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与臣下的对话艺术

摘要

明代万历皇帝在朝长达48年，如此长的时间里，万历皇帝与其臣下的交流方式颇具玩味性，本文主要从语用学的角度分析不同时期的万历皇帝与其臣下的交流对话方式的艺术性，即在语用环境下对万历与其臣下的对话进行剖析。在对前人的对话研究中，找寻到其所具有的现世与历史价值。

关键词：万历语用交流臣下对话艺术

引言

从《明史》、《明实录》、《国榷》和近年来的《辑校万历起居注》来看，大量史料都充分表明了明朝在万历在位期间，风云变幻之际，上到内阁大臣，下到纠察小吏，乃至于皇帝都有不稳定的个人行为举止，历史的特殊性让他们的行为都在我们认为不该发生的环境下发生了。自张居正死后的万历朝，出现了相当混乱的局面，其最终结果导致朝堂内外人与人之间交流技巧的“退化”，为什么同一个朝堂，同一个君王在位，其内部的语言交流会出现变化呢？史料给予了我们了解历史的平台，并未对史料中的人加以过度的评论，而语用学又给了我研究的方向。我会尽量从言语行为、合作原则、礼貌原则以及关联原则这四个方面去对万历与其大臣的对话技巧进行分析。

语用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关联理论、语用综观论等理论的出现，为我们认知他人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行为准则，其中礼貌原则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就被 E.Goffman (1967)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有关面子和礼貌的问题，他说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都会注意到所谓的“面子工作”[1]。著名语言学家Grice, H.P提出了会话含义理论, 对于合作原则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2]，P.Brown, Levinson (1983) 等学者基于合作原则之上也提出了一些与之相补充的礼貌原则理论[3]。语用学是在不断的完善的，它可以为本文提供足够的理论基础，并不断延伸。

以语用学的角度对万历朝进行解读，邵敬敏先生在《现代汉语通论》中说道：“所谓语用指的就是人（使用者）在一定环境中对语言的运用。一旦采取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视野中就不再是一个个静态的词，短语和句子了。”他的“语境”理论很适合研究此类语言现象。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史料本身的语言与历史价值，还有我们当下乃至未来都需要的处世态度，本文还将从中国学者何兆熊的“面子理论”以及他的《新编语用学概要》出发，从多角度对明代万历朝的官方对话进行剖析。

一、原则与反原则的对话

鉴于史料的特殊即时对话场景，所以用邵敬敏先生所著的《现代汉语通论》中的现场语境理论作为切入点，加之以语用学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来充分的表明原则下的对话与非原则性对话的艺术表达。他们的共通之处就是可以在正反两面来阐述一段对话的不同解读，这对于语录体式的《万历辑校起居录》是很好的材料，当然对于这个历史时期的万历与其臣子的对话也是可以做出客观的评价的。

（一）现场语境下的对话

现场语境即时交流的双方所听到的、看到的、嗅到的、感受到的一切，都是现场语境的构成所需。当然我们所处的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交际双方上一秒处于友善的环境下，下一秒就会恶劣起来。这一切都取决于交际双方诉求内容的改变。

1.现场语境的简约艺术

现场语境给与我们的是在双方都能感知到的范围内，对一个事物产生共鸣的理解。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事物的认知，交际双方都是处于同一理解方向的，哪怕深度不同，但是他们还是产生了简单的共鸣。以《辑校万历起居注》中万历元年二月三日的对话为例：

上（万历）曰：“昨日经筵讲《大学》的讲官差了一字，朕欲面正之，恐俱惭。”

（张）居正对曰：“小有差错，伏望圣慈包容……”[4]（P11）

在场的人，恐怕都不会以为“恐懼惭”是万历皇帝恐惧和惭愧，哪怕他说话的时候并没有带上主语，但是他前面以有对于“讲官”的前言提示了，所以张居正自然而然地将“讲官”带入到“懼惭”的主角中。这时候双方就会达成话题中心是讨论该“讲官”的共识。

再说张居正，“伏望”已是敬称，如《明会典》卷四十三载:“凡早朝谢恩见辞人员……俱行五拜三叩头礼。”[5]没有重大事件，明朝臣子是不会向皇帝跪拜的，万历四十二年叶向高在向皇帝乞休时亦行五拜三叩头礼。[6]当万历不再满足于他是张居正学生身份来对话时，“正之”一词就是双方角色对换的时候了。现今，在一些字画上还可见“请某某兄正之”的字样，这时候它代表的就是谦辞。而在一位帝王主动向一位臣子表达出“正之”的意向时，这中间是否可以上升到治国理念的高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从张居正的态度可以感受这段话不单单是一位学生在请教问题，还是一位帝王在请教“御下”的方略。然而张居正却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者说是反对“欲面正之”的行为，赞同万历皇帝“恐惧惭”的内心倾向——体恤臣子。

张居正在为讲官求情的掩饰下，巧妙的将自己所希望的政治理念加之以万历身上，他实际上已经跳出了现场语境下的对话，就是一个初登大宝的十二岁少年皇帝的对话范畴，至少在张居正的心理上看，他已经跳出这个现场语境了。这个就是理解的深度问题了，哪怕此刻他们对于探讨的问题理解层次不同，但是基于万历皇帝处于较浅层次的理解，所以身为大臣的张居正也是可以对此产生必要的共鸣的，至少以万历皇帝的角度看是如此。

所以我认为在交际双方都认同的言语行为下进行对话，会使得对话更为简约，哪怕双方的理解深度不同，但是内容上的迷惑性使得双方都是认同彼此的观点的。现场语境的解释力就是基于双方认同的。就好比在师生的对话中：

学生：“老师，我今天请病假，您看这是校医证明。”

老师：“好，我会核实的，你先回家。”

学生：“好的，谢谢老师。”

双方都是围绕学生得病请假的话题，基于学生前言的校医证明，老师的“核实”看似是为“校医证明”服务的，如果单是这样看就陷入了原则性的陷阱中了。一个老师与学生的联系绝不是单线的，而是围绕式的，别忘了学生还有父母的存在，所以我们并不能臆测老师所谓的核实是单方面的核实还是多方面的。这就是现场语境下的局限性，对话双方所理解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深度却不一，但是他们还是产生了共鸣。这使得他们在短期内是取得了相互的认同感的。从长远看，张居正就是在扮演了“老师”的角色，作为“学生”的万历皇帝从日后所受的影响来说，张居正是成功的。

所以说，现场语境下的对话可以是影响深远的，但话语双方的表达会是简约的。

2.现场语境的临时意义

在交际双方处于暂时不变的现场环境下，他们所感知的事物是基本相同的，铅笔是钢笔这种理论是可以被双方所接受的；但是当他们其中有一个人所拥有的文化知识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他会做出临时性的变通。例如在《辑校万历起居注》中：

上（万历）面谕居正等：“先生每乘马后随”

居正对曰：“内壝不敢乘马”

上又慰劳之，曰：“先生每幸苦”[7]（P24）

万历皇帝是因为看到张居正跟随他很累，提议他可以骑马跟随，算是体谅内阁大臣和帝师的意思。张居正并没有像我们平常人说的那样，会回一句“我并不累”“我还行”之类的话，他的对答并不能简单看待，臣“不敢乘马”，俩人同样是在同一现场语境里，但是张居正的对答就产生了一个临时的意义——“臣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而此刻，万历皇帝并没有脱离他所认为的对话语境，他对张居正的遭遇表示慰问的姿态了，并没有延伸到政治领域上，所以可以认为张居正的对答并没有将他们的对话关系拖出一条轨道，只是张居正在共鸣的情况下多留了一点心眼。话题中心还是慰劳臣子的方面，主干并未消失。

同样敏感的话语，在《辑校万历起居注》中万历皇帝也对申时行说过：

上复云：“朕居深宫，外间民情事物不得周知，还要先生每调停，有该说的，不时奏来。”

（申）时行等对云：“臣等幸蒙皇上委托，不敢不尽心尽言。”[8]（P592）

比对张居正与万历的对话来讲，申时行与万历都是在装糊涂。在万历皇帝时不时装病躲避朝中大臣的局面下，万历需要作为首辅大臣的申时行中间调停，所以借民情为由，要申时行“配合工作”。原本“有该说的，不时奏来”不难理解为有决断不了的事，可以上奏本寻求我的意见，但从现场的氛围看，这句话很有必要补充一句“不该说的，无需上奏”。申时行索性糊涂到底，有关事务，“不敢不尽心尽言”以报皇上圣恩。

万历依靠皇位赋予的话语主动权发起了一个临时的利益对话，而申时行依靠自己多年的政坛经验，双方几乎在营造一个另外的现场语境。张居正和申时行其实都在面对着同一个问题，就是皇权至上和士大夫共治天下两种理念的站队问题，毫无疑问他们都将归属于自己是士大夫这一阵营，并且在维护这个阵营的理念。

皇权就好比是钢笔，士大夫共治天下理念是铅笔，万历想让他们划上等号，而士大夫群体拒绝这个划分。哪怕万历并无此意，但是他所说的话也会被臣下们解读成此类意思，这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臆测，所带来的话语延伸。

（二）合作原则下的对话交流

格莱斯在《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2002) 一书中认为人们在谈话中遵守的合作原则包括四个范畴, 即:

1.量的准则 (Quantity Maxim)

2.质的准则 (Quality Maxim

3.关系准则 (Relevant Maxim)

4.方式准则 (Manner Maxim) [9]

但是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中，我们并不会完全遵守这些规则，就如同万历和他的臣子一样，我们会故意的去违反这些规则，以求达到自己的交流的目的。我们将在“质”和“量”的对比中找寻万历与其大臣是如何以言外之意达成自己的目的。

1.主观意识下的正确与被正确言语行为

发话者对于自己产生的言语行为充满自信时，就是一种“质量”准则。“即使是这信息或许是不真实的，但至少发话者主观上没有发现这一点”[10]在这方面，万历皇帝经常违背了“质量”准则，因为他拥有崇高的地位，大臣们也这样认为，也必须如此认为。

《国榷》记载张居正曾说：“节一衣, 则民间有数十人受其衣者;轻一衣, 则民间有数十人受其寒者, 不可不审也。”按我们今天的目光来看，在生产资料贫乏的万历朝，上层社会一个人的节省，并不会绝对性的产生民间十余人收益，因为你无法把控官员的xx，地方的压迫，但是万历却是“深以为然”[11]。哪怕诸位大臣都明白皇帝节省百姓收益是个伪命题，但是张居正相信，万历皇帝相信，那就构成了“真实可靠”的信息链，就是“质量准则”的前提。张居正作为帝师，他的品行在万历皇帝看来是完美的，也必须要完美，所以在互信的情况下，他们直接将彼此的表现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正确的。

当我们违背“质量准则”时，无非是骗与被骗的关系，但是放到万历这位皇帝身上时，就脱离单纯的关系了。那么谁又可以让万历恢复单纯的对话关系来呢，就是慈圣李太后，“又召帝长跪, 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已”在所有人都不敢对皇帝的行为明显指责时，母子关系可以让万历回到“质量准则”的运行轨道里。

《辑校万历起居注》中记载万历皇帝曾说“天时亢旱，虽由朕不德，亦因天下有司贪赃坏法”申时行答道：“今天下有司官果然不能仰体皇上德意，着实奉行。臣等当即与该部商量申饬。”[12]（P218-219）当你的顶头上司自我批评且借题发挥时，下属就会体察情意，让上司的语言变得无比的正确，哪怕他错得离谱，但他们都只想借题发挥而已。干旱与皇帝不德有关，这是大臣们强加给所谓天之子的枷锁，有官员xx，又是皇帝给予大臣的枷锁，这一切的源头不过是政治的延续。

当社会形成了皇帝的言论是至高无上的时候，他的一切言语都应该被“准确”起来，这就是在集体意识一致情况下的反“质量”准则。

2.不稳定的“量”的准则

所谓“量”的准则，即适量原则，是要求发话人在对别人说话时，既要遵循话题中心的圈子大小，又要适量的给予信息，而不是添加一些无关的话题。

我们一般人都很难遵循适量的原则去进行对话，更何况处于政治中心的万历帝及其臣子们呢，政治的敏感性势必要求他们去寻找话题外的另一个中心来掩饰他之前的行为，但并不违背了“量”的准则。以《辑校万历起居注》中万历五年时，为挽留张居正继续执政的旨意为例：

上给旨：“七七之期，犹以为远。”

上再给旨：“朕为天下留卿。”

上复降手敕，曰：“于先帝付托大义，岂不鲜终？”[13]（P174-190）

对于张居正辞官归乡守孝一事，万历皇帝是反对的，以至于他说起了先帝托付国家大事给张居正这种带有强迫性质的话语。他为自己，乃至为天下留张居正，看似很广，其实不打。他前两句并未出了“适量”的界限，话题中心就是张居正，我为自己，为他人留张居正，理所当然。最后一句，看似将话题引入到先帝身，但是这只是话题中心外的一个辅助而已，真实情况还是万历皇帝在紧紧围绕他“挽留张居正”这个话题，第三个旨意不过是将温和的说理变成道德的约束罢了，实际都是掌握话语权的一种手段。哪怕此时的万历皇帝不想张居正继续把持朝政，也必须做出君王惜臣的姿态，以及对于师生关系的维护。我们发现万历依旧在紧紧秉持改革时期的小心，将私人感情、国家大义、君臣大义依次铺设，完全的将受话者（张居正）以及话外人拖入被动接受的姿态。一旦中间缺失了某一铺垫，或者顺序错乱，比如先以“天下留卿”一句为先，不免有公式化之感；以“先帝托付”为先，又不免有强人所难的意思。

所以把控好节奏点是质量原则的必要条件，这对于皇家来说，是很少见的适当，适中的句子。这句话的话题中心没变，只是话题的深度被逐渐加深。

那么经典的反“量”准则的话是什么呢？以《明史》李成梁传中申时行和万历皇帝的对话为例：

祈祷求雨后的万历说：“天时亢旱，虽由朕不德，亦因天下有司贪赃坏法……今后还著该部慎加选用。”

申时行回奏：“……今天下有司官果然不能仰体皇上德意，着实奉行。臣等当即与该部申饬。”

神宗又说：“还着督察院行文与他每知道，务事虚文。”

申时行说：“今后如有不着实奉行，虚文塞责者，容臣等请皇上重法惩治。”

神宗说：“先生每说的是。”[14]

这一大段对话，信息量可以说是冗长的了，它的话题中心是“求雨”，还是“有官不作为”，又或者是警告朝堂上的”虚文不务实“之人。我并没有发现有一个确切的话题中心，反而神宗与申时行的话题中心在不断的漂移，就好像在走一条拥有无限休息点的路，每一个点都拥有不同的风景。万历皇帝并没有以求雨为中心，也并没有以整顿吏治为中心，又或者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都是中心。当发话者万历皇帝借题发挥时，他和申时行所说的话题都是中心点，这就是上位者作为发话人的优势所在，他有可能是游离在话题（求雨）外寻找到能让下属心悸的话题，进而达到他自身的目的。

申时行并不能从发话者，也就是神宗皇帝身上找到他所寻找的话题中心，申时行得到的信息量是及其稀少的，只能顺着神宗说的往下接，而神宗皇帝也在不断的改变他的话题中心，这就是一个政治游戏，一个猜谜语的故事。当我以”量“的准则去看待这段对话时，它两条原则都已经违反了，既没有稳定的中心，也没有适量的信息给予受话人，这就像人为的破坏规则框架一般。

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言外之意去将交际进行到底，虽然他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但是发话者或受话者都会去寻找话语中每一个暗示的成分，这就是他们话题进行下去的动力，也就是说，说话人在交际中无意或有意的违反合作原则中的任何一种，而听话人要从所说的话中推断出其会话含意。[15]这就是政治特殊性所带来的结果，或者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它的说法——画外音。

当我们在交际中需要我们掌控话语主动权时，画外音就是我们所需求的，这可于表面的话题中心的掩护下，进行我们所谓的话题中心选择

二、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交际方式

（一）相对地位差距

中国学者何兆熊对“面子理论”进行了总结。[16]当Levinson把“脸面”分为保护和威胁，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是消极的和积极的。“社会距离”、“相对低位”和“言语行为”这三个是对于“面子”而言最主要的威胁，人的相对地位，权势和实际拥有的权利不尽相同，也会影响交际过程中的“面子”的底线的不一致。就好像，《辑校万历起居注》所记载的，万历对张居正说：“国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对同样是辅臣的吕调阳等说：“凡事都赖张先生公忠辅佐……大事还待先生来行。”[17]同样在别人眼中的辅政大臣，无论首辅，次辅之分，其相对地位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在神宗皇帝的眼中则更为器重张居正，就会导致张居正和其他辅臣的实际地位出现较大的偏差，吕调阳等辅臣就会处于相对张居正的“低位”情况。

何自然和陈新仁(2004)在探讨面子原则上，特别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礼貌原则的渗透影响：

1. 敬意, 如尊重、协商、和善等。

2. 体谅, 多为对方考虑, 尽量体谅对方难处, 少给对方添麻烦。

热情原则, 忌冷淡随便。[18]我只看出了神宗皇帝对于“师长”“首辅”的尊重，并没有看出对于其他辅臣的敬重之意，“凡事都赖张先生”“大事还待先生来行”无不体验了他对于其他辅臣的不信任之感。所以说神宗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他是处于“绝对高位”上的，他可以对“相对低位”的众位大臣予以不同程度的个人态度，他们的社会距离也许是贴近的，但是社会地位的高度差使得神宗皇帝可以违背礼貌原则，而去遵循他自己的原则，也就是他凭喜怒哀乐的情绪化言行来对待他人。

那么为什么在地位尊崇的万历帝看来，同样处于“低位”的张居正会得到不一样的对待呢?这就牵扯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了，作为帝师，张居正本就与万历关系亲近，再有以先帝托孤的身份辅政，张居正就集全了“父命”、“师命”于一身了。其最终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万历与他的社会距离急剧缩减，他与其他大臣的“面子”底线的差距也就来源于此。长时间的“社会距离”的差距会引发个人地位在万历心中的变化，那么平常的礼貌原则也就不再适用于其他大臣。

在其他辅政大臣对于张居正丁忧还乡过多的干涉下，他们的“言语行为”已足以让万历对他们产生距离感，实际上他们已经全部将“面子”理论的三大威胁占据全了。于此情况下，我们看不到万历产生对于辅政大臣的尊重也是必然结果，万历采取的强硬警告话语，也会让其他辅臣进一步认识到与张居正的地位差距。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哪怕在社会看来地位一致的人，也会在别人心目中的“相对”比较中产生差距，甚至于超过了社会底层与上层的差距。

（二）绝对权力带来的“谨慎”交流

礼貌原则下被Leech分为了“反语准则”和“玩笑准则”。[19]反语准则往往是以激进的，乃至侮辱性的词汇去表达他的意思，看上去（至少是表面上）是遵循了礼貌原则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判断发话者的本来意思，很容易曲解他的本来意思。玩笑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交际双方的关系，因为发话者会用及其不礼貌，或者说对于受话人来说是冒犯的词语。依《明史·王锡爵传》所说，顾宪成于万历十四年秋入京补官时的对话：

王锡爵问：“公家居久，知都下近来有一异事乎？”

顾宪成请教道：“愿闻之。”

王锡爵说：“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不亦异乎！”

顾宪成回答：“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20]（P783-793）

这只是俩人对于朝堂之上的问题的探讨，但是未免太过于“大逆不道”，至少在当时来说是需要承担大罪的。假设俩人并不是亲密无间的官场“盟友”，而是普通的官员在探讨官场问题，那王锡爵明目张胆指出官场时弊的问题时，顾宪成有很大几率是去告发他，而不是顺着话往下补充。《辑校万历起居注》中同样的私下会面，万历与申时行的“交心”话语却太过敷衍：

上云：“先生每是亲近之臣，朕有举动，先生每还知道些，那有是事？”

时行对云：“九重深邃，宫闱秘密，臣等也不能详知，何况疏远小臣?只是轻信讹言，不足计较。”[21]

作为首辅，与万历皇帝的关系可谓亲近，但是还是达不到亲密无间的态度，申时行又怎么敢真的顺着皇帝的意思表明自己“宫闱秘密”都还知道些，这会给皇帝留下被监控的感觉。只是委婉的说“不能详知”，这就给自己留下充足的回旋空间，毕竟自己并没有交代对宫闱之事有多了解。哪怕万历是在诚心发问，申时行也不敢诚心回答，他们与王顾二人最大的区别就是绝对权力与相对权力的区别。在交际双方的地位高低是绝对之时，他们的交际态度势必有一方受到另一方的影响，这不是关系亲疏可以弥补的。

当然, 判断一句礼貌语是否诚挚, 是应该考虑多种因素的, 既涉及讲话者和受话者的关系疏密、地位高低、尊卑辈分、年龄长幼等因素, 也同交际场合、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相关。[22]但是这些关系之间都有一定承受限度，当某一限度被无限放大时，将其连接起来的线也就变得脆弱无比，就像万历和申时行一样，小心翼翼的维护这根随时都可能断的线，也就不可能完全遵循这一规则来进行交际了。

三、言语行为的多变性

言语行为理论最初由英国语言学家奥斯汀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他认为语言不仅具有描述、报道的功能,还具有施行的功能。[23]发话者时通过对于对于头脑中的意向性的阐述，用“语言”这一外界形式去表达头脑中的想法。

就如同“X财政部宣称它所发行的流通券是法定货币时,它便创造了法定货币,就像一个述行语一样。因为它创造了他所描述的事实”[24]

（一）隐晦的语言艺术

隐晦的表达实际上就是发话者在模糊，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何兆熊在《新编语用学概要》在现实的言语交际中, 为了达到某种交际目的, 人们说话并不总是说什么就意味什么, 话语的字面意义和说话的真正意图并不总是一致的,人们常常通过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含蓄、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25]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万历年间，朝堂上下都需要注意的说话前提就是所谓的政治敏感性。纵使要去攻击其他大臣，大多数时候也只是隐晦的暗示，少有直接了当的去揭露其他人的过失。如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万历遇刺一事，《辑校万历起居注》记载张居正的看法。万历元年二十二日，张居正对万历说，“前因星象示异，臣等已面奏”“进果有此”，这已是埋下为自己开脱的引子了，已是暗示万历皇帝我的言论时经过上天警示过的。而后又说：“观其挟刃直上，其造蓄逆谋，殆非一日，中间又必有主使之人。”[26]（P6-7）这是完全将一些模糊的话语参杂在一些已经证明出现的事物中，营造了似是而非的环境。这个言语行为可以极大舒缓万历皇帝及其他大臣的过激反应，不会显得张居正暗指主使之人的强烈目的性。

事实上，隐晦的表达就是利用这个模糊的话语来达到隐藏目的了。王莹在《用模糊策略在言语交际中的运用》又明确的解释：“所谓语用模糊指的是说话人在某一情境或上下文中所使用的带有不确定性的、模糊的、间接的话语表述形式。”正是利用了模糊话语中的隐晦性，张居正才得以在不过分暴露自己内心所求的情况下，在某种程度上去引导万历皇帝依照他的意思来行事。

（二）“明知故问”的言语行为

（李锋，2018）在特定语境下, 由于“明知故问”是发话人用来表明自己态度的手段, 并非用于真正的提问, 并不期待得到听话人的回答。很多时候，在我们表达强烈的语言情感时，就会用到“明知故问”的言语行为。[27]《辑校万历起居注》记载万历十六年二月初一，司礼监太监张诚拿着《贞观政要》问：“上问先生（阁臣们），魏征何如人。”这其实早有论断了，魏征就是一个诤臣，但是神宗皇帝就是要让张诚去对一群饱学之士发出这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处于皇帝与臣子问答这一特殊的环境下，大臣们纵使知道也要顺着神宗的话往下说，但是他们不会推倒前人的话去另辟捷径，而是会顺着《贞观政要》的言论往下说，因为他们事先并不知道神宗想要表达什么，只能依照简单的方法应答。

就是“明知故问”的语用含意具有“可取消性”。所谓可取消性或者说可废除性 , 是指会话含意可能会随语境的变化而消失或改变[28]

其实“明知故问”的言语行为时有可选择性的，你可以从字面上理解它，也可以往深处追究深层次的意义或者表达内容。例如《辑校万历起居注》记载的：

神宗责问申时行：“先生何比小臣也？”

申时行回答：“同官列臣名，实无预焉。”

堂堂首辅，不会连情况都不知道就被人利用的，只是申时行理解了神宗的敲打之意，强势的地位让神宗皇帝的深层次意思能被申时行品味出来，实际情况就是神宗给申时行首辅地位的一个面子的缓冲，给予它重新站队的机会。

与此同时, 作为疑问句, 表面上发话者人是在征求或探询对方的看法, 实际上是将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隐藏于问句中, 有助于降低言语行为的强加性, 同时也增强话语的可接受性, 使话语显得更加得体和礼貌。[28]这就是所谓的政治上的委婉表达，就算是大家都知道“明知故问”的，申时行是站在臣子的立场思考问题，但是也要将他委婉的脱离出大臣们的势力群体。

四、结语

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目的就是服务于交际的双方。虽然前人总结出了五大原则，但是我们并不会去完全遵守里面的行为规范，那无异于是一个木头人在照本宣科。我们所思所想，所做之事就不再是书上简单的表达，我们需要以动态化的思想去思考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会带来什么影响。

一个朝代的事并不能全方面的诠释语用学的深度，但是它至少给了我论述的角度和理论的真实反应。就好像前言所说的“礼貌准则”一样，都是在不断的发展，补充下才逐渐被我们认同的，语用学不一定展示了这个时期多变的言语行为，但是这期间所记录下来的言行，一定可以给予我们对话技巧上的经验。

语用角度下的万历朝，不单单是一部文学史，古代史，还是一部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一部语言研究材料。我们可以在其中穿越语言的密林找到在史料中鲜活的语用现象，这不仅对丰富语用学的研究，也对研究历史、文化提供了一个可资开拓的方向。

它能让我们的交际能力得到进步，我们可以清晰的对交际对象进行简单的分析，哪怕知识水平、关系疏密、地位高低、尊卑辈分、年龄长幼都不尽相同，交际场合、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也有所差别，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建造属于自己的语用技巧，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这个道理。

参考文献

[01] Goffman, E. (1967) . Interactional Ritual: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New York:Doubleday and Company.

[02][19]Leech, G. N. (1983) .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Longman.

[03]Levinson.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04]南炳文吴彦玲.《辑校万历起居注》[J].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11

[05] [明]申时行.明会典:卷四十三[C]//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06] [明]叶向高.乞休第六十一疏.御选明臣奏议:卷三十五[C]//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07][08]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万历起居注》[J].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124，592

[09] 格赖斯.言辞用法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26.

[10] 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M].第三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11] 谈迁:《国榷》, 卷69, 万历三年四月壬申。

[12]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万历起居注》[J].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218-219

[13]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万历起居注》[J].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174-190

[14] 《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

[15] 郭卫平.公共媒体语言中违反合作原则的会话含意推导[J].戏剧之家,2019(34):228-229.

[16] 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17] Leech, G. N. (1983) .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Longman.

[18] 《明史》卷二一八，王锡爵传

[20]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万历起居注》[J].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783-793

[21] 何自然, 陈新仁.当代语用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22] 王丽娜,彭漪.试论言语交际中礼貌与诚挚的关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02):15-16.

[23] J.L.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M].杨玉成,赵京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4] 约翰·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实在世界中的哲学[M].李步楼,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5] 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26]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万历起居注》[J].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6-7

[27] 王莹.语用模糊策略在言语交际中的运用[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02):155-156+160.

[28] 何自然, 陈新仁.当代语用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29] 李锋.“明知故问”言语行为的语用推论及理解[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6(04):9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