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浮生六记》中夫妻之情的情感内蕴

　　《浮生六记》的书名取自李白在《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的诗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1]李白：《李太白全集·下》，【清】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2页。]]。作者沈复亦借此题寄予了自己对生命的思考。书中记述了与陈芸琴瑟相和、缱绻情深的闺房之乐；记述了普通文士在清贫生活中的闲情逸趣、对美的鉴赏；记述了人生浮沉、漂泊无依、坎坷离愁之苦；记述了各地风景名胜、奇闻异观、游历之快。全书文风朴素自然，不事雕琢，但贵在一个“真”字，如冯其庸评《浮生六记》道：“我喜欢这本书，第一是因为作者沈三白写得很坦率真实，不论是哪一章，都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事真情亦真，最令人感动的莫过于与妻子陈芸的夫妻深情，二人之间并非只是普通的夫妻之情，更有着一种超越夫妻关系的文化情感。

　　自《浮生六记》的手稿为晚清文人杨引传于苏州冷摊上发现以来，对此书的研究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历程，早期对《浮生六记》的研究多集中在考证方面，主要研究的问题有：对沈复生卒年的考证、对沈复游历琉球时间的考证以及对于足本后二记真伪问题的争论。随着《浮生六记》的研究进入兴盛期以来，其研究方向与研究角度逐渐多样化，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时期的研究类型粗略分为三大类，即艺术成就研究、陈芸形象研究、思想内容价值研究。近几年对《浮生六记》的研究则更为细化深入，研究视野也更加开拓，除了陈寅恪、俞平伯等老牌学者，也出现了一批例如张蕊青等的中青年学者，将对《浮生六记》的研究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研究方向涉及到沈复思想、写作手法、文体论争、英译本研究等多个方面。但纵观这些研究，似乎对于夫妻之情的研究较为稀少且不够系统，部分论文中虽提及了夫妻间的情感，但研究并不深入，只是浮于表面，故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拟通过“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思路对夫妻情感进行深入详细的分析和探究，通过文法研究等方法探究隐藏于夫妻情感背后的更深层次的文化情感，发现《浮生六记》更多的文本价值。

　　沈复与陈芸风雨相伴二十三载，时间的流逝，生活的磨砺从未使两人的情感日渐褪色，而是使他们的情感更加坚固并赋予了这种感情更多的层次与内涵。对夫妻情感进行剖析，笔者发现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相识相知时的纯洁爱情，二是互为知音的知己情，三是历经磨难却依旧患难与共的夫妻深情。

　　中国古代婚姻向来由父母为子女做主，讲求的是门当户对，嫁女与娶妻大多考虑的是利益与权利的联合，因此青梅竹马的自由爱情显得格外珍贵。沈复与陈芸之间虽有父母之命，但却基于二人间两小无猜，相互倾心的情感基础。更为难得的是沈复与陈芸的结合完全是出于喜爱，未曾掺杂利益上的考量，彼时沈复尚是衣冠之家，虽算不上大富，但到底吃穿不愁，放到今天来说也算是个中产家庭。而那时的陈芸却是“四龄失怙”，“家徒壁立”，一家三口皆仰仗陈芸的女红度日，沈复下定决心非陈芸不娶只因叹其才思隽秀，柔和淑婉，好在沈母亦爱陈芸之柔和，便未加阻拦，顺水推舟促成了这段佳话。因此这段感情的开端便纯洁而美好。婚前亦发生了一桩趣事，二人因堂姐出嫁之事再次相聚，陈芸料到沈复不爱吃甜腻的枣脯，便暗自为他藏了粥，岂料为堂哥发现，陈芸大窘。虽是一件小事，但沈复只用三言两语便写尽了初恋的青涩甜蜜和未出阁少女的娇羞，脉脉温情跃然纸上。二人婚后，无论是新婚之夜的浓情，沈复求学归来后的重逢，还是共尝虾卤瓜，臭腐乳时的趣味对话，沈复皆以细腻的笔墨写尽了这份情感的纯美，似一块未经雕饰美玉，在漫长的时光中泛着温润的光泽。

　　婚后沈复与陈芸虽琴瑟和鸣，但亦离不开柴米油盐的琐碎和为生计的担忧。夫妇二人的生活始终是清贫的，如沈复言“余夫妇居家，偶有需用，不免典质。始则移东补西，继则捉襟见肘。”[[[1]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沈复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常常难以维持生计，父母亦对二人多有误解并将他们多次赶出家门，再加上沈复兄启堂的离间，夫妻俩失去了大家庭的帮助，无依无靠。但尽管在外颠沛流离、吃尽苦头，陈芸却依旧不曾对丈夫有丝毫怨言，不但对沈复不离不弃，在病中还想方设法为沈复谋生出谋划策。在好友华夫人家养病之时，陈芸便早早想到居此非长久之计，待病稍有起色便提醒沈复自己曾典钗换金借予他人，正巧这人所在地靖江离华夫人家不远，可前往索还。陈芸素有血疾，听闻绣经书可为家庭带来收入，因此在病重期间，她依旧强忍着不适一连绣了十天。陈芸为夫筹划前程，沈复亦不忍妻子担心，为了让妻子安心，他佯装备骡马，实则馕饼徒步外出谋生计。然天妒情深，陈芸到底没能逃脱病魔的利爪，血疾复发的陈芸在弥留之际所言字字句句都透着酸楚与无奈，有作为母亲没能抚育孩子的遗憾，也有为人妻对夫君的担忧和对自己的责备，唯独没有丝毫抱怨与不满。沈复亦许诺：“卿果中道相舍，断无再续之理，况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耳。[[[2]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悲痛之情溢于言表，字字句句都浸透心酸与悲凉，陈芸之死也将夫妻间至死不渝的深情推向了高潮。常说患难方能间真情，沈复与陈芸二人间的同甘苦，共患难的真情是两小无猜纯美爱情的进一步升华。

　　（三）互为知音的知己之情

　　陈芸与沈复的关系，已超越了相敬如宾的夫妻之情，更多的是一种知音之情。沈复于书中言“其癖好与余同，且能查眼意，懂眉语，一举一动，示之以色，无不头头是道。[[[3]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这样的心意相通为二人的相处平添了不少生活乐趣，陈芸为沈复的闺中良友，而“良友”关系的形成亦来源于深层次的文化情感。陈芸虽为女流却通文墨懂诗书，亦有高雅情趣，炎炎夏日便陪同沈复“课书论古，品月评花”消暑。于沧浪亭，我取轩中同沈复谈诗论赋，联诗遣怀，趣味颇丰。沈复受性灵派的影响颇多，为人爽直不羁，爱好自然随性，不喜过多雕饰，陈芸亦是一位诗意的生活家，不爱胭脂粉黛，常素净淡雅，爱好搜集残书破卷。生活虽清贫，但却不失美感，做活花屏，做梅花食盒，布置盆景皆不在话下，表现了不俗的审美与诗性，而诗化亦是性灵的外在表现，暗合了沈复的文化追求与价值观。沈复也未曾以那个时代传统的眼光去审视自己的妻子，而是给了陈芸足够的尊重与平等，不重男女之别，甚至有如“卿来世当为男，我为女子相从”[[[1]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等语，表现出了超乎于时代的先进思想观念。沈复知妻喜爱外出游玩，便鼓励陈芸女扮男装陪同自己一览洞庭君祠的繁华热闹，带领陈芸同游太湖，领略山水之秀美，而这一行为在一定层面上则是夫妇二人对于封建礼教的反叛。文化情感的体现亦表现在二人的对话中，彼时陈芸爱吃虾卤瓜和臭腐乳，而此两样为沈复最恶，沈复便以蜣螂和狗来打趣妻子，陈芸亦不甘下风，将两种食物喻为无盐，虽貌丑而德美。夫妻间的趣味对话俗中透雅，趣味尤甚。尤其是陈芸最后的那句“情之所钟，虽丑不嫌”[[[2]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更是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远超俗世生活，是基于世俗生活的文化对话。

　　沈复并非酸腐文人，他天性落拓自由，不喜约束，且有超乎时代的平等观念。陈芸亦非普通闺阁女子，不但精通女红，能操持家事，同时也略通诗词，盆玩之道，颇具慧心，在清贫的生活中也把每一天过成诗，是个活脱脱的生活美学家。二人兴趣相投，观念相似，自然是珠联璧合，夫妻情深。但二人间有如此深厚的情感并非仅仅是个人原因，也受到了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

　　1.对本真的追寻

　　沈复于乾嘉时期写作完成《浮生六记》，这一社会大背景下的文学创作摆脱了文以载道，宣传教化的传统使命，再加上性灵说，心学等的出现使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将目光渐渐由对外在事物的追寻转向了对内的探索，自我意识开始觉醒。黄卓越在《闲雅小品集——明清文人小品五十家•中年的天真》[[[3]黄卓越：《闲雅小品集观——明清文人小品五十家·中年的天真》，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中认为中国文人在明清时期恢复了天真，性灵开始复归，从而走进了“此心安处是故乡”的彻悟中。沈复亦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浮生六记》中沈复自我意识的觉醒表现为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本真的追寻。

　　“本真”的追寻首先体现在著书的目的和内容中，在卷一中沈复就提到了写作《浮生六记》的原因是“天之厚我，可谓至矣，苟不记于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若必考订其文法，是责明于垢鉴矣”[[[1]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不同于大多数文人著书立说是为流传后世或是使书中之理明于后人等的目的，沈复写书只是因不忍辜负苍天待他之厚，所以才将真人真事付诸笔墨，不带任何功利性的目的，并且《浮生六记》最初也是以手稿的形式被清代文人杨引传在苏州冷摊上发现的，若真的想要传于后世，恐怕也不会在光绪年间才被偶然发现并且已失掉了后二记，此为沈复本真的一方面。纵观全书，书中的叙述虽平淡朴实，文字不事雕琢，但读来却令人动容，自被发现后，不断被刊印并畅销海内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也在于一个“真”字，沈复本真的生活态度在创作中就表现在对真实际遇的描写和真情实感的流露中。卷一《闺房记乐》是整本书的精华所在，记录了沈复与妻子陈芸二人平淡却甜蜜的生活，自古以来文人喜欢描述才子佳人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也记录名妓狎玩之事，但以如此深情描写自己的夫人，且将闺房之乐置于卷首，实在罕见罕闻。最为难得的是书中也有对于性爱的大胆展示，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人们对闺房之事通常是难以启齿的，若是稍有涉及，不免会有淫秽之嫌，但沈复却敢于突破礼教的束缚，展示性爱之美，这也是沈复本真个性的张扬。

　　三白对于本真的追寻还体现在其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多样化的审美之中，封建社会通常强调秩序以及三纲五常、尊卑之别，女子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而沈复在同妻子交谈时却说：“来世卿当作男，我为女子相从。”[[[2]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在女性不得随意抛头露面的年代，为了能让妻子一览水仙庙神诞时“花光灯影，宝鼎香浮，若龙宫夜宴”的热闹之景，沈复鼓励妻子戴男冠，着男装，悄悄携她共赏胜景。这是对封建礼教的突破和挑战，是率性不拘的本真美的体现。沈复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仅以四处做人幕僚为生，再加上家庭内部的矛盾，自己与妻子也不被父母喜爱，夫妻二人的生活可以说是清贫的，但他们并非如普通夫妻一般，整日困于柴米油盐而失了生活的乐趣，在捉襟见肘的生活中，二人亦是安贫乐道，常常在一起品诗论文，作画饮酒，相与观赏良辰美景，寻物外之趣，即便被家人赶出家人寄居萧爽斋时，也不改其乐，追寻自然本真的生活态度，大有魏晋风度。作为一名文人，沈复亦有着自己独到的审美情趣和格调，不喜随波逐流，在《浪游记快》卷首，沈复自评曰：余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即论诗品画，莫不存人珍我弃、人弃我取之意。[[[3]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页。]]在插花方面，他强调“起把怡紧”“瓶口怡情”，使成品看起来自然而有疏瘦古怪之美，有世外之趣，在种花盆景方面，他认为剪裁盆树时“不可光留左右，以避赤胸露背之病，又不可前后直出”[[[4]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种水仙时，他手边没有灵璧石，便创造性地用炭代替石头，再取大小五七枝黄芽菜植与盘内，黑白分明，竟颇有趣味。无论是养花种草、插花盆栽还是垒石叠嶂，沈复都有着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并且追求一种自然真实又带着古怪疏离的美感。

　　沈复既能将陈芸视作知己，惺惺相惜，可见陈芸亦是性情中人，本真的追求在她的身上也有着充分展现。陈芸身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大环境中，但她并没有受到这一思想的束缚，从小便展现出了不俗的文学资质，在幼时学语时，口头教授她《琵琶行》她便能立马背诵下来，家中清贫，无人教她识字，她便从书院中偶然得到的一卷《琵琶行》里挨字而认，始能识字，后又在刺绣的间隙中自学吟诗作对，且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的妙句，才思隽永，灵气动人。然陈芸之慧心不仅在笔墨，亦在女红，陈芸家境并不好，全家几乎都靠着她做女红来补贴家用，尽管家徒壁立，陈芸依旧靠着她的一双巧手让弟弟上学能够修脯无缺，如此德才兼备，实是封建社会下的理想女性。她不像普通女子那般无趣，只知柴米油盐，也不像一些大户小姐那般端庄自持，尽管能识文段字，她亦不曾自命不凡，而是贤良又活泼，聪慧又可爱，尽显性灵真趣。陈芸的个性与审美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沈复有相似之处，在品诗论文上，陈芸有着自己的独到看法，她认为杜甫的诗锤炼精纯，格律严谨，而李白的诗潇洒落拓，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喜爱，所以她更爱李白胜过杜甫，陈芸喜爱李白诗活泼洒脱的情感实际上也暗合了当时盛行的性灵思潮中“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精神，从陈芸论诗我们可以看出她实际上已将性灵思想部分融入了自己的观念和意识中，并在生活中不断践行，因此她在日后能够冲破礼教束缚，在沈复的怂恿下着男装和他一同去洞庭湖祠看花照；与沈复以及船家女素云三人泛舟湖上，揽太湖胜景，待月快酌，射覆为令；她喜好素净，将陪嫁珠钗悉数赠与弟妹而不以为意，独独爱好收集破书残画等等这些不同于寻常女子的举动爱好我们便不会觉得超乎想象，反更觉她灵动可爱，这也是陈芸追寻本真，洒脱性灵的体现。

　　陈芸的本真亦在于她的善，沈复说她是“深于情者”，宗白华认为深于情者，不仅能够体会到哀感，也能够悲天悯人[[[1]宗白华：《艺境——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陈芸对于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都怀着真心真情，修剪盆景时她因怜花惜叶，所以不忍心修剪太多，一花一木都给以精心呵护，盆架被猫打碎后，她落泪不止，不仅有对精心经营的景观付之东流的痛心，也有对花草无端死去的悲悯，在她心中，草木皆有情，在刺死昆虫做盆玩时，她内心亦不忍，深感罪过。在看戏曲《残别》时因剧情悲伤，独自回屋落泪许久，惹得朋友们笑话，以上种种，我们皆能体会到陈芸纯善的人格之美。

　　1.社会对下层寒士的影响

　　沈复在书中自称“贫士”，士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存在，士的概念和地位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在殷周时期，士这个词开始在各典籍中出现，例如在《诗经》中就有“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2]佚名：《诗经》，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等，而这一时期的士与现今的含义有很大不同，多指的是从事劳作的男子，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士的含义开始逐渐发生转变，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3]孟子：《孟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这一时期的士已不再是对普通男子的通称，而是区别于普通百姓，成为了一个特定群体的称号，这也标志着“士”这一社会阶层的诞生。古代的士子唯有靠着依附王公贵族才能够施展自身的才华和抱负，这一特点也决定了士对于上层社会具有很强的依赖性，随着封建王朝的建立，封建制度的形成，士子对上层社会的依赖愈发严重，以至于形成了士子的一种普遍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在外则表现为对于“仕途经济”的渴望，努力读书便成为了求取功名，实现人生理想和自身价值的最好途径。然而沈复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即康乾时期，虽然正值太平盛世，社会稳定而繁荣，但却隐藏种种矛盾和危机，封建官僚体制经过百年的洗礼，已充满了斑驳锈迹，官场腐败不堪，乾隆皇帝本人亦崇尚浮华，与雍正皇帝的简朴务实不同，他好巡游作乐，极喜铺张浪费，生活奢靡。上行下效，当时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地方官员，皆是声色犬马，贪婪无厌，以致国力日渐衰微，到了乾隆三十年后，清朝官员的贪腐程度到达了顶峰，一系列贪腐大案的揭露拉开了序幕，首先是震惊朝野的两淮盐案，官商勾结，涉案银两达到一千多万两，此后又有甘肃冒赈案、山东库银案等等贪腐案不胜枚举，大多文士目睹官场的黑暗腐败感到极其失望，沈复虽未曾入仕，但作为游幕亦遍览名利场之污秽龌龊，清高洒脱如他，自然无法忍受热闹场这卑鄙、不堪入目之状，且幕僚还需“轮蹄征逐，处处随人”对人极尽谄媚。沈复是明清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士子之一，士子的人生态度历来就有着“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这相互关联的两方面。这是因为中国士子在自觉地实践着儒家教义的同时，也受到影响中国文化传统的另一思想体系道家思想的影响。而道家思想的精髓是“无为”、“出世”。当“兼济”的理想被严酷的现实辗得粉粹时，士子们不得不向严峻的显示妥协，退而自守，以另一种态度去面对人生。事实上，在封建社会时期，想要实现“兼济”的理想也绝非易事，且不论步入仕途这一过程对于普通士子的不易，政治观点的不同，利益的冲撞很容易将人卷入朝堂斗争的漩涡中，稍有不慎轻则流放，重则丧命。在这种情况下，大多士子选择退而自守，才华横溢如白居易，早年所写诗歌大多为抨击时政，颇有兼济之心，但是一旦触及了权贵，便也只能“世事从此不开口”了。故沈复便选择了逃离，远离官场，独善其身。

　　清中期的苏州市资本主义萌芽最早，亦是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商品经济飞速发展，推动了工商业的繁荣，商贾的社会地位开始提高，再加上清期的纳捐制度使得商人最终也可致仕，人们对于商贾的认识开始改观，这一社会现象的出现带来的是以财为重的社会风气的风靡，士人重利重名之心胜过重道，清朝时期儒林人物形象便是典型，他们早已失却了求学的初心，不知“道”为何物，只终日汲汲于功名，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便有着对这类人的刻画，颇为讽刺，这一类人的出现使得士风日下，文士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文士这一阶层的整体社会地位也出现了极大下降。清中期文字狱的频繁打压更是让文士们噤若寒蝉，不敢触及时政，挫败感便油然而生，在重重重压下，士风日渐颓靡。彼时的社会表面虽是一派繁华之象，却掩盖不住从内里散发出的沉闷与腐朽的臭气，在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空有表面浮华的时代，士人们开始颓靡迷茫，沈复亦不例外，正如宇文所安在《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中所言：“沈复的世界始终是一种玩物。”[[[1]【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郑学勤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9页。]]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他的内心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倦怠，只是终日沉浸于自己所构建的小世界中，在诗酒中消耗着岁月。

　　官场的黑暗腐败让沈复这一类自命清高的文士倍感寒心，这些文士空有一腔才华与抱负却感到无处施展，在儒林俗化的社会风气下，文士的社会地位和身份都受到了空前的打击，文士这一身份不再如从前那般受人尊敬和爱戴，这类士子上不得统治阶级的爱重，自己又不甘屈就，下不得平民百姓的尊敬，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堆积在一起加重了文士对于社会和政治的失望，将目光由社会转向了家庭，试图在闺阁生活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陈芸这一类的闺阁佳人们便成为了抚慰士人政治失意的一剂良药。

　　2.苏杭文化底蕴对陈芸的浸润

　　陈芸这一女性形象最有魅力的一点在于她不仅是一个善解人意，温柔可人的妻子，还是一个略通诗词歌赋，喜爱读书，有着独特审美见解的精神伴侣。但是陈芸家境并不是很好，四岁失怙，作为长女的她自然而然地要承担起部分生活的担子，一家的生活开销都仰仗陈芸做女红来供给。不过封建社会向来不鼓励女子识文断字，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就算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大多也不过是学一些《女诫》、《女论语》等要求女性遵守所谓“妇道”和三从四德的书目，但陈芸为何家境贫困，却能够识文断字且略通吟诗作对？书里没有详细的交代，笔者认为陈芸有如此才华，一是得益于她的天资聪颖，幼时得他人口授《琵琶行》，陈芸凭借过人的天赋，口授而能成诵，后偶然与书院得到了一卷《琵琶行》，便挨字而认，始而能够识文断字，《琵琶行》让陈芸感受到了文学和文字之美，继而产生了强烈的学习欲望，但仅仅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便让陈芸日后有着能够吟颂出“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和“兽云吞落日，弓月弹流星”之类韵致优美的诗句的才华是显然不够的，最重要的一点原因便是得益于苏州一带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康乾时期兴起的女子作诗的风潮。要谈文化首先离不开经济，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苏州市明清时期最为繁华的大都会之一，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文化的发展，《皇朝经世文编》称：“东南财富，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1]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785页。]]。苏州有着较浓郁的文化氛围，这也让其获得了“士大夫必游五都会之一”的称号。文化的繁荣必然会带动书市的兴盛，当时苏州书市被列为四大书市之一。苏州书市有两大特点，一是刊本数量多，二是刻印质量高，胡应麟也称苏州、常州所出的刻本为刻本中的上品，苏刻本也有众多种类，经、史、子、集皆可在苏刻本中寻到踪迹。根据统计，苏州在明代市民文学版刻数量上为全国之最。在这样一个文化高度繁荣的社会背景下，生长于苏州的陈芸自然受到了不少文化的熏陶，由此让她萌发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其次，明清时期女才子，女诗人辈出，尤其是苏杭等地，前有写作《啸雪庵诗集》的才女吴绡，位居秦淮八艳之首的奇女子柳如是，到了乾嘉时期又有蕉园七子，苏州女诗人中影响较大的吴中十子，袁氏三妹等等，一个个女才子，女诗人的出现自然让本就深受文化熏陶的陈芸更加向往，在做女红之隙自学诗文，渐通吟咏，陈芸的诗才也是苏州一带深厚文化底蕴的体现。

　　康乾时期社会对于闺中女子识字吟诗的态度逐渐变得更加包容，女才子和女诗人越来越受人尊崇，这也为沈复发现并倾心于陈芸的诗才提供了契机。其次封建大家长们也意识到若娶得一个识文断字的明理女子能够对后代子嗣的教育和处理家族事物能起到很大帮助，书中记述陈芸嫁到沈家后，沈父知其能够识字写字，就让她代笔家书就是很好的体现。

　　1.性灵说对夫妻二人的影响

　　明清时期理学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等学说极大压抑了人的本能，随着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人们逐渐希望从这种思想重压下解放出来，因此有了陆王心学，开始关注人的内心，后又有李贽的“童心说”等，为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说提供了发展空间，到了清中叶，也就是乾隆五十年到袁枚逝世前，性灵说达到鼎盛时期，此时性灵思想已不再仅仅局限于诗文创作，而是扩大了辐射面，涉及到戏曲，小说等领域，慢慢拓展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性灵说发展的鼎盛期恰好是沈复与陈芸生活的年代，因此也在多方面极大地影响着沈复陈芸夫妻二人。

　　性灵二字，拆分开来解释：“性”即使指人的自然天性，“灵”往往指人的自然意识和自然本能。性灵说强调要解放人的自然天性和个性，正如袁枚在《再答彭尺木进士书》中说的：“人欲当处，即是天理”[[[1]袁枚：《袁枚诗文选译》，李灵年、李泽平译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沈复和陈芸在性灵说的影响下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对自由的追求和个性的张扬，沈复亦不喜拘泥于各种礼节，自评曰：“余性直爽，落拓不羁。”在婚姻早期对于陈芸在生活中的各种琐碎礼节感到十分厌烦，他认为“礼多必诈”，因此“恭敬在心，不在虚文。”对外物沈复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不喜爱“随人是非”，陈芸亦是如此，在谈论杜甫和李白的诗作时，陈芸亦发表了自己的一番看法，她认为杜诗沉郁顿挫，而李诗豪放洒脱，如姑射仙子，有落花流水之趣。对待文学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又喜李白的豪放洒脱之风，这无疑是对于性灵思想和观念的内化，夫妻二人在日常生活中也颇有一些离经叛道的意味，例如沈复为了让陈芸一赏洞庭君祠的“花照”，怂恿陈芸穿男装并携她悄悄出门，陈芸亦欣然应允；再比如沈复要随父去吴江吊唁故人，陈芸听闻去吴江需经太湖，便主动要求沈复带她同往好一览太湖胜景。这些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看来都是不符合礼教的，但二人却乐在其中，这正是性灵思想在夫妇二人日常生活中的外化表现。

　　性灵说还提倡将“会心”和“妙思”的思想带入到生活中去，这一点也在夫妇二人的日常生活中有着很好的体现。沈复在种植水仙时以炭代灵璧石，再取黄芽菜植于盆中，使得盆景黑白分明，颇有意趣。又以老篷子、蛋壳、燕巢泥、天门冬制作了一种新盆景，十分有趣可爱。而陈芸在生活中的“妙思”更多，在选择瓶花时，她想到可以通过刺死昆虫，用细丝捆住昆虫的脖子固定在花草间，再根据自己的想法整顿触须和虫足，或抱梗，或踏叶，便可营造出一种自然别样的美；寄居锡山华夫人家时，陈芸为缓暑热，制作活花屏，既可避热，又可随意移动，极为方便实用。在夫妻二人清贫的生活里，陈芸也能用最低的成本创造高质量的生活。根据沈复的生活习惯，她创造性地制作了既实用又美观的梅花食盒；将茶叶置于荷花心中，并以雨水烹调，让茶香更浓。夫妇二人皆以性灵思想涵养人生态度并在生活中不断践行，虽清贫却将生活过成了一首诗，达到了一种超然、自由、和谐的人生境界。

　　2.亦妻亦友亦妓的文化关系

　　学者程章灿在《<浮生六记>芸的形象分析》中指出，沈复与陈芸之间是“亦妇亦友，亦男亦女，亦妻亦宾（乃至亦妓）”[[[1]张宏生：《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64页。]]的关系，笔者也深以为然。在生活中，陈芸扮演的首要角色便是人妻，作为妻子，陈芸是首先是温柔贤良的，沈母能够同意沈复迎娶陈芸也正是因为“爱其柔和”，初嫁入沈家时，她能够“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每见朝暾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2]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在结婚初期，她作为妻子能够很好地照料丈夫家中的事物，并不曾有任何过错，勤劳贤惠。作为儿媳，陈芸亦是对老人十分孝敬顺从，在婆家极力讨好翁姑，对于公公和婆婆的要求皆一应满足，甚至受了委屈，也忍气吞声，相继为沈复生下了女儿青君和儿子逢森，完成了一名传统妇女传宗接代这一件大事。在照顾小家庭方面，陈芸也是无微不至，聪慧能干。沈复的衣物等皆出自陈芸之手，衣服虽破旧，但总是平整干净的。既孝且贤，娴女红且温柔可人，从这一点来看，陈芸无疑是封建社会中的理想妻子。

　　但沈复与陈芸鸿案相庄，年愈久而情愈密，并非仅因陈芸是一名贤良的妻子，更因为陈芸是沈复的知己。在书中沈复曾明确提出陈芸是自己的“闺中良友”。相处时间愈久，陈芸愈了解沈复，“能查眼意，懂眉语，一举一动，示之以色，无不头头是道。”[[[3]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陈芸的爱好亦与沈复相同，都爱读书吟诗，颇有魏晋之风。在沧浪亭消夏时陈芸陪伴沈复“课书论古，品月评花”，在闺房中共读西厢，沧浪亭论诗，在一定程度上，沈复与陈芸之间淡化了性别的界限，陈芸沈复评介陈芸曰“颇具男子之襟怀才识”沈复亦曾想象过陈芸为男子，例如他曾言：“苟能化女为男，相与访名山，搜胜迹，遨游天下，不亦快哉！”[[[4]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携陈芸观“花照”时，沈复提议让她着男装，并在外称陈芸为表弟。

　　除却妻子与朋友的这层关系，笔者认为陈芸与沈复的关系也类同文士和妓女的关系。文人狎妓，自古有之，明清时期尤甚，在封建思想的影响下，女子都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良家女子善于玩弄丝竹，吟诗作画往往是不被社会所认可的，所以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大多是文盲，不懂诗画，不会吟诗作对，而中国古代文人受儒家出世思想的影响，常怀有“为万世开太平”的豪情，而这些襟怀与诗情是妻子常常无法理解的，再加上大多数文士无法真正在外施展开抱负，故需要一个异性来抒发感情，获得安慰，而青楼中的妓女则往往具备这样的文化素养，所以妓女便成为了文士抒怀的最好对象。陈芸并非只是传统的妻子，她具备一般妻子所没有的才学和诗性，能够在精神方面与沈复进行沟通，观书中沈复与陈芸，船家女素云泛舟太湖上嬉戏喝酒，射覆为令；闺中和沈复比肩调笑；鬼节和沈复邀约畅饮，联句遣怀，种种行为似已超出一般夫妻之间相敬如宾的感觉。沈复在扬州狎妓时，亦选择了与陈芸身量类似的妓女喜儿。

　　《浮生六记》中的情感之所以能感人至深，也与其表现方法密不可分，沈复写作看似随性，不讲文法，文体也不甚明朗，但仔细阅读，亦可发现其运用了多种表现方式对于夫妻情感进行叙写。

　　在对《浮生六记》研究的一百多年里，其文体历来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一个点，因其既有小说的叙事性，又兼散文的抒情性。《浮生六记》全书包括六记，后二记已散佚，前四记并非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进行叙写，而是运用了时间并行，空间交叠的叙事方法。以夫妻二人苦乐交织的生活为主线，穿插了家庭矛盾，盆景赏玩，出游会友等等。在叙事方式上继承了《史记》的互见法：即同一件事可能会多次出现于四卷中，但是在叙述上并不重复，且可以相互补充。例如在《闲情记趣》中只写沈复与陈芸寓居锡山华夫人家中，陈芸为避暑做活花屏，但对于为何寓居华夫人家中作者没有交代原因，后在《坎坷记愁》中才写到夫妇二人是因家中矛盾，再加上讨债者日日上门，陈芸血疾复发，才不得已悄悄离家，暂居华夫人家中。

　　全书在叙事时详略得当，且采用留白的手法，语言朴实优美，例如在《闲情记趣》中的一章，作者全篇着墨点在于芸娘为满足沈复与众友人对花热饮的想法，生出了雇馄饨担的妙计，用最低的成本让众人得以赏美景，品佳肴的一段美谈，此为详写。在文章后半段又以简洁的语言叙写了陈芸发明梅花食盒，以旧竹帘替代栏杆，将茶叶置于花心，并以天泉水烹茶三件事，这三件事是略写。沈复通过详略分明的描写让陈芸冰雪聪明，贤惠温婉的形象跃然纸上，疏密有致，张弛有度的叙述使文章更为清秀雅致。在对闺房之事的描写上，沈复将留白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先详写夜半归来与陈芸共读，趣谈《西厢》，营造出一种温馨，甜蜜的氛围，后与陈芸比肩调笑，沈复“戏探其怀”，问陈芸道：“姊何心舂乃尔耶？”通过一系列动作和语言的描写将闺房中的挑逗情趣点出，充满了浓情蜜意，后又写“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情感到达高潮，对后发生的事则以一句“拥之入帐，不只东方之既白。”一笔带过，巧妙留白，给人以无限遐思，这段闺中之情的描写可谓是“乐而不淫”，留白的手法极好地体现出了夫妻之间的性爱之美，有着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力量。

　　文章中还采用了夹叙夹议的表现手法，由于写作《浮生六记》时作者已走过半生，对于已发生的事情进行叙写时便处于上帝视角，记录前半生经历的心酸苦乐时不免百感交集，因此便将种种思考融入了笔端，形成了夹叙夹议的表现方式，夹叙夹议的好处在于叙述是对于事物的理性描写，恰到好处的议论则是作者富有感性或哲理的情感抒发，为理性的叙述注入感性和一定的思辨色彩，从而使文章情感和内涵得到进一步升华。例如在写到陈芸去世这一段时，先以细腻的文笔详细叙写了陈芸弥留之际的痛心场景，接下来便发出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肺腑之言“奉劝世间夫妇，固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过于情笃。语云：‘恩爱夫妻不到头。’如余者，可作前车之鉴也。”[[[1]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97页。]]此段议论是作者痛到深处的无奈，饱含心酸与痛苦。夫妻恩爱是大多数人的心愿，然而恩爱夫妻却大多无法白头，如同沈复与陈芸一般，本是神仙眷侣，然天妒情深，陈芸中道相舍，唯流沈复一人漂泊与天地间，这是愿望与结果的背离，也是恩爱夫妻的悲哀。此段议论将文章的情感推向高潮并进一步升华，使读者亦能感受到作者之悲。在卷一中沈复亦多次使用了夹叙夹议的手法，例如在鬼节，夫妻二人联句遣怀，邀约畅饮时闻“鬼声”陈芸受惊，对于此事作者在结尾处评论道：“真可谓乐极灾生，亦是白头不终之兆。”[[[1]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此句议论使全文蒙上了淡淡的忧情，也体现了作者的“天命观”等思想。

　　全书的语言风格清新明丽，生动活泼，于朴素的描写中透露出浓浓真情，这也离不开口头和书面语结合的叙述方式，全书采用文言进行叙写，文言文的优点在于简洁，精炼，缺点在于较死板，晦涩难懂，而口头语的优点则在于生动活泼，弱点是如若运用不当便会显得粗俗，不够正式，而《浮生六记》则是取二者精华，又去了糟粕，使得文章语言清新活泼，具有一种朴素的自然美。例如在我取轩中与沈复谈笑时陈芸有语：“白字有缘，将来恐白字连篇耳。”[[[2]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在吴语中，“别”音同“白”。方言的运用让文章有了生动活泼之感。

　　《浮生六记》的抒情性较强，全书以情动人，在抒情时，作者也采用了多种抒情手法，有直接抒情、以理衬情、穿插抒情、以景写情等等方法，但受到作者本人朴实自然文风的影响，在抒情手法的选择上，沈复大多采用的是直接抒情的方法，尤其是在表达较为强烈的感情时。例如在写陈芸逝世时，沈复写自己当时的心境：“当是时，孤灯一盏，举目无亲，两手空拳，寸心欲碎。绵绵此恨，曷其有极！”[[[3]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将爱妻中道相舍的悲痛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此种痛苦无需借助其他艺术技巧，直白地进行表达更能够让读者体会作者心中极大的悲痛，更感“此恨绵绵无绝期”。沈复也正是通过这种直接抒情的方式，从而将悲情推上顶峰，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情感震撼。在表达同妻子的的甜蜜爱恋之情时，沈复也毫不扭捏，将夫妻间的深情直接展示了出来。写新婚期间夫妻二人的相处状态是“自此耳鬓厮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再比如写新婚后的小别：“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语，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如化烟成雾，觉耳中惺然一响，不知更有此身矣。”[[[4]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通过直接抒写当时的感受为我们描绘出了小别的恩爱夫妻再次见面时万般柔情涌上心头，一时竟无语凝噎的状态，更加深刻地体现了沈复夫妻二人别后重逢的浓浓情思，使人读来亦能体会此间真情，正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对于婚后二人间的浓情蜜意，沈复又直言：“鸿案相庄廿三年，年愈久而情欲密。”[[[5]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时间并未冲淡二人的脉脉情深，反而让他们更加恩爱，更有默契，以致沈复对夫妇间如若没有嫌隙则无法白头偕老的说法颇感怀疑。陈芸生活中常有妙思，沈复对妻子的精巧心思亦不吝称赞，对于陈芸将虫刺死绑于花草间，以增加插花的灵动之美的想法，他直言：“求之闺中，今恐未必有此慧心者矣。”[[[6]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短短几字却充满了对于妻子的骄傲和钦佩赞赏之情。

　　以上种种皆体现了沈复对于直接抒情的追求，对于书中的抒情性，学者王韬在《浮生六记》跋中亦评道：“笔墨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于伉俪尤甚笃。”[[[1]王韬：《<浮生六记>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除却通过写作技法来表现夫妻情深，我们更能通过对陈芸形象的刻画感受到二人的绵绵情意，通读全书，不难发现陈芸在沈复的心中是一个几乎完美的妻子，沈复主要通过外貌、动作、语言三个方面塑造了一个活泼，聪慧，温柔娴淑的佳人形象。

　　外貌是人物刻画的重点之一，在《闺房记乐》这一章中便有对于陈芸的外貌描写：“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2]沈复：《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一个灵动秀美，极富韵味，虽微有鲍齿，但瑕不掩瑜的清秀佳人形象。

　　除了外貌描写，书中亦有对陈芸的动作描写。如在陈芸为沈复藏粥这一片段中，陈芸料到沈复夜半归来饥饿，知其不爱吃枣脯等甜食，便暗牵沈复至闺房，“暗牵”二字写出了陈芸对沈复的关心与爱意，但又恐被人发现，故才暗牵，两字写尽了未出嫁少女对未婚夫的关爱和羞涩，后忽闻堂兄呼喊，芸急闭门，“急”字又体现出了陈芸恐为人发现，被人嘲笑的慌张，作者巧妙地运用动作描写便使初恋少女的青涩感跃然纸上，读来令人莞尔。成婚后逢沈复姐妹出嫁，沈复送嫁后夜归，陈芸见沈复归来后“忙回首起立”，小别后丈夫归家，陈芸亦是“起身相迎”，这是对丈夫归来时的喜悦和尊敬。泛舟太湖上时，陈芸与素云、沈复三人嬉闹，“笑挽素云置余怀”又尽显魏晋之风的不拘小节，开放潇洒。

　　书中更多的是对于陈芸的语言描写，有“情之所钟，虽丑不嫌。”的充满哲理之言；有“我笑君子爱小人耳”、“白字有缘，将来恐白字连篇耳”、“妾作狗久矣，屈君试尝之”的活泼逗趣之言；也有“杜诗锤炼精纯，李诗潇洒落拓。与其学杜之森严，不如学李之活泼”的独立见解。从种种对于陈芸的语言描写中，我们能够发现这是一个活泼有趣，对于生活有着独特的审美体验和自己的见解，所思所想亦带着思辨色彩的奇女子。虽然生活清贫，但能够淡泊自守，在生活中发现美感和乐趣，这是沈复与陈芸“年愈久而情愈密”的原因，也是陈芸这一人物形象流传至今，至今仍被广大学者和读者广泛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通过外貌，动作，语言的刻画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立体、饱满，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虽说对陈芸的刻画有可能会带有一定的美化色彩，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沈复的印象中，陈芸几乎完全符合他心目中对于妻子的期待，故而才会对陈芸有这样饱含赞美与怀念的描写，于字里行间透出夫妻二人的绵绵深情。

　　从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来看《浮生六记》，这本书属实算不上多出色，既无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传奇情节，也无长篇大论，给人以深刻启发的哲学之思，只是记叙了一个清中期普通文人半生的酸甜苦辣，是滔滔历史长河中稍一疏忽便会消失的一朵小小的浪花，但这一朵看似不起眼的浪花却写尽了一个普通人的悲喜与无奈。全书语言不事雕琢，不讲文法，唯以真情动人，似是一块有温度的璞玉。

　　在书中叙写的众多情感中，又以与妻陈芸间夫妻之情最为感人，二人琴瑟和鸣，彼此间的默契与温情给读者带来了一种美的享受。俗语说的“贫贱夫妻百事哀”在这对清贫的夫妇身上并未完全得到体现，在陈芸与沈复相伴的二十三年里，两人的感情并未因柴米油盐的繁琐而变淡，这得益于他们之间已不是简简单单、相敬如宾的夫妻之情，更有着类似朋友、妓女等的多重情感，正因在婚姻中陈芸灵活地扮演着多种角色，沈复亦豁达开放，不拘泥于世俗礼教，才有了这段如今看来依旧美好和谐的动人情感。笔者认为从夫妻之情入手进行分析有利于探究《浮生六记》更深层次的文本价值，而针对沈复与陈芸的生活状态和相处方式进行研究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窥见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中下层文士的心理状态，对如今浮躁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如何处理情感问题和亲密关系也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

　　然笔者学识有限，在对夫妻之情进行分析和文本材料的选择上都存在一些疏漏，对于二人情感的文化因素挖掘不够深入，关于夫妻之情的表现方法还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研究和剖析，或是在已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探究，笔者也希望今后能够在这些方面做出更多的探索。

　　[1]沈复.浮生六记[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刘丽珈.《浮生六记》艺术探微——构思•意境[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01).

　　[4]唐梦玲.《浮生六记》美学意蕴探析[D].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5]张苏榕.浅论《浮生六记》的艺术魅力[J].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01).

　　[6]张晨光.论《浮生六记》的现代性因素[D].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7]刘丽珈.《浮生六记》的艺术表现手法[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05).

　　[8]陈颖超.《浮生六记》与清中期下层文士生活[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9]王大为.“久远的回归”——试述《浮生六记》[D].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10]沈志凤.《浮生六记》审美式情感阅读[J].古代文学,2008，(02).

　　[11]刘丽珈.论《浮生六记》的情爱美[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04).

　　[12]胡明贵.林语堂与《浮生六记》及老庄哲学的文化塑形[J].学科新视野,2008,(08).

　　[13]梅素娟.《浮生六记》研究[D].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4]黄卓越.《闲雅小品集观——明清文人小品五十家•中年的天真》[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