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功利主义思想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是英国维多利亚后期杰出的小说家，一生跨越维多利亚时期的黎明与黄昏，以悲剧小说闻名于中国，被卢那察尔斯基称作是“一座屹立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界处的悲戚而刚毅的雕像”[[[]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蒋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页。]]，其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具有理论价值与社会意义。《德伯家的苔丝》创作时间为19世纪后期，讲述了少女苔丝不幸的一生，从不同层面展现了19世纪英国农村的自然环境与人文风貌。

　　19世纪的英国与欧洲，各种社会思潮盛行，达尔文的进化论，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等哲学思想的出现，打破了人们的思想桎梏。同时，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掠夺与压榨，加重了人们的苦难，农民传统的生活受到资本主义机械化、现代化、商品化日甚一日的冲击。特殊的社会环境是时代的馈赠，哈代由此创作的“威塞克斯”系列作品，成为研究英国19世纪农村面貌的重要资源，也是研究哈代伦理思想、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哈代的“宗教观”“自然观”“生态女性观”逐渐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热点。对于苔丝命运悲剧的分析，学术界大多考量的是落后的道德观念、经济境况等现实层面，却鲜有聚焦背后的社会思想原因——功利主义思想。同时，学术界就功利主义学说对于哈代小说影响的研究较少，该课题尚有极大的研究空间。

　　以边沁、穆勒、孔德等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思想是在工业革命背景下产生的重要哲学理论，打破了旧时代封建的宗教观念的同时，对哈代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判断标准产生重大影响，并成为哈代自然观、社会观和伦理观的思想基础。边沁等人对于功利即“最大量的幸福”的定义，“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争论都深刻展现了时代发展与自然人性的矛盾，这与哈代诸多小说的主题相契合。由此引发思索：《德伯家的苔丝》作为哈代的经典小说，功利主义学说是否也是小说创作的理论依据，小说中人性的“善”与“恶”是否遵循功利主义学说。通过深入研读作品，结合小说内容及功利主义学说等相关理论依据，探索人物行为背后的社会心理，解读时代背景下功利主义思想造就的悲剧与困境，为哈代小说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一个时代的世俗观念，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德伯家的苔丝》诞生于维多利亚后期，此时的英国在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坐拥大量财富的工业资产阶级开始不满于不对等的政治权利，开始争夺贵族议席。企业家为了谋求更大利益，不断压榨工人阶级，多方矛盾持续激化。为了缓和矛盾、调和多方利益，英国功利主义学说应运而生。故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一书中评价“自由主义最典型的发展发生在英国”[[[]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41页。]]，“典型的模范”便是英国功利主义。以边沁为代表的早期功利主义学说，为资产阶级掠夺财富的动机与手段进行了合理化解释，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XX推行自由竞争政策，维护的是工业资产阶级的私人利益。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功利观念开始影响到各个阶层，“功利当先”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杰里米•边沁是将功利主义带入正统学说的“第一人”[[[]周敏凯：《十九世纪英国功利主义思想比较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开创了英国功利主义学派。“功利”（utility）一词原表“名利”、“效益”之义。边沁赋予它以特定的含义：伦理学意义上的趋乐避害。为了规避被认作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庸俗道德学说，也为了彰显它的公益特征，边沁主张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量幸福”[[[]边沁：《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7页。]]解释“功利”，强调“个人的幸福”是“个人行为的唯一标准”[[[]边沁：《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3页。]]，社会是由实在个体组成的虚无概念，只有当个人私利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时，方能实现社会概念上的“最大量幸福”。他坚决反对牺牲个体利益去谋求“公益性幸福”，不仅是私人行为，也包括XX的相关措施。可见，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是站在个体利益出发的。虽然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陷入了经验主义与机械论的怪圈，但理论背后所折射的社会心理是时代特有的产物，同时也揭露了社会发展中诸多问题产生的原因——个人私利的过度追求。

　　《德伯家的苔丝》所展现的社会背景，充分暴露了世俗功利观念对底层人民的巨大伤害，功利观念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变化，构成了苔丝悲剧多面性的潜在原因。在哈代看来，“农民是那刚正不阿的伟大圣殿，农村是那幸福快乐的最后垒守，他们一旦消失，整个民族就会失去希望”[[[]弗吉尼亚•伍尔夫著：《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封建宗法制度解体，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让“希望”的最后一道城墙轰然倒塌。劳资关系的压榨，虚伪的道德教化，让纯洁善良的苔丝变成了这场“社会悲剧”的牺牲品，究其本因，都与其生活环境中充斥的世俗功利观念息息相关。

　　劳资关系是工业时代的产物，英国作为第一个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工业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早期的工厂劳资关系模式。在自由竞争的年代，由于缺乏XX的公权干预，19世纪英国的劳资关系尚处于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统治的阶段。在资本主义经济侵入农村的过程中，这种功利关系逐渐改变了传统农业雇佣关系。在《德伯家的苔丝》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苔丝在棱窟槐农场的经历，东家葛露卑深刻贯彻了当时英国自由竞争时期的道德信条：“获取利润是一切行为的最终落点，无论动机与手段何等卑劣，只要能产生利润效益，都无可厚非”[[[]周敏凯：《十九世纪英国功利主义思想比较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

　　功利主义伦理学把行为产生的苦或乐作为道德评判的唯一标准，否定“效果与动机统一”的辩证原理，唯有从行为效果才能判断道德质量，以边沁为代表的早期功利主义理论家主张的是“效果决定论”[[[]周敏凯：《十九世纪英国功利主义思想比较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他们认为非功利主义的道德标准都缺乏任何客观外在的标准，唯有苦与乐的结果真实存在，将行为结果产生的苦乐作为标准，行为者将不再是某种僵死的道德原则的奴隶，功利主义的效果决定论也正符合当时许多像葛露卑一样的资产阶级农业者的社会心态。农耕环境与农业生产者的思想变化，让哈代清醒地认识到，英国宗法制农村在资本主义扩张中遭受到强烈冲击，工业社会为了追求的盈利与发展的结果，不惜以牺牲农村土地和农民利益为代价。

　　苔丝农作环境的变化深刻展现了资本主义“唯结果论”的发展理念，导致传统农业与农耕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苔丝出生于美丽的布蕾谷中的马勒村，“这是一片土地沃硕、重岩叠嶂的村野之地，田地永远不会枯黄，泉水永远不会干涸”，“太阳明晃晃地照耀着那些块田地，一处一处广袤无垠，好似没有围篱界断一般”，“这儿的田地，都只是一些小小的牧场，完全是大草场的缩影”[[[]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布蕾谷是一片“不曾有过游历家和风景画家”[[[]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的人间仙境，哈代用了大量的笔墨刻画村落的美丽与乡民的淳朴，女孩们在草地上游行、跳舞，村民们自由地耕作、赶集。随着情节的推进，工业文明加速了宗法社会资本主义化，乡村原本的美好与安逸被吞噬，农业劳动者都未能在这场变革中幸免，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进程中的牺牲品。异化的典型代表便是“棱窟槐农场”——苔丝被丈夫抛弃后被艰难营生的工作场所，失去自然力量的棱窟槐残破零乱、寒冷干燥，瘦秃的怪鸟在地里盘旋，树木零落稀疏，一片压抑景象,“穷山”“风雪”“机器”成为了棱窟槐农场的标签。棱窟槐农场的东家毫不犹豫地雇下了苔丝，原因是“男女作一样的活，但女工薪资更少，自然更有利”[[[]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页。]]。苔丝被迫从事繁重艰苦的劳动，忍受刻薄的东家——葛露卑农夫的疯狂压榨，一人承担往打麦机里传递麦捆的工作，卑微无助的苔丝在监视下必须与机器运转保持同一步调，即使四肢颤抖，割伤流血，劳累倒地，也必须完成手上的农活。当好友玛琳提出与苔丝交替轮班，却遭到葛露卑严词拒绝——因为玛琳手脚不及苔丝麻利，会耽误工作进度。为了省钱，东家经常让女工独自承担这项职务，丝毫不顾及重压下女工的劳累，只在心里盘算如何将利益最大化。卑微的女雇工们，在机器的支配下工作到精疲力尽，她们是资本主义农业榨取的对象，将流干最后一滴血汗，而体谅与怜悯只是一种奢求。一到秋收结束，她们还将面临被解雇的命运。苔丝在棱窟槐农场的经历真实反映了当时英国农村的悲苦景象，在功利观念的驱使下，许许多多的女工陷入绝望的无尽压榨中。

　　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摧毁了传统农耕模式，农民没有获得更多的财富，他们被奴役、被压榨，失去了原本的自由。财富膨胀的代价，是传统农耕生活的逝去和农民无尽的血汗，往日田园的美好成为了遥远的怀想、无奈的奢望。劳资关系折射出的是当时社会的功利心理，“最大量幸福”原理成为资本家敛财的理论依据——社会由个人组成，当个人私利达到最大值时，社会幸福才能实现最大量化。从理论到实际，“维护个人私利”成为了多数人的生存法则，英国农村成为资源掠夺的对象，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悲剧不可避免。

　　苔丝故事发生的年代，堪称英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经济繁荣昌盛的背后是伦理道德、宗教习俗对人的精神洗礼，人们崇尚繁文缛节、伦理规范，但本质是对虚伪道德的拥护，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反映出对利益的追求。铸成苔丝悲剧的刽子手们，无不受到资产阶级道德伦理观念的奴役。当得知苔丝失去贞洁，他们就将苔丝置于世俗道德的对立面，忘却了她真实的善良、正直与纯洁，更忘却了造成这件“伤风败俗”的“丑事”的罪人不是苔丝，而是作为资产阶级典型代表的亚雷。天然的道德秩序遭到破坏，资产阶级伦理道德与宗教教义的指责仿佛空气一样，随时萦绕在苔丝身边，世俗道德教化此刻不是规束恶念的力量，而是资产阶级维护利益与秩序的工具。苔丝的悲惨遭遇与阶级地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与伦理语境中必然受到压迫，必然走向悲剧的结局。

　　苔丝的悲剧始于亚雷的施暴，不难发现，资产阶级道德在整个事件的始末都发挥着负面作用。当亚雷不顾一切地占有苔丝之后，这位纨绔子弟却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苔丝的愤然离开“毫无道理”[[[]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认为女子“不要等到年老色衰,应该趁早大出风头”[[[]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亚雷的言论成为他洗脱罪过的借口，轻浮的态度暴露了资产阶级伤害女性后的心安理得。资产阶级所标榜的道德并没有使亚雷受到任何惩罚，相反，可怜的苔丝却在这场伤害后，背负了永久的苦难。

　　当苔丝回到马勒村，她独自承担了来自家庭、村落、教会的议论与谴责，苔丝不幸怀孕后所面临的言论环境，完全暴露了世俗道德与宗教观念的荒谬。当苔丝向母亲坦露所遭遇的一切后，德北太太没有表现出一位母亲应有的震惊与愤怒，却反问女儿：“既然这样，你可不想法儿让他娶你”[[[]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当苔丝拒绝后，德北太太竟然恼怒到哭泣，让苔丝为这个破败的家“做做好事”[[[]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仔细思量与亚雷的婚姻可以“捞来多少好处”，父亲的心脏病症与母亲的劳碌受累也成为了德北太太攻击苔丝的理由。为了脱离贫困，苔丝在德北太太眼中似乎不是她的女儿，而是攀权附贵的工具。这种道德观念的荒谬同样体现在苔丝父亲身上。当苔丝私下产子后，老约翰为了掩盖真相将家门紧锁，防止苔丝请牧师为孩子洗礼。他始终认为这个私生子是“家丑”，是“给古老贵族家世抹的黑”[[[]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当苔丝被安玑抛弃后，老约翰不是关心女儿的处境，不是安抚女儿的悲痛，而是责怪她放弃了如此良婿。当出现“违背道德”与“婚姻破裂”之事，人们将道德的天平倾向男方，将所有的罪孽归于女子，如同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凡妇女被冠以的罪行，亦或是所引发的严重法律与社会的不良影响,对于男子而言却成为一种赞同，称为道德上的小污点也能被人所谅解与接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页。]]，这种道德上的偏见视女子为原罪，腐朽错误的训教却成为当时多数人的共识。至始至终，德北夫妇的道德观念都在维护男权与钱财，考虑的是自己与整个家庭的利益。苔丝的姿色是他们眼中攀亲的工具，苔丝的苦难是摆脱贫困的跳板，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性在这个典型的破产农民家庭中体现地淋漓尽致，冰冷的利益关系取代了温暖的亲情。

　　腐朽的道德理念不仅来自于家庭，更充斥于苔丝生活的村落与教堂。和青年时期的哈代一样，苔丝对宗教报以虔诚的态度，准时上教堂做礼拜，将《圣经》记得烂熟，排除万难为死去的孩子进行洗礼活动，牧师家庭出生的安玑对苔丝宗教信仰屡屡表示认同。当苔丝处于命运的关键时刻，上帝不但没有拯救这位忠实的信徒，基督教教义却反而成为了批判苔丝的利器。“仁慈的上帝”本应对“罪恶之源”亚雷施加惩罚，却让受害人苔丝饱尝痛苦与辛酸——原本庄严神圣的教堂不再是倾诉罪孽的圣地，变成了市井人群议论苔丝“丑事”的场所；原本善良的牧师应该为婴儿平等地执行洗礼，却在世俗压力面前让苔丝的孩子埋葬在荆棘密布的角落。最让人心痛的是，原本执行圣神职权的牧师面对苔丝洗礼之事，第一反应竟是担心“主顾们胡来乱闹，苟且了事”[[[]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页。]]，并且因为苔丝的失贞而拒绝按教会仪式埋葬她的孩子。牧师恪守旧约的教义，认为私生子是情欲的结晶，无权进入天堂。宗教道德的本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对女性道德行为的判断标准是禁欲主义与父权主义对于女性的奴役与压榨，而苔丝在宗教道德面前必然被认为是“烙下罪孽印记的不洁女子”[[[]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苔丝的丈夫安玑，一位不愿从事教会体面工作的儒雅之人，也困身于世俗宗教道德的枷锁，内心深处始终秉持着《圣经》中的两性观念。当他得知苔丝的经历后，瞬间失去了理智，嘲讽苔丝是不懂理法的“乡下女人”[[[]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页。]]，行为失态是安玑觉得个人财产受到侵犯后的外在表现，内心秩序与伦理观念受到冲击，愤怒于“纯洁美好的妻子”被外在力量所剥夺。资产阶级代表们常假借上帝之口进行道德审判，所言的教义往往是为了维持教会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强加于苔丝身上的资产阶级道德教化无疑是虚伪的，每个造成这场悲剧的凶手都是在以牺牲苔丝的生存空间为代价而谋求自己的私利。

　　19世纪初，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者已经发现了资产阶级道德与宗教训条存在的弊端。从1815年到1816年，边沁不余遗力地对英国国教进行批判，“边沁的性格深处，存在着反宗教的倾向；圣保罗的狂热令他火冒三丈，而耶稣，边沁唯一还能接受的便是他的博爱主义，边沁的理想是一种公民宗教，不存在信条，不存在仪式，只是一种对自身利益福音动情地反思”[[[]意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詹姆斯•密尔、穆勒等边沁的追随者也对宗教及教会报以批判的态度，强烈要求思想上自由，反对思维的控制，教会为了自身利益去干涉教育、政治，以世俗的功利原则对信徒进行控制，并非从现实出发，指引人们去探索真实的“幸福”与“快乐”，严重阻碍社会与自身的发展，如若不能站在正统的功利主义原则去进行教会的改革，必然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功利主义理论家对于教会、国教的质疑精神深刻地影响了同时代的人们，哈代也成为了具有反抗精神的追随者。哈代自小学习基督教思想，他真诚地相信万能的上帝会解救迷茫、困苦的人们，但哈代亲眼目睹了工业文明肆虐下的恬静乡村，上帝从未眷顾像苔丝一样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穷困百姓，哈代开始否定教会的道德准则，宗教道德的戕害一次次在他的作品中上演。对苔丝来说，最大的道德戕害莫过于对伤害的精神认同与自我妥协——苔丝被奸污后始终责备自己是一个不纯洁、罪恶的女人，她麻木地接受而非勇敢地抗争。哈代反对苔丝在遭遇失贞之后一味地悲观消沉，他认为苔丝诸多的心理痛苦实则来源于社会世俗舆论和传统宗教观念，哈代认为苔丝不应该意志消沉，陷入自我否定，应当积极追求新生活、新人生，拒绝虚伪道德伦理的绑架，追求合理的幸福与欢乐，而不是将被爱的权利和婚姻的幸福视作奢望。哈代在小说中这样阐述他对于快乐的理论：“寻求快乐本是一种普通的、难以抗拒的自发倾向，融汇在一切生命之中，最终，苔丝也被这种倾向制服了”[[[]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这与穆勒等功利主义哲学家的理论是不谋而合的。

　　人的潜在思想与性格特质往往体现在人生的重要抉择中，当面对道德与利益的两难困境，个人行为偏于“利己”或是“利他”都是个人思想的真实写照。在作品《德伯家的苔丝》中，诸多人物都面对过这样的抉择，而功利主义思想往往成为人物抉择的思想基础，成为小说情节发展的依据。哈代早年在英国伦敦学习建筑期间，便开始研究纽曼、穆勒、孔德、卡莱尔、罗斯金的作品，1906年5月，哈代在穆勒一百周年诞辰时写了一封信，信中回忆自己年轻时听穆勒演讲时的情景，他说：“我们这些信徒甚至都能把穆勒的《论自由》背下来”[[[]聂珍钊，杜娟，唐红梅等：《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9页。]]。哈代曾在信中写道：“我读过许多醍醐灌顶的佳作，例如众人熟知的叔本华，但都不及我读达尔文、斯宾塞、孔德、休谟、穆勒等人的作品多,我的作品更多地与他们的思想保持一致”[[[]聂珍钊：《悲戚与刚毅的艺术家—托马斯·哈代小说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页。]]。《德伯家的苔丝》中三位关键性人物的命运抉择，就能体现出哈代所言的“思想一致性”。

　　亚雷•德伯是《苔丝》中典型的利己主义者，也是边沁功利主义学说的典型代表。边沁的功利主义认为个人要追求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必须在合理利己的基础上再进行利他行为，凡事要以个人利益为重，不赞成牺牲行为。而穆勒在此理论上有所发展，穆勒认为当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或是处于某种必要条件下，个人应当牺牲自我利益。穆勒在他的《功利主义》一书中一度重申，“幸福，是功利主义行为的对错标准，但这不是行为者本人的幸福，而是所有与他相关人员的幸福”[[[]穆勒：《伦理学》，戴扬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他提倡个体尊重和同情他人的利益，这一点是对边沁理论的超越，从一味利己的狭隘中跳脱出来，公平地看待大众利益，鼓励人们较大可能地选择利他行为。显然，行欺诈、暴虐之事的亚雷正是穆勒所否定与批判的对象。

　　亚雷两次利用苔丝的家庭经济困境作为压迫苔丝的筹码，第一次为了拉近自己与苔丝的空间距离，写信邀请苔丝去自家庄园工作并表示“工钱不会少给的”[[[]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利用金钱拉拢虚荣的德北夫妇完成自己的计划。第二次则抓住苔丝一家居无定所的窘境，要求苔丝与自己同居，逼迫苔丝在“服务自己”与“拯救家庭”做出选择，利用阶级与财富落差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利用财富差距压迫底层人民以此获取私利的功利心理。亚雷一度假冒德伯家族之名获取社会名利，当虚伪狡诈、任性放荡、沾花惹草的亚雷被苔丝年轻美好的外貌俘获时，毫无顾忌地展现出自己淫荡好色的一面，不顾苔丝的拒绝，残忍地奸污了这个纯洁善良的女孩。数年过去，这个曾经咒骂牧师的伪君子，竟然摇身一变，成为宗教的传播者，然而他的传经布道只是寻求赎罪、宽慰的一种方式，并非怀有一颗真正虔诚的心。当苔丝再次出现在他眼前，对于宗教肤浅的热爱与顿悟瞬间烟消云散，亚雷却恬不知耻地归罪于苔丝肉体的美好与诱惑。苔丝和宗教，都是亚雷满足私欲的对象。可见，“亚雷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典型代表，人性中隐藏着嗜血的兽性，死死盯着被铁链拴住的猎物，借由西方文明的外衣，掩盖填满大脑的欲望，这一切实则象征宁静原始的田园风光遭到资本力量的无情破坏”[[[]徐梅：《风雨后天清月明─评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与<无名的裘德>》，《外国文学》，1995年第6期，第65页。]]。

　　面对“利己”与“利他”的选择，哈代显然更支持穆勒的理论，判断依据便是他对于利己主义代表人物的命运安排。亚雷的个人幸福始终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行为背离了“仁爱应是处事的最高原则”[[[]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的宗旨，哈代将亚雷的结局设定为最终死于苔丝之手，暗示如果侵害他人，最终会毁灭自己。对于其他利己主义者，哈代都给予了残酷的惩罚，“卖女”的老约翰猝然死于旧疾，安玑抛弃苔丝后在异地染病潦倒，最终永失心爱之人。可见，利己主义者们的命运安排，与穆勒功利主义学说中批判将个人利益置于他人利益之上的行为的态度相一致。

　　安玑•克莱，虽然不是典型的功利主义代表人物，但当他在道德伦理与婚姻爱情两者之间苦苦挣扎时，那一刻的软弱与自私却将他的个人私欲暴露无遗。从某种程度上说，安玑也是利己主义者，他带给苔丝的婚姻伤害，使之成为苔丝悲剧的另一个凶手。

　　通过塔布篱农场主的介绍，安玑“谦谦君子”的形象跃然纸上，他立志成为大农场主，拒绝父母为自己选好人生道路，不愿接受牧师和学者的身份。颇具“洞鉴之识”的安玑努力学习农业生产技术，他的才学见识深深地吸引了苔丝。坠入爱河后，他三番五次向苔丝表达自己的爱意，但这份炙热的爱并非纯粹，吸引安玑的并非只有苔丝的美好纯粹，更吸引他的是苔丝的勤劳善作。他梦想着婚后苔丝为他打理农场，成为他的贤内助、好管家，他也亲口承认：“我本来就是为自己方便，为的是我自己的幸福，才向你求婚。”[[[]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6页。]]虽然厌弃旧派世俗的老门户，但安玑却将苔丝德伯家后裔的身份看作将来向父母和兄长炫耀的武器，思想深处对于贵族阶级身份的认同，暴露了他的虚伪与虚荣。初识苔丝，安玑视她是大自然中所有美好的结晶，在向父母介绍苔丝时，安玑将她平时的小节夸作大节，对她的“性灵”“心肠”“本质”极尽美言，“她寥廓清澈，未染尘寰的本色叫人留恋倾倒，她没有矫揉造作的习惯俗态来假饰自我，这才对了他的口味”[[[]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页。]]。但就是这位苔丝眼中的“完美爱人”，却在知晓她的悲惨经历后，亲手摧毁了苔丝所有对幸福、美好的渴望。前一秒还“爱之入骨”的安玑，瞬间重拾了世俗的女子贞节的伦理观念，将伤风败俗和异类的烙印打在苔丝身上，甚至怒骂苔丝是幼稚天真、浅薄粗鲁的无知女子。安玑直言自己所爱的是“另一个苔丝”，苔丝过去的经历让安玑所有的幻想破灭，天性的魅力在贞洁面前瞬间变得微不足道。苔丝鼓足所有的勇气将自己“黑暗岁月的经历”向安玑坦露，渴望的是理解与安慰，却变成了冷冰冰的嘲讽与怒斥。安玑面对突如其来的真相，内心经历了巨大的情感变化，甚至在梦游时将苔丝抱起，口中不停地念叨着“死啦！死啦！死啦！”[[[]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2页。]]，他内心深处那个如“玫瑰花影”般美好的存在一夜之间消逝殆尽。他陷入了极大的精神悲痛之中，在与自我世俗观念的斗争中失败。婚后不久，安玑为了维护所谓的“尊严”与“脸面”，毅然抛弃了苔丝，远走巴西，只是为了不落个“离婚的坏名，对外只说是暂时分开了”[[[]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6页。]]，他亲手放弃了最后拯救苔丝的机会。

　　安玑的一言一行看似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却是在维护自己的个人私利，是对苔丝道德的残忍否定，用自己的冷漠与无情将苔丝推入万丈深渊，美好的婚姻背后却是利益得失的计算，最终左右安玑抉择的仍然是他潜在的功利主义的观念。

　　穆勒曾在他的《伦理学》中写道：“所有未来可能被执行的自愿行为，只要能最大程度地产生最大量的快乐，就是正确的”[[[]穆勒：《伦理学》，戴扬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按照穆勒的理论，人生目的即趋乐避苦，追求快乐和幸福是最高的道德，应以此来指导人们的意志与行为。人为集体的共同利益服务是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最佳方式。穆勒的功利主义原则，多次成为哈代打破小说中道德伦理困境的武器。当苔丝面对家庭、婚姻困境时，她往往选择牺牲个人私利，为的是获得更大的家庭利益，去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农民终年与贫困斗争，“贫困是当下最触目惊心的景态之一,它就像一个巨大且畸形到令人无法忽视的社会疮伤”[[[]刘含力：《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作家对贫困的书写—以查尔斯·狄更斯和乔治吉辛为例》，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7页。]]。耕农、小作坊主、手工业生产者一步步陷入失业、破产的困境。在哈代的小说中有许许多多像德北一家的破产农民，在维多利亚病态经济下因为贫穷绝望最终走向灭亡。

　　当第一次面临家庭贫困危机时，德北夫妇提出让苔丝去德伯家认祖攀亲，苔丝提出拒绝后，德北太太却说“你见了她，准能叫她喜地无可无不可，你叫她干什么，她就能干什么”，“也许这里头还有更好的事”[[[]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德北太太一再庆幸于苔丝生得美丽的面庞、曼妙的身姿，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言语上的荒唐。女儿姣好的姿色成为德北夫妇换取舒适宽裕生活的工具，所谓利弊分析的本质是功利性索取的冠冕说辞。德北夫妇始终站在功利的角度，企图用子女的幸福换取家庭的利益，事实也证明她的美貌与婚姻屡次成为父母妄图进行财富交易的工具，他们商议的“长远计划”其实质是一场“卖儿卖女”的贫苦家庭悲剧。尽管苔丝十分抵触父母虚荣作态与诸多幻想，但出于愧疚，苔丝最终还是同意前去“认亲”。在德伯家工作的日子里，忍受着亚雷无耻的调戏和雇工们的流言蜚语，避免自己沦为亚雷“享乐的工具”[[[]南宫梅芳：《生态女性主义—性别、文化与自然的文学解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为的是能够给家庭带去稳定的经济来源，苔丝为此牺牲了自己的“尊严”与“贞洁”。

　　当面对心爱的安玑向自己求婚时，苔丝慌了神，不知道是否要隐瞒自己的过去，母亲在信中嘱托她：“从前的苦恼千万不要向他露出一丁点儿来”[[[]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但在婚前，苔丝还是决定将真相以信件的方式告诉安玑，她希望安玑能够接受全部的自己，同时也是为了安玑的利益考虑，隐瞒与欺骗都是对爱人的伤害与绑架，她选择独自承受是否言说的苦恼与患得患失的煎熬。因为阴差阳错——坦白的信件掩盖在门口脚垫之下，安玑未在婚前知晓苔丝不幸的遭遇。面对抛弃和唾弃的风险，苔丝平静地向丈夫坦露自己的悲惨历史，她尚可利用自己的哀求和软弱打动丈夫，甚至是用哭闹与要挟来加重筹码，然而纯洁善良的苔丝没有丝毫利己的打算，选择默默忍受安玑的挖苦和嘲讽，将所有罪过都归咎于自己，为的是保护爱情与婚姻的美好与真诚。苔丝牺牲了自己的“幸福”与“婚姻”。

　　当父亲老约翰猝然病死，住房典约期满，不得不举家搬迁时，亚雷•德伯发现她们无处可居，便决定乘人之危，逼迫苔丝与他同居。苔丝不忍心让年迈的母亲与年幼的弟妹露宿街头，本着对家庭利益的重视，苔丝决定忍辱负重，违心答应了同居的要求，选择与这个亲手摧毁自己一生的恶魔朝夕相处，任由他的摆布。心灰意冷的苔丝再见安玑时已然麻木，痛苦地回答：“他待我很好，待我母亲也很好，并且我父亲死后，他待我母亲，待我家里的人都很好”[[[]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张若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苔丝的言语中体现了她思想中的功利主义，她放弃了自己幸福生活的权利，放弃了她引以为傲的“自尊自强”，为的就是让家人不再颠沛流离，为的是实现全家人的最大幸福。苔丝为此牺牲了自己的“自由”与“希望”。

　　苔丝的三次自我牺牲是典型的利他主义行为，恰恰符合了穆勒功利主义中的观点——为最大的幸福而作出自我牺牲的行为值得推崇。穆勒虽不认同牺牲本身是好的，但功利主义赞成增加社会幸福或是减少社会痛苦的行为，牺牲者通过社会赞誉可以获得较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从穆勒的理论出发，在极不理想的社会条件下，像苔丝所做的牺牲是值得肯定的。苔丝看似软弱的行为背后是对家庭利益与婚姻利益的成全，是合乎功利主义道德标准的，这是哈代给苔丝违心行为提供一种道德上的合理解释。作者对于苔丝的诸多让步没有太多的批判，至始至终认可苔丝是一个纯洁的女人，让读者去思考苔丝行为的背后原因，深入了解苔丝的内在品质。功利主义始终强调人都有趋乐避苦的本能，苔丝一家在老约翰死后已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苔丝的委曲求全是值得体谅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伟大的。

　　《德伯家的苔丝》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缩影，侧面反映了19世纪英国经济、政治、思想发展的诸多方面。哈代极力批判工业社会发展对于农村经济的肆虐破坏，对于弱势群体的无尽压榨，对错误价值观念进行质疑与挑战，撕开各个阶级虚伪的面具，抨击腐朽的宗教伦理与错误的两性观念、礼教风俗。以边沁、穆勒、孔德等人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伦理观深刻影响了哈代的文学创作，由此诞生的小说环境与人物形象，真实反映英国农村社会由内到外的异化，人们的生存语境、伦理观念、命运抉择都被功利的观念操控。在社会环境的变迁中，传统的雇佣关系与道德理论开始为象征着财富与权力的资产阶级服务，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受到压榨与迫害。资本主义道德将人们锁困在精神牢笼中，对于挑战守旧道德的异见者们，便用群体的力量进行打压与毁灭。人们在道德驯化的过程中，完全接受了具有功利性的道德训条，一旦违背便会陷入自我的道德谴责与人格否定中，这样的精神状态成为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普遍现象。苔丝的一生，其本质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精神现象所带来的一场悲剧。

　　迷茫的人们在世俗功利观念与走向发展的功利主义之间的两难，实则是在道义与利益之间苦苦挣扎。从小说的主角到配角，有人在利益面前显露出虚伪狡诈、软弱无能，有人牺牲中表现出坚定无疑、情谊关怀。作品中人物命运抉择所表现出的人性复杂面，是哈代对道德伦理体系的重新思考，功利观念会带来有形无形的伤害，也能展露美好的人性光辉。苔丝在哈代眼中始终是纯洁的，对于苔丝在利己观念横行时代中宝贵的“利他主义”精神，在黑暗的时代中展现出人性的伟大光辉，哈代示以极高的认同与赞扬，同时引发世人对于“纯洁”“贞洁”观念的思考。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功利”二字的思考不再是肤浅的“功效与利益”的索求，正确看待生活中的“功利”问题，正确处理“利己”与“利他”的关系，更应该成为当代人的素质追求。

　　人应当为社会、为人类谋取福利，将仁爱视作人类的最高理想。哈代在小说中，也将苔丝描绘成宽容、诚实、仁爱的化身，象征着人类最高尚的精神美德。哈代对于苔丝悲剧命运的创造，是对于当时黑暗制度与腐朽伦理的深层思考。在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过程中，人应该以何种理念与行为自处；在功利选择面前，如何把握人性的善与恶。苔丝的悲剧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腐朽伦理、宗教训条的抗争才能获得生的希望，不要成为旧道德的奴仆，不伤害他人利益，合理追求自己的幸福才是最正确的选择。面对自然与发展、现实与宗教、功利与人性的诸多矛盾，哈代在一条黑暗的道路中努力探索，渴望通过人性的温暖纯良与社会的制度改善，去突破所处时代的现实与精神困境，追求社会与人性的和谐状态。对于“功利”问题的思考，成为探索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哈代的成就不仅仅停留在文学艺术上，更重要的是他对于人类精神家园的建设，这已然具有了跨时代的社会意义。

　　本文通过解析19世纪英国盛行的功利主义学说与哈代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之间的联系，着重探讨了功利主义思想对作者创作与小说思想环境构建、人物命运抉择等方面的影响，并对伦理语境与生命悲剧关系进行创新性思考。希冀通过本文的解析，探究以边沁、穆勒、孔德等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思想在打破旧时代封建宗教观念的同时，是否对哈代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判断标准产生深远影响。当然，关于功利主义对于哈代悲剧美学的影响、进化论对于哈代命运观念、宗教观念的影响等方面，还需要以后进一步研究，以得到新的思考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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