社会功能中，社区服务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

　　社区服务本身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指的是结合居民需求，XX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支持，社区内的各种法律组织、机构和志愿者提供公益性的社会服务。通常情况下，这种服务并不收费，属于公益性，主要面对社区居民和社会弱势群体。社会服务涉及的内容较多，包括生育、流动人口管理、文化宣传等等。

　　2、社会管理功能

　　社区本身是XX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在社区中设置的群众自治组织，因此社区本身具有一定的管理和自治权利。社区功能中的服务功能和管理功能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功能，社区在提供服务功能的必定会存有管理功能。其中社区管理功能应包括两部分，一是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二是对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

　　3、整合功能

　　为尽可能的满足社区居民在日常的基本需求，往往会提供多种类型的服务和基本设施。如今，我国社区基本设施和服务内容逐渐完善，服务类型包括家务、环保、教育、文化、治安等，同时也会针对老年人、残疾人、婴幼儿等提供贴心的服务。社区服务越丰富越完善，越能充分发挥社会的综合管理功能给社区居民更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营造优美、方便、舒适的生活氛围，有效的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社区内涵盖许多居委会、业委会等自治组织和棋牌社、书画社、舞蹈队、读书协会等多种兴趣团体，而且也能创办市民学校、举办文艺晚会、组织联谊会和茶话会等等，为社区居民创造更多沟通与交流的机会，拉近社区居民之间的距离，也有利于使社区居民对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自觉认同，提高社区的责任与主体意识，使社区的“社会共同体”的整合功能得到全面体现。

　　从古至今，我国一直都有邻里和睦、和平共处的传统理念，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类似于公益性、福利性等公益机构。譬如，专业志愿者队伍、邻里相互求助电话、居民双向服务等，让居民在社区中感受到家庭的氛围，在困难、生病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一方面化解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另一方面也营造出了你帮我，我帮你的家庭氛围，让社区在“道德共同体”的基础上发挥了更深层次的整合功能。

　　4、文化建设功能

　　长久以来，我国的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发展教育等工作都由基层社区组织承担。同时，社区也担负着对社区居民社会化的功能。

　　可以说，社区文化是最能体现基层社会对群众服务的一种形式，是一项增加社区人民凝聚力的重要手段。积极推动社区文化建设，搭建和谐的外部环境，建立标志性学习景观，提高社区居民文化修养，培养其学习精神，只有当社区人民对社区有足够的理解和认识，才能有效的提升人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开展多种类型活动，譬如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学习，一方面能够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还能增加公民的公民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提升人民参与社区活动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围绕集体主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文化。此外，持续推动我国都市素质教育，开展以效率、活力和秩序为主题的精神文化活动，培养社区人民的生活秩序，促进社区和睦安定和社会和谐稳定。

　　5、经济生活功能

　　经济生活功能就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功能，它是社区的首要功能。这一功能表现为，利用生产或出口的方式，社区将日常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所需物品与服务提供给社区居民。

　　保障与改善民生，是我国XX在新时期的主要工作。如今，民生涉及的范围逐渐加大，不仅涉及就业、医疗、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障，还增加了食品安全、休闲娱乐、居住环境等新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有的民生问题逐渐被解决，但也逐渐产生了新的民生问题。譬如，xxxxxxx常说的：“民生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只有不断的起点，让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形成协同效应，形成良性循环。不管是传统民生问题还是新时期产生的民生问题，社区都应以积极的态度解决问题，社区是管理和服务社区居民的一个重要组织，应充分发挥自身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作用和意义。此外，应充分了解低收入或零就业的家庭的基本情况，分析和总结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社区不仅有发言权，还应发挥自身的功能有效的解决各种问题。

　　从另外一种层面上讲，民生问题将社会稳定和个人安全的衔接在一起，有效的解决了民生问题，既是对社会稳定发展的一种保障，也是人们安全感和预期安全感的重要来源。

　　中共召开的xxxx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不断创新和改进对特殊人群和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而社区正是与特殊人群和流动人口直接接触的基层服务机构。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造成流动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采用何种办法能够有效的为流动人口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黑龙江省流动人口为210万余人，2012年为220万余人，2014年为240万余人，2016年为260万余人，2018年为280万余人。以哈尔滨为代表的多个城市出现了较为频繁的人口流动。可以预见，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与发展，大量的人口将涌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国外的经验证明，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以及社会全面分化，将进一步激发社会矛盾。社会各阶层集中于城市空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的利益需求，严重的还会产生社会冲突，使社会服务与稳定面临较大压力，各种新出现的社会事务最终都会渗透到社区。除了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外，社区同时也承担着服务与管理关键人员以及特殊群体的职能。

　　新时期密切联系群众是加强XXX执政基础和增强XX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社区在党同XX和人民大众紧密地联系当中起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基层党组织或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方面，社区都能把握准确的方向，社区是落实XXX工作的得力干将。若不能全面发挥社区党组织的功能，从表面来看，会使服务与管理的效果大打折，可是立足于长远发展，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会不稳定。所以社区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系是最紧密的，人民群众感受来自XXX关怀与温暖最直接的渠道就是社区。在社区为人民群众提供贴心的服务，让人民群众从内心深处体会到来自XXX关心，这样才能为工作的开展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只要党与XX加深社区与人民之间的血肉关系，就能夯实党与XX的执政基础。此外，在单位制逐渐瓦解的情况下，社区已逐渐承担起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障的部分职能。大量的XX管理与为人民谋福利的政策均需要基层工作来执行，最后使居民享受到政策的福利。大部分居民认识与评价XX服务与管理的质量的渠道是社区居委会与服务站。即人民大众心目中的XX形象会因为社区工作而受到影响，只要社区工作出色，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好评，就能提高XX的公信力，不然则反之。

　　社区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在社会不断发展升级的情况下，人们的居住形态更加多元，社区居民结构、利益诉求和参与社会管理、社会事务的需求等都在变化着。以物权为纽带的政治诉求逐渐成为社区的主要矛盾表现方式，这些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治理，势必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面对社会上各种矛盾问题在社区里的不断呈现，创新有效的社会矛盾防控体系，对重大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进行优化，使邻里三级矛盾调查体系更加完备，为群众反映问题建立顺畅高效的通道，其目的在于确保问题在基层解决，解决问题初始阶段的矛盾。将社会作为工作推进的起点，加大社会建设力度，最大限度地解决基层各种问题，才能巩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着力点是XX全面发挥自身的治理功能，同理合作、共同治理、基层自治、社会法治以及全民德治。此处所指的基层自治需要加大城乡社区建设力度，不仅要制定和实施更加完善的基层自治机制，使基层社会自治功能得到全面发挥，丰富人民群众参与的内容与方式，尽可能做到人民的事情由人民来讨论，民事民办和民事民管。另一方面，注重社区作用的发挥，进一步提高社区居民与村民自治能力，重视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全面发挥其为社会治理创新服务的功能。此外创新社会制度的方式，不管是制度、法律、综合以及源头等治理，都与社区建设密切相关。

　　相关政策法规指出，街道办事处是党和XX的派出机构，居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之一，社区工作站属于街道办事处派到社区开展工作与提供服务的组织。居委会的经费主要来自财政拨款，其缺乏独立的经费来源，所以尽管成立了社区工作站，可是居委会承担的城市管理、安全生产、计划生育、人口统计以及招商引资等大部分职责都是XX职能的一部分。建立社区工作站的初衷是为了利用议事机构与执行机构相分离的方式将原本不属于居委会工作职责的行政性工作单独划分出来，达到社区的自我管理与服务的目的。而目前的基本情况是，社区工作站的设立使社区行政化的管理特点表现得更加明显，居委会逐渐被边缘化。社区工作站在履行行政职责方面了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人民群众眼里，社区工作人员是XX管理人员，并不是专业的服务人员。社区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行政特点的另一个表现是所在行政辖区的财政收入直接决定了社区的经费水平。相关机构于2018年对我国六大城市二十五个社区所做的调查结果表明，行政辖区财政收入水平失衡是削弱社会保障功能的主要原因，城市中比较贫困的社区，百姓享受的社区功能明显减弱。

　　社会支持是人际关系的产物，由物质支持与心理支持两部分构成，譬如资源与信息共享、情绪感染以及心理安慰等。此种支持系统有利于促使社会紧密融合。流动人口在就业过程中主要通过家庭、亲朋好友、老乡会等多种途径获得社会支持，他们并不能得到社区的提供的社会支持，这使农民的城市化进程受到较大制约。我国试点地区开展的户籍改革实验遭到的反对声比较大，有些农民不愿意参加户籍改革，在他们看来，城市不能为他们提供所需的福利，转变为城市居民他们将丧失多种谋生手段以及建立在亲属与村落之上的相互帮助的关系网。由于得不到XX提供的正式福利，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体系能够为他们抵抗生活风险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所以非常关键。

　　社会资源是社区提供社会支持的重要条件，可是开发企业、物业公司以及社区驻地单位掌握了大部分的资源，调查结果表明，有些中心城市的社区能够提供给居民进行支配的公共资源已非常稀少。对黑龙江省内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养老机构调查结构表明，71.2%的社区养老院的投资与经营主体是个人与企业，只有28.8%的养老院是由社区建立的。其中一个人口规模达到50000人的社区，社区养老院的床位仅有可怜的四张床。并且针对哈尔滨市内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调查结果表明，能够提供二十七种基本医疗诊断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零，社区医院能够实施心肺复苏与清创术的医生仅有50%左右。

　　因为社区保障功能较弱，支持能力不强，人际关系较为冷漠，对于高速扩张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社区缺乏有效的处理办法。例如，有些弱势人群由于生活走投无路而不惜铤而走险，城市在改造过程中频繁发生的邻里不和，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无法调和，家庭房产权纠纷等。对于以上多种问题，社区的协调功能近乎失灵，从而出现了许多上访、群体事件与刑事案件发生。我国城市居民普遍缺乏足够的危机意识，应对公共事件的能力欠缺，尽管大部分地方XX已经或已着手搭建更加高效的风控平台，主要涵盖两级XX、三级管理与四级网络，其中社区主导的第四级网络建设缺乏坚实的基础，居委会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工作人员的能力和素质离危机管理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多数社区的风险防范与管控机制是空白，缺乏专业人员对社区居民应急能力与意识进行有针对性地培训，在自然灾害、公共安全等突发事件面前束手无策。

　　根据“新城市主义”的理念，从人的实际需求出发的城市规划理念中一直贯穿着的精神是：改造城市建筑不能将伙伴关系与社会资本同时拆除，社区计划应把公共的重要性置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是私人利益，以确保有助于促进社会整合、进一步强化地区社会资本，这是打造一个新型社区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已得到人们的共同认识。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规划中逐渐引入技术主义与工具理性，促进经济发展是制定城市规划与住房政策最重要的依据，人的生活与情感被忽略，社区整合社会组织的功能逐渐弱化和消失。城市规划从过去的“开发区时代”升级为如今的“新区时代”，全面发掘并利用城市规划的推动进一步提高土地交易价值。但作为表现市民社会内涵、市民行使权利的重要场所的空间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价值和意义。为了有效控制用地面积大幅扩张，经济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XX对增加住宅用地比重以及容积率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许多城市借此机会提出禁止建盖楼层小于6层的楼房，新建楼宇以高层为主。尽管增加容积率能够确保土地高效利用，可是同面积下社区人口大量增加。因为人口空间高度集中，社区规模不断扩大，上海人口较大的黄浦与静安两个区所有居民委员会辖区人口都已突破了十万人，人口规模远远大于邻里认可的标准。

　　1950年左右，我国根据计划经济时期的特殊情况提出了社区组织机构的建设意见，认为应当形成“区-街-居”为基本框架的基层组织结构，并按照这个结构设立行政机关单位，配备工作人员。其中，区指的是区XX，是基层组织隶属于的最大行政机关，负责日常事务的决策；街指的是街道办，这个机构主要负责将区XX的各项决策予以落实；居则指的是社区居民自治组织，这是直接面向居民、面向社区的基层组织，多为居民自愿组成。虽然“区-街-居”组织结构在当时使得中国的社区功能与职能分化更加清晰，然而其所呈现出来的显著“倒金字塔”型特点却暴露出多重问题，社区组织结构设置存在不合理问题。

　　由于“倒金字塔”型特点，造成了最基层的街道办事处工作压力过大，而多头管理使得居民自自治组织无暇做到面面俱到，这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模式普遍存在于我国大部分社区组织结构中。实际上，由于多头管理，除去区XX这个主要负责领导机构以外，其他临时性成立的督导机构、领导小组、专项小组、专项委员会数不胜数，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有部分基层街道办上级组织就有多达三十余个，每个临时小组之间职能存在交叉问题，报送材料要求多、落实措施时间紧，街道办的岗位少，一名街道办职工可能需要面对十余个领导小组，甚至兼任二十余个职务。如此一来，街道办的主要工作从执行被迫转变为应付上级检查，被文山会海所掩埋；而社区组织因无力面对这样繁杂的工作，开始出现互相推诿、扯皮的现状；居民自治组织看不到区、街两级的工作实效，明显表现出对上级工作的不配合、不愿加入自治组织的情绪。

　　充分发挥社区的社会融合和保障功能，重点是处理好居民委会、社区工作站与街道办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近些年，其他国家社区建设失败的经验来看，XX掌控着社区建设大权是社区发展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导致社区丧失了发展的主动权，尽管我国很多城市都推行社区工作准入制度，严格要求权随责走、费随事转，未经审定的工作进入社区，居委会可以说不。可是实际执行效果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好，原因是此项制度无法有效制约XX职能部门。为了确保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将社会保障职能执行到位，不仅要发挥“社区工作准入制度”的功能，同时要颁布《社区协助XX工作事项》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只要进入公布事项范围内的，XX部门不能随意要求社区来负担。因为社区工作站的行政性导致它的公共服务职能异化。立足于长远发展，有必要促使社区向社会化转型，发挥其协助居委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功能，XX可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让社区工作站来承担公共服务的职能，通过法制化与社会化措施使社区发展行政化倾向的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为了使流动人口与社会紧密融合以及弱势人群得到更多社会保障，建立过渡性的社区公共财政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由XX作为财政统筹预算的主体，结合社区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数量，结合社区总面积、地理条件和居民类型等因素确定社区经费标准，可适当加大对改制企业宿舍、城中村等边缘社区的财政支持力度。为了填补社区资金缺口，应创造多种融资渠道。X克里夫兰社区基金会是世界上第一家社区基金会，目前总资产高达20亿美元，内设1500多个来自个人、家庭、企业以及其他机构的独立捐赠基金。2018年，中国基金会的总量达到1万余家，尽管每年都有大量的捐款，可是捐款对象中并未包含社区以及在社区组织与举办活动的社会机构。大多数基金会没有明确的地域限制，较为独立的社区基金比较匮乏。社区发展的重点是能够自我独立，为了实现独立，必须先动员社区内的资源，然后再争取获得来自社区之外的支持和帮助。所以若能成立与社区基金会类似的组织机构，在工商界热心人士的带领下，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XX需对成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社区服务基金给予更大的支持，加强社区建设资金筹集。深圳市于2013年踏出了成立社会基金会的第一步，深圳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捐赠资金267万元建立了光明新区凤凰社区基金会，在此基础上又捐资260万元建立了宝安区海裕社区基金会。如今深圳市共有十八家社区基金会正式登记成立。

　　为了快速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必须对城市治理方式进行改革创新，并积极引导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机构以及志愿者加入到社区服务与管理中来。上个世纪初，天津市老城区由志愿者牵头组织了五十多家“水会”，只要出现火灾，水会成员将立即集合以后奔赴火灾现场进行灭火。天津三岔河口狮子林、金家窑片区的居民多达三百多家，成立了名为“上善北局”的水会。水会自己准备了五十多副水筲以及大量的水激子，只要遇到火灾，通常会有一百多人到现场灭火。如果城市遭遇突发事件，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水会将升级为水团，成为街区预防与控制风险的中坚力量，如今我国各大城市社区中设立的能够应对公共风险的专业性组织并不多。按照新型城镇化规划理念，应对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进行改进和优化，全面发挥应急管理中社会力量的功能。XX需要增加公共基金的投资，为社区培育公益、互助以及专业的社会机构给予更大支持。按照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给予经济方面的帮助和支持。社区应在建立志愿者组织的基础上有目的地发动居民尤其是具备相应专业技能的社会精英提供安全防范与救灾等比较专业的互助服务，建立社会风险应对机制。此外培养社会组织也能进一步整合社区社会。调查显示，随着社区公共空间的组织化程度逐渐提高，居民邻里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更紧密。

　　在规划设计城市住房过程中应重点突出社区居民群体的个性，尽可能杜绝出现“纯化社区”，即单一的社会阶层或民族群体集中居住在某一个社区中。纯化社区会使人们交往的多样性被抹杀，进而出现低等级阶层逐步失去与其他群体进行接触机会的现象。相比那些将大门紧锁的特殊阶层的居住区而言，此种混合居住的方式会降低舒适度，可是因为社会隔离将成为它的对立面，甚至会发生社会暴力事件。

　　为了保障社会整合，在社会发展中全面灌输邻里平衡的规划理念。邻里平衡指的是各种社会阶层按照平衡的方式分布于各个地区与街区，塑造城市社会平衡的微观结构。针对中心城市移民地方认同感的调查结果证明，移民对社会的认同感更高，他们力争通过城市微观尺度空间的功能使他们对娱教以及交际的需求得到满足。近年来，北京市在同一社区内尝试建设商品房和公租房，提高城市社会的融合度。以提供定向安置房、政策性住房、货币补偿等多种形式激励人口及逆行外迁，将医疗、教育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转移到人口输入区。按照人类社会同质交往的本性，邻里关系并不会因为各个阶层的居民混住在同一个社区而有所改善，还应进一步扩大社区公共空间。建筑学与工业品艺术设计的一大评判标准是使人们对生活环境的心理要求得到满足，以社区规划的“阿瓦尼原则”为指导，一个城市社区的规模应尽量控制在一个面积较小的空间，便于居民在步行的情况下就能相互结识，可是同时要求配置足够大的空间，以满足活动与设施要求。目前黑龙江省部分新建楼宇空间布局取代了过去传统的以单栋住宅为空间构成的方式，此种设计有利于为邻里之间的交往提供更多便捷。设计人员还需全面利用小区建筑，以扩大公共交往空间，楼房底层架空、修建过街楼道、设立多种健身、游戏设施等都是利用公共空间的常见方式。城市等级越高，更要需要精细地设计微观领域。公共空间必须适应各种各样的社会需求，可以为各种人群创造更多的社交机会，为提高城市向心力以及社会资源的整合提供更多帮助。

　　人们在社会上面临的压力和风险与社区有着紧密的联系，可在提高社区建设能力的基础上得到解决。社区能力建设应重点突出经济、制度、物质、社会、人等五个方面的因素。为了使大城市病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欧美发达国家在制度方面对社区发展进行全面支持。例如，为了实现城市社会全面整合，提高社会群体的聚合度，编制的社区发展合作计划、家庭邻里改革计划、新未来计划等都是提高社会融合度所设计的制度。如今，以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为指导，必须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出台新的社区管理办法与相应的法规，深入改革基层管理体制，为了全面发挥社区的功能打造和谐的制度环境。

　　想要从根本上解决社区组织结构的沉疴旧疾，那么就需要破旧立新，建议采取“一个大会、两个机构”的创新组织结构。其中，一个大会指的是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两个机构分别指的是社区协商机构和居民委员会。

　　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作为社区组织结构当中的最高权利部门，起到了领航掌舵的作用，对本社区内的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并最终提出决策。但同时，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也含有民主性质，是由本社区内居民自行组成的，代表着社区居民的切实利益；社区协商机构是针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所提出的重大决策进行再次协商，发挥着监督和建议的作用，其成员基本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推选产生，并对其直接负责；居民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主要负责具体事项的推进与落实，基本取代了过去的街道办作用，行使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的职能。

　　[1]陈丽：《西藏城市社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及主要成效》，西藏发展论坛2017年。

　　[2]杨卡：《中国人口集聚态势及其机制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14年第3期。

　　[3]哈尔滨市统计局：《2018年哈尔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4]郭伟和：《身份之争：转型中的北京社区生活模式和生计策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6～127页。

　　[5]沈千帆主编：《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8～165页。

　　[6]郭济主编：《中央和大城市XX应急机制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3页。

　　[7]李强等：《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24页。

　　[8]徐健：《提高城市容积率：当诱惑遭遇现实》，《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4月8日。

　　[9]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室编：《城市治理与中国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3页。

　　[10]徐震：《社区发展》，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5年，第22页。

　　[11]刘海岩：《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45～346页。

　　[12]蔡禾等：《城市社区异质性与社区凝聚力》，《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