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朱子语类·论文》看南宋语录体文话的内涵与特征

摘要：宋朝诗词沿着唐朝诗词的道路发展的，但由于宋朝社会相对于唐朝来说要言路环境宽送的多，推动了文化的繁荣，“语录体”这个传统的散文体在广大学子里更加流行起来，它不但体现出不拘一格的文学生命力，而且也对宋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以朱熹的《朱子语类》的一三九和一四零两卷“论文”的内容为研究对象，从文献出发，通过分析朱熹在《朱子语类·论文》中的观点，以其为例进行提炼和归纳朱熹的文学理论，从而研究南宋语录体文话的内涵及特征。通过对南宋文话《朱子语类·论文》的具体分析，大致了解南宋语录体文话的基本形式和内容；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朱熹文话理论的分析，深入认识理学家的学术思想和文论主张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对语录体文话形式特征的把握，比较全面了解这一特殊文话形式的时代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语录体朱熹《朱子语类》

绪论

语录体是一种特殊的著述体式，也是一种有着古老传统的著述方式。在古代，“语录”是社交语言生活实践（如演讲、宣教和道教）的言语产物，是某人或某个团体的讲话的记录或者摘录，“语录”就是通过学子或信众对师长言行的记录，亦或是摘录的方式呈现的，其内容往往与师长的训诫互相参照，其结构与形式依靠和“语录”所记录内容的互文所得出的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就形成了我们常说的“语录体”。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语言与行文都力求狂欢化，“语录”的概念在历史上已经扩展到从最高圣人的论述到每个人都能产生和发布的信息。在中国传统文学史上，“语录体”是极其重要且独具特色的一种文体。它从内容上往往不拘一格，哪怕只记录只言片语，也可不重文墨，不论章回语法，往往上下文在语义上没有任何联系，有可能是门人弟子对师长言行的记录，也可能是信众对佛法、道法的参悟，我国传统的几大派系读本中都出现过“语录体”的表达形式，但是，对其记录内容编纂成集，像大儒高僧的著作经典一般在学子或信众中间广为流传的现象一经出现，就成为了我国文学史上值得关注的学术

本文将通过中国古代语录体的发展历程及其时代特征、朱熹的文学理论成就概况、《朱子语类·论文》的艺术特征和《朱子语类·论文》的思想内涵等方面来详细阐述南宋语录体文话的内涵与特征。

一、中国古代语录体的发展历程及其时代特征

纵观我国文学发展历程，先秦时期出现的诸子语录、唐朝出现的禅宗语录、宋朝出现的宋代语录以及近代的红色革命语录，均有清晰的社会环境变革的轨迹，本文以下阐述中将试着将不同历史时期的“语录体”加以梳理，力求呈现出其在不同的发展历程及其时代特征。

(一)先秦诸子语录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天子的统治仅名存却实亡，礼乐制度逐渐瓦解崩塌，社会阶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最初生活在下层阶级的“士”阶层迅速扩大，上层贵族的教育制度也逐渐衰败。孔子是春秋末期新兴的“士”阶层的代表人物，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曾创办私学，亲临学馆文舍，于当时率先指出，育人当不问出身贵贱，无分贫穷富贵，并于当时广收门徒，纳入万千寒门学子，成为有教无类的典范；他主张对学子应不拘一格、因材施教。真正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打破了上层统治阶级的教育资源垄断的“学在官府”，并推动了“学术上的下移”，促进了以“士”为主的民间社会阶层的教育发展。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新出现的私学中有这么一条最具代表性的教学理念那就是“述而不作”，即夫子在讲学中只引用前人的观点，不加入自己的创作，语录体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被后世尊称为朱子的南宋朱熹对其理解为，当今学子对先贤的文章要多加叙述和揣摩，以求尽得大儒文学精髓，切勿妄说妄论，推崇前人的贤事。私学兴起后，先秦时期，孔子门下弟子三千，他们推崇“述而不作”这种教学理念，其众多门人弟子在聆听孔子讲学时各有所学，当孔子离世之后，门人弟子们对当年的语录进行编纂并流传下来，其内容经过精心晒选，记录了当时孔子讲学中最为精彩的片段、对话及其观点，读之令人心思开阔，集众多孔子门人弟子与再传弟子的笔记于一体的经典著作——《论语》就是这么成书并流传下来的。

《论语》的出现，标志着“语录体”这种文学形式正式登上我国文学发展史的舞台，是我国文学史上被公认的“语录体”的扛鼎之作。是孔子离世之后，他的门人弟子与再传弟子对他言行的记录，成书年代可追溯到春秋末至战国初期，文体多以“子曰”与“语”作为篇章开头，篇幅短小，言简意赅，话语模式微言大义，机具启发性与哲理性，后人对此评价说：“辞以简隽称美”，“意以微妙见深”“文缓而旨远”。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争奇、百家斗艳，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在这种文化环境中“语录体”迅速形成并广泛流传，学术界众多学者一致认为，在先秦时代。语录体是我国散文早期发展的主要形式，游国恩曾有一本著作——《中国文学史》，他在书中特别论述了先秦圣人的散文，他主张：从先秦时代的古圣先贤们就开始使用语录体来记录师长讲学内容，最开始的时候是记录，后来演变成对话的形式，再后来加入了议论进而发展成议论文，他强调：《论语》是最早的纯语录体散文，接下来又出现了《墨子》，《孟子》与《庄子》逐步从语录体演变成议论文，当然，这也有一个很长的过渡期，这个期间语录体和议论文都有出现。

(二)唐代禅宗语录

先秦时代以后，《论语》作为“语录体”的先驱之作，在散文体中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一枝独秀的情况，期间也出现了一些同类题材的语录体著作，但是无奈影响都不是很大，纵观我国文学史，“语录体”好像并没有占多大比重，在哪个朝代也只是昙花一现，但它却一直存在着，一直到了唐代，禅宗大行其道，佛教弟子们用以记录佛法语录，也就是后世说的——禅宗语录”，至此，“语录体”又一次发展起来，立足佛法，并飞速流行在广大信众之间。

在我国传统文学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一系列以记录口述的文章，但直到唐代才出现《语录》，唐代孔思尚写了十卷《宋齐语录》，是“语录”这个称谓的开始。唐代的僧人讲佛，弟子往往记录下其语，沿称“语录”，如：《景德传灯录》三十卷。唐代禅宗语录的数量并不多，通常一种形式的语录只收录一位禅宗大师的话，例如：《善慧大士语录》《庞居士语录》等。

(三)宋代语录

1.宋代理学语录

来到宋代，新儒学——理学飞速发展起来，在哲学界占主导地位，大批理学大家的语录出现，这一文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无论是小有名气的禅宗大师有弟子门人为其编纂语录，还收集了一些信众之间相互流传的禅语，他们被整合在一起成为语录集。期间像周敦颐以及张载等理学家将道教宣传的无为思想、儒家的中庸思想整合在一起，详细论述了新儒学的基本理念与思想体系，为了将之广为流传，还大建书院，广纳门人，将理学精髓化繁为简，向大众传授，在这个时期，有弟子将这些言论收集成册，又形成了新语录。所以，在当时出现了出现了许多儒家传道受业的“语录”。最具代表性的应属《二程语录》，其作者是当时鼎鼎大名的程浩和程颐，后来又出现了记录朱熹讲学的《朱子语录》，后世通常把他们联合起来称之为“程朱语录”三人的语录集对当时宋代理学产生巨大的影响。

2.宋朝万人瞩目的禅宗语录

按照当前学术界各派系学者的观点，禅宗是我国佛教中一个重要的派别，纵观其发展史，第一部收录禅宗语录的散文集著作，是南宋时期，慧能法师的弟子记录其讲经论道的过程摘录，把这些语录编纂成集就成为当时备受追捧的佛学著作——《坛经》，我国近代文学博士适之先生说过：“记录慧能法师讲学的《坛经》，他的题材我们看到了，在南宋时期算是是白话语录，那可是前无古人的著作，称其为白话语录的始祖也不为过”虽说坛经的书名上没有注明“语录”两个字，但他的形式、记录的内容、都体现了它确实是一部禅宗语录。在宋代以后出现的禅师，特别是知名度高的禅师，只要在讲述佛法的时候，说出富有哲理的禅语，就会被虔诚的弟子记录下来并编纂成集流传后世，至此，享誉南北的禅宗佛学禅语集，逐步以语录体的形式流传开来，最终，演变为讲经论道的专用文体。

3.风靡一时的宋代“诗话”语录

语录体，是宋代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文体，当时的文人墨客都喜欢用这种体裁记录夫子讲学的过程，类似于课堂笔记的语录在当时文人之间互相传阅，成为才子之间互赠之礼，众所周知，我国诗学批评就是在宋代出现并迅速发展的，在诸位学子各抒己见之际，一种新型语录体应运而生，因为这种体裁在记录中加入了个人见解，常常是对讲学的议论、批评，所以，为了区别传统语录体，后人们称这种新语录体为宋代诗话。随着这种新型文体的广为流传，活跃在文坛上的诸位才子发现，带有记录作用的语录体，非常适合新文体，与诗词结合，落在纸上，在文人之间互相赠阅，使得“诗话”成为当时文坛题材中最亮的一朵奇葩。那时，只要发现一本以论诗为主要内筒的语录，即刻被归为诗话——这类新型语录的范畴中。语录在宋代文坛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与先秦时期《论语》的一枝独秀相比，语录体到了宋朝可以说是极度繁荣，纵观我国文学史，宋代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各种文学体裁蓬勃发展的时代，无论是当时的禅宗大师弘扬佛法，还是理学传道授业，教育子弟门人、就连诗歌中也看见着语录体的出现，这种你记录为主议论为辅的新题材以其独特的文体方式，非凡的表现，深受众多学子的喜爱，对之后的文坛发展影响深远。

(四)红色革命语录

继宋朝以后，语录体似乎又进入了一个平台期，历经几世却举步维艰。只有少数文人防前朝遗风之作，主流文坛上极少见到的语录体的踪影，在形式上也没再有良性发展，到了清朝，还延续语录体的文人更是凤毛麟角，但这种题材并为就此退出历史的没就此退出历史的舞台，到了近代，广大人民群众虽然以革命的方式废除帝制，语录体又犹如雨后春笋活跃在各地文坛。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在新中国成立后“语录体”用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我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毛xx语录》。这本现代语录体著作在XXX代表作中选出最具代表意义的警世之语、先进思想等经典名句，这本红色巨著经过多种语言的翻译，已在全世界流传开来，其阅读量在海外图书榜上名列前茅，在国内外发行了500多个版本，总计超过50亿本，传播的范围十分广。

根据上文可看出，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不管是哪个朝代，也无论是儒家，道家，不管是传经布道还是教育门人弟子，语录体作为一种最实用的记录方式，被人们广泛使用，这就说明这种体裁因其实用性和灵活性还是有一定生命力的。

二、朱熹的文学理论成就概况

(一)朱熹的生平及著述

宋代思想家、哲学家朱熹，生于1130.年卒于1200年，后世称之朱文公。无论在哲学界还是理学介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后世尊其为“朱子”。他是李侗的弟子，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是孔子亲传弟子，但却被供奉在孔庙，后人把与十二哲人一起供奉在大成殿。他一生为官，仕途平顺，最高曾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官拜帝师。

朱熹的一生除了做官，把一身才气都贡献在南宋文坛上，著书立说、笔耕不辍，著有《四书章句集注》《朱子语类》《太极图说解》等理学著作。从元朝到明朝、再到大清，历代皇室都非常推崇他的著作——《四书集注》，一度作为治国平天下的依据，文人官员行事之准则，更被皇室作为科举教科书，被万千学子所研读。

(二)朱熹的文学理论成就

南宋理学代表人物朱熹所提出的文学理论，深深的影响着当代及后代的莘莘学子。在理学界，他是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从文学角度上，朱熹所提出的观点也被后世所推崇历久不衰，其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在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

就文学的本质而言，朱熹提出了“文道”的概念，这种观点是我国传统儒家文学理论和艺术哲学的基本命题。他明确提出了“文学与所宣讲之道的融合”理论。朱熹阐述了文学和道的关系，将儒家的天文学融入了宋代文学界，最后最“文与道的融合”体。呼吁文学与道紧密结合、追求文章与所宣讲之道要紧密结合，两者在精神层面要高度统一，提出了‘情道不悖、理文结合。’的论调。文道合一这一轰动当代文学界、哲学界的理论，深深的影响着后世文学界，论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其效果是利弊掺半的。

在文学创作理论上，朱熹提出：通常情况下，人们进行创作时，最为重要的不是文章本身，占主导地位的是创作者的品行，但因为文学有一定的虚拟性，哪怕是一个品行败坏的人往往也是满纸仁义道德，使人真假难辨。针对这一乱象，朱熹提出，作文先做人，创作需诚心。

创作过程：朱熹认为“感物道情”。其顺序为：感物（记录让你感动的人和事）–情动（明确所要表达的情感）–有思（明确文章要传达的思想导向）–有言（以上都明确了，就言之有物了），朱熹认为以上顺序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能逾越的。他还提出：想要写出感人至深的作品，第一，有让人感动的人和事，也就是上述所提到的“感物”，第二，作者想通过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就是上述提到的“道情”。至于作品的风格，他觉得文章就该具有自然的朴素，在平常中捕捉到不平常的片段，严禁华而不实、辞藻堆砌，他觉得要想写出好的文学作品，不能照抄前人的文体形式，而要在所学知识的基础上加以创作。

朱熹喜欢不拘一格的写作方式，他提出:要在文学理论中加以活泼的语言风格，使人读着不仅能涉趣知识，还能体会到文学的趣味，学子读古圣先贤的著作，也不能只顾咬文嚼字，而要认真体会书中所表达的真实含义，体会文章中作者要表达的真情实感，对待前人著作，要尊重作者原意，不能妄加揣测，细细品味古圣先贤通过经史子集留给后人的文学盛宴。

三、南宋语录体文话的内涵与特征

我们常说的语录体，是以记录古圣先贤们布道讲学的一种文学体裁，因着宋朝鼓励文坛百家争鸣，语录体得到蓬勃发展，在众多文人的使用、传颂中，语录体成为当时盛极一时的文学体裁，为后世文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语录体之所以能在宋代得到良好发展，一方面是当时文学极度繁荣，但其流行始末是值得我们深度解读的。

南宋语录体文话在内容上注重推阐性命、关涉义理。《朱子语类》是最能代表南宋语录体文话地著作，在南宋时期发展至巅峰。但单就文学角度而言，南宋时期的文话，已经有演变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它具有语言通俗涵盖广泛的特点，一改其往日只追求文学性的特点，对于诗歌来说这种文学体裁实在是没什么帮助，当时很多学生批评不该发生把这种文体运用到诗歌的写作上。

在语言上讲求方言口语、鄙俚通俗，具有语言风格的通俗化等特点。朱熹在给人上课教书育人时候，或者在和人辩论的时候，许多浓厚方言气息的语言或词句信手拈来，如《朱子语类》里就大量运用了河南方言。

南宋语录体文话除了讲求方言，在语言风格方面也非常有特色，由于其所记录的场面都是夫子讲学的概要，整个过程中大多用口语交流，其中除了多使用白话文之外还有随机举的小事例，倒是将我国白话文的流传又繁荣了起来。也正从那时候开始，语录体成为我国古代诸子百家争相使用的文体，范围逐渐扩大，已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不仅有诸子语录、禅宗语等高僧大儒的语录，由于其运用简单、文体灵活在南宋时期已被广大学子广泛应用余各个领域，可以说是遍地开花，有一些小的类别更是不胜枚举，尽管它在各个领域的运用还不是十分准确，内容形式侧重点也不尽相同，质量数量差别也很大，但是大多都采用了通俗的白话文口语，其较之以往的文言文而言，语言风格更为活泼，延续了其一贯的微言大义的特点，又比传统的文言文更加灵活多变，写作风格也是不拘一格，由此可见，白话版语录体是有其特殊历史使命的，有效的将“文”与“言”紧密联系起来，使白话文在著书立说上迅速代替文言文，对文化演变、以及文学高速传播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

四、《朱子语类·论文》的艺术特征

本部分主要通过《朱子语类·论文》中的例子对的“论文”的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具体包括模仿前人自在流出、辩证文统观和明理靠实三个方面。

(一)模仿前人，自在流出

朱熹在《朱子语类·论文》里曾经说过“欧公为蒋颖叔辈所诬，既得辨明，谢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无些窒碍，此文章之妙也。”[]这段话说的是，欧阳修曾受蒋颖的长辈，也就是文中所说的叔辈在某一件事上受其蒙蔽，等事情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时候，在对友人相帮之情表示感谢的时候所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只是从心里流出来，不加修饰，没有什么可阻挡的，这才是文章的精妙。对于一篇文章的评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一篇好的文章的必然需要有真情实感，自然流露。如果是在在写的过程中还能够流畅自然地写出就更加完美了。“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天下人做文章，达到了欧阳修和苏轼的境界，才算是达到语言通达、行文流畅。文章写出来不仅能够表情达意，更能使人感受到文采倾泻而出的流畅之美，好比行云流水，又似挥毫泼墨。

其次，“圣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这句说的是，古圣先贤的话，因为深入浅出浅显易懂，简单明白，又言说道理，所以后世天下人多根据这个模仿求学。除了自然流畅自在流出，在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之前还需要模仿前人，学习久，多多练习，才会自然流畅纯熟。

朱熹在与友人谈到对家中子女教育原则上强调说：“此儿读《左传》向毕，经书要处，更令温绎为佳。韩、欧、曾、苏之文，滂沛明白者，拣数十篇，令写出，反复成诵，尤善。”朱熹让儿子读《左传》，读韩愈欧阳修曾巩等文学大家的优秀文章，熟读成诵，从而可以自己写出好文章；朱熹在教育弟子的时候说到：“人要会做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风文。”[]要想学会做文章，需要学习西汉文、欧阳文等前人们的作品。朱熹强调要多多读前人的作品，是为了吸取前人的成功经验，从而能够较快地掌握所需的行文要领与文学体裁。

《朱子语类·论文》中也提出：“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这句话是说，以前我们的古人著书立说之时，模仿居多，缺乏自己的见解和文体上的创新，模仿的久了，恋次的多了，自然就能流畅纯熟地作文了。甚至连文学大家韩愈，都是模仿前人而作文，韩愈常读圣贤书，所以他自己就会写文章，都是从圣贤书中学到的知识，他能够有这样的作文成就，就是因为就是在作文时向前人学习，“韩文公诗文冠当时，后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书，用“菁菁者莪”，诗注一齐都写在里面。若是他自作文，岂肯如此作?”[]韩愈的文章在当时十分有名的，后世难以企及，韩愈上宰相书的时候，也引用了“菁菁者莪”，把它标注出来了，如果是他自己写的文章，就不会标注出来。“前辈做文字，只依定格依本份做，所以做得甚好。后来人却厌其常格，则变一般新格做。本是要好，然未好时先差去声。”[]朱熹、韩愈等文学大家尚且“依定格依本份”，本本分分，模仿前人文章，认真领悟学习，所以他们做的都很好，但有些后人厌倦了模仿学习前人文章，非要另辟蹊径，想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想的好却做不到，眼高手低，最终无法取得好的结果。

朱熹还讲到，他自己在小时候学习写文章时，也是在读优秀文学典籍、优秀文章中学会的：“某从十七八岁读至二十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二十岁以后，方只不可恁地读。元来许多长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络相贯串，只恁地读熟，自见得意思。从此看《孟子》，觉得意思极通快，因悟作文之法。”[]这句话说的是，朱熹说自己十七八岁读书，只会逐句读，不甚理解，二十岁之后，知道不能那样读书，后开始理解融会贯通，后零五零作文的方法，从而成为一代文学大家。

在朱熹看来，要想写出一篇优秀文章，首先要修德，品德败坏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心思纯善的人直抒胸臆也比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费尽心力写出的文章令人身心愉悦。鼓励人写文章，要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并且自然流畅地表达出来；二是在此基础上，多研读学习前人的优秀文章作品，并且模仿学习前人的写作方式，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磨炼，我们的修养学识都会有提高，因此等我们写文章时，修养学识从胸中自然流畅流出，其中还包含着前人作文的优秀经验，那我们写出来的文章才是鲜活的，才有活的灵魂，如此，便可以写出好文章。

(二)辩证文道观

朱熹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文与道相结合，朱熹认为“文”从“道”中流出。宋朝理学家们多认为一篇文章，其所指的道，也就是作品的导向是否正确，比其文采好坏要重要的多。周敦颐在《周子通书·文辞》一书中也强调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涂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日:‘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这句话大概意思就是评价一篇文章的优劣不仅是要看其文辞是否优美，而主要是要看其思想内容是否能够对封建统治产生政治教化的作用，只有优美词藻的文章是不会经典永流传的，写文章的最终目的也是要为封建政治伦理纲常服务，宣扬儒家传统的礼教。二程与周敦颐意见一致，但是二程重道轻文的程度比周敦颐还要严重，因为在他们认为作文是对道有害的。

朱熹的“道”在在继承先秦诸子百家的“道”的概念上，又加入了自己的想法，甚至是将几种观念相互融合，最终形成朱熹特有的“道”的概念。朱熹的文学思想与周敦颐、二程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由于朱熹本人非常喜爱文学，所以在继承他们文学思想的基础的“道本文末”上又有所创新。这里的“文”主要指文章、典章制度和文字的意思。朱熹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文”是从“道”中所衍生延伸出的一个概念。

朱熹的辩证文道观是朱熹关于“文”和“道”之间关系的阐述。在朱熹之前，许多文学家、理学家都对“文”与“道”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论述。但是大部分都不够完善，甚至有的直接就是错误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对文与道的关系大致上经历了“文以载道”到“文以贯道”再到“文与道俱”的这么一个过程。直到朱熹提出“文从道中流出”这样的观点，才完成了传统儒家文学理论到道家文学理论的转变。

朱熹理解中的“文”，含义比较丰富，不只是指文章，有时也指典章制度和文字。在朱熹理解中的“道”含义也十分丰富，既把先秦时期大儒所编书籍中所要向世人传达的“道”做了简介，还把几种道融会贯通成为涵盖更广、内容更为丰富的文学概念。如此，含义丰富的的“道”与含义丰富的的“文”相结合，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文道关系。朱熹文学思想也主要表现在叙述文学和道理的阐述方面。朱熹继承和发扬了周敦颐所提出的“道本文末”这一论调，否定了文言文语言学家们所持守的“文以贯道”的说法，提出了“文从道中流出”这一论调，继而推出了足以改写我国文学史的“文道合一”的观点。《朱子语类》中提到：“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其后作文者皆是如此。”[]我们所看到的文章都是因为要详尽阐述某一个道理而产生出来的，又怎么能说文章贯道呢？文章相对于道而言、就像吃饭的时候同时吃下都用以下饭的小菜，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可以吗？以后写文章的人都是如此。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是本末倒置。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於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日：‘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只是它每常文字华妙，包笼将去，到此不觉漏逗。说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处，缘他都是因作文，却渐渐说上道理来；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文章是从道理中演变而来的，道理的传说讲述需要文章的帮助，但究其二者的关系，道乃根本，文乃大树的枝叶而已。三代圣贤文章，都从心而自然流露写出来的，之所以写得很成功，是因为他们都认为文和道是一起的，文就是道。就连大学士苏东坡也说过文和道是同时存在的，如果硬要将二者分开，等到写文章时，随便拉出个“道”来填进去，这是最严重的弊病。在做文章时，通过注重文字华妙，堆砌华丽的辞藻，来弥补道的不足，而不是先领悟道理了再进行写作，这也是错误的。朱熹认为这种文章的根本错误就是道和文分开了。

这段文字明确地批判了“文与道俱”党和“文以贯道”党和的观点，朱熹认为这些观点颠倒了文与道何者为本的问题。这种“文与道俱”与“文以贯道”的观点与朱熹的主张的“文从道中流出”观点是相反对立的。朱熹继承周敦颐的文学思想，也强调“道本文末”，朱熹主张“文从道中流出”。朱熹认为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衍生延伸，先有道才有文，道是文产生的根据，有了道才能产生文。

另外，朱熹不仅讲究“道本文末”，而且还主张“文道合一”。“苏氏文辞伟丽，近世无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范。但其词意矜豪橘诡，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闻。是以平时每读之，虽未尝不喜，然既喜，未尝不厌。”[]苏轼东坡的文章华丽，文章质量绝世无双无人能及，但是如果要做文章，还是不要模仿苏轼的文章，他的词义自负傲慢，不是懂得道的君子想听到的。所以平时只是经常读，却不会仿写。在这里朱熹批评了苏轼文章不讲究“道”。这种对苏文的有褒有贬则体现了朱熹的“文道合一”，强调文与不可脱离。

朱熹主张“道本文末”和“文道合一”，但这两种观点并不相矛盾，反而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这样才是对“文”和“道”的完整表述，二者缺一不可。如同上文所说的“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道”才是树木的枝干，是根本，“文”是枝叶，只有将两者有机的充分的结合融汇在一起才能长成茂盛的大树。综上所述，我们实在不应该将二者分开来讲，与一棵大树而言，枝干当然要比叶子重要的多，所以朱熹也主张“重道轻文”和“道本文末”。但他提出的“道本文末”这一论调，在本质上二程的“重道轻文”是有极大区别的，程颢和程颐主张“文”与“道”两者不能共生，道理的传播对于文章来讲，是不能兼容的。朱熹只则认为，是“道”从本质上来说，要比“文”重要，但他也不反对文章的介入，他认为两者是互相依存的关系，所以朱熹的辩证文道观是十分具有科学意义的。

(三)明理靠实

朱熹非常重视作文时候文章的“道”，文章的“道”就是文章的思想内容，所以在论述文学形式时对于讲究形式而导致内容空泛是非常反对的，他主张作文时要以达意明理为前提。

朱熹在《朱子语类·论文》种谈作文，时讲到除了模仿前人自在流出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要“明理靠实”。“不必著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是说在做文章的时候，不用急着要写出什么文章，而是需要先做到知情识理，“要做好文字，须是理会道理。更可以去韩文上一截，如西汉文字用工。”[]是说要想写好文字，也必须要明理。如果说不知道怎么才能明理，可以去借鉴韩愈的文章等。

朱熹认为，今人写的许多文章甚至都称不上是“文”，尤其是讲到“义理”部分，界限完全不够分明。而欧阳修、苏轼等前人的文章，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观前辈欧苏诸公作文，何尝如此?”[]

“因论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论古今利害，比并为说，日：‘不必如此，只要明义理。义理明，则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与古人合者，只为理一故也。’”[]因为士大夫喜欢在做文章的时候谈论古今利害，甚至把古今合并起来说，朱熹认为不用这么麻烦，只要文章明白“义理”，那样其中的利害关系自然也就明了了。从古至今天下都是这个道理。所以现在今人做事都和古人相“合”，也是因为这个“理”的缘故。

朱熹认为作文字必须要靠实，要说得有条理才行，不能架空胡乱写，一篇文章要有七分事实理论依据，只留二三分文字描写。“作文要靠实”意思是写文章必须要伴随充实的内容，这里的“实”并不单纯的指“道”或者“理”的“实”，而是泛指文章的内容要充实。在论述具体的内容时，能把文章所要传达的信息表述明白就好。

“如欧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东坡如《灵壁张氏园亭记》最好，亦是靠实。秦少游《龙井记》之类，全是架空说去，殊不起人意思。”[]这句话大概说的是：像欧阳修那样具有非凡文采，能把文章写好的大儒，都是先从实处落笔，因着胸中有数所以才言之有物，表情达意也就更加准确了。像苏东坡的《灵壁张氏园亭记》也是靠“实”而出名的。秦少游的《龙井记》就是因为文章太过空翻，无法激起人读书的欲望。朱熹认为做文章，最不可或缺的就是“实”。做一篇文章，不管是什么题材，只要有七分事实证据的引导，再加上而三分语言的描写就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五、《朱子语类·论文》的思想内涵

《朱子语类·论文》中认为，文章是需要兼有精神气骨和温和敦厚特点，还要有规律可循的君子之文。

因为朱熹崇尚儒家的传统文化，他在对传统文化融汇吸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内化，将传统的文以载道转换成君子之文。君子之文的“君子”指的是文章表现的主旨要具有巩固封建传统礼教的作用，这种品德表现在君子身上就是崇高，具有崇高品德的君子作出的文章就是君子之文。

朱熹认为君子之文需具有理学中的风骨。朱熹在《朱子语类·论文》一书里提到：“裴卿问范太史文。…如《唐鉴》虽是好文字，…只是文字本体好。然无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处；无气力，到后面多脱了。”[][]他这句话大概是说，《唐鉴》中收录的文章的确都是不错的，但细品之下却失了文章的灵魂，再好的文章因为没有精神，所以照管不到，就没有气力，最后就衰竭了。“无精神”，在这里就是指就是没有“精气神”。朱熹提倡写文章要有气力，就是要有自己的精气神。他在《朱子语类·论文》中还通过夸赞欧阳修和苏东坡的文章来论述这一观点。“前辈文字有气骨，故其文壮浪。欧公、东坡，亦皆于经术本领上用功，今人只是于枝叶上粉泽尔。”[][]前辈们的文章有气力，文字有气骨，所以他们的文章大气壮阔。欧阳修、苏东坡也都是在这上面下功夫，而今人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添枝加叶。所以今人无法取得前人们拥有的那些成就。

朱熹认为优秀的文章必然是充满“义理”的优秀文章，必然是充满“精气神”的文章。这种“精气神”的论述是对他“文道观”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将抽象晦涩的“道”转变为人的“精神”，所谓文章的“精神”就是来源于“义理”，表现出最终的结果就是文章中体现“精气神”。这与前文所说的的“文从道中流出”是一脉相承的。朱熹认为君子之文需具有理学中的精神气骨，因为朱熹认为“道”是指世界万物的本源，“精神气”也是来自于道。所以朱熹文章的创作要具有精神气骨。

朱熹认为文章除具有精神气骨还要具有温和敦厚的特点，温和敦厚本是形容君子的品质道德，谦谦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给人的感觉虽然温和，但是在温和中又透露着高贵，使人们在人群中一眼就能发现。温和敦厚用来表现文章也一样，文章平淡无波又枯槁虽然美，但是过于平淡了，无法引不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温和敦厚的品质体现在文章中也是一样的，乍看之下平淡如茶，寡淡无味，但是经过仔细推敲品味，就能品出个中滋味。

另外，朱熹认为做文章需要有规律可循。“文从道中流出”这里所说的“道”指的是自然。意思是做文章需要从胸中自然流出，只有自然流露，写文章才能顺畅。朱熹认为初学作文的人，在做文章的时候，最好要列出大纲，按照大纲来做文章，最好是要做的有迹可循，还要模仿前人优秀文章，反复推敲练习，等熟练之后，再练习做到自然流露。所以，做文章需要遵循规律，在这些规律的基础上，作出文章，熟悉之后再加上自己的特色。

总之，朱熹认为文章就要像是君子之文。既要有自己的精神气骨，也要展现温和敦厚的高贵品质，还要遵循规律，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特点。

结语

纵观我国文学发展史，语录体到了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通过研读这个时代的作品我们发现，这些文豪大儒们的诸子语录无不透露出古圣先贤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他们划时代的精辟禅语。在宋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语录体作为一种古老的散文文体，焕发了新的活力，它因着语言通俗，加之白话口语的应用较多，是普通人也能读懂的诸子语录，在宋代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效的推动了我国文学史由文言文向白话文演变的速度，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意义深远。因此研究南宋语录体文话的内涵与特征，可使人们更加了解语录体形式，利于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可为重建中国文化而略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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