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书生形象比较研究

摘要

《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作为我国古典文言小说的代表作品，在林林总总的人物中，书生的形象十分突出，构成了两类作品中的特殊群体，非常值得注意。以“书生”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在《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刻画书生形象之异同，两书中的书生在经济状况和生存地位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而纪昀与蒲松龄两人的创作心态和创作观念都有所不同。《聊斋志异》成文于蒲松龄落魄的中后期，他的创作心态是忧愁苦闷和孤独的，因此对当时下层书生的真实境遇和生存状态更感同身受，因而为当时文人们构建了理想的结局。而纪昀本人平步青云，位极人臣，他的创作心态则是“劝”大于“惩”，劝导世人摒弃恶习，一心向善。由于叙述主体身份地位的差异，最终也决定了彼此笔下书生形象所表达思想性质的不同。

关键词：《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书生形象；创作观念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阅微》），是两部中国清代古典小说。虽然《阅微》是当时纪昀反《聊斋》同时呈现了清代社会生活的大图景，揭示了各种丑恶现象、批判和深刻的社会意识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社会认知意义。《阅微》和《聊斋》都在其书中刻画了很多书生形象，但两书中刻画的书生形象又有较大差异，以下将对书生形象的类型、形象比较和塑造不同书生形象的创作心理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阅微》和《聊斋》中的不同书生形象类型

（一）《阅微》中的书生形象类型

《阅微》包括了一大批儒生，他们性格各异。根据儒家学生的主要特点，为了尽可能完整、客观地展示各种儒家境界，他们主要有儒家、儒家、腐败儒家、伪儒家等四位书生。它被分为不同类型的图像。

1.修身守礼的正儒书生

修身守礼的正儒书生在其笔下多为学识精纯的儒者形象，其典型特征是“循礼容情”。作为礼法的践行者，他们自身表现出清贫自首、拙朴如常以及责己恕人等良好品性来，更注重的是内在的修养与自己坚守的道义。在《阅微》中下层书生的谋生方式都与自己读书人的本业结合得十分紧密，绝大部分以塾师为业。他们大多不得不整日为微薄的报酬而奔波，生活难以得到保障。流行于清代的《解人颐》曾戏谑“乡愚凡事肯费钱，独至延师训子，偏十分吝惜”[1]，因而其多代表内心秉持正义，克己复礼，不以理逼人且年龄较大的儒者。但是他们通常都是作者的师友长辈者，如及孺爱、许南金、申谦居等人。

2.不拘礼法、放浪形骸的散儒书生

在《阅微》全书中的下层书生文人，此类书生多为求取功名的读书人，他们既学习程朱理学，又因为自身的轻佻自负性格，而导出逛妓院、恋娈童、戏老师、戏神佛、与鬼斗、与狐闹……面对美色和财富的诱惑往往密实性质，因自身好奇、恋色和贪财而备受惩罚[2]。纪昀很少描绘他们的正面形象，更多的是记录他们的道德败坏。纪昀在书中对他们非常不满，并做了大量的讽刺。这种行为被抑制了，作家阶层的等级立刻下降。下层社会的作家无法通过考试进入上层社会，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对他们的尊重一次又一次地下降，以往的求学修身更多只剩下了求取功名，好多年轻的书生并未真正理解经义要问即奔走求学。《阅微》对此进行了特别描写，塑造了一类游离于“礼”、“欲望”之间，放浪形骸的散儒书生形象。

3.迂腐、刻板的腐儒书生

明清时期的科举走向衰败式微，此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类读书人，他们十分迂腐、刻板，且有固执守旧、难知变通，这种既自负又无知的态度使得他们在现实中处处碰壁[3]。在《阅微》里这类“腐儒”，整日耽于书本，且不善治生。一旦在读书为官上难以出头，直接将自己的生活打入死胡同中。如董华到了穷途末路之际，甚至将妻贱卖给有钱人以求取食物，救济自己的母亲；文丐富有才华却沦为乞丐。这类人而特别自以为是，不通情理，心中只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圣贤之言，深处下层还于不自知。如《滦阳消夏录》（五）24则中的两书生鬼为诗打斗，《姑妄听之》（二）53则中狂生遇到别人指摘诗文，与人争执打斗。

4.心怀私念、自命清高的伪儒书生

“伪儒”书生在《阅微》中对外是一派谦谦君子风范，实施尊奉诸子圣贤之言，但暗地里却心怀恶念，自命清高，并做出有辱斯文之事。如《姑妄听之》（二）第35章(2)中，“性乖张，所以仪式可以用来惩罚残忍的仪式中的学生，”他说，当学生遭受痛苦时，他们假装成狐狸，并获得性饥渴的妓女来勾引老师，且终至“自负衣装遁矣”[4]。另外他们还喜欢故作高深，附庸风雅。如在《如是我闻》（一）58则中有一游士在万柳堂借居，并刻意通过许多名玩、书画装饰住所，同时还焚香、弹琴来粉饰自己，但最后其结交的都是“高轩驷马”的权贵之徒，由此可以窥见其为了结交权贵俗人而故作清雅的虚伪嘴脸。

因此，表面上的分歧、虚假的典雅和傲慢都是假儒家的具体表现，这些人学习儒家经典，但他们只是表面看起来像书生，却失去了作为儒者的心。

（二）《聊斋》中书生形象类型

《聊斋》中出现的不同精神状态的书生正是这种科举制度所创造的社会的具体体现，聊斋书生的形象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重情重义的痴情书生

《聊斋》中的部分书生十分重情重义，他们为了红颜知己的性命而敢于抛弃个人安危，愿意付出一切换取爱人的幸福。如《阿宝》的主人公孙子楚尽管出身低贱，却真情待人，结局里其灵魂随其而去，还化为鹦鹉依偎在其左右不离不弃；《连城》里的乔生则愿意为心上人的性命而割去心头之肉[5]；《娇娜》的孔生与皇甫生彼此亦师亦友，哪怕最后面临雷霆之灾，也敢于以身作护，保护娇娜一家安危。这些重情重义的书生均是其笔下“仁爱”之人的化身[6]。

2.不仁不义的薄凉书生

这类书生都是忘恩负义、见异思迁的反面典例。如《武孝廉》的石某不但喜新厌旧，而且其忘恩负义，面对舍身相许的狐妇却不仁不义，丧尽天良；《韦公子》因为有钱有势，变纵情声色场所，并且为掩饰自身丑行而毒死亲生女儿；再如《丑狐》中的穆生因为忘恩负义最后家贫如洗；《阿霞》的景生也在始乱终弃之后而出现“卵覆而鸟亦飞”的悲惨下场。从此中也可知道《聊斋》中多为忘恩负义的书生，最终遭到因果报应[7]。这些薄凉书生会遭受报应，也是因为他们的忘恩负义等行径，最终才导致自食恶果，落到此种境地，也不得不让人感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3.有勇有谋、为不平而鸣的书生

《聊斋》的底层作家往往生活贫困，如《侠女》中的金陵顾生“有经验的人才，他的家庭是贫穷的”以至于“行年二十有五，伉俪犹虚”；《雷曹》中的夏平子年轻时为人所知，但不幸染上瘟疫却“家境贫寒，不能下葬”；《丑狐》中的穆生“家清贫，冬无絮衣”……《聊斋》中潦倒的下层文人比比皆是，他们被社会嘲弄地称为“穷秀才”或者“穷措大”，他们在背负沉重经济负担的同时还要遭受他人折辱[8]。在艰苦的生存境遇下，该类书生则表现得有勇有谋，他们尽管出身贫苦，但却敢于为了心中道义向黑暗势力做出抗争。像《席方平》就不为艰难险阻，千辛万苦的为父伸冤，为其沉冤昭雪，为读者刻画了一个不向恶势力屈服，且敢于反抗封建统治的书生形象；《向杲》中讲述了向杲因寻求正规法律程序无果，恰逢一方士赠与道袍，遂变成老虎而咬死庄公子报仇雪恨的故事，这些都是当时为不平而鸣，为大义而争的反抗者形象[9]。

4.懦弱胆小、女性化的书生

《聊斋》中的下层文人，地位处境十分尴尬。“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慕其功名也，报身家而已”，在《聊斋》中，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常常因为不公正而入狱，也没有享受到与其相适应的政治特权。除了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以外，下层文人常常处于被轻视的境地。置身于这种生存境地，书中也有一些书生对女性有明显的偏好。这些书生虽是男子，但他们既不负责也不愿意负责。他们不仅胆小、害怕，而且在被欺负的时候往往非常自私，即便受到欺负也多表现出怯懦自私的面孔。文中多用女性特有的词句来描写他们，如在《嘉平公子》中描写嘉平公子“风仪秀美”，在《素秋》中俞恂九“时见对户一少年出，美如冠玉”，这也是生活的女人，另外，他们在为人处世上也带着女性化的特征。《胭脂》中鄂生因其懦弱胆小，即便被人诬陷也愿意屈打成招；再如在《香玉》中的黄生因意外痛失所爱，只有抱怨游客以及作哭花诗，每天去花穴前哭哭啼啼。

二、《阅微》与《聊斋》书生形象之比较

（一）书生形象塑造共性分析

《阅微》和《聊斋》中书生形象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对糟糕的学术风格的否认和对积极的事业的渴望。特别是在《聊斋·阿宝》的结语中，作者阐述了自己对“愚蠢” “痴”的看法：

“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无成者，皆自谓其不痴者也。且如粉花荡产，卢雉倾家，顾痴人事哉！以是知慧黠而过，乃是真痴，彼孙子何痴乎？”[10]

这里作者将痴情与嫖妓、赌博这些陋习加以区别，在对晚明反理学异端思想的继承中又加以斧正，并通过继承明末反儒学的异端思想进行了矫正，矫正了其有说服力和无意义的方面。在这一变化中，蒲松龄和纪昀克服了儒家科学的伦理，否定了主要表现为轻浮、贪婪和贪财的坏道德。纪昀在批判儒家思想时，指出其特点之一是轻狂的欲望。同样的，蒲松龄虽然也赞赏痴情这一特质，却不支持这些轻浮的跳高者，而是施以严厉的惩罚。可以说这种重利轻义的陋习无论在纪昀还是蒲松龄眼中都是无法容忍的[11]。另一方面，从两本书创作年代而言，读书、从政是儒家的人生理想，因此，科举生活就成了《阅微》和《聊斋》中儒生的重要任务，两位作者对儒家思想背后隐藏的问题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以纪昀为例，他必须选择人才，鼓励儒生当官；而蒲松龄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书生，一生致力于事业。两人虽然有不同的起点，但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一样的。

（二）书生形象差异之比较

1.对书生品性道德态度的塑造差异

《阅微》高度重视书生的道德自律，批判那些在道德上挣扎的书生，尤其是因为他们的痛苦，主要表现在他们私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揭示了书生学习的随机性，面对缺乏自尊的书生，作者对其丑恶嘴脸予以揭露。有些人睡眼惺忪，一有冲劲就“大作威福”，作者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了批判“炼形甫成，毫无幻术，而肆然侮人以取祸”(《滦阳续录》二)。“有塾师，讲程朱之学”，貌似清高不求物质利益，却昧人钱财，终于被作弄(《滦阳消夏录》二)；选人耽色利财甘受狐辱，最终被狐抛弃(《姑妄听之》二)。而针对言行不一之人，做更是假借鬼神手段对其予以惩处。“司命已录之”，“于禄有妨”(《滦阳消夏录》一)；学究呵责群鬼，群鬼让他得意了几天，最后，他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名誉，而且失去了自己的经济收入(《滦阳消夏录》五)；有些人不承认这是一个正确的或错误的标准，而云:“胜负乌有常也?”以忠厚自许的老于幕府者“刀笔舞文”，“遂使凶残漏网，白骨沉冤”，终于逃脱不了厉鬼相仇(《如是我闻》三)。在作者所描写的文学作品中，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道德败坏的程度成正比，揭露可谓入木三分[12]。

相比之下，《聊斋》则显然显得更为温和一些，主要以褒奖为主。客观地说，《聊斋》中有一部分儒生道德沦丧的，如《霍生》中的霍生造口气孔导致自杀的他朋友的妻子自尽；《瞳仁语》中的方栋轻浮的欲望蒙蔽。但总的来说,儒家积极的形象仍然占主导，是作者的表扬对象。虔诚信仰、慈善事业、正义、信仰等一系列特质都包含了蒲松龄的情感，感染了无数的读者。例如，来自《褚生》是一个优秀的道德和诚实的老师，知识渊博，照顾学生。蒲松龄指出，他是一个“越之宿儒”，每当他遇到一个聪明、勤奋的学生时，他都会“尤器重之”。为了能够平静地学习,当他知道学生的家庭很困难,无法学习,他返回学费一样他喜欢学生当他还是个孩子,并尊重好学校老师给我免费食物和住宿。蒲松龄的结局是，这个学生的灵魂重生为陆家，他最小的孩子，13岁就表现出惊为天人的一面。另一个例子，当谈到一个书生的梦想，蒲松龄与纪昀采取了相反的立场：蒲松龄一直在贫困和失望中挣扎，所以他把他的想象力在《聊斋》里完善，现实价值的丧失转化为一种工作的幻觉，以平复孤独的心境，弥补现实的不足。蒲松龄对所谓的科学与爱情的失落做了最全面的诠释。蒲松龄可以说是赞扬了儒家朴素的道德，可以说，蒲松龄赞扬“仁义诚信”。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儒生之所以低人一等，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却保留着淳朴人性的美[13]。

2.对书生气质特征的塑造差异

在书生的性格特征上，《聊斋》书生的性格特征多为“痴”为主，《阅微》中的书生则以“散”为主。在《聊斋》的语境中，这被描述为“执着和投入”。这些“傻瓜”不笨，但很聪明。例如。如《阿宝》中孙子楚为爱断枝指、《连城》中乔生为爱割膺、《婴宁》中王子服遇到婴宁后茶饭不思、《阿绣》中刘子固珍藏印有阿绣舌痕的香粉包……作者通过自己真实的情感，在触碰彼岸的方式上投入了大量的笔墨[14]。在事业方面，小说也塑造了一群对事业狂热且无怨无悔的，对这些书生来说，他们的生活意义是平凡的，要进入官僚机构，要有耐心，至死不悔的“科举迷”。对于这些书生来说，其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中举，为了入仕，坚持不懈、苦读不辍。《连锁》中的杨于畏、《甄后》一文中的刘仲堪，就是其中的典例，除了努力学习，还有对美德的执著。最著名的《叶生》以鬼魂求仕和《司文郎》中宋生死后将自己的科举梦寄托在恩人王平子身上[15]。与此相反，《阅微》书生的特征是“离散”。在笔记中很难看到年轻的书生们彼此依恋，被恶毒、轻浮的人取代。如《滦阳消夏录》（一）的天津孝廉、《如是我闻》（一）中的江西孝廉。简言之，《聊斋》书生与狐女郎之间的爱情更强调“情真意切”，《阅微》书生与狐女郎之间的爱情更强调“有性无情”。纪昀从主观上并不想让书生陷入虚幻的感情漩涡当中，因为这些幻想对于书生来说除了可以获得短暂的慰藉之外，还会麻痹其神经、不思进取而耽于幻想，这对于书生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3.对“穷书生”不同认识的塑造差异

对于封建时代的儒生而言，参与帝国审判对封建儒家来说很常见，但事实上“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过一二人”。在《聊斋》和《阅微》都有这些“穷儒”的参与，但两位作者的出发点不同。《阅微》以“穷”为“穷儒”，分析“穷”的成因，展示“穷”的影响。另一方面，纪昀则真实地说明了儒生的贫困。《滦阳续录》（五）22 则中写道沧州董华在沧州学习书少，被排除在其他地方，他曾为了中州的独立卖过药；在41则的中州李生被附在他公公的房子里，在街上卖过药，绿林附在小贩的秘书身上，他的结局又一次被士兵和土匪所动摇。《聊斋》则着重从“名利”和“富贵”两个方面寻找“穷儒”的出路。作者用他的奇迹实现了许多可怜的儒家梦想。例如，《叶生》利用鬼魂来填补世界上未实现的欲望，或者参加黑社会远征来赚取学分，并在让·费耶将军的帮助下加入黑社会远征到魔鬼的魔鬼。当功名不可得时，作者又退而求其次，为“穷儒”设置“富贵”的出路。如《雷曹》中的乐云鹤、《房文淑》中的邓成德、《黄英》中的马子才、《任秀》中的任秀。纪昀与蒲松龄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在儒家“努力”与“命运”两个因素中的不同角色，一个强调后者，另一个强调前者。作为考生，蒲松龄可以更好地理解第一人称的悲伤，但他对主考官的态度似乎比较极端，这是由于主观情绪过多造成的[16]。

综上而言，有两个非常不同的观点，如儒家的特点、作者的评价，以及如何看待穷人儒家。究其原因，主要与两个不同的起源有关，纪昀考官、学者、老人等都发现，他们对书生的学术作风和学术素养较差有了较为冷静的认识；蒲松龄落第考生、人才和年轻人的身份，使他更关注排名较低的人。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立场，但他们都以独特的视角来诠释清代儒学的微妙之处。

三、《阅微》和《聊斋》塑造书生形象的不同创作心理

（一）创作心态之差异

人的心态包括创作心态，与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这两部小说都出现在清朝时期，有着相似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但两位作家在性格、地位和生活经历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1. 《聊斋》之忧愤创作心态

将蒲松龄的一生与聊斋书生的命运进行比较，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聊斋书生是蒲松龄在实践层面上的真实反映。《聊斋》出自蒲松龄身处逆境的时期，逆境中时常笼罩着他的心态就是他创作《聊斋》的主导心态：一是无法自我实现的压抑导致的怨愤不平；二是孤身谋生无人心灵相通的孤寂无助。

蒲松龄在30岁左右，对自己的才华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这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至今仍在《聊斋》中有所体现，许多学者以他们的青少年为荣。到处都有“入泮”的神童比比皆是，如《青娥》中的霍桓、《婴宁》中的王子服等等。而后受聘作幕宾以及几十年的坐馆生涯，进而屡试屡败愁贫的境遇从此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多年久试不第、怀才不遇，使他的愤懑之情压抑不住的喷薄而出，在《罗刹海市》一章的末尾进一步哀叹道：“彼陵阳痴子，将抱连城玉向何处哭也?”

总的来说，蒲松龄的一生是被抛弃和堕落的，他是一个文学上的朋友。正因为如此，他对低水平书生的现实有着深刻的理解。为了表达怨恨，他用美丽的花朵将自己的经历理想化、浪漫化。这些冷酷、美丽、有才华、失望和悲伤的书生们给古往今来的每个人都带来了一个美好的结局。

2.《阅微》之劝惩创作心态

纪昀是幸运的，他不仅因为科举而成为官僚学者，还因为他的才能和知识获得了乾隆的支持。他进入翰林，充军机、任总篡官，可谓是平步青云，位极人臣。

《阅微》是纪昀在66岁到75岁之间创作的，“无复当年之意兴”确是事实，从“消夏”、“姑妄”等词的选择也体现了他的创造性———“消遣”。纪昀说得很清楚，《姑妄听之》之成书缘以“消遣岁月”，此前的《滦阳消夏录》等也是如此。纪昀的身心还不能完全投入到《滦阳消夏录》的创作中去。他不重视 “小说稗官”，更没把《滦阳消夏录》当成“著述”，只是为了“消夏”而已。因此，纪昀《阅微》的创作心态首先是一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劝惩”心态，对社会民众进行说教，对某些不合理制度提出修正，但这都是纪昀作为高层士大夫所提出的建议和要求，他的心态中“劝”是多于“惩”的。另外，纪昀生活的时代，世风世情，并没有比蒲松龄时代有所改善，纪昀对此认识得十分清楚，又十分忧虑。因此，通过小说的创作纪昀来劝导世人摒弃恶习，一心向善，回归到圣人所倡导的境界中来。

（二）创作观念的区别

1.《阅微》的“文化情结”

《阅微》对作家的批评并不是建立在“文人相轻”的旧俗之上，他重申了主考人的观点：“每逢一士佳，如获百朋锡。”作者亦未以成败论英雄。无论是褒扬文人，娱乐读书人，考过读书人的微，还是考过皇帝的科举，他的第一个人生是坎坷的，是令人羡慕的，是屈辱的，这取决于他的精神形象。结果发现，问题的根源是“道学弥尊，科甲弥重”，甚至不能逃避禁忌，以他的两位祖先为典型的反面例子。“当生死之间呼吸，当无法发送，唯一的方法是验证古籍的真伪:“死生呼吸，间不容发之际，尚考证古书之真伪，岂非惟知读书不预外事之故也!”

通过纪昀对各种文学材料的评析，我们发现《阅微》不仅是理论层面上的纯逻辑的综合分析，而且是生活本身的综合分析。从生活的角度来看，他完美地反映了作者的分析和综合，区分推理是作者智力的一种游戏。

这项工作需要那些不能成为官员的作家用他们的知识来提高，而不是用他们的权力，“文章达世用，所冀为国损。经济缅忠定，道德尊考亭”[17]。借鬼神之口，作者通过《滦阳消夏录》五中表明对文人的要求高于:“彼蠢蠢如鹿豕，何足于较?汝读书而不知礼乎?”《阅微》点到了当时社会现象的一个突出特点:“一千多年来，帝国的考试制度密切关注着对书生的形式和精神的控制，对书生的折磨，对书生的毁灭，则可谓无微不至。科举下一般士人的品质，实在比农民差得多”[18]。作者分析的原因是“盖明万历以后，儒者早年攻八比，晚年讲心学，即尽一生之能事，故征实之事全荒也”(《槐西杂志》二)，明确指出《阅微》中文是由帝国测试系统创造的黑暗或肮脏的部分。然而，作者忽视了作者所处的社会，尤其是破坏了作者人格的政治制度，并对作者的种种不端行为轻描淡写。这对那个时代的作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公。

2.《聊斋》的“平民意识”

《聊斋》的“平民意识”与纪昀一样，蒲松龄自然亦称得上文人学者。在他的生活中，他无法通过科举考试，但他依然一直笔耕不辍。除了《聊斋》以外，他还写了大量的诗歌、词语、俚语、序言、稀松的题词、结婚公告和祭祀。而且其文“卓乎成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他与纪昀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科举探索的失败，使他不能像纪昀那样骤跻清华，而只能蛰居乡野，留在乡下陪伴，除了“郢中诗社”的落第书生如张历友、李希梅、赵月麓等人外，他的朋友大多是村里的老百姓。此外，通过长期的交流，感受到了平民的苦难，有意扮演平民的“代言人”，走近人民，关注他们的命运，深刻地反映了同样的经历。大众的生活状态传达了他们的喜悦和悲伤，讲述了他们为生存而挣扎的各种困难，描绘了他们在无助的现实面前崛起的微弱希望。

攻击社会的现实和客观地显示较低的人的痛苦的情况,他也用狐妖和鬼怪的世界艺术为大众创造理想的梦想：腐烂人们早已被官员希望他们提醒别人，去惩罚他们。对他们来说，《王者》使人们幸福，而致富的愿望是下层社会人们的共同愿望。大多数学者都想取得成就和成就，也就是把《陆判》中的陆判为愚钝书生“湔肠伐胃”，使士子“科试冠军，秋闱果中经元”。传统的主题是做好事和停止坏行为，以平静好人的灵魂，现在仍然被注意到：“挥霍好义，喜放生，见猎者获禽，辄不惜重直买释之”的陕西拔贡安幼舆不仅赢得了美丽的花姑子的感情，还得益于花姑子，也是在危机中受益于“起生死肉白骨”(《花姑子》)。至于说，士子邂逅美女、美女光顾寒舍更是满足了青灯精下挑灯苦读的寒士们虚幻的情欲—这些描绘尽管是虚幻的，但它的确表达了平民的理想与愿望，传达出了广大百姓的心声，淋漓尽致展示出了蒲松龄的“平民意识”。

总体来看，尽管《阅微》的有些篇章亦反映了下层百姓的某些愿望与要求，如对某些社会弊端的揭露与抨击、对百姓生存境遇的关心等等，但从根本上来说，纪昀与蒲松龄的立场观点是有区别的。纪昀之行为是封建统治。作为一个开明的封建官僚，他提出改进士大夫的建议和要求，全书中他的创作心态都是劝告多过惩罚。而蒲松龄则是以一个乡野落魄书生的身份，以自己一个受害者的地位，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提出的控诉与抗议。两书中叙述主体身份地位的差异，决定了彼此所表达思想性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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